陈晓华:从《四库全书》到“四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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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华  

《四库全书》的纂修,因为有乾隆对四库的“古今数千年,宇宙数万里,其间所有之书虽夥,都不出四库之目”的阐释,以及用四库合以全书为它钦定下的书名,注定了它世世的热闹。

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乾隆置反对修书的声音不顾,下旨征书,揭开了四库修书序幕。第二年,正式下旨开馆修书。它的修纂成功,最终为乾隆一朝思想一统画上了完美句号。“达而在上,其单词只义,即足以歆动一世之士。” 从此,乾隆文治武功合一,《四库全书》也以其所承载的大清无限荣光,给自己带来了未来。

确然,承载盛世的《四库全书》,未来会以清朝象征、四库杰作、文化传承者的身份,令后世无法忽视它。四库是中国人的传统知识及思想范式的框架,系联并承载着中国的传统学术学科,以及层级与等次观念。这个可以上溯到西周六艺的四库,自唐代正式形成后,经历代从知识、思想、实践等方面夯实,得以巩固发展,也形成了自己的四库体系,成为东方传统知识及其价值体系的代表。这个体系,形式虽旧,但其命维新。它所系联的知识及其思想与时更新,是不同封建时代的写照,容涵并架构了千年来的传统知识及其思想世界与秩序。这是记录中国传统知识世界的书籍,只是累积与局部渐变,使四库一直稳居其位,没有改弦更张的结果,由此也为构建四库学体系打下坚实的基础。

的确,如同中国封建社会不断循环往复一样,千年来中国人的学术学科体系观念也一直如此。其下的内容,虽然因时代而有所变化,但它的形式,经史子集四部及其顺序,以及建立起来的体系,即四库及其体系,既能框范住内容,也能通过框范内容,展示思想观念,以及层级秩序,进而与统治阶层所需达至默契,所以被统治阶层青睐有加,一直未变。有所变化的仅是四库体系下的四部各类属名目及其归属。而且历朝历代的官方,为巩固四库及其体系,都在其中用力不少。到乾隆时期,学术文化发展到了需要进行全面总结之际,于是酝酿出中国封建时代最大,也是最后一次大型官修书籍活动—四库修书。

深谙四库之本的乾隆,加以自己欲胜古今帝王,成就大治的雄心,必然会在四库及其体系用了一千多年后,在自己的理论认知,在“儒藏说”观念再起、倡议辑佚《永乐大典》、自己下诏征集遗书等现实因素推动下,应和官、学二界之请,下诏对四库及其体系做了一次前无古人的大总结,并率先以四库合全书赐名自己敕纂的书籍,以帝王之尊揭示出四库与全书的实质,钦定下《四库全书》之名,为四库学最重要的文献《四库全书》的问世确立了基调,即要以四库尽括古今宇宙所有之书,整合知识及其思想于一体。由此,四库及其体系发展到顶峰,进入全盛阶段,清代“四库热”也因之而兴。同时,也表明这个时期,有关四库论作足以支撑起一门学问,但因为理论的不系统,所以只能是近源,肇始者自然是《四库全书》之名的确立。一则因为四库学首次出现,是以《四库全书》之学的面目示人的,所以《四库全书》是四库学最重要的核心文献,它的名字的出现就是四库学的开端;一则乾隆对《四库全书》的命名,以帝王之尊道出了四库与全书的实质,全起来,与四库一道肩负起知识传播与思想教化的重任。由此,二者虽然都足以容括古今书籍,但二者的合一,是形式与内容的合一,更强调了体系性,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四库全书》亦即四库体系下齐聚历代典籍的丛书。这是对四库最权威的注脚。书因有四库而有体系,活了

历史上以四库命名的书目,最有名的两次,一次是四库之名产生不久的唐玄宗时期的《四库书目》,它有开先河之功;而乾隆时期的四库,则是历经千年岁月之后,对四库完美的收工。

四库到《四库全书》的过程,也就是书籍体系化,被全面整合赋予了思想内涵的过程。就是说,集能经国可不朽的文章之成的书籍,在统治阶层一方,必然会关注它们为统治服务的一面,思考如何依靠它们来系统持续完善子民思想教化。而这正是四库能完成的重任。当然,思想教化也有多种途径,但学术学科体系基础上的思想训练是一生长期持续完善的思想训练,有其他思想训练达不到的功效。系于统治的长治久安,给予读书人一套完整的学术学科体系基础上的思想教化,也就成为四库必然的使命,需要四库来指明方向。

读懂四库的乾隆,也就集历代四库大成,把全书巧妙融入四库中,成就《四库全书》之名,使之与自己的政治理念融为一体,为自己的文治服务,并对此从文治方面进行阐释。他要以四库体系统摄他的时代的所有书籍,以全面总结古今与宇宙,裁定千秋是非,确立自己时代的价值标准,当然,他并非要完全推倒过往,四库整合全书的抉择,即表明他仍然要在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价值标准基础上,确立自己时代的价值标准。只不过这个标准加入了自己及其时代的理解,是以自己时代的表达方式来确立的,彰显的是自己及其时代的话语权。他自己非常清楚,只有继承基础上的革新,才是有根基的,因此四库合以全书,才是最佳的实现自己文治理想的途径。所以,《四库全书》及其共生品,必然代表乾隆时代的知识及其思想统系,并从知识与思想方面强化四库及其体系。当然,它的“全”,不是不加择别的求全。这就预示着书籍的命运。当然,对此,我們要辩证对待,不能以此去否认它应有的价值与地位。

自《四库全书》问世,续补之作丰富。对《四库全书》的续补,以阮元《四库未收书目提要》开端,到二十一世纪,一直都有人在做着对四库的续补工作。

当然,续补《四库全书》本身,虽然自有《四库全书》之后,就是一项令人瞩目的研究工作,但真正实现学人夙愿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从那时起,与《四库全书》续补有关的禁毁、未收、存目等方面书籍纷纷问世。至于纠谬订误,系于钦定,从民国起,方显成效。

而《四库全书》的流播,自它修书及问世不久,就为日本、朝鲜、越南,以及欧洲知晓或购求。国内方面,则有中央到地方,政府到民间的流播路径。中央到地方,是由皇家四阁到江南三阁《四库全书》实现的。当南方三阁《四库全书》完成,《四库全书》就由中央走到了地方。到民国,公共图书馆接手了它的管理,它也就进入了大众视野,见诸报刊或日记广告,最终完成了从神坛到民间的转身,以文物身份承载着记忆与形象,兼有象征意义,以及政治、文化与社会属性。

在这个过程中,外侵或内乱使《四库全书》仅存四部,其中的文澜阁《四库全书》,还是几经修补,才基本上再成完帙的。抗战期间,存世的四部,又历经艰险,才得以完整流传至今。因此,可以说《四库全书》及其续补流传,其实就是中华学术文化变迁与家国命运史。其间,需要我们深思者如下:一是,当清末民初大变局下,当四库不能容纳所有知识,中西知识界经过一番碰撞后,中国知识界如何抉择,致使固有知识及其价值体系断裂,为西方学术学科体系及其价值体系代替。二是,此后到一九四九年前,四库学及其研究所面临的状况。一九四九年后至今,为何没有弥缝四库退出之后,中国学术学科及其体系方面所形成的与传统的断层,建设与传统一脉相续,契合中国当代文明精神的中国特色的学术学科体系。

至于《四库全书》研究,二十世纪以前,系于《四库全书》的钦定,学界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对四库的补续或条纲系目上,完整系统之作不多,研究成果较少。大都是对传统学术的承续,且不脱有清一代学术主流的表现。这个阶段只能是《四库全书》研究兴起之前的准备时期。民国时期,围绕《四库全书》的整理与保护,学术研究与普及传播,同时开展。

学术研究方面,陈垣有导先之功,余嘉锡与胡玉缙以辨证光耀至今,而洪业以引得、杨家骆以辞典、任松如以知识问答,开《四库全书》普及传播之先河。与普及传播相关的还有《四库全书》的影印、提要的续修等,它们使政商学三界、贵胄士民等都卷入了其中。其时,出于记忆遗产整理与保护,或者借助记忆遗产实现政治目的,或者经济利益者,也都一一登场,浓缩着时代,呈现出众生相。

不过,有着旧学功底的民国时期四库研究者,虽然成就上后人难以企及,但在学术思维上,并没有跳出古典文化路数,缺乏理论提升,加以有关研究者,对四库的研究,目的、动机、理念不一,又为各种因果所扰,所以这个时期的四库研究,虽然领军人物、核心著作、队伍都齐备,但缺少成学的理论与生存土壤,也就只能是研究的初兴。

此外,《四库全书》因清代盛世修撰,传承了中华文化,为清代中华正统身份在文化上的表现,代表着清代无限荣光的背景,遂成为有清一代的文化象征。所以,当清政府退出历史舞台后,自成书以来,经历了沧桑变迁的它,就以既承载清代以前中华文化,也承载有清一代文化信息的身份,再次被加以关注与期许,赋予了新的象征意义,即在国家文物身份基础上,被寄予了文化认同、民族认同价值,地位反而有增无减。这个时期,如何对待《四库全书》,也就成为大家关注的话题。其间,官与民,出版人与文化界,以及中外之间,围绕经济、政治、学术等,出于各自考量、需要与利益,在《四库全书》整理保护等方面,发生了不少纷争。当然,出于政治及其他考量,在清朝最兴盛时期修成的《四库全书》也就势必要被否定,因此《四库全书》的不足被夸大并形成舆论,以致至今仍形象不佳。

从一九四九年到改革开放,中国内地经历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四库研究几于停滞。中国台湾地区也经历了震荡起伏,但值得一提的是,王云五续修成功了四库提要。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内地与港台地区都不约而同地重视传统文化,“四库学”成学的土壤终于形成了,四库研究也进入多元繁荣时期。

一则有扎实丰富的实践基础,一则时代对《四库全书》研究成学发出了呼唤。当时内地与港台地区都出现了传统文化的复兴,传统文化复兴势必带动研究的兴盛,研究的兴盛需要与之匹配的目录书籍,加以《四库全书》的文化象征意义,以及台湾地区有过王云五续修四库提要的基础,于是在台湾的文渊阁《四库全书》再次被各界重视,影印工作也被提上了日程,并完成了影印。

系于《四库全书》的特殊身份,它的影印,既呼应了两岸传统文化复兴,又系联起两岸,再次担负起文化使者与传承者的使命。如此一来,为与影印工作相呼应,对它的研究势必需要从理论上提到一个新高度,而自《四库全书》成书以来,对它的研究,即成学需要的领军人物、核心著作、理论、队伍,其实一直在准备着,至此成学土壤可以说成熟了。于是,与影印工作同步的《四库全书》的“四库学”被提出。

到了二十一世纪,又开始了一个对“四库学”再思考的时代。这个时期,“四库学”内涵与外延得以不断拓展,在时代与学术的双重需要下,回归本原的条件成熟了,“四库学”的四库之学因之而出。

四库学概念的如此变化,一则《四库全书》并非容括所有四库典籍,且当时提出这个概念,有特定需求,未能很好探究《四库全书》之本,随着新时代对传统文化赋予的新使命,自然会引发因内容改变而来的形式变化,即要求作为形式的概念,能跟上新时代赋予四库学的新使命所带来的内容变化的步伐,实现华丽转身;一则四库学及其研究在以下方面有了变化,并且某些变化还是前所未有的。这些变化,一是研究方向与力度有所变化。对《四库全书》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在着重文献研究的同时,加大了思想文化研究的力度。二是有了新的增長点。一方面,随着网络的发展,以及《四库全书》的数字化、四库学公众号的建设,有关四库的网络、数据库建设等,日益为四库学界关注,四库学也就增入了网络化、数字化等方面的研究;另一方面,四库学界加大了对学科建设的思考。自二0一五年以来有关四库学论坛的持续召开、《四库全书》申请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倡议与实践、二级学会的创建、四库学集刊的创办,一定程度引发了四库学热,诸如四库学研究范畴、对象、分支学科、知识与价值体系,以及四库学课程进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基础教育课堂等方面问题探讨的四库学学科建设,遂被四库学界提上日程,并有所建设。

四库学界目前所倡导并走向的知行合一,即整理研究与普及传播并重,从前并未纳入研究视域,如今代表性的普及传播,如四库文化持续进入中小学、图书馆、社区,新抄《四库全书》等实践活动,也成为研究对象,无疑为四库学增添了新内容。以上这些,都为四库学及其研究提供了新的增长点。有诸如此类变化的四库学,必然会带来概念的变化。而概念既然有了变化,也就必然会带来研究对象的变化。

当然,作为后起的四库之学的四库学,一是宣传推介不够;二是从了解到接受的过程,本就需要时间;三是四库本身所表现出的形式与内容的独特性,以及形式与内容二者之间的高融合度,使二者很难完全区分开来;四是虽然只有四库学才是四库实至名归的本位学科,但它并不仅仅是四库学的研究对象,与四库学相关的学科,如当今的二级学科中国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四库也是它的研究对象,如何区别开来,是个难题。当然,这也是四库作为四库学研究对象,没有得到应有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切都加大了把四库作为四库学研究对象来研究的难度。

再者,最初的 《四库全书》之学的四库学概念,四库学的本原四库,是没有被视作四库学研究对象的。因此,四库学的内容与形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实际上是处于对立的。这个对立需要形式自身做出改变,调整好自己,去适应新的内容。有这些前因,必然促使四库学概念完成返璞归真的任务,回归本原。而新时代,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使命,这必然加速促使四库学回归自己的本原—四库。而随着概念这个形式与内容统一,四库学也就回归其本了。这样一来,就既为四库学增添了新成员,又使内容与形式从矛盾对立中走出来,得到了统一。这是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作用于内容,内容与形式对立统一的结果。同时,也不负新时代。

由上可见,关于“四库学”,虽然它的概念最初仅就《四库全书》及其研究而言,且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提出,但它漫长的酝酿期,为它成学打下了坚实厚重的基础,于今,则因学术与时代的双重需要,概念得以提升。不过,四库学成学的道路上,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即无论前、后四库学,成学条件中的理论条件,虽然可以说都具备了,但却未有明确全面系统的总结。这不足为奇,这是因为它的特殊发展历程,以及内容与形式矛盾对立的结果。这会随着一部或多部理论著作的问世而得到解决。

当然,虽然四库学错过了中国大多数学科出现学科概念的民国时期,迟滞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成学,数十年后才回归本原,并倡导整理研究并重,普及传播并行,知行合一,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形成并提炼出了自己的体系,即四库学体系。这个体系是四库及其相关问题按照一定的秩序和内部联系组合而成的整体,是四库系统组成的新系统。

因为书籍是知识的储藏库,我们对古代的了解,大体而言,除去少量没有文字的器物遗迹、深藏地下的文物外,实际上基本全从书籍来,而四库几乎囊括各个时代所有书籍,四库也就基本上容纳了中国传统时期的知识。这些知识被经史子集四部秩序系统化、条理化、规范化,凝聚着中华民族传统的价值观念。就此而言,四库学也就是中华传统知识学,它所反映的中华民族传统知识及其价值,也是它的核心内容,而四库学体系也就是中华传统知识学体系。它集知识、思想、实践于一身,兼具包容性、严谨性、整体性、系统性、开放性。四库学以这个体系及其所蕴涵着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性,彰显出中华文化的曲折历程,反映出中华民族传统知识及其价值取向,以及民族学术个性,可以助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构建,弘扬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保护其中的记忆遗产,也为《四库全书》申请世界记忆名录奠定了学术与理论基础,并且还有不少空白等待發掘,因此它的前景是可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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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读书》2023年9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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