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知常:《中国美学精神》再版后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2 次 更新时间:2016-04-19 12:4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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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知常 (进入专栏)  

  


   从北京大学西门到北海公园有多远?三十三年后,我才搞清楚 ,路程约15.1公里,如果乘座Taxi过去,大约需要花费42元路费

  

   从北京大学西门到雍和宫附近的柏林寺有多远?三十三年后,我才搞清楚,路程约14.24公里,如果乘座Taxi过去,费用大约是46元。

  

   三十三年前,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进修美学,从1983年2月到1984年7月,一年半的时间里,每天只要没有课,我就会一早动身,从自己的租住地——北京大学西门的娄斗桥出发,骑着自行车,到当时还在北海公园附近的北京图书馆或者雍和宫附近的柏林寺(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善本书馆所在地)去看书,风雨无阻,来去约三十公里。

  

   一般的情况下,我都是黎明出发,赶在开馆的时候到达,中午买几个包子,喝一杯白开水。晚上闭馆以后,就在图书馆附近吃饭(例如北海公园附近的饺子店),然后立即骑车赶回北京大学西门娄斗桥的租住地。

  

   现在应该是已经没有年轻人能够理解这样一种近乎疯狂的阅读经历了,因此,以至于我自己也很少会去跟现在的年轻人主动提及自己的这段读书经历,因为我担心他们会完全不信。然而,我又不能不说,我后来的学术研究,也正是从这样日复一日的骑车三十公里来去于北京大学西门与北海公园附近的北京图书馆或者雍和宫附近的柏林寺(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善本书馆所在地)之间起步的。

  

   1985年,我发表了论文《美学何处去》,提出自己的关于生命美学的构想,1985年,我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学术著作《美的冲突——中华民族三百年来的美学追求》。同时,从1984年开始,我有幸在著名的学术刊物《文艺研究》、《学术月刊》等发表了自己最初的学术论文。

  

   而《中国美学精神》则是在1993年出版的,是当时我所出版的第六本书,也是当时我所出版的第四本中国美学方面的学术专著。就在那一年,我三十六岁,被批准晋升为教授。

  

   不过,那个时候我毕竟年轻,尽管十分勤奋,也十分努力,但是,却也毕竟还不太理解“勤奋”与“努力”的丰富含义,而只是出之于一种对于学术本身的发自内心的喜欢。

  

   直到进入了二十三年后的2016年,也就是现在,先是我过去所写的两本书《红楼梦为什么这么红——潘知常导读【红楼梦】》(学林出版社出版)和《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还是学林出版社出版)先后再版;然后,是看到范藻教授介绍,根据他登陆国家图书馆的查询结果:我所提倡的生命美学在国内已经有众多学者参与讨论,几十年中,出版了58本书,发表了2200篇论文(2014年林早教授在《学术月刊》也曾经撰文做过类似的介绍),对比一下实践美学的29本书、3300篇论文,实践存在论的8本书和450篇论文,新实践美学的8本书、450篇论文,和谐美学的12本书、1900篇论文,应该说,这是生命美学的一个不错的成绩(后来,范藻教授又为此而专门撰文,将生命美学称之为“崛起的美学新学派”,文章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3月14日)。再然后,就是在著名的今日头条文化频道、今日头条媒体实验室与南京市“阅读办”等单位合作完成的全国5.5亿用户的大数据调查中,我本人有幸列名“关注度最高的国内五位《红楼梦》研究专家”(依次为:胡文彬、蔡义江、周岭、潘知常、张庆善)。又是然后,我的《让一部分人在中国先信仰起来——关于中国文化的“信仰困局”》一文分为上中下三篇,约4.5万字,在《上海文化》2015年8、10、12期刊出,引起较大反响,《上海文化》为此开辟了专门的讨论专栏,迄今为止已经发表了十几篇著名专家撰写的讨论文章。同时,2016年3月6日,由北京大学文化研究发展中心、四观书院、《上海文化》等单位召开了学术讨论会,专门就《让一部分人在中国先信仰起来——关于中国文化的“信仰困局”》一文展开讨论,任登第、阎国忠、毛佩琦、宋澎、李景林、孟宪实、郭英剑、牛宏宝、刘成纪、摩罗、郭家宏、周易玄、王一、潘知常教授等出席。2016年 4月16日,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学术月刊》编辑部、《上海文化》编辑部再次召开学术讨论会,展开相关的学术讨论。陈伯海、高瑞泉、陈卫平、李向平、李天纲、王杰、许明、毛时安、胡慧林、杨剑龙、王振复、陶飞亚、方汉文、包亚明、张曦、叶祝弟、潘知常教授等出席。著名经济学家赵晓教授还在评论文章中给予鼓励:“这篇文章让我感觉到潘教授实乃人中翘楚、不可方物。”“或许有一天,潘教授能把神学、美学与哲学完美地结合起来,成为中国的奥古斯丁。”“潘教授一系列哲学、美学与信仰的文章,相当了不起、非常有力量。如果潘教授在信仰上有经历和实践,在知识上有神学、哲学和美学的打通,那他很可能会是中国奥古斯丁式的人物。”

  

   同样是在2016年,新春佳节的时候去拜访江苏人民出版社徐海社长,欣然获悉,江苏人民出版社决定再版《中国美学精神》,这意味着:这本书经受住了沧桑岁月的考验,即将重返读者的案头。

  

   记得叔本华曾经在他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的三版序言中说:“这本书第一版问世时,我才三十岁;而我看到这第三版时,却不能早于七十二岁。对于这一事实,我总算在彼得拉克的名句中找到了安慰;那句话是:‘谁要是走了一整天,傍晚走到了,就该满足了。’(《智者的真理》第104页。)我最后毕竟也走到了。在我一生的残年既看到了自己的影响开始发动,同时又怀着我这影响将合乎‘流传久远和发迹迟晚成正比’这一古老规律的希望,我已心满意足了。” 当然,我不敢说我已经“走到了”,更不敢说,我已经“该满足了”。但是,一本书能够在出版二十三年之后又被人记起,无论如何,都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

  

   更何况,我已经离开美学圈整整十五年了。

  

   但是,也因此,我要说,直到二十三年后的2016年,我才突然理解了“勤奋”与“努力”的丰富含义。须知,现在的“成功”已经被所谓项目、奖励、核心期刊等重新定义了,我也很为此而不太适应。可是,2016年的时候我所遇到的种种,却让我突然彻悟:项目、奖励、核心期刊等等固然重要,但是,对于学术本身的发自内心的喜欢以及因此而导致的“勤奋”与“努力”,却更加重要。爱因斯坦在庆祝普朗克六十岁生日的时候说:普朗克是“专心致志于这门科学中的最普遍的问题,而不是使自己分心于比较愉快的和容易达到的目标上去的人。我常常听人说,同事们试图把他的这种态度归因于非凡的意志和修养,我认为这是错误的。促使人们去做这种工作的精神状态,是同宗教信奉者或谈恋爱的人的精神状态相类似的,他们每日的努力并非来自深思熟虑的意向或计划,而是直接来自激情。”这祝词说得何等之好!人生就是在路上,然而,每个人都“走了一整天”,可是有谁能够在“傍晚走到”?又有谁应该“满足”?显然,命运更加青睐的是那些对于学术本身的发自内心的喜欢以及因此而去“勤奋”“努力”的人。

  

   无疑,在“走了一整天”之后,有了这样的彻悟,那也就是在“傍晚走到了”,并且“就该满足了”!

  

   当然,我还要继续“勤奋”“努力”。不过,不是因为项目、奖励、核心期刊,而是因为对于学术本身的发自内心的喜欢。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有了再版的机会,但是毕竟时间仓促,前后大约仅有一个月的时间,因此,我没有可能把全书重新修改一遍,而只能采取局部调整的办法。其中,第二篇第四章中的“艺术与人同在”一节是这次改写的,第三篇的第四章“美学的智慧”是这次新增加的,第四篇“中国美学的感性选择”,则是这次改写的。当时,因为拙著《美的冲突——中华民族三百年来的美学追求》刚刚出版不久,为了避免重复,因此第四篇就写得极为简略,而只是建议读者去参阅这本书。可是,现在拙著《美的冲突——中华民族三百年来的美学追求》已经面市快三十年了,坊间也已经很少见到,因此,这次我就依据拙著《美的冲突——中华民族三百年来的美学追求》的内容,改写了第四篇“中国美学的感性选择”。还有,就是增加了两篇附录,一篇是《神圣之维的美学建构——关于“美的神圣性”的思考》,一篇是《从终极关怀看中国艺术》。可以作为附录的文章很多,之所以要选这两篇,是因为《中国美学精神》一书主要是谈的中国美学的贡献与特色,但是却较少涉及中国美学的缺憾与不足,这两篇文章,恰恰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一个必要的补充。

  

   无法弥补的遗憾是未能把更多的关于中国美学精神的思考补充进来。二十三年里,围绕着我所提出的“中华文明第三期——新的千年对话”,关于中国美学精神,我始终没有停止自己的思考。尤其是关于王国维,关于鲁迅,关于《红楼梦》中所蕴含的中国美学精神,关于《三国演义》、《水浒传》中所蕴含的中国美学精神(鲁迅所谓“三国气”、“水浒气”),乃至关于《金瓶梅》、《西游记》《聊斋志异》中所蕴含的中国美学精神……我已经又出版了七本相关著作。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这个工作却只能期待来日。

  

   鲁迅先生在《华盖集 忽然想到四》中说过:“先前,听到二十四史不过是“相斫书”,是“独夫的家谱”一类的话,便以为诚然。后来自己看起来,明白了:何尝如此。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在历史的字里行间,就“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而在关于中国美学精神的思考与写作过程中,我所期待展示给每一位读者的,也正是“中国的灵魂”和“将来的命运”。为此,我已经作出过不解努力,今后,我将继续奋力前行!

  

   无法弥补的遗憾还有注释。按照今天的学术规范,这本二十三年前的旧著的注释显然是不太完备的。可是,也实在无奈。岁月早已流逝,二十三年后的今天再去寻觅当时引用过的那些书籍——尤其是那些古代书籍,仓促之间,显然是无法做到了。

  

   最后,要对朱良志教授在《读书》(1994年7期)、《东方丛刊》(1994年2辑)、文征博士在《南京社会科学》(1994年4期)、管载麟先生在《社会科学》(1994年6期)所发表的对于本书的认真而且精到的评论,由衷地说一声:谢谢;还要对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徐海先生、江苏人民出版社的著名编辑周文彬先生(本书的责编)以及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卞清波先生、史雪莲女士对于《中国美学精神》的关注与支持,由衷地说一声:谢谢!

  

   潘知常

  

   2016年4月6日,南京大学

   2016年岁末修改,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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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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