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完全不涉及对于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的任何评价，而仅仅是想澄清：生命美学并不属于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生命美学，论文章的发表，要比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早了9年，论专著的出版，则要比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早了17年。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才总共前后延续了8年，现在强行要把早于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9—17年的生命美学纳入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的麾下，无疑会导致“关公战秦琼”以及改“毛（毛泽东）朱（朱德）会师”为“毛（毛泽东）林（林彪）会师”之类的尴尬的出现。对于中国当代美学史的真实图景而言，其结果也无疑是：真实的起点被隐藏了、真实的过程被隐藏了、真实的论争被隐藏了、真实的内涵被隐藏了、真实的评价被隐藏了、真实的影响也被隐藏了。无疑，这种做法是极不合适的。学术史的研究，历来都要讲先来后到。先发表为王，“首创为王”，这是铁则！不尊重历史真实的中国当代美学史，根本无法立足。
关键词：生命美学；超越美学；实践美学；后实践美学；新实践美学
随着当代美学进程的日益长久，撰写中国当代美学史的话题也日益提上日程。为此，当下的美学界也逐渐开始了长驱直入中国当代美学史的开拓与探索，并且成绩喜人。但是，其中也有遗憾！例如，在我所看到的当下在陆续出版的诸如20世纪中国美学史、中国现当代美学史、中国现代美学思潮史之类的研究专著中，由于其中的有些撰写者对于已经过去了的当代美学的历史并不熟悉（甚至当时根本就不在国内），但是又未能去认真核查原始资料，尤其是各家各派的有关论述的“首创”时间，只是从好恶出发、从主观出发，而不是从事实出发，因此也就闹出了不少的笑话。以至于，本来十分严肃的中国当代美学历史的研究偏偏成为了一个被研究者任意打扮的小姑娘。结果，诸多的当代美学的真实图景都被有意无意地隐藏了起来。类似“关公战秦琼”以及改“毛（毛泽东）朱（朱德）会师”为“毛（毛泽东）林（林彪）会师”之类的学术硬伤也屡屡发生。众所周知，美学历史的研究与美学理论的研究不同，在其中，客观的史实是第一位的，也是根本的。文章发表的早晚，观点提出的先后，都是第一位的。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不增不减，不丑化，不美化，不从臆测的前提出发。或者，即便想要“打扮”的话，总也要先有个“小姑娘”。否则，远离了客观史实的中国当代美学史的研究也就毫无价值。弄得不好，甚至很可能一问世就立即遭人唾弃，最终的命运，无非也就是又制造了一堆文化垃圾。
换言之，在我看来，在当代美学研究的各个具体领域中，中国当代美学史的研究是最为鱼龙混杂的，也是最为泥沙俱下的。起码的学术规范都已经失守。[①]当然也正是为此，作为中国当代美学历史的后半段的当事人，我才不止一次地发表过自己的意见[②]， “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例如，在中国当代美学史的研究中提出的“实践美学、后实践美学、新实践美学的论争”这一历史框架，就是一个既无事实根据也无逻辑根据的划分。我理解，其真实用意，当然是为了删繁就简史实以突出代表人物。但是这却需要极为认真的史料挖掘与逻辑推演。如果只是想以跑马圈地的方式去突出自己想突出的，同时也拉低自己所不想突出的，或者，如果私下是想偷懒，于是就以跑马圈地的方式去先主观地树立几个各方“寨主”，然后再“拉郎配”地为各方“寨主”人为地安插几个“麾下”，然后再“炒”一下过去的若干相关评论的剩饭，并且编篡成“史”，那肯定就是纸糊的灯笼，一戳就破。其结果，就是中国当代美学的真实图景被隐藏了起来：真实的起点被隐藏了：真实的过程被隐藏了；真实的论争被隐藏了；真实的内涵被隐藏了；真实的评价被隐藏了，真实的影响也被隐藏了。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我早在202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拙著《走向生命美学——后美学时代的美学建构》的第5页，就曾经专门郑重地写了一个脚注，作为自己的正式声明：
本书不使用国内流行的所谓实践美学、后实践美学、新实践美学之类的分期术语。因为这三个概念十分混乱而且经不起认真的推敲。比如，生命美学是1985年出现的，1991年就已经出版了《生命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但是后实践美学却是在1994年才出现的。早在九年前就已经问世的生命美学如果硬要放进后实践美学，那么，后实践美学为什么是从1994年开始？而偏偏不是从生命美学出现的1985年开始？何况，同样被列入后实践美学的体验美学（王一川），却是在1988年就已经出现了，也是远远早于1994年的。而且，新实践美学的出现从时间上说被认为是在晚于后实践美学的2001年，可是，邓晓芒提出的新实践美学却是在1989年，远远早于后实践美学出现的1994年，也远远早于新实践美学出现的2001年。同时，后实践美学与实践美学是外部的区分，类似于汉代与唐代的区分；实践美学和新实践美学却是内部的区分，仅仅类似汉代的东汉与西汉的区分。因此，如果再囫囵吞枣地使用下去，必将制造出许多的混乱，更会给后来的美学史学习者、研究者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在本书中，我本着尊重任何学说、学派的“首创”价值的立场，严格根据出现的时间排序，因此统一称之为：实践美学、生命美学、超越美学、新实践美学、实践存在论美学……[[1]]
换言之，在我看来，中国当代美学史的研究，理应是对于实践美学（1957，李泽厚）、生命美学（1985，潘知常）、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1994，杨春时）、新实践美学（2001，张玉能）、实践存在论美学（2004，朱立元）……的认真研究。我坚持认为，唯有如此，才是一个十分正确的美学史的表述。至于“实践美学” （时期、思潮）—“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新实践美学”（时期、思潮）之类的框架，完全就是“莫须有”的，也是逃避自己的理所应当的梳理史实、分清先后、理清头绪乃至给以评价的学术工作的应有职责的举措。其结果，则无疑是因为根本无法反映当代美学史的基本事实，因此而反而起到搅乱当代美学史研究的一池春水的恶劣作用。
事实上，所谓“实践美学” （时期、思潮）—“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新实践美学” （时期、思潮）是根本就不成立的，而只是“关公战秦琼”或者改“毛（毛泽东）朱（朱德）会师”为“毛（毛泽东）林（林彪）会师”之类的臆想，甚至是“跑马圈地”式削长就短、逼婚逼嫁的不负责任的编造。试想，生命美学（1985，潘知常）、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1994，杨春时）是根本反对实践美学（1957，李泽厚）的，因此是与实践美学（1957，李泽厚）完全对立的，它外在于实践美学（1957，李泽厚）。但是新实践美学（2001，张玉能）、实践存在论美学（2004，朱立元）却并不根本反对实践美学（1957，李泽厚），或者，也可以说是根本就不反对实践美学（1957，李泽厚）。新实践美学（2001，张玉能）、实践存在论美学（2004，朱立元）是内在于实践美学（1957，李泽厚），在当代美学历史上，仅仅是一次对于实践美学（1957，李泽厚）的美学修补，因此，在当代美学史上，本来是应该这样去描述的：实践美学（含新实践美学、实践存在论美学），但是，现在却被错误地描述成了实践美学与新实践美学的两个历史时期、思潮。这实在是有点荒唐！实践美学（含新实践美学、实践存在论美学）/生命美学、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之间，可以看作是汉代/唐代的区分，但是实践美学/新实践美学、实践存在论美学之间，却是与汉代的东汉/西汉的区分！现在把三者混同在一起，结果研究者往往是先介绍实践美学，然后再介绍生命美学、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然后作为单独的一部分（本来是隶属于实践美学的，不应单列）又去介绍新实践美学、实践存在论美学。显而易见，在这里对于新实践美学、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历史评价就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因为它本来只应该是实践美学（含新实践美学、实践存在论美学）内部的一次裂变，现在却成了鼎足而立的“新实践美学”（时期、思潮），然而，“实践美学”（时期、思潮）与“新实践美学” （时期、思潮）难道不是一回事吗？难道不是都立足于“实践”起点的吗？他们怎么就成了不同的思潮？何况，一般都说“新实践美学”（时期、思潮）开始于2001年，但是，出现于1989年的邓晓芒、易中天的“实践论美学”（后移名为“新实践美学”）又如何处理？而且，蒋孔阳、周来祥等人的美学探索难道就不是“新实践美学”？一定要把蒋孔阳、周来祥等人的美学探索与“新实践美学”（时期、思潮）截然分开的逻辑根据是什么？难道就是为了人为地推举新的“寨主”？蒋孔阳的《美学新论》出版于1993年，还远远晚于1989年的邓晓芒、易中天的新著，但是，为什么邓晓芒、易中天就隶属于“新实践美学”（时期、思潮）？为什么此后的蒋孔阳却偏偏不能隶属于“新实践美学”（时期、思潮）？、周来祥的三论“美是和谐”分别出版于1984年、1996年和2007年，时间基本是与“新实践美学”（时期、思潮）彼此吻合的，那么，周来祥为什么就偏偏不能隶属于新实践美学？
由此就要说到生命美学与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之间的关系了。这是因为，更为奇怪的事情恰恰发生在了这里。“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众所周知，是被界定为1994年才出现的，它的宣言书也是发表于1994年。但是，我为此始终困惑不解的是，既然如此，1985年就已经出现的“生命美学”为什么却强行收纳入了它的麾下。我为此更始终困惑不解的是，生命美学明明在9年前就出现了。那么，为什么“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偏偏就不是从生命美学开始、不是从1985年开始？而且从1985年开始，生命美学就已经公开推出了自己的理论宣言：《美学何处去》（1985年）、《生命活动：美学的现代视界》（1990年），它们都是远远早于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的1994年的。那么，既然坚持宣称后实践美学是开始于1994年，而且后实践美学的宣言书也发表于1994年，那么，为什么就不能放过生命美学？或者，如果不肯放过生命美学，那为什么就不能大大方方地宣布：“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是从1985年开始的！研究者的固执于此，是在掩盖什么、突出什么、强调什么、歪曲什么？在历史研究中，“小姑娘”也是可以打扮一下的，但是，前提必须是：有“小姑娘”的存在！否则，岂不完全就是笑谈、笑话？至于在当代美学史的研究中，人为地把本来并肩参与争鸣的两家之一的生命美学——在时间上早于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9年的生命美学强行塞入了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的麾下,作为“其他后实践美学研究者的美学思想”之一，作为“其他”中的之一来轻描淡写地予以处理，也是完全不尊重历史事实、完全不尊重生命美学的历史贡献的。
当然，本文的本意完全不是为了去评价“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而只是想澄清一下生命美学与“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之间的真实图景，也借此给有志于中国当代美学史研究的学者朋友们一个善意的提醒，并且因此而在日后的研究中得以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在前引作为自己的正式声明的脚注的基础上，关于轻率地将生命美学纳入“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麾下的做法，我还想再说几句——
首先，轻率地将生命美学纳入“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麾下的做法所导致的，是真实的起点被隐藏了——
众所周知，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前后延续了8年之久（1956-1964），8年之中，出现了四种美学新说。但是，生命美学却超前了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9年之久了，这已经比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的时间还都要长了，为什么却要被强行纳入“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麾下？回头认真梳理一下文章发表的时间，有一说一，没有一则不要说一。我们看到，生命美学的第一篇亮出生命美学旗号的文章是1985年发表的，后实践美学的第一篇文章则是1994年发表的，彼此之间差了9年；而且，生命美学在1991年就已经出版了奠基性专著《生命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但是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却是在2008年才出版了奠基性专著《走向后实践美学》（安徽教育出版社），彼此之间差了17年。论文章的发表，要早了9年，论专著的出版，则要早了17年。那么，研究者究竟是要私下动过什么样的美学手术，才可以不负责任地把远远出现在先的生命美学生硬地强行塞入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的麾下？又究竟是如何操作，才忍心做到把诞生远远在先的生命美学一股脑儿塞入“其他后实践美学研究者的美学思想”的介绍之中并且作为“其他”中的之一来轻描淡写地予以处理？
当然，也有人会说，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的批评实践美学的文章确实是1994年才发表的，但是它提出的“超越美学”却是在1982年就问世的。因此还是要比生命美学的1985年要早。因此我们只要把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的开端提前到1982年，就可以把生命美学算进去了。可惜，这全然是一个完全无视历史真相的谬解！
须知，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的实质，是与实践美学的背道而驰。生命美学1985年的第一篇亮出生命美学旗号的文章，就是完全与实践美学背道而驰的。生命美学1991年出版的专著《生命美学》也是完全与实践美学背道而驰的，毫无疑问的，它们都是在当代美学史上第一次地从“实践”的逻辑起点转向了“生命”的逻辑起点，这在当代美学史上显然是“从0到1”的重大突破，因此才引人瞩目，因此也才意义重大。但是，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提出的“超越美学”却完全不同。众所周知，而且杨春时本人也始终公开承认：1982年的时候，他是完全赞同实践美学的，而且还是实践美学的忠实追随者！具体来说，1982—1988年，他提出的是“实践”为本体的主体性超越美学。因此显然根本就没有与实践美学绝裂，也完全落在了1985年的完全与实践美学绝裂的生命美学的后面；其次，1988—2002年，而且是直到2002年，他提出的是“生存”为本体的意义论超越美学；最后，2002以后，他提出的则是“存在”为本体的主体间性超越性美学。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潘知常是1985年就完成了完全与实践美学绝裂，杨春时则是1988年以后，才开始了与实践美学的绝裂，而且这个过程要一直要持续到2002年。[[2]]由此可见，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如果是杨春时提出的，那么时间就绝对不可以早于1994年。因为在此之前，他还是一个实践美学的忠实追随者。
我们来看两个铁证：
第一，1997年，杨春时回顾自己的学术历程时说：“80年代，是我与实践哲学、实践美学结盟的时代，虽然已经有所突破，但并未丢弃其理论框架。”“80年代末至90年代，我与实践派‘分手’，开始确立自己独特的哲学、美学体系。”这段话请参见杨春时的《生存与超越》论文集自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的第6页。由此，杨春时才开始用“审美是自由的生存方式与超越的解释方式”取代了实践美学“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定义[[3]]，从而完成了他的生存—意义—超越美学体系的转换，并且树起了“后实践美学”大旗，也由此，他才对自己原来信奉过的实践美学展开了全面的批判和否定。在这里，显然易见的是，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完全与实践美学绝裂的实践，最早也只能是开始于1988年（这只是个人自陈的一个“开始”，但是却没有公开发表的文章可以作为他已经完全转变的证据），而且还要一直要持续到2002年。无疑，这是明显晚于潘知常的1985年的。
第二，祁志祥在《杨春时的“超越美学”体系创构》也就是《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的文章中介绍说：杨春时早期的超越美学观主要是以“实践“为出发点或本体论基础的。从80年代后期开始到21世纪初，杨春时将早期包含在“实践”概念中的“生存”概念的萌芽加以发展壮大，并最终取代“实践”，构成了意义论超越美学观的本体论基础。祁志祥指出：杨春时从“实践”出发高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再从“主体性”出发去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超越性”。显然，这也表明：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完全与实践美学绝裂的实践，最早也只能是开始于1988年，而且还要一直要持续到2002年。无疑，这是明显远远晚于生命美学的1985年的。
由此我们先总结一下：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在1988年以前（甚至是2002年以前）是绝对不会完全与实践美学背道而驰的，因此也就绝对不会完全涉足“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至于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提不提出超越美学，则都根本就是无所谓的。因为这所谓“超越美学”根本就跟完全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背道而驰的“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毫无关系。
但是，问题在于：生命美学在1985年就已经完全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背道而驰了。这无疑是明显早于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的。
这样一来，如果一定要把1985年就提出生命美学的潘知常放进“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那就必须这样去做一个必须二选一的选项：
第一个选项：
公开承认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背道而驰的“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是诞生于1985年(因为超越美学在当时还是明确承认自己是“以实践为本体”的，直到80年代末）；
公开承认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背道而驰的“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中的宣言书应该是潘知常的《美学何处去》（1985年）、《生命活动：美学的现代视境》（1991年）、杨春时的《超越实践美学》（1994年）；
公开承认“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中的美学代表作是潘知常的《生命美学》（1991年）、杨春时的《走向后实践美学》（2008年）；
公开承认“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中唯一一次的与实践美学的正面论争是发生在刘纲纪与潘知常之间的，并且对于这一次的论争在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中的重大历史贡献给以应有的评价；
公开承认众多的生命美学研究者在“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中的重大历史贡献。
至于谁是“寨主”，那实在无关紧要！反正生命美学绝对不会去挣这个“寨主”的，从1994年到现在，30年过去了，事实证明。生命美学在与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的相处中，始终都是低调与谦逊的！但是，不争“寨主”，绝对不代表就不去争历史的真实了！时间在先就是时间在先，事实就是事实，这是理应得到应有的尊重的！
当然，还有一个二选一的选项。这就是设计一个强盗普罗克拉斯提斯的美学铁床，然后人为地去根据铁床的长度来裁剪被困在铁床上的美学学者的身体长度。身材长的人的命运，就是被设计者无情地砍掉多余的部分。由此，当然也可以干脆就以1994年为限，并且不由分说地把1985年出现的生命美学也强拉进来，然后再“无情地砍掉多余的部分”，而且干脆就直接隐藏某些必要的历史图景，以便让外界造成误解，以为生命美学就是在1994年以后才诞生的。而且，潘知常的《美学何处去》（1985年）、《生命活动：美学的现代视境》（1991年）以及潘知常的奠基性专著《生命美学》（1991年）都是可以蓄意不去提及的。
因此也就可以——
公开承认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背道而驰的“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是诞生于1994年（生命美学1985年就已经诞生的真实图景被“隐藏”了）；
公开承认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背道而驰的“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中的宣言书是杨春时的《超越实践美学》（发表于1994年；生命美学1985年与1990年发表的宣言书被“隐藏”了）；
公开承认“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中的美学代表作是杨春时的《走向后实践美学》（出版于2008年；潘知常出版于1991年的《生命美学》被“隐藏”了）；
公开承认“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作为“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论争”其实就是“实践美学与超越美学的论争（可惜这根本不是事实！但是，唯一的“实践美学与生命美学的论争”的真实图景被“隐藏”了，详后）
公开承认生命美学只是躲在超越美学身后的“众多生命美学探索之一”（而且，不担潘知常的历史贡献被“隐藏”了，而且众多的的生命美学研究者的历史贡献被“隐藏”了）
毫无疑问，除非公开澄清生命美学根本不隶属于“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而只是“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的在“去实践化”问题上的同盟军，否则，这样的当代美学史就是完全不真实的。这样的当代美学史著作也是根本就站不住脚的。
其次，轻率地将生命美学纳入“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麾下的做法所导致的，是真实的过程被隐藏了——
而且，轻率地将生命美学纳入“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麾下的做法所涉及的还不仅仅我一个人（尽管“生命美学”一词是我独创），而且还关乎一大批生命美学研究者（参看向杰的专著《当代中国生命美学四十年》，就会知道涉及的人数之多）。要知道，他们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的背道而驰，都是在时间上要远远早于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1994，杨春时）的1994年的。注意，他们不是一个人，而是无数个人！也就是说，在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1994，杨春时）的1994年以前，已经有无数个人在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背道而驰了！因此，要证明美学界是从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1994，杨春时）开始才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彻底决裂，也许还是亟待提供相应的证据的！
查一下文章和专著的发表和出版的情况，不难看到：到1994年为止，在“实践美学”（时期、思潮）开始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彻底决裂的时候，关于生命美学，国内的学者已经发表了20篇文章。要知道，他们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的背道而驰，都是在时间上要远远早于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1994，杨春时）的1994年的。注意，他们不是一个人，而是无数个人！也就是说，在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1994，杨春时）的1994年以前，已经有无数个人在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背道而驰了！
关于生命美学，1994年以前，国内的学者已经发表的20篇文章的篇目如下：
1985第1期《美与当代人》（后改名为《美与时代》），潘知常《美学何处去》；
1989第2期《今日文坛》，封孝伦《人类的生命追求选择艺术的内容和形式》；
1989年第2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陈乐平《生命美学的困惑——与宋耀良同志商榷》；
1989第8期《贵州社会科学》，封孝伦《艺术发生的原动力是人类生命的追求》；
1990年第4期《中国医学伦理学》，彭庆星《生命伦理学中的美学寻思》；
1990年第5期《中国医学伦理学》，彭庆星《“优质生命”的审美思考——再谈<生命伦理学中的美学寻思>》；
1990年第8期《百科知识》，潘知常《生命活动：美学的现代视界》；1990年第8期《贵州社会科学》，
封孝伦《生命意识对探索美的启示》；1991年第1期《学术月刊》，
潘知常《为美学定位》；1991年第4期《江淮论坛》，
岳介先《评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美学》；1992年第2期《南京社会科学》，
吴风关于潘知常的《生命美学》一书的书评：《生存与审美的合一》；
1992年第4期《江海学刊》，姚文放关于潘知常的《生命美学》一书的书评：《探询人类生命活动的诗化哲理》；
1992年第5期《学术月刊》，张节末关于潘知常的《生命美学》一书的书评：《体系与无体系之辩》；
1992年10月18日《郑州晚报》，劳承万关于潘知常的《生命美学》一书的书评：《美学园地的春雷》；
1992年第11期《美与时代》，杜卫关于潘知常的《生命美学》一书的书评：《美学：如何才能成为美学》；
1993年第1期《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刘伟《体验本体论的美学——狄尔泰生命哲学美学述评》；
1993年第2期《文艺研究》，晋仲《生命美学》；
1994年第1期《哲学研究》，邹元江《生命哲学与生命美学——评刘纲纪的<周易美学>》；
1994年第5期《社会科学家》，劳承万关于潘知常的《生命美学》一书的书评：《当代美学起航的信号》；
1994年第12期《学术月刊》，潘知常《实践美学的本体论之误》。
再者，到2008年为止，在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1994，杨春时）出版自己的奠基性专著的时候，关于生命美学，国内的学者已经出版了30部专著，要知道，他们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背道而驰，都是在时间上要远远早于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1994，杨春时）的2008年的。注意，他们不是一个人，而是无数个人！也就是说，在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1994，杨春时）的2008年以前，已经有无数个人在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背道而驰了！因此，要证明美学界是从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1994，杨春时）开始才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彻底决裂，也许还是亟待提供相应的证据的！例如封孝伦、例如朱良志、例如王世德，例如张涵，例如司有仑、例如黎启全、例如姚全兴、例如雷体沛、例如刘成纪，等等，“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为什么不把他们也一股脑都放进自己的领地？那岂不是会一下子就更加人丁兴旺起来？而且，又何必抓着1988就出版《意义的瞬间生成》的王一川死死不放呢？1988年就出版的《意义的瞬间生成》，怎么就可以被算在1994年以后的“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的麾下呢？
关于生命美学，国内的学者在2008年以前出版的30部生命美学专著的书目如下：
潘知常：《生命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曾永成：《感应与生成》，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1版；
潘知常：《生命的诗境：禅宗美学的现代诠释》，杭州大学出版，1993年版；
潘知常：《中国美学精神》，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马大康：《生命的沉醉——文学的审美本性和功能》，南京出版社，1993年版；
张涵：《艺术与生命》，河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朱良志：《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司有仑：《生命·意志·美》，和平出版社，1996年版；
潘知常：《诗与思的对话——审美活动的本体论内涵及其现代阐释》，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
刘成纪：《审美流变论——艺术与生命的新对话》，新疆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韩世纪：《论宇宙、生命和美的本质——世界三大根本问题初探》，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陈德礼：《人生境界与生命美学——中国古代审美心理论纲》，长春出版社，1998年版；
黎启全：《美是自由生命的表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封孝伦：《人类生命系统中的美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余福智：《美在生命——中华古代诗论的生命美学诠释》，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
杨蔼琪：《美是生命力》，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
姚全兴：《生命美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雷体沛：《存在与超越——生命美学导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刘成纪：《美丽的美学——艺术与生命的再发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潘知常：《生命美学论稿》，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范藻：《叩问意义之门——生命美学论纲》，四川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周殿富：《生命美学的诉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王晓华：《西方生命美学局限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刘承华：《艺术的生命精神与文化品格》，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
朱寿兴：《美学的实践、生命与存在——中国当代美学存在形态问题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
张涵：《艺术生命学大纲》，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雷体沛：《艺术与生命的审美关系》，人民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
刘纲纪：《周易美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乔迁：《艺术与生命精神——对中国青铜时代青铜艺术的解读》，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朱鹏飞：《直觉生命的绵延——柏格森生命哲学美学思想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版。
第三，轻率地将生命美学纳入“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麾下的做法所导致的，是真实的论争被隐藏了——
“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的研究者最喜欢的声称的，莫过于所谓的美学界的“第三次大讨论”——“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大讨论”，并且以此作为“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的最为突出的历史贡献。然而，其实这根本就不是历史事实，也是当代美学史的真实图景被隐藏之后的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假象！事实上，尽管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美学基本理论的争鸣此起彼伏。除了我之外，还有杨春时、朱立元、张玉能……，常年彼此相互商榷。但是，严格而言，“实践美学”（时期、思潮）的主将其实根本就没有参与过与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的正式争鸣——一次也没有！某些研究者热衷于去声称的“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论争”甚至连一次也没有出现过，那么长的时间里，所出现的完全都只是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生命美学与新实践美学、实践存在论美学之间的论争。因此，我们对于这一时间段的定性本来应该是：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生命美学、新实践美学、实践存在论美学之间的美学对话。因此，顺便要再一次提及的是，《学术月刊》杂志社出版的所谓“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论争”的两大厚本资料集，其实是完全文不对题的。今后在当代美学研究的历史上，也必定会因为浮躁与粗疏而被反复质疑。[③]
当代美学的真实图景是：实践美学主将亲自出面参与争鸣的，其实只有1998年《光明日报》所组织的那一次——这是唯一的一次。那一次，“实践美学”（时期、思潮）方面，是由主将之一的刘纲纪先生亲自出场撰写论争文章，并且亲自选择了他那一方继而披挂出场的三位学者（因故有两位学者的文章未能刊出），而且，非常感谢刘纲纪先生（包括《光明日报》）亲自选择了论争的对手——生命美学。因此，作为与它争论的对手，在这次论争中按照刘纲纪先生的要求，是由我代表生命美学出场的，而并非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的代表人物。无疑，这在新时期以来的当代美学史上，是非常珍贵的。要知道，当时我只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年轻后学。因此，这尽管折射出了生命美学以及我本人在当时的艰难（被实践美学点名挑战，以至于在美学界再也很难立足），但是，“实践美学”（时期、思潮）地视生命美学为真正对手，也无异于给了当时的我以及生命美学以无尚荣光。同时，“实践美学”（时期、思潮）的另外一位主将蒋孔阳教授当时也曾亲自写信跟我讨论过当时的实践美学与生命美学的论争（当然，书信来往并不代表公开的学术争论，只有公开发表的文章才代表学术争论。因此我在这里举这个例子，也只是作为一种辅助的例证，特此说明）。然而，这种事情却甚至一次都没有发生在实践美学与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1994，杨春时）的论争之中。由此也可以看到，“实践美学”（时期、思潮）的诸位主要代表人物都并没有把生命美学纳入“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的麾下去评价、去论争，而是实事求是地认定生命美学为主要的论争对手的。
更为重要的是，在今天的有些当代美学史的研究者那里已经完全不知道了的是，其实当时只有实践美学与生命美学（1985，潘知常）的论争，但是却并没有实践美学与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1994，杨春时）的论争。对此，著名美学家阎国忠早在1997年就已经写下了自己的结论。当时，阎国忠在《文艺研究》1997年１期（又载人大《美学》复印资料1997年３期）发表了名为《评实践美学与生命美学的论争》的长篇论文。这意味着，直到1997年，国内的习惯称呼还是“实践美学与生命美学的论争”。阎国忠并且认为：实践美学与生命美学（1985，潘知常）的论争“虽然也涉及哲学基础方面问题，但主要是围绕美学自身问题展开的，是真正的美学论争，因此，这场论争同时将标志着中国（现代）美学学科的完全确立。”请注意，阎国忠并没有把这一历史阶段判断为：实践美学与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的论争，也没有说是实践美学与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的论争“将标志着中国（现代）美学学科的完全确立”——尽管后来有研究者悄悄将实践美学与生命美学的论争“将标志着中国（现代）美学学科的完全确立”蓄意篡改为实践美学与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的论争“将标志着中国（现代）美学学科的完全确立”。遗憾的是，这个评价在历史上就根本没有存在过——而只是谣言！
再看一下作为“实践美学”（时期、思潮）的代表人物的李泽厚的评价。我们从李泽厚究竟视谁为“对家”，也不难看出当年的历史图景。
查一下历史资料，我们看到，从1998年到2001年，李泽厚两次点名批评的都还只有生命美学，却并没有提及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后来还有四次的点名批评，但是也始终都是把生命美学与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并列的，从来没有绕过生命美学不提，而去单提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
下面就是李泽厚的六次批评：
第一次是在1998年：他们说我的美学已经过时了，但现在搞的什么生命美学，我也看不出什么道理来。[[4]]384
第二次是在2001年出版的《世纪新梦》中，他说：最近几年的所谓“生命美学”，由于完全不“依附”于实践，站在自然生命立论，这并不是什么“创造”，反而像是某种倒退，因为前人早有类似观点，只是今天换了新语汇罢了，仍然是动物性的本能冲动、抽象的生命力之类，所以也很难有真正的开拓和发展。[[5]]
第三次是在2001年：从讨论开始，赞成我的人相当多，尽管我当时还比较年轻。即使今天，赞成我的人也还不少，虽然现在有些人说要超越实践美学，主张后实践美学，主张生命美学等等。[6]438
第四次是在2004年：九十年代美学又有新的发展。实践美学受到“后实践美学”或者所谓“生命美学”的挑战。……讲来讲去还是在说生命力，生命力讲穿了就是原始的情欲，或者说是一种神秘的什么东西。这些东西从哪来的？过去好些人已经讲过，现在不过是用新的话语重新表述。当然，我赞同有各种意见发表，但是“后实践美学”或“生命美学”到底能够解决多少美学问题、艺术问题、哲学问题，如何讲美和美感？我持怀疑态度。[6]443
第五次是在2018年：至于以生物本身为立场，即完全脱离人类生存延续的所谓生态美学、生命美学以及所谓超越美学等等，大多乃国外流行国内模仿，较少原创性格，它们都属于“无人美学”，当然为实践美学所拒绝。[[6]]
第六次批评是在2019年：什么后实践美学，新实践美学，生命美学！……我讲都是倒退！在根本理论倒退到费尔巴哈（feuerbach），好像现在也没多大声息了？[[7]]
李泽厚对于批评者的时间早晚的记忆无疑最为深刻的。然而，他的批评，归纳起来，不是一开始的两次地将生命美学单独列出而根本不去提及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因为生命美学明明是在先的，就是时时处处都在将生命美学与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并列，但是，必须要注意的是，其中一次也没有出现将生命美学纳入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麾下的做法。
第四，轻率地将生命美学纳入“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麾下的做法所导致的，是真实的内涵被隐藏了——
坦率而言，过去我也偶尔使用过“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的说法，但是，那是因为我对“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的理解不同。在我看来，“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有广义与狭义两种。其中，广义的“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是以“去‘实践化’的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为标志。它理应以1985年率先出现的生命美学为主；狭义的“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则是以“全面批判实践美学的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为标志，就此而言，生命美学则显然并不在其内。它可以以1994年后出现的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为主。事实上，据我所知，这两种区分都是有人赞同的，而且都有人在着手进行深入的研究。
遗憾的是，意见很难统一。有人非常喜欢以“全面批判实践美学的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为标志的狭义的“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他们写美学史，都是固执地采取狭义的“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的定义的。也因此，我所采取的办法，也就只能是公开宣布：美学界对于“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的界定都不妨统一就以狭义的“全面批判实践美学的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为准。不过，这样的话，生命美学当然也就并不属于狭义的“全面批判实践美学的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
而且，还应该指出，简单地以“现代美学”来划界，并且将生命美学列入其中，作为众多的“其他”“现代美学”美学学说来一并予以处理，也是根据不足的。从1985年开始，生命美学始终都在宣称：生命美学也是从马克思主义美学出发的。只是生命美学起步的逻辑起点不是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与“人化的自然”，而是马克思的“实践的人道主义”与“自然界向人生成”。这一点，与从现象学—存在主义出发的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完全不同。同时，生命美学的全称是“情本境界论”生命美学或者“情本境界生命论”美学，其中的“情本”（“兴”）、“境界”（“境”）、“生命”（“生”），都正是源自中国传统美学的核心范畴-“兴”（“情本”）、“境”（“境界”）、“生”（“生命”）。因此，生命美学是中国美学传统的弘扬与传承。这一点，也与从现象学—存在主义出发的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完全不同。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中国的“生生”、“仁爱“、“万物一仁之仁”+马克思的“实践的人道主义”、“自然界向人生成”的结合，所谓孔子+马克思。这一点，更与从现象学—存在主义出发的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完全不同。因此，生命美学从立足于“实践”转向立足于“生命”，从立足于“启蒙现代性”转向立足于“审美现代性”，从“认识一真理”的地平线“乾坤大挪移”到了“情感一价值”的地平线。生命美学不是关注人类文学艺术的小美学，而是关注人类美学时代美学文明、关注人类解放的大美学。生命美学是“万物一体仁爱”的生命哲学＋“情本境界论”审美观＋“知行合一”的美育践履传统。这一点，还是与从现象学—存在主义出发的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完全不同。
很有意思的是，研究者还有“新古典美学”一说，我十分纳闷的是，唯一沿袭了中国古典美学的生命传统的生命美学为什么就不是“新古典美学”？显然，所谓“现代美学”或者“古典美学”都是难以完全界定生命美学的，当然，这也根本不是强行把生命美学塞入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的麾下的理由！
第五，轻率地将生命美学纳入“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麾下的做法所导致的，是真实的评价被隐藏了——
再实事求是地查阅一下2008年以前的学术评价，不难发现，美学界无疑始终也并没有把生命美学放在“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麾下去评价，而都是单独予以评价。
1996年，著名美学家阎国忠先生（北京大学教授、博导）在他的《走出古典——中国当代美学论争述评》（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中指出：“潘知常的生命美学坚实地奠定在生命本体论的基础上，全部立论都是围绕审美是一种最高的生命活动这一命题展开的，因此保持理论自身的一贯性与严整性。比较实践美学，它更有资格被称之为一个逻辑体系。”又说：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初， “比较重要和产生较大影响的是出现了……‘生命美学’……等等。美学于此脱出了实践美学的‘襁褓’，而呈现出更加开放的态势。”“事实上，实践美学确实遇到不少问题，这一点不仅李泽厚意识到了，其他许多学者也感到了，正是这个缘故，所以……‘生命美学’……等等先后问世，美学确实……开始脱离了‘实践美学’的襁褓，跨入了新的探索时期。”因此，实践美学“即将成为过去的风景”，“它作为一种美学思考，无疑已经过去了。但是它的生命已注入进美学的肌体中，成为它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它本身虽然没有超出古典美学的范围，但是它却培育了超出古典美学的若干现代因素，从而使我国美学迅速地跨进到二十世纪及二十一世纪成为可能。所谓……生命美学……的提出，或许可以作为一种例证。”[[8]]
一年后，著名美学家阎国忠先生（北京大学教授、博导）又在《文艺研究》1997年１期（又载人大《美学》复印资料1997年３期）发表了名为《评实践美学与生命美学的论争》的长篇论文。他认为：实践美学与生命美学的论争“虽然也涉及哲学基础方面问题，但主要是围绕美学自身问题展开的，是真正的美学论争，因此，这场论争同时将标志着中国（现代）美学学科的完全确立。”
然后，又在两年以后，著名美学家阎国忠先生（北京大学教授、博导）在《美学百年·序》（载《中华读书报》1999年10月13日）中说：“中国需要美学，而且百年来已建构和发展了自己的美学。从王国维的以‘境界’为核心概念的美学，到宗白华、朱光潜、吕荧等的以美感态度或美感经验为核心概念的美学，蔡仪的以典型为核心概念的美学，到李泽厚、蒋孔阳等的以‘实践’为基础概念的美学，再到周来祥的以‘和谐’为核心概念的美学以及另一些人主张的以‘生命’或‘存在’为基础概念的美学，中国至少已形成了六、七种模式，且各有其独特贡献。”
对于生命美学，著名美学家周来祥先生（山东大学教授、博导）的看法也十分类似。他在《新中国美学50年》（载《文史哲》2000年第四期）中说：“随着朱光潜、蔡仪、吕荧等老一辈的相继去世，随着美学探讨的发展，美坛上也由老四派发展为自由说、和谐说、生命美学说等新三派。”对此，倘若我们参照一下由今日中国哲学编辑委员会主编的《今日中国哲学》，不难发现，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美学，该书也同样是选编了三种不同的美学观点，即美是和谐说、美是自由说、美是生命说。[[9]]并且指出：“……当然对美的本质还有一些不同的见解，但当今美坛主要的有这三大派别，大概已逐步趋于共识。”
还有，著名美学家陈望衡（武汉大学教授、博导）在《20世纪中国美学本体论问题》（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中也做出了这样的评价：“生命美学是中国20世纪的五大美学本体论之一，生命美学是一种普遍能认同的美学，80年代末，在批判实践美学的各种言论中，潘知常先生提出了生命美学。”
同时，国内的关于二十世纪美学史的研究方面的著作与论文，也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就把对于生命美学的研究列入其中，做了专章、专节与专门的介绍、评价，据不完全统计，例如，阎国忠的《走出古典：中国当代美学论争述评》（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阎国忠的《美学建构中的尝试与问题》（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陈望衡的《20世纪中国美学本体论问题》（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朱寿兴的《美学的实践、生命与存在——中国当代美学存在形态问题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戴阿宝等的《问题与立场——20世纪中国美学论争辩》（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薛富兴的《分化与突围——中国美学1949-2000》（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刘三平的《美学惆怅——中国美学原理的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章辉的《实践美学——历史谱系与理论终结》（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仔细看一下，其中也并没有把生命美学纳入 “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的麾下去予以评价。
第六，轻率地将生命美学纳入“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麾下的做法所导致的，是真实的影响也被隐藏了——
动辄就是“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新实践美学”（时期、思潮），这当然也是可以理解的。学术讨论毕竟是要保护言论自由的！但是，所谓“时期、思潮”，要不要看一下实际的影响？例如发表的文章、出版的专著、受到影响的学者人数乃至延续时间的长短……这一切当然不是唯一的评价标准，但是，也不能说就根本不是标准吧？而且，是不是多比少好？
既然如此，我们不做任何评价，而仅仅去对比一下“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新实践美学”（时期、思潮）与生命美学的各自的实际影响：
借助陈政基于CitesPace以CNKI数据库为中心所做的的可视化分析可以看到：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在美学基本理论研究方面出现得最多的高频词汇，是“实践美学”、“生命美学”和“生态美学”；
再借助范藻教授登陆国家图书馆的查询结果，也可以看到：在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中，生命美学一共出版了58本书，发表了2200篇论文（2014年林早副教授在《学术月刊》也曾经撰文做过类似的介绍），而作为对比的是：实践美学的29本书、3300篇论文，实践存在论的8本书和450篇论文，新实践美学的8本书、450篇论文，和谐美学的12本书、1900篇论文。
再查一下知网：至今为止，知网发表生命美学主题的论文1685篇（“生命美学”四字是我发明的，过去汉语词汇里没有，因此可以用于论文主题统计）；发表超越美学主题的论文458篇，发表后实践美学主题的论文251篇。
再看一下长期以来从事生命美学研究或者支持生命美学研究的学者人数：袁世硕、俞吾金、陈伯海、聂振斌、阎国忠、王世德、劳承万、张涵、涂武生、司有仑、成复旺、朱良志、封孝伦、刘成纪、薛富兴、刘悦笛、范藻、黎启全、姚全兴、雷体沛、杨蔼琪、周殿富、陈德礼、王庆杰、刘伟、王凯、文洁华、叶澜、熊芳芳……“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长期以来从事“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研究或者支持“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研究的学者人数究竟是多少，我就不去统计了。总之，肯定是没有长期以来从事生命美学研究或者支持生命美学研究的学者人数多，甚至是要少得多，这是毫无疑问的。
遗憾的是，一旦轻率地将生命美学（1985，潘知常）纳入“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麾下，所导致的，则是生命美学真实的影响也就被隐藏了。
综上所述，生命美学无法隶属于“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的，也是中国当代美学史中的真实图景。当然，我并不一概而论地反对美学史研究中的“人为排队”与安排“寨主”，但是，亟待注意的是：却务必要尊重基本的事实。汉朝的贡献自然可以根据自己的好恶去稍作夸大，但是，却绝对不允许因此而把汉朝公然放在秦朝的前面,也不能更干脆就封汉朝为秦朝的“寨主”。朝代出现在前面，当然也就理应排在前面。没有先来后到，不尊重“首创”，不看文章发表的先后，其中的逻辑进程也从不清理，“说你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行也不行”，那是评美学劳模，而绝对不是在写中国当代美学史。当代美学史何以成史？标准只能是“从0到1”的“首创”！谁提出了问题？谁丰富了问题？谁提升了问题？谁解决了问题？谁是其中的集大成者？才是进行评价的根本标准。“首创’与“独创”，更理应是中国当代美学史的绝对不可跨越的底线！
因此，我郑重建议，今后能否不要再轻率使用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新实践美学（时期、思潮）之类的表述，更不要再轻易地把任何一个学派、任何一种学说纳入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新实践美学（时期、思潮）之类的的麾下。实践美学、生命美学、超越美学、新实践美学、实践存在论美学就是实践美学、生命美学、超越美学、新实践美学、实践存在论美学。好汉做事好汉当，谁都根本就没有任何必要一定要拉着别人去充数！只有胆小鬼才会在走夜路的时候去蓄意哼歌。何况，真理还往往在少数人手里！
最后附一个我所见到的对于当代美学的逻辑进程的描述，仅供参考：
“自从50年代的“美学热”降下帷幕之后，中国当代美学的基本的状态是四派美学主张。思想冰冻的十年“文革”结束之后，进入改革开放的70年代末一80年代初，四派成为一派，李泽厚的实践美学一枝独秀，独霸美坛，全国几乎所有的美学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了李泽厚的实践美学的起点之上。而且，我们看到，实践美学自身也不满足于李泽厚所提出的初步的理论构想，周来祥、蒋孔阳等都开始尝试着在实践美学内部深入拓展，而且自立门户、自成一家，当然，同时也开始了对实践美学的自觉反省，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的，是高尔泰。他毅然从实践美学内部突破，尝试走出实践美学的禁锢。不过，真正推动了中国当代美学的根本转型的，还只能是1985年出现的生命美学。生命美学在中国当代美学的历史上第一次完全自觉、独立地站在了“实践”这一美学思考的起点之外，另辟蹊径，转而从“生命”这样一个更为广博、更为深刻、更为根本的真正美学起点迈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第一步，从而全面推进和刷新了中国当代的美学思考。在此之后，则是生命美学的发展壮大与开枝散叶，不但出现了数十位从生命美学角度去研究美学基本理论和中西美学的美学学者，而且中国当代美学的各家各派也进而开始了在生命美学基础上的从不同方面、不同维度、不同层面起步的种种艰难探索。生命美学诞生9年以后，1994年，杨春时开始了对于实践美学的全面批判，2001年和2004年，张玉能、朱立元开始了重建实践美学的积极探索。在此之后，则是更多各家各派的从上述各家的探索中的获得启迪。例如，生命美学中的积极探索就给了后继的诸多美学探索以有益的启迪。例如曾繁仁的 “生命美学的生态美学”就是生命美学，他的“生生美学”可以看到生命美学的“生生”维度的影子，陈伯海的“生命体验美学”可以看到生命美学的“生命”维度的影子，吴炫的“生命力美学”可以看到生命美学的“生命”维度的影子，陈望衡的“境界本体论美学”可以看到生命美学的“境界”维度的影子……等等。甚至晚期李泽厚，也出现了从实践美学向生命美学的转变，例如他的“情感本体论”以及对“生命、个性”的关注，这都与生命美学直接相关。
这种描述是否妥当？应该可以聊备一说吧！
无论如何，这样的对于生命美学的定位，无疑要比简单地把时间远远在先的生命美学截头去尾地强行塞进所谓的“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的麾下要更为准确？！
2024，4，8日，修订于日本京都
[①] 中国当代美学史的研究中的硬伤之多，错讹之多，让人实在看不下去。一个名家负责主持（但是却只是动口），然后找一批人分头去写，这样的美学史模式，实在不能令人苟同。这种“学术合作社”还是少一点为好。当然，一个人写也有弊端，把几个自己的老师、朋友写进美学史，而且不论论著发表的早晚，不论是否“首创”或者“独创”，反正是自己想写谁则谁就可以进入美学史，顺便再把自己刚刚推出的美学新说也写进美学史，并且作为20世纪美学基本理论的几大收获，这种事情，也只是徒添笑料。新著一出，无疑立即就会被严肃质疑。因此，继续写一系列的文章对此予以商榷，让其中的评功摆好、粗制滥造之风无法继续危害学界，也是我以后的一个工作。
[②] 参见我的《走向生命美学——后美学时代的美学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一书的第5、11—12、140—158页，以及我的《生命美学引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一书的第117—183页；还可参见我的《生命美学引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3年修订版）一书的第210—255页。
[③] 对此，我当时就在该刊征求意见信函中表示过不同意见，但是却一条也没有采纳。为此，我以后会专门撰文，谈谈《学术月刊》杂志社出版的所谓“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论争”的资料集究竟是否符合“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论争”的实际情况。例如，我的《实践美学的本体论之误》（原来的题目是《美学的困惑》）当时与杨春时的《走向后实践美学》一文一起，都是《学术月刊》同时约稿的，也都属于意在引起讨论的重要约稿。他的文章是发表在《学术月刊》1993年4期，作为第一篇；我的文章则是发表在《学术月刊》1993年12期，作为第二篇，而且，这也是那场讨论中的第二篇重要文献。但是，在编选《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中国第三次美学论争论文集》（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一书的时候，尽管我正式提出了不同意见，但是杨春时的文章按照历史事实被放在了最前面，我的这篇文章却出人意外地被放在了远远的后面，与杨春时的文章之间隔了27篇文章。这显然不符合历史真实。而且，我的这篇文章也并没有被收入中国知网。这更是令人诧异与生疑。不过，这一切都容后再详论。
参考文献：
[[1]] 潘知常.走向生命美学：后美学时代的美学建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5.
[[2]] 祁志祥.杨春时的“超越美学”体系创构[J].社会科学,2019(2).
[[3]] 杨春时.走向“后实践美学”[M]//生存与超越.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164.
[[4]] 李泽厚.走我自己的路：对谈集[M].北京:中国盲文出版社,2004.
[[5]] 李泽厚.世纪新梦[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1:18.
[[6]] 李泽厚.从美感二重性到情本体：李泽厚美学文录[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9:276.
[[7]] 李泽厚.李泽厚集[M].长沙:岳麓书社,2021:107.
[[8]] 阎国忠.走出古典：中国当代美学论争述评[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410,466.
[[9]] 当代哲学丛书编委会.今日中国哲学[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339,7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