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学者，每一个人都要出生两次。第一次，是在自己发表的的论文论著里，第二次，则是在后人撰写的美学史里。
也许，这应该被称之为学术的反刍效应？相当长的时间里，因为暂时的功名利禄漫天飞舞，不少学者也就昏了头脑。为c 刊而c 刊，为项目而项目、为奖励而奖励、为头衔而头衔的事情一下子也有点多了起来。在天上掉下的各种名利馅饼的强烈冲击下，有些学者也因为一时迷失了方向，竟然开始误以为：c 刊、项目、奖励、头衔……这就是自己所梦寐以求的所谓“不朽”。遗憾的是，这全然只是一种幻觉！回过头来，借助《左传·襄公二十四年》重温一下关于中国人后来全都津津乐道的所谓“三不朽”，不难发现，这所谓“三不朽”，尤其是其中的通过“立言”而达成的所谓“不朽”，其实是指的“虽久不废”。这也就是说，学者的研究，只有能够做到“虽久不废”，才可以坦然自称曰：“此之谓不朽”。
也许，这还应该被称之为学术的残酷？所有的耕耘者都一同经历了残酷无情的冬季的煎熬，一同经历了生命复苏的春季的播种，也一同经历了火热难耐的夏季的历练，现在，却还要一同经历铁面无私的秋季的汰选。已经在自己的论文论著里“出生”了一次的学者，现在能否顺利地在美学史中第二次“出生”？无疑毫无例外的是，所有的学者又都在一起面临着新的考验。马克思在其名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曾引用一句古谚语：“这里就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美学研究已经走过了四十年的辉煌历程，1980年代、1990年代，直到新世纪，所有学者的论文论著都已经凝聚为不可更改的历史，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或者是自己的“首创”，或者是自己的“独创”，或者只是“豆腐渣工程”……有就是有，没有也就是没有。门派、宗派、帮派……现在什么“派”都再也帮不上什么忙了。彼此都是靠过去的论文论著说话。谁都可以把自己1980年代、1990年代直到新世纪的论文论著拿出来“说话”。一起来比“首创”时间的早晚，一起比“独创”贡献的大小。如果拿不出来，那也就只好无法说话，只好哑口无言，只好退避在后。
“生命美学在中国丛书”的问世，无疑正是直面“学术的反刍”与“学术的残酷”的结果。
而且，出版“生命美学在中国丛书”也是十分重要的。
严格而言，现当代百年中国美学其实只有两个思潮——启蒙现代性的美学思潮与审美现代性的美学思潮。我所提倡的生命美学从王国维、鲁迅、宗白华、方东美……一路顺延而下无疑隶属于后者。因此，它绝不仅仅是一个美学学派的创建，而且更是现当代百年中国美学思潮中的审美现代性的历史延续与理论代言。因此，它无疑也有着自己的独到贡献。
首先，我所提倡的生命美学出现于1985年，在国内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出现的当代美学的各家各派中，应该是最早的。例如，后实践美学的第一篇奠基性的论文是杨春时先生1994年发表的，新实践美学的第一篇奠基性的论文是邹其昌先生1998年发表的，但是生命美学却在1985年就已经发表了第一篇奠基性的论文；而且，生命美学早在1991年就已经出版了自己的奠基之作——《生命美学》，后实践美学的奠基之作——杨春时先生的《走向后实践美学》是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后实践美学的奠基之作——张玉能先生的《新实践美学论》是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奠基之作——朱立元先生的《走向实践存在论美学》是2008年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因此，不论是从发表的第一篇奠基性论文看，还是从出版的第一部奠基性专著看，生命美学都是最早的，而且在时间上也是遥遥领先的。
其次，我所提倡的生命美学在国内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对于实践美学的批评也是最早的。当下有一种我不太赞同的学风，就是不少人写文章都喜欢从质疑实践美学开始。但是，却从来不去提及数十年前从生命美学、超越美学开始的对于实践美学的质疑，每每希望给人以一种感觉：对于实践美学的质疑是从他们才开始的。可是看看他们对于实践美学的质疑，诸如“积淀”、“理性”……等等，其实都是拾人牙慧，都是在重复数十年前生命美学、超越美学的对于实践美学的质疑。也因此，这所谓的“质疑”也就不由得令人想起叔本华当年对于某些学人的批评：“总不过是证明着人们原已从别的认识方式完全确信了的东西。这就等于一个胆小的士兵在别人击毙的敌人身上戳上一刀，便大吹大擂是他杀了敌人”。[1]同样是在质疑实践美学，1985年的质疑与1995年的质疑、20005年的质疑、2015年的质疑，难道是可以等量齐观的吗？第一个用鲜花比喻女人的是天才，第二个用鲜花来比喻女人的是庸才；第三个用鲜花来比喻女人的是蠢材。这个比喻所陈述的深意我们都不要忘记。而且，这就相类似在同一个美学跑道进行比赛，别人已经跑了十圈，他其实仅仅只跑了一圈，但是却因为暂时都在并排奔跑，就虚张声势起来，到处宣称自己才是跑在了最前面的，甚至不惜诋毁前面的已经跑了几圈的学者，这，无论如何不应该是值得推崇的学风。
第三，我所提倡的生命美学在中国美学的漫长历史中第一次命名了“生命美学”。而且，这四个字也因此已经经久不衰。我们知道，鲍姆加登(1714—1762)之所以号称西方的“美学之父”或者“美学的教父”，当然是对他对于“美学”学科的命名的肯定。“名不正则言不顺”，因此，命名的贡献理应得到尊重、得到肯定。而在国内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出现的当代美学的各家各派中，早于“生命美学”命名的“文艺美学”，其实并非大陆学者的美学贡献，而是台湾学者王梦鸥在1971年就已经命名了的。早于“生命美学”的命名的“实践美学”，也并非“首倡”者李泽厚先生本人的贡献，而是后人的追认。由此，不难看出，“生命美学”的被命名，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无疑是名列前茅的，其贡献也理应得到尊重，得到肯定。[2]何况，现在涉及这四个字的百度搜索已经是4490万条，在中国知网，涉及这四个字的论文也已经有1,534篇，如果知道目前国内在这两个数字统计上能够“破千”的仅仅只有实践美学和生命美学，就应该知道，这是一个从“零”到千到千万再到几千万的一个十分了不起的成绩。
第四，我所提倡的生命美学在当代美学史上第一个完成了范式革命，使得美学从“实践”到“生命”，从“启蒙现代性”、“积淀”、“认识—真理”、“实践的唯物主义”、“自然人化”、“物的逻辑”的主体性立场转向“审美现代性”、“生成”、“情感—价值”、“实践的人道主义”、“自然界生成为人”、“人的逻辑”的主体间性立场。而且，生命美学已经鲜明区别于过去的关注文学艺术为核心的小美学，转而成为了关注美学时代美学文明、关注人的解放的大美学。更不要说，生命美学对于马克思的“实践的人道主义”的关注，更是严格区别于实践美学的对于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关注。
第五，我所提倡的生命美学从一开始就是从中国古代、近代美学的生命美学传统出发的。且不说我是在先出版了中国美学史研究专著《美的冲突》、《众妙之门》之后，才写了生命美学的奠基之作——《生命美学》的。而且，其中的三个核心概念，也是西方美学中所欠缺的。这就是：“兴”、“境”、“生”。我所提倡的生命美学被称之为情本境界生命论美学，其中的“情本”（“兴”）、“境界”（“境”）、“生命”（“生”），就正是“兴”、“境”、“生”。还值得注意的是，生命美学的“儒家+无神论的人道主义”、“孔子+马克思”的美学探索，更是在三十七年前就已经率先起步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彼此对话的所谓“第二个结合”的深刻体现。因此，生命美学无疑是充分禀赋中国美学的根本特色的。
第六，倘若实践美学是源自百年前北京的《新青年》+启蒙现代性，生命美学则是源自百年前南京的《学衡》+审美现代性。而且，生命美学已经完成了自身的生命本体论的建构，并且因此而根本超出了中国古代、近代美学中的关于生命的美学思考，代表着中国美学的生命美学传统的最终成熟与完成。
第七，我所提倡的生命美学在经过了三十七年的相当时间长度的沉淀淘汰之后，已经推出了自己的代表作、代表人物，例如作为生命美学的基础的“潘知常生命美学系列”（650万字，十三卷）、作为生命美学的主体的潘知常的“生命美学三书”（200万字，第一卷为55万字的专著《信仰建构中的审美救赎》，人民出版社2019年出版；第二卷为71.9万字的专著《走向生命美学——后美学时代的美学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出版；第三卷为74万字的专著《我审美故我在——生命美学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出版），以及作为生命美学的导读的潘知常的《生命美学引论》（18万字，修订版，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3年出版）；也形成了自己的在师生传承之外的广泛学术群体。例如，多年以来，除了我自己的生命美学研究，我还看到刘纲纪、王世德、聂振斌、曾永成、张涵、朱良志、成复旺、司有仑、封孝伦、刘成纪、范藻、黎启全、姚全兴、雷体沛、杨蔼琪、周殿富、陈德礼、田义勇、熊芳芳……以及古代文学研究大家袁世硕先生以及哲学大家俞吾金的大量研究论述。再如，且不要说刘纲纪先生的周易生命美学、曾永成先生的生成美学、陈伯海先生的生命体验美学……即便是陈望衡先生的境界美学、曾繁仁先生的“生生美学”、吴炫先生的“中华生命力美学”……其实也不难从中看到生命美学的身影。这只要回想一下生命美学从1985年以后就始终不渝地在坚持着的 “生命”、“体验”、“美是自由的境界”、“境界本体”、“境界美学”、“生生—仁爱—大美”……应该也就不难看出。甚至，我在1991年出版的《生命美学》中，就已经以“超越”作为了生命美学的核心词，并且在该书的第88—105页，已经专门详细论述了“超越”问题。无疑，即便是在国内学界的提倡“超越”，生命美学也应该是并不落后的，这与后来在1994年才开始出现的著名的“超越美学”无疑也一脉相连。
第八，我所提倡的生命美学，除了自己的理论特色——“万物一体仁爱”的生命哲学+“情本境界论”生命美学之外，还有其极为特殊也极为可贵的“知行合一”的美育践履传统。这是生命美学所一直默默践行的王阳明心学所发端的美学传统。数十年来，尽管不赞同“实践美学”，但是在“美学实践”方面，生命美学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以及所获得的丰硕成绩，则必须说，是十分突出的。这一点，仅从我个人数十年来所从事的数以千计的美育实践以及“按照美的规律建构世界”的数以百计的咨询策划项目实践中无疑不难看到。因此，生命美学堪称：“万物一体仁爱”的生命哲学+“情本境界论”的审美观+“知行合一”的美育践履。
由此，不能不说，生命美学确实已经到了在后人撰写的美学史里第二次“出生”的时候。因此，生命美学完全有资格率先接受当代美学史的汰选，更完全有资格在美学史中第二次“出生”。犹如西方谚语所说：“这里就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
不过，编辑“生命美学在中国丛书”也并不容易！叔本华曾经说过：“创新”的“命运规定真理得有一个短暂的胜利节日，而在此前此后两段漫长的时期内，却要被诅咒为不可理解的或被蔑视为琐屑不足道的。”[3]学术界的很多事情就是如此！在你“倒霉”的时候，可能有人会落井下石，会倒戈相向，会借机出卖你以渔利，会以“功底”“学风”之类的借口去肆意诋毁，甚至，会依附在得势的一方，去凭借攻击你而得一点残羹剩饭……毕竟，那个时候生命美学每每要被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帽子。因此，谁跟生命美学划清界限，谁就有可能在政治上获利，谁就可能多得一点封赏。但是，你一旦走出了逆境，一旦开始逆风飞扬，可能有人又会不以为然，会私下撇嘴说：“这没有什么”，甚至会自诩“我不稀罕，否则，我也能做到”。总之，一开始，是批评你“水平不行、学风不行”……转而，却又变成了“这没什么，我也行”。这就类似我所提出“塔西佗陷阱”。塔西陀生活在约公元56年-约公元120年间，但是他从来没有提及“陷阱”两个字，更没有提出过“塔西佗陷阱”。之后的两千年里古今中外也从来没有人提出过“塔西佗陷阱”。但是，在我提出之后，再加上我们国家的最高领导的提及，现在的百度搜索已经达到2970万左右，中国知网的研究论文也已经有了200篇左右。对此，尽管我在几年内都完全沉默，完全没有在任何场合主动提及。可是，有人却仍旧“醋意大发”，仍旧不以为然，他们说：“这不算什么！我也行！”这让人想起：曾经有一个流行很广的段子，说的是一个精密的设备出了问题，于是厂家就找了一名德国工程师维修，德国工程师仔细检查一番后，在一个部件上用锤子敲了几下。生产线瞬间正常工作。为此，德国工程师收了一万美元的维修费。厂方质疑德国工程师收钱太多，可是，德国工程师却说，在部件上敲几下，只值一美元，但是知道在哪敲，却值九千九百九十九美元。我也要说：能够提出“塔西佗陷阱”，现在看起来似乎是很简单，只值一美元，但是，在人类历史上能够提出“塔西佗陷阱”，却很不简单，它是要值九千九百九十九美元的。无疑，“生命美学”的被提出，也应如是观！
当然，编辑“生命美学在中国丛书”或许也可能会引起个别学人的误解。这是因为，当下常见的中国当代美学史良莠不齐，而且颇有几本是“吃大锅饭”式的中国当代美学史，或者是分门别类、平铺直叙，优良可劣不分、首创早晚不论；或者是跟谁关系好就写谁一笔，谁的头衔大就给谁分一点篇幅，结果往往是出了厚厚一本，却根本无人问津。更有甚者，编写者自己也毫不用心，我就曾经遇到过，作者在书中罗列了所有的历年出版中国美学史的专著，但是我仅仅以我自己的中国美学史专著的出版情况去检验，就发现其中“硬伤多多”。因为，我从1989年开始陆续出版的八本中国美学史研究专著甚至连一本也没有罗列进去。更不要说，有人竟然胆敢冒学术天下之大不韪，利用自己撰史的机会，把本人刚刚出版一年的论著列入为数只有几本的百年现当代美学史的代表作里；还有人也竟然会踏破学术评价的底线，利用自己撰史的机会，把一个只写过几十页介绍中西美学理论（美术理论）历史的小册子的台湾地区的宗教人士捧为二十世纪生命美学的“最重要的两座里程碑”之一……诸如此类，当然都只能成为学术史上的笑谈、笑话，但是，我们却由此不难发现：有不少人私下里往往是以为美学史的研究就是“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的场所，因此，不但自己写美学史就是去进行“学术行贿”式的“评功摆好”，而且别人如果去组织当代美学史的研究，则也会臆测为是希图进行“自我表扬”。对此，我也实在无话可说。因此，也只好再重复一次“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的故事：“鸱得腐鼠，鹓鹐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其实，三十七年前，生命美学敢于言人所不敢言，为人所不敢为，“虽千万人，吾往矣”，无疑不是为了“自我表扬”——这其实根本毫无可能。在那个时候，反对主流美学的结果完全就是自绝于美学的学术圈！而今，编辑“生命美学在中国丛书” 同样不是为了“自我表扬”！在这当中，更加接近真实的考虑其实是：首先，绝对不能坐视个别人再去任意褒贬我们的学术成果甚至左右我们的学术评价以及美学史的裁判权。为此，我们理应在进行认真的美学研究的同时，也同时展开同样认真的当代美学史的研究。其次，“狗熊掰棒子”之类的短期行为，在美学研究中已经不能再延续下去了。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美学研究已经四十年了，亟待择优汰劣，不但要把假冒伪劣产品公之于众，让其再也没有市场，更是要把真正无愧于时代的美学成果予以弘扬、予以广大，这，实在也已经是时不我待了。美学研究，做为人文科学，就是要“著书立说”。或者“首创”、或者“独创”，其中的基本的历史事实，总是要认真加以梳理的，更是亟待给予公正评价的。这关涉基本的学术伦理，也关涉基本的学术道德！那种不尊重历史事实，不尊重“首创”与“独创”，随意“封赏”甚至自我“封赏”“名家”、“大家”称号的事情，已经不宜再继续下去了！
当然，能够进入后人撰写的美学史并且能够第二次“出生”的并不仅仅只是生命美学。在这个意义上，“生命美学在中国丛书”的问世其实也只是一个开始。我希望，今后还能够出现关于其他学说学派的类似研究丛书。何况，在此之前，我自己也已经主编了“中国当代美学前沿丛书”，并且在其中已经收入了新实践美学、实践存在论美学、主体间性超越论美学、生命美学和实践美学五家。而我之所以主编“生命美学研究从书”，当然也不是自认为当代美学史上独此一家，而仅仅是因为我对它较为熟悉。大约有一二十年的时间了，我一直没有能够再参加美学学会的活动。美学学会的活动，二十年中，我也只是在2018年的时候在济南参加过一次。而且，这类的活动，限于时间与精力，估计以后我也很少再有机会参加。我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尽最大力量做好自己的学术研究。而且，只去继续面对四十年来唯独属于自己的两个问题：“生命美学”研究与“塔西佗陷阱”研究。同时，也尽最大力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在这方面，除了主办会议、举办全国高校美学教师高级研究班，主编从书，应该也是其中的事情之一。迄今为止，我已经主编了三套丛书，“中国当代美学前沿丛书”与“西方生命美学经典名著导读丛书”之外，就是“生命美学在中国丛书”，一共30本。其中甘苦，无以言表。知我罪我，更也都无所谓了。毕竟，从书的经费是我自己去筹集的；丛书的作者也是我自己出面去商定的。而且，我也从来没有过以“派”划线，更没有干涉过任何一个作者的写作。至于去借此对生命美学给予“表扬与自我表扬”，坦率而言，在我，是根本没有想过的。原因很简单：生命美学已经37周岁了！“表扬”还是不“表扬”，“批评”或者不“批评”，它都已经有了自己的独立生命——起码，它的学术生命已经超过了今天的所有中青年美学学者了！1985年，生命美学诞生的时候，即便是当代的所有中青年美学学者们自己的研究生导师，当时应该也还大多没有评上高级职称。因此，再去否定比自己学术年龄甚至比自己的导师的学术年龄都要大的生命美学，甚至妄自尊大地误以为只有自己才有资格为比他的学术年龄甚至比他的导师的学术年龄大得多的生命美学颁发“准生证”，这岂不是一个学术的笑话？！1844年2月，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叔本华就曾经举过一个气球的例子。他说：自己在学术圈“看到那荒唐的东西一般总是如日中天，而个别人的声音要想透出愚弄和被愚弄者双方的合唱似乎已不可能；不过，尽管这样，真纯的作品在任何时候都保有一种完全特有的、宁静的、稳健的、强有力的影响，如同由于奇迹一般，人们看到这种影响最后从喧嚣骚动的人群中往上直升，好象气球从地面上厚重的烟雾气围上升到更洁净的高空一样；而一旦上升到那儿，它就停留在那儿，没有人再能把它拽下来了。”也因此，出以公心地说，生命美学也早已“上升到更洁净的高空”，“而一旦上升到那儿，它就停留在那儿，没有人再能把它拽下来了。”因此，又何需谁去蓄意“表扬与自我表扬”？！在这个方面，以狭隘之心度学人之腹，是根本没有必要的！
何况，在走过了残酷无情的冬季的煎熬、生命复苏的春季的播种、火热难耐的夏季的历练之后，生命美学也毕竟已经走进了铁面无私的秋季的汰选。而且，“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无可置疑的是，这毕竟还是一个丰收的秋天！
保罗·策兰曾经感叹：“这个秋天将意味深长”！
毫无疑问的是，因为“生命美学在中国从书”的出版，“这个秋天”，对于生命美学而言，也同样的“意味深长”！
谨以此，恭贺“生命美学在中国丛书”的出版！
2022年11月18日，南京卧龙湖，明庐
附录——
《生命美学在中国丛书》 潘知常主编 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当代中国生命美学40年》（已出）
2、《中国现代生命美学史》
3、《生命/实践——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的百年论争》
4、《中国当代美学史》
[1] 「德］叔本华《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3页。
[2] 康德给马库斯·赫茨的信中说：“我正在撰写一部‘纯粹理性批判’，它将涉及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我将在三个月内出版它。”虽然康德在三个月内并没有出版这部著作，事实上，《纯粹理性批判》是在九年后才出版的，但在这里，重要的是，康德已经提出了“纯粹理性批判”的新概念。 正如A.B.古留加所指出的：“一般都把这封信的日期（1772年2月21日）看成是康德主要哲学著作诞生（或说孕育更为确切些）的日期。”（参见［苏］A.B.古留加：《康德传》，贾泽林、侯鸿勋、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第84页）因此，生命美学的诞生起码也应为1985年。
[3] 「德］叔本华《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