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知常:在思想的道路上——中国美学与西方海德格尔现象学美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61 次 更新时间:2014-11-02 19:4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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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知常 (进入专栏)  

  在长期的中西比较美学研究中,我逐渐意识到:它包含着两个不可或缺的层面。其一是以中西方的美学文献为内容、以中西方的传统美学为对象、以中西方美学的历史历程为线索的层面,其二是以中西方的美学文本为内容、以中西方的美学传统为对象、以中西方美学的理论内涵为线索的层面,前者可以称之为知识的层面,后者可以称之为智慧的层面。不难看出,我的中西比较美学研究始终是以后者为主,而以前者为辅的。之所以如此,理由如下。

  

   从独白到对话

  

  显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的中西比较美学研究一直是只有第一个层面,至于第二个层面,则根本就没有,后来逐渐出现了,也往往不予承认。然而,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现在,关于中西方美学的第二个层面的研究已经日益壮大,并且已经绝对不允忽视了。那么,其中的原因何在?

  我们知道,就美学本身而言,20世纪,可以称之为一个美学的重建的世纪。而且,严格言之,美学的重建早在19世纪后半叶就已经开始。这,无疑与同时出现的哲学的重建完全一致。确实,恩格斯在当时就已经揭示出“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而且,从马克思、恩格斯再也没有着眼传统意义上的哲学体系的建构,并且对杜林的创造哲学体系的企图的嘲笑,也不难看出传统意义上的哲学的事实上的终结。而在20世纪后半叶,海德格尔更呼唤着〈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面对“哲学如何在现时代进入终结了?”他作出了令人瞩目的回答。在他看来,“关于哲学之终结的谈论意味着什么?我们太容易在消极意义上把某物的终结了解为单纯的中止,理解为没有继续发展,甚至理解为颓败和无能。”然而,这只是对于“哲学的终结”的消极意义的理解。从积极的意义言之,海德格尔认为:“哲学的终结”应该意味着某种“完成”,一种哲学就是它所是的方式。它的终结则意味着它的“完成”。海德格尔并且从语言角度强调,“终结”一词的古老意义与“位置”相同,因此,从此一终结到彼一终结,即从此一位置到彼一位置。这就是说,传统的哲学思维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这一点,从古代的把哲学作为形而上学,以及近代的把哲学作为“科学的基础”(康德)或者“科学之科学”(黑格尔),可以清楚地看到。至此,假如再模仿传统的哲学思维,不过是谋求获得一种模仿性的复兴及其变种而已。那么,如何理解哲学的位置的现代转型?海德格尔指出:这实际意味着对于“哲学终结之际为思想留下了何种任务”的追问。也就是说,哲学的终结并不等于就没有值得思想的问题了,而只是说思想终于有机会面对那些被传统哲学的特定追问方式所错过了的那些问题,并且以新的方式去追问这些问题。那么,“思想的任务”又是什么?无疑就是从黑格尔到胡塞尔就一直在大声疾呼的:“到事物本身去”。以往的哲学只关注“存在者”(“存在是什么”)而忘记了“存在”(“存在之情形如何”),“存在”被“遮蔽”了,因此而导致了当代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现在,“思”的任务就是通过“解蔽”去揭示当代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所谓将“自身显示者”如其所是地“显示”出来。因此,哲学的重建实质上就是思的重建。必须承认,海德格尔的看法是十分深刻的。而美学的重建显然可以从中受到启发:美学的重建实质上就是思的重建。

  而“思的重建”,在美学之中,就是所谓美学的“对话”智慧的“觉醒”。因为在传统美学中同样存在着“存在”的“遮蔽”(所以海德格尔将尼采美学看作传统美学的终结)。具体来说,人类的价值追求是多方面的,也是多元共存的,彼此之间的通约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传统美学无视于此,首先是去寻找某种终极价值,作为自身最为根本的东西,然后再按照罗尔斯所揭示的“词典式序列”的方式,把所有的价值观念按照其重要性的大小加以排列,最终形成所谓美学的体系。贯穿于其中的,无疑是一种“独白”的智慧。它强调人类的各种价值追求无法同时代表真理,或者无法同时具备真理性,因而往往固执地去作非此即彼的选择,不同价值标准追求之间的冲突也被等同于真理与谬误之间的冲突,从而,以自己为真理,以他人为谬误,以西方为真理,以东方为谬误,处处着眼于一致、统一、相符以及谁胜谁负,也就成为必然。在当代社会,人们发现,事实上所有的价值追求之间是无法通约的,也无法决定在这当中谁最重要,将其中的一种价值追求加以还原、合并为另外一种价值追求的工作根本无从谈起(例如丑就无法还原为美),寻找终极价值的工作也根本无从谈起,罗尔斯所揭示的“词典式序列”的把所有的价值观念按照其重要性的大小加以排列的方式更根本就用不上,那么,怎样去处理所面对的困境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对之加以整合。它不再无视各种价值追求中彼此之间的不可通约的实际存在,而是去呈现各种价值追求中彼此之间的不可通约的实际存在,因此一方面注意解构各种价值追求自身被人为赋予的绝对性,另一方面又注意划定各种价值追求自身的领域、范围、合理性,以便在此基础上展开丰富多采的交流。这,正是我们所说的作为“对话”的美学智慧。

  由上所述,就美学而言,传统美学突出的往往是一种独白的智慧。所谓独白,是指美学家以“绝对之我”的身份发言,认为自己可以像上帝一样完全从逻辑上把握对象、规定对象、制约对象。(5)它以否认美学思考的有限性作为前提,强调的是美学范式的可通约性,美学理论的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以及自我中心的显赫地位。一方的居高临下,与另外一方的洗耳恭听,是其典型的内在要求。而在内容方面,则是严格地区分世界为二元,例如中心与边缘、绝对与相对、一元与多元、本质与现象、西方与东方、古典与当代、美与美感、作者与读者、创造与接受,等等,并且在其中区分高下,把一方界定为主要的、主动的,把另外一方界定为次要的、被动的,例如在中心与边缘的对立中突出中心、在绝对与相对的对立中突出绝对、在一元与多元的对立中突出一元、在本质与现象的对立中突出本质、在西方与东方的对立中突出西方、在古典与当代的对立中突出古典、在美与美感的对立中突出美、在作者与读者的对立中突出作者、在创造与接受的对立中突出创造……在这里,作为中心的一方事实上不受任何条件制约,与绝对、支配、制约同义,它与被支配的一方则是一种不可逆的决定关系。(1)

  美学的独白以否认美学思考的有限性作为前提。然而,在美学思考中有限性的存在却是必然的。任何一种美学在提出问题、思考问题时,都总是而且也只能是置身于一定的问题框架之内。(2)它只能提出在这一问题框架中所能够提出、能够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的逻辑可能性是先入为主地被规定的,这些问题的阐释可能性也是先入为主地被规定的。而且,在一个问题框架内,所有的问题都是互相支持的。在这里,问题框架的存在就是有限性的典型表现。例如传统美学在进行美学思考时所不加思考地加以使用的自由、人性、异化、时间、空间、现实、历史、进化、理性、自然、社会、人道主义、美、美感、认识、反映、美学、文学、创作、作品、作家、审美主体、审美客体、美学范畴、美学体系……这类范畴,往往被认为是美学思考的共同语言,但只要稍稍加以谱系学的剖析,就会发现,作为一种话语,它们都建立在一系列并非不证自明的预设前提的基础上,也都只能够为传统美学所使用。例如,在讨论美或者美感的时侯,就离不开对象与主体的二元对立、感性与理性的二元分解、本质与现象的二元预设……对于传统美学来说,这是已经沉入无意识层面的秘密。一般情况下,它不会成为思考的对象,而只会成为思考的支点。因此传统美学不但不会主动对此加以批判,而且反而会从此出发去批判别人。当然,对于传统美学像对于任何一种美学理论一样,这并非它的缺陷,而是它的根本。然而在20世纪,当当代美学进行美学思考之时假如不加选择地依附于传统美学理论的这一问题框架时,问题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的转换。当当代美学在追求美学的答案(那是什么)时,却实际上已经预设了一种传统美学的回答(对于传统美学那是什么)。这样,当当代美学进行美学思考之时,又如何能够超出传统美学的眼光?如何能够重建当代意义上的美学呢?如果再加上当代美学对传统美学的了解往往只是在一些错误的文化指标中获得的,只是一种“想象性能指”、一种虚幻的“镜象”(实际上是一场以有限冒充无限的游戏。无限的东西不会是给定的,只要是给定的东西就一定是有限的),进行美学思考时所面临的困境就更加令人不容置疑了。(3)

  因此,当代美学面临着一场觉醒。这“觉醒”,就是“对话”美学智慧的“觉醒”。

  由于不仅发现了美学自身的有限性,而且发现了美学自身的有限性的永恒性,当代美学义无返顾地从“独白”转向了“对话”。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几乎所有的当代美学家的著作中看到。就学派而言,分析美学提出的“开放”,解释美学提出的“对话”与“视界融合”,接受美学提出的“未定性与意义空白”、“作品作为一种召唤结构”、现象学美学提出的“幻象”,无疑都是着眼于多极互补意义上的对话。就美学家个人而言,胡塞尔说自己承担的是“现代意识的考古学”,弄清楚现代的种种分裂的来源,并避免这种种对立。他所要走向的,正是对话。伽达默尔更是明确指出,他所建立的美学,就是对话的美学。他说:“我所要阐明的语言的对话特征,不再以主体的主体性为出发点,特别是不再以说话者的指向意义的意图为出发点。我们发现,在说话中发生的事情不是意在使表达的意义具体化,而是一种不断地更新自己(说话)的努力。更确切地说,是一种不断的和一再出现的‘从事某件事情或卷入到某个人中’的努力。然而这就意味着要不断吐露自己,让自己经历一种冒险。真实地说出我们的意图,其意义不仅仅在于阐明和维护我们的见解,而是使我们的见解置于危险的境地,把自己置于自己的怀疑和他人的反驳之下。有谁没有经历过这样一种经验:每当我们站立在一个我们想劝说的人面前时,我的那些支持自己的观点的理由和反对自己观点的理由,都一齐变成语言倾泄而出。只要我们那个想与之交谈的人在我们面前一站,就帮助我们打破了自己的偏见和狭隘,这件事甚至未等对方张嘴时就已经发生了。这种对话经验对我们来说已经不是局限于论证和反论证的领域,这两者的交换和一致是任何一种冲突的终极意义。但是,正如上面我描述的经验所表明的,在这种经验中还有一种别的什么东西,具体说来,还有一种使自己成为‘他者’的潜力,这个他者超出了二者所要达到的共同一致领域。”(4)阿恩海姆的“场”也是两极对话的结果。他提出的“视觉思维”指出视觉本来就是存在着思维能力的。一方面一切视觉都同时就是思维,另外一方面,一切创造性思维都具有视觉形象。他所指出的直觉本身也是感性与理性的最佳融合状态。英加登提出的在审美活动中客体提高为“准主体”,主体降低为“准主体”,是着眼于对话。杜夫海纳认为审美客体是“作为物体的主体”和“准主体”,“它不再是世界的一个事件或部分,不是万物中之一物;它深含世界,世界也含有主体。它通过成为物体的动作认识世界,在世界身上认识自己。”审美主体也“不能与先验的主体完全同一了”,它“带着所得到的知识去与真实会面”,具有了“与对象交手的能力”,“感官不完全是用来截获世界图像的工具,而主要是主体用来感觉客体以及与客体相互协调的手段,犹如两种乐器那样相互协调。身体所理解的,也就是身体所感受和承担的东西,可以说就是存在于事物之中的意向自身”。(5)也是着眼于对话。而罗兰•巴尔特对于“空即满”以及“钝义”等问题的讨论,假如离开了对话这一背景,事实上也是不可想象的。还有巴什勒提出的“吸纳”概念和“本体上的平等”概念。前者强调的是区别于单一事物自身的生长、发展的复杂体对于新的性质的接纳,后者则是从多元之间的平等出发的对于“接受和接收一切差异”的强调。显然,它们都意味着对话。更为重要的是,就我在〈美学的边缘〉中所强调的当代美学的三大转向而言,同样不难发现,当代美学主要是从文化批判、非理性考察与语言维度三个方面切入研究的对象,其中,语言的本质固然在于说,说的前提却是因为有听的存在。于是最终就从语言转向话语,从语言理论转向话语理论,转而对特定的交流情境、语境给以关注,其次从非理性转向超理性,从文化批判转向文化整合,也是如此。最终,三大转向都把焦点对准了一个方向:对话。

  显然,“对话”的出现,意味着美学智慧的“觉醒”。所谓对话,是指美学家以“相对之我”的身份发言,认为自己不可能像上帝一样完全从逻辑上把握对象、规定对象、制约对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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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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