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关于生命美学不属于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在“摆事实”之后，随之而来的，还必须是“讲道理”。事实证明：生命美学自身的理论思考也是“首创+独创”，不仅“时间上在先”，而且也“逻辑上在先”。早在1985年，生命美学就已经摒弃以“实践”为逻辑起点的美学研究，并且率先易道而行，在国内第一个开始了以“生命”为逻辑点的美学研究，而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对于实践美学的反省却是直到9年之后的1994年才姗姗来迟。因此倘若就摒弃以“实践”为逻辑起点的美学研究并且率先易道而行而言，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是远远地落在了生命美学的后面的。而生命美学把自己的探索扩展到“理论、历史（中西美学）、现状”的工作则是在1998年左右就已经完成，但是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的这一工作却是在2008年才刚刚开始，因此也是远远地落在了生命美学的后面的。同时，国内的所谓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乃至所谓新实践美学（时期、思潮）或者新古典美学（时期、思潮）等等，其代表人物往往都是单枪匹马的个人，也只有一两本专著，但是，生命美学即便只是到2008年为止，也已经有众多的学者参加，而且也已经出版了40本左右的生命美学专著。因此，在学术影响方面，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也是远远地落在了生命美学的后面的。把由几十位学者拥护的生命美学安置在单枪匹马的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的麾下，无疑并不合适。总之，结论必然是：生命美学不属于后实践美学。

关键词：生命美学 后实践美学   超越美学   逻辑上在先 首创   独创

序言、生命美学的“首创+独创”先于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

写就《生命美学不属于后实践美学》（《贵阳学院学报》2024年第2期），意犹未尽，因为这篇文章还只是“摆事实”，也还只是从“时间先后”澄清了一个本来十分简单的历史事实：生命美学并不属于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生命美学，论文章的发表，要比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早了9年，论专著的出版，则要比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早了17年。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才总共前后延续了8年，现在强行要把早于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9—17年的生命美学纳入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的麾下，无疑会导致“关公战秦琼”以及改“毛（毛泽东）朱（朱德）会师”为“毛（毛泽东）林（林彪）会师”之类的尴尬的出现。后来，我又顺手在中国知网搜索一下，发现到2024年9月为止，国内发表的有关生命美学主题的论文为1729篇、有关意义论超越美学主题的论文为27篇、有关主体间性超越美学为17篇、有关后实践美学主题的论文为202篇、有关实践存在论美学主题的论文为213篇、有关生生美学主题的论文为110篇。事实胜于雄辩！数十年来，国内的学者已经用自己手中的笔投下了庄严的一票。已经发表过有关生命美学主题的论文为1729篇的生命美学又怎么可能会被安置在仅仅发表过44篇相关主题论文的意义论超越美学或者主体间性超越美学的麾下（所谓“其他后实践美学研究者的美学思想”之一）？因此我曾考虑，事情可以到此为止了。但是，后来我又一想，仅仅从有关美学主题的论文的发表数量上去比较，也许会有人仍旧会声称“真理在少数人手里”。何况，生命美学尽管在出现时间上是毫无争辩的居于绝对领先的，但是其自身的理论思考是否“首创”、是否“独创”？是否有所发现、有所突破？也毕竟还是有必要理直气壮地据理力争并且予以进一步的彻底澄清的。这也就是说，关于生命美学不属于后实践美学，在“摆事实”之后，随之而来的，还必须是“讲道理”。

确实，美学基本理论研究的成功往往来自“首创+独创”，因此仅仅“时间上在先”无疑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是“逻辑上在先”。我常常说，不入主流，难成一流，美学研究亟待去做的是“从0到1”，是无中生有，例如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柏格森的“绵延”、克尔凯郭尔的“荒谬”……而不是“从1到99”。关键的关键，就是“从0到1”的惊险一跳！可惜我们当下的美学界聪明人太多了，找空白，钻空档，不敢硬碰硬，而且忽而横跳、忽而竖跳，“狗熊掰棒子”的身手足以令人眼花缭乱。但是，却始终都没有真正解决问题，也没有解决真问题，问题更没有真解决。“著书不立说”、“成名不成家”，已经成为美学界长期以来的的尴尬现状。1985年开始问世的生命美学当然不屑于如此，就我而言，始终都是心悦诚服地承认自己不够聪明，因此也始终都是不随风倒更不做墙头草的。我始终心悦诚服地希望自己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写老实书。所谓“百上加斤易，千上加两难！”毫无疑问的是，“生命”，恰恰就是“从0到1”的工作，也才是真正值得倾尽一生去做的工作。 “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生命”，犹如一颗诞生新思想的种子，在萌芽于我的大脑之后，就不再移出，并且逐渐受孕、发育、壮大……直到生长出美学思想的参天大树、直到构造出一座巍峨壮观的美学大厦。

一、生命美学在国内首先开始了以“生命”为逻辑点的美学研究

生命美学的问世与完成，基本上可以界定为：1982年——1991年。在此之后，无论是生命美学这个名称还是生命美学自身全部的基本思路，尽管还有所丰富、有所提高，但是却没有再做出过任何的更改——事实上，1991年出版的《生命美学》在30年后的2022年再版的时候，也并没有做过任何一个字的修改。这一点，无疑是与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的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完全不同的。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根据作者的介绍，则是经过了多次的根本性的修改，例如，从1988直到2002年，提出的是“生存”为本体的意义论超越美学；从2002到2008年乃至以后，提出的则是面目焕然不同的“存在”为本体的主体间性超越美学。而且，这也就意味着，最早也要到2008年，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的超越美学/后实践美学才最终得以完成。可是，令人困惑的是，1985年就已经问世的生命美学，1991年就已经完成了的生命美学，又是怎么被列入了1994年才问世的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之中，而且，1991年就已经完成了的生命美学，又是怎么竟然被放置到了2008年才最终得以完成的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的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的“麾下”的？又怎么会成为1994年才问世的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中的“其他后实践美学研究者的美学思想”之一的？[1]

其实，正如我所强调的，如果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确实是在1994年才得以问世。那么，无论如何，生命美学都是无法被安置在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之中的，更是无法被作为超越美学/后实践美学之外的“其他后实践美学研究者的美学思想”之一去加以处置的。这是因为，早在1985年伊始，生命美学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从0到1”的“首创+独创”了，这就是：摒弃以“实践”为逻辑起点的美学研究，并且率先易道而行，在国内首先开始了以“生命”为逻辑点的美学研究。

众所周知，1994年，在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1994，杨春时）发表第一篇批评实践美学的文章的时候，国内的学者早就已经发表过20篇有关生命美学的文章。但是，其实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因为同样是在1994年以前，国内的学者还已经出版过6部有关生命美学的学术专著了。因此倘若就摒弃以“实践”为逻辑起点的美学研究并且率先易道而行而言，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是远远地落在了后面的——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是2008年才出版了自己的相关专著，要晚于这6部生命美学学术专著最少也在14年以上了。要论“从0到1”的“首创+独创”，无论如何，也理应是生命美学在先。考虑到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才总共前后延续了8年，无疑，这6部生命美学专著的领先既然最少也在14年以上，则是绝对无法蓄意视而不见的。更何况，这6部生命美学学术专著还与1994年以前国内的学者已经发表过20篇有关生命美学的文章一起，共同揭开了当代美学历程中的“从0到1”的“首创+独创”的美学大幕。

美学的进步毕竟离不开思想的进步，美学史的研究不是评劳模，不是工作总结，也不存在年纪大的就理应放在前面——哪怕他的学术成果晚出了一、二十年。在美学史上，唯一值得尊重的，就是“从0到1”的“首创+独创”。因为“从0到1”的“首创+独创”无异于一场化蝶成蛹式的探险，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都是必然的，发现问题的敏锐、正视问题的清醒、解决问题的自觉,也是必须的。毫无疑问的是，在这个方面，最先完成了“从0到1”的美学转换的，无疑是生命美学，而并不是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从1982年开始，我就开始意识到美学研究必须要认清新趋势、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进入新境界，并且进而从更深的层次转变研究角度，对美学的坐标系来一番整体性、根本性的改造。这是因为，每个时代的美学的中心问题都势必发生在时代的根本需要和美学内在逻辑的交叉点上。就前者而言，社会的现代化呼唤着人的现代化。对此，不难看到的是，一方面主体亟待客体化，这当然就是社会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客体也亟待主体化，这就是所谓人的现代化。因此，做为前提与目的，社会现代化的关键，也就一定应当就是人的现代化。于是人的生命也不再是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转而一跃，成为了世界发展的中心、世界发展的动力，也成为了世界发展的目的，理所当然的是，人的问题，因此也就成了美学的核心。只是，现在已经不是“自然的人”、“理性的人”、“实践的人”，而是“自由的人”、“审美的人”。再就后者来看，实践美学显然无法适应这一时代转换。它所瞩目的只是“还原”，甚至不惜还原到“物”、还原到整体，而且从“高层”还原到“低层”，但是却偏偏忽视了“超越”，忽视了要超越到“人”、超越到“个体”，要从“低层”超越到“高层”。这其实只是“回顾”的美学，而不是“展望”的美学。须知实践并非人的目的，为实践而实践更是毫无意义的。关键的关键，不是人为了实践，而是实践为了人。这就正如马克思提示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2]而所谓的“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不也就意味着生命活动的性质恰恰决定着“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吗？“劳动，……不过是人类一般的生产活动。人就是用它作为媒介，来促成他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所以，不仅已经脱弃一切社会形式和性质规定，并且在它的单纯的自然存在上，还与社会独立无关，超然立在一切社会之上，并且当做生命的表现和实现，为那些根本没有社会化的人和已经有某种社会规定的人所共有。”[3]因此劳动“是生活的乐趣”，我“在活动时享受了个人的生命表现”，“我在劳动中肯定了自己的个人生命”，[4]至于审美活动之为审美活动，则无非是一种呵护、完善、丰富、提高自身生命活动的活动，出自于人类“自由的生命表现”的生命需要。从主体而言，是“生命的表现”，也就是“自由的生命表现”，[5]就客体而言，是“生命的实现”，也就是自由“生命的……实现”。[6]总之，是“生活的乐趣”。[7]

由此不难发现，所谓审美活动其实也并不神秘，它无非就是一种特定的生命自我鼓励、自我协调的机制。它的存在就是为生命导航。人类在用审美活动肯定着某些东西，也在用审美活动否定着某些东西。从而，激励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去冒险、创新、牺牲、奉献，去追求在人类生活里有益于进化的东西。因此，关于审美活动，我们可以用一个最为简单的表述来把它讲清楚：凡是人类乐于接受的、乐于接近的、乐于欣赏的，就是人类的审美活动所肯定的；凡是人类不乐于接受的、不乐于接近的、不乐于欣赏的，就是人类的审美活动所否定的。如果说，生命终将走向审美，这是人类生命活动的必然选择的话，那么，审美必然成就生命，这正是人类生命活动的内在需要。这样，当美学从研究认识的目的也就是实践问题毅然转向了研究实践的目的亦即价值问题的时候，作为价值论美学的生命美学的出现就是必然的。生命，无疑必然就是审美活动的逻辑起点。由此，从立足于“实践”转向立足于“生命”，从立足于“启蒙现代性”转向立足于“审美现代性”，从“认识一真理”的地平线“乾坤大挪移”到“情感一价值”的地平线，生命美学不再是关注人类文学艺术的小美学，而成为关注人类美学时代美学文明、关注人类解放的大美学，并且从五个方面根本区别于实践美学：1．以“实践的人道主义”区别于实践美学的“实践的唯物主义”；[8]2．以“爱者优存”区别于实践美学的“适者生存”；3．以“自然界生成为人”区别于实践美学的“自然的人化”；4．以“我审美故我在”区别于实践美学的“我实践故我在”；5．以审美活动是生命活动的必然与必需区别于实践美学的审美活动是实践活动的附属品、奢侈品。

生命美学强调，在美学研究中，要从实践原则“前进”，把它转换为美学上的人类生命活动原则，并且在此基础上，将审美活动作为人类生命活动中的一种独立的以“生命的自由表现”（马克思）为特征的活动类型，并予以美学的研究。由此入手，不难看出实践美学的局限性。实践美学只是从“人如何可能”（实践如何可能）的角度去阐发“审美如何可能”、“美如何产生”（客体为什么会成为美的）、“美感如何产生”（主体为什么会有美感）以及“实践活动与审美活动的同一性”的实践美学的考察，是从“审美活动与实践活动之间的同一性、可还原性”开始的对于人如何“实现自由”（马克思）的一种非美学的考察。所以它才会如此强调“美的本质、根源来于实践”这样一个基本立场（实践美学的贡献与偏颇也都可以从这句话中看到），实践美学的局限恰恰在于把“人如何可能”与“审美如何可能”等同起来，并且以对前者的研究来取代对于后者的研究。因此实践美学往往从“实践活动如何可能就是审美活动如何可能”这样一个内在前提出发，把“审美活动如何可能”这类美学意义上的问题偷换为“审美活动如何产生”这类发生学意义上的问题，把对于审美活动的“性质”的研究偷换为对于审美活动的“根源”的研究，其结果，就是在实践美学中真正的美学问题甚至从来就没有被提出，更不要说被认真地加以研究了（须知，作为一种理论思维，对于美学而言，最为重要的不是“因为什么”，而是“如何可能”）。生命美学与实践美学的区别恰恰在这里。它强调在美学研究中必须将“人如何可能”与“审美如何可能”分离开来，将“人如何可能”深化为“审美如何可能”，因此，生命美学强调的是“审美活动如何可能”（审美活动如何为人类生命活动所必需）、“美如何可能”（美何以为人类生命活动所必需）、“美感如何可能”（美感何以为人类生命活动所必需），是从“审美活动与实践活动之间的差异性、不可还原性”开始的对于人如何“自由地实现自由”（马克思）的一种美学的考察。[9]显而易见，只有如此，美学才真正找到了只属于自己的问题，也才真正完成了学科自身的美学定位。

“生命”，奠定了中国当代美学的“第一块基石”，同时也挖掘出了中国当代美学的“第一桶金矿”。生命美学以“生命”激活并重构美学。生命美学的出现，堪称一场中国当代美学的革命。1985年，我在《美学何处去》一文开始“呼唤着既能使人思、使人可信而又能使人爱的美学，呼唤着真正意义上的、面向整个人生的、同人的自由、生命密切联系的美学”。并且指出：“真正的美学应该是光明正大的人的美学、生命的美学。”并且将流行一时的实践美学斥之为“‘冷’美学”：“‘冷’美学是贵族美学，它雄踞尘世之上，轻蔑地俯瞰着人生的悲欢离合。‘冷’美学是宗教美学，它粗暴地鞭打人们的肉体，却假惺惺许诺要超度他们的灵魂。”1989年，我在《众妙之门——中国美感心态的深层结构》中也指出：“现代意义上的美学应该是以研究审美活动与人类生存状态之间关系为核心的美学。”[10]至于1991年出版的《生命美学》，林早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生命美学研究》一文中认为：“如果我们认可一门学科、一个学派、一套理论的成立是以其具有理论体系性的研究成果为学界普遍认可而争取到合法性的，则公允地说，中国现代生命美学理论的创生应以1991年潘知常《生命美学》专著的出版为标志。”[11]从此，生命美学开始了一场彻底的向生命活动毅然皈依的“生命还原”。审美活动与生命活动，成为一而二、二而一的一体两面。一方面，因生命而审美(生命活动为什么需要审美活动），另一方面，因审美而生命（审美活动为什么能够满足生命活动的需要）。美学与生命之间呈现出深刻的内在循环：从美学的生命与生命的美学的角度看，美学源于生命；从美学的存在与生命的存在的角度看，美学同于生命；从美学的自觉与生命的自觉的角度看，美学为了生命。这意味着，审美活动是进入审美关系之际的人类生命活动，它是人类生命活动的根本需要，也是人类生命活动的根本需要的满足，同时，它又是一种以审美愉悦（“主观的普遍必然性”）为特征的特殊价值活动、意义活动，因此，美学应当是研究进入审美关系的人类生命活动的意义与价值之学、研究人类审美活动的意义与价值之学。进入审美关系的人类生命活动的意义与价值、人类审美活动的意义与价值，就是美学研究中的一条闪闪发光的不朽命脉。

而从中国当代美学的历程来看，生命美学所开启的从“生命”的角度奠定美学的逻辑起点的美学道路，在我看来，其历史贡献也理应居于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新实践美学（时期、思潮）之前，而且理应居于超越美学/后实践美学、新实践美学乃至实践存在论美学之前，这是因为，正是因为生命美学所开启的从“生命”的角度奠定美学的逻辑起点的美学道路，才启动了随后的“去实践化——“去本质化”——“去美学化”的美学演进。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去实践化”（包括“弱实践化”），这当然是从生命美学才开始的重要变化。在生命美学之后，其他的美学都程度不同地“去”掉了“实践”，把“实践”“加括号”、“悬置”了起来。从生命美学的“生命”到超越美学/后实践美学的“超越”、实践存在论美学和新实践美学的“存在”和“新”，甚至直到李泽厚本人的“情本体”美学也不再基于“实践”而是基于“情”了，这当然意味着美学本体论的历史转换的起步！从作为一般本体论的实践本体论到作为基础本体论的——（情本境界的）生命本体论到(主体间性的）超越本体论、存在本体论、泛实践本体论。

当然，倘若只关注到生命美学之后的程度不同的“去实践化”取向无疑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去实践化”仅仅是在实践美学之后所有新问世的美学在面对的特定对象——实践美学时的产物。事实上，随着对话的深入，在实践美学之“后”，美学又早已进而逐渐从程度不同地“去实践化”开始了向程度不同的“去本质化”转换。这意味着：在实践美学之后所有新问世的美学之所以要挑战实践美学，“去实践化”只是发端，“去本质化”才是核心。换言之，从理性批判到文化批判、从纯粹理性批判到历史理性批判才是核心，当然，其中的根本问题，无疑仍旧是围绕着审美活动的独立性、审美活动的本体地位而展开。但是，却毕竟要说，相对于“去实践化”，“去本质化”无疑要更为深刻。遗憾的是，对于生命美学之外的其他美学而言，“泛实践化”甚至“弱实践化”其实倒不难做到，但是“泛本质化”甚至“弱本质化”却很难做到了。因此，“去本质化”，才是在实践美学之后所有新问世的美学与实践美学之间的对话的最为实质的底蕴，而且，在我看来，也才是在实践美学之后所有新问世的美学（例如新实践美学与实践存在论美学）所最难跨越的难关。

何况，从“实践化”与“去实践化”的对立、“本质化”与“去本质化”的对立，当下的美学历程又已经开始了转向不再以“美学化”（关注人类文学艺术的小美学）而是以“去美学化”（关注人类美学时代美学文明、关注人类解放的大美学）方式谈论审美活动。这意味着：旷日持久的对于实践美学的批评已经告一段落，未来的美学探索中，至为重要的，是亟待从“破”转向“立”，亟待从美学的批判转向美学的重建——在“实践美学”之后的美学建设。也因此，实践美学与实践美学之后所有新问世的美学之争，也就顺利成章地转化为“美学”与“后美学”之争。而这也就正如我们在严羽那里所看到的：“吾论诗，若那吒太子析骨还父，析肉还母。”实践美学之后所有新问世的美学要“析骨还父，析肉还母”的，就是“去实践化”、“去本质化””、“去美学化”，从关注人类文学艺术的小美学走向关注人类美学时代美学文明、关注人类解放的大美学。

显而易见的是，在这当中，数十年里，在生命美学诞生9年以后的1994年，杨春时才开始了对于实践美学的全面批判，2001年和2004年，张玉能、朱立元才开始了重建实践美学的积极探索。在此之后，则是更多各家各派的从生命美学的探索中的获得启迪。例如，生命美学中的积极探索就给了后继的诸多美学探索以有益的启迪。例如曾繁仁的 “生命美学的生态美学”就是生命美学，他的“生生美学”可以看到生命美学的“生生”维度的影子，陈伯海的“生命体验美学”可以看到生命美学的“生命”维度、“体验”维度的影子，吴炫的“生命力美学”可以看到生命美学的“生命”维度的影子，陈望衡的“境界本体论美学”可以看到生命美学的“境界本体”维度的影子……等等。甚至晚期李泽厚，也出现了从实践美学向生命美学的转变，例如他的“情感本体论”以及对“生命、个性”的关注，也都与生命美学直接相关。但是，显而易见，早在1985年前后，也早在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问世之前，生命美学就不但早已问世，而且也早已第一个在当代美学的进程中寻觅到了全新的美学的逻辑起点——“生命”了。因此，它又怎么可能被安置在整整9年后才继它而起的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之中？又怎么可能被作为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之外的“其他后实践美学研究者的美学思想”之一去加以处置？试问，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乃至其中的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在1985年前后可曾已经有了自己的全新美学观？又可曾有了自己的对于全新美学逻辑起点的重大发现？

尼采曾经致信洛德并提示他说：“亲爱的朋友，我请求你把你的目光直接牢牢盯住一个即将起步的学术生涯。”“目光直接牢牢盯住一个即将起步的学术生涯”，这正是生命美学的立身之本！早在1991年，我在《生命美学》一书的封面上选择的就是这句话：“本书从美学的角度，主要辩析什么是审美活动所建构的本体的生命世界。”（潘知常：《生命美学》的封面语  河南人民，1991年）阎国忠先生对此评价道：“把审美活动归结为一种生命活动，而不仅是一种实践活动，这无疑拓宽了人们的视野。”[12]劳承万也指出：生命美学是“美学园地的一声春雷”，《生命美学》是“中国当代美学起航的讯号”。他说：作者把“物”的美学彻底地还原为“人”的美学、生命的美学、超越的美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才认定《生命美学》是中国当代美学起航的信号。[13]或许，在劳承万看来，只有《生命美学》所阐述的“生命美学”思想才是刚刚起航的“中国当代美学”，只有“生命美学”才称得上是“中国当代美学”。

二、生命美学在1998年左右就已经完成了 “理论、历史、现状”等各方面的系列考察

还需要指出的是，不仅仅早在1985年伊始，也早在1994年开始的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之前，生命美学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从0到1”的“首创+独创”，而且，也早在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2008年推出自己的奠基性美学专著之前，生命美学还早在1998年左右，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美学体系的建构，完成了基本涵盖了“理论、历史、现状”等各个方面的系列考察。例如，其中包括美学基本理论研究的的《生命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诗与思的对话》（上海三联出版社1997年版；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审美教育的最佳时期》（海燕出版社1993年版）。这里面的《生命美学》，是1991年就已经出版了的生命美学自身的奠基性美学专著；同时，还包括中国美学研究方面的《美的冲突》（上海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众妙之门》（黄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中国美学精神》（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2017年版）、《生命的诗境——禅宗美学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中西比较美学论稿》（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也包括西方美学研究方面的《美学的边缘--在阐释中理解当代审美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此外，还包括当代审美文化研究方面的《反美学--在阐释中理解当代审美文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1997年版；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但是，再考察一下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的其他美学研究者的研究，我们发现，即便是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自身，也还是到了2008年才完成了自己自身初步的美学建构。并且还经过了从1988直到2002年的以“生存”为本体的意义论超越美学阶段的探索，以及从2002到2008年乃至以后以“存在”为本体的主体间性超越美学阶段的探索。因此，也就自然谈不上全面的美学体系的建构以及涵盖了“理论、历史、现状”等各个方面的系列考察了。可是，生命美学却是在1991年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奠基性美学专著，而且至今可以做到一字不改，进而，生命美学还在1998年左右，就已经完成了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直到2008年也还没有完成的“理论、历史、现状”等各个方面的系列考察了。也因此，显而易见的是，生命美学的美学研究成果都早已全面领先于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也全面领先于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因此，无论如何，生命美学都是无法被安置在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之中的，更是无法被作为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之外的“其他后实践美学研究者的美学思想”之一去加以处置的。

下面，首先来看一下我自己的美学基本理论研究。在这个方面，1998年前，我在美学基本理论研究方面已经出版了三部美学专著——那一段时间，在出版美学基本理论研究专著方面，所有的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的研究者都还是一片空白。当时，我所出版的三部美学基本理论研究方面的专著是：《生命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诗与思的对话》（上海三联出版社1997年版；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审美教育的最佳时期》（海燕出版社1993年版）。其中《审美教育的最佳时期》（海燕出版社1993年版）是审美教育方面的专著，本文暂时忽略不去介绍。我们首先来看《生命美学》。

《生命美学》出版于1991年，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第一个崛起的美学学派——生命美学的奠基之作，也是我在“而立之年”完成的美学专著。关于该著，首先需要提及的，就是关于“生命美学”的命名。众所周知，在中国美学史中，自古以来都是从来就没有“生命美学”的命名的。“生命美学”，是我的“首创”。查一下，中国知网，现在已经有国内发表的有关生命美学主题的论文1729篇，对比一下同样是由研究者自己命名的有关意义论超越美学主题的论文是27篇、有关主体间性超越美学是17篇、有关后实践美学主题的论文是202篇、有关实践存在论美学主题的论文是213篇、有关生生美学主题的论文是110篇。“生命美学”的命名的历史贡献，应该已经不难令人口服心服！当然，《生命美学》的历史功绩无疑也绝对不止是“生命美学”的命名。更为重要的是，该著“从0到1”，在中国美学的历程里第一次提出了“生命美学”这一美学构想，并且有史以来第一次地把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从“实践”挪移到了“生命”，并且从审美活动是什么、审美活动怎么样、审美活动为什么三个层面入手，对于“审美活动如何可能”给出了详实缜密的深刻阐释。后来的生命美学学派的“实践的人道主义”、“自然界生成为人”、“爱者优生”、“我审美故我在”、“审美活动是生命活动的必然与必需”等基本思路，以及生命美学学派所力主的美学的奥秘在人—人的奥秘在生命—生命的奥秘在“生成为人”—“生成为人”的奥秘在“生成为”审美的人，还有生命美学学派的三大核心／范畴——“生命视界”、“情感为本”、“境界取向”……在该著中也都业已悉数隆重推出。而今回首，“三十而立”之际即勇攀美学顶峰，开始了国内首次的一次由“实践”向“生命”转换、由“物”向“人”转换、由“认识论”向“本体论”或“意义论”的转换，美学研究中“触目惊醒的三大失误”：研究对象的失误；研究内容的失误；研究方法的失误，由此也得以彻底纠正。从此开始“回到生命本身”、回到“以人类自身生命作为现代视界的美学”，这无疑是完全走在了1994年才出现的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之前了。更不要说，我在三十而立之年提出的这一美学构想尚且至今都可以做到一字不改。

《诗与思的对话》（上海三联出版社1997年版；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是我关于美学基本理论研究的第二次的尝试。在这个意义上，著名美学家王世德先生曾经称之为：《生命美学》的第二版。我认为，这个说法也是不无道理的。但是，《诗与思的对话》不仅完全改写了《生命美学》的全部文字，而且在内容方面也更臻完整。例如，就美学研究的对象即美学学科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特殊性之所在而言，该著以超越性的生命活动——审美活动为研究对象，就作为美学研究的内容即美学学科的特殊性的具体展开而言，该著从对于“美学的当代问题”的反思开始，围绕着“审美活动如何可能”以及它的具体展开即审美活动“是什么”（性质）、审美活动“怎么样”（形态）、审美活动“如何是”（方式）、审美活动“为什么”（根源）作为研究内容（这意味着审美活动研究即“审美活动如何可能”的在二级水平上的展开），就美学研究的范围即美学的当代问题的具体展开所涉及的领域而言，该著则将上述设想展开为本书的全部内容。进而，该著开篇伊始是对于“美学之为美学”即美学的学科性质的反省，属于全书的导论。由此开始，该著第一篇考察的是审美活动的“为什么”，即人类为什么需要审美活动。在这里，审美活动的“为什么”在三级水平上被展开为审美活动的历史发生与审美活动的逻辑发生，它们涉及到对审美活动在人类生命活动中的根源、意义、功能的考察，也是该著的理所当然的开始。该著第二篇考察的是审美活动的性质“是什么”。它关涉到对于审美活动的本体意义的性质的阐释，并且在三级水平上被展开为对审美活动与人类生命活动之间外在关系的考察（在四级水平上被展开为对审美活动作为活动类型、价值类型、评价类型的考察），以及对作为人类生命活动之一的审美活动的内在关系的考察（在四级水平上展开为横向的共时轴和纵向的历时轴），等等。该著第三篇考察的中心是审美活动的“怎么样”，即审美活动所构成的特殊内容，它指的是审美活动的性质是“怎么样”在具体的审美活动中展现出来的。它在三级水平上被展开为历史形态与逻辑形态，即历史上“曾经怎么样”、逻辑上“应当怎么样”两个部分，而在四级水平上，从历史的方面，审美活动可以分为东方形态、西方形态（从空间区分）以及传统形态、当代形态（从时间区分）四类，从逻辑的方面，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即纵向的特殊内容：美、美感、审美关系；横向的特殊内容：丑——荒诞——悲剧——崇高——喜剧——优美；剖向的特殊内容：自然审美、社会审美、艺术审美。该著第四篇考察的中心是审美活动的“如何是”，即所谓构成审美活动的东西，它意味着从构成审美活动的特殊方式的角度去阐释审美活动，并且在三级水平上被展开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审美活动的生成方式，其二是审美活动的结构方式（在四级水平上展开为意向层面、指向层面、评价层面）。不难看出，该著的上述安排可以视为审美活动研究即“审美活动如何可能”的在三级水平上的展开（至于五级水平上的展开，例如把艺术审美活动再展开为文学审美活动、艺术审美活动，以及六级水平上的展开，例如把文学审美活动再展开为小说审美活动、诗歌审美活动，在我看来，就已经超出了审美哲学研究的范围了），并且都作出了十分认真的研究。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著的主题词，我当时就拟定为：生命、超越、体验、审美。将近三十年后的今天再回首观望，我必须说，这是一个关于生命美学的理论思考的精准概括。我看到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中的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的首倡者杨春时曾经总结说：美学基本理论的研究是不能只是依靠“争鸣”去建构的，因为局限性太大。换言之，争鸣之为争鸣，在许多时候都没有真解决问题、也没有解决真问题，因此，问题也就没有真解决。值得庆幸的是，生命美学从问世之初就没有掉入这一美学泥沼，而且也从来没有花费大量的时间去与这个学者争鸣或与那个学者争鸣，而是目光紧盯理论创新、理论建构本身的。例如，而今再看当年生命美学自身的基本理论建设，不难发现，围绕着我从1985年就已经明确提出的“生命”这一逻辑起点，我在生命美学的理论构想里所提炼概括而出的所有美学范畴都可以被看作是自由生命流动、演进的一个环节、一个中介，也都可以看作是自由生命运动、变化、发展的不同形态的一个呈现、一个总结。不论是逻辑起点、逻辑中介、逻辑重点还是整个逻辑结构的美学圆圈都已经完全闭合、完全完成。被李泽厚在实践美学里分割为美的哲学和审美心理学的美学，也已经被统一而为“审美学”。不论是在量的层面进行区分的自然美等，还是在质的层面进行区分的优美等，都其实正是自由生命自身的更加具体的不同表现形态。自然美其实就是对于自然自身的生命力与人自身的生命力彼此契合而成的对于生命活动本身予以肯定、完善、丰富、提高的结果，社会美则是对于社会自身的生命力本身的肯定、完善、丰富、提高的结果，在这里，区别于生命的外化、牺牲、丧失，区别于生活的苦难，“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了一种快乐”。[14]艺术美则是一个人为打造的肯定、完善、丰富、提高人类自身生命活动的“第二世界”。它是借助情感的力量来审美地“复现自己”，自由地表现了人之为人的生命力，并且从而得以在“他所创造的艺术中直观自身”。这是因为，按照马克思的看法，人都要在生命活动中“复现自己”，也就是要在“他所创造的艺术中直观自身”。[15]这是因为，人怎样劳动，就怎样“复现自己”，或者是在物质生产中“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或者是在精神生产中“在意识中理智地复现自己”。而艺术则是借助情感的力量来审美地“复现自己”，在其中展现的，是马克思所谓“发展得最完美”的生命。正如马克思在剖析米尔顿创作《失乐园》的时候所指出的：这是“他的天性的能动表现”。[16]再看看马克思恩格斯在剖析《巴黎的秘密》中的玛丽花的时候指出的：“怎样在非人的境遇中得以合乎人性的成长”、“总是合乎人性地对待非人的环境”、“对大自然美的如此合乎人性的欣喜若狂”、“自由地表露着自己固有的天性”。[17]无疑也都是着眼于艺术的对于自由生命的呵护、对于自由生命的表现。再如审美教育，也无非就是按照“美的规律”去打造理想的自由生命，也就是打造所谓“全面发展”的人。而所谓“美的规律”，其实也就是“生命活动的规律”，因此，按照“美的规律”，也可以被看作是按照人的自由生命的活动的规律。在这个意义上，“美的规律”无非也正是在提示我们：要按照自由生命的规律来塑造对象世界。

其次看我的中国美学方面的研究。在这方面，到1998年左右，我已经出版了《美的冲突》（上海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众妙之门》（黄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中国美学精神》（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2017年版）、《生命的诗境——禅宗美学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中西比较美学论稿》（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等五部中国美学研究专著。而且，众所周知，我提出的生命美学的全称是“情本境界论”生命美学或者“情本境界生命论”美学，其中的“情本”（“兴”）、“境界”（“境”）、“生命”（“生”），都正是源自中国传统美学的核心范畴——“兴”（“情本”）、“境”（“境界”）、“生”（“生命”）。因此，生命美学是中国美学传统的弘扬与传承，这在1998年以前的中国，无疑在中国当代美学的历史上堪称“首创”，也是任何国内的美学学者当时都还无法做到的。再者，张岱年说：中国哲学是生命的哲学，宗白华说中国艺术是生命的艺术，但是，说中国美学是生命的美学的，则是我首先在这五部中国美学研究专著中率先提出并且反复予以讨论、阐释的。而且，我在讨论中国美学的过程中，也第一个注意到把所有的中国美学的范畴与命题都围绕着“生命”这个中心予以展开。在我看来，这是中国美学研究中所亟待面对的最大真实。事实上，在中国美学之中，毫无疑问的是，所有的美学范畴、命题都是在“生命”的海洋里浸泡而出。在中国美学的发展历程中，所有美学范畴、美学命题的演进历史，都无非就是生命自觉的从稚嫩到成熟、从片面到全面、从朦胧到清晰的递进、发展过程。也因此，早在1985年，我在写就《美的冲突》一书之后就曾信心百倍地倡言：“密切关注着人、人的感性塑造的中国美学，或许能够在使人们愉快而和谐地生活在一个既有高度物质文明而又不乏精神上的安身立命之处方面，作出积极的贡献？或许能够在如何使人得到真正健康全面发展的探索中，给世界以历史的和逻辑的启迪？”[18]

具体来说，《美的冲突一一中华民族三百年来的美学追求》可以看作我的“处女作”，1985年全书完稿的时候，我还不到三十岁。然而，令人欣慰的是，近四十年以后，该著提出的“中华民族三百年来的美学追求”这一理论模式却至今仍旧没有过时。在我看来，中国唐宋之际的禅宗变革，就类似西方的文艺复兴。慧能的《六祖坛经》也堪称“西天”的佛教思想与中国的佛教实践相结合的思想结晶。但是，这一思想结晶的走出庙宇并逐渐向哲学、美学渗透的过程，却也相当漫长。尤其是美学，直到明清之际（从1573年的万历开始），才有了初步的成果，并且再直到20世纪初，才有了最终的完成——这也就是中国现代美学的诞生——生命美学的诞生。“三百年来瘐楼上，曾经多少望乡人”，这，就是“中华民族三百年来的美学追求”。无疑，在这当中，“美的冲突”正是恢弘壮阔的美学主旋律，其变奏和展开，则体现为五个巨大的问号：为什么东方的中国能独立产生雄踞同期世界美学峰巅的古典美学?为什么逐渐进入近代的中国未能相应地在美学启蒙中逐渐独立产生自己的美学?为什么近代的中国借助西方近代美学的理论武器，却未能建树自己的完整的近代美学体系，更未能建树雄踞同期世界美学峰巅的近代美学?为什么近代中国未能建树自己的美学体系，但却敏捷地迅速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为什么找到马克思主义美学之后，却一直未能同中国近现代的美学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而该著的学术价值也就在于，早在近四十年前，我就借助“中华民族三百年来的美学追求”这一理论模式，借助于打破一直被人们分割开来的中国古代美学史、中国近代美学史和中国现代美学史的理论模式，对于从明代中叶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的300余年的中国美学的历史进程，做出了科学的而且令人信服的阐释，并且对于中国20世纪的生命美学的诞生，也做出了科学的而且令人信服的阐释。

《众妙之门——中国美感心态的深层结构》出版于1989年，是我在“而立之年”完成的一部关于中国审美心理领域的研究专著。该著发现：由于不信彼岸世界而甚至“不语怪力乱神”，所以“未知生，焉知死”，中国美学“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对生命的体验之中。生命的魅力。生命的快乐，生命的起伏，生命的忧伤，生命的节奏，生命的短暂……它们纠缠着、碰撞着，融贯着。呼喊出了中国美感体验中的最强音。”[19]由此，从中国美感心态的深层结构的根本内涵——“生命意识”开始，该著依次论及中国美感心态的深层结构的基本特色、“忧患”、“悦乐”、“禅悦”类型，以及中国美感心态的深层结构的集体感知、集体表象、历史功能、历史重建，并且逐渐揭开中国美感心态深层结构的神秘面纱。十分重要的是，在这部专著中，我在国内美学界第一次提出了“中国美学是生命美学”、“美是自由的境界”、“境界本体”等诸多新说，作者所提倡的“情本境界论生命美学”中的“生命视界”、“情感为本”、“境界取向”这三个核心范畴也在其中隆重登场。

还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美学精神》。这本书出版于1993年，跟《美的冲突——中华民族三百年的美学追求》和《众妙之门——中国美感心态的深层结构》一样，都要早于1994年的“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而且。在那几年里，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中的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也还远未问世，甚至还尚且虔诚地依附于实践美学的大旗之下，热情洋溢地为其摇旗呐喊。但是，我的《中国美学精神》却已经完全自觉地离开了实践美学的轨道，开始了生命美学的中国源头的寻找。[20]在《中国美学精神》之中，中国美学精神与我所提出的生命美学，两者其实就是一而二、二二一的事情。对此，我无疑已经毋宁多言。需要谈及的，从1993年开始，数十年来孜孜以求研究中国美学精神的。其实基本上可以说是只有我一个人。但是令人诧异的是，前几年忽然冒出了若干“中国美学精神”的研究者。他们匆匆而来，尽管其中有人从来就没有做过这个方面的专题研究——甚至连一篇相关的研究论文也没有公开发表过，但是一时间却或者纷纷著书立说，或者干脆拉几个人合作出版书籍……然后，类似于每一次的美学“热点”的争逐，他们就若无其事地消失了。报课题、发文章、组织笔谈、开学术会议、编辑丛书，主编书籍……把这个选题咀嚼的连骨头渣都不剩了，然后就一哄而散，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一如既往的是，在这个领域，最终还是我在孤军奋战。一开始就是我一个人独行，现在看来，还是如此。可是，什么是中国美学精神？这些研究者却始终都没有腾出时间去认真予以澄清。他们的研究，往往都是把“中国美学精神”与“中国美的精神”、“中国审美精神”甚至“中国艺术精神”混同起来。但是，“中国美学精神”却偏偏是不能够简单地与“中国美的精神”、“中国审美精神”甚至“中国艺术精神”等同起来的。显而易见的是，中国美学精神考察的本来理应是中国美学思考美学的中国方式。不同的美学在思考“美学的问题”的时候，其思考本身当然也应该是美学的。其中涉及的无疑也正是：应该去思考什么与不应该去思考什么。因此我们的中国美学精神研究，也就应当“言孔孟所未言，而默契孔孟所欲言之意；行孔孟所未行，而吻合孔孟必为之事。”（明吕新吾《呻吟语》）例如，中国美学精神涉及的理应是中国美学的本体视界。这本体视界包括了两个互相关联的问题。其一，是内容，其二，则是方式。在前者，是思维什么，在后者，则是怎样思维。具体来说，从本体视界出发的“思维什么”，是指的想什么与不想什么，也就是说，中国美学把什么看作审美活动，同时不把什么看作审美活动。这就是所谓本体视界所提供的思维内容。从本体视界出发的“怎样思维”是指的怎样想与不怎样想，也就是，中国美学是怎样去思考审美活动的，同时又是不怎样去思考审美活动的？具体来说，关于中国美学的关于“怎样思维”的思考，实际即关于美学学科即“美学之为美学”的特定规定性的思考，其中主要包括三个层次：从深层的角度说，是对于怎样思维的特定视界（思维机制）的考察，着眼于美学学科即“美学之为美学”的根本规定；从中层的角度说，是对于怎样思维的特定范式（思维范式）的考察，着眼于美学学科即“美学之为美学”的逻辑规定；从表层的角度说，是对于怎样思维的特定形态（学科形态）的考察，着眼于美学学科即“美学之为美学”的构成规定。由此，倘若简单而言，潜藏在中国美学“思维什么”以及“怎样思维”背后的美学精神，当然也就是所谓的“中国美学精神”。而这也正是我从1993年就开始认真予以研究的具体内容。其结论为：以“审美本位”去回应文明困局的“万物一体”美学精神、以“审美超越”去彰显爱的智慧的“仁爱同体”美学精神、以“审美境界”去跨越二元世界的“境界本体”美学精神、以“审美生成”去提升现实生命的“知行合体”美学精神。

同时，为了让自己提出的生命美学构想落到实处。我还认真考察了当代西方美学。这主要体现为《美学的边缘——在阐释中理解当代审美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以及《中西比较美学论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美学的边缘》考察的是西方当代美学观念的变化。特定的时代有特定的美与艺术，当美与艺术向新的形态转型之时，最初往往只有少数人会首先感受到，并自觉加以反省，大多数人却会仍旧在“传统的梦魇”中沉睡，并反而将这少数人视为离经叛道者、哗众取宠者，甚至必欲除之而后快。无疑，这个方面就正是我希望直面的问题。该著分为四篇：1、从本体视界的转换：审美活动与非审美活动的交融；2、价值定位的逆转：审美价值与非审美价值的碰撞；3、第三篇心理取向的重构：审美方式与非审美方式的会通；4、边界意识的拓展：艺术与非艺术的换位，对于审美观念的当代转型，给出了系统而且深刻的回答。由此，该著通过对“西方审美观念”的阐释和批判，向中国读者提供了理解20世纪西方当代审美观念的更真切、更客观的解释“视界”。通观全书，该著实际上是在讲传统的美和艺术的边界是如何模糊的，是如何与当代的美和艺术的边界相交融的：正是在这交融之中，二者的边缘模糊了，消失了，它们交融在一起，变成了一回事。张德明评论说：“《美学的边缘》敲破一种固定格局,将一己的美学思想与当代美学发展客观实际的清流活水相通, 故养之亦固,培之亦厚,卓然见其大,浩然见其正,渊乎见其深。”[21]这是颇具卓见的，因为该著希望“养之亦固,培之亦厚,卓然见其大,浩然见其正,渊乎见其深的”的，当然还是生命美学。

生命美学关于当代的美学现状的研究，也是生命美学自身予以积极拓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还在1994年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刚刚试试探探地推出自己的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处女作的时候，就在1985年，生命美学就已经推出了自身向当代的美学现状予以积极拓展的《反美学——在阐释中理解当代审美文化》（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当然，该著所谓的“反美学”，不是“反”美学本身，而是“反”传统美学、反实践美学。它“反”的不是“美学”，而是实践美学对于“美学”的歪曲。而它所要构建的，则是在更为根本的意义上的一种真正的美学——生命美学。由此，该著深刻揭示了当代审美文化中所蕴含的美学观念的变化，并且从现状研究（传统审美文化的自我放逐）、文本考察（文化溃败时代的寓言）、社会省思（千年未遇之历史巨变）、条件辨析（传统审美文化的解构之镜）、本质反诘（后美学时代的美学革命）、根源探询（生命的诱惑与死亡的阴影）、本体阐释（无望的救赎与永恒的承诺）等七个维度详加论述并深入阐释，从而毅然决然地为人类“生命的享受的合理性”“生命乐趣”的审美满足、为美学的作为“自由生命的表现”的全新原则鸣锣开道，并且呼唤着一种非中心性的后美学视界、一种无主导性美学的后美学文化、一个生命美学的全新时代的隆重出场。

显而易见，早在在1994年前后，早在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问世之初，生命美学就不但早已问世，而且也早已羽翼丰满，早已完全成熟了。因此，它又怎么可能被安置在后它而起的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之中？又怎么可能被作为超越美学/后实践美学之外的“其他后实践美学研究者的美学思想”之一去加以处置？试问，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乃至其中的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在1994年前后可曾已经有了自己的美学观？又可曾有了自己的从新美学观出发的涵盖了“理论、历史（中西美学）、现状”等各个方面的系列考察？

三、人数众多的生命美学研究者都已经先于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而有所突破

生命美学之所以不属于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从“讲道理”以及“首创+独创”的角度，还亟待介绍的，是其他生命美学的研究者的探索。无疑，这应该属于生命美学自身的一个特殊情况，因为除了实践美学，在当代中国美学的进程中，还只有生命美学，拥有着人数众多的研究者，这一点，与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乃至新实践美学、实践存在论美学基本上都是单枪匹马首倡也其实就是唯一的研究者的现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也正因为如此，倘若只把我一人的生命美学放入所谓的“其他后实践美学研究者的美学思想”之一，当然也就愈加显得毫无道理。为什么众多的生命美学研究者的研究都不属于“其他后实践美学研究者的美学思想”之一？又为什么单枪匹马的一个研究者都可以成为一个“什么什么时期”的代表，但是那么多的生命美学研究者却不但不能自成一个时期、一个思潮，而且还反而根本就在被“钦定”的任何时期、任何思潮中都不屑一顾而且也不予考虑？

可是，人数众多的生命美学研究者的研究却明明都是早于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问世的1994年或者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的奠基性美学专著问世的2008年的。这么多人的“首创+独创”、这么多人的“去实践化”的努力，为什么就可以视而不见，难道对于人数众多的生命美学研究者的早于1994年才刚刚开始的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的“去实践化”的努力的真实评价会严重影响到1994年才刚刚开始的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的历史评价吗？

生命美学无意于自我钦定一个所谓的生命美学（时期、思潮），但是，如果人数众多的生命美学研究者都在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之前就已经先于它而有所突破，无疑更是从“讲道理“的角度证实了：生命美学不属于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

在这个方面，我不得不说，实在是事实俱在，而且举不胜举。在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发表自己的第一篇批判实践美学的论文的1994年以前，国内的学者已经发表的关于生命美学的论文就已经有了20篇，国内的学者已经出版的的关于生命美学的专著也已经有了6部（可是，在1994年以前，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的首倡者却连一部关于后实践美学研究的专著都还没有出版）；到2008年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出版自己的奠基性美学专著以前，关于生命美学，国内的学者更是已经出版了30部专著。而且，这些论文和专著在“首创+独创”方面，也都与潘知常本人的生命美学论文与专著一样，成绩不容无视。显然，正是这些著作，阐述了生命美学的基本理论，又通过对中国传统美学（生命美学）和西方生命美学的考察、比较和融合，以及对现代社会的“审美文化”和“审美观念”的深刻阐释，进一步论证了“现代生命视界”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可能性，并深刻阐述了“生命本体论”的美学内涵。生命美学在这十年中，一方面通过直接的建构，另一方面，则通过与实践美学的论争，日复一日地在不断成长，不断完善，不断成熟。从而使得生命美学的研究得以拓展、得以深化、得以提升也得以丰富。

例如，封孝伦在1988年完成的硕士论文《艺术是人类生命意识的表达》中就提出：“艺术与人的生命意识有关,人类创造艺术不是‘无目的’，而是有生命目的的。人类创造艺术是为了在精神的时空中满足自己的生命目的。”1989年，封孝伦在《今日文坛》第2期上发表了《人类的生命追求选择艺术的形式和内容》，第一次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阐述了自己对生命追求与艺术之间的根本关系的看法。1990年，封孝伦又在《贵州社会科学》上发表《生命意识对探索美的启示》。文章认为，如果我们承认，艺术的确是人的生命意识的表达，那么显然人类认为美的对象，实际上也就是人类生命追求的对象，于是，一个现成的结论——关于美本质的结论——就呈现了。“很显然，美是人的生命追求的精神实现”。[22]封孝伦这篇文章试图从“生命”的角度给“美”下一个定义。无疑，从认为“艺术发生的原动力是人类的生命追求”到“美是人的生命追求的精神实现”，封孝伦的看法显然是远远早于1994年才出现的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的首倡者的看法的。后来，封孝伦著有《人类生命系统中的美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他指出：没有生命愿望的人不可能进行审美活动，只要一个人还能进行审美活动，他就是一个对生命充满渴望的人。因此，审美，本质上就是主体人以精神活动的方式从对象获得生命的满足。这种“获得”就是生命体验。这当然是意在从“人类为什么要创造艺术”切入“人类生命系统中的美学”。结论是：人类创造艺术是为了满足人类自己生命的需要。因此无论艺术是怎么起源的，“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同一个母体——人的生命”[23]。美的对象是能够让主体以精神生命的方式或在精神的时空中获得生命满足的对象。[24]如果说美是人的生命追求的充分实现的话，丑相反，是对人的生命需要的抵制和拒绝，对人的生命存在的毁灭与否定。[25]叶通贤在《封孝伦美学思想探幽》一文中详细考察了封孝伦生命美学，并指出：封孝伦的生命美学在与实践美学长期的对话、交流中脱颖而出。他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 ”为研究方法，以“人的生命需要”为逻辑起点，以“三重生命”学说为理论支撑，以 “美是人的生命追求的精神实现”为核心命题，从而创建了一个科学、严谨、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美学理论体系。该体系既是封孝伦美学思想的完美体现，同时也是中国美学发展的新创获。[26]这个评价，无疑都是十分中肯的。而且，如果知道他的上述看法都是远在2008年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的首倡者出版自己的奠基性专著以前，那就更是弥足可贵了。

再如，张涵1993年就在河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艺术与生命》，美学专著出版的时间明显早于1994年才开始发表相关论文的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的首倡者。2005年，他又在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艺术生命学大纲》，2008年，再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新人间美学》。我们把1993年出版的《艺术与生命》与2005年出版的《艺术生命学大纲》做一个对比，不难发现张涵本人生命美学观点的深化：前者重点在探究艺术与生命的关系，二者还是分离的；后者已经把艺术与生命融为一体，成为“艺术生命学”了。当然，他的这种以大生命哲学为基础的大生命美学是为“新人间”准备的。而“新人间”文明之魂就是“美者优存”。达尔文的“适者生存”，发现的只是人类低层次的生物特性，是人与动物的共性，而真正驱动人类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动力，则是“美者优存”。因为人类的生命活动，包括劳作、起居、饮食、生育、交往、言语、衣饰、环境等等，总是始于求其“适”，进而求其“美”；总是低则求“生存”，高则求其“优存”。也就是说，人类的生命形态在本性上趋向寻找某种文化的形态和审美的形态，而且只有当他取得某种文化的形态和审美形态的时候，人之为人的生命活动才真正开始。[27]进而，在分析了艺术、科技与生命的纠缠与背离的生存困境之后，在关于“上帝死了”、“人死了”的哲学反思的“涅槃”之上，他毅然决然地推出了大生命哲学和大生命美学的新“凤凰”。所谓“大生命”就是中华“易学”所建构的天、地、人“三才”共“生生”的宇宙大生命共同体。“才”者材也、质也、态也。天、地、人是宇宙生命的三种主要形态，三者的关系是天“生”地，天、地合“生”人，人以其“生”回应天地，天、地、人“和而不同”，共同构成多姿多彩的生命大家庭。[28]张涵认为：“大生命哲学与大生命美学，无论在本体论上还是在方法论上，都是以中华‘大易’之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美学思想为灵魂。”[29]在此，如果知道他的上述看法都是远在2008年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的首倡者出版自己的奠基性专著以前的，那就更是弥足可贵了。

刘成纪1996年就在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审美流变论——艺术与生命的新对话》，2001年，刘成纪又在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丽的美学——艺术与生命的再发现》。他认为个体生命的历程和人类的演进过程，在本质上都是生命运动的表现形式。艺术的“审美流变”的根本原因就是“生命运动”。在他看来，生命必定是有血有肉的生命，都是由个体承载的生命。只有以生命为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才不可能抹杀或者忽视个体生命。“美是人的自由本性的理想实现”这一对美的本质规定的重新界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才有了必然性。而且，人类爱美的本性，也就是爱理想的本性，这是生命美学重视人的自由理想的依据所在。我们注意到，他的《生命美学的超越之路》一文开篇即十分精到地辨析了实践美学存在的问题，认为实践美学过多承受了西方古典时代的精神遗产，具有鲜明的理论上的不彻底性，甚至有着难以治愈的与美的自由追求背道而驰的痼疾。正是在实践美学最薄弱的地方，生命美学在这里打下了坚实的地基，创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至于“审美流变”的根本原因，则在于“生命的运动”。他从审美心理层面立论，认为“生命”具体体现为“生命动力”、“心理动力”和“理性意志力量”。这实际上为美学提供了一个“生命”美学的历史观。在众多的生命美学倡导者中，仅就凭借这一点，刘成纪就是独树一帜的。生命这一更具本源性的范畴为人的审美活动注入了活力，并且以对实践这一物质性活动的超越切近了审美作为一种纯粹的精神活动的实质，也成功地以审美活动的一元性超越了实践主体与实践对象的二元分立。[30]生命美学以个体化的生命为基底，以超越性为美的根本属性来重建自己的美学秩序，这就是对生命美学主旨的基本规定。至于审美流变的动力则随着个体人或人类的生命活力的强弱变化而变化，杨存昌主编的《中国美学三十年》也因此而把刘成纪称为“‘生命美学’的另一倡导者”[31]

又如，黎启全1999年就出版了美学专著——《美是自由生命的表现》，至于他对于“生命”的关注的美学论文的发表，则可以一直提前到1986年，同样明显早于1994年才开始发表相关论文的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的首倡者。黎启全认为，美是自由生命的表现。美与生命同步诞生后，在人类审美活动的征程中相依相畏，同荣共枯：生命的盛衰存亡决定着美的发展变化，美的发展变化推动着生命不断向全面发展的自由生命奋进前行。因此自由生命的本质决定着美的本质，自由生命表现在自然事物、社会现象和艺术作品中，则分别生成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美。自由生命是审美活动的轴线和灵魂，审美创造是自由生命的表现，审美欣赏是自由生命的提升、丰富、发展和完善。而且，中国美学也是生命的美学。无数的中国美学范畴（概念），没有一个不带有生命的信息，中国美学范畴（概念）、命题的发展史，就是艺术化的自由生命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向复杂、从不完善到完善、从不自由向自由不断递进、不断发展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断言：中国美学是生命的美学，或者更准确的说：中国美学史是艺术化的生命自由生命的发展史，中国美学就是艺术化的自由生命的美学。[32]例如，他认为“诗言志”与“诗缘情”是对人的内在精神生命的审美追求。“传神写照”与“气韵生动”是对活生生的个体生命的审美追求。“意境”，则是自由生命的最高境界。诸如此类，倘若把时间拉回到上个世纪90年代，显然也都是弥足珍贵的，而且也远比同时期的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的首倡者的看法深刻与精到。

还要提及的，是成复旺。他是中国传统文艺理论的著名专家。2004年出版的的《走向自然生命——中国文化精神的再生》，无疑集中体现了他的关于生命美学的思考。在这本书的“导论”中，开篇就说：他的全部思考已经“逐渐集中于一点，那就是‘生命’”。在该著中，他从中西文化的对比入手，借德国学者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在讨论“后现代”文化时，提出的两种模式——技术模式和生命模式——的对比，指出西方文化就是技术模式，而中国文化就是生命模式。他说：“技术模式”立足于“造”，而“生命模式”立足于“生”。这是两种思想模式在看待世界的出发点上的分歧。有了这个出发点的分歧，就会派生出一系列文化观念的分歧。[33]由此，他提出了“走向自然生命”的中国文化精神的再生之路。进而，不仅美在生命，美感也在生命。美感就是作为生命自觉者的人所意识到的生命的舒畅感、自由感。所以中国古代称之为“畅神”，称之为“人心畅适之一念”。因此中国古代的宇宙论既不是立足于精神，也不是立足于物质，而是立足于生命。生命的本质就是自我生长，因而它既是造物者又是被造物，既是精神的又是物质的。所以，如果要在同西方的比较中揭示中国古代宇宙论的基本特征的话，那就应该说是：生命一元论。[34]由此，成复旺自然而然引出一个重要的美学观点，那就是：美在自然生命。一个由生命统一起来的世界，才是一个蕴涵着道德精神的世界，一个洋溢着审美情趣的世界，一个适合于人类生存的世界。[35]成复旺最后信心满满地问：“我们是否可以期待，宇宙大生命将成为新的‘元叙事’？我们是否应该呼唤，‘盈天地间只是一个大生’这种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伟大再生？”

雷体沛的《艺术——生命之光》发表于1992年，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美学专著出版的时间明显早于1994年才开始发表相关论文的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的首倡者。继之，他又推出了《存在与超越：生命美学导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他认为：不能在美之中思考美，不能在艺术之中思考艺术，而只能在生命之中思考美，在生命之中思考艺术。存在与超越，就是生命的存在与超越（或发展）的问题，没有生命的存在与发展，也就没有艺术，更没有审美。人的存在与发展是一种生命投入的活动。美学，因为它特殊的指向性，也就在对艺术的进入中，同时也就进入了生命活动，并以此来展示自己的智慧。由此，我们应该这样认为，美学就是对生命活动的“思”和“看”。没有这种“思”和“看”，人的生命活动就会失去意义，生命本身也会失去色彩。这也就是生命美学。因此，我们需要重回生命，重回生命哲学、生命美学。雷体沛认为，生命的交汇也就是艺术的实现。在艺术活动的领域里，生命的自身满足是通过意象的满足来实现的，即精神的渴望在意象中得到满足。当然，意象本身还不是艺术，只有在感性事物中建立起一条通往意象的通道，意象连在这条通道的极限，才叫艺术作品。艺术的无限世界来自于作为无限精神总体的人的生命在无限世界做无限伸展的渴望。意象作为一个无限的自由世界，它满足了生命的这一渴望，这是世界为了自己的存在（标志着引导生命进入它的世界）而寻求感性的必然结果。总之，雷体沛认为：在我们的生命中，存在着两个世界，一是现实存在的世界，这是我们的生命得以保存的基础；另一个是我们想象的世界，即理想的或艺术的世界。[36]

杨蔼琪的《美是生命力》是2000年由知识出版社出版的。杨蔼琪认为爱美、追求美的动力是人的本能：喜新厌旧。美的本质也很清楚：美就是生命力，二者是同一的，是恒等的关系。杨蔼琪说：可以这样说：美，就是运动着的事物的光彩；就是运动着的事物所发出的光和热；就是事物在运动中产生的能量和力。一句话：美就是生命力。[37]因为把生命解释为运动，杨蔼琪在不知不觉中也就紧密地贴合了《周易》中“生生之谓易”的生命哲学观。而且她也轻松的回答了无生命的无机物之所以美的问题。她说：总之，人的美就是其生命力的美，即因为运动着而产生的生命的能量和由此而来的人的魅力。同时，她又将生命力这一说法，赋予正在生生息息运动着的世界万物——人从自然中领悟到的美的万物。[38]如此，由“人的美就是其生命力的美”，推及到万物之美也是“生命力的美”。万物在美的本质上相同，但在美的现象上相异。尽管同属美的事物，但在内容和形式上完全不同。杨蔼琪认为：一、美是客观存在的，生命力的美是客观存在；二、对于人类来说，生命力的美主要是依靠主观来感受；三、无论是对自然还是对人而言，生命力的对立面——自然地衰老、腐朽和死亡的事物，从形式上来说，都永远是丑的。杨蔼琪指出：“美是生命力”是就人的立场狭义而言；“生命力就是美”则是就美的客观存在、就其涵盖整个自然界的广义而言。[39]无疑，杨蔼琪把“生命”、“自由”理解为“运动”，把“人的本质力量”理解为“人的生命力”，又把生命力理解为生命过程中所放射出来的美的光彩，都是很不错的想法，也是十分超前的。

姚全兴《生命美育》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于2001年。他从（人的）生命的角度，研究生命美育的特性、方法和意义。“生命美育的核心是人的生命美。”[40]审美活动的内在需要和动力是生命；使审美既是人的一种基本的生产方式，又是人的生命的表现和展示；使人通过审美活动表达对生命状态的关怀，对生命情调的追求；使人更好的感受和体悟生命的意义，促进情感生命和精神生命的形成，从而美育生命，在激扬生命之力的同时焕发生命之美。这就决定：生命美育是最基本的美育，最重要的美育，其他种种美育都以它为基础为根本为源泉，没有生命美育，就没有其他美育。[41]（P4）姚全兴从生命感觉、生命体验和生命智慧以及自然与生命、艺术与生命、生命的诗化、生命的强化几个方面对生命美育做了详尽的探讨。姚全兴认为，审美过程就是美育过程。人的生命感受，生命价值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这种过程得以实现和丰富，超越和创造。这个观点是很富启发性的，我们在审美过程中，其实就是在对自己的心灵、灵魂和精神进行洗涤和教化，也就是美化生命。这其实也是“人成为人”的生成过程，为此，姚全兴甚至还使用了“人的生产方式”这一经济学概念，联想到马克思的马克思所发现的“两种生产”，包括“重新生产自己的生命”的“自己生命的生产”以及“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的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增值”的“他人生命的生产”在内的“生命生产”。[42]所谓“为了维持并再生产自己的生命”，[43]这也就是“两种生产”，而且，“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44]姚全兴的探索无疑是很有价值与意义的。

范藻的《叩问意义之门——生命美学论纲》2002年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在他看来，生命美学源起于“生命的困惑”。生命的处境，怎一个“悲”字了得。而且，自由是生命的本质，生命为自由而存在。那么审美的自由呢？审美的自由就是天上人间任你游。你的想象能达到什么地方，自由就能达到什么地方，你的情感能激活到什么程度，自由就能激活到什么程度，它是自由的自由。美是自由的产物。美是自由的境界。进而，如果说，生命美的价值是以自由为核心的真善美相统一的境界的话，那么生命美的价值体现在我们生命意义的哪些方面呢？它体现在我们对平凡生活创造性的诗意的理解。这就是诗意、爱意、崇高、永恒等等审美范畴。生命的悲本体悄然退场之时，就是生命的美本体闪亮登台之日。[45]生命的美在于发现，发现美的过程也就是生命美的展示过程，因为美在你未发现之前是“养在深闺人未识”，一旦发现了，他便“天生丽质难自弃”。发现，在本质意义上，首先体现了人类生命的能动性；其次还体现了人类生命的超越性；最后还体现了人类生命的丰富性。美学是自由生命的感性学。[46]

限于篇幅，关于众多的生命美学研究者的成果，我只能上述简单介绍。但是我还是要强调，如果知道他们的上述看法都是远在2008年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的首倡者出版自己的奠基性专著以前，那就无疑会倍加珍贵。显而易见，早在1985年前后，也早在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问世之前，生命美学就不但早已问世，而且也早已第一个在当代美学的进程中寻觅到了全新的美学的逻辑起点——“生命”了。因此，它又怎么可能被安置在后它而起的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之中？又怎么可能被作为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之外的“其他后实践美学研究者的美学思想”之一去加以处置？试问，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乃至其中的超越美学/后实践美学在1985年前后可曾已经有了自己的全新美学观？又可曾有了自己的对于全新美学逻辑起点的重大发现？显而易见，早在在1994年前后，早在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问世之初，生命美学就不但早已问世，而且也早已羽翼丰满，早于完全成熟了。

我还要强调，以上介绍的，还远远不是生命美学研究的研究成果的全部。倘若就以2008年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的首倡者出版自己的奠基性专著为界，那么，我们就还可以列出将近二十部的生命美学研究专著，例如，1991年，曾永成在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感应与生成——感应论审美观》（曾先生自己曾公开宣称，他的这本专著应该列入生命美学的研究成果），1993年，马大康在南京出版社出版了《生命的沉醉——文学的审美本性和功能，这两本生命美学专著出版的时间都要早于1994年才开始发表相关论文的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的首倡者。而从1995年开始，生命美学的专著更是层出不穷，例如：朱良志《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司有仑《生命·意志·美》（和平出版社1996年版），韩世纪《论宇宙、生命和美的本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彭锋《生与爱》（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陈德礼《人生境界与生命美学》（长春出版社1998年版），余福智《美在生命——中华古代诗论的生命美学诠释》（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杨建葆《阅读生命》（南方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周殿富《生命美学的诉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王晓华《西方生命美学局限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刘承华《艺术的生命精神与文化品格》（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朱寿兴《美学的实践、生命与存在——中国当代美学存在形态问题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刘纲纪《周易美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乔迁《艺术与生命精神——对中国青铜时代青铜艺术的解读》（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生命·心灵·艺境：论宗白华生命美学体系》（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朱鹏飞《直觉生命的绵延——柏格森生命哲学美学思想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版），文白川《美学、人学研究与探索》（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一共十八本。再加上前面几位学者的生命美学专著，则一共是三十本。再加上我在2008年前（左右）出版的10本生命美学专著，一共是四十本。然而，既然那怕是单枪匹马的首倡者都可以作为代表人物，也都可以形成一个“某某美学（时期、思潮）”了，那么，已经出版了这么多美学专著的生命美学，为什么就只能允许其中的一位以“其他后实践美学研究者的美学思想”之一的身份存在？难道那么多的生命美学研究者的研究都可以漠视？而且也都无法在某一位单枪匹马的代表人物的麾下谋取一个位置？既然单枪匹马的代表人物就可以形成一个又一个“某某美学（时期、思潮）”，但是，那么多的生命美学研究者的研究为什么竟然偏偏却根本无处存身？这样的中国当代美学史研究、中国美学思潮研究难道还可以被称之为中国当代美学史研究、中国美学思潮研究吗？

结束语   生命美学的历史功绩不容忽视

综上所述，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不论是从“时间上在先”的“摆事实”的角度，还是从“逻辑上在先”的“讲道理”的角度，生命美学不属于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都是完全无可置疑的。而且，在我2000年左右被迫离开美学界的时候，在国内还并没有上述的说法，李泽厚、周来祥、阎国忠、陈望衡等先生在论及生命美学、后实践美学等的时候，也都是把生命美学放在前面，并且分而论之的。把生命美学作为“其他后实践美学研究者的美学思想”之一的做法，在当时是从来没有过的。但是，在我离开美学界的十八年中，公然把生命美学安置在超越美学或后实践美学的麾下乃至把生命美学处置为“其他后实践美学研究者的美学思想”之一的做法就逐渐多了起来。而这也当然就是而今我不得不“小题大做”专门撰长文予以澄清的根本原因。

1982——2024，弹指之间，四十年匆匆而逝，“白发青丝一瞬间,年华老去向谁言。春风若有怜香意,可否许我再少年?”我当然无意去否定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的历史功绩，但是，我也又必须强调：生命美学不属于后实践美学（时期、思潮），而且，生命美学的历史功绩同样也不容否定！

何况，我本人四十年的生命美学工程也已于近期竣工。其中，“潘知常生命美学系列”（十三卷，650万字）是基础、“生命美学三书”（三卷，二百万字）是主体、《生命美学引论》（一卷，二十万字）则是导读，一共十七卷，约九百万字，是耶非耶？事实俱在！各位同道不妨自己去看！也许，我只需说：“余虽不敏,余虽不才,然余诚矣！”

在未来的岁月里，生命美学将继续前行！而我——也将继续前行！

2024年9月30日，英国，爱丁堡

[1] 在这个方面，中国当代美学史研究中的“乱象”实在是太多了，有一本美学名家主编的《20世纪中国美学史》，竟然不知道所谓“新实践美学”的名称是在1998年才第一次出现的。而且尽管在1998年的两年之后29世纪就行将结束了，但是该书却仍旧迫不及待地把对于在20世纪连一篇明确论述过“新实践美学”的论文也没有的“新实践美学”的介绍写入了《20世纪中国美学史》。当然，这也不算什么，这本书干脆还把直到21世纪的2004年才发表了第一篇相关论文的“实践存在论美学”的介绍也迫不及待地“提前”写入了《20世纪中国美学史》。再如《学术月刊》的张曦曾经编辑过所谓“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论争”的两大厚本资料集——《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2019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但是事实上实践美学的主将跟后实践美学的主将之间连哪怕一次公开的正面争鸣都根本就没有过，张曦却竟然敢于声称存在过被定义为“第三次美学大讨论”的所谓“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论争”，而且据说还“持续了十数年”，这实在是到了连起码的历史事实都已经可以完全无所顾忌地予以无视了的地步。其实，然而，根本就不存在“持续了十数年”的所谓“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论争”，真实存在着的只有1985年开始的从生命美学发端的国内“持续了十数年”的关于“去实践化—去本质化—去美学化”的美学论争，只有它，才是货真价实的“第三次美学大讨论”！请参见我的论文：《从“去实践化”到“去本质化”再到“去美学化”》，原载《山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２卷，第３８页。

[3]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956—957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２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３８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５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９２１页。

[6]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956—957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8页。

[8] 这也个区别十分重要。例如，为什么美学只能是马克思的“实践的人道主义”而不能是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因为，我们尽管要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是，检验实践的唯一标准又是什么？所谓好或者坏、成功或者失败之类的实践的结果，无疑又离不开人的评价，这就是所谓人道主义的价值省察。不以人道主义的价值评价做为人类实践的价值归宿的实践是不可能存在的。而且，人道主义的价值评价还必然成为人类实践的起点。人类实践当时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然而，驱动人类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的生命冲动无疑又来自人类的人道主义的价值评价，由此，我们又可以说，人道主义的价值评价还是人类实践的起点。因此，生命美学就只能从马克思的“实践的人道主义”出发的美学，而不可能是从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出发的美学！

[9] 参见我的《生命美学》、《诗与思的对话》。

[10] 潘知常：《众妙之门——中国美感心态的深层结构》，黄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11] 林早：《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生命美学研究》，《学术月刊》，2014年第9期。

[12] 阎国忠：《关于审美活动——关于审美活动评实践美学与生命美学的论争》，《文艺研究》1997年第1期。

[13] 劳承万：《中国当代美学起航的讯号——潘知常<生命美学>述评》，《社会科学家》1994年第5期。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18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69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上），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32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15—217页。

[18] 潘知常：《美的冲突》，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第388页。

[19]潘知常：《众妙之门——中国美感心态的深层结构》，黄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85页。

[20] 令人纳闷的是，有学者还“册封”了几个所谓的“新古典主义美学”的代表。但是，我从1985年开始探讨生命美学的中国源头的时候，这几位所谓的”新古典主义美学“的代表应该都还没有提出自己的美学构想，因此也就更没有开始自己的美学构想的中国源头的寻觅，那么，这类的所谓“新古典主义美学”的代表又是如何遴选的？

[21] 张德明：《贯透原创精神的学术研究——评<美学的边缘>》，《中国读书评论》，2001年第11期。

[22] 封孝伦：《生命意识对探索美的启示》，《贵州社会科学》，1990年第8期。

[23] 封孝伦：《人类生命系统中的美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83页。

[24] 封孝伦：《人类生命系统中的美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56页。

[25] 封孝伦：《人类生命系统中的美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67页。

[26] 叶通贤：《封孝伦美学思想探幽》，《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7期。

[27] 参见张涵 张宇：《新人间美学》，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版，第33页。

[28] 张涵：《艺术生命学大纲》，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

[29] 张涵：《艺术生命学大纲》，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

[30] 刘成纪：《生命美学的超越之路》，《学术月刊》，2000年第十一期。

[31] 杨存昌主编：《中国美学三十年》，济南出版社，2010年版，第258页。

[32] 黎启全：《中国美学是生命的美学──中国美学范畴和命题历史发展的必然流向和归宿》，《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

[33] 成复旺：《走向自然生命——中国文化精神的再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34] 成复旺：《走向自然生命——中国文化精神的再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页。

[35] 成复旺：《走向自然生命——中国文化精神的再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08页。

[36] 雷体沛：《存在与超越：生命美学导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页。

[37] 杨蔼琪：《美是生命力》，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206页。

[38] 杨蔼琪：《美是生命力》，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208页。

[39] 杨蔼琪：《美是生命力》，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221页。

[40] 姚全兴：《生命美育》，2000年版，第1页。

[41] 姚全兴：《生命美育》，2000年版，第4页。

[4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34页。

[43]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962页。

[4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页。

[45] 范藻：《叩问意义之门——生命美学论纲》，四川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

[46] 本节的写作，参考了向杰《当代中国生命美学四十年》，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