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哲学在黑格尔处得以完成，这是马克思与海德格尔的共识，亦是黑格尔对自己思想的理解与定位。他们三人共同享有一种意识，即哲学在诞生了两千多年后到达了终点，并被“终结”了。他们的区别是，对黑格尔来说，哲学的“终结”是其全部可能性的实现，而对马克思与海德格尔来说则意味着新的开端。马克思主张以实践来开启新的哲学篇章，海德格尔则强调由沉思走向新思想。实践与沉思都尝试克服传统形而上学并致力于回到人类生存的真正基础，由此开启新的思想。然而，对主体性的不同理解与评价导致两种思想最终走上不同的道路。
哲学在黑格尔处得以完成，这是马克思与海德格尔的共识，亦是黑格尔对自己思想的理解与定位。他们三人共同享有一种意识，即哲学在诞生了两千多年后到达了终点，并被“终结”了。他们的区别是，对黑格尔来说，哲学的“终结”是其全部可能性的实现，而对马克思与海德格尔来说则意味着新的开端。马克思主张以实践来开启新的哲学篇章，海德格尔则强调由沉思走向新思想。实践与沉思都尝试克服传统形而上学并致力于回到人类生存的真正基础，由此开启新的思想。然而，对主体性的不同理解与评价导致两种思想最终走上不同的道路。
黑格尔与哲学的“终结”
马克思与海德格尔均认为黑格尔哲学标志着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这一共识构成了他们各自思想转向的契机。在黑格尔体系中，哲学作为绝对精神自我认识的最高形态，通过“概念”的自我运动完成自身的历史：意识在不断超越限制又返归自身的过程中，实现对精神本质的全面把握，最终在哲学中达到对世界精神的自觉。这种自我完成意味着精神历史的终结——哲学既回顾了全部过去，也预示了未来的必然性。黑格尔将此视为思想的圆满闭合，哲学作为“科学之科学”统摄一切知识形态，实现了开端与结局的统一。
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与海德格尔拒绝将哲学的“终结”理解为思想的最终完成，而是视为一个开启新思想道路的转折点。马克思指出，正如亚里士多德之后仍出现伊壁鸠鲁等哲学家，黑格尔的思想也非思想的真正完成，而是必须转向现实。他批判黑格尔哲学虽完成了形而上学的抽象体系，却将现实生活理论化，忽视了实践的优先性。当哲学试图以理论统摄现实时，它反而暴露了自身的局限，因为现实的无限丰富性是无法被封闭体系容纳的。马克思认为，真正的思想任务不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变世界。因此，哲学的“终结”恰恰是面向现实的实践哲学的开端：如同泰米斯托克利斯劝雅典人弃城于海、另建新邦，思想也需抛弃旧有理论形态，在现实生活的土壤中重建自身。这一转向不是理论的延续，而是面向生活本身的革命性任务。
海德格尔同样认为，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标志着传统哲学的顶峰与终结，但这并非光明的胜利，相反导致了“世界黑夜”。在他看来，黑格尔所谓绝对精神从“黑夜”走向“白昼”，实则是对存在之遗忘的极致表达——主体性形而上学的统治使人深陷最黑暗的时代却浑然不觉。哲学的完成意味着它已耗尽自身可能性而进入下降与回落的阶段，但正是在这“黑夜”中孕育着新思想。海德格尔主张“重启”哲学，不是延续传统体系，而是通过“沉思”重新追问存在的意义。他强调思想的任务不再是建构理论体系，而是倾听存在的召唤，为新的开端做好准备。
两位思想家都对黑格尔“终结”哲学之意义有着明确的意识，他们都拒绝黑格尔式的封闭体系，主张在哲学“终结”之后，思想必须另启新程。在此基础上两人立足于各自的思想立场展开了对未来思想样态的构思与描绘。在同样的起点上，出于对思想之使命与任务的不同理解，出现了两种在外观上截然不同但内核上相互共鸣的未来思想的可能样态——实践与沉思。
在哲学“终结”之后：实践与沉思
马克思与海德格尔分别提出的实践与沉思这两种路径，虽在形式与语言上迥异，却共同回应了哲学如何超越自身、重新奠基的问题，展现出两人深刻的思想共鸣。
对马克思而言，未来思想的核心在于“消灭”并实现哲学。这里的“消灭”并非否定哲学本身，而是指终结并扬弃脱离现实、仅以解释世界为目标的纯粹理论哲学。马克思认为，哲学若不进入现实，就永远停留在抽象观念中，无法真正把握世界。因此，思想的使命必须从“解释世界”转向“改造世界”，而这只能通过实践加以实现。实践绝非某种简单的行为，它在马克思思想中具有本体论的地位：实践不是与理论对立的工具性活动，而是人类存在与世界生成的原初基础。人通过感性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不仅创造自身，也塑造对象世界。对象世界并非先于人存在，而是在人的实践中被揭示、被赋予意义。正是在劳动与生产中，人的本质力量得以对象化，并在回收中确证自身。这种持续不断的感性创造，构成了现存感性世界的根基。理论的任务并非独立于实践，而是植根于实践；它从作为原初行动的实践出发，最终又必然回归实践。因此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不是二元对立，而是奠基与被奠基的关系。理论是关于实践的理论，其真理性最终由实践检验并确立。
海德格尔则从另一维度回应哲学的“终结”。他认为，自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学传统始终遗忘“存在”，而专注于“存在者”。即便黑格尔将哲学推向顶峰，也仍未真正追问“存在”本身，反而以“绝对精神”的自我实现遮蔽了存在。因此，哲学的完成实是“世界黑夜”的降临，主体性膨胀使人陷入了无家可归的状态。面对此困境，海德格尔提出，以沉思作为未来思想的路径。沉思不是传统的理论认知，也不是一般意义的实践活动，而是对“存在之澄明”的倾听与守护。存在本身是使一切存在者得以显现的“澄明”，但它自身隐匿、遮蔽，比任何存在者都更本源。沉思的任务正是切近这种“自身遮蔽着的庇护之澄明”，在无蔽中体验存在的发生。沉思是一种“绽出地实存”的生存方式，人在其中合乎存在之真理而居，获得真正的“居留住所”，这本身就是一种源始的伦理学。因此沉思超越了理论与实践的二分，它先于并奠基了这两种活动方式。
马克思与海德格尔都拒绝传统哲学的封闭体系，主张思想必须回归生活与存在的根基；他们都企图克服理论与实践的简单对立，转而寻求一种更原初的思想样态；他们都试图在哲学“终结”之后，为人类生存重新奠基。实践与沉思，看似对立，实则共同指向一种后形而上学的思想可能性：回应现实与存在的召唤。
主体性的谜思：高扬或抑制
马克思与海德格尔在哲学“终结”的判断上虽有共识，但在对主体性力量的理解上展现出根本性的思想分歧，这构成了二者建构未来思想道路的核心差异。这种分歧不仅体现在他们对人之本质的界定上，也深刻影响了他们对思想任务的整体构想。
在马克思看来，近代哲学的精神实质是人之主体性的自我确证，黑格尔虽触及这一核心，却因唯心论立场而未能真正完成它。马克思则通过实践哲学实现了这一历史任务，使人成为“真正的和最高的主体”。对他而言，人类历史的首要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而人的生存活动即具体的实践活动，构成了世界与历史的真正根基。现实的实践不仅是人的生命力量的展现，更是人作为主体确证自身的方式。历史并非由精神或上帝推动，而是由人在实践中凭借其主体性力量所创造。因此，历史的内容本质上是主体性力量的展开过程。即便是上帝或绝对精神，也不过是人类主体性力量的抽象投射。马克思批判唯心论颠倒了这一真实关系，后者将精神视为绝对，人只是“拥有”主体性，而非“占有”它。这种“拥有”意味着主体性是外在于人的、可被剥夺的，人并未成为自身的根据，仍受更高力量的支配。而“占有”则表明主体性与人的本质内在统一，是人通过实践行为不断确证的本源力量。人的实践活动正是这种“占有”的现实体现——人不是被动地“拥有”主体性，而是主动地在创造中实现它。
真正“占有”主体性力量的人就是马克思所理解的“最高主体”，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绝对主体”，因为人是有限的，他始终与对象世界处于关系体系之中，而这种关系正是由人通过实践建立的，因而人作为关系的创造者，成为“最高主体”的存在。人通过实践活动释放主体性力量，不仅构建自身本质，也使对象世界得以显现和存在。自然界和人类的实在性是可以通过感性直观确认的，任何超越于此的“非实在性”存在物都失去了现实基础。由此，马克思将原本被归于神或精神的主体性力量“收回”到人自身，主张通过“人类对象化主体性的实践”实现“合人性化”，即让一切存在者成为人的实践对象，在此过程中人全面“占有”自身的主体性，最终实现人性的“解放”。这种解放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通过现实的社会变革和生产实践达成的。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海德格尔对主体性力量抱有深刻警惕。在他看来，现代人将自身确立为最高主体，以对象化活动操控一切存在者，这看似“富足”，实则陷入本质的“赤贫”。人真正的本质不在于其自身，而在于成为“存在的看护者”。存在本身先于人，并允诺人的本质，使人得以进入对“存在之真理”的守护。因此，人的尊严不在于掌控世界，而在于守护存在之澄明，在“赤贫”中保持对本源的敬畏。海德格尔指出，现代性的根本危机体现为人的“无家可归状态”，这是存在被遗忘的直接后果。当人将包括自身的一切都视为可计算、可操控的对象性存在时，他便背离了存在的家园，陷入无根的漂泊。这种状态并非偶然，而是形而上学长期遗忘存在本身所导致的历史性后果。
因此，海德格尔主张，思想的任务不是继续高扬主体性，而是通过“沉思”实现一种“返归步伐”。沉思是对存在之真理的倾听与守护，它要求人放弃“最高主体”的傲慢，从统治的高处“下降”，回到作为“看护者”的本真状态。在这种“顺从”中，人才能重新倾听存在的召唤，在“赤贫”中找到真正的居所。沉思所指向的，是一个先于主客二分的原初维度，在此维度中，人、自然与存在者整体得以在其本质中“在家”。
简言之，对海德格尔来说，使人进入其本质性“赤贫”中的关键在于，承认人的“看护者”身份进而“顺从”存在；但对马克思来说，相反的道路才是新思想迫切需要的，即凭借主体性力量实现人性的彻底“解放”。由此,“解放”与“顺从”构成了两种未来思想的基本音调。
在“解放”与“顺从”之间的未来思想
马克思与海德格尔面对近代主体性哲学发展至黑格尔所标志的转折点，均试图超越传统形而上学，致力于构建一种面向未来的思想，以回应人类存在状态的危机。他们都主张思想不应止于解释世界，而应深入存在根基，为新的人类处境开辟可能。他们的差异则在于马克思思考作为最高主体的人如何实现其主体性力量；海德格尔关切作为守护者的人如何顺应存在，并为它的自行到达做好准备。
马克思高扬人的主体性，将“解放”视为核心使命。通过批判唯心论，他完成了对哲学的“去异化”，使人不再依赖神或精神，而是凭借自身成为创造历史的主体，世界并非既定对象，而是人类实践活动不断塑造的结果。对他而言，哲学的任务是确证人作为最高主体的合理性，通过实践实现人性的全面解放。实践不是工具性活动，而是人本质力量的外化，是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统一，是“征服性的实践”。解放即人在实践中全面占有自身本质，实现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
与此相反，海德格尔警惕主体性的膨胀，主张“顺从”存在。他认为人并非世界的主宰，而是“存在的看护者”。真正的思想不是掌控，而是沉思——一种倾听存在“道说”的谦卑姿态。语言不是人的工具，而是“存在之家”。人唯有顺从语言，才能让存在悄然显现。思想的本质是“听”，在语词的“崩解”中，存在才得以显现。沉思要求人从主体性的“高处”回降，在“赤贫”中守护存在之真理，而非征服世界。因此，海德格尔的道路不是向上超越，而是向内返归，通过语言的沉思来重返思想的本源。
马克思和海德格尔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未来思想样态：前者强调主体性与实践的力量，后者则关注存在者与存在的二重性及其意义。马克思坚信人的主体性力量，将世界视为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认为人的主体性通过实践得以体现，而这种实践具有革命性，要求人成为世界的创造者和改造者。在马克思这里，人从抽象的观念回到了具体的现实，成为真正的依据，作为最高主体站立在大地上。不过，人把自己作为最高依据，是否还需要进一步深思？因为人毕竟不是凭借自己站立的，他的有限性如深渊般纠缠着自己。海德格尔则尝试深入这一深渊之中，他的工作奠基于对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分之上，试图通过追问存在的意义来获得对存在的理解，并以此为基础重新探索人之本质。对他来说，人的本质在于与存在的关系，并作为存在的看护者。但是，存在的支配性导致的结果似乎是“消极”的，因为对于以对象化活动为本性的人而言，一种遮蔽自身却发挥支配作用的存在始终是“悲剧性的”。
实现自身主体性力量的“解放”是作为主体的人不能放弃的渴望，其实质是人内在的对象化活动的本性；但“解放”事业总是蒙受着阴影，因为人作为有限存在者这一事实不断困扰自身，似乎暗示一个高于人的东西存在并迫使人“顺从”。未来思想究竟如何可能？或许，思想是走在主体性的“解放”事业与对存在的“顺从”之间，在经受撕裂的过程中，探寻着未来。
陈漠，贵州大学哲学学院讲师
摘自：《世界哲学》202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