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历史活动所具有的流动变化的特点往往被视作固定不变的本质的对立面。这种看法要么曲解了历史，要么曲解了本质。在大多数历史哲学家和历史科学家那里，历史活动有其特有的本质，它也被称作“历史性”。自历史哲学在近代的产生之日起，对历史本质的思考就一直是历史哲学家的主要工作，因而历史哲学家有别于各个时代的各种类型的历史编撰者和历史科学家。从近代的观念论历史哲学到现当代的现象学历史哲学，可以把捉到一条时隐时现的发展线索，而在此过程中产生的“新科学”“精神现象学”“历史心理学”“精神科学”“历史现象学”等思想形态，现在已经可以被视作历史的本质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 ：历史的本质；历史性；观念论的历史哲学；现象学的历史哲学

还在多年前探讨哥德尔与胡塞尔的思想关联的过程中，笔者就读到了王浩在与哥德尔交谈时提到过的一个与哥德尔和梅洛—庞蒂相关的关于胡塞尔后期历史哲学的说法，即：“哥德尔似乎不欣赏被人称作胡塞尔‘辞世之作’的《欧洲科学危机与超验现象学》；一般认为这部作品增加了一个历史的‘维度’，而且按梅洛—庞蒂的说法它‘暗暗放弃了本质哲学’。”梅洛—庞蒂这个说法的确可以在其《知觉现象学》中找到。他在论述胡塞尔的动机现象学的“流动的”概念时附加了一个脚注说明：“‘流动的’（Flieszande），胡塞尔：《经验与判断》，第428页。正是在其最后的时期，胡塞尔充分地意识到了回归现象想要说的是什么，并且心照不宣地取消了本质哲学。他所要做的不过是说明并主题化他长期以来所运用的一些分析方法，就像我们在《观念》之前的他那里已经找到的动机概念表明的那样。”

我们在这里需要将这些说法与胡塞尔自己在《经验与判断》中的原话作一个对比，它也是一个对数学思考与哲学思考的本质规律的附加的脚注说明：“在这里当然必须强调，作为理想化的方法，数学的本质思考方法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有别于与在流动的（fließend）、非精确可把握的类型学的其他领域相关的本质直观，因而这个类比仅仅具有最一般的有效性。”胡塞尔这个脚注说明所涉及的是在《经验与判断》中的一段话，我们在这里也需要将它完整地摘录下来：“根据其纯粹可能性的规律来判断现实，或者根据‘本质规律’、根据先天规律来判断它们，这是一项普全的、涉及任何一种现实性而且完全必要的任务。通过数学思维和数学自然科学的例子可以轻易地澄清，这完全普遍地适用于任何一个对象领域。在每个对象领域中都包含着一种可能的先天思维，而后是一门先天科学以及与这门科学相同的应用功能——只要我们在所有地方都赋予先天以同样清醒的且唯一重要的意义。正如我们在数学思维的普遍本质特征中已经指明的那样，没有丝毫理由将先天思维的方法论视为一种数学领域的专有特性。”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参阅胡塞尔或兰德格雷贝在这里提示的《危机》中的两处关于历史的本质或观念的发生方面的论述。但上面几处的引述已经充分表明：梅洛—庞蒂的说明以及王浩对它的理解都与胡塞尔的原义不仅相差甚远，甚至背道而驰。因为胡塞尔在这里明确地确定了本质科学和先天思维在所有对象领域中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以及它们在这些领域中的应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胡塞尔不是放弃了本质哲学，而是希望将本质研究和本质思维扩展到数学领域以外，扩展至所有现实性的对象领域，当然也包括历史领域。对于胡塞尔来说，先天历史同样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历史有其特殊的本质规律性，它们同样可以通过本质直观而被把握到。这也是对狄尔泰和约克伯爵提出的“理解历史性”要求的进一步展开。“历史性”在这里就意味着历史的本质，或者说历史的先天规律。至于这种规律——它们最终可以追溯到流动的意识规律之上——是否为一种可以数学化、精确化的规律，这是一个需要另外讨论的问题，它与如今在数学的意识研究领域中约翰内斯·克莱纳（Johannes Kleiner）刚刚提出的“这个体验具有怎样的数学结构”问题一脉相承。看起来似乎有理由相信：如果伽利略曾将物理世界数学化，那么现在克莱纳是要把意识世界数学化。

胡塞尔本人既是数学家也是哲学家。他将数学视作本质科学的典范，但他不认为只有数学才是本质科学，而是始终相信数学仅仅是本质科学中的一种。按照他的看法，我们可以说：本质科学至少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形式的、定量的、精确的，或者说，普遍数学—自然科学的，另一类是质料的、定性的、严格的，或者说，普遍现象学—意识科学的。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王浩和梅洛—庞蒂这里来。事实上，他们之所以会有误解，乃是因为他们在本质哲学或历史哲学方面没有脱出他们所保留的、但已经为胡塞尔所放弃的一个成见：本质或先天就是不变的，就是伫立的、固态的、恒久的。相反，在胡塞尔这里，本质也可以是变化的本质，流动的本质，液态的本质，历史的本质。换言之，本质既可以是广义物理的本质，也可以是广义化学的本质。而在海德格尔那里，所有这些都以一种看似虚无主义的名词动词化的方式来表达。“存在存在着（das Sein ist）”，“虚无虚无着（das Nichts nichtet）”，“本质本质着（das Wesen west）”，“世界世界着（die Welt weltet）”，如此等等。但在胡塞尔与海德格尔之间仍然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对此我们已在论述胡塞尔的历史现象学与海德格尔的历史存在论的论题中有过讨论。

这里要阐释的历史现象学，是历史哲学的一种。戈洛·曼曾在其“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基本问题”的文章中写道：“‘历史哲学’这个词并不古老，据我所知，它形成于18世纪的伏尔泰。但这个实事（Sache）则要古老得多。”

不过，很难严格地确定历史哲学的“实事”最初是在人类思想史上的哪个阶段出现的，因为这不仅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和定义“历史”，也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和定义“哲学”；同时也可以说，这取决于我们究竟是从历史性的角度来考察哲学，即关于哲学的历史思考，还是从哲学性的角度来考察历史，即关于历史的哲学思考。

关于历史的哲学思考无疑可以一直追溯到人类最早的哲学思维活动那里；它既是关于精神世界的，也是关于自然世界的生成、发生、变化、发展本身及其规律性的思考。印度的释迦牟尼（公元前623—前543）、中国的老子（约公元前571—前470）和《易经》的作者、希腊的赫拉克利特（约公元前544—前483）等，都应当算作第一批历史思想家或历史哲学家，他们或强调缘起，或强调生成，或强调变化，而且同时也强调贯穿在它们之中的法则及其意义。

这种类型的历史思考本质上有别于各种类型的历史学，例如不同于古代的历史编撰和历史记载，不同于希罗多德的《历史》或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等，也不同于司马迁的《史记》或塔西陀的《编年史》等，尽管在它们之中也包含了许多哲学的成分，例如关于主体之内与主体之外的命运、隐秘莫测的神意或天意等的思考。

明确词义上的“历史哲学”具体产生于近代的欧洲。柯林武德曾区分近代欧洲历史哲学最初开端上的三种类型：首先，“‘历史哲学’这一名称是伏尔泰在18世纪创造的，他的意思只不过是指批判的或科学的历史，是历史学家用以决定自己想法的一种历史思维的类型，而不是重复自己在古书中所找到的故事”；其次，“黑格尔和18世纪末的其他作家也采用了这一名称；但是他们赋予它另一种不同的意义，把它看作仅仅是指通史或世界史”；最后，“在19世纪的某些实证主义者那里可以找到这个词语的第三种用法；对他们来说，历史哲学乃是发现支配各种事件过程的一般规律，而历史学的职责则是复述这些事件”。在此三种类型之外和之后的则是柯林武德自己的“历史哲学”观念，它主要偏重这个组合词中的哲学部分，即“哲学是反思的”，因此，“哲学也可以叫做第二级的思想，即对于思想的思想”；所以他说明他自己的历史哲学的特点是“只关心历史学家的思想，而并不关心它的对象，即过去”。

然而，柯林武德对历史哲学的这个理解并不同于胡塞尔，胡塞尔不是将历史哲学，而是将全部哲学都视作“反思”；此外，这个历史哲学的理解也不同于黑格尔，黑格尔认为，真正的历史哲学不是“反思性的历史”，而是“哲学性的历史”。从这里展开去思考，就会发现哲学家们在对待历史哲学的态度上有多么千差万别。但这种差异化的过程同时也意味着历史哲学的概念或观念的一个日趋清晰和日趋确定的过程。

作为历史哲学的一种类型，历史现象学与以上各种历史哲学的形态有相关联和相衔接的地方，但也包含了与它们根本不同的地方，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历史现象学体现了历史哲学从一开始就包含的几个或隐或显、或强或弱地贯穿在历史哲学的整个发展进程中的基本要素，并且通过现象学的或心理学的方式在当代历史思想背景和环境中凸显出来并予以强化，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传统历史哲学遗留下来的基本问题。

这里所说的“历史现象学”，主要是指从狄尔泰、约克、文德尔班、李凯尔特、齐美尔等人那里，到胡塞尔、海德格尔、洛维特、雅斯贝尔斯、兰德格雷贝、黑尔德等人那里日趋清晰地呈现出来的历史思维类型和历史研究方法。

胡塞尔曾将意识现象学称作“近代哲学的隐秘向往”。而一旦我们最终将意识现象学理解为一种历史意识现象学，一种将意识横意向性包含在自身中的意识纵意向性的现象学，或者简言之，一种关于意识生活的横截面与纵剖面的现象学，那么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用略作修改的方式说：历史现象学从一开始就是近代历史哲学的隐秘憧憬，而且它从一开始就已经将心灵史研究或历史心理学的旨向包含在自身之中。这一点会在后面的论述中得到阐释和证实。

但在此之前，我们还要简略说明这里所做工作的目的和意义。

我们首先以这样一个命题为出发点：人是历史的动物。固然这是就人类总体而言；而就人的个体来看，我们可以说：人是记忆的动物。与此类似的说法已有很多，如“人是理性的动物”，或“人是政治的动物”，或“人是道德的动物”，或“人是语言的动物”，如此等等。但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来看，人的历史性是最根本的和最普遍的，它将人的心智的道德性、宗教性、审美性、语言性、社会性、逻辑性、理论性、实践性等都包含在自身之中，而且后者就是从前者中逐渐生长出来的。拜尔瓦尔特斯为此曾撰文讨论“作为哲学要素的历史性”，而事实上这个要素是哲学的第一要素。

此外，我们之所以不能说人是文学的动物、人是艺术的动物、人是哲学的动物等，乃是因为这些都需要后天的学习，而人的历史性则是与生俱来的。之所以如此，原因——如最初的历史哲学家们从一开始就确定的那样——主要在于，历史性是由以下三个最基本的要素构成的：意识／精神、生活／生命、累进／发展，它们同时也构成意识的基本要素。意识的第二定理“意识总是处在流动中”提供了人类的历史性的可能性条件。在此意义上，历史的累进与意识的累进只是对同一论题的不同表达而已。而历史与自然、精神与自然、意识与自然的根本差别之一就在于历史性。

历史性根据人类历史的长短而有深浅之分、厚薄之分。我们可以谈论历史性的深度和厚度。因为深沉，所以厚重。胡塞尔用时间流动的图式刻画了意识的时间性特征，以此也勾勒出历史性的形成轨迹。当代人工智能中，尤其是大语言模型中常常使用的“深度”概念，如深度心智、深度探索、深度思考、深度伪造等，实际上不具有历史性意义上的“深度”或“厚度”。从AlphaGo到如今的DeepSeek等，依赖的都是算法，而算法依赖的则是人类在历史上积淀下来的语言符号数据与规则。如果通过算法而将历史数据的深度或厚度压缩在同一个平面上，那么原有的历史性的深度或厚度就不复存在。这也是人工智能不可能等同于人类智能的原因之一。另一个与此相关的原因在于，人工智能始终停留在大语言模型层面，至此都没有达到建立起简单的意识模型的层次，而意识的历史性恰恰是语言的历史性的基础或可能性条件。

目前的人工智能始终没有在人工意识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这一方面是因为目前人工智能（包括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法与历史性无关，因而即使日后可能有所谓“人工意识”产生，它们也只是“类意识”“准意识”，类似于当下“类脑”“类神经系统”“仿生学”与人类大脑、人类神经系统、人类生命的关系。这些人工的和人造的系统已经为而且还将在更大程度上为人类提供即使不是所有的、也是大部分的服务，但它们不可能完全取代人类的工作。无论是通过文本训练大语言模型，还是通过实验来认识和构建类神经系统，都不可能实现人类意识水平的人工智能。而究其原因，不外乎人类的历史性以及与之内在相关的意识、生活、累进是无法模拟的。一言以蔽之，意识场域是无法通过语言模型或大脑模型来替代的。

笔者完全认同自己曾经的同事、中山大学历史学家刘志伟在一次有关人文学科未来的谈话中的说法：“一般人都相信，历史学是处理历史记忆的，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历史学更本质上其实是处理失忆的。人类在记忆的同时也失忆了更多，这个是随着时间变化，随着历史的活动不断变化的。数字化人工智能处理的所有的信息都是基于记忆。这里，我想请教一下做人工智能的学者，人工智能有无能力处理失忆，而且是在历史活动中产生的失忆？最高明的历史学家是处理失忆的，只有处理失忆，历史记忆才会一直跟着时间空间的改变而变化。这个其实就是历史学的一句老话——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每一个朝代都会记忆，也都会失忆，这个记忆跟失忆一直被按照新的朝代、新的时代和人们新的关怀，去重新组装。这一点我认为是我们人文学者，或者我们历史学者才能够处理的，我们有这个使命。只有担负起这个使命，历史学才能够一直为我们的现实生活，为我们不断变化的，完全是无逻辑的这样一个生活的显示去创造新的知识。”

当然，发掘和处理历史上被忘却了的部分只是历史学者需要担负的使命之一。另一个重要的任务在于对那些仍然保留在记忆中的历史思想作出与时代相应的重新理解与评价，例如对一部古代经典的重新注释，对一部传统典籍的重新翻译，对一个过往事件的重新考察，对一些历史文献的重新解读，如此等等，通过这些方式也可以创造出作用于当代生活的新的知识。思想史上对历史经典文献的一再重复的收集、整理、编辑、解释和阐发就属于这种促使记忆与失忆以及历史与当下发挥相互作用并促使新的共同体产生方面的任务。

笔者在这里所做的工作，不仅包含了像历史学家那样去寻找并激活人类思想史中的失忆部分，或者包含了像心理学家和意识现象学家那样去发掘和理解人类个体历史中的无意识和潜意识部分，而且还在于再一次地重新梳理和解读记忆中的思想脉络，以及重新探讨和评价作为人性之根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理解的方法。在这里，首先需要梳理的思想脉络是历史现象学的前世今生，在此过程中也同时探讨和处理它的基本问题和方法。即是说，此项研究尝试将哲学史研究和哲学研究合二为一。

历史现象学的全称应当是历史意识现象学。它是历史哲学的一种类型，代表了历史哲学思考的一种方式及其结果。根据这种思考的旨向和角度的不同，它可以根据近代以来在思想史上出现的形态，或被称作“新科学”（维柯），或被称作“精神现象学”（黑格尔），或“历史心理学”（约克），或“精神科学”（狄尔泰），或“历史现象学”（胡塞尔），如此等等。

我们在后面会对这些概念和问题作出详细的展开说明和阐释，它们最终会导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所有这些称号和标记究竟意味着什么？这里首先可以用外在的和比较的方式给出一个扼要的、几乎也是同语反复的答案：历史现象学就是关于心灵史的研究，就是关于意识活动史的研究，就是关于心理动机史的研究，就是关于纵意向性的脉络的研究。但也可以用内在的、现象学的方式来回答：历史现象学通过在历史反思中直观和描述的方式探讨历史性如何在历史中显现出来，或简言之，历史中的历史性是如何被意识到的。

这是一个历史哲学的现象学课题，需要论述历史哲学以及其中包含的历史现象学在近代欧洲的最初起源、它的基本问题、它的核心要素以及它的主要方法，但这都是在一个双重限定的范围之内：首先，我们要讨论的是历史现象学，而不是各种意义上的历史本体论；其次，我们要讨论的是德国的历史现象学，虽然在它之外的思想开端和历史理论也会在讨论中被纳入进来。不过这个限定也可以被视作单义的，因为看起来只有近代以来的德国历史哲学的一个思想脉络可以称得上“历史现象学”。这个脉络从德国近代历史哲学家赫尔德开始，到康德、谢林和黑格尔为止，可以算是历史现象学的前史。接下来是历史现象学的起步和展开，从狄尔泰、约克、齐美尔、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到胡塞尔、海德格尔、洛维特、沙普、兰德格雷贝、黑尔德等。

相比之下，在欧洲的其他地区的思想者那里产生的与历史现象学相近的思考，例如在英国的休谟、柯林武德那里，在法国的伏尔泰、柏格森那里，在意大利的维柯、克罗齐那里，如此等等，虽然也提供一些在相关方向上的敏锐而深刻的启示与洞见，甚至可以被视作这个思想方向的开启者，但在这些初始的洞见之间始终没有形成系统连贯的思想传承的脉络。只有在德国的历史哲学家这里，这个因为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思想线索是可以通过我们的思想史梳理而或隐或显地被把握到的。

这里接下来的思考和探究，就是一百多年来历史现象学或历史心理学的思想发展脉络以及其中蕴含的两方面重要思想成果：历史研究认识论和历史研究方法论的成果。

当然，在此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对以下两个问题作出解释：其一，我们为什么要去思考和研究一百多年以来的心理学和心理哲学，尤其是现象学？其二，我们为什么要去思考和研究现象学和心理学中的历史向度与历史思考？

这与哲学活动的一个基本性质有关。这当然不是在暗示黑格尔的意义，即哲学研究就是哲学史研究。若如此，我们就不会限于这一百多年的哲学史，而是会去关注二千多年来的哲学史，尽管我们也的确常常将目光扩展到尽可能远的起源和边界那里。

我们之所以将研究的目光特别集中在近一百多年时间，主要是因为在此期间发生了哲学的最后一次自身出让：将自己的最后一块领地，也是其最为核心的部分出让给科学；或者还可以换一种说法，将广义的心理学研究（精神科学研究）出让给广义的物理学研究（自然科学研究）。从这一百多年来的发展结果来看，无论这个出让是哲学家们主动还是被动而为之，乐意还是勉强而为之，它带来的结果都是：哲学王的命运越来越临近李尔王的命运。我们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一块哲学自身或纯粹哲学的领地，它几乎已经消融在各种具体科学的领域中，消融在以观察、实验、测量、计算等实证方式运行的各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中，甚至许多人文科学的研究中。在笔者看来，这一百多年的思想史，代表了传统意义上的哲学思想的可能是最后一次的认真和悲壮的努力。

但这里所说的“几乎已经消融”，同时意味着并没有或还没有完全消融。即使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看，也仍然有一部分领域始终没有被自然科学所瓜分，这也是物理主义的观念至今还不能畅行无阻地一统天下的主要原因。这里所说的物理主义曾以各种方式出现在思想史上。而在如今生物学、神经科学、人工智能盛行的时代，它尤其以一种还原主义的主张表现出来：一切都是原子，一切都是数码，一切都是DNA，一切都是细胞，一切都是信息，一切都是神经元，一切都是感觉，一切都是量子，以及诸如此类。用一个普遍的命题或公式来表达这个还原：除了P（physics）之外，你什么也不是。

但在剩下的这个没有消融的、看似一点点的残余中——它或被称作意识，或被称作心灵，或被称作主体，或被称作自我，或被称作自由意志等——却包含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从它出发，一切出让了的东西又都以新的面貌显现在观看者的面前，无论是自然、社会、文化、道德、文学、艺术，还是经济、法律、政治，还是所有这一切的传统和历史，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失而复得，只是在不同的光线下以及带着不同的外观。这与笛卡尔在怀疑一切之后重新赢回世界的操作是一致的。

可以注意到：在这里，历史科学与心理科学以某种方式交集在一起。两者都是这个一百多年以来的历史的产物。当然，这两种思考方式自古以来就生活在哲学思考中，即是说：一切都可以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来思考，同样，一切都可以从心理哲学的角度来思考。但在这里所说的一百多年中，确切地说，自19世纪后期以来，这两种思维方式也与其他学科一起，开始了各自的科学化进程，甚至应当说，开始了自然科学化的进程。

即使像狄尔泰和约克这样对实证主义思潮报以足够警醒的思想家，也认为历史研究以及整个人文研究都应当科学化，即成为精神科学或心理科学。而他们之所以认为历史研究应当奠基于心理学之上，就是因为他们看到当时的实验心理学和客观心理学（当然包括作为认识心理学的认识论）可以赋予历史研究以科学的尊严，从而将科学的历史学与艺术的历史编撰和思辨的历史编排区分开来。而在齐美尔那里，对历史事实和自然事实的区分，对历史时间和自然时间的区分，也处在这个努力的方向上。

因此，约克和狄尔泰都处在将心理学和历史学加以科学化的大潮中，只是这里的“科学”并不等同于自然科学化，他们心目中的心理学和历史学的方法也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总体上实证和量化的、测量和计算的方法。狄尔泰和约克提出了“精神科学”的概念以及“历史性理解”的方法，胡塞尔则将他心目中的意识哲学称作“严格的科学”。而海德格尔后来更是认为，“精神科学为了是严格的而必须始终是不精确的”。以此方式，哲学以精神科学和历史科学的形态将自身与精确和实证的自然科学区分开来，以新心理主义的形态与新物理主义相抗衡，尽管这种抗衡并不意味着某种势均力敌的对抗。

目前流行的物理主义最新版本是“量子灵魂”的设想，它意味着意识或心理活动可能是以量子运动的方式进行的，因而意识活动最终可以被还原为量子活动，意识的本质因此也可以被理解为量子计算。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像约克和狄尔泰那样的说法：如人们无法走到意识的后面，或者像胡塞尔那样的说法：我们不考虑意识产生的不明原因，都仍然没有被取消，却或多或少被一种既非心理也非物理的一元论所扬弃。

如果撇开这种“量子主义”及其特殊一元论地位的纯粹假设不论，意识系统与神经系统仍然必须被视作无法再还原的二元，它们的关系仍然是古典心脑关系问题的延续。原因不是别的，仅仅是因为它们各自遵循不同的规律：心理的规律和物理的规律，动机律和因果律。要判断一门意识学说是自然科学还是精神科学的，只要看它寻求和遵循的是动机律还是因果律。

严格说来，不可能有自然科学的意识理论，也就是说，不可能有客观的意识理论。因为意识动机是主观的，它遵循的规律也是主观的，但这并不是随意的，否则就无规律可言。这个意义上的“主观性”，并不是指对个体主体的活动而言的有效性，而是指对所有主体的活动而言的有效性，在此意义上的“普遍有效性”。在意识研究领域，康德所说的第一种意义上的客观性，即属于物自体的有效性，如物理世界的因果律连同其测量和计算的规律，不再是意识现象学家首先需要处理的问题。意识现象学从一开始就需要面对的康德的第二种意义上的有效性，即对所有主体及其可能的意识活动与意识对象而言的有效性。而且，在康德和胡塞尔看来，由于第一意义上的客观有效性是在第二意义上的客观有效性中被构造起来的，因而前者恰恰是以后者为基础的。

这个超越论的“主客体”奠基关系问题今天仍然在起作用。传统哲学中的身心二元、心物二元的问题，如今以极为深入细微的方式表现为意识与神经的二元关系问题。从一方面来说，神经系统构成意识系统的基础。前者的产生、活动和消亡会影响后者，导致后者的显现与不显现、可能与不可能。尽管我们现在很难下结论说，目前发现的镜像神经元或恐惧神经元一旦毁坏，同情心和恐惧感就不复存在，但至少可以说，大脑中的神经系统是意识系统得以可能的前提条件。通过对神经系统的化学的、物理的、生物的干预，我们的意识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例如，毫无疑问，麻醉剂或安眠药可以使意识消失，而且能够以精确量化的方式决定意识消失的强度和时间的长度等；神经元的死亡意味着意识的永远中止，这类案例不胜枚举。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都只能是物本论者。这里的“本”，同时也可以理解为神经元所固有的“本性”和“本能”之“本”。

从另一方面来说，意识系统一旦形成，就会按照自己的规律来进行。它的最基本规律是意向性规律，意识现象学确定的第一法则便是意向性。这意味着，意识不只是被动接收到的感觉材料的总和。意识的意向性意味着某种能动性，即最初是对感觉材料进行加工、统摄、构造、赋义的能力，即表象的能力、构造客体的能力，而后还包括对它的感受、情绪、着色（给对象赋予情感色彩）的能力，最后还包括它的意愿、欲求、向往、行动的能力。在所有这些能力中，意识的能动性占有主导性的地位。

这里所说的“能动性”，与意识的自觉的能力、自主的能力、自由的能力有关。意识行为的行进方向、行进速度、活动强度等，都不再受神经系统控制，而是遵循动机律：无论是主动发出的动机，还是被动引发的动机。在大多数情况下，习性对意识活动的方向、速度、进程起着比本性更强烈的作用。

在这个意义上，自由并不是完全无拘无束的。实际上它受缚于动机律，即服从主观的心理规律，即意识现象相互依存的关系规律。自由意志可以叫作“随心所欲”，这里的“随心”，就是指遵照心的活动，而这个活动是有规律可循的。一个情感、一个欲望的产生，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不是自然科学因果律意义上的原因，而是精神科学动机律意义上的原因：心的缘起，或用佛教的话语系统简而言之：“缘起”。缘起是指“依缘而起”，“依缘”则是指“藉着条件”，“起”意味着“发生”或“产生”的意思。因此，缘起就是“藉着种种条件而产生现象的原理”，即《杂阿含经》中所说的“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

因此，一个人无论是根据既有的习惯还是根据新的计划来安排和进行自己当下或将来的生活，这是随心，但也是依缘而起。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都只能是心本论者。这里的“本”，同样应当理解为基础。易言之，我们既持有特定意义上的心本论，也持有特定意义上的物本论（但有别于现在流行的自然主义、物理主义）。

除此之外，意识还可以通过意志而引发身体行动，并通过身体行动而作用于物体。在这里，动机理解是因果说明的基础。心理的运动变化可以决定物理的运动变化，就像在前面的案例中，因果律构成动机律的基础，物理的运动变化决定着心理的运动变化一样。我们目前所处的人化的自然和自然化的人的时代，都是通过这两种带有各自规律的运动变化以及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

这算是对这里提出的第一个问题的回答。

现在终于可以开始我们对一百多年来的历史现象学或历史心理学的思想发展脉络的梳理了。如前所述，这一百多年的哲学思想史代表了传统意义上的哲学思想的可能是最后一次的认真而悲壮的努力。这个努力的结果尚未得到足够的关注与重视，也未得到完全的理解和消化，但常常已经通过思想史研究者的辛勤追踪和辛苦发掘而或多或少地显露出来。笔者相信可以从中发现一些对于理解和解决当下意识哲学问题有所助益的思考与结论。尤其是在今天的人工智能和神经科学的时代，尤其是在意识问题已经成为心理—生理或心理—物理的自然科学的疑难问题与瓶颈问题的时代，一百多年来在精神科学的名义下进行的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尝试，例如同感—同情的现象学、回忆—记忆的现象学、动机引发的现象学、联想现象学、注意力现象学等，以及刺激—反应的心理学，潜意识、梦意识、无意识的心理分析等，都已经在为所谓的镜像神经元、印记神经元等神经科学的各种发现提供支持和论证。

我们在这里几乎已经将意识现象学等同于主观心理学并区别于客观心理学，即今天在实验心理学名义下进行的各种自然科学的心理学。这个意义上的主观心理学因此而成为哲学的最后一块领地。它在狄尔泰那里被称作精神科学，对立于各种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它在胡塞尔那里叫作哲学态度中的意识现象学，对立于形形色色的自然态度中的哲学与科学；在海德格尔那里差不多是指存在论，对立于各种关于存在者的学说。

尽管在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这个与灵魂相关的领域已经在他们的总体哲学视域中得到关注和讨论，但只是作为众多哲学中的与其他科学相并列的问题域。作为哲学所独有的或哲学所仅存的领域，它最初是通过笛卡尔（也包括此前的奥古斯丁）而得到指明和界定的，即通过普遍怀疑以及由此获得的绝对确然的“意识”，或以“我思”（cogito）的名义，或以“人的内心”的名义。如黑格尔后来所说，笛卡尔以此为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漂泊了如此之久的哲学找到了一块可以安居下来的陆地。

就总体而言，在笛卡尔之后的欧陆哲学发展中，康德首次进行了一个完整意识系统的构建尝试。他的构建方式是反思的和批判的，即在超越论的向度中进行的。但一方面，他缺乏强有力的方法的支撑，他的构建工作所运用的仅仅是建筑术，而且尽管是批判的，但仍然是思辨的，无论是在好的还是坏的意义上；另一方面，康德也缺少真正发生的和历史的向度，这个工作后来是在黑格尔那里完成的。只需作一些补充定义和论证，后人就可以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视作历史意识现象学。康德继续处在笛卡尔开启的超越论的传统中，满怀近代哲学的隐秘向往，而且已经展开了超越论的历史向度，但他同样缺少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对精神发展的历史脉络的梳理和把握同样是思辨的、构建的、强制的。他的精神历史不是活的历史，而是封闭式的、形式化的逻辑框架。

康德本人参与其中的启蒙运动是欧洲继文艺复兴后的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哲学层面上，它首先是以弘扬理性为旗帜，而这里的理性主要意味着科学理性，因而启蒙运动与科学革命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但科学理性的发展在科学发展的助力下最后导向的是实证主义和实证的自然科学的兴起。哲学的理性在孔德眼中已经成为一个有待扬弃而且正在被扬弃的社会发展阶段。因而近代的意识哲学（或心理哲学）在康德和黑格尔那里已经开始了系统化和历史化的趋向，在17—18世纪必须面对日益分化的自然研究的实证化和科学化运动。

当时的一大批社会历史文化研究领域工作的研究者如历史学领域的兰克、狄尔泰、约克，社会学领域的西美尔、马克斯·韦伯、滕尼斯，当然还有哲学和哲学史研究领域的包尔生、马赫、纳托尔普、文德尔班，科学心理学家如冯特、布伦塔诺、施通普夫、艾宾浩斯等，都在致力于将各自的学科加以科学化。这一百多年完全处在一个科学化的时代。不过这个意义上的科学化还不意味着自然科学化，不意味着通过测量和计算方式进行的实证化。因此，孔德所说的第三个实证阶段此时虽然已在自然科学中到来，但尚未在整个思想文化中形成势头。

在这个从所谓“形而上学阶段”向“实证阶段”过渡的时代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当属狄尔泰。可以说，他代表了德国古典哲学的一种现代形态，将康德的批判哲学与黑格尔历史哲学加以综合发展，统合在精神科学和生活哲学的观念下，以此方式顺应了科学化的趋势，并且成功地在两方面作出尝试：一方面是清理和扬弃形而上学的残余，另一方面是抵御和克服自然科学和实证主义的过度。

狄尔泰的精神科学、历史哲学和生活哲学是对同一个意识领域或精神研究领域的三种称呼。正是因为意识活动既是横向的意向构造的活动，也是纵向的发生、流动、历史的活动；既是横向的意义构成活动，也是纵向的意义积淀活动，而按照狄尔泰、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说法，一个横截面只有在其整体得到研究时才可能完整地被理解，由此可以领会到：历史现象学是意识现象学的完整形态，意识现象学只有在历史现象学的背景与脉络中才能得到完整和总体的理解和把握。

这可以视作对这里提出的第二个问题的回答。

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