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百余年来，美学已经跨越中西，在中国聚合出一种人文化的新形态：一是它的感性学特质为一般人文科学还原出了一个可以碰触的下限；二是由审美无利害原则开出的自由与中国传统对秩序、和谐的追求形成了协调；三是美由充当真善桥梁的手段性转化为目的性，即由沟通真善发展成为主导真善；四是美被赋予了类似宗教的性质，谈论美由此似乎可以约等于谈论信仰；五是美所依托的共同感觉力和共同人性为重建天下理想提供了理由，使其成为协调当下并面向未来的审美乌托邦。在这种不断外发的圈层结构中，当代美学保持了开放态势，它中心清晰而边缘模糊，直至与一种人文性的世界立场对接。
20世纪以降，美学在西方饱受质疑，这门学科在东亚，尤其在中国却长期受到欢迎。这相反，一方面是因为东亚或中国的人文传统本身就对知识持无区分态度，人们可以借助美学自由谈论对于自然、人生和文学艺术的看法；另一方面是因为美学学科边界的宽泛性，使其可以形成对一般人文科学知识的纵贯和综合。换言之，人对世界抱持的美学立场几可等同于人文立场，审美教育则几可等同于人文教育和素质教育。
在德国古典美学之后，西方现代美学家大多以悲观态度看待这门学科的前景，中国美学家则更多对它抱有信心和希望。但两者均立足于一个基本事实，即当代美学已摆脱了西方古典时期对它做出的限定，而向文化以及作为其价值进阶的人文化发展，这就是当代美学的人文走向。
美学的现代处境
古代中国“有美无学”，真正学科或“科学”意义上的美学来自西方。这一背景意味着西方美学是从美学角度认识中国的先在基础。同样，谈当代美学的人文走向，天然就含摄了西方思想者为这门学科设定的底层逻辑和知识框架。
可以认为，实体与现象二分，神界与人间两极，构成了西方哲学认识世界的底层逻辑，也是古希腊人为后世西方美学留下的基本难题。它几乎伴随了这门学科从初创到最终被解构的整个进程。其中，鲍姆加通认为美学是感性学，但他同时赋予了感性类似理性的性质，这是试图在两者之间寻求协调。但他的这种努力却遭到了康德和黑格尔的连续批评。在康德看来，鲍姆加通只是在经验或心理学意义上使用感性这一概念，缺乏先验基础，所以围绕着它并不能形成“真正科学的学说”。与此一致，黑格尔谈美学也是从批判鲍姆加通开始的，但他由此却将美学导向了一个相反的方向，即从关于人审美能力的研究转向关于审美对象（艺术）的研究，并以超验的理念为美和艺术置入精神深度。到20世纪初叶，这些努力又进一步被逻辑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横扫了。如在维特根斯坦看来，“美”并不是有实指对象的名词，而是形容词或感叹词。它是虚体的，并不包含一种内在本质。这样，美学的存在基础就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动摇。
但是，在由真、善、美或科学、道德、艺术构成的人类知识框架中，美和艺术就摆在那里，它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西方现代美学家质疑的，并不是美和艺术的实存性，而是将其作为研究对象的美学是否具有理论合法性。如前文所言，西方自古希腊始，就在实体与现象、神界与人间、理性与感性、自由与必然二分的框架下展开对美的定位和思考，而美和艺术恰恰处于两者之间，由此形成的美学理论必然存在与研究对象的适配性问题，即它要么是分裂的，要么必然会在两者之间左右晃动。当然，由此我们也不妨把美学的晃动视为其中难得的活跃因素，将它的左支右绌视为左右逢源。在这一语境中，美学如果像其他学科一样过于学科化或科学化，反而会减损它的价值，而穿梭晃动则恰好证明它在科学时代依然保持了难得的人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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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以来，西方美学因无法讲述美和艺术的实然状况而自陷困境，因理论失范而走向泛文化或人文化，这一过程是被动的。与此比较，在中国乃至东亚，这种理论的危机事实上并没有真正发生过。之所以出现这种中西差异，根本上还是奠基于中国人对美的认识本身就延续了一种持久的人文传统。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认知层面，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是审美化的。中国传统哲学有其形而上的维度，但它总体上是人间性的。它没有西方式的现象与实体二分观念，而是认为目击道存，触目皆真，眼之所见即是真实。这样，作为感性学的美学，就不存在与真理或真知的疏离或背反问题，而是一体的。二是在价值层面，中国人对待美的功利态度。这种态度使中国人向来不太在意美学能否在理论上经得起检验，而是更多关注它对社会启蒙和改造的作用。这必然使得美学在中国的工具化，但这种工具化反向保护了中国自身的主体性，使它能够以宽口径的视野看待美学乃至哲学的特性。
西方美学可提供的遗产
在西方美学史上，几乎每一个美学命题均会遭到后来者的批评，但从宽泛的人文视角看，它仍然有一些富有价值的遗产被沉淀下来，为美学研究提供了基本规范。这大致涉及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美学作为感性学。众所周知，在西方18世纪理性主义背景下，鲍姆加通创设的美学（感性学）是作为一种低级认识论被提出来的，但在他的视域中，这个“低级”的“感性认识”却几乎涵盖了人性的全部内容。在当代，重申美学的这种泛感性特质具有重要意义。在认知层面，它说明感性作为人的自然本性，即便低级也不会因此被边缘化，而是在以低级的方式为人性奠基。美学则因此在人类知识体系中占据了不可动摇的位置，并向人性的全部内容敞开。在价值层面，现代社会人的生存越来越抽象化，甚至现实已经成为一种拟真实的梦境（如AI技术）。在这种背景下，忠于具象感受的美学就成为一种珍贵的校正和反制力量，它为人向其原真性存在的复返提供了最重要通道。
二是真、善、美关系问题。自康德以来，真、善、美三分是西方现代哲学的基石，美在其中占据了无可取代的位置。此后，美不但被视为联结、沟通真善的纽带，而且可以综合、引领真善，乃至最终超越真善。在真、善之间，美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既在人类知识体系中穿梭又保持超越，这为从美出发整合人类知识提供了可能。
三是审美无利害和自由原则。在西方现代美学史上，谈美必谈自由，这一关联来自康德对于美的质的规定，即审美无利害性。这一规定赋予了美精神高度或净土性质。没有这个基点，不但美学无法从自然哲学和道德哲学的纠缠中抽离出来，而且美与自由、理想、启蒙的关联也无法开启。这意味着，如果现代社会仍然需要自由理想和启蒙精神，那么康德围绕审美无利害建构的美学理论就永远具有价值。
四是美的共通和共享问题。在西方美学史上，康德既看到了审美判断的个体性或主观性，又捋出了它通达普遍的道路。其中的关节点在于对共通感的预设，即人有共同感觉力，能够对美实现共享。这一论断提供了借助美通达个体自由和公共价值的双重可能，也为现代社会的审美共同体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
五是美和艺术的关系。在西方美学史上，美的对象主要在艺术，但又绝不仅止于艺术，自然美、艺术美和社会美构成了它的基本存在形态。在当代社会，艺术与生活的边界日益模糊，使艺术美和社会美向审美文化加速统合，对自然的审美也离不开“自然人化”这一基本前提。据此可以看到，在现代视野内，人的边界构成了审美的普遍边界，美学的现代传统就是它的人文传统。
中国美学可提供的遗产
一个国家对域外学术的接受，往往是从翻译开始的。但中国不同，自从王国维将美学学科引入中国，他便马上以此解释中国传统，像他的《孔子的美育主义》《红楼梦评论》等早期文章，关注的问题均是本土性的。这使美学进入中国的发端同时也是中国美学史的发端。那么，中国学者为什么甫一接受西方美学就直接向本土折返？关键在于美学的知识性质与中国历史之间，存在着深度的默会和契合关系。同时，鉴于中国传统美学资源的多元性、全方位性，它涉及的内容必然会溢出西方美学的框架，生发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新问题。像王国维的古雅和境界、梁启超的趣味、宗白华的意境、朱光潜到叶朗的意象等，均是以西方为背景反向映显出的美学的中国性。那么，在现代泛文化视野下，中国美学可以进一步广延出的东西又是什么？
首先，中国人文传统基本可以简写为美学传统。中国文化以“尚文”为标识，其价值指向是远离野蛮、趋近文明。在现实中，使社会达至文明有多种手段，但中国的古圣先贤认为，它最重要的方式不是以势压人，也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情动人。这样，审美和艺术教育就成为人文教化的灵魂，由此形成的中国人文传统则几可等同于美学传统。
其次，美被赋予了类似宗教的性质，通向精神信仰。传统中国是一个多神教国度，但按照现代人的看法，它的宗教和信仰基础却是薄弱的，重要原因在于它并没有建构出真正意义上的彼岸世界，而至多是在此岸与彼岸的临界地带周游盘桓，这是一种审美化的宗教态度。与此一致，美和艺术则被赋予了类似宗教的性质。在此，美不是宗教，但它通向宗教，具有前宗教性质，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中国传统宗教基础薄弱带来的信仰缺失问题。
再次，美被视为理想国家的建构范式，具有乌托邦性质。中国传统人文教化以修身为本位，但又不止于修身，而是由具体而普遍，将良好国风的形成视为个体修身的自然延伸。这种社会和国家风尚的形成既来自自上而下的人文观念的规约，又来自本土性艺术历史的积厚之功，两者是互为因果、互为表里的。它们共同聚合出了一种审美化的理想国家范式。
复次，美被视为主流社会的建设性要素，自由、秩序、和谐是三大价值原则。在中国以儒家为主干的美学传统中，美因与“尚文”的关联而具有引领社会理想的性质，它不是手段，而是目的。中国古代美育的诗、礼、乐并举，实是将西方美学的自由原则拓展成了自由、秩序和和谐三大原则。它兼顾了人的个体需要、社会要求和超越性理想，是一个更全面、更综合、更具有递进关系的社会建设方案。
最后，持之以恒的审美教化，使中华民族成为“富有美感的民族”。中国文教传统历史悠久，自孔子始，上层社会对教育的垄断被打破。此后，从汉代的察举取士到唐宋的科举制，政治权力主体的下移和文教向民间的普及是总体趋势。从历史看，这种被选官制度加持的审美教化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既深且巨的影响，它使下层寒士借此获得了晋升通道，进而使“尚文”成为遍被众庶的价值观。与此一致，美感几可等同于中国人的世界感，审美经验几可等同于中国人的世界经验。
当代美学的人文走向
在现代意义上，美学更多是一个场域性概念。在美学界，虽然大家共用一个“美学”概念，但看待它的方式却各有不同。那么，在一种泛人文视野内，如何认识美学这门学科面临的种种问题和发展前景？
首先，在现代自然和人文学科日益细分的背景下，美学的不确定性即综合性。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的强势进入使中西比较成为显学。在这方面，人们最爱谈及的莫过于西方哲学重逻辑、重分析，中国哲学重直觉、重综合。但是自一战以后，中国思想者从西方科学导致的人类灾难中重新发现了自身人文传统的价值，并进而反思科学思维方式本身存在的弊端，如知识分裂和专门化问题。在现代社会，这种由知识分裂、技术分工导致的问题普遍存在，也是现代教育重提素质教育的原因。而美学之所以能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原因在于它知识属性的非确定性，即它在凡事追求确定、规范的科学时代，为人类留下了一个仍然充满弹性、充满人性的区域。
其次，在理性至上时代，最基本的人性（感性）才是最普遍的人性。在18世纪中期，鲍姆加通的美学是在欧洲大陆理性主义的背景下被提出来的。在这一思想语境中，理性不仅是人最高的思维能力，也是人自我确证的依据。但是自席勒以降，理性由启蒙问题转化为文明社会的规制和压抑力量，感性则因深植于人的生命而为人带来解放，并因此为自由奠基。这样，启蒙哲学奠定的理性至上原则就转化为以感性确证人的存在和价值的新原则。在此，即便感性并不具备理性的至高无上性，但它却构成了人之存在的基础，并因此比理性更通达于人的普遍性。美学也因此成为现代人文科学的灵魂和基础所在。
再次，建基于感性学的美学是最低限度的美学，但它通向一种普遍的人文学。在现代美学的发端，鲍姆加通将它称为感性学，是一种低级认识论。但是，美学正是因为它的“低级”而深置于人性的底层，从而保证了它的本源性，同时使其处于知识的前分类状态，成为贯通诸多知识类型的起点。同时，也正是在这一基本的人性界面上，不但不同知识类型之间的区分是无意义的，而且在中西古今之间做出区分也没有意义。也就是说，一种基于感性的最低限度的美学，天然地通向一种普遍的人文学。
复次，当美学通向一种普遍的人文学，审美教育必然成为人文教育的核心环节。美育是美学理论的实践形态，有什么样的美学必然有什么样的美育。但如前文所言，从鲍姆加通、黑格尔到现当代美学学者，美学反复被定义事实上也就等于无定义，或者至多只有宽泛的定义。这意味着作为其实践形态的美育也必然是宽泛的，必然从专属性的审美教育走向通识性的人文教育。
最后，美学的泛人文化并不意味美学的消失，而是获得了新的存在方式。在西方美学史上，维特根斯坦将美视为一个形容语，美在此是虚体性的。在他之前，美在西方是被作为名词来看待的，认为它具有实体性。事实上，说美是名词或形容词均存在偏至性。就美必须通过审美活动来呈现而言，它既不是名词，也不是形容词，而是夹在两者之间的动词，即立足于人具体的看、听活动。可以认为，人类审美行为的实存决定了美学这门学科永远不会消失，它向名词和形容词的晃动则决定了它向一般人文科学的弥漫和放大。
刘成纪，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摘自：《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