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中国学生被认为自私和追求物质享受。自二〇〇四年以来我一直在清华大学讲授政治理论（作为我所在系的唯一按本地雇员条款聘用的外籍教师），我的印象并非如此。很多学生是都有为社会做贡献的渴望，他们对于中国破坏性的地震做出的义举与反应我一点都不觉得吃惊。清华学生动员起来为红十字会献血、捐款。数百学生排队几个小时，一直到凌晨一两点钟。有些学生甚至到地震灾区当志愿者。一个学生告诉我说同胞“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的力量让她深受感动。

年轻的中国人也不是不管好坏都为祖国欢呼的排外的民族主义者。清华是中国最著名的两所大学之一，政治上有保守的名声。（相反，北京大学的学生往往为大学作为社会批评和激进政治运动领导中心的传统而自豪）包括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内的有些政治领袖就毕业于这所大学。我的许多同事是共产党员，许多学生也是如此。

但是学校气氛没有一点儿保守的色彩。这里最受欢迎的老师往往是那些公开针砭时弊，对当下政策持批评态度的人。学生们私下里常常表达出对于网络审查和官方宣传的沮丧。在课堂上，学生们的问题往往有批评性，以致于我有时候需要引入一些“亲政府”观点作为平衡。

中国发生破坏性的地震后，有个学生告诉我这场灾难是天谴，政府必得悔过自新。还有一个学生指责当地政府压制预报地震的消息，因为这样可能破坏奥运会前的“和谐的局面”。普遍的抱怨是学校、医院多数垮塌，而政府大楼基本上没有受到多大影响。

几天后，我开始讲解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论。这时候，地震的巨大伤亡已经明显，国人的情绪开始变得悲哀和沉重。在上课前，四个学生来到我办公室，怀疑我将要讲解的‘抽象’理论有什么意义，希望我使用更多具体的例子。有个学生说我过于谨慎了，我不应该过分担心卷入政治辩论。所以我竭力要想出一个学生容易理解的例子说明问题。

最后我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至少我认为如此）。按照罗尔斯的观点，国家应该首先考虑社群（the community）中最弱势的群体。但是哪个“社群”最重要呢？国家的义务是否能延伸到国家边界之外呢？比如，缅甸风灾造成的死亡比中国地震还多。中国是否应该帮助缅甸风灾的灾民，即使这意味着可能减少对中国抗震救灾的援助呢？

所以我讲了一个小时左右罗尔斯的理论，然后提出了救灾时到底谁应该获得优先权的例子。通常情况下，讨论是用汉语进行的，学生可以自由发言。但是班上同学出人意外地沉默，我甚至感受了的某种敌意。最后一个学生说中国政府当然应该先救中国人。我说为什么呢？另一个学生说，这是显而易见的，灾民是中国人。我有点不耐烦地问“但是为什么？为什么呢？”请给我一些理由来。

有学生说话了。他们说现在没有全球性的机构能按照罗尔斯的正义原则来分配救助。中国人给中国政府纳税，所以国家有救助中国人的特殊义务。中国政府即使愿意也不能为缅甸人提供很多帮助。

我回答说缅甸政府确实很糟糕，拒绝国外对于本国国民的援助，中国政府可能可以给它施加一些影响。一个学生评论说自由主义理论不一定适用于中国。我本想说儒家理论也能为帮助受迫害的外国人的干预行动提供合理性，不巧下课铃响了。从前，非常有礼貌的学生在离开前总要鼓掌表示感谢。但这次，没有掌声。

回到家后，我意识到自己已经踏入了敏感地带。我不应该举一个似乎转移中国人注意力的例子，他们正在从道德上称赞英勇救灾的努力。中国电视上大量播放的是死亡和破坏，中国军人在泥泞和残垣断壁中抢救灾民的画面。只要开口讲话，开头肯定是对灾民的关爱。我给班上学生发了电子邮件为我举的不合时宜的例子道歉，补充说“清华学生支持地震灾民的行动让人敬佩，我没有暗示必须在两个悲剧之间做出选择的意思。在这个举国哀痛的时刻，我希望你们继续做好事。”

一个学生回信说“问题不在于例子本身，我们就是有清晰和强烈的身份认同。对于非中国学生来说这种例子可能就好得多。”这似乎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关心家乡亲人是非常自然的，尤其是在灾难出现的时候。或许没有重大感情利害关系的外国人能够探讨国家正义和全球正义这样理论性的问题，但是国难当头的中国人现在做不到。我一直认为我跟中国人很亲近，我的儿子也是半个中国人，但是这次我对于他们的观点仍然没有足够的敏感。

或许这只是时间问题。不妨想象一下一位纽约的教授在纽约刚刚遭受9-11袭击后问学生捐款应该用来援助袭击中的受害者的亲属还是援助外国战争灾民，他或许会被轰出教室的吧。但是一年以后，这可能成为讨论议题。我想，一年后我们可以就中国的全球义务进行辩论。

*译自：“Student Politics in Beijing” By DANIEL A. B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