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宏俊，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自由”的思想观念是古希腊人留下的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体现在古代希腊的私人生活、政治生活和国际交往等各个领域中。在国际政治领域，古希腊人、古希腊城邦曾经将“自由”作为最高的标准，但最终归于失败。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反思。关于古希腊国际政治中的自由问题，目前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德米特里夫的《古代希腊的自由口号与早期罗马在希腊的政治活动》与华莱斯的《希腊化早期希腊人的自由》。这两部作品均是在传播学的角度下将“自由”作为罗马征服希腊的口号或策略。国内学者也有涉及此问题的研究，其基本观点与华莱斯和德米特里夫相同。不同的是，他们并没有对自由策略的使用展开研究，而是给予定性式的描述。如宫秀华教授指出，“希腊自由”是“罗马向地中海扩张过程中的一个权宜之计”；陈恒教授认为，自由是继业者或罗马赢得希腊众城邦支持的口号。这些研究均聚焦希腊化时期的希腊半岛，均从罗马的角度展开研究，其结论是罗马立足“自由”理念制定的外交策略获得了成功。然而，罗马的“自由”策略为何在希腊获得成功？从希腊的角度，“自由”理念带来的是成功还是失败？它对古希腊城邦和古希腊人的影响如何？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研究。本文试对此进行探索。
一、古典的“自由”理念及其在古希腊国际政治中的运用与失败
在古希腊语中，“自由”写作eleutheros。该词可能源自印欧语词汇leudh，词根的最初意思可能是“grow”，表示一个血统群体或社区的合法成员。“自由”与“不自由”的区别在线性文字B和荷马史诗中就有体现，如《伊利亚特》多次提到“自由”，但史诗中的“自由”主要是亡国者、俘虏处境的对立面。如赫克托耳在决战前对妻子说：“一旦特洛伊陷落，你将被阿开奥斯人强行带走，剥去你的自由。”狄奥墨得斯对被俘获的特洛伊奸细多隆说：“我现在放掉你，给你自由，你以后还会再来窥视，再与我们作战。”在古代希腊，亡国者、战俘的主要结局是沦为奴隶。柏拉图曾经说，希腊人征服别的城邦后，会将同一种族的人降为奴隶。因此，正如黄洋教授所指出的，在古代希腊人的观念中，“自由”与奴隶是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
在古代希腊，自由民与奴隶是天生对立而又互相依存的两个社会阶层，没有奴隶就没有自由民。罗马时期的希腊辞书家波鲁克斯（Pollux）说，在奴隶和自由民之间，还有斯巴达的黑劳士（Helots）和色萨利的佩涅斯泰（Penestae），世人将奴隶和自由民视作希腊社会等级的两个极端。事实上，奴隶与自由民的对立是希腊世界认识自由的第一个基石，从自由观念发展史看，这是最早出现的具象化的“自由”。恩格斯在分析人类历史发展时，曾经对希腊历史进行过分析，认为在母权制被推翻之后，父权制家庭中就已经包含了自由人和非自由人的对立，其中自由人以家长为代表，非自由人则以奴隶为主。古代希腊的奴隶最迟在迈锡尼文明时期就已经产生，在线形文字B中就出现了表示奴隶的词汇：doero/doera。梭伦留下的残诗中已经将奴隶和自由民对立起来，他说：“以前她是一个奴隶，现在变得自由。”亚里士多德也说，希腊的家庭是由奴隶和自由人组成的，而城邦则是若干家庭组成的村落的组合，奴隶与自由人的关系深深地融入城邦之中。自由民则成为希腊人认识“自由”的第一个参照，希腊人正是通过对比奴隶和自由民的处境、状况来感受、认知“自由”的。
这也导致了古代希腊人“自由”观念的一些基本特征，即完整性和绝对性。完整性是指“自由”存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绝对性是指主体完全不受外在力量控制，完全听从自己的意愿。这种特征其实与家长的权能基本一致。梭伦批评当时的贵族贪婪无度，每个人都想获得无穷的财富。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借苏格拉底之口批评他们的国度追求极端的自由，人们不分主奴、男女、老少、官民，彼此之间完全自由和平等。这种批评大致反映了古代希腊对“自由”的认识。
“自由”观念首先被运用到古代希腊国际政治领域，是在希波战争期间。面对波斯的入侵，希腊组织了抵抗，抵抗的口号则是捍卫自由。波斯的入侵使希腊世界面临被征服的危险，一旦被征服，其结局就是沦为奴隶。战俘沦为奴隶，这在希腊世界乃至整个东地中海世界是举世皆知的现象。因此，在波斯大军面前，被征服、沦为奴隶的命运极有可能降临在希腊人身上。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城邦举起了捍卫自由的大旗，得到了众多城邦的响应。据希罗多德记载，当时的希腊使节前往科西拉、叙拉古和阿尔戈斯，在前两个城邦都以捍卫希腊的自由为号召，动员他们参加战争，在阿尔戈斯也势必会以同样的理由相劝。按照埃斯库罗斯的说法，雅典将士正是喊着捍卫城邦自由的口号登上战舰，与波斯在萨拉米斯湾进行海上决战，并最终打败了波斯。修昔底德记载，在普拉提亚战役之后，希腊世界曾经在普拉提亚的广场上修建了一座象征自由的宙斯神像，后来波桑尼阿斯曾经将自己的名字刻在这尊神像上。在希波战争的阴云下，对希腊人来说，“自由”的内涵很简单，就是不受“奴役”，不做奴隶，直接套用了奴隶与自由民这组概念中的“自由”之意。但对于其更深层次的内涵，当时并未做出明确界定。
此后，“自由”一词被更为广泛地运用于国际政治领域。希罗多德在记述波斯征服小亚、远征西徐亚和希腊半岛本土时，多次使用“自由”一词描述西徐亚人和伊奥尼亚人的国际地位，甚至出现在一些历史人物的对话中。笔者认为这些语境中的“自由”更多的是希罗多德在描述那段历史时所使用的概念，并不完全是当时的历史真实，但它说明在希波战争之后，希腊世界的人们开始更多地使用“自由”一词来描述国际政治中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以及一个国家的国际政治状况与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希罗多德作品中很少用“独立”一词描述城邦的国际地位。笔者认为，至少在希罗多德生活的年代，“独立”一词还未被用于国际政治领域，尽管今天在我们看来，他使用“自由”所描述的那些情形属于“独立”的范畴，用“独立”来表述也许更恰当。当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使用“自由”一词可以使每个参战者直接联想到战争失败之后自己所面临的悲惨结局，这比提出一个与自己不相关的“城邦独立”的口号更有宣传和动员效果，更能调动参战者的积极性。
自由原则首次遭到打击，正是来自在希波战争中高举自由旗帜、积极主张抵抗的雅典。波斯军队退出希腊半岛之后，雅典率领盟军，以解放被波斯控制的小亚希腊城邦、攻打那些继续支持波斯的希腊城邦为名，进攻小亚沿海及附近岛屿地区。这一行动一时间得到不少当地希腊人的支持，但在公元前465年欧律墨冬河战役之后，波斯的海军基本被消灭，再也无力在爱琴海地区发动攻势，部分希腊城邦开始拒绝提供军队和战舰。雅典镇压了纳克索斯和塔索斯的暴动，禁止盟国脱离同盟，并开始允许部分城邦采取缴纳盟金的形式履行义务。而到了公元前454年，当同盟金库移到雅典本土，雅典可以随意动用金库财富之后，所谓的盟金实际上成为缴纳给雅典的贡金。雅典就这样从原先为希腊各邦争取自由的领袖变成了各邦的统治者，逐步失去了各邦的支持。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伯里克利毫不掩饰地说：“帝国是我们引为自豪的源泉。”
但是，“自由”并没有失去其独特的价值。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自由”再次成为部分参战者的共同追求，也成为斯巴达的宣传工具。公元前431年，斯巴达正是打着帮助希腊各邦摆脱雅典的统治、恢复自由的旗号，拉开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序幕。一时间，斯巴达赢得了希腊世界普遍的支持，众多城邦和个人都以语言和行动去支持斯巴达，参加战争。修昔底德这样描绘当时的情形：人们强烈地支持拉凯戴蒙人，因为他们宣称自己是希腊的解放者。各个城邦和个人都急切地尽最大可能在言辞和行动上支持斯巴达，他们普遍认为，哪位不参与其中，整个事业就会在他那里停滞。大多数人都对雅典感到愤怒，有些人希望摆脱雅典帝国，有的人害怕雅典入侵。公元前423年，伯拉西达抵达北希腊的阿堪托斯时还宣称，他此行的目的是践行战争开始时的诺言：“向雅典人开战，解放希腊”（ἐλευθεροῦντεςτὴν Ἑλλάδα），“我来这里不是为了伤害希腊人，而是解放他们”。他同时恐吓阿堪托斯人，称如果他们拒绝允许他入城，将会使人们要么对他做出的带来自由的承诺产生怀疑，要么让人觉得他无力提供有效的保护以防止雅典的入侵。
这一时期，史料并没有留下直接的证据，揭示作为希腊世界国际政治行为准则的自由的内涵或理想的状态。公元前482年，为筹建反波斯同盟，希腊使节在叙拉古对格隆说：“事实上，在表面上，他（指薛西斯——笔者注）说只是攻打雅典，但实际上他是想把全体希腊人都纳入他的臣民之中。因此，我恳求你们去援助那些捍卫希腊自由的人们，请求你本人去帮助她获得自由。”
在古代希腊，战败者大多沦为奴隶，奴隶（实即战俘）与自由民的对立关系，成为当时希腊使节劝说叙拉古的说辞。这揭示出，当时的希腊社会是从自由民与奴隶的对立中理解何为自由，希腊人也是从奴隶身上意会到自己失去自由之后的处境。因此，希腊人大致上是用自由民的生活状况，更准确地说，是用作为自由民代表的家长、奴隶主的生活状况去比附一个自由城邦的国际地位和处境。这样的自由，其内涵比较模糊和笼统。
柏拉图曾经设想理想的国家是距离海边80斯塔特以上，且所有物产均不缺乏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显然是一个完全独立、无须求助他国、不受他国任何干预的国家。亚里士多德则说，一个城邦必须保证高度的自给自足，只有高度自给的城邦才是真正的城邦。这样的城邦中的人们生活舒适，有闲暇，有各种娱乐活动，全年定期举行赛会和祭祀活动。亚里士多德称赞道，理想的生活是有闲暇的生活。希波战争中，希腊各邦也是基于不做波斯臣民的目标而结合起来的。伯里克利曾经夸耀雅典，称其“无论在平时或战时，都完全能够自足（autarkeia）”。这些大致上反映了当时希腊人对国家自由的具体认知，那就是完全的独立、自足，不依赖他人，不受他人控制。这种认知类似于现代国际政治学的主权完整理论。事实上，这种思想正如下文所指出的，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实现。
从这一时期希腊国家的政治实践和代表性知识分子关于理想国家的论述看，古代希腊国际政治中的自由并不是真正的自由，而是针对部分人、部分国家的自由。如前所述，古代希腊的“自由”观念产生于奴隶与自由人的对立，古希腊的所有城邦均存在不自由的现象。无论是在古代希腊高举自由大旗的城邦，还是“默不作声”的城邦，都普遍拥有数量众多的奴隶阶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设想的理想国中也都存在奴隶。同样，古希腊城邦在国际生活中追求的不是真正普遍的自由，而是各自的自由；自由的口号只有在存在共同利益的城邦之间才能引起共鸣。一旦时过境迁，普遍的自由就让位于各自的利益，正如雅典在击败波斯海军主力之后，不顾盟国的要求，继续强迫各邦纳贡尽义务。斯巴达也在公元前423年之后逐步放弃了自由的口号，开始在希腊各地驻军或派遣官员。希腊世界必须寻找新的行为准则。
二、“独立”替代“自由”成为古希腊国际政治准则及其破产
阿基达马斯战争后，以“自由”理念重建希腊国际秩序的设想破产了。声称帮助希腊人恢复自由的斯巴达，自己却成了“自由”梦想的摧毁者。伯拉西达的行动实际上预示着希腊国际政治领域自由观念的破产。伯拉西达在北希腊的演讲中，就提出了新的国际行为准则：“独立（αὐτονόμους）”。逐步地，这一新概念被希腊国际政治所接受。
“独立”这个概念在希罗多德的作品中很少使用，但在修昔底德的作品中出现了数十次，当然其使用频率还是远低于“自由”一词。笔者认为，希腊世界广泛使用这个概念应该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期。战争初期，斯巴达用来号召各个城邦的概念是“自由”；科林斯在斯巴达公民大会上要求伯罗奔尼撒同盟对雅典宣战，也主要是以“自由”受到破坏为由。这本身说明，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初期，“独立”一词的理论价值和宣传效力不及“自由”。而公元前421年的尼西阿斯和约签署前后，则大量地使用“独立”一词，尤其是在斯巴达与阿尔戈斯签署的和约中不提“自由”，而是提及各邦的“独立”。可见，在这之后，“独立”一词才开始广泛被用于国际政治领域。
“独立”取代“自由”成为希腊国际政治行为的准则，是古代希腊国际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到公元前5世纪后期，希腊世界的国际矛盾变得更加紧张、尖锐，国家间的冲突变得更加激烈、残酷，弱小城邦、单一城邦无法抵挡强势城邦、城邦联盟的压力和进攻，它们必须结成各种形式的同盟。公元前421年之后，希腊世界的曼提尼亚、阿尔戈斯、底比斯、科林斯、厄里斯等不断互相联系、协商，试图建立某种政治同盟。而且，这种政治同盟内部必须有较高程度的一致性、协调性。以伯罗奔尼撒同盟和提洛同盟为例，前者没有统一的同盟组织，盟国不需要纳税，斯巴达也不在各盟国派驻官员和军队，对同盟各国也没有强制力。相反，雅典则在提洛同盟各国派驻军队和官员，强迫同盟国纳贡，并设置了同盟会议。伯罗奔尼撒同盟中，同盟国的政治地位比较符合“自由”的理念，即同盟国拥有较为完整的政治权力。正是基于这种区别，斯巴达在战争初期敢于以“恢复自由”相号召，希腊各邦则趋之若鹜。但随着战争的延续，斯巴达也不得不加强对同盟国的控制。“独立”逐步成为国际政治的行为准则，其标志则是《尼西阿斯和约》。
该和约的第二条可以说是整个和约的灵魂，规定在德尔菲的阿波罗神庙和圣地内的居民，都应当是独立的（autonomos），可以按照他们祖先的习惯（patrios politeia），保有各自的税收和法庭，处理有关自己的领土和人民的事务。和约第四条提出了非战原则：入盟各邦不得以武力互相伤害；如果发生分歧和冲突，相关城邦应该按照双方同意的誓言或法律加以解决。和约第五条规定：斯巴达归还给雅典的城市是独立的，但同时还须按照阿里斯提德规定的数量纳贡。和约第二条还提出了领土完整问题，要求按照历史上的领土状况，归还（被）占领的领土。但领土完整原则遭遇到很大的阻力，很多城邦不愿放弃新占领土，连雅典和斯巴达也因为没有如愿从对方手中收回领土而再次反目成仇，和约因此被废弃。
《尼西阿斯和约》提出了新的国际政治行为准则，其中有三点值得关注：一是不再强调自由，而是强调独立；二是放弃了自由理念中包含的主权完整的思想，从领土、内政、国际矛盾解决等方面做出相应的规定，实行了对主权的细分；三是提出自愿原则，只要得到城邦自身的同意，就可以让渡部分主权，城邦自身依然是独立的。主权细分成为此后一段时间内希腊世界处理国际政治事务的基本思维方式。
此后，阿尔戈斯和斯巴达签署的和约进一步补充了独立原则。首先是提出了城邦平等原则。和约草案规定：伯罗奔尼撒的所有城邦无论大小，都应当按其传统的法律（patrios politeia）保持独立。和约草案及此后双方签署的正式和约规定：所有的斯巴达同盟国均可以在与斯巴达平等的条件下入盟，阿尔戈斯的盟友则可以在与阿尔戈斯平等的条件下入盟。和约的正式文本还宣布：伯罗奔尼撒的其他国家均可以参加和约和同盟，都应该是独立的、自我管理的、保有领土的，还规定所有的争端都应该根据它们的传统法律公平、公正地裁决。
这里有四点值得重视：一是它提出所有的城邦都可以加入同盟，展示了将独立原则推行到整个希腊世界的愿望；二是强调仲裁和非战原则，城邦之间发生冲突，应该根据双方的传统规则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进行仲裁，或者交给双方认可的公正的第三方进行仲裁；三是保持领土完整，保障领土不可侵犯；四是各国公民个人之间的冲突应该根据各自的传统规则加以处理。和约对第二、第三点重复了两次，显然对这两点格外重视。第四点则是对《尼西阿斯和约》司法独立规定的补充，是对内政独立的完善。
上述和约是在希腊世界战争不断，其自由原则所追求的主权完整得不到有效保障的情形下制定的。它们所提出的独立原则可以说是自由原则的简化版，也可以说是自由原则破产之后的替代品。它们把“自由”具体化为城邦的各种权益，如领土、内政（制度、宗教）、外交（矛盾冲突的解决方式）、经济（纳贡、军事支持）。其积极意义是抓住了“自由”理念在国际政治中的主要体现内容，使“自由”具有了可操作性；其消极意义在于它不再是全方位、全覆盖的“自由”，反而为城邦失去部分“自由”和主权提供了理论依据。
主权细分基础上的政治独立原则其实为强势城邦干预弱小城邦提供了借口。例如，公元前421年，因列普里昂没有向厄里斯缴纳贡金，厄里斯便派军队入侵了列普里昂。列普里昂提请斯巴达仲裁，斯巴达判厄里斯违规，理由是列普里昂为独立国家，厄里斯没有提请仲裁，而是擅自武力入侵。于是，斯巴达出兵进驻列普里昂。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斯巴达裁决的大前提是列普里昂是独立的，小前提是厄里斯没有申请仲裁而是武力入侵，强迫列普里昂纳贡。在斯巴达看来，要求列普里昂纳贡不是厄里斯的错，厄里斯错在不通过仲裁，而是采用武力强迫，违背了列普里昂人民的集体意志。如果仲裁要求列普里昂纳贡，那么列普里昂只能执行。也就是说，在独立原则下，列普里昂有可能需要纳贡。接下来，斯巴达借口保护列普里昂的独立，派出军队驻扎列普里昂。此时，斯巴达至少认为它的驻军是合理的，没有危害列普里昂的独立。也就是说，一个独立的城邦有可能要向他国纳贡，或者接受他国的驻军。
这样的情形在修昔底德介绍雅典西西里远征军时又出现了。修昔底德说雅典远征军中有公民兵、雇佣军、属邦，还有独立的同盟者。他特别提到了开俄斯（Chios），称它为独立城邦，不纳贡金，但要提供战船。提洛同盟最初要求盟国提供军队和战船，后来改为提供贡金。这导致了各盟国的反对，贡金也成为雅典帝国饱受盟国诟病的原因。此时开俄斯回到原初提供战船和军队的状态，这与提供贡金性质相同，但在这种情况下，开俄斯似乎就变成了独立城邦。由此可见，所谓的独立城邦并不是真正独立的，常常被迫追随那些强大的城邦。
这里也需要注意，不能因为这些独立城邦的不独立性，就将其与“依附性城邦”相混淆。古代希腊有一类城邦被汉森称为依附性城邦（dependent polis，希腊语称为hypekoos polis）。“依附性城邦”往往是因为军事失败而被迫臣服，加入其他城邦或某个政治组织（或同盟）之中。如斯巴达境内的许多庇里阿西人居住区被辛普利、汉森称为（依附性）城邦。公元前411年，雅典驻萨摩斯军队代表皮山大回到雅典协助建立寡头制政府，途中在那些臣属于雅典的城邦中也建立了寡头制政府。这些城邦也类似于斯巴达庇里阿西区的城邦。从上述例子看，所谓的依附性城邦往往没有独立参与国际活动的权力，用现在的国际政治术语说，就是没有外交权。它们在内政方面往往受到宗主城邦的干预，如在皮山大建立寡头制政府的那些从属于雅典的依附性城邦中，也推行了类似于斯巴达在许多庇里阿西区派驻官员进行直接管辖的做法。皮山大扶植寡头政府的那些城邦后来摆脱了雅典统治，修昔底德说它们从此不再理会雅典的法律和指令。显然，在此之前，它们不得不听从雅典的管理，服从雅典的指挥。因此，皮山大轻松地改变了当地政治制度，建立起寡头制政府。这些都说明，如果它们恰如汉森所说属于城邦，则实际上既没有外交权力，也没有完整的内部自我管理权。应该说，这类城邦其实不是真正的城邦。独立城邦相对于这类城邦显然拥有更多的自主权。
但是，独立城邦显然不同于自由城邦，因为前者丧失了部分主权，也更易于沦为依附性城邦。独立原则并不能真正保护希腊城邦的政治独立。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斯巴达与波斯关系恶化。斯巴达一方面派军队进入小亚与波斯作战，另一方面私下与波斯开展外交谈判。公元前399年，斯巴达军队代表德里基达斯与波斯地方行省总督法那巴佐斯和提萨佛尼斯会谈，斯巴达方面要求提萨佛尼斯允许小亚希腊居民独立，而波斯方面则要求斯巴达撤走派驻各地的官员。这大概是在古希腊的国际政治中，首次直接围绕“独立”问题展开的谈判。公元前392年，斯巴达的安塔西达斯与波斯将领提里巴佐斯和谈，提出斯巴达人不煽动小亚希腊城邦与波斯国王对抗，但主张岛屿城邦和希腊本土城邦独立。斯巴达与波斯之间的一系列密谈宣告了独立原则的破产：一个城邦的独立竟然可以由其他城邦决定。
公元前386年签订的《国王和约》是斯巴达运用“独立”原则为自己谋取私利的一次尝试。在《国王和约》中，国王阿塔薛西斯认为：亚细亚诸邦均应归属于他，克拉左门奈、塞浦路斯岛二岛亦应归属于他；其他希腊诸邦，除列姆诺斯、音布洛斯和斯基洛斯外，不论大小均需保持独立；这三处与往昔一样，依然归属于雅典人。对《国王和约》的认识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当时希腊世界所理解的独立主要是维持传统政治制度、内政独立和领土完整，但独立城邦并不意味着没有盟主或不加入同盟。斯巴达之前多次与波斯谈及希腊世界的独立问题，因此，最后签署的和约必然体现这些共识。只不过色诺芬、狄奥多罗斯所引用的材料没有明确说到这些内容，或者说他们对此已经心知肚明，无须赘述。因此，虽然他们转录的材料中说这些城邦转归波斯，但必然包括了其内政的自治（autonomos），波斯得到的则是前文提到的处于独立原则之外的税收和驻军权。而且，一旦波斯有了驻军权，税收的额度就可以由波斯决定，自治也变得无足轻重了。波斯对希腊人是否维持传统制度其实并不关注，其关注的核心是纳税。早在伊奥尼亚起义前后，波斯先是在伊奥尼亚地区扶植僭主统治，后为了远征希腊半岛，在当地又实施民主制度。但希罗多德在概述波斯的统治时提到，波斯采用的是米底的方法，即一个民族依次统治另一个民族的模式。最大的可能是，在小居鲁士叛乱失败之后，波斯加强了对当初支持小居鲁士的小亚希腊的控制；而在《国王和约》中，波斯回到了希罗多德所说的“米底模式”，也就是“恢复了传统制度”这一点恰恰符合了此前斯巴达所主张的“独立原则”。
这样，斯巴达一是在名义上维持了自己的解放者形象，二是捍卫（同时也部分出卖）了小亚希腊人的利益，三是与波斯达成了妥协，争取到了波斯的支持。正是在波斯的支持下，斯巴达在希腊本土强行推行独立原则，拆毁波奥提亚同盟，解除阿尔戈斯和科林斯的合并，从而削弱了对手，巩固了自己的霸权。当时的波奥提亚同盟内部的组织化程度远高于伯罗奔尼撒同盟，设置了波奥提亚官、同盟议事会、同盟大会等机构，还组建了同盟军队，具有较强的实力。斯巴达推行独立原则，实际上就是要取缔同盟一级的政治机构，迫使波奥提亚地区各邦恢复到独立状态，从而使其在政治上再次四分五裂。正因为如此，底比斯一度拒绝，但最后不得不接受。阿尔戈斯与科林斯是伯罗奔尼撒半岛领土辽阔、人口众多的城邦，但它们各自的实力都远弱于斯巴达。阿尔戈斯吞并科林斯后，大大增强了自身的实力。然而，斯巴达借助独立原则成功迫使阿尔戈斯放弃了科林斯，使科林斯重新独立。
至此，简化版的自由原则即独立原则在希腊世界宣告失败。所谓的独立城邦并没有获得真正的独立，纳贡、屈从成为其应尽的“责任”和难以摆脱的桎梏。这种残缺的独立更成为某些强势城邦谋取自身利益的工具，一个城邦的独立与否不是取决于自身的意愿，而是由一个或少数几个强势城邦加以安排。
三、“自由”与“独立”相结合终未拯救希腊
在此背景下，希腊世界在国际政治生活中重新提出了“自由”的主张。但这并非简单地放弃独立原则、回到过去，而是将“自由”与“独立”结合起来。
公元前384年，雅典与开俄斯结盟。盟约规定：既有的各项条约依然有效，开俄斯与雅典将依据自由、独立的原则结盟，信守碑文所记条款，不受他人左右。随后产生了一种新的说法：自由+独立。公元前378年，雅典第二次海上同盟成立时的盟约最完整地体现了这一原则。盟约称：“为了让斯巴达允许希腊人自由、独立、和平地生活，安全地保有自己的领土……我们发誓：所有生活在欧洲或岛屿上的居民，无论是希腊人还是蛮族人，只要他们愿意成为雅典的盟友，将获得自由、独立，生活在他们自我选择的政治制度之下，没有驻军，没有总督，没有贡赋……如果他们与雅典人或其盟友结盟，民众将放弃雅典人在盟友领土上所占有的全部公私财物，并保证归还……雅典人不得以个人名义、也不可以城邦名义在同盟领土上通过购买、抵押或其他方式获得住房或土地。”
客观上说，这个盟约吸收了此前希腊世界追求城邦独立的经验，充实了“自由”的内涵，对古代希腊的国际政治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前的“自由”观念过于笼统，不具有可操作性，而独立原则过于屈从于强权政治，未能将驻军、纳贡排斥在独立之外。该盟约将不驻军、不派驻官员、不征税、保持领土完整、维持自己的传统制度等，均作为维持独立、实现自由的具体内容。这使得“独立”的内涵更丰富，“自由”的理念更具操作性。雅典提出的新“自由”观念得到了希腊世界各邦的欢迎，70多个城邦与雅典缔结了同盟关系。由此，“自由”的理念在希腊世界再次得到广泛使用。公元前335年，腓力二世去世，底比斯造反。阿里安说，他们用“解放（自由）和言论自由”相引诱。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大帝远征波斯，在萨迪斯和吕底亚宣称授予希腊人以自由，同时允许他们保留传统制度（实际上是维持既行制度）。亚历山大大帝去世后，雅典发动起义，宣称要为全希腊的自由而战，过去曾经代表希腊人民与波斯作战，此时亦然，并宣告希腊是所有希腊人的共同家园。波利帕孔继任摄政王初期与卡山德产生了激烈冲突。为争取希腊世界的支持，波利帕孔宣布让所有希腊城邦获得自由。此后，安提戈努斯（Antigonus）兴起，继续以授予希腊城邦自由为号召，争取希腊的支持。大约公元前307年，安提戈努斯派其子收复希腊，口号依然是让希腊各邦恢复自由。更著名的是凯里莫尼德战争（Chremonidean War），这是由雅典、斯巴达和托勒密埃及联合发起的一场反马其顿统治的起义。长期以来，托勒密埃及也宣称支持希腊人的自由事业。战前，起义各方签署的盟约中也宣称，这是为自身谋取荣誉，为希腊争取自由。大约公元前218年，马其顿国王要求厄里斯与其结盟，承诺如果结盟就给他们自由。公元前196年，罗马将领弗拉明努斯在地峡运动会上宣布，罗马将让部分城邦拥有自由。
当然，希腊世界此后不再空洞地谈论自由，而是在独立原则的基础上践行新的自由理念。如公元前312年，安提戈努斯的部将托勒麦努斯（Ptolemaeus）受其委派进攻希腊。他为了使希腊人相信安提戈努斯恢复希腊自由的承诺真实可信，在征服卡尔基斯后未留驻军队，征服厄里斯后也没有攫取当地的财富。最有代表性的事例是公元前220年，腓力与埃托利亚同盟发生战争，战前腓力一方召集会议，对战争结局进行规划，其中规定：（1）把埃托利亚人强占的领土归还给原来的国家；（2）恢复所有被迫加入埃托利亚联盟的国家原有的政府形式；（3）各盟国完全拥有自己的领土和城市；（4）没有外国驻军；（5）没有进贡的负担;（6）各盟国完全独立地实行自己的宪法和法律。
这份承诺几乎重复了雅典第二次海上同盟盟约的内容。公元前218年，腓力五世为争取厄里斯的支持，承诺如果厄里斯与其结盟，将保证厄里斯人享有自由，不驻军、不收税、可享受自己的政治体制。公元前196年，罗马将领弗拉明努斯在宣布给予部分城邦自由的同时，承诺其不会驻军，无须缴纳贡赋，获得自由的城邦将拥有自己的领土，充分享有其祖先的法律。这些承诺都继承了希腊国际政治实践的经验和成果。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自由”理念在希腊国际政治中再次失败。正是那些口口声声宣称给希腊带来自由的人，逐步并最终剥夺了希腊的自由。公元前3世纪，希腊世界已为外部力量撕裂，形成了埃托利亚同盟、阿凯亚同盟和斯巴达三个政治中心。公元前207年，阿凯亚同盟将军菲勒玻门召集军队继续与斯巴达新统治者玛卡尼达斯（Machanidas）进行斗争，借口就是为了伯罗奔尼撒人的自由。在最后的决战前，他声称玛卡尼达斯为可耻地奴役他人而战，而他自己则是为光荣、高尚的自由而战。事实上，阿凯亚同盟自阿拉托斯担任将军后，一直试图统治伯罗奔尼撒半岛。这样一个心心念念夺取他国领土的同盟，竟举着自由的旗号！又如，第二次马其顿战争（公元前200年至公元前196年）后，埃托利亚同盟因其领土要求未能得到满足，攻击罗马未能兑现希腊自由的承诺，宣称罗马所谓的给予希腊自由实际上是空头支票。虽然史书没有记述埃托利亚同盟与罗马之间的盟约，但埃托利亚同盟的指控表明它自己也一度高举“自由”的旗号进行对外扩张。正是埃托利亚同盟在公元前192年背信弃义地杀死了斯巴达国王纳比斯。公元前196年，罗马将领弗拉明努斯在地峡运动会上宣称撤军，恢复希腊自由。就在罗马承诺给予希腊自由半个世纪之后，罗马征服了希腊，烧毁了科林斯。科林斯一度被视作希腊自由的圣地，正是在这里，30多个希腊城邦举行集会，成立同盟，抵抗波斯。
自由不再是古希腊国际政治的崇高目标，而成为可有可无的寻常物。公元前192年，塞琉古国王安提库斯的军队抵达优卑亚岛上的卡尔西斯时宣称，其此行的目的是给卡尔西斯人以自由。卡尔西斯人则回答，他们在罗马统治下已经很自由了。公元前188年，罗马及其盟友打败塞琉古，迫使其签署了《阿帕米亚和约》。和约对小亚政治版图进行了重新划分，但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各方势力依然以希腊自由为旗帜，为自己争夺利益。最典型的是罗德斯和帕伽马的交锋。帕伽马担心罗德斯祭起“希腊自由”的旗帜，夺走自己此前新占领的领土；罗德斯则担心罗马坚持“自由”原则，使得自己得不到想要的领土。
侵蚀甚至剥夺希腊自由的人，反而受到希腊世界的追捧。公元前307年，安提戈努斯的儿子德米特里乌斯以恢复雅典自由及古老的法律和政制为旗号，驱逐了卡山德的驻军，实际控制了雅典。但这位德米特里乌斯被雅典尊为守护神、解救者。雅典甚至放弃了名年官制度，改以德米特里乌斯纪年；在其入城下车之地修建神坛；将每年的十月改名为德米特里乌斯月，每个月的最后一天也以他的名字命名；将狄俄尼索斯节改名为德米特里乌斯节；甚至允许德米特里乌斯住在雅典娜神庙内，意即其与雅典娜一样受到尊崇。雅典还为德米特里乌斯及其父亲新设两个部落，将五百人会议改为六百人会议；将德米特里乌斯及其父亲的形象绣在雅典娜神的神服上，在泛希腊节上像神一样受到致敬；为德米特里乌斯及其父亲修建塑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塑像与此前暗杀僭主希庇亚斯的两位历史人物的塑像安放在一起。如此的荣耀已经违背了他本人所承诺的“自由”雅典的生活状态。公元前295年，德米特里乌斯镇压了拉卡尼斯（Lachares）起义。普鲁塔克说，“雅典人对他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并允许他在庇里乌斯港及其北面的穆尼奇亚山及缪西姆三地驻守军队，接受其派驻的官员。
公元前196年，罗马将领弗拉明努斯在地峡运动会上宣布给予部分希腊城邦自由，赢得了山呼海啸般的赞美。据说，欢呼声将天上的飞鸟都震得掉到地上。其实在此之前，弗拉明努斯在“狗头山战役”中打败马其顿，索取巨额赔款，接管了原本由马其顿控制的“希腊的枷锁”，弗拉明努斯所谓恢复希腊自由的虚伪本性已经昭然若揭。地峡运动会之后，罗马借口防备塞琉古入侵和纳比斯扩张，继续在德米特里亚、卡尔西斯、科林斯驻军。另一个实例是安提戈努斯征服斯巴达，他随心所欲地支配斯巴达及其居民，但他去世后竟一度被斯巴达授予“救主”的称号。公元前146年毁灭科林斯城、最终征服希腊的罗马将军穆米乌斯（Mummius）竟被封为希腊自由捍卫者，由他督促希腊各地重建“自由”。真是莫大的讽刺！所有这些表明，“自由”理念在古希腊国际政治实践中失败了。
“自由”理念失败的直接原因，正如波利比乌斯所说：“所有的国家都不是为了希腊世界共同的自由，而是为了自身的利益。 ”首先，希腊人自身虽然打着“普世性”的自由的旗号，汲汲营营的却是自己的利益。前面关于希腊人的例子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自由”在马其顿、托勒密、塞琉古、罗马等插手希腊半岛南部事务的外部力量手中，更是谋取自身利益的工具。当一个国家宣称给予希腊自由时，另一个政治势力则作出更大的自由承诺，其根本目的就是争取当地希腊人的支持，驱逐其他政治势力，控制希腊半岛，进而控制希腊化世界的政治圣地——马其顿地区，确保自身利益最大化。如公元前315年，安提戈努斯为夺取马其顿王位，试图争取南部希腊人的支持，承诺给予其自由。托勒密见状也宣布给予他们自由。公元前218年，腓力五世为争取厄里斯的支持，承诺如果厄里斯与他结盟，他保证厄里斯人享有自由，不驻军、不收税、拥有自己的政治体制。第一次马其顿战争期间，罗马并未提出给予希腊人自由。第二次马其顿战争期间，弗拉明努斯担任统帅，他发现希腊人特别热衷于自由，于是作出了给予希腊人自由的承诺，从而争取到埃托利亚同盟、阿卡亚同盟的支持，打败了马其顿。
纵观历史，古希腊文化孕育了“自由”理念这一独特的价值观。当它运用于国际政治中时，虽然曾经催生出一系列具有重要价值和长期影响的理念和范式，却没有带来古希腊人所期盼的那种“自由”，相反带来了长期的战争，最后甚至成为罗马用以剥夺希腊人自由的工具。它俨然是古代希腊国际政治中的“罂粟花”，带给希腊人无限美好的想象，最终却事与愿违！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一理念的内在缺陷。具体地说，古代希腊的“自由”源自社会生活领域中奴隶主与自由人的对立，主要是由奴隶主阶层的知识精英归纳出来的。
对所有希腊人来说，“自由”显得既熟悉又崇高。“自由”背后所隐含的那种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的“完美”生活状态，使其自然而然地成为所有希腊人的共同追求。所以，当一个人、一个城邦向另一个人、另一个城邦承诺给予其自由的时候，自然会赢得另一方的衷心欢迎。这便是“自由”在国家政治领域不断为各种政治力量赢得支持、带来“收益”的深层次原因。但是，这种“自由”天然地伴随着奴役，先天地带有利己主义的特征，它只是部分人的而不是所有人的自由。这种缺陷天然地融入了古希腊“自由”文化之中。这种“自由”体现在国际政治中，只是特定城邦或部分城邦的自由，而不是所有城邦、所有希腊人的共同自由。“自由”的城邦与被奴役的城邦并存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甚至一个城邦的“自由”以另一个城邦的被奴役为前提，亦为人们习以为常。最终，“自由”成为少数国际政治“玩家”蒙蔽民众、谋取私利的工具，这决定了“自由”理念在古希腊国际政治实践中必然走向失败。
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2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