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溯因翻译学是符号学和阐释学途径的结合，用以厘清明确阐释和隐蔽本能之间的关系，理解和阐释文本和世界,译者需要在“文本意图”和读者的“阐释自由”之间建立起一种辩证的关系。译者需要区分对文本的“阐释”和“使用”，需要在“简单的主观可靠性”和“主体间可靠性”划定界限。阐释是认真的阐释学溯因推理，过度阐释是大胆的赫尔墨斯主义溯因。译者在享受阐释自由的同时需要承担责任，关键是思考自身视域的极限。为说明阐释的客观性，揭示现阐释提示的范围、意义的历史性、自我意识和译者所属传统的威力，本文最后谈论了萧伯纳作为译者的背叛，既有结构转化、重新阐释、误译、错误理解、替代性理解，也有微观层面的错误。
关键词：溯因翻译学、符号学、阐释学、赫尔墨斯主义、自我意识、替代性理解
作者简介：吴万伟，武汉科技大学外语学院翻译系教授，翻译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教学。译著有《中国新儒家》（2010）、《儒家民主》（2014）、《贤能政治》（2016）、《圣境：宋明理学的当代意义》（2017）、《哲学的价值》（2023）、《自然道德》（2023）、《有思想的生活》（2024）等。
文章来源：本文发表在王欣、熊辉主编的《译学》（原《翻译学刊》）第五辑（2025年）第219-247页。
溯因翻译学是符号学和阐释学途径的结合，厘清明确阐释和隐蔽本能之间的关系，用以理解和阐释文本和世界。阐释逻辑就是皮尔士的溯因推理逻辑，是对从前的仍然有效的阐释循环的符号学重塑过程。将阐释的符号学原则和阐释学传统结合起来意味着译者需要在“文本意图”和读者的“阐释自由”之间建立起一种辩证的关系。翻译和误译、理解和误解，解读和误读的边界何在？译者不是法官，在某种意义上，他扮演了帮凶、受害者和侦探三重角色。任何成功的侦探尝试都遵循三个指导原则：观察的关联性，论证的连贯性和阐释的经济性。译者需要区分对文本的“阐释”和“使用”，需要在“简单的主观可靠性”和“主体间可靠性”划定界限。阐释过程是在主观猜测和使用主体间论证验证这些猜测的义务之间摇摆。阐释者需要在阐释学侦探和赫尔墨斯主义间谍这两种态度之间做出选择。一种是认真的阐释学溯因推理，一种是大胆的赫尔墨斯主义（Hermetism）溯因。对于译者来说，在享受阐释自由的同时需要承担责任，关键是思考自身视域的极限。为了说明阐释的客观性，揭示现象新维度的成效性以及阐释提示的范围和意义的历史性自我意识，承认译者所属传统的威力，作者最后简要谈论了萧伯纳作为作家对译者的警戒，应对批评之道的建议，为遭受犯下翻译错误而遭批评的译者辩护，以及本人作为译者的误译和种种花招，既有结构转化、重新阐释、误译、直截了当的错误理解、替代性理解，也有微观层面的错误。
一、绪论
阐释学（Hermeneutics）的名称源自奥林匹斯十二主神之一赫尔墨斯（Hermes），他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商业、旅者、小偷和畜牧之神，也是诸神的信使。他的口信是神秘莫测的和自相矛盾的。因此，对赫尔墨斯的崇拜出现两种不同的自相矛盾的方式并不奇怪：一种是阐释学，一种是赫尔墨斯主义（Hermetism）。两种思维方式都关注对世界秩序的不稳定性的“理解”（Uwe Wirth, 2001）。（两者的区分，下文将详细讨论。）译者就是在符号学和阐释学的边界上操作的，因为没有阐释就没有翻译，没有理解就没有阐释。德国吉森-尤斯图斯-李比希大学德语文学和文化研究教授乌韦·沃斯（Uwe Wirth）说，符号学家皮尔士（C.S.S. Peirce）曾提到阐释就是“采用假说的过程”（Semiosis）(CP 2.777，quoted from Uwe Wirth, 2001)。真理就在阐释过程之中，它确立了所指对象及其表征之间，真理条件和真理价值之间的关系。这个阐释过程也是“符号阐释过程”，它基于假设推理和实验假设验证，模糊了“制造”和“发现”之间，辨认和阐释之间的界限。翁贝托·埃科（Umberto Eco）的解读模式就建立在皮尔斯的符号阐释过程观的基础上，也说过阐释逻辑类似于侦探的调查逻辑，他试图在“文本意图”和读者的“阐释自由”之间建立起“一种辩证的关系”(Eco, 1992, p.63f)，重新确立理解作为阐释的极限的阐释学观点(Uwe Wirth, 2001)。埃科虽然可能赞同阐释逻辑不是演绎性的而是溯因性的，“在论证失败的时候使用叙事策略” (Rorty, 1985, p.135)是有帮助的。但是，埃科也认为，论证失败的事实本身说明存在某些逻辑指导原则，比如连贯性、经济性和相关性等。在伽达默尔看来，阐释是“寻求文本回应的问题”，阐释学的阐释逻辑是对话性的。这不仅预设了对先行问题的理解而且是对对话逻辑的理解，也就是话语法则和“指导原则”的理解。(Uwe Wirth, 2001) 溯因翻译学是符号学和阐释学途径的结合，用以理解和阐释文本和世界，其任务就是厘清明确阐释和隐蔽本能之间的关系。阐释逻辑就是皮尔士的溯因推理逻辑，是对从前的仍然有效的阐释循环的符号学重塑过程。接下来，本节将简单介绍一下溯因推理法及其风险。
（一）溯因推理法
皮尔斯说有三种推理方法，演绎、归纳和溯因。对于溯因来说，就是人们遭遇了怪异的无法解释的结果。埃科说，“不能忘记的是英语中表示溯因的单词‘abduction’也有绑架的意思。如果我在尚未研究的现象领域获得一个怪异的结果，我不能在那个领域寻找法则。我必须去别的地方绑架或者借用一个法则。”(Umberto Eco, 1994, p. 158.)
溯因是形成一个说明性假说的过程，溯因法是由解释一种现象的愿望所支配的推理，是一种基于知识背景的猜测。皮尔斯对于溯因法的定义是：“在遭遇到一种现象，这是他完全意想不到的在特定情况下会出现的场景，他会观察其特征，注意到某些特别的品质或者相关关系，接着马上意识到它们带有贮存在心中的某个概念的特征，从而引出一种理论可以解释这个现象中令人感到吃惊的地方。”(Cornelis de Waal, 2013)
“溯因推理给推理者提供了有问题的理论，归纳推理可以对其进行验证。在发现自己遭遇一种意外现象之后，他研究其个特征，注意到某些突出的特点或者关系，这是某个理论可能对此意外做出解释的。因此，他接受这个理论，赋予它很高的地位，以便进行更进一步的考察。”(CP 2.776). (Uwe Wirth, 2001)
溯因推理三个层次：第一层，结果是怪异的和无法解释的，但是法则已经在某个地方，或许存在于同样领域的问题，人们必须找到可能性最大的。第二层，法则很难辨认出来。如果存在于其他地方，人们必须假定它可以被拓展到这个想象领域；第三层，法则不存在，人们必须发明一个法则，这是哥白尼的案例，他认定宇宙因为对称和“良好形状”的理由一定不能是以太阳为中心的。(Umberto Eco, p. 159. 1994)
（二）溯因推理的案例
比如，我们想解释埃及艳后克利欧佩特拉被蛇咬伤自杀的问题。我们假设她想死掉以免被屋大维掳走并在大庭广众之下游行示众的羞辱。我们首先选择可理解的方法，埃及人的宗教传统；接着构建事件的因果关系解释，她的死亡意图和成仙意图和她的宗教信仰。而且这种因果关系解释预设了法律一样的前提，那就是所有埃及王后迫切渴望死亡和成仙的都选择被毒蛇咬伤的方法。这就是历史解释。历史学家使用两个相关程序，（1）阐释学的：思考个人可能的动机，通过阐释有关政治局势和文化传统的现有资料；（2）对阐释准确性进行验证。(Karl-Otto Apel, p.100, 1984)
（三）溯因推理的风险
当侦探、科学家或者批评家或者语文学家进行溯因推理时，他们必须打赌他们找到的解决办法（虚拟想象中的可能世界）与真实现实相吻合。对此，他们必须进行其他检验和实验来验证。在侦探小说之外，溯因推理风险更大，常常出现错误。(Umberto Eco, 1994, p. 160. )
每一次解读都是一种误读，因为所有追溯文本背后站立的问题的尝试都注定要失败。这种理解的溃败在另外一方面是文本“开放性”的“可能性条件”。埃科赞同德里达的观点，文本的“潜在开放性”可以有无限多样的阐释。但是他觉得和德里达的观点相反，保护文本的根本义务是为了打开它们，因为我认为在适当保护它之前打开文本是有风险的。”(Eco, 1990, p.54)
二、符号学的对等视角
在阐述阐释的客观性及其极限之前，我们有必要简单了解一下翻译研究中对等概念从符号学的角度看是什么样的。符号学视角如何凸显了对等的动态性、复杂性和相对性的本质，以及译者在实现三个层次的对等时所享受的行动自由。
（一）翻译研究中的对等概念
首先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翻译研究中对等概念的范式转变和学者兴趣的转变和不同途径背后的共同线索。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学派强调原文的地位和对等的必要性，比如维奈和达贝尔内（Vinay and Darbelnet）和卡特福德（Catford）的对等是“处境相同”，某种语境意义的对等，不同层次上的对应关系。奈达Nida (1964)和纽马克（Newmark (1981)的形式对等动态对等和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更是众所周知，强调文化的作用和相似的效果，但如何衡量对等的程度缺乏客观标准。(Anna Rędzioch-Korkuz, 2008) 随后的功能语言学、描述翻译学和文化研究学派将注意力的焦点转向目标文本，认定对等概念没有必要，比如莱斯和弗米尔（Reiss and Vermeer (1984: 139–140)用充分性（adequacy）概念作为其补充。）(Anna Rędzioch-Korkuz, 2008) 描述翻译学派的图里（Toury (1980, 1995）认为对等包含抽象和具体两种含义，成为翻译的定义性特征。难怪皮姆（Pym (1992）嘲讽对等和翻译陷入同意反复的恶性循环，他提出对等是译者决定的可协商的概念，除了自然对等外还有译者创造的方向性对等(Pym 2007: 286)。(Anna Rędzioch-Korkuz, 2008)总之，非语言学派的对等理解认定对称性的反射性的相同这种数学式对等与语言翻译过程是不匹配的。因此，面向符号学的对等视角应运而生。(Anna Rędzioch-Korkuz, 2008)
文化符号学的领军人物尤里·洛特曼将翻译作为符号域（the semiosphere）中的主要意识机制，类似于一种“过滤膜”（filtering membrane）用来减缓或者降低差异性，弱化其离心力的冲击力。因此，翻译作为代表行为的一种敏锐的隐喻。它指向翻译行为中确认差异性的困难---在德勒兹看来，代表差异是根本不可能的，在屈服于共同性的模式中释放差异性是根本不可能的。（Sten Pultz Moslund, 2010, p.52.）
翁贝托·埃科在为尤里·洛特曼（Yuri Lotman）撰写的《心灵宇宙：文化符号学理论》写的序言中说，“符号学系统是解释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显然，在解释世界的时候，我们也在构建这个世界，甚至在早期阶段，洛特慢将符号学视为认知科学）。在所有这些系统中，语言是最基础的模式系统，我们理解这个世界就是通过语言提供的模式来实现的。神话、文化法则、宗教、艺术语言和科学语言都是从属性的模式系统的模式。因此，我们必须研究这些符号系统，因为它们引导我们以某种方式理解这个世界，允许我们谈论这个世界。” (Yuri M. Lotman, 1990, p. x.)
由于符号的双重性：一方面由于在文化的历史上反复出现而显示出不变性和可重复性，提醒人们意识到文化的古老基础；另一方面，符号与其文化背景积极关联起来，并改造语境或者被语境所改造，其不变性就是通过各种变体而实现的，符号的“永久”意义在特定文化中的变化就凸显了语境的可变性。(Yuri M. Lotman, 1990, p.104.)
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同的符号域的语言从符号学上说是不均衡的，即两者没有共同的语义对应关系，符号域可以被视为信息产生器。要用另外一种语言表达某些东西就是理解它的一种方式，翻译就成为最重要的意识机制。(Yuri M. Lotman, 1990, p.127.) 翻译不仅是思考的初级行为是翻译，而且是最基础的对话形式，因为对话预设了不均衡，而不均衡的最初表现是对话参与者使用的符号结构（语言）上的差别，其次是信息流动的方向在来回转变。(Yuri M. Lotman, 1990, p.143.) 文本总是由某人出于某个目的创造出来的，事件被某种编码的形式呈现在一个文本中。历史学家需要充当解码者，事实不在于出发点而是许多劳动的终极结果。解码总是一种重构，研究者使用同样的方法，无论重构丢失的部分文件还是解读保存下来的部分文件。(Yuri M. Lotman, 1990, p.218.) 不确定性就预设了阐释者。
（二）符号学的对等观
那么，面向符号学的途径是如何理解对等的呢？凯斯特伦（van Kesteren (1978）提出了皮尔斯视角的翻译模式，将对等视为关系性的和动态性的特征，可以在不同层次和程度上实现。戈尔莱(Gorlée (1994: 170)认为对等不是“一对一的对应”而是“一对多”的关系。她区分了三种对等：形式维度的质量对等（qualitative equivalence）、所指对象的指称对等（referential equivalence）和符号意义的整体知识上的意义对等（significational equivalence）(Gorlée 1994: 181) (Anna Rędzioch-Korkuz, 2008)。
埃科（Eco (2001; 2003）谈到了一再出现的共同性问题，要维持原文和译文的对等必须存在适当的元语言作为参照物“语际参照体”（tertium comparationis），对等是元语言的外部实体，译文只能是“几乎相同”。(Anna Rędzioch-Korkuz, 2008)
文本成为若干指称层次中的一个：可以在不同层次上实现，词汇、语篇、内容、场景、想象等。文本的具体部分可以有不同程度的对等，这意味着它是描述性的、程度性的和相对的范畴，在很多因素上具有条件性。(Anna Rędzioch-Korkuz, 2008) 对等不是提供描述性指南的理想相同性的黄金标准，而是可协商的、可变的、因个案而有差异的品质。对等可能主要被翻译学者、批评家和学生作为评估范畴，也被校对、委托人、客户和其他代理人作为专业分析，比如翻译错误、凸显不适当的对等或者确定策略等。(Anna Rędzioch-Korkuz, 2008)
皮尔斯认为科学分为发现科学，评论科学和实用科学三类。他的符号论有三个分支，猜测语法，批评逻辑和猜测修辞。他区分了三种推理，逻辑推理（再分为演绎、归纳和溯因推理）、对于感觉、情绪、和习惯的知觉判断。他认为符号建立在符号形体/代表项（representamen）、符号对象/目标项（object）和符号解释/解释项（interpretant）的三元关系上，符号分为相似符（icons）、指号符（indices）和象征符（symbols）。(Anna Rędzioch-Korkuz, 2008)
（三）对等的三个层次
符号三要素：皮尔斯基于初期的五范畴观（存在、性质、关系、表征、实体）提出了一级存在（firstness）、二级存在（secondness）和三级存在（thirdness）的普遍范畴思想，认为符号是由对应一级存在范畴的符号代表项（representament）、对应二级存在范畴的符号目标项（object）、对应三级存在范畴的符号解释项（interpretant）三种要素构成的：符号代表项强调每一个符号本身是一种存在，符号目标项强调符号与其所表征的对象有一定关系，符号解释项强调这种表征必定由某一解释者或解释意识所理解。（陈勇，2022）
一级存在概念与差异有关，是纯粹的品质和独创性之物，一级存在范畴：新鲜、生命、自由概念占支配地位。将对等作为一级范畴意味着两大特征：它是相对的，是特定的，但不是自动模式可以遵循步骤重复产生，第二，这个视角意味着译者的自主性，有创造的自由，可利用目的语的具体版本。 (Anna Rędzioch-Korkuz, 2008) 二级范畴指因果关系和静力概念（statical force）不是指对等，是动态的和可协商的品质，指翻译的背景和译者的创造性自由，属于静态约束（static constraints）。埃科Eco (2001: 16–17)宣称“意义的相似性只能依靠阐释建立起来，在皮尔斯的意义上，翻译是一种特殊的阐释，用一系列解释项替换一个特定的表达意味着替代项永远不可能和被替代项对等，它是在特定语境下的产物。” (Anna Rędzioch-Korkuz, 2008) 三级存在是二级存在和一级存在实现的手段，两个文本及其相关符号空间之间的协商机制，因为它“在两个主体之间协商，将两者联系起来”这是符号关系发生和对话发生之地，是翻译出现之所。这个范畴需要特别细心地分析，三级存在包括习惯或普遍性，比如符合期待的效果和必要的法则但不包括没有合理性的习性癖好。(Anna Rędzioch-Korkuz, 2008)
因此，对等有三个层次。在抽象层次上作为翻译行为的必要条件（一级存在），在实际层次上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关系（二级存在），和在翻译语境下的动态协商（三级存在）。这个框架帮助确立了对等的重要特征和相对性本质，取决于时间、空间、人力、物质、文化、规范条件，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能干的译者的限制。(Anna Rędzioch-Korkuz, 2008) 用另外一种语言进行的创造是由人类代理人（译者）在目的语文本中改编（重新想象，重新塑造和重新建造）原作的主题、时空和概念框架而实现的。(Nadia Boulakdem, 2023)
符号学的核心在于建立在译者的知识、经验和直觉基础上的语言文化能力这个目标。可能的对等观念指向皮尔斯模式：依靠译者的视野（第一）、记忆（第二）和经验（第三）来重构目的语信息的整体对等。符号学是符号、对象和阐释者的互动，在皮尔斯看来，在源语和目的语叙事中的文化体系的文化改良的融合。
第一类对等是指在符号翻译学中，译者被视为虚假作者（pseudo-author），元作者（meta-author）或者合著者（co-author）。翻译是一种自由的假设。语言和超语言革命让翻译体验不再是简单的专业技能，从一种语言到另外一种语言的巧妙移植，而是煽动一种艺术的和美学的冒险，超越了对自动的本族语的操纵，将语言融合和翻译成另外一种符号系统。
第二类对等是翻译符号的环境的固定变化，这源自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对比文体学。
新的优先选择重新思考了固定的—完整的（确定的）语境环境，将其变为流动的-不完整的（不确定的）翻译流。因此，翻译似乎从寻找阐释语言的固定意义的智慧选择离开，而走向人们能称为阐释性元语言的自动意义。
第三类是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间的对等。源语文本的普通译文的完美对等消失了，变成了目的语文本的不完美程度的非对等。
（四）动态翻译的绝对自由
在符号翻译学中，实际对等被降级成为仅仅反应“某种程度的对等价值，依据皮尔斯产生更多退化的符号的退化的解决办法。”弱化符号的退化品质的过程给译者和翻译批评家一种怀疑的口吻和一种几乎彻底的行动自由。
符号翻译学用动态翻译的绝对自由替换了技术性复制的规范性固定性---确定、不确定、集中、补偿、显性化、和其他“普通”翻译策略的固定不变的对等。从皮尔斯提出的普遍范畴的角度说的对等概念建立在依靠翻译决定的和在翻译语境中的相似性-差异-协商三位一体概念的基础上。(Nadia Boulakdem, 2023) Hönig and Kussmaul (2003: 63)认为对等是可以在三个不同层次上定义的特征。首先是作为翻译行为的必要条件的抽象层次上；其次是原文和译文之间关系以及决定体现这种关系的条件的因素的实际层次上；第三就是翻译背景内的动态协调层次上。每次翻译的对等都取决于时间、空间、人力、物质、文化、规范条件，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能干的译者决定了的。切斯特曼说，“如果忽略了这个总体目标，跨学科的翻译学注定要陷入停滞不前的境地。”(Anna Rędzioch-Korkuz, 2022)
三、阐释的极限
但是，译者在动态翻译中享受的行动自由并不意味着不受任何限制，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阐释仍然存在客观性，译者的阐释仍然存在极限。翁贝托·埃科“说一个文本潜在地没有结局并不意味着每一种阐释都能有一个完美的结局。甚至最激进的解构主义者都承认有些阐释显然是不可接受的。这意味着阐释文本给阐释者施加了某些方面的限制。”(Umberto Eco, 1994, p.5.)在本节中，我们将谈到阐释的历史性和持续性，如何判断阐释的优劣，阐释文本和使用文本的界限，阐释的客观性。
西蒙·克里奇利（Simon Critchley）说，阅读经典哲学著作就像观看冰河在气候变暖后解冻。冰块在我们眼前破裂，开始自由流动，作为读者是要在冰块破裂的时候试图站立在冰面上，否则就落入冰水中淹死。(Daniel Dahlstrom, 2011, p. 69.)
人是阐释动物，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阐释，阐释构成我们的存在，阐释的历史性(Daniel Dahlstrom, 2011, p.1.)语言的秘密是在场与缺席的边界处，是所有关系之间的关系(Daniel Dahlstrom, 2011, p. 229.)
（一）阐释的历史性和持续性
阐释理论不必要也不应该仅仅从句法、语法、意义核心、意义域、习惯、记忆痕迹、禁令等角度描述语言规范，所有这些都是变化多样的，很可能没有办法充分描述。更重要的是强调庞大的从未包括在内的意义领域，包括情感的、态度的意义---语言事实上的确表达了这些东西。(Hirsch, 1967, p. 43.)
如果理解总是受制于话语的体裁规范的话，那么不同的文本类型的确需要不同种类的阐释。但另一方面，背后的阐释学法则总是一样的：合理的阐释总是受制于有关体裁的合理的推理。(Hirsch, 1967, p. 125.) 伽达默尔认为，所有形式的理解都是对某物作为某物的理解。换句话说，体验的内容涉及到远超体验实际构成成分的意义的投射，这些体验总是片面的和有特定视角的。所有意义投射都是有偏见的，同样重要的一点是，这些偏见在阐释过程中是不断发生改变的。(Karl-Otto Apel, 1984, p.6.) 所有理解在本质上都必然是内在的，所有阐释都必然是暂时性的和历史性的。没有所谓正确的阐释方法，没有独特适当的范畴。人们做必要的事将一种理解传达给某个特定的读者群体。所有评论都讨论这些关系，或者为自己或者为引发对文本意义的某种理解。所有文本评论都是阐释和批评的结合体，虽然可能做出选择究竟哪个目标得到更多的强调。(Hirsch, 1967, pp.150-152.)
曼彻斯特大学英法文学教授埃德蒙德·查普曼(Edmund Chapman)在《翻译文本的来生》说，在本雅明和德里达看来，翻译文本就处于“来生”状态之中。所有文本不仅仅是翻译都处于不断的翻译过程中。这不是说所有文本都可以翻译，或所有文本都被翻译过，而是说所有文本都持续处于可翻译的状态，都持续在变化之中，翻译之外，什么都没有。(Edmund Chapman, 2019, p.3.)在翻译中，我们承认完美的意义转换是不可能的。翻译的失败或者它不能产生完美的能指-所指统一体的事实恰恰是所有语言的存在条件，不应该被理解为失败而应该理解为差异。可译性的游戏本身就是语言的极限，任何文本都不能是完全可译的或者完全不可译的。文本就是天生的潜在的可译性和天生的局限性来定义的。(Edmund Chapman, 2019, p.22.)“继续活着”（Overliving）说明了文本一直有翻译的潜能以及在不断被翻译的这个事实。这个概念也帮助我们理解文本性，暗示文本没有稳定不变的身份，总是充满被翻译的可能性而且处于潜能被实现的过程中。文本没有办法在可译性之外存在，也没有办法在继续活着的翻译过程之外。(Edmund Chapman, 2019, p.30.)
（二）如何判定阐释的优劣
埃科说，文本是人类将世界简化为可以管理的格式的方法，可供主体间的解释性话语讨论。这意味着当符号被插入到文本中，或许没有办法决定哪种阐释是好的阐释，但是仍然有可能基于语境决定哪一种是合适的，不是理解那个文本的努力，而是站在听者的立场上的一种虚幻的回应。(Umberto Eco, 1994, p.21.)如果难以判断某个特定的阐释是不是好的释，至少总是可以确定它是不是糟糕的阐释，其目的是并非说不受限制的符号学是什么，而是至少表明它不是什么或者不能是什么。（Umberto Eco, 1994, P. 42.）世界作为文本和文本作为世界的隐喻暗示，问题不是挑战世界是可阐释的文本的观念，而是决定该文本是拥否有固定的意义，或者是多种可能的意义还是根本没有任何意义。(Umberto Eco, 1994, p. 23.)
在埃科看来，阐释有两个含义：一是发现原作者的意图或者独立于我们的阐释的客观本质，一是文本可以被无限的方式进行阐释。(Umberto Eco, 1994, p. 24.) 相应地存在两种层次的阐释，一是语义阐释---线性文本展现的特定意义传达给读者的分析过程的结果，一是批评阐释---符号途径的元语言活动，旨在描述和解释特定文本产生特定回应的形式理由。(Umberto Eco, 1994, p.54.) 至于文本解释同样也有两种：一种是忽略作者意图，寻找内在连贯性原则和对理想读者产生的影响；一种则是批评家认定每一种解读都是误读，不找作者和文本的意图，而是塑造文本使其服务于自己的意图。(Umberto Eco, 1994, p.56.)
（三）阐释文本和使用文本的界限
值得注意的是，埃科还特别区分了阐释文本和使用文本的界限。他说，批判性地阐释文本意味着阅读是为了发现有关其本质的某种东西，连同我们对发现的反应。而使用文本则意味着从一开始就是要获得别的东西，甚至接受如果从语义的视角看属于错误阐释文本的风险。（Umberto Eco, 1994, p. 57.）我们需要区分对文本的“阐释”和“使用”，我们需要划分“简单的主观可靠性”和“主体间可靠性”的界限。阐释过程是在主观猜测和使用主体间论证验证这些猜测的义务之间摇摆。(Uwe Wirth, 2001)
（四）阐释的客观性
阐释的客观性是揭示现象的维度的“成效”，同时还有它揭示出的方面的范围和意义的历史自觉性。阐释的客观性涉及到承认人的理解的边界，承认它所属的传统的威力。 (Karl-Otto Apel, 1984, P.8.) 虽然任何一种任何阐释都是片面的，都不能穷尽文本的意义，虽然在在某种程度上，不同的阐释带来对文本意义不同方面的认识，有助于人们增加对文本的理解，人们知道的阐释越多，理解就越充分(Hirsch, 1967, P.140.)，但是，阐释逻辑的对话性本质意味着阐释需要遵循一些基本原则如对话逻辑，话语法则和指导原则。这是因为“对话意味着不对称，对话参与者使用不同的符号结构，信息流的方向在不停更换。对话至少涉及到两个声音，意味着两个或多个文本的交易、协商和相互影响。”(Yuri M. Lotman, 1990, p. 143.)。巴斯奈特（Bassnett）同样提醒我们认识到翻译作为对话的本质。她说，“翻译虽然意味着对纯粹原作的观念的被判，总是涉及到至少两个声音：因此在本质上必然是一种“对话”，涉及到两个或者多个文本的交易、协商和相互影响的所有隐含意义。”(Bassnett, 1998, 6 138, quaoted from Sten Pultz Moslund, 2010, p.53.）
埃科建立在皮尔士的符号阐释观念之上的解读模式将阐释的符号学原则和阐释学传统结合起来，这意味着译者需要在“文本意图”和读者的“阐释自由”之间建立起一种辩证的关系。埃科划定了阐释和过分阐释的界限。他说，阐释学寻求的是可接受的、经济的和认真的阐释，是具有连贯性和相关性的高质量的阐释。“狂热的”解读和过分的阐释是炼金术士的赫尔墨斯主义（Hermetism），这种阐释受到相似性和万物之间“普遍同情”的指导。关联原则、经济原则和文本连贯性原则（埃科所说的波普尔原则）被用来作为帮助消除不可接受的阐释的标准。这个波普尔标准虽不能发挥作为辨认出正面阐释的标准的作用，但足以证明并不是随便什么阐释都可接受。因此，埃科的解读模式重新确立了理解视域作为阐释的极限。(Uwe Wirth, 2001)
四、译者的多重角色：叛徒、侦探、间谍
埃科的符号阐释解读模式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对译者在阐释解读过程中扮演的多重角色的分析评论。在本节中，我们将先介绍翻译界所熟悉的叛徒角色，接着讨论埃科谈及的译者作为侦探和间谍的角色差异。
（一）叛徒
美国作家、译者、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总编辑马克·波利佐蒂（Mark Polizzotti）写过一篇文章“为什么误译重要？”她提到历史上充斥着严重的误译---错误的、故意的或者简单的误解。她认为译者要么被“不情愿的接受（grudgingly tolerated）”,要么被“公开鄙视（openly disdained）。她在2019年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的《同情叛徒：翻译宣言》中提到译者作为职业的危险性。法国学者和翻译者艾蒂安·多雷（Étienne Dolet）因为翻译被认定为异端的柏拉图而被吊死和烧死。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的《撒旦诗篇》的日文版译者五十岚（Hitoshi Igarashi）被刺杀身亡，该书意大利语译者卡普里奥罗(Ettore Capriolo)在米兰遇刺，侥幸生还。（Mark Polizzotti, 2018）
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说，“每一种交流，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都是基于复杂的分裂的机制，它可以被比作一棵树或者一座冰山，下面有看不见的复杂根系和水面下的庞大部分。”(Mark Polizzotti, 2018, p. 6.) 马克·波利佐蒂说：“任何一本成功的翻译著作都是历经很多挫折、错误、修改、甚至创造的产物，有时候“目的语”或者“接收”语就是没有直接对等的东西，无论是词汇还是心态等，解决办法就必须通过迂回曲折的方式来实现。(Mark Polizzotti, 2018, p. 3.)
他们之所以被谴责为叛徒是因为“译者和作家很少是温柔慈爱的叙述者，他们往往带有自己的喜好和偏见和成见，他们也必须在“想象的深渊”中挣扎，从自己的语言蹒跚进入文本的新现实画面。”（Ryan Carroll, 2024）著名作家纳博科夫（Nabokov）辨认出翻译中的三个致命罪恶：无知、删减、以及最糟糕的仅仅为了迎合公众口味而“恶意美化”杰作”（Mark Polizzotti, 2018, p. 123.）叛徒之所以被认为是最糟糕的罪恶是因为“他们背叛了协议或者义务。一次犯罪行为只是单个罪恶，而破坏命中注定的符号联系摧毁了人类社会的基础，将人世间转变为撒旦的王国转变为地狱。”(Yuri M. Lotman, 1990, p.181.) 威廉·韦弗（William Weaver）警告说，“译者能够犯下的最大错误是安慰自己说‘那是原作中说的话’，放弃做最好的自己的努力。”（Mark Polizzotti, 2018, p. 102.）“最糟糕的翻译往往是对诗歌了解甚少或者一窍不通的外语专家做的，外语学者往往关心语义准确性，使得看似准确的意义往往变成缺乏色彩的蹩脚的翻译语言。”（Mark Polizzotti, 2018, p. 52.）
在马克·波利佐蒂看来，诗歌翻译的二分法误导了诗人作家和译者自己，在谈及翻译时，常用的隐喻是“原作和阴影，诗人的意图是“自发的、首要的、形象的”，译者的则是“衍生的、终极的、观念性的，”因而是附属性的。原作是内容和语言的统一体就像“水果及其果皮”，翻译则是裹住了内容，却没有将两者融合在一起。总是从外朝里看，而不是重要创造的参与者。”（Mark Polizzotti, 2018, p. 38.）在谈及译者的责任时，她引用作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话说，翻译本质上是“一种道德任务，反映和复制文学角色本身，是要延伸我们的同情，获得和加深一些认识，即其他人，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同样真实存在。”（Mark Polizzotti, 2018, p. 56.）因此，“译者的首要责任---对于读者，原文作者，翻译的文本，产生该文本的文化，和本人作为尽职的认真的专业人士而言，是竭尽所能采用各种适当的手段去创造一个新的文学文本。”（Mark Polizzotti, 2018, p. 64.）“翻译就像艺术，在理想的情况下，帮助展现自己，我们身上自己都很少意识到存在的某些焦角落，这样的发现能够丰富我们自己。它让我们看到自己心灵中苏醒的观念和声音，这是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办法找到的快乐和难以替代的刺激兴奋。”（Mark Polizzotti, 2018, p. 73.）“就像任何形式的阅读一样，翻译是一种基于个人体验和文化条件的阐释行为，当然也基于普遍的现有条件。我们能够对比同一篇文本的不同译本来看到解读的不同，译者能够为解读带来种种资源。”（Mark Polizzotti, 2018, p. 92.）“换句话说，翻译开启认识世界之路并使其畅通的关键，让我们见识超越本地参数的态度、观点和表达方式。它让我们愿意接受本地语言和文化体验之外的东西的可能性。”（Mark Polizzotti, 2018, p. 147.）
（二）阐释学侦探和赫尔墨斯主义间谍
上文谈到埃科在区分阐释和过分阐释的时候说到阐释学和赫尔墨斯主义（Hermetism）。阐释学寻求的是可接受的、经济的和认真的阐释，是具有连贯性和相关性的高质量的阐释。而炼金术士的赫尔墨斯主义受到相似性和万物之间“普遍同情”的指导，是“狂热的”解读和过分的阐释。读者侦探在符号学和阐释学的边界处操作，因为不存在没有阐释的解读，也不存在没有理解的阐释。这就出现了问题：理解和误解，解读和误读的边界何在？阐释的极限何在？法官站在话语之外，而侦探总是在话语之内。总之，文本让读者一人兼具三重角色：帮凶、受害者和侦探，但读者从来不能作为法官。(Uwe Wirth, 2001) 为此，埃科提出了任何成功的侦探尝试都要遵循的三个指导原则：观察的关联性，论证的连贯性和阐释的经济性。译者需要区分对文本的“阐释”和“使用”，需要在“简单的主观可靠性”和“主体间可靠性”划定界限。阐释过程就是在主观猜测和使用主体间论证验证这些猜测的义务之间摇摆不定的。阐释者需要在两种阐释态度之间做出选择，要么做阐释学侦探，要么做赫尔墨斯主义间谍。阐释和过分阐释是两种采用假设的途径，两种不同的溯因策略，产生两种不同的结果。一种是认真的阐释学溯因推理，一种是大胆的赫尔墨斯主义（Hermetism）溯因。(Uwe Wirth, 2001) 两者都是在理解的视野之内采用假说的“痴迷策略”。阐释者需要在两种阐释态度之间做出选择，阐释学侦探寻求可接受的“经济的”和小心阐释的阐释学，动用了“特权关系”的观念，标志和认定为连贯的和相关的阐释。相反，赫尔墨斯主义间谍则受制于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和“普遍同情”的联系的指导。埃科的“理智”解读和“狂热”解读之间的界限，阐释和过度阐释之间的界限就是受制于阐释的阐释战略和赫尔墨斯战略的区分。对于译者来说，在享受阐释自由的同时需要承担责任，关键是思考自身视域的极限。(Uwe Wirth, 2001)
有意思的是，上文提到的马克·波利佐蒂也异口同声地提到间谍这个比喻。他在书中说，“在某种方式上，翻译和间谍是天生的伙伴：两者都有双重的效忠对象，两种平行的表达模式，有能力观察和阐释，像经验丰富的表演者在两个角色之前自由跳跃。伯纳德·特尔（Bernard Turle）说“译者就是间谍，其后台老板是作家，他服务于作家的原则、主题、话语、形象、风格、自我，不折不扣地听从命令，不能背叛他。但同时，译者是个花花公子：他遵从原文就像花花公子追逐时尚潮流一样。”（Mark Polizzotti, 2018, p. 33.）
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牢记科学真理与哲学真理之别：科学真理：令人信服的、确定的、可分享的、可公开检验的，在理解者眼中是显而易见的，关心的是世界上的客观实体。哲学真理：是主观性的，关心的事生存、超验性和存在。在雅斯贝斯看来，哲学真理与人在哲学反思中的自我存在意识有关。只有在这种意识状态中，人才能暂时体验到终极现实，实现自我。(Filiz Peach, 2008, p. 50.)
五、萧伯纳的阐释案例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大致讨论了溯因翻译学的概念，符号学的对等视角、阐释的极限和译者的多重角色，在本节中，我们作个案例分析，简要谈论萧伯纳作为作家对译者的警戒，应对批评之道的建议，为遭受犯下翻译错误而遭批评的译者辩护，以及本人作为译者的误译和种种花招，既有结构转化、重新阐释、误译、直截了当的错误理解、替代性理解，也有微观层面的错误。
本节的讨论主要参考加拿大蒙特利尔康考迪亚大学（Concordia University）法语系翻译专业教授朱迪斯·华兹华兹（Judith Woodsworth）的《讲述做翻译的作家的翻译故事》一书。该作者说，“作家总是将翻译视为一种练习或者创作的准备或序曲。或者，他们将翻译视为某些其他东西的前期文本，是向外国作家致敬的方式，将外国文化纳入自己文化的融合手段，或者巩固个人或集体身份的机制。正如翻译为个人训练提供了机会一样，它在集体层次上帮助丰富了接受者的语言、文学和文化资源。”（Judith Woodsworth, 2017, p.6.）
（一）萧伯纳与译者的关系
萧伯纳与译者之间有一种模糊的既爱又恨的关系。虽然在私下书信往来中有批评，但公开表现出忠诚、慷慨和父亲般的保护，在译者遭遇各种批评的时候为其辩护。(Judith Woodsworth, 2017, p.28.)
在德语译者齐格弗里德·特雷比奇（Siegfried Trebitsch）的译作因为错误众多、质量低劣而遭受批评时，萧伯纳安慰译者，让他对批评者一笑了之，同时也承认人家的批评有一定道理，他建议译者不要回应，“你不可能证明你的译作在艺术上优秀，正如你不能证明伦勃朗是伟大画家一样。艺术作品的质量是个人口味问题。”（Judith Woodsworth, 2017, p.22.）萧伯纳建议其德语译者接受批评，改正书中的错误，让敌人放下武器。还可以在修订版的序言中感谢指出错误的人，称赞批评者对当今英国地方生活和政治组织无与伦比的了解，这当然体现出萧伯纳的性格特征。(Judith Woodsworth, 2017, p.22.)
此外，萧伯纳还为犯错的译者辩护。早期阶段，特雷比奇不熟悉英国社会，但萧伯纳觉得有必要公开表达对译作的满意，指责那些针对译者的敌意是攻击者的同行嫉妒。萧伯纳在给法语译者的信中说，法国人个个都是天生的、卖弄学问的书呆子，单词重复就是罪过，但在舞台上，语法结构的完整并不重要，词语重复不是罪过，变换花样导致效果丧失才是最大的罪过。(Judith Woodsworth, 2017, pp.23-26.)
至于萧伯纳为何不寻找更优秀的译者的问题，有学者指出，萧伯纳之所以聘用蹩脚的译者，原因就在于他的控制欲。如果聘用能干的译者，他的剧作就失去其控制了，因为所有优秀译作都有自身的艺术生命。而对于特雷比奇，他就能扮演老师的角色，纠正其错误，确保其仍然是天才之作。(Judith Woodsworth, 2017, p.30.)
此外，作家萧伯纳还可以借译者之口自夸，“我抵挡不住真诚者的进攻。特雷比奇表达了坚定的信念，认为我是欧洲最重要的作家，发人深省的思想家，具有惊人天赋的杰出戏剧家，对人性和人类命运具有高超的见解。我完全赞同他的观点。这样的意见在我看来显示出他具有罕见的洞察力和判断能力。我授权他在德语国家和其他地方传播我的观点，我太谦虚了不好意思亲自说出这些话来，但我找到了另外一个足够聪明的人来说，我太客气了，不好意思驳斥他。” (Judith Woodsworth, 2017, p.32.)
萧伯纳在和译者打交道的时候采取了教育者和导师的角色，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年龄更大而且是地位更显赫的作家。比如，萧伯纳表达了对文笔如此高超的人不自己创作反而翻译外国作家的作品的惊讶，后来还不断提醒译者特雷比奇不要忽略了自己的写作，虽然他这样做是从地位显赫的作家的角度针对为其服务的译者说的。(Judith Woodsworth, 2017, p.33.)当然，由于译者特雷比奇不忠实于他及其剧作，因为其他人造成他的代表性剧作从其指缝中溜掉，据说萧伯纳后来在翻译特雷比奇的剧本时采取过报复性的扭曲措施。（Judith Woodsworth, 2017, p.47.）
（二）萧伯纳对误译的态度
萧伯纳回信说“错误不重要：它们总能得到纠正，即便留下不改也不会杀了剧本。”这里更重要的是，正在翻译《凯撒与克里奥佩特拉》的译者特雷比奇不熟悉“罗马历史、罗马政治和罗马机构。”换句话说，他似乎对该剧背后的文化和政治背景一无所知，而这在如今被认为是翻译中非常重要的东西。（Judith Woodsworth, 2017, p.40.）
萧伯纳对译者的警告：不要过分艺术化。他在1902年12月10日写给译者特雷比奇的信中这样说：“你在思考的除了艺术化之外，其他什么都没有。对此，我自己从来不在乎：交给上帝好了。在我看来，你的译作作为艺术品在若干方面比原作更好，有风格和人物上的某些魅力。但是，所有这些可以留给批评家和读者大众。翻译中还存在机械性的一面，那是只能通过经验和辛苦工作才能消除和避免的。”（Judith Woodsworth, 2017, p.40.）
（三）译者萧伯纳的花招
萧伯纳和他的德语译者特雷比奇的关系中还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奇特之处，那就是作者和译者角色的对调。除了让特雷比奇翻译其剧作成德语之外，萧伯纳本人还花时间将此人的德语剧作翻译成英语。萧伯纳作为译者在解读作品方面使用了种种花招，很好地体现了上文谈到的阐释和过分阐释。比如，他在信中写到鉴于他不熟悉德语，其英文译本可能“令人失望”。他请求剧作者特雷比奇不要将其撕掉，虽然任何翻译都可能令人失望。但是，特雷比奇给出了积极的回答。“译作比原文好多了，我求你尽一切可能继续完成翻译。” 特雷比奇在萧伯纳死后出版的自传中吐露了真实的感受，萧伯纳事实上“采取的自由达到了他本人很少能容忍其译者享有的地步。” (Judith Woodsworth, 2017, p.47.)
萧伯纳在翻译其德语译者的戏剧时做出的改变，既有宏观错误，也有微观层面的错误。萧伯纳在译者后记中承认“这里或那里有译者的若干小花招。”但是，不仅仅是少许自由，其变化远非微不足道的，萧伯纳或过分夸大或者过分轻描淡写所做的改变，如更加口语化的对话，更强调色情方面的内容，叙述方面的或大或小的添加或者删减。最根本的改变是到来剧本最后，原来的悲剧性的多愁善感的格调变成了喜剧性的格调。(Judith Woodsworth, 2017, p. 49. )
1. 微观层次上的错误
除了结构上和实质上的大幅改造之外，萧伯纳作为译者还犯下自己的微观层面上的错误，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这里仅借用一个例子：
Gitta: Wenn man glücklich ist, ist man auch reuelos. (ST 8) （Siegfried Trebitsch1920年的原剧本）
Gitta: When one is happy, one has no regrets. (MM 7) （Myron Matlaw (1979)相对直译的英文版）
Jitta: When one is really happy, one is ruthless and shameless. (GBS 16) 萧伯纳1926年公开发表的剧本稿）
在这个例子中，萧伯纳误译了德语形容词“reuelos”（意思是不后悔，而不是冷酷无情，或者感到不悲伤或者后悔）而且他还加上了额外的修饰语“无耻的”来强化这个误译。(Judith Woodsworth, 2017, p. 51.)
2. 萧伯纳作为改编者
在萧伯纳这位戏剧家看来，翻译就是一种表演。就像他重写自传一样，他重写自己译者的作品，忍不住赋予他翻译的作品新生命。在很大程度上，他已经成为合作翻译者。剧作比其他体裁更甚，要求不断改编，不仅在语言层面，而且被导演和演员进行修改。（Judith Woodsworth, 2017, p.54.）
萧伯纳的翻译是一种最积极意义上的重写和改编。最近的改编理论已经阐明互文性的复杂性或者文本之间的辩证关系和“改编方面的能力，有能力不靠复制来重复，在相似性中嵌入差异性，同时作为自我和他者。”（Judith Woodsworth, 2017, p.56.）诗歌编辑彼得·里利（Peter Riley）在谈及译文和原作之间的差异时说，这些不能被称为错误，而是“故意的转移和替换，这与现代主义常见的“创造性翻译”理论密切相关。”（Judith Woodsworth, 2017, p.148.）
3. 编译（Tradaptation）
编译不是一方面是翻译，一方面是改编，而是存在于集过去和将来语言的记忆和意图于一身的特定紧急关头的一种翻译/改编，涉及到形成的集体性和戏剧事件的言论。(Laurence Raw, 2012, p.114.) 翻译领域中经常讨论支持和严厉批评改编这个概念。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意译，有时候改编常常被抛弃或者过分简单化处理。虽然很多人指责它是一种被滥用的翻译形式，或者根本称不上翻译，但改编常常被列为解决各种翻译困难的可能的有效办法。而且，所有译者在其工作中有意无意地采用改编的办法，这种认识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Laurence Raw, 2012, p.21.) 译界著名学者切斯特曼说过，“历史上有很多例子显示译者常常采用改编的方法处理外国文本以更好地服务读者的需要，而且修改文本使其更好地服务于自己的意识形态承诺。”(Laurence Raw, 2012, p.23.) 改编是创造意义的过程，旨在恢复翻译过程打破的交际平衡(Bastin 1993: 477)。我们注意到促使译者求助于改编的最常见因素往往是转换代码失败，背景或文化不充分，体裁转变，交际过程中断等。(Laurence Raw, 2012, p.24.)
华裔剧场艺术家张家平（Ping Chong）的作品让人很难进行分类，我们无法断定他是在“改编”还是在“转变”或者“翻译”材料。或许区分并不真正重要。他可能同时担任跨文化阐释者、译者和不同艺术和创造媒介的改编者。(Laurence Raw, 2012, p.82.)日本唯一的对外贸易地出岛(Deshima)和包袱布（pojagi，日语里叫風呂敷）表现的那样，翻译和改编都有将戏剧表演带来革命性变化的潜能，因为作为概念工具，它们通过同时阐释多样的资源而促成了体验的丰富融合（比如东西方的舞蹈技巧、静态图片、音乐、多语对话和历史文本等）。显然，这促成了持续将个体及其复杂的文化传承分隔开来的社会修辞和二分法的解构，而且翻译和改编也具有将个人事物携带政治性的能力。(Laurence Raw, 2012, p.96.)
翻译和改编都是涉及意义从一种表现形式转变为另外一种表现形式的实践。说明问题的是当今理论常常将两者视为可互换的说法，翻译理论中的“文化转向”和文化理论中的“翻译转向”碰巧同时发生（Bachmann- Medick 2009）。但两者存在显著的差别。改编话语强调原文本和改编版本之间的媒介差异，痴迷于新的美学表达和作者身份。翻译实践常常掩盖转变过程，作者仍然维持在看不见的状态。(Laurence Raw, 2012, p.146.)
不管怎么说，翻译、自传（日记、回忆录）和小说都有联系：作者都显示出持续不断地塑造意义，译者也差不多，也在尝试修改或者改写别人的意思。（Judith Woodsworth, 2017, p.163.）难怪法国诗人保罗·瓦雷里（Paul Valéry）在文中说：“所有形式的写作都是一种翻译。”（Judith Woodsworth, 2017, p.168.）
六、误译的必然性
在结束本文之前，笔者想就误译再啰嗦几句。本节讨论的话题涉及到误译的类型，真理与阐释的关系，教条主义与相对主义的两难等。
（一）误译的类型
误译的研究涉及很多方面。有学者（Hurtado）基于错误分析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将误译分为三类：1）翻译错误（Translation mistakes），不适当的处理影响对原文的理解，如错误表达，理解不正确，意思说不通、添加、删减，超语言指称不明，意义丧失，语言变体不适当；2）翻译大错误（Translation major errors），不适当的处理影响目的语的表达，分为拼写、语法、词汇、语篇和风格；3）翻译小错误（Translation minor errors）：不充分的处理影响到原文主要功能或次要功能的传播。(Soltani, Fatemeh. et al, 2020) 美国翻译协会（ATA）研究把误译分为三大类的语法、术语和误解。更详细的错误类型达26种之多：1) 添加Addition 2) 含混Ambiguity, 3)字母大写 Capitalization, 4) 衔接Cohesion, 5) 变音符号Diacritical marks/Accents, 6)信 Faithfulness, 7) 假朋友Faux ami, 8) 语法Grammar, 9) 看不清Illegibility, 10) 难以确定Indecision, 11) 字面义Literalness, 12) 误译Mistranslation, 13) 误解Misunderstanding, 14)丢失 Omission, 15) 标点符号Punctuation, 16) 语域Register, 17) 拼写spelling/character, 18)风格 Style, 19) 句法Syntax, 20) 术语Terminology, 21) 文本类型Text Type, 22) 未完成Unfinished, 23) 用法Usage, 24) 动词时态Verb Tense, 25) 词汇形式/词性Word form/Part of speech 26) 其他Other Errors. (Soltani, Fatemeh. et al, 2020)。也有学者分析了误译的类型和起因，有表层结构如语义、词汇、形态、语法错误也有涉及文化因素的深层结构错误，错误起因主要是缺乏相关知识或者译者的焦虑（Tia Aprilianti Putri, 2019）
德国汉学家顾彬曾说，过去一些年，在法国和德国哲学的影响下，翻译理论让译者获得了解放，似乎不再是作者或者某本著作的奴隶，我们现在可以自由了。是可以随意误解，错误阐释，错误翻译吗？不是，情况要比看起来复杂得多。翻译理论常常忽略的事实是没有一本书是单靠一个人完成的。就翻译著作的命运而言，译者完成书稿后，要经过编辑、出版社、封面设计师、代理商、最后到书店。编辑和出版社有权改变一切。读者看到的成品绝非只是译者的工作。很多人参与其中，他们也能制造出所谓的错误。对于受过良好教育的和技能高超的配得上译者称号的译者，评判译本正确错误的问题已不存在，我们的唯一标准是成功与否，不屑于争吵词汇翻译正确与否，文本并非由单个字组成的。之前认为错误的东西，现在可能被认为是不同的理解或者文本提供的另外一种可能性。（Wolfgang Kubin 2021）
（二）真理与阐释之间的关系
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史蒂夫·富勒（Steve Fuller）说过，“在后真理乌托邦时代，真与假本身都已经被民主化了。因此，谁也不是无药可救积习难改的---无论是绝对正确还是绝对错误。虽然这个前景似乎很平等，但是，在签订协议之前，你最好仔细关注小号印刷的附加条款。你将不被允许停留在功劳簿上吃老本，也不可能安享平静。你将总是被迫有机会参与一场规则可疑的游戏。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有人仍然偏爱真理条件，无论制定游戏规则的人是谁。”(Steve Fuller, 2018, p. 182.)。
但是，我们需要明白科学真理与哲学真理之别。“科学真理是令人信服的、确定的、可分享的、可公开检验的，在理解者眼中是显而易见的，关心的是世界上的客观实体。哲学真理是主观性的，关心的事生存、超验性和存在。在雅斯贝斯看来，哲学真理与人在哲学反思中的自我存在意识有关。只有在这种意识状态中，人才能暂时体验到终极现实，实现自我。”(Filiz Peach, 2008, p. 50.) 翁贝托·埃科的导师，意大利存在主义哲学家路易斯·帕莱松说过，没有真理，只有总是处于历史背景下的阐释事件。他在《真理与阐释》一书的序言中说，“科学真理是非个人性的和可展示的，为科学真理而死就非常荒谬。哲学真理是个人性的和决定性的，确认这个真理意味着人们愿意为这此献身。”(Luigi Pareyson, 2013, p. xvii.)
在激进的怀疑主义和政治教条主义以及道德相对主义和宗教狂热主义面前，哲学拥有特别的任务来表达为什么这些极端主义形式既非可靠的也非值得向往的。(Luigi Pareyson, 2013, p. xviii.) 而且，真理与阐释之间的关系的守护者落入哲学的既批判又关爱的手中，因为在本质上，哲学鼓励开放性的真理追求并稳定不变地承诺于真理的多样性的和个别性的表现形式上。(Luigi Pareyson, 2013, p. xix.) 哲学与体验、思想与行为之间对话的阐释学框架确立了两个不可通约性的典型的辩证关系。“在哲学中，体验同时是反思的对象和思想的验证，思想同时是体验阐释的结果和指南。” (Luigi Pareyson, 2013, p.xxvi.)“阐释是认识对象依据主体表达对象的手段而揭示自身的一种知识。被阐释者和阐释者的个性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不是阐释的障碍，而是令阐释成为可能的唯一条件：这个条件不是阻碍而是构成了阐释。” (Luigi Pareyson, 2013, p. xxix.)
在《符号学与语言哲学》（1986）中，埃科指出符号学的任务是阐明明显的阐释和隐含的直觉之间的关系。埃科确立了理解问题和阐释文本和世界的两种途径---符号学途径和阐释学途径之间的互动关系。但是，这个动作推动符号学在两个竞争性的、两级化的范式之间摇摆，一个是福柯、巴特、德里达和罗蒂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和新实用主义；一个是伽达默尔和伊瑟尔（Iser）为代表的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理论。埃科说，“阐释逻辑就是皮尔斯的溯因逻辑。”(Umberto Eco, 1990:59)，这成为他对“古老的仍然有效的阐释学循环”进行符号学重塑的核心观点(Umberto Eco, 1992, p.64)。
（三）教条主义和相对主义的两难
阐释作为一种自由的和对话性的思维形式是哲学具有充分的批判性同时又能回避教条主义和相对主义危害的核心。
阐释既有启发性同时又有历史性，因为一方面，真理只有在个人视角下才是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正是同样的历史处境才是发现真理之道。(Luigi Pareyson, 2013, p.39.) 阐释因此既有启发性又有多样性，为此，它能够逃避相对主义的指控。真理因为其无限性能够提供许多变化多端的视角，阐释维持其每个行为的独特性，其表现形式可以多种多样。(Luigi Pareyson, 2013, p.39.) 一方面，为了拯救单一的和不受时间影响的真理绝对性本质，甘愿冒陷入教条主义的风险；另一方面，为了维持总是新的和多样的表现形式的历史性，故意陷入相对主义的风险之中。人们无需为了避免教条主义而陷入相对主义的风险，也无需为了避免相对主义陷入教条主义的风险。因为一方面，真理除了个体的表现形式之外没有办法呈现；另一方面，恰恰是真理的独一无二性保存了体现个别性的历史真理，创造了它们之间的交流和对话。(Luigi Pareyson, 2013, p.58.)
弥尔顿说，时间是“真理的助产士而非真理之母。”这正是阐释的内容和概念，其呈现是协调历史真理的多样性和真假边界的唯一方法。作为阐释，真理知识总是一种妥协，它要求个人的选择和承诺。这是真理只能在个人表达中才能被理解，在个人阐释中才能被占有的事实的最明显的和令人颤抖的后果。（Luigi Pareyson, 2013, p.73.）
只有哲学中有对话：哲学创造对话，在不断产生个人对真理的阐释的行为中哲学将所有人团结在一起，共同意识到占有真理，同时没有穷尽真理，而是持续不断地为真理提供营养。(Luigi Pareyson, 2013, p.182.) 阐释是没有穷尽的过程，要求持续的不间断的调查。这恰恰是因为它占有真理，体现真理是无限的任务。占有和过程，征服和追求，掌控和调查的兼容并存清晰出现，这成为阐释学的根本基石之一。(Luigi Pareyson, 2013, p.69.)
（四）误译的必然性
错误理解的必要性：我们不要忘记不仅理解而且误解也是交流的必要和有用的条件。一个绝对可理解的文本同时也是绝对没有用途的。一个绝对可理解的和善于理解的伙伴是方便的和不必要的，因为他或她将成为我的机械复制品，我们之间的对话不会增加任何信息，就像钱从一个钱包转到另外一个钱包没有增加一样，对话场景不会模糊伙伴之间的边界，但是能够强化边界，使其变得更显著。(Yuri M. Lotman, 1990, p.81.)
阐释的结果越有利，真理越支持它，它就越是面临被伪造和出现错误的可能性，出现错误的危险在最接近真理的时候最严重。最可怕的最严重错误往往和最成功地征服真理捆绑在一起。用海德格尔的话说，“运伟大之思者，必持伟大之迷误（借用倪梁康的译本---作者注）。”（Wer gross denkt, muss gross irren）(Luigi Pareyson, 2013, p.72.)
有犯错误的能力是一种荣誉：正如谢林（Schelling）所说，只有冒险思考的人才会犯错误，有能力犯错误应该被视为一种荣誉。帕斯卡尔（Pascal）说“真理非常微妙，如果我们稍微偏离一点儿，就会落入错误的陷阱中。但是所谓的错误非常精密纤细，如果我们稍微偏离一点儿，又会回到真理中。”(Luigi Pareyson, 2013, p.78.)
结论
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说过，不信任是通向真理的唯一道路。哪里有不信任，哪里就有哲学(Luigi Pareyson, 2013, p.111.) 哲学家西蒙·克里奇利（Simon Critchley）说，“哲学始于失望。也就是说，后康德时代的现代哲学不是开始于好奇，而是来自失败和缺失的体验。人们感受到事情不是简单的奇妙而已。我在著作中分析的两种失望是宗教和政治两种。宗教失望激发意义问题（在没有了超验性神灵充当意义捍卫者的情况下人生意义是什么？），打开了虚无主义泛滥的大门；政治失望激发正义问题（在极端不公正的世界里如何使得公平正义成为可能？），激发了人们迫切需要伦理学的意识。”(Nicholas Bunnin et al, 2008, p.79.)
反对阐释学的德勒兹和瓜塔里说，最好的阅读是将作品视为“从来停不下来的发展装配线的”符号机器(Deleuze and Guattari, 1975, p. 39.)。读者一定不能仅仅关心如何阐释解读文本试图要表达的意思，这将把文本的符号生产简化为单一的确定的意义。读者一定不能仅仅关心描述文学符号机器在永不停歇的符号指代生产中创造联系和交流线索的所有不同方式(see Deleuze and Guattari, 1975, p.37, p.38, p. 82)。因此，阅读不应该是一种阐释行为，揭示符号的深层隐含意义，德勒兹说（阐释学戏称为“阐释病”(interpretosis仿佛阐释的欲望是一种令人难以启齿的疾病，或是精神上的病态），阐释是乏味无聊的任务，希望某些东西提醒我们意识到别的东西，“一种净化了的科学观察。” (Deleuze and Parnet, 1977, 46, 49, 53). (Sten Pultz Moslund, 2010, p.88. )
这句话让笔者想起正在翻译中的英国哲学家格雷林《哲学与人生》中的一段话，“柏拉图以苏格拉底的口吻谈到，对于每次阅读而言，文本都表达了相同的内容，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意义是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不同的读者可能从同一个文本中读出不同内容—— 或者同一读者再次阅读相同文本时会发现更深刻的内涵；一个文本可能会对所有读者都启动一系列观点，不同读者会看到不同内容。 文本对于反应敏捷的读者来说是有生命的活物。”（A. C. Grayling, 2023, p.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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