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婷婷，哲学博士，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阿伦特伦理学和政治哲学、马克思实践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在《道德与文明》《现代哲学》和《伦理学研究》等期刊发表多篇文章。先后主持校级项目1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项。
［摘 要］康德曾困惑地提出，现代历史似乎只有一个故事可讲，以往的世代都为后来的世代进行着艰辛的努力，这样最后一代才能享受幸福。此中道出了个人的尊严和自由问题。阿伦特认为，受自然科学发展与世俗化进程的影响，现代历史被视为一种朝向无限未来的过程历史，具体个体和事件被视为实现该过程和未来目的的手段，本身失去了意义。这一问题凸显在德国的纳粹统治中，这一时期个体乃至人性陷入危机。阿伦特主张对现代历史意识保持怀疑，借助古希腊的政治历史和康德的审美判断思想，她既强调多样个体在公共领域的自由言说和行动，开端启新，又主张旁观者通过叙事与判断揭示和保存行动的独特性，探索个人尊严的可能性。这种在行动和叙事中重塑个人尊严的范式转换，在解构过程历史的同时，也为重塑现代人的政治尊严和自由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关键词］尊严；自由；历史；阿伦特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关于人的尊严和自由，没有人比康德在他的道德哲学中对理性主体和道德人格的强调更能凸显并打动现代人了。与人们一般从现象界的自然存在者方面强调人的尊严和自由不同，康德认为人是理性存在者，人的自由意志能够独立于自然因的强制，由自己的理性支配行动并为之负责。这个理性存在者能够普遍立法并守法，是遵从普遍法则的道德主体。换言之，人的全部尊严在于人受到由理性奠基的道德或人性的驱动。康德对人的道德性的凸显和强调，挑战了柏拉图强调理念世界、轻视感性世界包括政治世界的进路，形成了一种道德性与法权领域的政治世界同构的政治哲学，人的尊严得到了独特的凸显。在崇尚理性和法律的社会中，康德对人的尊严的关注和论证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同。而经历过世界大战和政治灾难的阿伦特，对人的尊严和自由提出了更多新的理解。当康德仅从实践理性方面凸显人的尊严时，阿伦特认为人的尊严和自由更重要地体现在多元差异的人们在公共领域的言说和行动方面，以及行动者在其中演绎的独特故事，它凸显在公共性而非私人性中。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强调，人的尊严与人类多元性奠基的政治共同体密切相关，人是可言说的关系性政治动物。“甚至连奴隶都仍然属于某种人类共同体；他们的劳动被需要、利用以及压榨，而这使他们仍处在人性范围之内。……人可以丧失一切所谓的人权，而不丧失他作为人的基本特质和人类尊严。唯有丧失政治体本身，才会使他被逐出人性之外。”在《人的境况》中阿伦特也指出，一个人真正的尊严在于这个人在广阔的人类事务领域中通过言说和行动展示其个体性或者他是谁。而人的尊严和自由却长久以来受到压抑和威胁，在现实的政治中受到损害。她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其遭受的威胁，也致力于不断捍卫人的尊严和自由。
罗纳德·贝纳尔指出，在阿伦特的视域中，“人类尊严面临着两个方向的威胁：一个是古代的、对洞穴之意见的鄙弃，以柏拉图为代表；另一个是现代的历史主义，历史主义倾向于把人类主体上演的特殊故事化为一出进步主义的普遍大剧”。关于前者，可理解为柏拉图以来的政治哲学以沉思的真理看待政治，将理念世界中的永恒真理强加于现实的政治意见领域，意见和行动处于消极的位置，未被正面看待，人的尊严和自由也未真正展现，学界关于这方面的讨论比较多和成熟。但关于阿伦特对历史主义的反思，学界的讨论则比较少。而实际上，这个问题不仅对理解人的尊严和自由问题十分重要，而且为我们深入理解阿伦特的整体思想开辟了新的视角。因此，本文将从阿伦特对历史的理解和反思角度探讨她关于个人尊严和自由的思想。
一、自然科学、世俗化与现代的过程历史
历史被现代人理解为一种动态的变化发展过程，身处其中的人们可以发现其中的整体变化趋势和规律，并进一步指导人们创造新的历史。“历史是持续不断的流，这一整体概念与人类的发展和自然的持续进化相关，它是新近才提出的一个观念，而且并非自明……只是在现代，历史才被看作是一个单一的、可以向前往后延伸至无限的、无所不包的过程”，“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是不断进步的这种观念在17世纪之前还不为人知，……到了19世纪则成了几乎普遍接受的信条。……‘运动’是‘原始作为’，‘只有运动的法则才是永恒的’。这种运动无始无终，运动存在，那就是全部！就人而言……‘我们生来可能完美，但我们永远不会完美’”。阿伦特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现代历史叙事，它与自然科学的发展和世俗化的进程有关，同时引发了严重的问题和政治危机。
在阿伦特看来，自然经历了从地球向宇宙的变化，与其相关的人类历史也经历了以不朽（immortality）为目标向以过程为目标的变化。在地球的意义上，自然界的一切事物是自然出现或被给予的，自然处于循环的永恒回归和不朽之中，身处其中的人类也被自然包围。但对作为个体而非类的人而言，他如何达到像自然一样的不朽呢？古希腊人通过个人的行动和言辞展示自己从而追求不朽。尽管行动和言辞在行动个体身上是易朽的，但作为旁观者的历史学家和诗人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将这些伟大的行动和言辞讲述和记录下来，揭示其意义，从而使个体达到不朽。“历史将那些通过自身言行证明了自己与自然相配的有死者收藏到它的记忆中，他们永恒的名声意味着，即使他们终有一死，他们也能跻身于永恒之物的行列。”
随着人类认知和探索世界能力的提升，地球自然逐渐被疏离，人们转向了对宇宙的探索。阿伦特认为，这一过程开始于伽利略对望远镜的发明和使用，研究地球自然的人们找到了阿基米德点，从地球之外的宇宙来观察和推动地球。人们对通过感官认识真理的能力丧失了信心，对地球自然直接给予我们认知产生了怀疑。人们认为感觉不再可靠，纯粹观察不能发现真相，自然科学转向了实验。在实验中，人们干预自然，自然科学以一种主观化的方式证明自身的任何假设。“在实验中，人实现了他新赢得的、从受地球限制的经验中摆脱出来的自由；不是按照自然给定它的样子来观察自然现象，而是将自然置于他自己的心智条件下，即置于他新赢得的一种普遍的、天体物理学的视野中，一个外在于自然自身的宇宙立场之下。”人类不再视自己为自然的一部分，而是试图支配自然，通过实验从自然提取信息，并使自然成为服从人类自己心智的数学构造。实验者是实验条件的一部分，主观的成分被引入客观的过程中，20世纪的物理学家海森堡指出，“无论如何，只要人试图了解既非他自己，又非由于他而存在的事物，他最后遭遇的就只可能是他自身，以他自己的构造和他自己的行为模式”。在这种实验科学中，人的干预变得无止境，今天的干预为下次更全面的干预和积极进取奠定基础。
阿伦特认为，在实验科学中，人不能认识自然本身，但能够认识自己创造的东西。人类对自然是什么的认知变成了对自己创造的自然的认知。通过实验对自然的干预和处理具有制造和制作的因素，因此实验生产着自己的观察对象。这种自然科学不是在探究“什么”，而是在考察“如何”。在此意义上，人们可以根据自己设想的形态和目的改造世界。在阿伦特看来，这是根据手段—目的的方式来理解和改造世界。但这种方式实际上没有导向对创造的事物的赞美，而是导致了对事物的贬低，事物“只是实现那些超越它们自身目的的副产品”。随着技术的大规模扩张，从早期以一种技艺人的态度来加工自然提供的材料、赞美人创造的物品、关注人工物品的持久性的创造，转向不断重现和显示人造的自然过程。人们通过设定条件发动新的自然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制造自然”。因此，自然科学的关注点从事物转向了过程，事物本身成为偶然的。隐而不显的过程概念代替了存在的概念，过程成了现代思想的关键范畴，它剥夺了技艺人或制作者的固定、永恒的尺度和标准。这种过程甚至最后发展为纯粹生物性生命的过程。“只有在人以他的独创性，即技艺人的创造才能，在实验中重复和重新创造自然的过程时，自然才能为人所知，自然才变成了一个过程，并且所有个别的自然事物都要以它们在这个无所不包的过程中的作用，来获得它们的重要性和意义。现在，我们发现过程的概念取代了存在的概念。存在的本性是显现，在显现中揭示自己；过程的本性则是始终隐而不显，只能从某些现象中推断出它们的存在……一个生产过程必定先于每个对象的实际存在。”
阿伦特指出，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之间的中介是技术。尽管科学发现很少为了实用的或实践的目的，但最终的结果却与现代科学最内在的意图即应用相符合。自然科学的技术化和效用化延伸到了历史。“历史与自然存在关联，科学以及技术的发展不可避免地改变了我们的历史概念，因此也改变了我们对自身作为凡人的理解。”人们开始以实验科学的方法干预和塑造历史。技术工具成为人们推动历史进程的核心力量，历史成为技术性工程的延伸，变得可操纵、可设计。在此意义上，现代历史和自然（科学）都具有过程的概念，人们能够在社会发展阶段将干预自然和工具性地处理人类共同事务联系起来。如同物理学通过实验设定自然过程条件进行研究和应用一样，社会科学也用实验的方法为人类行为设定条件，“把人当成一种彻底的自然存在来对待，像处理其他过程一样来处理人的生命过程”。历史不再是人的作为和苦难，不再讲述影响人生命的事件和故事，而是一种人造过程，即独一的无所不包又专门由于人类种族而存在的过程，每一个阶段都成为实现下一个阶段的工具，历史处于类似于自然现象的无尽的动态演变过程中，并有其自身的规律和必然性。
另一方面，阿伦特认为，正是17世纪政治与宗教的分离以及上帝信仰失落的世俗化过程开启了人类向过去和未来无限伸展的现代历史意识。当一般学者认为现代历史意识产生于基督教的宗教观念时，她认为这种相似具有欺骗性。因为在基督教的观念中，人类的生存有一个开端（上帝创世）和终结（末日审判），世界上的所有事物都具有确定性；而在现代历史意识中，人类的生存不仅要向遥远的过去回溯，而且还要展望无尽的未来，这种不间断的时间之链消解了古代意义上的开始和结束观念，人们建立了一种潜在的、世俗不朽的观念，没有末世论的期望，追求的未来永远看不到尽头。她指出，现代历史意识与17世纪的世俗化过程密切相关，“世俗化不多不少正好意味着人在世俗领域内再次变成了有死的凡人”。一方面，政治与宗教的分离使得政治上的约束力或者正当性不再是上帝的权威，而是自然法或者主权；另一方面，人们自身的宗教信仰也失落了，人们不再相信上帝以及个人在灵魂上的不朽。人在世俗世界的有死性再次凸显出来。“生活与世界都变成易朽坏的、有死的、脆弱的了”；“关于不朽生命的宗教信念已经丧失了对世俗世界的影响。”但阿伦特敏锐地指出，世俗化进程让人们不相信的只是以宗教和信仰上帝的方式来达成的个人不朽，而非使人们彻底放弃对不朽的追求。相反，在世俗领域中，人们又找到了个体不朽的新方式，即人类整体而非个体在历史上的潜在不朽。古代政治理论通过城邦和共和国为个人赋予不朽，而现代历史通过建立一种时间—空间赋予永久性一个流动的过程，不朽性不再存在于一种稳固的事物之中，而是与一种不稳定的动态流动过程有关，“成为不朽的过程变得独立于城邦、国家、民族了”。个人融入整体性的人类历史之中。历史成为一种向遥远的过去和无限的未来两个方向不断延伸的线性过程，终结的观念也消失了。阿伦特认为，这种现代历史意识在黑格尔哲学中达到了顶点，人类历史被视为绝对精神没有间断的发展过程。人类的独特性体现在他是一个与动物相区别的、受制于生命的自然的物种，“唯一潜在不朽的东西……是生命本身，即人类种群生生不息的生命过程”。
因此，现代历史被视为一种动态的、不稳定的线性发展过程，不断向未来延伸，这与自然科学的发展和世俗化进程密切相关。现代历史中的人们在世俗领域通过行动而非观察或沉思去主动探索自身的不朽，最后甚至将不朽定位在了种群生命过程中。这种现代的过程历史存在问题并引发了严重的危机。
二、现代历史意识对个人尊严的消解
阿伦特认为，世俗领域的兴起以及获得的尊严使现代历史意识形成，人们试图在此历史中提升人类世俗领域中的政治行动和生活，但现代历史意识中的“创造历史”“目的—手段”范畴及进步观念使真正的政治问题被消解，现代历史意识是非政治性的，个体尊严和自由也被消解了。
在阿伦特看来，现代历史作为一种过程历史和人造历史，存在过程吞噬一切、制作替代行动、目的合理化手段、个别性和偶然性被消解的问题。在现代的过程历史中，没有什么东西本身就有意义，没有什么东西被人们视为一个整体，这种历史存在一种致命的恶：“不可见的过程吞没了每一个真实有形的事物和我们能看到的每一个单个实体，并将之贬低为一个无所不在的过程中的某个功能。”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将历史视为一个具有情节的单一故事，是一个辩证的过程，绝对精神在其中展开。这种历史哲学忽略了多样的具体行动者，而专注于行动者背后的更高目的，“历史是一个巨大的制造过程，在那里一个单一的主体……最终产生……意义”。
更重要的是，当黑格尔还在回顾和反思的意义上揭示历史的目的时，马克思的历史目的要引导进一步的行动。“‘更高目的’是指对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向后回顾的眼光揭示出来的东西，在他（马克思）的思考中，就能变成政治行动有意识的目的。”“他（马克思）改变了历史学家们眼光的朝向，他们不再朝着过去的方向看，如今，他们可以满怀信心地朝向未来。”阿伦特认为，马克思关注行动，但他将政治行动奠基在“人创造历史”中，一种制作历史的模式和进步的历史目的论体现在其中。因为在马克思那里从历史推演出的政治行动，实际上是以制作的形象建构行动，人们逃避了多样的人们行动本身的脆弱性，真正的自由行动没有展现，其中蕴含的行动意义也无法显示给人们。因为制作属于人的积极活动中具有必然性的领域，人可以按照其目的运用手段改造材料，是人和无生命物之间的关系，比如木匠按照已有的蓝图和目的制作桌子和椅子等。而当人们以此制作的模式建构行动，就是在以强制的、独白的制作取代自由的、多样的、人与人之间的、开端启新的政治行动，人类行动被生产制作同化，导致行动的工具化。这种工具性的行动受未来目的的驱动，人们在自由行动中呈现出来的意义被转换成了制作中预先设定的目的，而目的可以用有手段的机制来追求和实现。在此意义上，制作历史将所有个别视为手段，“单个的事件、作为或苦难在这里不比锤子和钉子相对于一张完成了的桌子更有意义”。阿伦特说，历史进步论——为了找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我们只需跨入未来，我们自身不由自主——这种安慰人的想法包含着令人忧伤的副作用，“人类的整个未来对个体的生活毫无助益，一个人唯一确定的未来就是死亡”。人类成为单一的主体，讲述一个人类的故事，个体是这个人类的一员，“只有当个体生命的繁殖融入人类（man-kind）的生命过程，‘社会化人类’的集体生命过程才能遵循它的‘必然性’”。
她认为，这种手段—目的模式和单一的过程历史在康德的思想中也存在。康德作为强调道德个体的尊严和自由的思想家，认为道德和政治合法性之间存在分歧，而要解决此分歧，只能在一种整体的自然目的中完成。他认识到人类事务的无意义进程，即个别事件和人类行动者总是受挫，但一旦从整体来看历史，个别事物和行动者就有了意义，人类历史被自然目的所引导。“对康德来说，历史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这一物种是历史的主体，不过是被理解为造物的一部分的人类，虽然这一部分可以说是造物的最终目的和造物中的王者，历史中至为关键的……是那隐秘的自然狡计，那导致（人类这一）物种在代代相继中不断进步并将其全部潜能充分发展出来的自然狡计。”“即使没有道德动机或善良意志，大自然的机制也会通过互相对抗的自私倾向实现理性的目的，即法治状态，并无限地逼近……目的王国理想。”换言之，康德在世俗的政治行动中引入了历史目的，个别的事件和行动者本身没有意义，皆需在最终的目的中得到解释。阿伦特认为，康德的人类进步论与他对人之尊严的强调互相矛盾，因为“无限进步是人类种族的法，同时人的尊严（man’s dignity）则要求，人（我们每一个个体）应该因他的特殊性而被看到，因而他应该——不予比较地、不受时间所限地——被视为是反映了一般的人类（mankind in general）”。个体本身应该被看到，而非将她置于人类种族的逻辑中。
当然，阿伦特认为康德也隐约意识到了历史整体与个体之间的矛盾。康德指出将历史过程和目的引入政治、从“整体”寻找意义的路径的代价和关键缺憾：在现代历史中，只有一个故事可以叙述，而直到人类的最后一代才会享受到幸福，而前面的每一代人则始终在背负和承受着十分沉重和艰辛的事业。“他们现在所处的状况和他们准备进入的那种更好的状况相形之下，始终总是一种灾祸；并且朝向终极目的无限前进这种提法，同时也是对于无限系列的灾祸的一种展望，那即使确实是被更大的善所压倒，但仍然不会使得称心满意出现。”因此，在现代历史哲学中，具体事物和个体的意义始终只能在最终的目的中寻找，事关具体存在的政治、个体的尊严等从属于整体历史的目的。海德格尔也对历史概念有过大战后的反思。他在1933年与德国纳粹党开始了合作，试图在纳粹的统治中实现德国哲学肩负的历史精神使命，而事实证明，海德格尔做的是一个“孩童之梦”，在纳粹统治失败后，1950年他在给阿伦特的一封信中表示了对“历史性”概念的怀疑：历史性的思考历史存在和发展的思想，对人的本质性存在并不具有必然的规定性。
这种现代历史观念的致命的破坏性在于，人们可以把头脑中预先设想的目的和法则施加于具体的现实之上，各种整全的历史阐释都能得到事实同等完美的支持。“不仅我们可以在融贯演绎的意义上证明它，而且我们几乎能采取任何一种假设，并根据这个假设行动，在现实中造成不仅有意义而且有用的一系列结果。……这就意味着，任何事都是有可能的，不仅在理念的领域中如此，而且在现实本身的领域中也是一样。”换言之，历史意识观念先行，人们在现实中制造与其设想一致的“现实”，进而又反过来用制造的“现实”证明历史意识，人们始终处于与真正的现实和经验绝缘的状态。卡诺凡认为这就是阿伦特分析的意识形态概念，它们潜在地具有极权主义性质。它们以历史为方向，关注变化和运动，忽视实际存在之物；因为对过程的集中，其追随者们难以认真对待当前经历的现实；由于从经验中解放，仅以中心概念为基础进行逻辑演绎。通过概念逻辑演绎揭示的历史，迷惑了信从者，他们对现实世界充耳不闻。
这种现代历史意识的缺陷，在20世纪的纳粹统治中真实地映照了出来。她指出，极权主义破坏了保证共同世界稳定性的法律，遵从一种完美预测未来的自然法则或历史法则，朝着一个遥远未来的虚构现实加速运动。它不是一种稳定的结构，而是一个无情的运动过程，个体的自发性被消除，浸没于无休止的运动规律中，恐怖成为这种运动的本质。“恐怖即运动规律的现实化；它的主要目标是使自然或历史力量有可能自由地穿过人类，不受任何自发的人类行动的阻碍。同样，为了解放自然或历史力量，恐怖也设法使人‘稳定’。”它致力于摧毁和根除人性，将人们紧紧地束缚在一起，人们的多元性消失在庞大的一个“人”之中，甚至在集中营中，人被摧毁为针对刺激物而作出反应的纯粹反应物，统治者也只能执行他们所构造的自然或历史规律，没有自由行动的可能。换言之，这种统治和运动追求同一性，当遇到异于其目的的事物时，该事物就成了阻碍。这种统治或者会将异质的事物完全同化进同一性框架之中，或者将其完全消除，抹除其痕迹。而具有开端启新的人是其中的最大阻碍，需要消除其人性。总之，这种对意识形态的狂热追求和对个人生命的漠视，都与现代历史观念昭示的问题和困境有关。但有必要指出，阿伦特仅从相关性或诱发因素方面作出解释，而非从因果决定性方面给予说明。
三、行动和判断：个人尊严和自由的获得
阿伦特指出历史过程与个人尊严之间的矛盾，前者的主体是人类，后者的主体是单数的理性存在者——人。在现代过程历史和目的历史中，个人行动的意义和尊严完全被囊括进人类及其未来目的中，本身没有意义。面对此问题，她并非完全在现代历史观念内部寻找应对困境的资源，而是秉持像本雅明一样的“潜水采珠人”精神寻找更多的资源。她具有一种富有想象力的、开放的思考，是一种没有扶手的思考。在罗杰·埃雷拉与她的访谈中，埃雷拉指出阿伦特的思想既在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石上进行，又借鉴了古代的东西。阿伦特回答说，只要适合她的，她都会拿来，并强调我们要自由地批判性思考。“我们可以从过去的经验和思想中随意拿，不受任何约束。”在她的理解中，若人们完全局限于现代历史观念寻找解决路径，那么人们就始终走不出过程性的历史观，个体与人类历史、手段与目的问题就始终处于悖论中，整体的人类历史就总是掩盖甚至压制活生生的个体，现实政治危机和灾难的再现仍然是一种威胁。她引领我们重新认识历史和人的尊严，古希腊的政治行动思想、历史叙事以及康德的审美判断思想，都为她的探究提供了启示。
在她看来，古希腊的政治与历史是融为一体的，个人通过行动和言说彰显自身，包括诗人和历史学家在内的旁观者等对其作出判断，揭示行动的意义，记录行动者的事迹，历史既是独特的行动事件又是对其的判断和叙事。从个人尊严和自由的角度看，一方面，个人通过在公共领域中的行动和言说获得尊严和自由，另一方面，旁观者对行动者的言行作出判断和记录，旁观者也肯定和尊重了行动者的言行。
她指出，在古希腊，处于不朽自然和诸神之中的人的生命切断了生物生命循环的轨迹，做直线运动，成为唯一有死的存在；但个人通过在城邦中的行动和言说做出不朽的功业、留下持久的印记能够达到不朽。她强调了这种彰显自我不朽的政治行动不仅打破了生物生命的循环往复进程，而且切断了连续的时间之链，昭示着偶然性、开端启新性和不可预测性。她认为，手段—目的模式下的制作历史遵循线性因果的连续时间，历史的走向可控制、可预测，具有必然性；具体个人实际上是最终目的的手段，而打破连续时间之链的行动蕴含的是开端的时间或时机，它造成了过去与未来之间的断裂，历史不能从以往发生的事情中被推测出来和囊括其中，相反，历史是开端启新的具体行动事件，具有偶然性。“开端的本质本身带有某种完全的随意性。它不仅没有被束缚在可靠的因果链条中——在这一链条中，每个结果都会立刻转化为未来发展的原因——而且，开端本身似乎没有任何可以依附的东西；它仿佛凭空而来，无论是在时间还是空间中。在开端的那一刻，仿佛开端者废除了时间性本身的序列，又仿佛行动者被抛出了时间秩序及其连续性。”也正是在开端性的行动和言说中，行动者获得了自由和尊严。具体来说，人作为新生儿诞生于这个世界，给世界带来新的东西，在此意义上，人就是开端启新者；而人以行动和言说切入公共领域，实际就像人的诞生一样，打破了日常生活中不可变易的进程，开始和发动了某个事件，给世界带来前所未有的东西。“新事物总是以颠覆统计学规律和概率的形式发生的。”它打破了因果性的线性过程历史，以偶然性和不可预测性为特征。在多元性关系网络中的行动，已经超出了行动者预测和期望相互关系的范围。这种行动的诞生性，提醒人们尽管人终会死亡，但是人以行动和言说向着开端和创新而生。另一方面，这种行动和言说实际上彰显了一个人的卓越性，即一个她是谁，而不是她是什么。一个人是什么，关涉其已确定的静态特征，包括其品质、天赋、才能和缺点，揭示了人是某一种类的成员，在物理、生理和化学上与其他人一样，是从外在方面进行的描述，而一个人是谁则是通过他当下的言说和行动所彰显的，无法被预先知晓，揭示了他的独一无二性。这种行动是一种显现和表演，要向他人展现行动本身的卓越和秀异，如同演奏家、舞蹈家、音乐家在舞台上表演他们的精湛才艺。
此外，阿伦特还强调了旁观者的判断和叙事对行动者自由和尊严的肯定。在她的行动和历史概念中，“表演性和叙事紧密相连且相互依赖”。因为正是他人的存在和旁观让行动者的卓越性得到了保存。在她看来，没有人可以完全认识他自己，因为没有人像在公共领域里显现给他人那样显现给他自己，行动者依赖旁观者，需要在多元的人形成的公共领域中揭示自身，公共领域是个人获得自我认同的实在性和现实感的条件。诗人和历史学家也是旁观者。她以古希腊为例，指出人们的言辞、行动在公共领域中进行，它在实现的那一刻就会消失，而作为旁观者的诗人和史学家则通过诗歌和文字将其记录下来，使这些行动得以保存下来，被人们不断记忆，从而使有死的个人在这种意义上达到不朽，克服有限的生命进程。“有死者成就的伟大事迹与功业，虽然变成了历史叙述的主题，但并不被视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整体或者过程的一部分；相反，历史叙述强调的总是个别事物或个别言行。……历史的主题就是这些中断，换言之，超乎寻常的事件。”保罗·利科在讨论《人的境况》时也指出，在公共领域和人际关系中的展示揭示了一个人是谁，而将公共领域中的行动讲述出来，可以使其达到不朽。前者讲的是行动的空间性，后者强调的是时间性，让言行在叙述中达到不朽。
在阿伦特的视域中，包括诗人和历史学家在内的旁观者对伟大言行的记录需要运用判断力，因为历史不是简单地归纳和类比，而是看到独特性，作出不偏不倚的判断，揭示其意义。在她看来，判断力是人的一种特殊官能，只有人能够对人类事务作出判断。她从康德《判断力批判》中的“审美判断力”中汲取资源，既强调康德主张的从具体到一般的“反思性判断力”，又强调鉴赏判断力中蕴含的利益无涉、不偏不倚、想象性、他人潜在在场、争取别人的同意等特征。在此基础上，她认为下判断的主体一方面从普遍的规则和范畴中解放出来，面向具体的感性事实，自主地作判断；另一方面主体在共同体中扩展心智，站在多样他人的立场上，想象他人可能具有的意见，实现一种代表性的综合。从叙事的角度看，旁观者在具体事件本身中审视它，通过公正判断讲述独一无二的故事，揭示其意义，而非将其纳入现代历史所谓的整体过程序列和目的中，也非搁置判断标榜社会科学所谓的客观中立性。在讲诗人和史学家时，阿伦特就指出，二者在其咏唱和记录中达到了一种中立性和客观性。他们将自身和人们的利益放在一边，呈现事件多方面的意义。荷马既咏唱赫克托耳的荣光，也咏唱阿喀琉斯的伟大，修昔底德的讲话说出了战争双方的立场。这种客观性是人们在城邦这一公共领域中，针对共同的事物表达不同的观点和立场，互相交谈和辩论所锻炼出来的，因为在不断的交谈中，“希腊人学会了理解，不仅把彼此理解为单个的人，而且也从彼此的立场上来看待同一个世界，从非常不同的，经常相左的角度来看待同一个事物”。他们认为共同的世界来自无数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因此，对阿伦特和她的希腊人来说，历史学家的叙事必须保持公正，“这种公正并不意味着他或她必须避免评价叙述中的行动者和事件，相反，写历史意味着进行判断”。旁观者作出判断时，他不仅是在记录事实，而且是通过理解和判断讲出一个故事，凸显其意义。对她来说，“历史总是为了纪念、赞扬和庆祝值得纪念的事件和行动而叙述的”。阿伦特曾引用过《走出非洲》的作者伊萨克·狄尼森的话，“所有的悲伤都可以忍受，只要你把它们放在一个故事里或者讲成一个故事”，强调了叙事的主动性。通过理解和判断，他讲出了一个故事，揭示了意义，同时他不是完全主观的，而是具有可交流性，争取他人的同意。可以发现，阿伦特对历史的重新理解和阐释，对行动的卓越、开端启新及判断和叙事的强调，回应的是现代历史观念中的过程性和目的论叙事。“与现代将历史人格化为一个无始无终的连续故事不同，阿伦特试图恢复一种由多个历史组成的历史，这些历史本身就是故事，……这些历史具有真正的人性面貌：它们由人们开启，而人本质是事物的开创者。”个人的尊严和自由在历史中有了位置。
值得一提的是，阿伦特对古希腊城邦经验的借鉴，经常面临两个现代性问题。第一，古希腊公民的公共参与以奴隶制为基础，城邦公民的生活就是与他人在一起关注公共事务。而在现代民主社会中，公民的这种公共参与变得十分困难，因为人们为谋生所限制，更多关注私人的经济利益。第二，古希腊的公民个体以城邦共同体为单位和前提，而现代的个体通过基督教构造的平等的“纯粹人”、文艺复兴追求的“自我人”、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和商业塑造的“经济人”和启蒙运动要求的“政治人”四者合一形成，个人而非共同体成为政治的起点。现代个体如何在个人的起点上寻找出路，阿伦特的探索不尽完善。初看起来，这些反思不无道理，但她的这种借鉴更多的是基于现代性代表了一种“伪自然”，庇护人类持久性和适当性的人类世界和价值成为牺牲品，人屈服于自然过程的虚假变种，在无法预见的轨道上飞速运行。她对古希腊的借鉴是要让我们反思人的真正尊严在于何处，而古希腊的实践提供了范例。此外，她也并非否认经济和物质利益的重要性，而是认为对其的过度强调和它的领域僭越，已经对人的尊严和自由形成了伤害，人们需对其进行反思并探索可能出路。汉森认为，阿伦特赞赏和认同马克思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和敏锐的分析，但她认为马克思没有超越他不得不在其中思考的框架制约，对必然性的坚持会削弱和破坏人的自由和尊严。但需注意的是，阿伦特只是侧重于批判必然性领域的僭越，而非完全蔑视必然性领域。如何在警惕必然性全面覆盖或支配人类全部活动的前提下，人们通过行动在公共领域中介入当代社会中包括经济在内的种种问题，是阿伦特的理论所开放的，因为除了不可预测和开端启新性外，行动还是人们的彼此交往和联合。关键仍然在于政治是平等的人们进行的行动，而不是统治和被统治，主体是一起行动的公民，其次才是制度和公共部门的加持。因此，当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实际上为阿伦特的现代历史分析所预示，而她所探索的行动、判断和叙事方案为当代人们面临的挑战提供了一些资源，平等的人们在公共领域的行动会开启不可预测的事件，个体在其中展示自身，这种行动和展示也需要被他人见证、讲述和判断，才能产生更深远的意义。
尼采在《历史的用途及其滥用》中指出，过量的历史会使人失去行动的力量，损害鲜活和具体的生活，但与此同时，我们的生活又不能完全是非历史的，关键在于历史是否对人们的生活有意义。阿伦特对历史和个人尊严与自由的研究，思考和回应的也是此类问题，她指出：在现代的过程历史和制作历史中，过程和整体目的高悬于具体的生活之上，消解了特殊性和个别性，使个体的自由和尊严不再可能，甚至在德国的纳粹统治中得到了映照，个人甚至人性都处于危机之中。如何走出现代历史的这种困境至关重要。对过程历史观念保持怀疑，探索和汲取新的资源，强调个体在公共领域的言说、行动和判断，判断和记录个体的独特性，并通过这种独特性不断激励他人，更新公共领域。通过这些，现代过程历史叙事中的悖论被消解，阿伦特为人们追求尊严和自由探索了新的可能。
附本文题录
1. 李婷婷：《现代历史只有一个故事可讲吗？——阿伦特论个人尊严与自由的危机和出路》，《社会科学辑刊》2026年第3期。
2. 李婷婷.现代历史只有一个故事可讲吗?——阿伦特论个人尊严与自由的危机和出路[J].社会科学辑刊,2026(03):158-1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