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新”似乎已成为数字新闻的常态，“新闻创新”则成为媒介新实践的某种“标签”。但是，何以为“新”？何以为“新闻创新”？作为新闻社会学领域的关键概念，新闻惯例可作为观测新闻创新的“透镜”。文章聚焦三个递进的问题：第一，为何要重返？面对新闻业创新泛化的定位焦虑，新闻惯例可以作为衡量新闻创新的核心标尺；第二，何以能重返？将新闻惯例概念化为一个动态生成系统，从四个相互作用的结构要素(新闻惯例的明示面、执行面、行动者、人工制品)互动出发，探查重返新闻惯例的可能性与可操作性；第三，如何重返？将新闻惯例动态性作为衡量新闻创新程度与可持续性的核心指标，为深入理解新闻创新提供一套兼具理论洞察与实践诊断价值的分析工具。通过上述分析，可在定位数字新闻业时跳出“新奇的陷阱”，实现一种更具反思性与前瞻性的“定位的自觉”。
关键词：新闻惯例/ 新闻创新/ 动态生成系统/ 数字新闻/
作者简介：刘勇，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新闻学博士(上海 200433)；徐红，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安徽 合肥 230601)。
原文出处：《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合肥)2026年第2期 第121-132页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百年中国新闻文体史研究(1921―2021)”(22BXW004)；教育部重大委托课题“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历史演进与学科史研究”(2023JZDZ034)。
数字时代的持续“加速”形构了新的技术景观，新概念、新平台、新形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涌现，新闻业由此深陷“持续的测试版”困境。层出不穷的媒介新实践在为新闻业注入新发展动能的同时，也引发了新闻从业者的身份焦虑和认同危机。几乎每一种技术应用的迭代、产品形态的包装、传播渠道的拓展都被迅速冠以“新闻创新”之名，话语背后则蕴含了某种“新即是好”的技术乐观主义。越来越普遍的“创新泛化”凸显了深层次的“理论贫困”。由于缺乏更具解释力的理论框架，学术界只能将复杂多样的媒介新实践统一打包，一并划归“新闻创新”这一模糊的标签之下。那么，媒介新实践究竟是既有新闻逻辑的适应性迁移，还是新闻业的结构性创新？衡量媒介新实践价值的“标尺”究竟应该是什么？如何跳出这种“适应的焦虑”，倡导一种“定位的自觉”？凡此种种的问题，构成了本研究的核心关切。基于此，本文尝试从学术史和实践史维度重返“新闻惯例”这一经典概念，探索性构建审视数字新闻实践、定位数字新闻业的理论框架与分析工具，发掘新闻传播学术想象的可能性路径。
一、为何要重返：在创新泛化中寻找稳定内核
(一)模糊的新闻创新
在数字技术渗透新闻业的初期，学界研究重心致力于识别网络媒介的独特属性，并预测其对新闻生产各环节的影响，可以概括为影响范式——“互联网技术正在对新闻业做什么”。例如，约翰·帕夫利克分析了数字技术如何重塑新闻的生产、存储、分发与受众消费等环节，其前瞻性地预见了一个动态、互动、按需服务的新闻业未来①。与此同时，以杜兹等为代表的学者试图通过量化指标来衡量网络新闻的实践程度，他们提出的多媒体性、超链接性、互动性、即时性四个维度，成为评估新闻网站网络化程度的经典框架②。这些研究将网络技术视为一种有待实现的潜能或有待评估的影响因子，新闻机构则是被动接受或采纳这些技术的客体。
随着大量数字原生媒体的涌现，仅仅研究技术影响已无法回应业界对“如何生存”的迫切追问。于是，数字新闻研究焦点下沉至新闻创新实践，“新闻业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做什么”，这标志着创新范式的全面确立。
新闻创新是一个涵盖多个维度、相互关联的复杂现象③。学者们尚未形成绝对统一的“唯一”定义。但几乎所有学者都同意，新闻创新不等于技术创新④。技术只是创新的一个维度或驱动力，过度追逐技术反而可能导致“创新疲劳”⑤。学界普遍将新闻机构、记者等“行动者”置于创新研究的中心，强调其在变革中的能动性。王辰瑶强调，新闻创新是新闻领域内，由不同行动主体发起的、旨在应对环境变化并可能对新闻业未来产生影响的“新行动”⑥。这种界定将新闻创新的焦点从静态的“新事物”转向了动态的“创新性实践”。这种“新行动”可进一步分为三类：一是生产性创新，专注于新闻产品、内容和样态的创新；二是关系性创新，旨在重塑或改善新闻媒体与外部行动者(尤其是公众)之间的关系，例如，通过“协作式新闻布展”吸纳多主体参与⑦；三是调适性创新，新闻媒体为适应外部环境(如技术、市场、政策)变化而进行的调整与变革⑧。新闻创新是一个复杂、曲折甚至充满失败的试错过程⑨，不是线性的、一蹴而就的成功叙事。王辰瑶指出，该领域虽颇为活跃，但“理论化程度尚显不足”⑩。白红义与简丹丹以及王辰瑶均呼吁，研究者不仅要关注创新实践，更要重视对研究本身的反思和推进，以保持其理论锐气(11)。
在数字新闻时代，“新”已成为一种常态。日新月异的技术平台催生了层出不穷的媒介新实践。这些层出不穷的“媒介新实践”，是否都能或者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被称为“新闻创新”？显然，“媒介新实践”与“新闻创新”之间并不能简单地画上等号。前者是一个描述性的、相对中立的概念，指涉的是那些在行动层面可观察到的、区别于以往的新闻实践模式；而后者则是一个分析性的、带有价值判断的概念，它内含对变革深度、广度与可持续性的评价。因此，在创新泛化已成为数字新闻时代话语常态的背景下，如果“新”不是标尺，那么衡量媒介新实践创新程度的有效“标尺”是什么？
约瑟夫·熊彼特将创新定义为生产要素的新组合，涵盖了新产品、新生产方法、新市场、新原材料来源及新组织形态等多个维度(12)。这虽然指明了创新的广度，但如何界定和衡量创新程度却充满挑战。是“对该组织而言是新的”“对整个行业而言是新的”，还是“对全球而言是全新的”？新颖度是主观感知还是客观属性？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一项新闻创新是昙花一现的实验品，还是能够转化为可持续的、制度化的组织能力和实践模式？评估其可持续性需要长期的追踪观察，并考察其在经济上是否可行、组织上是否有保障、技术上是否能迭代，以及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是否具有适应性。当前研究往往聚焦于创新的早期阶段，缺乏对其长期演化和生命周期的系统关注。
新闻创新作为一个多学科交叉、现象快速演变的领域，大量富有洞见的经验观察，由于缺乏共同的分析基准与对话平台，难以有效整合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体系，也难以转化为能够系统指导新闻机构创新实践的可操作工具。其直接后果是制约了新闻创新研究的理论成熟与知识积累，也使得新闻机构在创新浪潮中缺乏清晰的航海图与罗盘。坦尼娅·斯托苏尔与阿恩·克鲁姆斯维克主编的《媒介创新》一书，对媒介创新研究进行梳理指出，尽管案例研究为理解具体创新情境提供了丰富素材，但整个领域亟需更强的理论构建和模型化努力，以超越“就事论事”的局限(13)。
(二)作为新闻业稳定内核的新闻惯例
“新闻创新”本质上是一个关系性概念，要判断媒介新实践是否构成创新，我们必须将其与旧实践的稳定内核进行比较，即它在多大程度上偏离、挑战或重塑了新闻领域的既定“内核”。当前新闻创新的评估模糊性，恰恰在于它将新闻创新与其“参照系”(即“内核”)相剥离，转而将其等同于对“新技术”的“采纳”。这种研究范式混淆了“新实践”与“真创新”，而“新闻惯例”正是界定这种“关系”所需的评估标尺。
在新闻惯例概念引入之前，新闻学研究在回答其核心问题“新闻是如何生产的”时，长期依赖于两种范式。第一种是规范主义范式，讨论新闻业应该是什么样的，而非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其代表是传媒的四种理论，为理解不同政治体制下的传媒理念提供了宏观框架(14)。它设定了社会责任论等理想标杆，却未能提供分析工具，来解剖新闻机构在日常运作中是如何偏离、协商甚至背叛这些理想的。这种规范主义倾向，过于关注传播的效果和应然的功能，而对传播过程的社会生产机制缺乏兴趣，使得研究常常陷入一种理想与现实的二元对立，对现实何以如此未进行因果解释。
第二种是个体心理主义范式，将新闻生产的结果归因于新闻从业者的个人偏见或主观决策。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早期“守门人”研究。戴维·曼宁·怀特对一位化名盖茨先生的电讯编辑新闻选择过程的研究，将其新闻决策归因于一系列高度个人化的、基于主观判断和偏见的理由(15)。这种研究路径无法解释一个重要悖论：为何成千上万、背景各异的“盖茨先生”，最终会生产出内容和形式都惊人相似的新闻产品？研究看到了“树木”，却完全忽视了塑造这些树木长势的“森林”——组织与社会结构的力量。正是为了解答这一谜题，新闻惯例研究作为解惑者登上了历史舞台。
新闻惯例研究是新闻学研究史上一次至关重要的解释力革命，它将分析的镜头从近距离对准新闻工作者的头脑，拉远至审视其身处的整个组织乃至更宏大的社会结构。瓦伦·布里德对“新闻编辑室的社会控制”研究是这次理论转向的先声。他发现，记者通过一套微妙的非正式社会控制机制——如观察资深同事、揣摩编辑反馈、渴望职业晋升、寻求同行归属感等——来习得并内化报社不成文的政策与价值观(16)。这就解释了为何持不同观点的记者，最终会写出符合机构立场的稿件，其根本原因在于强大的组织压力而非个人偏见。
正是沿着这一思路，自20世纪70年代起，盖伊·塔克曼、赫伯特·甘斯等一批社会学家发起了对新闻生产过程的系统性考察。盖伊·塔克曼率先引入了新闻惯例概念(17)。新闻惯例是新闻组织为应对和管理其工作中无处不在的不确定性而演化出的核心生存策略(18)。在面对法律诉讼、信源指责等多重风险时，记者诉诸客观性的程序化操作，是一种策略性仪式(19)，用以证明自身操作的合规性，从而抵御攻击。此外，盖伊·塔克曼提出的新闻网概念，阐释了新闻机构如何通过在特定时空(如固定的采编条口与截稿时间)部署资源，来将无限的、混乱的外部世界，转化为有限的、可预测的新闻素材，从而将时空的不确定性转化为程序的确定性(20)。
这一功能主义的解释框架，在赫伯特·甘斯、马克·费什曼等人的民族志研究中得到了丰富的经验性支持。甘斯详细描绘了记者如何依赖一套关于信源(偏好官员和专家)、故事模式和潜在价值观的惯例，来高效地决定什么是新闻(21)。费什曼则揭示了新闻生产与官僚机构运作之间的惯例化亲和。他发现，记者为高效、持续地获取看似可靠的新闻素材，其工作节奏、信息需求与报道框架往往与警察局、法院、市政厅等官僚机构的日常公文处理、新闻发布、事件记录等程序高度契合。这种惯例化亲和使得来自官僚机构的信息更容易被界定为事实和新闻，而其他来源(如普通民众、社会运动团体)的声音则往往被边缘化(22)。他们将新闻视为一种社会建构，而新闻惯例正是实现这一建构的组织机制。至此“新闻是如何生产的”研究重心从主观的个体头脑，牢牢地锚定在了稳定而强大的组织与结构之上。
新闻惯例的登场，为新闻学研究完成了一次至关重要的“学科成年礼”。在此之前，新闻学的学科身份长期处于一种尴尬的“附庸”地位。一方面，它在大学体制内常被视为一种高级的职业培训，其核心任务是传授新闻采写的技能与规范，理论探讨则被边缘化；另一方面，当其试图进行学术探讨时，又常常被视为社会学或政治学的延伸领域，缺乏自身独特的研究对象与核心理论。以盖伊·塔克曼、赫伯特·甘斯和马克·菲什曼等为代表的学者，深入新闻编辑室这一“黑箱”进行长期的参与式观察，记录记者编辑的日常工作、决策过程和话语体系。这种方法论上的革新，使得新闻生产第一次作为一个可被经验观察和分析的研究对象，并通过新闻惯例来解释新闻生产内部的运作逻辑、组织形态、实践模式以及其与外部社会结构的复杂关系。这将新闻学研究从应然的规范探讨，转向了实然的经验探究，使新闻学研究拥有了自身的核心问题域，从而获得了与其他社会科学分支(如政治学、社会学等)平等对话的学科资本。
在流动的现代性背景下，新闻业的组织边界、商业模式、技术平台，甚至消费形态都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液化”。然而，新闻惯例却是流动的媒介生态表象之下，一个稳定且能代表新闻业本质的“内核”。因为新闻惯例是新闻业在其专业化进程中，为应对时间压力、信息过载与合法性危机，而演化出的稳定操作模式，承载着新闻机构的权力关系、组织文化与经济逻辑，构成了我们在流动时代进行研究的可靠锚点。技术、平台、形态是“流沙”，而新闻惯例是深藏其下的“基岩”。
二、何以能重返：作为动态生成系统的新闻惯例
新闻惯例是用以解决新闻创新评估模糊性而锻造的标尺。而今天的“新”必然会成为明天的“旧”，这种标尺也是流动的。我们如何将“新闻惯例”这一常被误认为“僵化”的概念，理论化为一个动态的评估标尺？
(一)新闻惯例的二元性构成：明示面与执行面
帕米拉·舒梅克与史蒂芬·里斯将新闻惯例定义为“媒体工作者用来完成工作的模式化、重复的实践、形式和规则”(23)，这在新闻传播学界研究中形成了一定的共识。重复性与模式化，不仅体现在具体操作层面(如每日的记者采编会、固定的发稿流程)，也体现在认知层面(如对新闻价值的相似判断标准)。没有重复性就不可能成为惯例，可以将其评估为惯例研究中“少数一致同意的观点之一”(24)。纳杜佐和瓦格利恩将基于习惯性行为的个人层面与惯例的组织层面进行了比较。他们认为，重复将行为转化为自动反应，作为过去的参考和未来行为的指标(25)。换句话说，惯例使组织能够加强其连续性并预测其行为。模式化是通过重复行动而形成的，新闻机构为确保新闻生产效率和生产质量的稳定性，往往会将复杂的劳动过程分解为一系列标准化的步骤和规则。因为行动在重复中会形成序列，这些序列——从行为发生的不同时间点抽象出来——形成可被识别的模式，这种模式化为新闻工作带来了结构性。这些模式不仅是技术性的，也内含了特定的职业规范和组织要求，是新闻工作者合法完成工作的指南。
新闻惯例的重复性与模式化特征也导致了一种根深蒂固的“静态偏误”，即在面对流动的数字新闻业时，这会使其在解释新闻业的变革与创新变得尤为困难。如果新闻惯例被视为一套僵硬的、抗拒改变的规则体系，那么新闻机构和从业者如何应对新技术冲击、市场环境变化以及社会期望的转型，便成为理论上的难题。若从静态的规则性出发，则难以解释新闻惯例本身是如何演化，以及新的惯例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这种视角往往忽视了新闻惯例的生成性，即在重复实践中孕育变异和新可能性的内在潜力。而一个动态的新闻惯例理论，恰恰是理解流动的新闻创新的前提。
新闻惯例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便成为理解新闻生产“如何可能”的核心分析构件。许多传统研究在论及新闻惯例时，往往将其视为一种“黑箱”。我们发现，帕米拉·舒梅克与史蒂芬·里斯在定义新闻惯例时同时出现用于表示抽象的关系模式的“规则”“形式”和用于表示具体的行动模式的“实践”，这可能会让人困惑。到目前为止，新闻传播学研究者们似乎都还没有注意到这个非常重要的差异。这种定义的模糊性虽未阻止新闻惯例成为一个富有生产力的概念，但在理论对话的精确性与跨情境比较研究的可行性上，无疑对其构成了潜在制约。
在重新审视新闻惯例概念的过程中，费尔德曼与彭特兰提出的惯例“明示面—执行面”(ostensive-performative)二元模型(26)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理论武器。该模型深刻揭示了惯例并非单一、同质的实体，而是由两个相互关联但又可能分离的方面构成。我们试图在经典理论和最新理论之间建立异花授粉，将此模型引入新闻惯例研究，即新闻惯例可以作为一个概念同时包含“规则”“形式”和“实践”。这一举措立即缓解了将行动层面的重复模式与表征层面的重复模式混为一谈而造成的矛盾。新闻惯例明示方面对应的是帕米拉·舒梅克与史蒂芬·里斯新闻惯例定义中的“规则”“形式”，执行方面则对应的是“实践”。将新闻惯例概念化为包含明示面—执行面两个维度，为“惯例是不可观察的”这个问题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法(27)。
新闻惯例的明示面是指“参与者用来指导、解释和指代特定惯例执行的抽象模式”(28)，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与共享性，它是一种关于“我们应该如何做新闻”的普遍信念或结构性认知，是新闻惯例执行者协调行动、传递知识以及评价行为合法性的重要参照系。新闻惯例的明示面的核心特征还在于其清晰性、文本性与公共性。它通常以明确的语言规定形式存在，为组织成员提供清晰的行为指南。它常常被书面化或文本化，例如编辑方针，新闻机构发布的编辑手册、采编标准；职业标准，涉及新闻报道的准确性、平衡性、深度、语言规范乃至对特定议题(如灾难报道、犯罪报道)的处理方式；工作流程，如稿件的三审三校制度、突发事件应急报道预案、数字内容的发布与审核流程等；机构章程与使命宣言，公开阐述新闻机构的宗旨、价值观和社会责任；等等。这些规则、流程与标准不仅在组织内部被传达与执行，也常常被公开倡导，作为新闻机构向外部世界展示其专业承诺与运作透明度的方式。它构成了新闻从业者理解自身工作、定位职业角色，以及对特定新闻情境作出初步判断的认知框架。
新闻惯例的执行面指的是新闻惯例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由具体的行动者(新闻从业者)运用其身体技能、认知判断，并借助特定的物质工具(如采访设备、编辑软件、算法平台)实际执行的、鲜活的、情境化的行动过程(29)。这一面向承认新闻从业者在执行新闻惯例时，是具有能动性与反思性的实践主体，会根据具体情况对明示面的理想脚本进行变通、调整、即兴发挥乃至偏离。例如，在执行突发新闻报道这一惯例时，记者可能因现场条件限制、信源难以接触、截稿时间紧迫等因素，而采取与明示面规范不完全一致的、更具权宜性的操作方法。执行面有两个主要特征：努力的成就(effortful accomplishments)(30)和紧急的成就(emergent accomplishments)(31)。努力的成就是指为了产生“相同”的行动模式而付出的努力，紧急的成就是指为做不同的事情或改变惯例或结果而付出的努力(32)。
(二)新闻惯例的结构要素：行动者、人工制品
在新闻生态系统中，新闻惯例的形成、运作与变迁深刻烙印着多元行动者的印记。传统新闻学强调人类行动者，尤其是新闻编辑室内的专业人员在新闻惯例中的角色。然而，如今我们需要将人类行动者的多样性与非人类行动者(尤其是算法与人工智能系统)日益凸显的行动性均纳入考察范围(33)。在多元行动者及其构成的行动者网络中，不同行动者占据不同节点，拥有不同程度的资源和影响力，形成了复杂的权力关系(34)。例如，一项新的编辑方针(由管理者制定)的推行，需要记者(专业生产者)的理解与执行，可能受到现有技术平台(非人类行动者)功能的制约，同时也可能因受众(用户行动者)的反馈而调整。理解这一行动者网络的结构、互动模式及其权力动态，是把握新闻惯例变迁内在逻辑的关键。
新闻惯例中的人工制品(Artifacts)，是指新闻从业者在日常工作中赖以行动、进行沟通、处理信息并据此协调彼此行为的各种物质工具、技术系统、物理环境以及符号表征(35)。传统人工制品如编辑手册、行业奖项的评选标准与获奖作品范例、新闻编辑室的物理布局、传播技术等，数字人工制品，如内容管理系统、数据分析工具、社交媒体平台、移动设备、AI写作助手等。技术是在与人类行动者的持续互动和实践情境中被塑造和赋予意义的，人工制品与新闻惯例之间是一种动态的互构关系，人工制品通过其可供性形塑新闻惯例的执行方式与演变方向，新闻惯例也反作用于人工制品的设计、选择与使用。新闻机构在选择或开发技术系统时，会依据其既有的工作流程、组织文化和战略目标；新闻工作者在日常使用中，也可能对人工制品进行挪用或创造性改造，使其更适应特定的工作需求，这些适应性实践即是新闻惯例的演化体现，并推动人工制品的迭代升级。此外，人工制品(如共享数据库、稿件模板、协作平台)也成为新闻惯例(包括显性规则和默会技巧)得以凝结、存储和传递的重要媒介，从而促进新闻惯例的代际传承与组织记忆。
(三)将新闻惯例概念化为一个动态生成系统
要迈向对新闻惯例动态性的深刻理解，新闻惯例应被概念化为一个动态的生成系统(36)，新闻惯例的生成性源于其构成要素之间复杂的非线性互动。这种互动赋予了新闻惯例系统以整体性、动态性和涌现性。这为我们理解数字时代新闻惯例如何维持稳定、适应变化并催生创新提供了关键的理论透镜。
首先，新闻惯例明示面与执行面的持续辩证互动是新闻惯例动态的核心引擎，而行动者和人工制品则是这一互动的塑造者与关键媒介。费尔德曼与彭特兰的开创性工作奠定了新闻惯例明示面与执行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理论基础(37)，新闻惯例明示面为执行提供指导和合法性，而新闻惯例执行面的具体实践则反过来确认、挑战或修正明示面。行动者的认知框架、技能水平和动机意愿直接影响着新闻惯例明示面如何在具体情境中被理解和应用，以及执行过程中会产生何种程度的变异(38)。同时，人工制品作为实践的物质载体，不仅固化了部分明示的规则，也塑造了执行的可能性空间(39)。新闻惯例中的结构要素构成了“部分—整体”关系，行动者通过关注和操作新闻惯例的特定要素，构成了新闻惯例的整体及其动态。
其次，行动者与人工制品之间存在相互赋能关系，这种社会物质性纠缠是理解新闻惯例生成性的关键。行动者的技能和意图通过人工制品得以放大和实现，而人工制品的可供性和约束性也反过来塑造行动者的行为模式和认知习惯(40)。这种互动并非单向的人使用工具，而是一种更为复杂的人与工具共同实践的过程。例如，莱昂纳蒂在其关于技术接受和使用的研究中，明确指出物质性(如技术特性)和人类能动性是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它们共同演化并产生组织后果(41)。在新闻惯例的生成系统中，当行动者与人工制品形成一种紧密协同的实践单元时，他们能够更有效地探索新的行动可能性，固化有效变异，并将其整合到新闻惯例的明示面和未来的执行面中，催生出更具创新性的实践模式。
再次，新闻惯例要素的整合体现为一个动态的结构化过程，其中结构(以明示面和人工制品的编码特征为代表)与能动性(以行动者的阐释、执行和人工制品的灵活使用为代表)相互作用，共同驱动新闻惯例的稳定与变迁。新闻惯例的明示面和人工制品的编码特征为行动者的执行提供了结构性约束，但行动者并非完全被动的接受者，他们可以通过反思和行动来再生产或改变这些结构。这种持续的结构与能动性的互动，使得新闻惯例既能保持一定程度的稳定性以确保效率和可预测性，又能保留足够的灵活性以适应变化和产生创新。
此外，不同要素组合的“对齐”与“失调”状态，也影响新闻惯例的生成效率和创新方向。当行动者的技能与人工制品的功能高度匹配，且共同服务于一个清晰且被广泛认同的明示目标时，新闻惯例的执行通常会更加顺畅高效，其生成性可能更多体现为渐进式改进和优化。然而，当要素之间出现失调，例如，行动者缺乏操作先进人工制品所需的技能，或者明示的规则与实际工作情境严重脱节时，惯例的执行可能会受阻，甚至引发冲突。但这种“失调”也可能成为激发更深层次反思和激进创新的契机，例如，突发的技术突破(如生成式AI的迅速普及)迫使新闻工作者(行动者)重新评估自身角色，并推动对现有惯例明示面与执行面的紧急调整与即兴创新。因此，适度的建设性摩擦有时更能激发惯例系统的动态生成潜力。
最后，新闻惯例要素的互动与整合过程也受到更广泛的组织情境和制度环境的影响，这些外部力量可以调节要素间的关系强度和互动模式。例如，媒体组织文化中对实验和容错的鼓励程度，会直接影响行动者在执行新闻惯例时尝试新方法(与明示面偏离)的意愿(42)。同样，外部的技术冲击或市场竞争压力，可能会迫使组织重新评估其人工制品和明示规则，并激励行动者寻找新的惯例模式以求生存和发展(43)。因此，理解新闻惯例的生成性不仅要关注其内部要素的互动，还需将其置于一个更大的环境系统中进行考察，分析内外因素如何共同塑造新闻惯例的演化轨迹。
三、如何重返：作为新闻创新分析透镜的新闻惯例
新闻创新并非一个“完成时”的静态事件(如一项新技术的诞生)，而是充满不确定性、反复试错和持续协商的“流动”过程。新闻惯例也非一成不变的僵化规则，而是蕴含着被重塑和协商的可能。新闻创新是一个改变“新闻如何被完成”的过程，而“新闻如何被完成”正是新闻惯例的核心体现。因此，新闻创新的发生、发展与固化，都与新闻惯例的断裂、调适与重构密切相关，是一个新旧惯例相互博弈、交织演进的辩证过程。一项成功的创新，必然表现为对旧有惯例(如生产流程、价值判断、组织结构)的“断裂”，历经与旧惯例的“调适”与博弈，最终“重构”为一种更具适应性和竞争力的新惯例。评估新闻创新，本质上就是评估新闻惯例的变革程度。新闻创新为新闻惯例提供了变革的动力和方向(流动性)，而新闻惯例则为新闻创新提供了制度化的载体和得以固化的场域(动态性)。
新闻惯例变迁的广度与深度，是衡量新闻创新程度的重要标尺。若新闻创新仅涉及对现有少数新闻惯例的局部调整或细微改良，则可能属于渐进式创新(增量创新)；而若创新引发了新闻机构核心业务流程、关键角色职责乃至整体运作逻辑的系统性、根本性变革，即多项核心新闻惯例被大规模重塑或替代，则更接近于颠覆性创新。
新闻惯例变迁的速率，即旧惯例被打破、新惯例被采纳和稳定下来的速度，可以反映新闻创新的节奏与新闻机构的创新敏捷性。在快速变化的市场与技术环境中，新闻机构若能迅速调整其新闻惯例以适应新需求、抓住新机遇，则表明其创新能力较强。例如，在突发重大新闻事件中，新闻机构能否快速形成新的信息核实与多平台分发惯例，是其应急创新能力的体现。
新闻惯例变迁的方向性，即新闻惯例变迁所指向的特定内容与模式，能够揭示新闻创新的类型、战略意图及其所回应的外部驱动因素。例如，若新闻采集与生产惯例越来越强调数据的挖掘、分析与可视化，则表明创新方向趋向于数据新闻；若互动与分发惯例日益突出用户生成内容(UGC)的整合与社群运营的深化，则反映了向参与式新闻的创新转型。
将新闻惯例的动态性作为衡量媒介新实践创新程度的核心标尺，能够有效克服当前新闻创新研究中的诸多困境。这一视角的核心优势在于它提供了一种过程为本、深度嵌入、动态演化、整体关联且具有诊断价值的分析路径，为评估媒介新实践和新闻创新研究提供了一个具有解释力的分析支点。
(一)可观察性与可操作性：从微观实践层面捕捉新闻创新
新闻惯例的动态性具有可观察性，使得新闻创新得以在微观实践中显形。新闻惯例并非虚无缥缈的观念，而是具体体现在新闻从业者日常的、重复性的工作实践之中——包括他们如何收集与核查信息、运用何种技术工具与平台(如AI写作、数据可视化软件)、采取何种叙事策略与内容呈现形式、进行何种团队协作与沟通模式，以及如何与受众进行互动等。当新闻创新发生时，这些可识别的行动模式必然会经历不同程度的改变。
新闻惯例的动态性具有可操作性，为系统分析新闻创新提供了可能。所谓可操作性，是指能够将观察到的新闻惯例动态现象，分解为具有特定属性、结构和关联的分析单元，从而进行更为精细和系统的研究。新闻惯例明示面与执行面、行动者、人工制品四个结构要素，为分析新闻惯例动态变化提供了极具操作性的框架，研究者可以具体考察新闻创新是如何在这四个结构要素之间的互动中发生的。
(二)过程性与动态性：追踪新闻创新的动态演化轨迹
新闻创新并非一个简单的线性的“输入—输出”过程，而是一个在特定时空背景下，由多重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塑造的动态演化旅程。新闻惯例动态性意味着任何新惯例的出现，都与既有新闻惯例系统发生着复杂的互动——或取代或嫁接或融合或并存。通过历时性地追踪特定新闻生产惯例(如信源网络构建、新闻叙事范式、受众互动策略、跨部门协作流程等)的变动，研究者可以清晰地勾勒出某项新闻创新是如何从初步构想到实验性尝试，再到逐步推广、遭遇阻力、进行适应性调整，并最终(或未能)制度化为新惯例的完整轨迹。这种轨迹分析能够揭示新闻创新的阶段性特征、关键转折点，以及不同发展路径的可能性，远比单一时间点的结果评估更为深刻和全面。例如，纳尔逊与温特的演化经济学理论，将组织惯例视为企业行为模式的基因(44)，认为企业的创新与演化正是通过惯例的变异、选择和保留机制来实现的，这为理解新闻创新轨迹提供了演化论的视角。
对新闻惯例动态性的关注，使我们能够深入探究驱动新闻创新的内在机制，比如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技术赋权及其对工作方式的重塑；新闻机构内部关键行动者(如创新先锋、中层管理者)的积极推动与意义构建；新闻机构应对外部危机或竞争压力所进行的适应性学习；跨组织知识溢出与模仿学习；用户反馈驱动下的迭代优化等。通过细致观察这些机制是如何作用于具体新闻惯例的松动、解构、重组与再造，可以更为深刻地理解新闻创新的动力来源、成功要素以及潜在障碍。拉古·加鲁德等人对创新过程的反思也强调，创新并非孤立的技术或产品开发，而是一个涉及多方行动者、在复杂互动中不断生成和实现的过程，需要超越线性模型的动态理解(45)。
(三)情境性与整体性：嵌入新闻机构的运作逻辑
新闻惯例的形成与运作，本质上是新闻机构在特定环境下长期适应与建构的结果，因而会烙印特定情境的独特印记。不同类型的新闻机构——无论是央级媒体、地方媒体，还是新兴的数字原生媒体——其内部的权力结构、资源禀赋、技术基础、从业者构成乃至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解均可能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共同塑造了其独特的新闻惯例，并直接影响其对新闻创新的接纳、阐释与实践方式。例如，一项强调用户共创的新闻产品创新，在具有扁平化结构和开放文化的数字媒体中可能如鱼得水，但在等级森严、强调专业权威的传统媒体中则可能遭遇制度性阻力。
新闻生产并不是孤立环节的简单叠加，而是一个由新闻策划、信息采集、编辑核查、内容制作、技术支持、多渠道分发、受众互动反馈等一系列相互作用的新闻惯例所构成的复杂运作系统。具有颠覆性的新闻创新，往往不是对单一惯例的修补，而是对整个新闻网络或其中关键节点的系统性重构。例如，新闻机构若要实现向数字优先战略的彻底转型，就不仅需要改变新闻发布惯例，更需要重塑新闻采集的多样化渠道、内容生产的多媒体形态、编辑团队的技能构成与协作流程，以及绩效考核与组织文化的深层惯例。通过考察新闻惯例体系的整体变迁模式——哪些惯例发生联动改变，哪些核心惯例成为变革的枢纽或瓶颈——研究者可以更为整体地把握新闻创新的广度、深度及其对媒体组织运作模式的系统性冲击。
(四)诊断性与预测性：评估新闻创新可持续性走向
新闻惯例的动态状况是诊断一项新闻创新是否真正落地生根并与媒体组织机体有效融合的晴雨表。在新闻创新情境下，一项新技术、新流程或新产品若仅停留在概念宣示或少数部门的试点层面，而未能引发核心业务惯例(如新闻策划、采编审核、内容分发、绩效考核等)的实质性改变，则可诊断为该创新整合度不高，可能面临水土不服或有形无实的风险。反之，若新实践能够深度重塑既有惯例网络，并日益获得组织成员在认知、技能和价值上的广泛接纳与稳定执行，则标志着创新已成功嵌入组织基因，展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因此，观察新闻创新是否伴随着深层次的惯例反思与重构，是判断其是否具有真正变革意义的关键诊断指标。
在准确诊断的基础上，对新闻惯例动态轨迹和模式进行分析，能够为我们审慎预见新闻创新的可持续性及其未来可能的演化方向提供依据。一项新闻创新所催生的新惯例若能展现出清晰的扩散路径、不断增强的稳定性和对旧惯例的有效替代，则可预期其具有较强的可持续发展潜力。据此，通过识别新闻机构当前正在形成或强化的关键性新闻生产与传播惯例，例如，对特定算法分发平台的深度整合，或在内容创作中对某种AI辅助工具的标准化应用，有助于预判其未来在相关技术生态或内容战略上的演进方向及可能面临的路径约束。
四、结语
作为一项理论探索性研究，本文希望抛砖引玉，推动新闻学理论在数字转型背景下的范式创新，以提升其对快速变化的媒介现实的解释力。未来研究可从以下几个方向深化：首先，亟须将本文构建的理论框架应用于经验研究，通过民族志、案例分析等方法，细致追踪特定新闻创新项目中新闻惯例系统的完整演化轨迹。这不仅是对本理论的检验，也是对塔克曼和甘斯等经典民族志研究在数字时代的回应。其次，进一步探索外部制度环境与内部新闻惯例系统的互动调节机制。例如，平台公司作为塑造数字信息环境的关键行动者，其算法逻辑和内容政策(这些作为强大的“人工制品”与“明示规则”)是如何具体渗透、干预并重塑新闻机构内部的惯例动态？同样，新闻业的商业模式与资本逻辑，又如何具体为新闻惯例的变迁设定了根本性的边界与激励方向？将本研究的微观动态机制与对宏观权力结构的批判性分析相结合，构建一种更具整合性的数字新闻理论。总之，对新闻惯例动态性的理解，不仅服务于学术解释，更旨在为新闻业在持续的不确定性中寻找更具韧性、适应性的未来发展路径时，提供具有反思性的理论罗盘。
注释：
①See John Pavlik,The Impact of Technology on Journalism,Journalism Studies,vol.1,no.2,2000,pp.229-237.
②See Mark Deuze,The Web and Its Journalisms:Considering the Consequences of Different Types of Newsmedia Online,New Media & Society,vol.5,no.2,2003,pp.203-230; David Domingo,Thorsten Quandt,Ari Heinonen,Steve Paulussen,Jane B.Singer,Marina Vujnovic,Participatory Journalism Practices in the Media and Beyond:A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Study of Initiatives in Online Newspapers,Journalism Practice,vol.2,no.3,2008,pp.326-342.
③See Tanja Storsul,Arne H.Krumsvik,What Is Media Innovation?,Media Innovations:A Multidisciplinary Study of Change,Gothenburg:University of Gothenburg Press,2013,pp.14-16.
④参见白红义：《从技术创新到新闻创新：重塑新闻业的探索性框架》，《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10期。
⑤参见张建中：《新闻创新：众筹新闻媒体Tortoise的个案考察》，《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
⑥参见王辰瑶：《站在新起点上的新闻创新研究》，《新闻记者》2021年第11期；王辰瑶：《新闻创新的行动主义立场》，《全球传媒学刊》2022年第4期。
⑦参见陆晔、周睿鸣：《新闻创新中的“协作式新闻布展”——媒介融合的视角》，《新闻记者》2018年第9期。
⑧参见新闻创新实验室研究团队、王辰瑶、刘天宇：《2021年全球新闻创新报告》，《新闻记者》2022年第1期。
⑨参见李艳红：《在开放与保守策略间游移：“不确定性”逻辑下的新闻创新——对三家新闻组织采纳数据新闻的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年第9期；白红义：《实践视阈下的新闻创新——基于上海A网站新闻生产的个案研究》，《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年第8期；刘战伟、刘蒙之：《新闻创新“失败”的比较研究》，《全球传媒学刊》2023年第4期。
⑩参见王辰瑶：《新闻创新研究：概念、路径、使命》，《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年第3期。
(11)参见白红义、简丹丹：《数字时代的新闻创新研究：一个比较分析的视角》，《全球传媒学刊》2022年第4期；王辰瑶：《新闻创新研究的进路》，《新闻记者》2024年第11期。
(12)参见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郭武军、吕阳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年，第56—57页。
(13)See Tanja Storsul,Arne H.Krumsvik,What Is Media Innovation?,Media Innovations:A Multidisciplinary Study of Shange,pp.13-14.
(14)参见弗雷德里克·S.西伯特、西奥多·彼得森、威尔伯·施拉姆：《传媒的四种理论》，戴鑫译，展江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7页。
(15)See David Manning White,The "Gate Keeper":A Case Study in the Selection of News,Journalism Quarterly,vol.27,no.4,1950,pp.383-390.
(16)See Warren Breed,Social Control in the Newsroom:A Functional Analysis,Social Forces,vol.33,no.4,1955,pp.326-335.
(17)参见王敏：《从“常规”到“惯习”：一个研究框架的学术史考察》，《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第9期。
(18)See Gaye Tuchman,Making News by Doing Work:Routinizing the Unexpected,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79,no.1,1973,pp.110-131.
(19)See Gaye Tuchman,Objectivity as Strategic Ritual:An Examination of Newsmen's Notions of Objectivity,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77,no.4,1972,pp.660-679.
(20)参见盖伊·塔克曼：《做新闻》，李红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28—35页。
(21)参见赫伯特·甘斯：《什么在决定新闻》，石琳、李红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4—272页。
(22)See Mark Fishman,Manufacturing the News,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80,pp.44-53.
(23)See Pamela J.Shoemaker,Stephen D.Reese,Mediating the Message in the 21st Century:A Media Sociology Perspective,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 Publish Press,2014,p.165.
(24)See Markus C.Becker,The Concept of Routines:Some Clarifications,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vol.29,no.2,2005,pp.249-262.
(25)See Alessandro Narduzzo,Massimo Warglien,Conducting Experimental Research on Organizational Routines,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Routines,Cheltenham:Edward Elgar,2008,pp.301-306.
(26)See Martha S.Feldman,Brian T.Pentland,Reconceptualizing Organizational Routines as a Source of Flexibility and Change,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vol.48,no.1,2003,pp.94-118.
(27)See Tobias Johanssona,Sven Siverbo,Why Is Research on Management Accounting Change not Explicitly Evolutionary? Taking the Next Step in the Conceptualisation of Management Accounting Change,Management Accounting Research,vol.20,no.2,2009,pp.146-162.
(28)See Brian T.Pentland,Martha S.Feldman,Organizational Routines as a Unit of Analysis,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vol.14,no.5,2005,pp.793-815.
(29)See Martha S.Feldman,Brian T.Pentland,Reconceptualizing Organizational Routines as a Source of Flexibility and Change,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vol.48,no.1,2003,pp.94-118.
(30)See Brian T.Pentland,Henry H.Rueter,Organization Routines as Grammars of Action,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vol.39,no.3,1994,pp.484-510.
(31)See Martha S.Feldman,Organizational Routines as a Source of Continuous Change,Organization Science,vol.11,no.6,2000,pp.611-629.
(32)See Martha S.Feldman,Brian T.Pentland,Luciana D'Adderio,Nathalie Lazaric,Beyond Routines as Things: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on Routine Dynamics,Organization Science,vol.27,no.3,2016,pp.505-513.
(33)See Alex Primo,Gabriela Zago,Who and What Do Journalism? An Actor-Network Perspective,Digital Journalism,vol.3,no.1,2015,pp.38-52.
(34)参见常江：《人工智能时代的新闻行动者：人机比较与未来生态》，《新闻与写作》2024年第10期。
(35)See Luciana D'Adderio,Artifacts at the Centre of Routines:Performing the Material Turn in Routines Theory,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vol.7,no.2,2011,pp.197-230.
(36)See Martha Feldman,Brian T.Pentland,Luciana D'Adderio,Katharina Dittrich,Claus Rerup,David Seidl,What Is Routine Dynamics?,Cambridge Handbook of Routine Dynam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21,pp.1-29.
(37)See Martha S.Feldman,Brian T.Pentland,Reconceptualizing Organizational Routines as a Source of Flexibility and Change,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vol.48,no.1,2003,pp.94-118.
(38)See Jennifer A.Howard-Grenville,The Persistence of Flexible Organizational Routines:The Role of Agency and Organizational Context,Organization Science,vol.16,no.6,2005,pp.618-636.
(39)See Luciana D'Adderio,Artifacts at the Centre of Routines:Performing the Material Turn in Routines Theory,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vol.7,no.2,2011,pp.197-230.
(40)See Wanda J.Orlikowski,Sociomaterial Practices:Exploring Technology at Work,Organization Studies,vol.28,no.9,2007,pp.1435-1448.
(41)See Paul M.Leonardi,Theoretical Foundations for the Study of Sociomateriality,Information and Organization,vol.23,no.2,2013,pp.59-76.
(42)See Amy Edmondson,Psychological Safety and Learning Behavior in Work Teams,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vol.44,no.2,1999,pp.350-383.
(43)See Mary Tripsas,Unraveling the Process of Creative Destruction:Complementary Assets and Incumbent Survival in the Typesetter Industry,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vol.18,no.Summer Special Issue,1997,pp.119-142.
(44)See Richard R.Nelson,Sidney G.Winter,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p.14.
(45)See Raghu Garud,Philipp Tuertscher,Andrew H.Van de Ven,Perspectives on Innovation Processes,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vol.7,no.1,2013,pp.775-8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