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数字新闻研究方兴未艾，技术、制度、实践和行动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成为认识和(重新)概念化新闻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关键面向。然而，如何把握这些不同认知对象在该领域研究中的组合和动态，并协调它们之间不对称的方法论取向是极具挑战的。本文首先梳理了新闻流通概念化的历程及其研究的演进，然后从“关系可供性”“扩散网络”和“流通秩序”三个概念入手提出数字新闻流通的方法论，以勾连分析技术、行动者关系和实践规范及其相互作用的逻辑。最后，举例说明研究者如何回到微观的、具体的新闻流通的发生过程，讨论实证研究中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和可能的方法策略。
关 键 词：数字新闻 新闻流通 扩散网络 可供性
最近的新闻研究热衷于讨论以数字化为前提的新闻生产、流通和消费的根本性变化。尤其是在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从关心“什么是新闻(journalism/news)”“边界在哪里”转向了更加具体而复杂的基本问题，如“新闻作为一种知识形式如何被分享、转化、争论和驳斥”①，“新闻如何被建构、维持和改变”②。尽管关涉与数字新闻相关的技术、制度、行动者及其实践等多个面向，但这些研究均尝试探索整合的理论框架或路径，偏向于采取“环境-行为”的解题思路，形成一种“总体性的、网络化的和动态性的研究实践体系”③。然而，鲜有研究真正从认识论过渡到方法论然后进入研究实践，探讨在特定分析框架下如何经由切实可行的方法途径抵达数字新闻研究“想象的空间”，后者不应停留在抽象的概念和传统的价值规范，更需要在社会科学的指引下重新开采可供利用的理论和方法资源，以桥接“新闻学的想象力”(journalistic imagination)④与大规模数字数据及其计算分析之间的鸿沟。
相较于新闻生产实践对传统路径的依赖，马特·卡尔森(Matt Carlson)认为更激烈的变革发生在新闻流通(circulation)领域，因为“大众传播技术的‘一对多’的渠道已经分裂成更复杂的传播流、多样化的平台，以及新闻内容互动的新工具”⑤，而正是这些变化直接影响了新闻的变化形态、新闻消费的模式、参与新闻的行动者，以及他们在传播过程中的权力关系。卡尔森的“野心”在于从新闻认识论的角度，将新闻流通所涉及的机构、行动者、媒介、实践和形式等“混合物”(mélange)统合在一个适用于数字媒体环境的解释框架之下，由此将“流通”确立为审视“新闻作为认知系统”的核心，而不是新闻知识生产的延伸部分。
沿循卡尔森对数字新闻流通的概念化及其构成要素的分析线索，本文认为考察新闻流通并不意味着将其与“生产”和“消费”(或“使用”)两端进行切分，考虑到三者之间的边界也是模糊的，而是将对数字环境下新闻在多元行动者之间的流动、互动和影响过程观察结果的解释嵌入新闻学的话语和实践逻辑之中。与“新闻作为知识”的出发点不同，本文将新闻视为特定空间中传递的“信息”及附着其上的“意义或文化”，以期能够在基于计算(传播)的方法论范式下进行细致而全局的描述和跟踪，有助于把握新闻流通的数字化、交互性和动态化的特征以及参与者传播行为的复杂性，同时又强调新闻学研究有别于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承诺”(commitments)⑥。
在认知结构上，卡尔森将数字新闻流通划分为三个组成构件，即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流通实践(circulation practices)和认知竞争(epistemic contests)，强调了研究新闻流通的关键要素和认识论基础。诚然，分离数字新闻的构件有助于聚焦不同对象和问题域，厘清混乱的新闻现象研究的边界，但是对这三者之间关系的论述缺乏统一的理论联系和分析框架。更进一步地，利亚·列夫洛夫(Leah A.Lievrouw)等人在界定“新媒介”时，将“基础设施”的三个成分——人工制品(artifacts)、实践(practices)和社会安排(social arrangements)视为不可分割且相互依存的“整体”(ensemble)⑦，以凸显传播技术、人类行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相互塑造的关系，有助于理解数字技术情境下新闻流通的(相对稳定的)物质本质及其(持续动态的)社会化过程。
基于此，本文首先梳理了新闻流通的概念化历程以及流通研究的演进，然后以“关系可供性”“扩散网络”和“流通秩序”三个概念为抓手，以勾连数字新闻流通的技术的可能性、行动者的网络化和实践的规范性及其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从传播网络与扩散研究的交汇点切入，思考数字新闻流通研究的方法论和实证探索进路。最后，基于社交媒体传播关系的数据挖掘，通过对媒体行动者之间的新闻扩散网络分析，举例说明研究者如何回到微观的、具体的新闻流通的发生过程，讨论实证研究中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和可能的方法策略。
二、新闻流通的概念化及其历程
(一)从生产到流通：作为意义或文化过程的新闻
早期传播学者对新闻“流通”的关注和重新发现，可以回溯到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关于“编码/解码”的经典研究。传统上，大众传播过程被简化为“发送者-消息-接收者”模型，霍尔关于电视生产的动态模式建立在对这一传统线性模式的批判之上。⑧他借鉴了马克思关于生产、流通与消费的循环模式的分析框架，将生产范畴置于决定性地位，并将新闻的流通与商品形式(commodity forms)联系在一起。
在新闻语境中，“流通”与“分发”(distribution)的概念通常是可以互换的。但在霍尔最初的表述中⑨，二者是截然不同的“时刻”(moment)，前者与“生产”(production)被一同视为维持“生产-分发-生产”这一持续循环过程的“决定性时刻”，后者则是讯息“产品”在受众之间的传递，与“transmission”同义。“流通”在霍尔的分析透镜里既是技术的、也是解释学的过程，其关注的是一种“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或意识形态)经由中介的话语进行‘再生产’”的循环运动。⑩尽管霍尔所提及的“流通”只是更大的传播循环中的一部分，且生长于对传统媒介环境中电视新闻生产的反思，但对理解当前以数字技术为基础设施的新闻流通过程和实践具有借鉴意义，尤其是从结构切入传播整体过程的观察视角“既看到了电视生产的结构交织，又看到了传播结果的建构性”(11)。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流通”的重要性甚至超越了“生产”而成为驱动全球化进程的核心角色。在文化分析中，“流通”不是作为介于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传播或传送的形式，而是与意义的创造联系在一起，进入本杰明·李(Benjamin Lee)和爱德华·利普玛(Edward LiPuma)提出的“流通文化”(cultures of circulation)层面——流通不仅是“意义的传递过程”，还是“构成自身的行为”。(12)这意味着研究者与其借助“流通”的隐喻来考察离散的个体、对象和观念在时间与空间中点与点之间的运动，毋宁关注其在构成对象、身份和社会环境方面的积极作用，以观察文化作为一种实践是“如何重复和嵌入制度环境中的”(13)。亨里克·博德克(Henrik Bφdker)从“新闻作为流通文化”的角度将注意力从文本转移到了文本流通的过程，通过分析新闻照片在数字空间中的传播，表明流通的研究价值“不在于照片本身所包含的意义，而是使照片出现的过程，进而成为众多不同语境下文化构成的一部分”(14)
恰如李和利普玛所指，新闻流通是一种文化过程，“有其自身的抽象、评价和约束形式”，并围绕特定的流通方式建立起由新闻记者(现在与更多非专业新闻参与者)相互联系的“诠释社群”(interpretive communities)，通过共享话语和内部动态，以“确定解释的界限、建立制度和设置边界”，从而影响着“社会的想象”的构成。然而，随着受众逐渐被视为这些过程中的参与者，新闻研究领域需要考虑信息流通中更多元的主体和实践形式，以更新我们对数字媒体时代的边界、共享意义和异质性群体的认识。因此，对于数字新闻研究而言，更紧迫的是“追踪不断出现的各种文本/文化形式的流动性和变异性”，而不是描述新闻业“脆弱的自主性和特殊性”。(15)
(二)从“流”到“网络”：新闻流通的结构
在新闻研究领域，“流”(flow)和“网络”(network)这两个术语经常被用作描述新闻流通的空间结构和运动方式的隐喻，为分析新闻和信息跨越地理空间甚或虚拟介质的流动模式提供了形式化和量化的可能性。
与“信息流”(information flow)概念的广泛使用不同，“新闻流”(news flow)研究侧重于在全球系统的视野里分析国际新闻的流通实践，即特定国家的新闻媒体对外国的报道如何“反映并加强了国家间强势地位及其政治、经济和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16)。起源于国际新闻研究所(International Press Institute)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平衡的”新闻流通现象的报告，以“国家”为单元的跨国新闻信息交换的结构性问题和影响因素成为的重要课题，并演化成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关于“世界信息和传播新秩序”(NWICO，以下简称“新秩序”)的讨论。大量的研究者已经证实影响国际新闻流通主要归因于国家特征(如规模和实力)、关系(如地理、人口的接近性)和事件(如灾难、战争、冲突)等三类因素。(17)
随着全球的互联互通，新闻本身及其概念的边界正在变迁，研究者使用不同术语来描述新的新闻系统。如同斯蒂芬·里斯(Stephen D.Reese)所观察到的那样，无论是“网络”“场”(fields)还是“领域”(spheres)等隐喻都暗示着新闻研究的“空间转向”(spatial turn)，新闻所涉入的广泛领域呈现出更加网络化的特质，而经常被松散地表述为“网络化公共领域”(networked public sphere)，甚或“全球网络化领域”(global networked sphere)。(18)
例如，克里斯·安德森(Chris W.Anderson)藉由尤查·本克勒(Yochai Benkler)理解“网络化公共领域”的信息架构和流动模式，经过观察不同参与者在特定新闻事实流通中的角色及其在媒介系统中的结构性位置，以揭示地方新闻如何在新兴的数字媒体生态系统中流通/扩散。在卡斯特的“网络社会”的框架下，安斯加·海因里希(Ansgard Heinrich)认为“去中心化”和“非线性”是21世纪新闻流的关键变量，并由此观照“网络新闻”(network journalism)领域：新闻收集者、生产者和传播者组成复杂的协作网络，使多种不同的声音能够融合。(19)在这里，“网络”成为新闻互动基础结构，新闻在网络形塑的“新地理”空间中流动，而新闻行动者作为节点嵌入全球网络，并在新的新闻流中得到“重组”。与强调文化或制度的“配置”(configuration)不同，戴维·多明戈(David Domingo)等人讨论了采用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ANT)方法研究数字新闻网络的机会和挑战，主张取消对新闻制度化的关注，转而追踪争议报道动态中多个行动者的互动实践，以打开新闻规范的“黑箱”(black boxes)。(20)
至此，我们已经完成了一次从“流通”的概念到与之相关的新闻研究景观的游历。可以说，新闻流通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有着深远的源头，但其认知过程是散漫的、碎片化的，却充满多种认识论和方法论之间“互搏”的紧张关系。霍尔的流通观念是以批判效果取向主导的实证传播研究为基础的，扬弃了结构功能主义和符号学的文本中心主义，而将流通视作为“结构化的主体面对结构化的符码”的过程。博德克和卡尔森同样也采纳(从“流通文化”那里继承来的)超越文本本身而对意义和文化生产过程分析的路径，且通常与广阔的社会历史制度分析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当国际新闻流通研究开始脱离报道内容，从关系角度转向更宏观的新闻生态系统或全球网络时，视技术和人类为行动者集合的ANT和其他反功能主义方法将新闻业理解为一种社会-技术实践，突出了新闻的物质性和技术的能动性。
三、数字新闻流通的方法论
本文借鉴卡尔森对数字新闻流通构成组件的“拆解”，并回到列夫洛夫等人对“新媒体”解释框架。该框架包含“使能”(enable)和扩展交流能力的制品或设备，为开发和使用这些技术制品而参与其中的交流活动或实践，以及围绕技术物品和实践形成的社会安排或组织。本文将在这些框定的“界限”里探索如何理论化和操作化数字新闻流通的研究对象，并试图启用“关系/网络”为线索厘清和勾连其各自的范畴和特质，而不是使用内涵更丰富的“集合”(assemblage)概念，尽管后者够“捕捉到从既有类别溢出的动态现象”，但也意味着“层级之间的界限并不总是那么清晰”(21)。为此，我们将从三个关键词(即“可供性”“扩散”和“秩序”)展开对“如何研究数字新闻流通”的讨论。
(一)关系可供性
新闻学界对affordance的引入为研究数字技术如何融入新闻生产和消费，并影响发生在其间的各种交流模式提供了更高层次的分析框架。“可供性”这个概念最早由詹姆斯·吉布森(James J.Gibson)运用于生态心理学领域，其“意味着动物和环境之间的协调性(complementarity)”，换言之即“环境承载了发生互动关系的可能性”(22)，用以区别强调以人为中心的认知模型。进入传播学后，可供性的关系视角被进一步延伸，以考虑传播实践中个体的主观效用感知与媒介技术客观特质之间的相互作用，安德鲁·施洛克(Andrew R.Schrock)使用“沟通可供性”(communicative affordances)的表述来考察移动媒体的技术感知特性及其对沟通和随后的行为模式的影响，并说明移动媒体具有相对稳定的沟通可供性(即可携带性、可获得性、可定位性和多媒体性)。(23)在中文语境下，潘忠党等人率先引入“可供性”这一整合概念来衡量和比较新媒体“何以为新”，将可供性细化为生产可供性、社交可供性和移动可供性三个部分。(24)
潘忠党等人指出，“数字”和“网络”是两项最为基本技术特征，有助于“区分‘新’‘旧’媒体的分野”。首先，“数字”塑造了新闻(业)变革的技术基础和底层逻辑。休·罗宾逊(Sue Robinson)等人将“数字”(digital)定义为超越模拟媒体在生产和流通方面的物理(时间和空间上)限制的生产模式，为“新闻”加上“数字”有助于“以多种方式整体地、上下文地和关系地”理解技术作为一种人工制品对新闻生产、消费、内容和流通的影响。克里斯托夫·雷茨奇(Christoph Raetzsch)和博德克认为将“数字流通”(digital circulation)与“模拟流通”(analogue circulation)区分开来的是链接和元数据(即数据的描述性数据)。印刷媒体、大众媒体等模拟技术生产的符号内容囿于“有限的物质形式和流通范围”，而数字新闻流通的特点是易于复制、存储、共享和修改，“可以通过元数据、联合和链接获得新的内容‘连边’(edges)”(25)。
另一方面，数字媒体(主要是社交媒体)的可供性更强调平台的交互性、网络化或参与性。丹纳·博伊德(danah boyd)将社交网站理解为一种“网络化公众”(networked publics)，它的可供性“本质上是由比特(bits)的属性、比特之间的连接，以及比特与网络将人们联系起来的新方式所决定的”。其中，比特的属性(即可持续性、可复制性、可扩展性、可搜索性)规范了网络公众的结构，反过来影响其可能的实践并形成新的交互。(26)可见，媒体的数字化为新闻流通实践提供了建立关系的物质基础，同时“数字数据”本身也成为研究对象。
为此，本文提出一种关于可供性的新构想——“关系可供性”，指的是数字媒体中新闻流通实践的行动者形成关系的可能性。当这里的“行动者”是拉图尔意义上的包括技术/物在内的行动元的“集合”(assemblages)时，这个概念可能更接近于温迪·威廉斯(Wendy Willems)研究移动社交媒体时所提出的“relational affordances”(27)，即强调媒体、个体及其不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已有研究在“可供性”前加上“生产”“社交”“移动”等修饰语不同，“关系+可供性”的组合试图超越数字媒体特定的技术特征或功能分类来讨论不同类型和模式(modes)的关系。多类型关系既可以是生产的、流通的也可以是消费的关系，如媒体机构之间的协作网络、记者与消息来源的关系、新闻用户之间的影响关系，等等；多模式是指关系的双方既可以是同质的(如媒体-媒体、记者-记者)，也可以是异质的(如媒体-记者、记者-用户，或者技术/功能-人)。
在关系可供性框架下，研究者可以专注于追踪这些行动者的“数字痕迹”(digital traces)，最常见的就是用户的网络日志所记录的点击、浏览、时长等数据，此外还有基于社交媒体功能(如发帖、评论、点赞、转发、链接、标签等)的行为数据，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不同行动者之间的新闻流通关系。例如，有研究者使用“修辞速度”(thetorical velocity)来形容推特(Twitter)的可供性对数字流通的促进——短文本以及转发、分享新闻链接等形式，使参与者能够快速地建立一个地理分散、网络化的利益群体。(28)还有研究关注推特标签(hashtags)在话语流通(discourse circulation)及其网络化过程中的角色：为参与者提供了网络的入口和参与点，其价值不在于信息本身，而是“形成了一个网络，使话语超越‘孤立的讨论’而跨过交谈的边界”。(29)
概因可供性概念的模糊性“不适于计算主义的方式加以分析”，导致“传统的数理逻辑清晰性方式在研究可供性时遇到障碍”(30)。大部分研究可供性视角下的新闻流通观察倾向于采用内容/文本/话语(批判)分析的路径，也不乏“混合方法”的尝试，如批判话语分析与网络分析结合，文本分析、访谈和田野调查的组合，以及网络民族志。但考虑到数字新闻流通所涉及的丰富多变的元数据和复杂的网络结构，并非仅基于文本的定性分析所能捕获，故而采用定量实证取向的计算传播方法，或许有望更新该领域的研究思路和方法论范式。
(二)扩散网络
如果说“数字/比特”是构造数字流通的基础单元，那么“关系/网络”就成为数字新闻流通的研究对象。寻访“扩散网络”(diffusion network)这一领域，可以为更准确、客观地观察数字新闻流通提供一种“实例化”的方法，亦即对扩散网络的描述和分析有助于从过程和形态学上深化我们对博伊德关于“架构”(architecture)的理解。
扩散网络是“创新的扩散”(diffusion of innovation)与传播网络的交叉领域。创新的扩散由罗杰斯(E.M.Rogers)定义为“创新(新闻)在特定的时间段内，通过特定的渠道，在特定的社群中传播的过程”(31)。在组织传播语境下，“传播网络”(communication network)被彼得·芒戈(Peter R.Monge)和诺什·康特拉卡特(Noshir S.Contractor)界定为“传播者之间通过时间和空间上的信息传递和交换而建立的联系模式”(32)。本文将关系/网络视角的引入数字新闻流通/扩散研究，并遵循斯坦利·沃瑟曼(Stanley Wasserman)等人所概括的四项基本原则(33)：(1)将新闻行动者及其行动视为相互依赖的，而不是独立自治的个体；(2)行动者的关联是新闻资源转移或“流动”的通道；(3)将网络结构环境视为新闻实践的机遇或限制；(4)将外在于新闻的(社会、经济、政治等)结构概念化为行动者关系的稳定形式。
从传播网络的类型学(taxonomy)角度，米歇尔·舒梅特(Michelle Shumate)和康特拉卡特区分了不同数字新闻流通过程所涉及的传播关系和基础设施关系，从而构成“多维网络”(multidimensional networks)。其中，传播关系包括流(flow)、亲和性(affinity)、表征(representational)和语义(semantic)四类关系；基础设施关系则涵盖技术(technological)网络、物理(physical)网络和从属(affiliation)网络。(34)
借鉴上述分类标准和思路，我们可以进一步明确数字新闻流通的不同研究对象和分析层次。具体而言，流关系描述的是网络节点(个人、技术或其他人工制品)之间的新闻或信息的流通，例如特定新闻事件或议程在媒体机构之间的扩散，一个典型的研究范式是“媒介间的议程设置”(inter-media agenda setting)(35)。亲和性指的是具有正负性的社会建构关系(如合作、友谊、联姻关系等)，例如推特上不同政治立场媒体机构之间(如主流媒体和另类媒体)之间的关注关系(36)；此外，这种关系也可以以单向度的方式发生在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之间，例如个体对手机的依赖关系，反过来则不成立。表征关系则强调向第三方或公众传递关于行动者之间关联性的信息，例如基于超链接的新闻网站和博客之间新闻流通关系(37)，不同于流与亲和性关系，表征关系既不传递信息，也不需要维持传播双方的关系。语义关系表示的是话语或文本中使用的词语关联模式，或个体对共享意义的认知图谱(cognitive maps)，例如，从语义网络分析国家政治文化如何塑造国际政治报道的新闻框架(38)，或者基于公众认知模式的“网络议程设置”(network agenda setting)(39)。
基础设施关系则体现了允许或限制不同传播网络“配置”的物质性和建构性特征。其中，技术网络指的是支撑流、亲和性和表征等网络得以存在的方式，例如有研究者基于API技术架构跟踪新闻事件的网络(web)和跨平台流通(40)；物理网络侧重于行动者之间的接近性(proximity)，如已有研究讨论地理距离如何影响人们获取新闻的网络(41)；而从属网络特指个体与诸如组织、社区、事件、技术等实体之间的二模(two-mode)网络(即异质节点类型的网络)，以描述个体如何参与实体或为形成个体之间的传播关系提供条件，网络研究中的“二部图”(bipartite graphs)方法可用以研究用户与新闻故事之间的交互关系(42)。
在研究方法和策略上，我们主要聚焦两类扩散网络模型，以解释“社会选择”(social selection)(43)和“社会影响”(social influence)(44)这两个相对的过程。其中，指数随机图模型(ERGM)是目前研究网络结构、检验社会网络关系模式的前沿方法，但由于具体模型设定的限制和模型拟合的困难，(45)社会选择模型方法远未被新闻学领域的学者跟进并应用于传播网络的研究当中。另一方面，独立级联(independent cascade)模型是社会影响分析中最常见的方法，被广泛运用于计算行动者网络的连边概率，如推断新闻网站之间的扩散网络(46)。还有早期的空间自相关(spatial autocorrelation)模型通过定义行动者的接近性(或距离)以测度新闻发生于相邻行动者之间的可能性，可运用于分析新闻来源的“地理偏见”(geographical bias)(47)。除此之外，静态和动态的网络影响模型将分别基于截面数据和时变网络，考察关系的、位置的和中心的网络变量对扩散的影响，(48)其中以事件史分析(event history analysis)为框架的动态网络模型能够在时间纵向上预测新闻扩散的“风险”(hazard)概率，结合计算方法有助于更细致地分析数字生态环境下的新闻流通实践(49)。
(三)流通秩序
“旧的新闻秩序”正在崩溃，关于新闻学的“危机”的话语大多指向日益式微的规范理念(normative ideals)，越来越多研究者指摘那些传统的新闻规范正在成为生产与流通、记者与受众、社会与技术之间的阻碍。我们认为数字新闻业需要引入一种新的规范——流通秩序(circulation order)。流通秩序的“灵感”主要来自消逝于上世纪末的“新秩序”，其初衷是为了引起国际社会重视以消除信息流通中存在的不均衡和悬殊状态，而发达国家以“消息和意见的自由流通”为由极力发对新秩序的制定，而致使“多种声音，一个世界”(Many Voices One World)(50)成为“一纸空文”。然而，进入数字时代，促进假新闻快速传播的平台技术和复杂动机的产物(如“过滤气泡”“回音壁”)使全球范围内出现严重的信息污染和“信息失序”(information disorder)(51)，因此对新秩序概念内涵和外延的重访显得尤为重要。
“新秩序”的历史阶段虽然没有改变既有媒介结构和信息流通，但有可能在数字时代为以“信息民主”为旨归的新闻业注入新的生命力。为此，我们认为流通秩序的视角应该从政府的高阶政治转向公民和社会治理，从国际转向国内和社区，对流通秩序的认识可以考虑卡拉·诺顿斯登(Kaarle Nordenstreng)的主张，并延续“新秩序”研究的运动轨迹将其明确为以下原则：(1)流通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不可分割；(2)将平等视为多元行动者的价值观，“不平衡和控制均应受到抵制，多元主义和机会平等应该得到保障”；(3)将客观真理视为新闻流通的社会责任；(4)既要进行科学实证观察，也要有“道德和意识形态的立场”。(52)
如果我们接受了“数字新闻流通是一种基础设施之上的(反复的)实践过程”的事实，那么我们就需要审视列夫洛夫等人理解新媒体的第三个层次，即社会安排。如同苏珊·斯塔尔(Susan Star)等人所说，“基础设施面对复杂的生态环境，其设计过程应该始终是试探性的、灵活的和开放的”。也就是说，作为复杂的互操作(interoperating)系统的数字媒体，可以通过一套好的接收和审查的“协议”(protocols)以实现分布式(distributed fashion)的构建，而“协议应由包含所有利益相关者代表的标准机构来制定和维护”。(53)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数字新闻流通秩序的建立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方社会行动者的共同参与和协作，包括对公众、平台、设备和实践“4P”的有机(重新)组合以“解构把关的过程”(unpack the gatekeeping)(54)，旨在为数字媒体生态系统中新闻流通的混乱带来秩序。
四、网络化媒体：扩散网络的研究案例
在这一部分，我们将以两项新闻媒体关系研究为例，说明如何从扩散网络的方法论出发具体研究数字环境(社交媒体)下的网络化媒体(networked media)的新闻流通实践。
首先，为了回答新闻媒体之间的新闻生产和扩散关系是如何形成的，我们的第一个研究探讨了新闻流通网络的“社会选择”过程以加深对“媒体一致性”(media consonance)的认识。(55)研究跟踪了将近690家新闻媒体的新浪微博官方账号的传播关系，并构建媒体之间的流通网络。在关系可供性框架下，微博平台为媒体用户提供了两种形成互动关系的可能性：转发和引用。其中，转发的功能使媒体能够对源头微博进行扩散，以提高新闻的“可见性”和内容价值，并且邀请用户参与到新闻生产的“把关”环节；引用是“媒体账号对其所转载或援引的消息来源进行申明的做法”，即在微博中提及媒体名称或附加新闻链接，这体现了专业媒体机构建立“事实与来源关系”的专业规范。从关系类型来看，转发和引用关系分别对应于上述传播关系中的“流”关系和“表征”关系。
在该研究中，我们采用社会网络分析和指数随机图模型进行网络描述和统计建模。经过对网络结构特征(密度、路径长度、聚类系数等)分析，发现在传播结构上，媒体转发网络较为稀疏，绝大部分媒体仅有少量的转发对象，但借助“弱连接的优势”新闻经过网络的核心媒体向边缘媒体扩散；而生产范畴的引用关系连接更紧凑，体现在网络中存在较多“三元闭包”(closed triads)，该构型有利于减少信息的不确定性并强化媒体的选择偏好。从度分布来看，转发网络的平均度和离散程度均低于引用网络，而引用网络围绕人民日报形成比转发网络更大的“中心势”。这印证了舒梅特和康特拉卡特的观点：与“自我报告式”表征关系相比，每一条流关系发生的信息流动都将增加接收者的“成本”而致使信息过载(overload)，所以转发网络有相对更低的实践上限(practical cap)和更小的度差异；而表征网络更容易形成以少数行动者为中心的无标度(scale-free)网络。
对于流通秩序的分析，该研究检验并扩展了“同质性”(homophily)理论，将媒体之间的新闻流通模式归结为“同质连接”与“异质流动”：同质的流通关系“更易于发生在相同的媒体行业、内容市场和属地之间，形成横向的、平行的信息传播结构”，侧面反映了媒体融合趋势下依然“森严”的媒体、行业和地域壁垒，从而影响信息资源流通和新闻同质化；异质流通模式则与媒体机构的政治和经济资本相关，传统的媒体规制的可能会影响公平竞争的传播市场的形成，此外经济地区的“倾斜发展”可能加剧新闻市场和资源的“极化”。
相对应地，第二个研究聚焦社交平台新闻媒体的“社会影响”问题，结合“互定向”(co-orientation)和“定位”概念和理论，分析媒体组织的网络关系和互动机制如何影响热点新闻事件的扩散过程。(56)研究以700余家新闻媒体的微博文本及其关系为研究对象，根据微博账号的关注关系和文本相似性，构建了媒体之间的流通关系网络；并以三个热点新闻事件为背景，使用事件史分析方法考察媒体属性(行业、内容和等级)以及网络结构(感染性、敏感性、结构凝聚性和对等性)对特定事件新闻扩散的预测效果。
研究发现，在特定的观察时间尺度下，地震事件和政治事件的扩散趋势整体或局部呈逆向“抛物线”，即在短时间内骤增然后增速逐渐减缓，主要受到新闻价值(如突发性、严重性)、政治宣传需要或作息时间影响；而疫苗造假事件中媒体数量增长较接近经典的S型曲线——前期报道媒体较少，然后在“临界点”到来后快速上升，可能是事实信息的不确性和组织内外“控制”等因素形塑了其扩散曲线。同时，研究还揭示了媒体固有的定位和角色，决定了媒体在不同新闻事件中的新闻选择和决策。其中，综合、财经和时政媒体分别在突发事件、敏感事件和政治议题报道上表现“抢眼”，而媒体等级差异反映了市场覆盖率或信息资源不平衡对媒体报道积极性的影响。最后，“互定向”机制(即媒体之间相互参考、“监视”以协调报道活动的做法)没有影响政治议程的流通，说明新闻行动者实践的惯例、价值标准或其他规范因素正在发挥作用。
在承认流通作为一种“过程”而不是“结果”的认识基础上，本文认为数字新闻流通本质上是一种新闻实践不断社会化、网络化和动态化的过程，数字技术所形构的基础设施为新闻行动的主体实践和关系建构提供了可能性和机会；反过来，流通实践在特定规范或外部制约下重新“形塑”数字技术框架，进而成为新闻流通行动者群体所共享的现实环境。故而，对数字流通的理解倾向于选择一种可供性观念导向下的、介于“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主义”的中间道路，既重视数字基础设施的物质性和能动性，又兼顾作为行动者的个体和组织在流通实践和社会安排中的主体性和价值考量。
具体而言，在整体性的(holistic)分析框架中，本文主张强调社会纽带形成的关系可供性为检视数字基础设施提供了概念工具，以分析促进或限制新闻流通的形式和结构性机会；发迹于传播学的原生概念即“扩散”，能够准确描述新闻流通实践中多元行动者的交互和网络化过程，并将数字新闻学导向通往社会科学的门径；而对“秩序”的重提既承认了新闻业长期存在的权力失衡和失序，更明确了对技术和新闻参与者的规范和责任倡导。
因此，在可供性、扩散与秩序的整合视角下，数字新闻流通研究有可能发散出新闻学的想象力，特别是在计算社会科学潮流的引领下，有望借助于网络科学和数据科学的理论、方法和工具驱动新闻学的理论创新和范式更迭。然而，不管是使用基于大数据的计算方法还是传统方法，抑或混合方法，正如里斯在展望未来新闻研究中所预言的那样，对媒体内容的参考将让位于话语空间(space)；新闻把关人的主观偏见让位于社会技术逻辑(logic)；而单一的媒体让位于更广泛的网络化集合(assemblages)。为此，“我们需要关心行动者、事实和权力，也不要忘记新闻学一直以来基本关切的规范性问题”(57)。
①马特·卡尔森、李思雪：《数字新闻流通与数字新闻认识论》，《新闻界》，2021年第10期，4-12页。
②Domingo D,Masip P,& Costera Meijer I.Tracing digital news networks:Towards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of the dynamics of news production,circulation and use.Digital Journalism,2015，3(1):53-67.
③常江：《数字时代新闻学的实然、应然和概念体系》，《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年第9期，39-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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