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抗战文学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深刻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始终与时代、社会紧密联结的本质特征。全面抗战爆发不仅改变了社会历史的历程，也促使文学创作发生根本转向。现代作家自觉凝聚起来，既书写战争的苦难，又表达向死而生的生存意志；既反思和批判国民性，又刻画和塑造民族精神。抗战文学作为民族救亡与精神重建的文化载体，不仅丰厚了中国文学的精神内涵，同时也呼应了世界文学发展的潮流，兼具民族根性与世界胸怀。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京津冀文脉谱系与‘大京派’文学建构研究”(18ZDA281)；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话语的历史谱系与体系建构”(2024JZDZ046)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中国抗战文学/ 抗日救亡/ 思想启蒙/ 民族性/ 世界性/

作者简介：刘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原文出处：《现代中文学刊》(沪)2025年第4期 第24-31页

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中最引人注目、最重要的创作，往往与时代历史的重大转折点紧密相连。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文学总是直接地介入现实，积极参与并推动历史的进程。从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内涵、思想主题包括文学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五四时期，文学革命以思想启蒙，批判国民性，锋芒直指封建传统，倡导个性解放；全面抗战爆发，文学则以血肉救亡，唤醒全民族抗战的激情，凝聚全民族抗战的决心和斗志。中国现代文学自始至终都以回应时代命题，担当社会责任为核心关切。全面抗战不仅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同时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重要部分，它直接影响、塑造了中国现代文学的面貌。中国抗战文学书写战争苦难，高扬战斗精神，关切人类命运，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性与世界性。

一、文学从来不是文学本身的事

中国现代文学从诞生起就显露了它的一个最重要的特色，它始终肩负着社会、时代和民族的使命。现代文学以“人的文学”为核心，但是“民族的文学”“社会的文学”始终是现代文学发展的应有之义。不仅中国如此，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文学是依靠文学本身得以发展的，文学的价值总是体现在它与时代、社会、教育、启蒙、人性，甚至政治、经济、科学等的对话与交融之中。在西方，“文学”原初的定义，本身就与人类全部人文知识的集萃有关，在文学理论的讨论中，文学研究经历了多次转向，即便是以反驳社会历史批评姿态出现的形式主义文论，在它有意将文学提纯以避免意识形态的介入时，其实本身就已经带有文学政治的意图。从古至今，没有一部经典的文学作品不是作家试图以文学追溯历史、书写现实并想象未来的尝试。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直接取材于俄法1812年卫国战争，浸透了他对人道主义哲学的理解；惠特曼的《草叶集》极具浪漫与激情，歌颂自然之美，但是这些表达都源自诗人对美国社会的想象，源自诗人的民族与政治愿望；艾略特的《荒原》充满了现代主义的尝试，诗中荒芜的景象、复杂的典故、玄妙的隐喻，根本上是源自作者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体验和刻画……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包括当代文学在发展演进的过程中，始终以对社会现实的关切和对家国民族的责任作为最重要的外在特征和内在本质，不仅是一种民族性的体现，更是对世界潮流的回应。

新文学的酝酿、产生和发展都与时代社会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五四新文学”的命名表现出新文学家对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社会密切联系的强调，将五四这一全国性的运动与文学革命、现代文学的起点紧密结合起来，意味着现代文学的核心特质正在于文学革新如何表现、呼应甚至引导了社会变革。多年来，我们都习惯地说“五四新文学”，1920年代中后期，五四运动爆发的几年内，就已经有将五四运动定位为“文化运动”的说法出现，并指出五四运动和文学革命的联系：“‘五四文化运动之结果，有文学革命之进行，更由文学革命爆发国民革命。’……五四文化运动，其本身为文学的……故吾人今日之重任，实应起承五四文化运动之余波，发动科学的、全民的、建设的积极文化运动之大波澜”。①1930年代，郁达夫等人回顾新文学发展的时候，使用“五四文学运动”的概念并将新文学的起点定在五四，“五四运动所给与的社会的影响，比文学的影响，要大得多；不过中国新文学的诞生，当然应该断自五四始”。②1940年代周扬在鲁艺授课时，提出“新文学运动正式形成，是在‘五四’以后，新文学运动史主要地即从‘五四’叙述起。”③而1950年代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直接以五四冠名新文学和文学革命，指出“新文学的历史，是从‘五四’的文学革命开始的”，④作为现代文学开端的文学革命，在五四运动前夕得到了酝酿与一定程度的展开，但正是五四运动，促进了新文化运动声势的扩大，推动了文学发展走向喧哗，凝结了文学运动与思想革命的坚实步调。以后的文学史基本采用了这种说法，并持续至今。以五四冠名新文学，用五四来关联文学的“新”、关联文学的“现代”性，意图正在于确立新文学的合法性，合目的性。1919年11月，因五四运动停刊六个月的《新青年》大量刊发与五四运动相关的白话诗，12月，随即推出《本志宣言》，“本志具体的主张，从来未曾完全发表”的《新青年》，要将全体社员把文学与社会、与经济、与政治紧密结合起来的共同主张“明白宣布”。⑤1915年创刊时，以“不谈政治”为态度的《新青年》，终于明确以文学、思想参与政治，这是对五四新文学最好的阐释。

鲁迅的所有作品都体现出他强烈的内在使命感，可以说鲁迅没有一部作品是纯粹为了自己而写。鲁迅早期译介活动为其描绘现实、介入现实的文学风格奠定了思想基础和开阔的视野。尤为关键的是，这些译介工作深刻体现了他批判国民精神，建构现代知识谱系的追求，体现了他对文学使命感、责任感的重视。《〈月界旅行〉辨言》中提到“我国说部，若言情谈故刺时志怪者，架栋汗牛，而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麟角。智识荒隘，此实一端。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⑥他敏锐地意识到文学体裁的选择本身即关乎知识传播与国民心智的塑造，认为国人提升智识、改变精神面貌，“必自科学小说始”，因为这类作品能寓教于乐，有效传播科学新知。《中国地质略论》则认为“世界之天府，文明之鼻祖”的中国，在地图绘制上充满了不科学，“此一细事，而令吾惧，令吾悲”。⑦他译介科学小说、撰写地质论文等行为，不仅有普及知识，增长国民智识的意图，而且也是一种有意识的文学干预与文化策略，旨在冲击旧的知识格局，引入新的认知范式，从而唤醒沉睡的国民性，培养科学思维与理性精神。《月界旅行》《中国地质略论》等译介，反映了鲁迅拓宽国民知识结构的努力，《科学史教篇》等文言文章更进一步显示出鲁迅对理性与非理性因素如何影响国民发展的深刻思考。这些文章，不仅从历史的维度系统梳理了西方科学与人文思想演进的历程，更将理性与非理性因素的交织作用清晰地展现出来，既强调了科学知识对启迪民智的作用，又强调了人文精神在锤炼民族文化上的贡献。鲁迅以跨学科的视野与辩证的思维，将科学知识的普及、人文精神的培育与国民性的改造结合为一个紧密相连的整体。无论是他的创作、批评还是他译介的核心动力与最终目标，都在于更新知识体系、再造国民精神，探索中国、中国人如何走上现代文明的觉醒与新生之路。鲁迅的这些思考沉淀在他的文学作品中，转化为冷峻剖析国民灵魂的思想资源，无论是《呐喊》《彷徨》中对阿Q精神、看客心理、知识分子困境的深刻揭示，还是《野草》中对个体孤独、绝望与反抗的哲学式叩问，又或是《故事新编》中对历史与神话的颠覆性重写，都不仅仅是艺术的创造，更是他改造国民性，书写“人的文学”，走向“立人”理想的文学实践。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现代文学表现出更强的现实参与感。大革命失败至全面抗战爆发前，社会矛盾和民族危机日益激化。这一时期，现代作家更深入地剖析社会结构，表达了对社会现实与人生百态的深切关注。茅盾的文学创作始终追随中国时代风云。茅盾真实地去生活，经历了动乱中国最复杂的社会现实，才开始了创作。他的《蚀》三部曲，到《虹》，“农村三部曲”，《林家铺子》《子夜》《腐蚀》，包括他唯一的话剧《清明前后》始终追随社会革命的风云变幻，特别是他笔下的民族资本家塑造，是对中国未来走向“药方”的讨论。鲁迅在给曹靖华的信中说：“国内文坛除我们仍受压迫及反对者趁势活动外，亦无甚新局。但我们这面，亦颇有新作家出现；茅盾作一小说曰《子夜》(此书将来当寄上)，计三十余万字，是他们所不能及的。”⑧体现了茅盾文学的时代性与其进步性。茅盾的“农村三部曲”和《子夜》《林家铺子》，共同构成了一个更大的“三部曲”，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进行全景式展现，它们都反映了中国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社会现状在越来越走向崩溃的现实。《子夜》通过20世纪30年代初民族资产阶级命运的描写来揭示中国社会的性质，“农村三部曲”通过丰收成灾现象写出了农村贫困化的根源和农民觉醒的艰难过程，《林家铺子》通过小镇商人的生活和命运，概括了30年代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激化的现实。《春蚕》的农村，《林家铺子》的城镇以及《子夜》中的都市，构成了茅盾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大规模的、全维度的分析，指出社会发展及革命斗争的方向。茅盾的作品从来都是追随时代社会的发展，始终表达对民族命运的关注，但这种紧随和关注构成了茅盾写作的又一个特色——未完成。茅盾试图尽可能地反映社会全貌，在设计长篇小说的时间跨度和文本容量的时候，往往先用一个宏大的图景统摄全篇，在逐步推进的过程中总是受制于对社会全景难以全面把握、创作时间不够充足等问题，只能以遗憾告终。他在桂林时打算用三部曲来描写“五四”前后到大革命时期的经济、政治、思想的社会大变动，最终只完成第一部《霜叶红似二月花》，而以《锻炼》为第一部的“抗战五部曲”也未能完成。但是这种未完成性，却显示出茅盾以反映时代、寻找国家出路为文学的使命，以整个国家与民族的未来命运为作家的担当。

全面抗战爆发至新中国成立，文学的使命感更是空前集中和强化，救亡图存、动员民众、鼓舞斗志、记录苦难等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文学的形式与内容都发生了深刻的“大众化”转向。在解放区，文艺与工农兵结合、为政治服务等创作方向掀起热潮；在国统区与沦陷区，作家们在严酷环境下坚持暴露现实。在民族危机的时刻，救亡意识的高涨，民族生存的觉醒，使得文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充满激情。抗战文学最大限度体现了政治和文学的关系，文学不是被动地受到政治的影响，而是在相当的程度上主动和政治保持相同的姿态，抗战文学不仅表现了面对外族侵略时的民族焦虑，在正面战场、敌后战场、大后方等多种战争场景都有准确、真实的描绘，同时也有对民族内部“新的和旧的痼疾”⑨的发掘与揭露。正是这种空前的民族危机与复杂的社会现实，对文学形式提出了革命性的要求。为了最快速、最直接、最及时地反映战况、鼓舞士气、唤醒民众，“战地化”与“大众化”兼具的新文体应运而生。从思想启蒙的文学革命，到剖析社会、走向十字街头的革命文学，再到战时动员的抗战文学，清晰地展现了中国现代文学使命感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侧重点和表现形式，但其核心始终是对社会、时代与民族的深切关注与责任担当。这种强烈的使命感使中国现代文学深度参与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在思想启蒙、社会动员、民族精神塑造、文化建设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塑造了现代文学的基本品格和作家的精神气质。当然，作家的使命感也带来了对他们创作的挑战，这种挑战极大丰富了现代文学的内涵与面貌，在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艺术性与政治性的张力、作家主体性与服务对象要求的矛盾、不同流派对文学使命理解的分歧，这一组组不断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关系，是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精神世界，把握其历史价值与审美特质的关键。

二、从思想启蒙到抗日救亡的重大转折

全面抗战爆发，整个中华民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苦难，开启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全面抗战不仅拦腰切断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同样斩断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方向，中国现代文学以其使命感与责任感，及时呼应社会变化，在对现实的书写，对人民精神的塑造中，实践了自身的价值，体现了文学溢出自身之外的担当与影响。抗战直接摧毁了中国人生存的物理空间和心灵秩序，五四以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内部的矛盾，但是抗战是全国、全民族抵抗外族侵略，中国人大面积地流离失所、家破人亡，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历经前所未有的艰难困苦，特别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人生活的艰难困苦远远超越了五四时期，也超过30年代。作家们敏锐感知并深刻认识到抗战形势的根本性变化，既客观地反映战争的残酷与社会变动的危机，又在动荡的环境中反观自身，用独特的个人体验书写苦难，更重要的是，作家们在战争中反思了民族发展的精神与思想历程。这种社会转折体现在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中，主要呈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作家认识到了抗战对中国历史进程和文学发展极其重要的意义，自觉地超越地域、理念、党派的种种差异，着力表现中华民族整体抗战的决心与不屈意志。自五四以来聚焦于内部矛盾的文学视野，在抗战时期发生了根本性转折。1936年9月，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叶绍钧、冰心、张天翼、林语堂、洪深、周瘦鹃等21人联合签名，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呼吁不同文学主张的作家联合起来，建立抗日的统一力量：“无论新旧左右，其为中国人则一，其不愿为亡国奴则一；各人抗日之动机，或有不同，抗日的立场亦许各异，然而同为抗日则一，同为抗日的力量则一。在文学上，我们不强求其相同，但在抗日救国上，我们应团结一致以求行动之更有力。我们不必强求抗日立场之划一，但主张抗日的力量即刻统一起来！”⑩这篇宣言以集体名义呼吁，当民族面临灭绝危机时，文学必须参与民族生存权的捍卫，打破了长期对峙的文学阵营藩篱，将民族身份认同置于一切文学观念的差异之上，为抗战文学奠定了统一的精神基础。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旨趣》特别指出“全国上下，已集中目的于抗敌救亡……民族的命运，也将是文艺的命运”，(11)要求将分散的文学力量集结起来，这标志着文艺界空前的大联合，超越了以往各种流派、社团的界限和论争，将抗战救亡确立为最高目标。在对文学功用的讨论中，现代作家有意识地表达出以文学创造新中国，以文学促进国家思想、民族统一的诉求。朱自清在《新诗杂话》中对近现代诗歌中表现出的“国家意念”予以梳理，认为辛亥革命传播了国家意念，五四运动则加强了国家意念，诗人们在他们的作品中表达对理想的中国的期待，这种对国家的情绪，在抗战以后达到了最高潮，“诗人是时代的前驱，他有义务先创造一个新中国在他的诗里。再说这也是时候了。抗战以来，第一次我们获得了真正的统一；第一次我们每个国民都感觉到有一个国家——第一次我们每个人都感觉到中国是自己的”。(12)冯乃超等人肯定文协整体抗战的能量和效用，指出：“现在一个旧的现实——理想与现实对峙的现实，将变成历史的陈迹，另一个新的庄严的现实——理想与现实综合的现实，成长起来，历史以雄壮的步伐勇往迈进。”(13)凸显了抗战作为文学转折的重要意义。与广泛传播抗战思想，动员群众的文学使命相呼应，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新的文学形式，如通讯、速写、特写等，特别是报告文学在战时空前繁荣，成为展现民族整体意志的重要载体。穆木天指出：“现在，成为我们文艺工作的基本的任务之一的，就是开展我们的报告运动”，(14)蒲风更是表明：“文学是反映社会现实的，一般的说来，都莫不含有报告的性质”，并列出报告文学应该具备的热情的、煽动的、暴露的、讽刺的、大众化的五个特点。(15)报告文学“既能像新闻一样迅速地说出事实，又能以文学的表现方法，补救新闻的简单叙述的缺陷；而最主要的，是它的真实性……报告文学是最有力的战斗文学形式”，(16)作家们奔赴各战区、大后方，记录下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人们共同抗敌的壮举。这一时期不仅出现了丘东平、碧野等青年作者以报告文学闻名文坛，还有丁玲、萧乾、骆宾基、何其芳、卞之琳、周立波等，无论是小说家、还是诗人都以报告文学的笔触，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社会在抗战时期的现实。战争彻底改变了无数作家的命运轨迹和创作方向，郭沫若毅然从日本归国，老舍辗转奔赴大后方重庆，郁达夫积极与日本侵略者斗争而被残害，萧乾远赴欧洲真实记录了二战欧洲战场的作战过程，穆旦弃笔从戎远征缅甸……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学，是在血与火中淬炼出的民族精神食粮。当作家们将笔深深浸入民族的血火之中，文学才真正完成了从思想启蒙到行动救亡、从书斋走向前线的转型。

第二，在描写灾难的过程中感悟生存，反思战争是抗战文学的又一重特质。战争带来的生死危机，让现代作家更加感受到生存的宝贵与生命的价值，这种对“生”的探求，必须要通过“死”的抗争来换取。鲁迅虽然没有经历全面抗战，但是他文字力透纸背的那种“向死而生”的精神，承传在每一位中国作家的血脉之中，构成了中国抗战文学的民族根性。鲁迅笔下充满了对死亡的审视和凝视，“坟”的指向，“火”的烧尽，“死”的欢喜……在鲁迅对死亡的书写中，实际上包含着他对生存的看重，“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17)这种反抗精神与生存意志，充实了中华民族斗争与坚强的韧性和厚度。抗战文学延续了鲁迅向死而生的文学底色，一部抗战文学史记录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痛史和哀史，现代作家不仅刻画战争中民众的流离失所、家破人亡、饥寒交迫，而且反映了无数中国人在绝境中的坚韧与挣扎，也是一部民族斗争史和精神史。这种苦难书写不仅是对历史的忠实记录，同时也是对国民情感结构的建设。老舍《四世同堂》中对这种重大历史转折的表现是沉痛的：“头上已没有了飞机，城外已没有了炮声，一切静寂。只有响晴的天上似乎有一点什么波动，随人的脉搏轻跳，跳出一些金的星，白的光。亡国的晴寂！”(18)在极端的沉静中，亡国的瞬间是一种本质性的、决裂性的改变。瑞宣在北平陷落时出门看天“天是那么晴朗美丽，他知道自己还是在北平的青天底下。……天还是那么晴蓝，而北平已不是中国人的了！”(19)山水依旧，但是土地的归属已经发生了改变，战火中反常的静谧是暂时的，但是战争带来的情感与精神的创伤是永久性的。在对灾难的深切体认中，老舍把现实的苦难提升到了文化反思的层面：“中国的抗战绝不是黩武喜杀，而是以抵抗来为世界保存一个和平的，古雅的，人道的，文化。这是个极大的使命。每一个有点知识的人都应当挺起胸来，担当这个重任。爱和平的人而没有勇敢，和平便变成屈辱，保身便变为偷生。”(20)老舍不仅写到中国人的责任，同样也写到中国人的觉醒，更写到了诗与暴力是如何在战争中碰撞，并变为生命的激情。钱先生被捕后“忽然想起来：现在教他‘化了’的不是诗，而是人世间的一点抽象的什么；不是把自己融化在什么山川的精灵里，使自己得到最高的和平与安恬，而是把自己化入一股刚强之气，去抵抗那恶的力量。”(21)生存环境的突变让他的文学理想和个人追求结合成一种求生和抵抗的意志，熔铸为一种对生命力量的坚守，“他不肯就这样释放了自己。他宁愿忍受苦痛，而紧紧的抓住生命。他须活下去，活下去！”(22)

艾青的诗歌最直接地描写战争带来的苦难，也根本性地对战争发出了诘问。“土地的垦殖者/失去了他们所饲养的家畜/失去了他们肥沃的田地”，(23)《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不断强调“失去”的动荡，是一种对苦难最直观的描绘，从战争爆发开始，人们就开始失去，从赖以生存的土地被剥夺，到亲人血肉的骤然消逝，最终蔓延至生存信念的崩塌与人性温度的冻结。艾青所表现的这种封锁，是从身体至于心灵的全面冻结。对于战争中的受难者，时间与空间是迟滞的，但是唯有失去在不断流动。他的叙事长诗《他死在第二次》，更加直观地表达了“一个兵士/不晓得更多的东西/他只晓得/他应该为这解放的战争而死/当他倒下了/他也只晓得/他所躺的是祖国的土地”，(24)艾青说这首诗“是为‘拿过锄头’的、爱土地而又不得不离开土地去当兵的人，英勇地战斗了又默默地牺牲了的人所引起的一种忧伤。这忧伤，是我向战争所提出的，要求答复与保证的疑问。”(25)对战争的反思与对生存的描绘，不仅是艾青在抗战中表达的人生思索，而且根植于对生命、对人性、对战争本身的哲思。路翎的作品并非以抗战为主题，但是战争始终是主人公成长的背景，特别是路翎对战争暴力的反思，让这部小说具有突出的精神价值，“战争扰乱了感情，并扰乱了对于现实的某些正直的屈从，人们相信奇遇；相信强烈的感情和迅速地获得的理解，并相信侠义和英武；这一切显然对于被不寻常的事变所惊扰了的人们，是那样的必需，并看来是很容易完成，一定会完成的。”(26)老舍的《四世同堂》、艾青的诗歌与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都以独特的笔触，剖析战争时期民众承受的苦难。这些作品不仅是民族灾难的纪实，更在悲怆的底色上，熔炼出对生命韧性与民族觉醒的深刻感悟，将民族个体的创伤与挣扎升华为一种关于生命哲学的集体追索。

第三，抗战文学对国民性的反思与对民族精神的塑造。1931年日本侵华，鲁迅以杂文的尖锐性，对战争形势的变化、政府不作为的痛恨予以真实反映：“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中国国民党治下的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他们也不惊诧。在学生的请愿中有一点纷扰，他们就惊诧了！”(27)萧红的《生死场》里，不仅有对中国人“忙着生，忙着死”的批判，也有对“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这种激越精神的体悟。在村子里，时空似乎是凝固的，生与死永远在一种轮回中不断重复，村里的人只能被日复一日的生存推着前进，“死人死了！活人计算着怎样活下去。冬天女人们预备夏季的衣裳；男人们计虑着怎样开始明年的耕种”，(28)在萧红笔下，这里的村民充满了动物性，甚至连乡土社会的运行规则都是低级的繁衍与淘汰，女人与动物生产场景的互文从根本上点出“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如果萧红的笔触终止于此，那么这部作品仅仅停留在了对封建乡土社会与国民性的批判层面，但是萧红以第十章“十年”和第十一章“年盘转动了”极短的两章完成了巨大的转折，使得前面乡村凝滞的状态完全被打破，生死轮回的时空观念直接被终止。“十年”中写“十年前村中的山，山下的小河，而今依旧(似)十年前，河水静静的在流，山坡随着季节而更换衣裳，大片的村庄生死轮回着和十年前一样。”(29)紧接着“年盘”的转动，带来了乡土社会的全面溃败“村人们在想：这是什么年月？中华国改了国号吗？”(30)萧红特别擅长在小说的章节结构上做文章，第十章、第十一章不到300个字的容量里，不仅总结了这片生死场的权力结构的牢固与落后，更直接地把日本侵略作为更加蛮横的暴力纳入叙事空间，作为更加具有破坏性的力量把“生死场”的含义扩大化。

巴金笔下死在抗战胜利前夜，在战争与家庭的卑琐中饱受折磨的汪文宣，是对战争中国民性的刻画，也是对抵抗外敌的战斗中，可能出现的内部矛盾最真实的反映，和对民族精神史、思想史的叙写。吴组缃曾指出“发扬我们民族的抗战精神”的同时，也要指出“各方面的病根和缺陷，污点和错误”，(31)巴金正是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顽疾。《寒夜》一开头就是极度紧张的气氛，“紧急警报发出后快半点钟了，天空里隐隐约约地响着飞机的声音，街上很静，没有一点亮光。”(32)这样的场景，是巴金最真实的经历，他回忆“在战时的重庆和其他所谓‘大后方’知识分子的生活都是十分艰苦的。”(33)“《寒夜》第一章里汪文宣躲警报的冷清清的场面正是我在执笔前一两小时中亲眼见到的。”(34)巴金在为《寒夜》新文艺出版社1955年新版写的《内容提要》里说：“写的是一九四四、四五年国民党统治下的所谓‘战时首都’重庆的生活。……男主人公断气时，街头锣鼓喧天，人们正在庆祝胜利，用花炮烧龙灯。这是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沉痛的控诉。”(35)汪文宣的个人处境，不仅有家庭的因素，同样深深地体现了时代的残酷，曾经抱有文学理想的知识分子，如何在战争与国民党残酷的统治下艰难求索，理想的破碎与家庭的琐碎，摧毁了他的意志和身体。

三、抗战文学的民族根性与世界胸怀

文学的转折从来都不是文学自身发展的自然转变，而是诸多有识之士人为抬举的结果。这个过程体现了中国文学，特别是近代以来文学发展之所以有一种鲜明的责任感使命感，是时代社会促进和人为干预双重作用的结果。抗战时期文学从启蒙向救亡的转折，其根本动力和决定性因素来自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救亡图存成为压倒一切的时代主题，必然要求文学调整其重心和功能，承担起动员、鼓舞、凝聚民族力量的历史使命。社会现实为文学提供了全新的、紧迫的素材和主题，迫使作家重新思考文学的价值和方向。这种“被时代选择”而非“自然生长”的特性，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在应对历史剧变时的一个突出特点。穆旦在《野兽》中写到“这是一个苦难民族的悲号——黑夜里叫出了野性的呼喊，是谁，是谁噬咬它受了创伤？”(36)茅盾在《炮火的洗礼》中写：“敌人的一把火烧得了我们的庐舍和厂房，却烧不了我们举国一致的抗战的力量！不，敌人这一把火，将我们万万千千颗心熔成一个至大无比的铁心了……在炮火的洗礼中，中国民族就更生了！”(37)民族存亡的绝境，构成了文学转向无可抗拒的外在动力。北平沦陷、上海失守、南京城败……山河破碎的惨痛现实如重锤敲击着每一个作家的灵魂，外部环境的极端压力，将文学从个人抒怀的方寸之地，推向了民族抗争的广阔战场。抗战文学的文学史意义，不仅在于文体的革新，更在于文学质地的重塑，作家们以整体性、民族性的眼光书写心中对战争的批判和团结抵抗的决心，使得抗战文学成为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最饱含痛苦却也最富有力量的一段。抗战文学从启蒙到救亡的转向，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在应对历史剧变时“被时代选择”的突出体现。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作为根本动力，文学由个性解放的园地，转变为民族救亡的思想战场。

这种由时代外力驱动的转折，进而内化为中国现代作家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无论是五四时期的启蒙批判，还是抗战时期的救亡呐喊，作家们普遍将文学视为改造社会、唤醒民众、拯救国家的有力武器。这种鲜明的使命感，是时代赋予的，也是作家在民族危难中主动承担的，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特质。在抗战文学的创作过程中，作家自觉地由现实需要指引文学创作，郭沫若在总结抗战文艺发展时，以社会要求为导向，指出“军民间可歌可泣的故事！这是我们目前所迫切需要的，民间向我们需要，军队间向我们需要，国际间也向我们需要。”(38)文艺必须回应时代的紧迫呼唤，服务于军民鼓舞士气、国际争取支援的现实斗争。老舍在《大时代与写家》中说：“每逢社会上起了严重的变动，每逢国家遇到了灾患与危险，文艺就必然想充分的尽到她对人生实际上的责任，以证实她是时代的产儿，从而精诚的报答她的父母”，(39)将文艺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捆绑，“抗战文艺产自抗战写家而抗战的事工正自繁多，我们满可以自由去选择与投效。”(40)这“选择与投效”的自由，恰恰是基于高度自觉的责任意识。作家们主动拥抱时代洪流，在多样化的体裁中，寻找自己服务抗战、贡献力量的途径。无论是深入前线报道战况，还是创作激励民心的作品，或是揭露敌人暴行、歌颂英雄壮举，都是体现出作家在民族存亡关头被激发出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深刻地塑造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面貌和精神内核。它使得现代文学，尤其是抗战文学，呈现出强烈的现实介入性、民族性和鼓动性。作家们不再是生活的旁观者或纯粹的艺术探索者，而是成为民族解放事业中不可或缺的参与者。

外部环境的逼促是文学转变的诱因，但是根本上促使文学发生巨大变化的是作家们情感的震动，和有感于现实产生的思想转变，中国抗战文学如此，世界文学也是如此。1937年，普希金逝世一百周年，现代作家为什么集体纪念普希金？正是因为他身上那种爱国的精神，反抗与战斗的强力，与中华民族在抗战期间的情感与精神形成了共鸣。唐弢在纪念普希金百年诞辰时写“他是沙皇统治的猛烈的攻击者，然而却是一个最爱他的祖国的民族诗人。……纪念普式庚，学取他的自由思想，他的战斗的精神，对于我们这些和他有着同样的悲剧的命运的人们，是应有的决心！”(41)19世纪初，深重的农奴制危机、严酷的沙皇专制与知识界对现代化的渴望交织碰撞，形成巨大的精神压力和社会张力。普希金的文字承载了俄国文学厚重的精神传统，他文字的意义超越了文学本身，而具有社会性、世界性，普希金的文字之所以能够引起抗战时期作家们的共鸣，不仅是其文学创作在深重的现实苦难中迸发出的巨大社会能量，而且也源于在其作品中充盈着哲学思辨与生命力量，这正与中国抗战文学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抗日战争本身就属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作家在对战时种种情况予以描绘的同时，也展现出了充分的世界视野，将对人类的关怀倾注在笔端。穆旦在《X光》中表达对光明的渴望和对现实残酷的失落，在这首诗中“中国饥饿的人群”“不断的流血的革命”“欧洲弱小的国家”相继出现，诗人此刻对“光明”与“太阳”的向往，也是欧洲弱小国家人民的向往与追求，诗人“光明是人们的想像，光明是不存在的”的痛与愁，让他在“窒息”的情绪中与同处于弱小者、被压迫者、受损害者形成了共振(42)；在《不幸的人们》中，他反思战争的残酷“诞生以后我们就学习着忏悔，我们也曾哭泣过为了自己的侵凌，这样多的是彼此的过失，仿佛人类就是愚蠢加上愚蠢——是谁的分派？一年又一年，我们共同的天国忍受着割分，所有的智慧不能够收束起，最好的心愿已在倾圮下无声。”(43)穆旦将对现实的感触上升为一种对人性与人类的同情和理解，这节诗包含的是穆旦对整个人类历史的追索，本应有的智慧与和平的心愿，在一年又一年的不断相互倾轧中崩塌，这种战乱的历史似乎总在人类发展史中上演，不幸的海浪侵袭安定的领土，不可抗拒的磨难，让不幸的人们的心灵紧紧相连。

抗日文学体现出的民族性正在于我们中华民族忍辱负重、不断抗争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与世界范围内的文学作品形成了呼应。中华民族从根本上看是一个不屈的民族，从“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似乎一直在被奴役、被戕害，一直承受着战争的暴力与煎熬，但是中国人从未屈服，中国人的反抗从未停止。我们的民族根性是善良的，以和为贵、兼济天下是我们民族的高尚品质和精神操守，但是我们的民族有气节、有风骨、有力量，温厚而不屈从，隐忍而不消沉。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救亡之战中，我们国家的信念从未丧失，我们的斗志从未磨灭。抗战文学的意义正在于它超越了娱乐或审美，成为这种民族精神与灵魂的载体。无论是俄罗斯的民族觉醒与社会危机还是中国面临的民族生死存亡，都显示出文学如何在历史与现实的转捩点发挥其作用，这也为我们理解抗战文学提供了世界性的关键视角，即将其置于世界文学的宏阔视野中，抗战文学内蕴的主体性与时代性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人类在面临重大社会危机时的如何寻找自身位置，如何描写现实、想象社会的真实记录。

抗战文学的民族性表现为它始终主动、积极地与时代社会、家国情怀深度交融；抗战文学的世界性则体现在它是通向全人类、全世界的一次文学对话。抗战文学的生命力之所以如此持续且强劲，正是因为其间既凝结着整个中华民族痛苦的眼泪、不屈的抗争、沉潜的反思，而且汇聚了抵达人类灵魂深处的，对生命的叩问，对人性的追索，和对存在的沉思。

注释：

①章渊若：《再来一次文化运动》，《民国日报》1929年7月26日。

②郁达夫，适夷，胡秋原：《五四文学运动之历史意义》，《文学》1933年第1卷第1期。

③周扬：《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文学评论》1986年第1期。

④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第1页。

⑤《本志宣言》，《新青年》，1919年第7卷第1期。

⑥鲁迅：《〈月界旅行〉辨言》，《鲁迅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64页。

⑦鲁迅：《中国地质略论》，《鲁迅全集》第8卷，第5页。

⑧鲁迅：《1933330209致曹靖华》，《鲁迅全集》第12卷，第368页。

⑨沙汀：《这三年来我的创作活动》，《抗战文艺》1941年第7期。

⑩《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新认识》1936年9月20日第2号。

(11)《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旨趣》，《文艺月刊》1938年第1卷第9期。

(12)朱自清：《新诗杂话·爱国诗》，《朱自清全集散文编》第2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355—360页。

(13)冯乃超：《文艺统一战线的基础》，《战地》1938年第1卷第1期。

(14)穆木天：《关于报告文学》，《文艺月刊》1938年战时特刊第11期。

(15)蒲风：《论报告文学》，《抗战大学》1938年第1卷第5期。

(16)岳昭：《抗战文学与报告文学(一)》，《自学(上海)》1938年第1卷第8期。

(17)鲁迅：《北京通信》，《鲁迅全集》第3卷，第54页。

(18)(19)(20)(21)(22)老舍：《四世同堂》，《老舍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31页；第33页；第425—426页；第380页；第389页。

(23)艾青：《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艾青全集》第1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160页。

(24)艾青：《他死在第二次》，《艾青全集》第1卷，第281页。

(25)艾青：《为了胜利——三年来创作的一个报告》，《艾青专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68页。

(26)路翎：《财主底儿女们》，《路翎文集》第1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0页。

(27)鲁迅：《“友邦惊诧”论》，《鲁迅全集》第4卷，第369页。

(28)(29)(30)萧红：《生死场》，《萧红全集》第1卷，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年，第235页；第262页；第262页。

(31)吴组缃：《我对于全国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几点管见》，《新华日报》1938年3月27日。

(32)巴金：《寒夜》，《巴金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419页。

(33)巴金：《〈寒夜〉挪威文译本序》，《巴金全集》第8卷，第706页。

(34)(35)巴金：《谈〈寒夜〉》，《巴金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502页；第511页。

(36)穆旦：《野兽》，《穆旦诗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27页。

(37)茅盾：《炮火的洗礼》，《茅盾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447—448页。

(38)郭沫若：《发挥大无畏的精神》，《郭沫若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310页。

(39)(40)老舍：《大时代与写家》，《老舍全集》第17卷，第110页；第113页。

(41)唐弢：《为什么纪念普式庚》，《立报》1937年2月10日。

(42)穆旦：《X光》，《穆旦诗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64—65页。

(43)穆旦：《不幸的人们》，《穆旦诗集》，第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