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杨晨玥,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5。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京津冀文脉谱系与‘大京派’文学建构研究”(18ZDA281)阶段性成果。
摘 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新时代文化建设与学术发展的核心使命。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承载中华民族精神、记录百年本土经验、彰显中国式现代化成就的重要学科,其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既是巩固文化主体性、赓续中华文脉的内在要求,也是提升中国文学创造力与国际学术影响力的必然选择。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学界立足百年学科发展历程,围绕文学史梳理、文学作品创作、文学理论研究三大维度持续深耕,力求实现从“照着讲”到“自己讲”的方法论自觉与“通人之学”的学术传统积淀,努力探索新时代中国现当代文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路径,并在此过程中积极引领我国文艺创作从高原迈向高峰。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文化主体性;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学科建设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一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根本方向与核心任务,为各学科知识创新、话语建构等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为精髓要义,系统回答了新时代文化建设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育什么人、担什么使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是引领中国文学事业发展的思想旗帜与行动指南。202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再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中国现当代文学植根于中国百余年的社会变革与文化转型,既是延续中华文明、见证文化传承的关键载体,也是记录民族精神、表达中国经验、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阵地。历经长期探索,目前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在文学史体系完善、文学作品创作、学术研究和话语建构等层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发展态势愈发清晰。在此基础上,要继续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加快推进中国现当代文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这既是巩固文化主体性、赓续中华文脉的内在要求,也是立足中国实践、提炼中国理论、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国文学研究走向世界、提升国际学术影响力与文明传播力的必然选择。这一构建进程,将为新时代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提供更加坚实的理论支撑,也将为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理论指引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行动纲领,从根本立场、思想根基与实践路径等层面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系统性、整体性的理论指引。
第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根本遵循。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文艺工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为文艺的创作和研究确立了根本立场。随着当前社会节奏的不断加快与科技的全面发展,尤其是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新媒体平台等前沿科技的迭代升级,我们的文艺观念与文艺实践也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近些年,“新大众文艺”已经逐渐进入大众视野,成为文艺研究的焦点问题。这种变革不仅是简单的对文艺形式的创新,更涉及文艺内涵、创作主体、传播路径以及文艺评价体系的重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坚持人民立场的文艺思想有着十分深厚的历史渊源,更是新时代形成“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导向的思想根基。人民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历史的创造者,在文艺创作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因此,我们的文艺创作要热爱人民、尊重人民,这要求文艺工作者以真挚持久的情感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深刻体悟人民生活的本质和底蕴,如此才能创作出真正触动人心的作品。只有真正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创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打造出经得起人民评价、专家评价、市场检验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才能为当下中国现当代文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筑牢理论根基,引导我们的学科研究和文学创作不断进步。与此同时,全球化日益加深的发展趋势让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度。文艺创作为世界提供了更多认识中国和感知中华文化的机会,这与国家形象的塑造与文化软实力的展现密不可分。当下的文艺作品越来越成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载体。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 这一论述深刻阐明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在提升综合国力、重塑世界格局中的重要作用,也指明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使命担当。
第二,文化自信与文化主体性的确立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重要前提。文化自信与文化主体性的确立,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自主知识体系的有力支撑,是知识生产与理论创新的内在灵魂。中国现当代文学承载着百余年来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精神追求与价值理想,记录了我国从传统走向现代、从苦难走向复兴的完整而艰难的历程,在梳理我国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确立文化主体意识、增强民族文化自信等方面,都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独特作用与战略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深度阐释百年文学经典,系统梳理现当代文学的发展经验,对于激活中华民族文化基因、赓续中华传统文脉意义重大。同时,我们的文学创作要持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价值,以此不断增强国民的文化认同感、归属感。中国现当代文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也为其他学科的知识生产提供了有力参考与宝贵的话语资源。
第三,“两个结合”与守正创新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方法论指引。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的重要论断,“两个结合”深刻揭示了新时代思想文化发展与学术体系建设的根本规律。“两个结合”意味着既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牢牢把握学术研究的发展方向,又要立足于中国国情,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沃土,为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筑牢科学的理论根基与深厚的文化根基。而守正创新则是贯穿其中的根本原则。它要求我们既坚守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坚守中华文化的根脉与核心价值,坚守学术研究的人民性与科学性,确保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立足于中国长期以来的历史发展实践;又要理解时代的需求,面向中国文化发展中的种种现实问题,推动学术研究、理论构建与话语体系的原创性发展,打破对西方理论路径的依赖,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发展道路,实现知识生产的自主自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始终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本身就是“两个结合”的生动呈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而言,这意味着要在学科体系上实现边界拓展与内涵深化,在学术体系上实现范式创新与理论突破,在话语体系上实现概念自主与国际表达。同时,学科建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时代主题为导向,以文化认同与民族精神为价值内核,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二、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进程与人民文艺实践
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历经百年发展,其形成与演进,既是中国现代学术转型的缩影,也是我国文化主体性不断巩固的见证。从学科话语的最初确立到学科体系的完善成熟,从依附于西方理论到走向学科的自主阐释,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在历史积淀中形成了独特的学术谱系和方法论自觉。回溯学科传统,梳理学科的历史脉络,不仅能够清晰地呈现内在线索,更重要的是为新时代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重要的历史经验、理论资源与思想依据,让我们的学术研究始终扎根于历史的土壤,在吸收西方思想资源的同时,坚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继承与创新。不可回避的是,西方文明的冲击对五四新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但我们更应看到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的内部有着它自身的发展逻辑。
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话语经历了从奠基到成熟的百年演进历程。在学科话语奠基的五四时期,鲁迅的“立人”思想、陈独秀倡导的“学术独立”、胡适倡导的科学研究方法等,共同构成了学科的思想基础。1927年至1937年是学科话语的分化期,一方面革命文学史范式开始形成,以政治事件锚定文学史节点的模式得以开启;另一方面新文学学科化进程加速推进,燕京大学开设新文学课程,清华大学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编纂具有范式意义,大学中新文学课程的设置标志着学科萌芽。1937年至1949年,受到战争的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也在艰难前行。其中以西南联大的学科建设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面对山河破碎、烽火连天的局势,杨振声、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等学者坚守阵地,排除万难,坚持推进新文学学科建设。杨振声作为西南联大的中文系教授,先后开设了“中国新文学简史与创作实习”“现代中国文学讨论与习作”等课程,亲自撰写教学大纲,致力于“为中国新文学开辟道路”。陈平原评价指出,“支撑着西南联大的现代中国文学课程的,是杨振声先生”。与此同时,千万学人也在战争中调整创作和研究的重心,将文学研究与民族救亡相结合,既遵循了新文学的历史发展脉络,更强调发挥文学的社会功能,发扬民族精神,取得了丰硕成果。尽管战时物资匮乏、教学条件简陋,但是以西南联大学者为代表的广大学人始终以坚韧的学术精神和学术毅力守护着学科发展,延续着新文学学科的学术血脉,为后来的学科建设与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1949年至1978年是学科话语的建设期,现代文学学科正式建制化,学科话语更加注重革命性、进步性与大众化、民族性相结合,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卷本)成为奠基性学术成果。进入新时期,学科发展迎来成熟期,20世纪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思潮推动了学科话语的多元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出版、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与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的问世,标志着学科话语体系的成熟。从“新文学”到“现代文学”,再到“现当代文学”的命名演变,深刻体现了学科意识的自觉性与学科确立过程中的独立性。学科话语逐步形成了革命性、现代性、民族性、世界性并重的特点,实现了文学性与思想性、审美性与社会性的有机统一。百年来,几代学人围绕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进行了大量讨论,涉及学科性质、标准与边界、视野与方法等方面,共同奠定和夯实了学科根基,为新时代中国现当代文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经历了从“照着讲”到“自己讲”的转变,实现了方法论自觉。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学东渐的浪潮,西方文论与思潮对中国的文学和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且深度参与并重塑了中国文艺的构建过程。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到后来的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西方文论不仅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更对人们的思想观念、文化认知等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学者倾向于以西方文论的框架标准和话语逻辑来解读中国的文学现象,这种“照着讲”的研究模式,尽管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中国文学自身的主体性。新时期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与人民文化自信的逐步提升,学界开始逐步反思西方文论主导下研究范式的固有局限,逐步确立起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点重建学科话语体系的自觉意识。当下研究者以更积极的姿态主动回归中国文学的历史语境,以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逻辑为核心,重新梳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脉络,阐释中国文学发展演变的独特路径。这种方法论的自觉,归根到底源于文化主体性的确立。它从根本上意味着在文学研究和知识构建的过程中,研究者应始终立足本国的国情和视角,坚守中国立场,直面中国文学发展的现实状况,并且深度阐释孕育其中的中国实践、中国问题与中国经验。研究者要关注中国文化的发展变化对当下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挖掘文学作品中蕴含的文化基因、民族精神与时代内涵。总体而言,从“照着讲”到“自己讲”的根本性跨越,确保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知识体系构建的自主性、原创性和民族性,让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真正成为彰显文化自信、传递文化精神的重要载体,为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对话贡献智慧与力量。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通人之学”的传统为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丰厚的学术资源。中国传统学术历来尊“通人之学”而不倡“专家之业”,学人的治学理想主要建基于厚重绵长的文化底蕴,提倡融会贯通、博采众长。王国维将西方现代美学与中国古典美学融为一体,以《人间词话》开拓了近现代学术的新格局、新境界,创立了独树一帜的美学思想体系;陈寅恪在运用西学知识和外文史料进行国学、史学研究上自成一家;饶宗颐在多个领域学艺融通;杨明照恪守朴学、深耕旧籍,承继着中华传统文化血脉。这种文史哲贯通的学术传统,为当代“大文学史观”的确立提供了借鉴。打破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学科壁垒,对中国文学精神与审美传统加以整体性把握,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奠定了深厚的历史根基。
中国从现代到当代的百年发展历程中诞生了许多经典作品,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方向也在不断调整。当下,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文艺“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导向,号召广大作家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书写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在于核心概念的自主性,而“人民性”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最具标识性的概念之一,具备永不停滞、与时代同频的焕新能力。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人民性”这一概念的内涵不断得到丰富。近年来“新大众文艺”的兴起,再次为这一概念内涵的深化提供了契机。“当下时期的‘新大众文艺’,既是‘文艺大众化’所体现的‘人民性’文脉的自然延续,又具有自己时代的新意蕴与新特点。” 创作主体从专业作家扩展至普通大众,接受方式从被动阅读转向主动介入,这意味着“人民”在文艺实践中的位置发生了变化。文学期刊的转向同样印证了这一趋势,《延河》开设“新大众文艺”专栏,“素人作家”如王计兵、曹兵等,与专业作家一道公开发表作品;《红岩》《芙蓉》等刊物显著增加了现实经验叙事作品的比例,普通个体的生活经验逐渐成为文学叙事的重要资源。实践告诉我们,对“人民性”的讨论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号层面,而须进入具体的文学现场,考察其在创作、传播与接受中的实际落点。
现实主义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的主潮,创作界产出了一批以现实为基础、紧密贴合中国社会发展的作品。新时代的现实主义创作突破了西方批判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叙事套路,形成了更符合中国国情的叙事范式。2022年,中国作协在湖南省益阳市启动“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并举办系列活动。益阳市清溪村是作家周立波的故乡,20世纪50年代,周立波在创作了《暴风骤雨》后,又以清溪村的基层生活为原型创作了长篇小说《山乡巨变》。中国作协的此次活动,正是通过周立波的作品接续人民文艺扎根乡土、书写时代变迁的文学传统,以六十余年乡村发展为历史对照,搭建起当代作家回望红色乡土文学、直面乡村振兴现场的创作桥梁。整个活动依托清溪村设立全国性新时代文学实践点,组织大批作家走进乡土一线采风调研,在《山乡巨变》记录农业合作化历史变革的基础上,书写当代脱贫攻坚、共同富裕背景下全新的乡村图景,推动当代新乡土题材原创作品持续涌现,为构建中国现当代文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鲜活、厚重的创作样本,生动践行着“以人民为中心”这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根本立场。此外,乔叶的《宝水》、付秀莹的《野望》、杨志军的《雪山大地》、欧阳黔森的《莫道君行早》等作品都摒弃了传统乡土文学的怀旧与悲情叙事风格,更多聚焦乡村产业转型、城乡共生、乡土文明自我革新等题材,构建起“新乡土实践美学”,完整呈现了崭新的乡村图景。在报告文学领域,《乡村国是》《金青稞》《悬崖村》《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等作品都以作家实地采访为基础,记录我国精准扶贫的实践过程,为当下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提供了样本。在宏大叙事之外,近些年刘亮程、阿来、李娟等人的边地书写也以其独特的古典意象、叙事智慧、美学精神等进入读者视野。这类作品吸纳了传统山水田园美学精神,构建起深具中国意蕴的自然美学境界,以民族民间文学的资源介入长篇小说叙事,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些年来文坛还涌现出大批与城市发展密切相关、描写平民生活的作品。梁晓声的《人世间》以周秉昆的人生轨迹为线索,以平民视角书写数十年间的百姓生活变迁史,还原了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历程。徐则臣的《北上》勾勒大运河百年间的历史,作者以见证者、亲历者、体验者的身份将自己的真实情感融入运河题材写作,在质朴温和的叙事中关照着运河的历史与文化。同时,徐则臣在《耶路撒冷》《跑步穿过中关村》《王城如海》等作品中塑造了“京漂”这一群体形象,描写当代青年离开故土来到北京后的生活处境,书写了他们的命运沉浮,发掘他们性格中的潜在力量。作家从这些平凡的故事中、平凡人的身上透视一座城市的发展,在继承京味文学传统的基础上探索着新京味文学创作的道路。从贾平凹的《秦腔》到毕飞宇的《青衣》,再到陈彦的《主角》,这类作品则是聚焦地方戏曲艺人命运,融合民间文艺、时代变迁与传统美学等维度,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以古典审美构筑起新的中国故事。此外,一批以戍边等为题材的作品也填补了当下的创作空白,如毕淑敏的《昆仑约定》以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高原生活为背景,再现了戍边青年的理想主义精神,拓展了边疆文学、军旅文学的边界。
除了现实主义题材,还有许多作家不忘初心、深耕党史资源,持续书写着党和人民艰苦卓绝的革命奋斗历程。新时代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摆脱了西方战争叙事和英雄主义叙事的模式,立足中共党史和新中国史的完整脉络,形成了独特的创作视角。由龙平平担任编剧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讲述了1915年至1921年间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青年革命者的思想觉醒与奋斗历程,再现了新文化运动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程,阐释和还原了现代左翼文学起源和发展的历史逻辑。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以20世纪30年代党中央从上海转移到瑞金的秘密行动为主线,创新了谍战题材作品的叙事语言,经过多方考察努力还原了彼时上海、南京、广州等地真实的社会风貌,以陈千里等人物的深沉情感和忠诚革命信念为中心书写了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往事。
另外,面对拥有数亿用户规模的网络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也与时俱进,密切跟踪并展开深入研究。从北京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成立网络文学研究中心,到网络文学作为独立研究方向的确立,这背后是对“文学性”定义的重新叩问。当下网络文学研究也正面临“网生性”与“经典化”之争:强调“网生性”的学者往往以媒介特征消解文学经典的意义,而强调“经典化”的学者又常以既有标准对网络文学进行评判。走出这一困境的关键,在于坚持以“两个结合”为方法论,既重视网络文学作为通俗文学在互联网语境下发展的独特性,又将其纳入中国文学本土经验的整体框架加以阐释。事实上,网络文学中蕴含的中国古典叙事母题、民间审美趣味以及强烈的读者互动性,恰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数字时代的创造性转化的具体表现,需以“大文学观”加以观照。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网络文学作品进入大众的视野,现实题材网文、传统文化改编网文、工业题材网文形成规模化创作趋势,《大国重工》《长安的荔枝》等作品将传统叙事与当代产业发展实践相结合,体现了新时代网络文学作品的巨变。与此同时,学界也逐步建立起适配本土网络文学现状的自主的批评标准。
三、新时代中国现当代文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形成清醒的学科自觉,构建自主完备的知识体系,已经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亟待完成的任务。这不仅需要我们客观看待已取得的喜人成绩,更需要敏锐地观察到学科在当前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长久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视野大多局限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类传统文体当中,而近些年学科发展最突出的变化,就是研究边界的不断拓展,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经典的文学文本,而是逐步延伸至网络文学、创意写作、跨媒介叙事、非虚构纪实写作等新兴领域,这一转变折射着文学研究思维与观察视角的全面转变。2024年,中文创意写作正式成为中国语言文学下设的二级学科,这一调整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提供了全新的发展思路,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重理论研究、轻创作实践”“重文学史梳理、轻写作训练”的固化思维。复旦大学早在2009年就设立了全国首个创意写作硕士学位点(MFA),开设“小说叙事研究与实践”和“散文及传记创作研究与实践”两个方向,学生毕业后授予艺术硕士专业学位。 中国的创意写作学科建设,不能简单照搬欧美模式,而是要探索适配当下语境的、能够讲好中国故事的教学路径。如陈思和在讲授中国现代文学概论课程时,要求学生从其他人物视角改写鲁迅的《狂人日记》,这种以经典文本为基础开展的创意写作训练,体现出“守正创新”的理念。特别是在“新大众文艺”方兴未艾的背景下,创意写作学科更要打通文学与社会、文字与现实的联系,培养真正能够扎根中国大地、回应时代需要的青年创作者。
学界还需要持续深耕理论研究,开展有组织科研和高质量研讨,产出标志性成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积蓄力量。2025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发起“中国语言文学自主知识体系联盟”,集结全国四十多所高校与专业科研机构,其核心目标就是构建以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为主干的自主知识体系。2025年11月,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年会围绕“构建中国自主文学批评知识体系”展开研讨,来自六十余所高校、科研院所的近百位学者针对文学批评当下发展的核心难题进行深度交流。2025年12月,华东师范大学举办“纪念施蛰存诞辰120周年暨‘通人之学与中文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学术研讨会”,会上发布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报告》,系统梳理古典文学、世界文学、现当代文学、语文教育、人工智能人文应用等多个板块的建设成效,明确提出“古典现代并重、理论实践兼顾、人文科技相融”的学科发展目标。构建面向未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探索适配新时代人工智能发展与全球化语境的研究视野和路径。具体来看,后续的学科建设需要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持续深耕。
第一,在人工智能时代,既要守住文学的人文精神底色,更要主动开辟学术创新路径。当下人工智能的普及给传统人文学科带来了巨大冲击,但也正是这场冲击让文学研究独有的核心价值得以突显。机器可以完成文字的拼接和句式的仿写,但却无法亲身经历人的生活,更无法感知人复杂而细腻的内心。人工智能之所以难以产出真正具备审美价值的成熟的文学经典,其根源就在于机器只能生成功能性的文字文本,而无法抵达饱含生命质感的文学审美境界。
这也就意味着,无论智能技术迭代到何种阶段,研究者立足于个体生命体验的人文洞察,永远无法被技术取代。例如针对路翎的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尽管人工智能能够复刻出“饥饿、混乱”这类表层文字描述,却无法解读文字背后抗战时期文人颠沛流离的生存困境与精神苦闷,难以将作家的生存境遇与创作风格真正相连。这种基于作家真实生命体验的解读,是人文学科无法被技术取代的关键因素。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坚守人文定力不等于排斥技术变革,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需要顺势而为,要客观看待人工智能带来的全新研究机遇。近些年,数字人文方法已经逐步被运用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当中,陆续出现文人交往网络梳理、期刊话语演变分析、文学作品地理空间图谱等研究方向,借助数字化工具可以大幅拓宽史料整理的广度,并提高分析精度,为人文研究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全新的可能性。但技术工具能否真正服务于我们的文学研究,最终还是取决于人才培养的底层理念。正如陈平原所说,“审视AI时代文学教育(乃至整个人文学科)的困境及出路,必须落实到专业的培养目标、教学方式、课程设计、评价标准。” 这就要求学生既应掌握前沿技术工具,更要培养扎根文本、直面经验的深度阅读能力,保持对文学本体的敏锐感受力与历史洞察力。
第二,立足大文科整体视野,复兴传统“通人之学”治学脉络。近现代分科体系建立以来,学界长期推行精细化分科治学做法,但回望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发展源头,可以发现其本身就是文史哲交融的学术场域。鲁迅、郭沫若、闻一多等学人皆是通才,在文学、史学、艺术等领域均留下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如果当代学者长期局限在单一文学领域,视野很容易变得狭窄。因此,在实际的创作、研究与教学中,要主动打破文学与历史、哲学等学科之间的壁垒。以徐则臣《北上》为例,作品以京杭大运河为叙事主线铺陈了跨越百年的史诗,茅盾文学奖评语称徐则臣“以杰出的叙事技艺描绘了关于大运河的《清明上河图》”,把运河地理空间升华为承载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而如果研究者不熟悉晚清漕运史料、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思想史脉络,就很难完整读懂小说文本的深层内涵。同时,在鲁迅研究中,要想理清鲁迅晚年全力推动木刻版画的动因,就需要打破文学与美术的学科边界,结合左翼国际版画交流、近代文化政治等背景进行综合分析。再如,在解读茅盾《子夜》的深层思想时,也不能脱离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政治经济学背景。
这就要求在高等教育文科人才培养体系中强化通识课程比重,在学术评价机制中鼓励跨学科、跨方向研究,搭建不同院系之间的常态化交流平台。值得深思的是,复兴“通人之学”不能只停留在打破学科壁垒的表层形式上,更要针对现实研究中的问题推动多学科理论的融通互鉴。以近些年兴起的生态文学研究为例,高质量的生态文学批评,不仅需要扎实的文本细读功底,更离不开生态哲学的理论储备、环境史相关的文献积累。再如文学地理学研究,也不只是简单地分析文本空间的叙事手法,而需要把文学空间放置在人文地理和区域社会历史的双重脉络中解读。未来中国现当代文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的原创成果,将越来越多地产生于学科交叉地带。学科交叉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我们面对当下复杂文学命题时的研究手段和路径。只有不断开阔视野,从多维度考量文学发生和发展的过程,才能够在研究过程中真正实现多学科视野的融合,让传统的“通人之学”在当代焕发新的生命力。
第三,在国际传播中建构话语主体性。中国现当代文学自主知识体系日益完善,但学科的成熟和发展仅仅依靠其内部的理论构建与实践创新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面向全球发出独属于中国文学的声音,在平等互鉴的文明对话当中,完整呈现出扎根于中国历史、社会与审美实践的文学形态。长期以来,海外汉学构建的理论框架、评判范式与研究视角都在深刻左右着中国现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形象,海外研究者设定的问题、选用的理论工具、形成的价值标尺都在无形中划定全球学术场域中关于中国文学的讨论边界。正如刘江凯所说,“当代文学的国际化从根本上讲是当下‘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一种折射”,海外学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存在的解读偏差,在本质上是不同文明立场和学术格局的体现。
因此,如果我们被动地套用在其他文明背景中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大概就只能在西方理论和海外汉学的既有框架中打转,而始终无法建立一套具有中国特质的、自洽而完整的学术逻辑,那么我们的文学研究就会长期陷入学术依附的困境。要想从根源上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就要立足中国文学的百年发展脉络与近现代社会的历史变革,从中华传统文脉及百余年来的社会发展实践中提炼独特的美学与思想资源,提出原创性的学术观点,与国际学界展开平等、双向且深层次的对话交流。其次,要持续拓宽中国学者海外发声的渠道,依托多元的平台,让国内的研究成果持续对外传播,提高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术辨识度,逐步提升文学研究的影响力。
结语
习近平文化思想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清晰的理论指引与实践方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不仅是巩固民族文学主体性与赓续中华文脉的内在要求,更是新时代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回应时代变革、推动全球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回望学科百年发展历程,中国现当代文学已经完成了从依附外来理论“照着讲”,到立足传统经验确立“自己讲”的方法论自觉的转变,传承贯通文史哲等学科的“通人之学”的传统,为当代学科的革新积淀了深厚的学术底蕴。进入新时代,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更是在文学史格局拓展、文学创作实践革新与文学理论话语创新等方面不断突破,持续拓宽了文学史的研究范畴,依托“新大众文艺”丰富了人民文艺的创作实践。当前学科发展也面临着一些现实挑战,仍需我们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创作和研究理念,合理运用数字时代的各种新技术,植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与研究脉络,在与全球的交流对话中不断巩固自身主体性。只有扎根于中国的社会现实,贯通古今文化,平等地与世界各国展开学术交流,持续产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原创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才能够更好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成为承载中国经验、弘扬民族精神、丰富世界文学格局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