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于《东岳论丛》2026年第6期

作者：常江，男，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深圳市国家级领军人才，深圳大学全球传播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数字新闻学、数字媒体文化；李想，男，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数字媒体文化。

摘要：生成式人工智能（GAI）对数字新闻生态的强势介入打破了传统视觉表征体制与新闻信任逻辑。GAI以“计算性真实”扩展了新闻的真实性内涵，通过硬权力垄断、软权力博弈及结构性权力规训重构了新闻视觉表征的权力运作机制，进而引发了责任真空、技术异化、联结迷失与他者消亡的系统性新闻信任危机。在这一语境下，应构建“揭示—纠正—共建”递进式行动主义策略来应对信任危机：以算法透明打破技术黑箱，以主体争夺重塑人的阐释权威，以多元融通为“计算性真实”锚定现实联结。据此，视觉新闻伦理与信任机制得以在开放、协商与共建的行动中，以动态且坚韧的方式被重建

关键词：生成式人工智能；数字新闻；视觉表征体制；新闻信任

一、引言：视觉表征与新闻真实

2022年11月7日，美国人埃文·凯尔（Evan Kail）收到了来自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的一封感谢信与一份意义非凡的礼物——外交国礼瓷。凯尔是首个获得这一殊荣却在身份上与政治无涉的外国人，这源于他超越国界与民族的善举——将一本收录了大量二战时期日军侵华照片的相册无偿捐赠给了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这些照片作为军国主义暴行的最新证据无疑拥有沉重的历史意义，其文化政治价值的源起则是摄影术作为一种视觉化技术配置对物体所反射光波的客观记录能力，这使得新闻图片拥有了成为某个时空“痕迹”或“索引”的潜力。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曾作出这样的评价：“摄影基本上是一种不干预的行为······干预就无法记录，记录就无法干预”。这种与主观意识天然的疏离感使摄影成为一种重要的新闻实践形式，新闻图片也借助这种“眼见为实”的视觉循证效应为现代新闻业积累公众信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摄影与新闻的结合表明，尽管相机和胶片能够以精确复制的方式再现客观现实，但社会认知与文化意义上的真实性的来源不仅仅是照片中可见的图像信息，更蕴含在图像和客观事实“相互担保”的制度性关系之中，这意味着视觉化新闻所捕获的公共信任始终是技术话语和专业话语协同建构的结果。缺少新闻建制背书的纪实摄影作品无法为公共信任提供足够充分的依据，一切现场图像都须借助专业化的视觉认证策略来标识其非虚构性、严肃性和真实性。因此，即使是拥有“逼真”形式的视觉化真实，也须首先成为新闻真实的有机组成部分才能结构性地服务于公共信任，新闻图像生产必须建立起一种能够有机嵌入新闻业“信任系统”的机制方可令自身获得历史和政治生命。福柯（Michel Foucault）曾提出“真理体制”（régime of truth）的概念，用于描述一个社会中“真理”的生产、规范、分配和流通的系统，它与权力系统相互交织，决定了什么被视为真理、如何区分真与假以及谁有权威来定义真理，进而塑造社会对“真实”的认知。福柯的观点启示我们：视觉化新闻真实性必须拥有一种“视觉表征体制”（regime of visual representation）的保障，才能获得接入社会认知、介入社会进程的管道。具体而言，视觉表征体制指的就是在特定历史与技术条件下新闻视觉生产与解读实践所遵循的隐性规则、标准、惯例及权力关系的集合。这一体制服务于视觉化新闻真实在公共信任中的认识论权威，通过弥散性的规范力量使新闻图像完成“证据化”转型；其在现代新闻业中具有稳定结构，并在某种程度上将自身的权力话语拓展到数字时代。

在数字时代，新闻是一种建基于人类、机器、平台、机构等多元异质行动者之间以“界面”为中心的连接与交互结构的关系实践（relational practice），新闻实践的“去中心化”和“后专业化”导致数字新闻生态的复杂程度远超传统新闻业态。但无论技术条件如何变迁，新闻始终以真实性为生命线一-只不过数字新闻真实不再是可以清晰标识或规定的“本质真实”，而是由数字媒介技术逻辑与数字新闻行动者网络动态塑造的“过程真实”“体验真实”或“感官真实”。随着新闻真实性从一个本质主义概念不断转变为一种关系性建构，对于真相的解释权也已不再被新闻机构所垄断，而是在广袤无垠的新闻行动者网络中被稀释，变得多元化和多义化。长久以来作为新闻真实性重要支柱的视觉表征体制在数字传播环境下受到强烈冲击——当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手机等智能技术设备拍摄、编辑、修改图片并公开宣扬其为真，“眼见为实”也便不再是不言自明的真理，而成为认识论竞争的产物。

而生成式人工智能（GAI）技术的日趋成熟和活跃，则预示着传统新闻视觉表征体制面临被彻底重塑的可能，这是因为完全由机器自发生成的图像已经脱离了人类解释权之争的范畴。从很多方面看，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数字新闻生态下的崛起都是引发当代新闻真实性危机的重要技术乃至是文化成因，其对新闻真实及社会信任的侵蚀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深度伪造（deepfake）图像对传统新闻视觉表征体制的破坏。例如，在2025年年初日喀则地震期间，一张孩童被压在废墟下的图片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吸引广泛关注并引发大规模网络情感浪潮，但随后这张图片被判别为AI生成图像，最终导致整个公共议程和社会共情都建立在完全虚无的视觉“证据”的基础之上。当新闻图像的生成可以完全脱离记者乃至广泛意义上的人类生产，不但新闻生态会受到虚假信息的污染，而且整个社会信任体系也会持续被侵蚀直至彻底崩溃。

在这一语境下，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正深刻重塑新闻生产的核心逻辑，并引发学界对新闻真实性、伦理规范与信任机制的系统性反思。围绕这一议题，国内外学者已从不同维度展开广泛探讨，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与学术对话基础。在国外研究方面，学者们较早关注人工智能对新闻生产流程的重构及其所带来的伦理后果。Moran与Shaikh通过元新闻话语分析发现，AI在新闻编辑部中的应用正在引发关于职业边界与专业身份的持续讨论：一方面，记者对技术替代产生焦虑；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逐渐适应人机协作的新常态。在视觉新闻领域，Thomson等人基于对七个国家新闻机构的访谈研究指出，图片编辑普遍将虚假或误导信息视为AI生成图像所带来的首要挑战，同时对版权归属、算法偏见以及检测难度等问题表达了显著担忧。针对受众层面的研究同样值得关注。有实验表明，AI合成的人脸不仅难以与真实人脸区分，甚至在可信度评价上更具优势，这揭示了受众在面对AI生成内容时所表现出的认知脆弱性。此外，关于深度伪造视频的研究进一步指出，AI合成内容不仅制造直接的欺骗，还会在公众层面引发普遍的不确定感，而这种不确定感对新闻信任的侵蚀，甚至可能比虚假信息本身更为深远。

国内学界同样对生成式AI所引发的新闻伦理议题作出了积极回应。杨奇光与韩佳序从“AI幻觉”视角出发指出，生成式AI基于语义相关性的内容生成机制，可能导致本源信息失实、再现真实扭曲以及信任真实的逐步消解。史安斌与刘勇亮通过对九位媒体工作者的深度访谈，系统梳理了新闻生产从媒介融合走向人机协同的演进路径，并指出，尽管AI赋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放新闻生产力，但同时也伴随着内容同质化、数据隐私泄露以及虚假信息扩散等系统性风险。刘强与王琳则从受众心理机制入手，提出“新闻真实性倦怠”概念，研究发现，当用户的AI自我效能感降低时，更容易产生放弃辨识新闻生成来源的倦怠反应，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AI幻觉泛滥可能引发的受众认知退化问题。进一步地，叶桐瑞与刘明洋从技术哲学视角反思生成式AI的工具理性渗透，强调应以社会主义新闻价值观与伦理观对技术进行规范，以防止其侵蚀新闻业的公共信任基础。常江与王鸿坤则引入技术哲学中的“机器伦理”与“价值对齐”概念，指出在人工智能时代，新闻伦理体系的重构需要同时推进自上而下的道德决策系统设置与自下而上的反馈机制构建，从而实现人机共生情境下的伦理化发展。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已从新闻生产流程、文本特征、受众心理以及治理与规制策略等多个维度，对AI新闻的伦理问题进行了较为深人的探讨。然而，既有研究多聚焦于文字新闻场景，或侧重于生产端的技术应用，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视觉新闻领域的实践关注仍然有限。尤其是，鲜有研究将其置于“表征体制”的理论框架之下，系统考察生成式AI如何在真实性内涵、权力运作机制以及信任结构等层面，对传统新闻视觉表征模式产生深层次的范式性重构。基于这一研究缺口，本文尝试回答一个核心问题：当生成式人工智能动摇了传统的新闻视觉表征体制时，数字新闻业应如何在这一技术浪潮中重建公共信任的基础?围绕这一问题，本文首先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逻辑出发，分析其对视觉新闻真实性内涵与权力结构所带来的影响；进而在此基础上，探讨数字时代的新闻视觉表征体制如何在技术驱动下发生结构性转变，并由此引发公共信任的系统性危机。本文的研究目标在于进一步探索：数字新闻业应如何通过一种具有行动导向的伦理实践路径，在技术赋权与新闻社会责任之间实现新的平衡，从而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不断渗透的媒介环境中，重建其伦理体系与公共信任机制。

二、生成式人工智能对视觉表征体制的重塑

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一种高度能动的新闻行动者，遵循着与以往任何图像生产都迥然不同的技术逻辑。目前主流的视觉向GAI模型（例如 Sora 及 Midjourney等）多以扩散模型（diffusion model）为技术基架，其图像生成须首先对网络空间中的既存数据进行大规模抓取、清洗、划分与标记，随后再通过前向过程（加噪）与逆向过程（去噪）对模型进行训练以实现有效学习文本和图像的真实分布，并在此基础上生成拥有可信形式的视觉内容。正是基于这一技术原理，新闻真实逐渐获得新的内涵及权力化形式。

（一）新闻真实的新内涵

视觉向GAI重构了视觉化新闻真实的本体论基础，为新闻真实赋予了全新的、数字性的内涵。

就其技术原理而言，GAI图像可被视作一种融合了摄影与图画特质的杂合性视觉媒介，这导致其在真实性建构上呈现出某种内在的悖论性。一方面，GAI图像的生成机制与摄影相似，这体现在人类干预能够有效地被技术配置所约束。对此，任何有使用经验的人都深有体会：大语言模型的视觉输出结果并不能完全被创作者掌控，而是始终存在某种“他者性”的介入——例如Midjoumney输出的图像中就经常出现超出提示词预设范围以及创作者个人认知的细节或风格特征。这一特性呼应了安德烈·巴赞（André Bazin）对摄影本质的论述，即照片的生产始终依赖于某种不完全为人力所控的物理与化学作用这为影像基于其现实表征效应而形成的真实性提供了基本保障。然而，与传统摄影不同的是，GAI图像中的“他者性”并不是源于客观现实的“自然他者性”，而是被严格约束于训练数据集范围且内生于算法模型的“计算他者性”，其本质上是人工智能模型在数据重组过程中所产生的语义偏差。这就给图像与其现实对应物之间的关系带来了某种不确定性，且这种不确定性是在机器逻辑的支配下随机生成的。另一方面，GAI图像的生成机制具有图画的表征自由，在技术上能够完全脱离对客观对象的指涉来进行高度开放的现实建构，这导致GAI图像彻底丧失了传统摄影赖以建立真实感的“索引性”特征，图像与物理现实之间那种“此曾在”的锚定关联不复存在。然而，由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天然的数据化特征，其对真实性的背离时常在社会观念中被忽视，人们潜在地认为“机器不会说谎”，甚至将人工智能幻觉的产生归咎于数据本身的问题，无法意识到当下的模型早已“进化”出了与人类想象力高度相似的机能。总之，GAI图像所呈现出的“计算他者性”与“索引性丢失”，标识着建基于现实指涉的传统新闻真实观正在新的技术配置面前失去效力，也预示着数字社会有关真实和信任的标准注定面临颠覆性的改变。

究其实质，GAI遵循统计相关性原则而非因果推断逻辑进行图像生产，这种基于概率建模的生成机制使其得以跳出具体个案或局部细节，而能从宏观层面呈现某种具有整体性的“统计真实”。但这种以“整体性”和“统计代表性”为特征的“计算性真实”，在本质上是一种对差异与偶然性的抽象与约化，其通过算法模型将丰富而细腻的客观现实压缩为数据集中最可能出现的“一般状态”，从而在建构宏观真实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抹平了个体特殊性、局部偶然性与情境异质性。因此，尽管GAI所生成的“真实”在统计意义上有其说服力，但却是一种以牺牲具体性与多样性为代价的“残缺的真实”，并给本已面临严峻解释力危机的传统新闻伦理体系带来新的挑战。经验事实无法改变且必须得到尊重，故而新闻学理论必须严肃看待GAI如何改写了传统视觉表征体制的内核--在保留象征性共识外壳的同时，用基于统计相关性的“计算性”法则彻底取代了以物理痕迹为基础的“索引性”法则，从而为智能时代的新闻真实赋予了新的内涵。

（二）新闻真实性的新权力机制

无论在传统新闻业还是数字新闻生态下，“何为真”这一议题都非纯粹的哲学思辨，而始终是某种权力结构的体现——这种权力结构支配着哪些主体拥有对于新闻真实的裁量权，也规定着践行新闻真实性原则的合法形式。在由GAI技术逻辑与数字新闻生态深度交互所塑造的新视觉表征体制中，“视觉表征权”的分配是真实性权力结构的核心。所谓视觉表征权指的是在视觉新闻的生产与流通中，通过界定视觉内容边界、规制形式范式、认定生产主体资格，进而垄断“真实”定义的排他性权力。在高度视觉化的数智新闻生态下，视觉表征权的分配制度扮演着与“货币体系”和“游戏规则”类似的角色，它的实现形式与合法化状况决定了今天的新闻业究竞能在多大程度上建立社会信任。在日新月异的数字新闻生态下，视觉表征权的分配与归属从来不是观念探讨的结果，而是权力斗争的产物。现实状况是，在新旧视觉表征体制交替的混沌期，表征权不断与传统新闻机构权威脱嵌，而渐渐被技术资本、平台算法等新型权力主体在相当原始化的博弈中捕获。视觉表征权的运作与分配既隐匿无形，又深度贯穿于GAI新闻实践所具有的连接性、开放性和循环性特质当中——这些特质正源于GAI技术逻辑与数字新闻生态的深度交织，并呈现出“硬权力垄断”“软权力博弈”“结构性权力规训”并存的复杂格局。

首先，GAI模型的搭建与训练依赖企业、数字劳工、数据以及用户等多元行动者基于异质性连接所构成的复杂的关系网络0。在这一关系网络中，不同数据之间通过算法建立隐含的语义关联；用户的平台使用行为与模型的数据训练进程形成双向反馈回路；数字劳工的标注行为则成为勾连原始数据与机器逻辑的关键中介。所有连接的发生都非简单的线性叠加，而是如纤维般构成了一个相互嵌套、动态演化的复杂系统。高科技公司无疑于其中占据了优势生态位，它们不仅通过在海量用户行为痕迹之间建立算法关联以构建初始训练集，更通过组织数字劳工对数据进行合乎自身商业利益的标注和分类来操纵GAI的“世界观”与价值取向。在这一过程中，平台企业获得了对视觉表征的硬权力垄断：其不仅通过技术手段将用户在互联网上存留的数字痕迹转化为生产资料，更掌控着模型架构与训练数据的所有权与解释权，进而也就获得了对“何为真”进行界定的优势话语权。这种基础设施层面的权力失衡为后续一切视觉表征权的争夺提供了一个不平等的起点，科技资本主义以更加直接的方式介入了新闻真实与公共信任的标准。

其次，数字新闻生态与GAI技术逻辑的交互作用也赋予了此类新闻实践相当程度的开放性，为多元行动者围绕着视觉表征权展开的软权力博弈提供了孔隙。主流视觉向大语言模型对提示工程的高度依赖，决定了GAI新闻实践对摄影、绘画技法以及软件使用能力的要求正逐步让位于对语言表达与文化符号之间对应关系的精确性掌握，而这种对应关系在根本上来源于特定语境下公众认知、解释各种视觉意象的“最大公约数”。故而，在对GAI模型的日常使用中，若行动者期望获得理想的生成效果，就不仅要在提示词（prompts）界面详细描述自己所需的图像，更需回顾或预判公众对可能生成的图像的认知图式与解释框架。于是，广泛的社交认知基础成为提示词有效性的前置条件。提示工程的上述社交属性还通过网络社区中的共享与协作机制得到不断强化。例如，在Discord在线平台中，用户围绕提示词所展开的分享、交易与协作优化就逐渐形成了一个分布式的知识网络。在这里，优秀的提示词不仅会产生“大师”声望，还能使特定的美学风格借由其广泛传播实现标准化，进而形成一种新的文化资本形式。行动者在这一开放空间中争夺上述文化资本：平台通过调整训练数据的筛选维度以及提示词解析的权重分配，潜移默化地将自身的审美倾向与价值判断嵌入GAI图像生成逻辑，进而主导视觉新闻生产的主流方向；专业创作者则凭借对稀缺文化符号的垄断性掌握，将私人符号解读转化为可交易的知识资本，进而定义社群准人的话语壁垒；博物馆、艺术机构等文化权威则通过发布官方定义来为传统学院式美学争夺数字视觉表征权；即使普通用户也能通过大规模的网络使用与内容产出不断重新厘定“最大公约数”的边界。此外，行动者对于视觉表征的软权力博弈还体现在借由提示词输入实现的人机交互中。这种交互一方面使人类行动者能够以自身认知为锚点，通过调整提示词的方式不断为AI图像纠偏；另一方面也能促使GAI模型通过对用户输入的持续学习适时调整算法，以隐蔽的方式培育用户接受机器逻辑的文化无意识。

最后，围绕GAI展开的新闻实践所具有的循环性特质也在其塑造的视觉表征体制的维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GAI模型的训练完全依赖于既有的互联网数据，因此其生成的图像在本质上始终是对历史视觉风格的模仿、重组与有限优化。随着这些图像在互联网空间大量增殖并成为新一代模型的训练数据，一个自我指涉、自我参照、自我创生的封闭符号系统就此形成。在此系统内，视觉符号在形式上愈发精确和精致，但在意义生产层面则陷入严重的“内卷化”困境。整个系统的文化创新性不断衰减，后代模型只能在已有的视觉范式内进行风格调控，这会不断强化原始数据集中固有的视觉偏见与刻板印象。事实上，由于GAI图像在新闻生态下的泛滥，这种封闭循环机制正在深刻重塑整个社会的视觉认知结构和公共视觉记忆。当GAI生成的“典型”场景在循环式传播中不断合法化，它们就会逐渐取代粗粝而自然的真实视觉记录，成为公众理解社会现象的“标准图式”。在GAI图像编织的信息茧房中，切公共事件的视觉表征都会在生成的那一刻立即陷入模仿、复制和传播的循环，在无穷尽的自我指涉中不断放大某种已被设定的“现实”，使科技资本的权力在看似中性的技术运作中完成对社会认知最深层的规训。

总而言之，基于GAI技术逻辑展开的数字新闻实践所具有的连接性、开放性和循环性特质共同塑造了新的真实性权力运作机制。这一机制表面上赋予多元行动者参与视觉表征生产的权利，实则通过复杂的技术配置令视觉表征权深陷垄断与博弈的泥沼，并最终令新闻真实成为一种由平台算法、训练数据和大众情绪共同编织的新型控制话语。这种集硬权力垄断、软权力博弈与结构性权力规训于一体的权力复合体，不仅争夺着“看什么”的表征权，更隐蔽地垄断着“怎么看”的认知框架。数字社会的系统性信任危机由此而生。

三、AI新闻的系统性伦理危机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视觉表征体制对新闻真实性内涵的重构及其引发的权力结构失衡，破坏、规避乃至嘲弄了新闻信任赖以维系的种种制度与文化框架，给新闻业带来责任真空、技术异化、联结迷失、他者消亡等一系列危机性症候，令新闻生态陷入系统性的伦理危机。

（一）责任真空

GAI图像的自动化生产与增殖破坏了新闻实践体系的透明性，而不透明的实践体系必然导致新闻传播的责任链条出现真空。

美国新闻学会（American Press Institute）的调查显示，高达68%的民众认为新闻业的透明程度对于新闻信任至关重要；亦有研究发现，公众对于新闻生产与流通过程的了解程度与新闻机构的公信力水平高度相关。面对不再清晰可见的图像生产与扩散机制，公众对“眼见为实”的视觉循证原则的摒弃也就成为一个自然过程。

在传统新闻伦理规范中，图像摄录的公开性与图像内容的可验证性是视觉化信任得以维系的重要保障，这不仅要求图像的“语义信息”符合经验现实，更要求行动者对图像的生产背景、编辑过程、技术细节等“元信息”进行充分披露以构建一个可供查验和质询的新闻责任链条。而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塑造的新视觉表征体制中，高科技公司对模型架构、训练数据与生成逻辑的“硬权力垄断”将这一责任链条的诸多关键环节隐匿起来，从根本上动摇了视觉信任赖以维系的机制基础。

一方面，GAI模型的训练主要依赖分布于互联网空间的海量未经筛选的图像数据，这些数据来源和构成根本无法被充分验证。而且，很多数据原本便在版权、真实性、公正性乃至正义性等方面就模糊不清，当其被投入模型机器学习的“熔炉”并被转化为抽象的权重参数后，其原始出处与构成便永远消失于算法黑箱深处。因此，与传统新闻摄影可以明确追溯时间、地点、设备等具体物理现实不同，GAI图像的传播谱系是断裂和碎片化的，其“视觉血统”被数字化的表征权分配结构所遮蔽，公众也因此被剥夺了通过核查技术参数以自行验证真实性的权利。

另一方面，GAI基于概率分布的内容创衍机制与人类思维逻辑迥异，体现出高度的不可解释性与非线性，这进一步加剧了新闻责任链条的断裂。模型进化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即便是初始开发者也往往难以精确解释为何一组特定的提示词会生成某一具体的视觉细节。算法黑箱不但隐匿数据的“原始基因”，而且也阻滞新闻行动者如传统编辑流程那样对视觉内容生产进行全链条把控与伦理审查。于是，当一幅GAI图像被用于新闻行动时，行动者实际上是在与一个他们自身无法完全理解的“视觉魔盒”进行合作，硬权力的黑箱化最终催生了新闻信任的责任中空。

总而言之，在人工智能时代，公众对新闻视觉内容的信任机制正发生深刻转变：它不再主要建立在对新闻从业者专业操守与生产流程透明性的制度性信任之上，而是逐渐被迫转向对算法技术系统本身的依赖性信任。后者并非源于公众对技术原理的理解或对生成逻辑的理性验证——这些恰恰被算法黑箱所遮蔽——而更多是一种在缺乏替代选择情境下形成的被动接受。当图像的生产背景、训练数据来源以及编辑过程被完全隐匿于技术系统的内部结构之中，公众便失去了传统新闻时代赖以建立视觉信任的关键锚点。2023年3月，一组罗马教皇身着白色Balenciaga羽绒服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迅速走红，获得超过420万次浏览和6万余次点赞。这些由Midioummey生成的图像在视觉上极具真实感，仅凭极其细微的视觉线索才能辨识其非真实性，因而使大量用户信以为真，其中甚至包括部分资深科技从业者。在这一事件中，当AI生成图像的拟真程度已足以误导专业人士时，传统意义上“眼见为实”的视觉信任原则便从根本上受到动摇。此后，类似案例不断出现。在“真假难辨”逐渐成为媒介环境常态的情境下，公众的信任机制开始发生微妙而深刻的转变：既然真实与合成难以通过常规方式加以辨识，那么“相信”便不再建立在可验证事实的基础之上，而转向对技术系统整体运行的默认接纳。这种接纳并非源于充分理解，而是在识别能力不断失效与信息需求持续存在的双重压力下形成的一种认知性妥协。因此，这种新的信任形态在根本上并不构筑于理解与验证之上，而更多源于对技术黑箱的系统性无知与被迫接受。从规范意义上看，它与其说是一种真正的信任，不如说是公众在人工智能时代对一种新型技术一权力结构的结构性屈从。

（二）技术异化

在GAI塑造的新视觉表征体制中，软权力博弈的持续发生导致技术系统异化，模糊了人类的责任主体形象，最终对公共信任赖以维系的主体间性基础构成破坏。

GAI技术逻辑支配下的视觉新闻实践通过提示工程将记者的创造性工作“降维”为人类行动者对人工智能模型的调教与适配，导致传统新闻工作使命性和崇高感的持续衰落。在与GAI的交互中，人类行动者不再基于专业判断与文化直觉进行独立视觉叙事，而是必须深度嵌入由平台、用户和算法共同构筑的认知网络，通过预判和模仿特定语境下的“认知最大公约数”来优化提示词。这种实践表面上赋予了新闻行动者新的技术能力，实则将其创造性劳动异化为一种对AI系统的适配工作。由是，人类新闻行动者被迫成为技术流程中的一个中介节点，从符号阐释者与意义赋予者沦为技术系统的“零部件”，其对客观世界的主动观察、思考与价值判断也被压缩为对模型偏好、流量数据和算法规则的被动迎合。而当新闻的“视觉真实性”由算法的统计分布而非人的专业共识所定义时，信任也无法继续于人类主体间的相互理解和责任承诺中产生，一种“后人类状况”（posthuman condition）遂开始在数字新闻生态下蔓延。在这一状况下，人类与机器的角色和关系被重置，传统的专业边界与责任归属变得模糊不清，这导致了新闻道德标准的混乱：一旦图像出现问题，责任应归于编写提示词的记者、提供模型的科技公司，还是无法预测的算法本身？

由此可见，GAI技术逻辑所蕴含的异化力量不仅消解了传统新闻的专业性和机构权威，更侵蚀着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从而在伦理层面持续模糊人类作为责任主体的生态角色。公共信任不是单方面的盲从，而是一种发生于主体间的文化政治与集体心理确证，其维系高度依赖行动者之间清晰的权责关系。这也就意味着当人类行动者被技术系统异化为与机器类似的“意义中介”，公共信任得以培育的主体间性场域便随之消亡，整个数字新闻生态也随之陷入犬儒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德性真空。

（三）联结迷失

在新闻学的视域下，信任是一种对于共享的、稳定的共识现实的确信。然而，GAI视觉表征体制的结构性权力却通过“数据抓取—模型训练—图像生成—传播反馈—再抓取—再训练”的循环运作，不断复制和放大能够引发特定情绪与互动的视觉表征形式，使外部世界的多元事实日益屈从于算法内在的单极强化逻辑，进而系统地削弱了公众共享的共识现实。这在客观上导致了公众之间的联结迷失。

数字技术革命的初衷是通过促进信息的自由流通构建健康的公共生活，但基于GAI技术的视觉新闻实践正在颠覆这一愿景。GAI日益强大的多模态内容输出能力，一方面培育了以视觉体验为核心路径的感官式新闻接受模式，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人类行动者想象力的湮灭、协作文化的消逝以及交流理想的沉落。这种技术驱动的认知转向，使得新闻实践不仅筛选、过滤信息，更主动、大规模地生成符合特定偏见和情绪模式的标准认知图式，其所催生的信息茧房效应加剧了情感极化和社会分裂，破坏公共福祉。在这一语境下，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对话成本急剧攀升，共识现实在结构性权力的持续运作下被撕裂为无数个碎片化的认知片段，基于共识现实的理性沟通也就失去了共同的事实依托，跨群体的公共交往进而陷入停滞的风险。更为关键的是，这种对共识现实的侵蚀从根本上动摇了新闻信任的前提因为信任从来不是建立在分裂的认知之上，而是以共享的现实理解为根基。

因此，新闻业理性、建设性的公共对话基因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让位于一种原子化和区隔式的新文化。原本作为公共领域重要组成部分的新闻业，其凝聚社会共识、搭建公共对话平台的核心功能正在被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无数个自我强化的认知孤岛。最终，公众不得不面对一个完全破碎的信任结构：随着公共联结被技术系统不断割裂，日益智能化的视觉新闻实践不再指向共享且稳定的共识现实，新闻信任何以为继？

（四）他者消亡

GAI视觉表征体制给新闻信任带来的终极症候即是他者的消亡——公共领域中那些具备独立性差异性与自主性的多元主体被AI的数据化逻辑抹平，原本支撑新闻信任的主体间对话与多元联结的基础也随之瓦解。

生成式人工智能以数据化的方式来把握并重新定义客观世界。在这一过程中，不仅人类的行为与存在被转化为可计算的数据，人类历史中复杂而抽象的主体性经验也被纳入数据化框架之中。从文化维度来看，数据化往往意味着对现实的简化、筛选、聚焦与消隐。因此，其本质可以被视为一种认识论层面的暴力：它通过将丰富而充满矛盾的现实压缩进预设的技术框架，使任何溢出这一框架的经验与存在都面临被边缘化甚至被消音的风险。由此，现实世界逐渐被还原为数据集之间的重复与重组。在这一逻辑下，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强势的技术行动者，展现出对可控制性与可预测性的计算理性的极端追求。尽管扩散模型中的随机机制能够生成大量难以预料甚至超出原始提示词边界的视觉元素，但这种由数据与概率生成的“意外”，本质上仍是一种内生于算法系统内部的“伪他者性”，亦可称为“计算他者性”。这种看似新颖的生成结果并不真正来自外部世界的差异性经验，而只是既有数据结构与概率逻辑的延展。它或许披着创新的外衣，却难以带来真正意义上的认知惊奇与伦理反思。相反，在日常运作中，这种计算逻辑可能系统性地抹平那些充满偶然性、差异性与自主性的外部“他者”。而恰恰是这些超越模型数据、无法被预先编码和预测的存在，对于新闻信任的生成具有关键意义。相关研究亦表明，由人工智能生成的新闻内容往往整体呈现出高度规范化与理性化的倾向，其表达结构也表现出显著的同质化特征，这从侧面印证了其内容生产机制对数据集与概率统计逻辑的深度依赖。当新闻生态中只剩下可计算、可归类、可预测的视觉元素时，公共领域便失去了面对不可预测的他者时所产生的惊奇、反思与自我超越的可能。如前文所述，新闻信任的建立在本质上并非源于信息单向度的传达，其关键在于行动者向独立于自我之外的、关系网络中的多元他者主动敞开——这种敞开本身就包含着对差异的承认与尊重，包含着被质疑、被挑战的勇气。只有在开放的连接与对话中，可靠的主体间关系才得以生成，并由此编织出可持续的信任网络。但当下我们面对的不再是充满未知且需要我们勇敢敞开自我的他者，而是一面只能反射自身偏好的数字镜像。在这样的语境下，所谓的“信任”很容易蜕变为对智能技术的盲目依赖，抑或陷入自恋式的认知确认。因此，守护新闻信任就意味着必须守护他者在公共领域中的存在权利。

四、以行动主义重建新闻视觉伦理

尽管建基于GAI技术逻辑的视觉表征体制系统性地侵蚀了新闻信任结构，但高度开放包容的数字新闻生态也具有极强的自我调适与系统革新能力，这为人类新闻实践重建其视觉伦理体系提供了空间。

数字新闻生态是一种由人类及非人类行动者共同构成的动态关系网络，故而数字新闻的视觉信任不是静止或结晶化的结构，而是多元行动者之间不断连接、联合、协商、测试与验证的语境化产物。因此，数字新闻视觉信任应体现为一种极具灵活性和流动性的“信任—权力共存观”。这种观念强调权力与信任之间的良性循环——权力的正当运作促进信任的产生，信任增长反哺权力的正当性。在本质上，“信任一权力共存观”乃是一种对GAI视觉表征体制中既有权力结构进行透明化、合理化再分配的伦理倡议，其旨在通过对抗技术异化及实现人本的归复，在数字新闻生态中重新创造被机器逻辑消解的人类主体间的信任联结。这要求我们必须超越传统新闻学将新闻信任视为专业权威产物的结晶化观点，意识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闻信任的产生与存续，完全可以建基于公众围绕权力再分配所展开的行动主义实践。

在日常新闻实践中，“信任—权力共存观”须被转化为具体的行动主义策略以应对硬权力垄断、软权力博弈与结构性权力规训所带来的系统性信任侵蚀，通过以揭示、纠正和共建为特征的递进式行动方案来重新加固数字时代新闻的视觉信任根基。

首先，为解决技术黑箱中硬权力垄断所造成的“责任中空”问题，须在观念和行动中将透明性作为最重要的伦理规范加以践行，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视觉新闻生产与流通过程置于公共审视之下，在制度层面不断推动“无主之权”问题的解决。具体而言，内容凭证（content credentials）等溯源技术为新闻机构重建透明性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技术路径。这类技术通过为每一幅用于新闻报道的生成式人工智能（GAI）图像附加详尽的“数字出生证明”，记录图像生成与编辑的关键环节，包括生成工具、时间节点以及后期处理过程等信息。借助这一机制，公众能够更加清晰地理解图像制作的完整流程，从而使溯源技术成为新闻机构重建生产透明度的重要技术中介。然而，透明性的伦理价值并不应仅停留在技术层面的信息披露。近年来，一种更具批判性与行动导向的“介入性透明”（interventionist transparency）正在逐渐浮现。在这一理念下，新闻业不再只是被动公开技术使用情况，而是主动将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本身的权力结构纳入新闻议程之中。例如，对训练数据集中可能存在的系统性偏见、算法审核机制中的逻辑缺陷，以及平台内容分发规则中的隐性权力进行持续的公共调查与批判性报道。在这一转向中，透明不再只是对既有信息的简单公开，而是从被动的“披露”转向主动的“介入”，从而使新闻业在人工智能时代重新发挥其监督技术权力的公共职能。通过去神秘化的手段使技术本身成为公共审议的议题--而不是放任技术系统隐匿于公共生活的背景中--可以促进全体公众共同审视塑造我们经验现实的视觉逻辑，进而同时实现“公开的透明性” （disclosure transparency）与“参与的透明性” （participatory transparency）。例如，路透社近年来在其人工智能使用政策中承诺对AI生成内容进行清晰的标注，就是一种值得推崇的行动方案。历史证明，真诚而激进的透明行动能够有效实现对权力运作机制的监督，从而在广泛意义上重建公众对新闻业及其构建的社会图景的信任。

其次，在软权力博弈中，须意识到人机关系正在数字新闻生态下成为一种潜在的权力关系，因此应致力于在日常新闻行动中不断激发人类行动者的主体性并重建新闻信任赖以维系的主体间性。这一行动可从“人机”与“人际”两条路径展开。在人机路径上，最关键的目标在于反复重申人类独有的生物、心理和文化优势，并将其转化为公众对图像生成过程的绝对主导权。在人类与GAI合作生成图像时通常GAI会提供多种表征形式以供人类决策——例如Midjourney在生成图像时会提供四种不同的画面风格让用户选择，并且人类能够在此基础上无限次地对输出结果进行反复调整和优化。在这种情况下，人类新闻行动者应充分依赖其独有的直觉、道德及文化机能来不断与人工智能争夺新闻议程的选择权与决定权。而在人际路径上，公众赢得博弈的关键是通过积极的视觉行动主义实践在行动者之间建立起情感共通、意义共享的联结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塑造属于公众的“公共权威”——其本质并非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权力，而是自下而上凝聚的公共信任的集中体现，更是巩固并持续催生公共信任的基石与源泉。在此过程中，不同群体争夺视觉表征权的博弈焦点不再是提示词与生成图像的“精度”，而是建立共识、促成理解的联结强度，人类新闻行动者也得以更加有力地介入公共议程设置，将被技术异化的个体重新联结为富有意义的阐释共同体。在这一共同体中，清晰的权责关系与互惠性认可得以重建，信任在产生后又能反过来抑制主体间的怀疑与对抗，从而巩固信息交互的准确度与可信度。在这种情境下，人类新闻行动者的抵抗不再主要表现为直接的制度性对抗，而更多体现为一种在强势技术结构内部灵活运作的“战术”（tactics）。与正面的结构性抗衡不同，这类战术性行动往往以日常实践中的微观策略为主要形式，通过对技术系统运行逻辑的理解与利用，在既有权力框架内部争取有限但关键的行动空间。在这一过程中，个体的直觉判断、道德意识与文化经验，只有在持续提升的算法素养支持下，才能转化为具有实际效力的行动策略。此处所谓的算法素养，不仅指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基本理解，更包括对模型偏好、训练数据偏见以及生成逻辑的深入认知与批判性反思。正是通过这种能力的积累，人类行动者才得以在算法主导的媒介环境中重新争夺议程选择权。与此同时，这些分散而微小的战术性实践并不会孤立存在。随着网络社区中的经验分享与协作互动不断累积，它们逐渐汇聚为一种可交换的视觉联结资本与知识网络。在这一过程中，个体层面的微观抵抗得以转化为集体性的实践力量，并在“软权力博弈”的场域中，对平台所掌握的“硬权力垄断”形成自下而上的制约与重塑。

最后，面对GAI视觉表征体制的结构性权力规训对共识现实的瓦解，应通过多元融通的共建性行动主义实践来重建新闻视觉信任。在这类行动中，人类行动者应主动向智能化视觉生产机制引人异质性元素，通过打破数据内循环来对抗GAI视觉表征的循环迭述及其对个性化、差异化的抹平。在风格上，“多元融通”意味着有意识地抵制和突破GAI图像的“内卷化”美学风格，鼓励新闻行动者与艺术家及其他相关主体合作，探索反主流、反预期的提示策略，主动生成具有批判性和陌生化效果的图像，以打破算法对视觉范式的重复与固化。这种刻意的不完美或反风格实践，是对循环性权力最直接的美学反抗。此外，也是更关键的，必须彻底摒弃将GAI图像作为独立奇观发布的做法，而应始终将其置于多元行动者连接而成的关系网络语境之中加以扩散和解释，用联结的力量为虚拟的“计算性真实”提供现实的锚点，防止其脱离所指，陷入自我指涉的循环。这种语境上的锚定，旨在通过导人来自外部的复合性连接关系来对抗智能技术系统的内循环，进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他者消亡的终极症候。以此为基础，共识现实的稳定性才能得以修复；新闻信任的终极基础，即对共享现实的信念，才不致彻底瓦解。

总之，在日趋智能化和自动化的数字新闻生态中，重建信任无法通过回归传统专业权威来实现，而必须依托于动态关系网络中持续不断的人类行动主义实践。透明开放的揭示性行动可以拆除硬权力的黑箱，为信任奠定可验证的基石；强调主体认同的纠正性行动，在人与技术系统的博弈中捍卫前者的阐释权威，恢复信任赖以维系的主体间场域；制造锚定他者的共建性行动，通过引人异质性联结打破算法的内循环，为信任提供共享现实的稳定参照。这三种行动方案相互支撑，共同激活了数字新闻生态作为关系网络的自我调适与公共联结力量——新闻信任及其承载的社会信任不再是对某个固化权威的被动遵从，而是在多元行动者持续的开放、协商与共建中动态生成的、坚韧的集体信念。

五、结语

当生成式人工智能以颠覆性力量介入数字新闻的视觉生产体系时，它所打破的不只是传统图像制作流程，更是新闻业百年积淀的视觉表征体制与真实性标准。因此，这场变革绝非简单的技术升级，而是一场关于“真实如何定义”“权力如何分配”“信任如何生成”的范式重构——既是危机，亦是新闻业在数字时代重寻价值锚点的契机。而基于“信任—权力共存观”的“揭示—纠正—共建"行动主义框架，则可以成为新闻业——以及一切以新闻为志业的“新闻人”——重建可信赖、可依靠的新闻伦理体系的实践方案。

对于健康的公共生活而言，新闻至关重要。因此，新闻生态的种种表象——无论是技术的、文化的还是政治的——都应当被置于人与技术之间关系如何校准，以及公共领域人本主义底色如何维系的宏大价值问题域中，接受系统性和批判性的检视。无论文明如何变迁，一切技术变革最终都应服务于人类福祉和尊严的存续。人工智能或许会持续改写视觉新闻生产的规则，甚至在不断进化的过程中反复挑战真实性的崇高认识论地位；但人类新闻实践的“初始承诺”从未改变，也不应改变，那就是对真相的揭示，对共识的塑造，以及对信任的培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