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事实核查逐渐呈现出由记者主导、网络用户和人工智能共同参与的多元化特征，但开放核查主体之于我国事实核查新闻业发展的意义仍有待经验回应。本研究结合新闻内容与个人态度的一致程度，系统比较多元核查主体对公众新闻认知与行为趋向的潜在影响。为此我们实施了一项3（核查主体：新闻记者vs平台用户vs人工智能）×2（新闻内容倾向：支持vs反对）的线上混合实验（N=403）。查内容比人工智能核查更可信；公众转发假新闻与事实核查的意愿不因核查主体改变而变化；相比平台用户与人工智能，记者核查能够更有效地抑制公众因认同新闻内容而误信假新闻的倾向。本研究认为，事实核查新闻业中认知权威的构成有所扩展，作为新兴核查来源的网络用户与人工智能可被视为“未被识别的权威”。文章最后，我们在实践层面就多方核查者协同调适以提升我国事实核查体系韧性与效能作出了讨论。
【关键词】事实核查；假新闻；新闻创新；平台用户；人工智能
宋爽，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讲师；闫文捷（通信作者），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原文刊载于《全球传媒学刊》2026年第4期“新闻学研究”专栏
一、变革开放：迈向多元行动者参与的事实核查新闻业
事实核查是新闻业捍卫新闻真实的重要实践活动。以专业新闻从业者为主的核查人员按照一整套规范对流通于公共话语空间内的新闻报道、公众人物言论等展开查证，并公开发布核查过程与结论（Coddington et al.，2014）。从功能上，事实核查能够通过警示公众其所阅读的新闻可能在准确性上失之偏颇，提醒人们对新闻展开更为谨慎的评估，或是直接达成帮助公众识别假新闻的目标（Walter et al.，2021）。自美国三大事实核查机构FactCheck.org、PolitiFact和Fact Checker相继成立后，事实核查运动在全球落地生花（向芬、杨肇祎，2023）。作为舶来品的事实核查在中国经历着本土化调适，特别体现在开放核查主体等方面。
在数字媒介环境下，社会公众和技术应用等非传统新闻主体深入新闻业实践（常江、罗雅琴，2023），新闻生产突破媒体机构的垄断，逐渐演变为一个由多元行动者共同参与、交相互动的知识生产过程（Zamith & Westlund，2022）。具体到事实核查新闻业，多元行动者参与推动的开放核查格局逐步形成。首先，新闻记者凭借制度赋予的专业优势依旧是最具代表性的核查主体。其次，普通用户通过平台机制得以参与针对假新闻的举证、标注与纠正等活动，以非专业行动者身份加入并拓展了事实核查的社会实践（闫文捷、李振宇，2025）。再次，近年来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自然语言处理与机器学习等方法手段被广泛应用于事实核查任务之中（Lee & Bissell，2024），有望重塑事实核查的行动者结构。
在记者作为常规核查者之外，平台用户和人工智能技术进入事实核查领域，能在多大程度上提升核查实践的效果？开放核查主体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拓展并推动事实核查新闻业的发展？尽管已有研究对包括新闻媒体、社交媒体用户及人工智能在内的多元核查主体所产生的效果作过比较（Liu et al.，2025），但此类研究主要展开于事实核查机制相对成熟的欧美社会，基于中国的经验证据不足。因此，本研究试图就此作出在地化探索。更进一步，本研究尝试拓展对事实核查效果的考察范围。既有核查效果多聚焦于事实核查对人们辨别与转发假新闻的影响（Chung & Kim，2021）。不可否认的是，事实核查得以发挥纠错效果有赖于公众对它的广泛接触和普遍信任（Xue et al.，2024）。故而，本研究将对核查效果的检视从围绕假新闻的识别和扩散延展至围绕事实核查的信任与分享。此外，在探讨核查主体的影响效果时，我们不应忽视被核查的新闻自身的内容特征。根据已有研究，假新闻或事实核查的内容倾向与公众态度的一致程度是充分理解事实核查效果的关键（Hameleers & van der Meer，2020）。因此，本研究将同时引入这一要素，通过一项在线调查实验考察人们在对新闻内容认可程度不一的情况下，接触由不同主体完成的事实核查会对他们产生怎样的差异化影响，以期更全面把握开放事实核查实践主体在中国在地化的核查实践中可能具有的实际效能。
二、核查主体多元化对事实核查效果的影响
核查主体即完成事实核查的执行者，因其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事实核查的勘误效果与社会影响，故而成为研究关注的焦点。事实核查立足于实证主义认识论，核查主体通过系统性搜集、整合与引用既有证据以综合评估各类信息的真实性（郑佳雯，2020），并最终以公众可理解的表达方式完整呈现核查过程与结论。尽管现有研究因核查主体的操作化差异尚未就何种主体的核查效果更优达成一致观点，但学者比较普遍地认为，可信度较高的事实核查主体，特别是基于核查表现而被高度信任的核查主体能够有效作用于人们对信息真伪的判断及一系列行为趋向（Ou et al.，2025）。这是因为在复杂的媒介信息环境中，信源可信度本身便构成公众评估信息与形成判断的重要依据（Metzger et al.，2010）。这为本研究比较分析记者、网络用户和人工智能作为核查主体所产生的影响效果锚定了支点。
首先，在中国的媒介场景下，新闻从业者开展核查具有天然优势。这一优势既源自新闻业特有的体制内资源和公信力，也得益于在此基础上公众优先选择专业核查的认知习惯。一方面，专业媒体因在公众信任和市场占有率上保有优势，不仅能够较好地开展事实核查，还有望推动公众了解这种崭新的新闻样态（刘于思等，2023）。即便我国专业媒体开展事实核查尚处起步阶段，其成效却不容忽视。另一方面，公众无论在评估新闻还是接触带有核查性质的纠正内容时，都更倾向于依赖信息主体的专业权威形成对相应内容的认知理解（Zou & Tang，2021）。在个体无法亲自验证所有事实的情况下，他们通常依靠记者提供的新闻报道获取对外部世界的感知与理解（陆泓承，2024）。换言之，优先选择记者所提供的核查内容更为契合公众的认知习惯。
其次，普通公众兼具参与事实核查的意愿与能力。他们不仅常常出于利他的动机（Hu et al.，2024），借助人际与制度性资源对新闻真伪展开核查（Tandoc et al.，2018）；而且其对假新闻的回应效率还可能高于专业核查者（Zhao & Naaman，2023）。有鉴于此，诸如澎湃明查等事实核查机构和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均尝试引导其用户通过提供线索、发起举证等方式参与核查实践。不过在缺乏系统训练与资源支持的情况下，用户并不总能产出充实准确的核查内容，甚至可能因核查结论模糊而误导他人（Hameleers，2024）。相比用户核查，研究发现中国公众对专业核查的好感度要更高（刘于思等，2023）。学者由此发出警示：过度依赖用户参与的核查形态可能会降低其打击假新闻的效能，进而削弱人们对事实核查本身的信任（Jia & Lee，2024）。
最后，人工智能作为一项技术手段正成为新闻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人们通常认为人工智能具有准确、中立和客观等技术特征（Sundar，2007），该认知提升了公众对人工智能新闻的质量与可信度评价（陈阳等，2023），这正是学者推动人工智能介入事实核查的一大缘由。不过，如何建立可靠的智能化事实核查机制仍是一道现实难题。人工智能内生的技术缺陷致使核查失误时有发生。譬如，ChatGPT虽能准确检测假新闻标题，但在真实新闻的判定上却表现出模棱两可的态度（DeVerna et al.，2024）。一旦人们认识到人工智能潜在的失误风险，其核查结论的说服效果将大打折扣（刘国强、张思雨，2023），不仅会动摇公众对事实核查的信任基础，而且会增加人们误信假新闻的可能（DeVerna et al.，2024）。总体而言，人工智能所提供的核查结果对人们的新闻辨识力几乎不产生任何影响，而记者核查却能显著提升人们辨别新闻真伪的能力（DeVerna et al.，2024）。
基于上述论证，本研究提出第一组研究假设：
H1：相比（a）用户核查和（b）人工智能核查，人们对记者核查为假的新闻的准确度评价更低。
H2：相比（a）用户核查和（b）人工智能核查，人们对记者核查的可信度评价更高。
当前研究大多聚焦不同核查主体对人们新闻认知层面的影响，对于接触不同主体提供的事实核查后人们的行为趋向，如他们是否仍愿意分享新闻与事实核查的探讨较为有限。少量研究发现，新闻记者或网络用户作为事实核查的实践者未能单独形塑公众对假新闻的转发意愿（闫文捷等，2023；刘于思等，2023）。专业核查与人工智能核查对公众事实核查参与度的影响也未呈现显著差异（Xue et al.，2024）。至于记者与网络用户对推动公众参与传播事实核查的影响效果则缺少直接证据。因此，本研究围绕事实核查主体对公众行为趋向的影响提出以下研究问题：
RQ1：相比（a）用户核查和（b）人工智能核查，人们对记者核查为假的新闻的转发意愿有何差异？
RQ2：相比（a）用户核查和（b）人工智能核查，人们对记者核查的转发意愿有何差异？
平台用户和人工智能开展的事实核查间具有怎样的效果差异？基于有限的经验观察，X平台用户与人工智能对假新闻的标记在减少公众误解方面效果相当（Jia & Lee，2024），公众对两者生成的事实核查的信任度也基本一致（Jia & Lee，2024）。对于中国事实核查新闻业而言，用户核查不论是用户向平台提供核查线索、发起举报，还是通过详细举证核查不实新闻内容，均处于起步与探索阶段。与此同时，虽然中国公众普遍认为人工智能有益于新闻生产，但对其如何嵌入新闻业运行仍了解不足（Sun et al.，2024），对于人工智能核查也只是一知半解。简言之，我们认为公众对用户核查和人工智能核查的认知、接受和卷入程度仍在不断变动之中，并据此提出以下问题：
RQ3：用户核查与人工智能核查在影响人们对假新闻的（a）准确度评价和（b）转发意愿上有何差异？
RQ4：人们对用户核查与人工智能核查的（a）可信度评价和（b）转发意愿有何差异？
三、内容-态度一致性对事实核查效果的影响
事实核查的效果如何不仅依赖核查行动者的身份设定，也受到新闻自身特征的制约。譬如新闻内容与个体态度的一致程度便是理解事实核查效果的关键（Hameleers & van der Meer，2020）。一般而言，人们更愿意相信并扩散与自身立场、信念相符的信息（Metzger & Flanagin，2013；Shin & Thorson，2017）。数字媒介环境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一致性信息的偏好，他们的新闻辨别力和卷入度也随之发生变化。
在以享乐为导向、低认知投入的社交媒体情境中，公众在获取新闻的过程中更易接触并接受与自身观点一致的内容（Sun & Xie，2026），个体的认知警觉因此而受到削弱。一方面，人们常常因为缺少主动核验与个体立场相一致的新闻而轻信此类内容（Tu et al.，2023）。另一方面，人们对新闻内容的认同可能超越他们对真实性的关注而成为其新闻分享行动的驱动力（Pennycook et al.，2021）。此外，面对事实核查提供的验证信息，人们不仅倾向于怀疑有悖于个人信念的核查结论，而选择相信与既有态度相一致的假新闻（Wang，2021），还愿意分享那些支持自身立场的纠错类新闻内容（Wang，2024）。据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3：被核查的新闻内容与个人态度越一致，人们对假新闻的（a）准确度评价和（b）转发意愿越高。
H4：被核查的新闻内容与个人态度越一致，人们对事实核查的（a）可信度评价和（b）转发意愿越低。
新闻内容与个人态度的一致程度可能进一步影响不同事实核查主体带来的效果。在欧美党派政治环境以及西方反智主义浪潮的共同影响下，专业核查人员的动机与其核查结论往往受到质疑（Chung，2024）。用户众包与人工智能则因其超党派的客观属性在核查行动中脱颖而出，尤其能够缓解因政治立场差异所导致的人们对事实核查的排斥感（Moon et al.，2023）。在中国，党管媒体的体制特征促成了我国公众对新闻媒体的天然信任（周子杰，2024），记者主导的事实核查也因此具备更高的信任基础和专业权威。网络用户与人工智能潜在的客观性优势则未必能够转化为更高的核查说服力。研究显示，来自非专业信源（如普通用户）、有悖于个体态度的新闻内容虽然能够吸引用户关注，却常常遭到质疑（Westerwick et al.，2020）。由此不难想象，平台用户和人工智能在针对与个体态度较为契合的假新闻展开核查时，可能由于专业性的缺失而影响力有限；相反，记者的专业权威则可能抑制新闻与个人态度相一致对核查效果造成的干扰。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和问题：
H5：被核查的新闻内容与个人态度越一致，记者核查（vs（a）用户核查，（b）人工智能核查）越能够显著降低人们对假新闻的准确度评价。
H6：被核查的新闻内容与个人态度越一致，记者核查（vs（a）用户核查，（b）人工智能核查）越能够显著提高人们对事实核查的可信度评价。
RQ5：用户核查与人工智能核查对人们就（a）假新闻的准确度评价和（b）事实核查可信度评价的影响如何随新闻内容与个人态度一致程度的变化而有所不同？
最后，考虑到过往研究多围绕人们的新闻认知展开，尚未检验相关的行为反应，我们提出最后一项研究问题：
RQ6：新闻内容与个人态度的一致程度如何与不同事实核查主体相互作用，共同影响公众对（a）假新闻和（b）事实核查的转发意愿？
四、研究方法
（一）实验设计、物料与流程
为回应上述研究假设和问题，我们开展了一项3（事实核查主体：新闻记者vs平台用户vs人工智能）×2（新闻内容倾向：支持vs反对）的混合设计在线调查实验，其中事实核查主体为组间因素，新闻内容倾向是组内因素。
我们通过G*Power3.1计算研究所需样本量。在显著性水平为0.05、统计功效为0.95的设定下，该研究的最小样本量应为390。随后，我们以第5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的性别和年龄分布比例为参考（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4），委托专业调查公司于2024年10月面向中国成年网民进行配额抽样。在剔除未通过操纵检验、作答时间未达全样本填答时长中位数1/2的样本后，最终获得403份有效样本。
获得被试的知情同意后，我们首先测量了被试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和对转基因的态度。参与者随后以随机顺序阅读四则假新闻，并对每则新闻的事实准确度和转发意愿作出评价和反馈。为确保本研究所选新闻议题可体现鲜明的立场，我们基于既有研究所汇聚的十大本土争议性议题，最终确定以转基因新闻作为实验素材（Yu et al.，2022）。转基因新闻在事实核查研究中被广泛采用，实验材料的可靠性较强（VanErkel et al.，2026）。为在同一议题框架下实现新闻视角的多样化以提升结论的推广性，本研究引入四条转基因主题假新闻，涵盖与转基因相关的社会经济、健康风险、国际政策以及农业发展等内容，其中两条支持转基因，两条反对转基因。
此后，被试被随机分入基于事实核查主体而形成的三个实验组之一，开始逐条阅读针对上述假新闻的核查内容，并对每则事实核查的可信度和转发意愿作出评价和反馈。为确保事实核查内容的可信度与规范性，核查文本的篇幅均控制在350~400字，并由本文作者依据《事实核查手册》中明确的核查规范与操作流程撰写（魏星，2023）。我们针对每条新闻搜集2~3个核查信源和证据。这些内容主要来源于权威媒体的公开报道、官方机构信息、专家观点或既有事实核查平台已核实的相关内容。而后，我们整合相关证据并构建清晰的核查论证链条，并在文本结尾明确给出“新闻失实”的核查结论。
不同实验组被试所接触的事实核查内容完全一致，差别仅在于完成事实核查的主体。对核查主体的操作化借鉴了已有研究中的通行做法（闫文捷等，2023；Moon et al.，2023），并结合我国社交媒体语境进行了调整。为真实再现公众在网络环境中接触新闻的情境，实验材料的界面参考了新浪微博的新闻发布形式，并通过呈现核查者的头像、微博ID等线索强化其身份特征。记者核查组的被试接触到的是发布账户配有“澎湃新闻”头像和ID署名为“澎湃明查核查员”的核查报道；用户核查组核查报道的发布账户采用多人拼接而成的群体头像，ID显示为“大众核查团”，同时核查报道中显示“微博平台大众评审团5.2万名用户对该新闻进行了核查”；人工智能核查组的被试接触到的核查报道由ID为“AI核查站”的账户发布，其头像设计突出机器人和科技元素，并在署名中标明“人工智能（AI）自动化核查完成”。完成以上步骤后，被试被要求对原始的假新闻帖子的事实准确度及转发意愿再次作出评价。
（二）变量测量
1.因变量
首先是新闻准确度评价和转发意愿。被试阅读完四条与转基因相关的假新闻后，需就每则新闻的事实准确度和转发意愿作出评估。我们通过“您认为这则新闻在事实上有多准确？（1=非常不准确，7=非常准确）”和“如果您在浏览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时遇到这则信息，您在多大程度上会作出转发的反应（1=完全不可能，7=非常可能）”两道题目完成测量。阅读完事实核查后，我们使用同样的题目再次测量被试对四条新闻的准确度评价和转发意愿。
其次是事实核查可信度评价和转发意愿。被试还需在接触事实核查后评估其对每则事实核查的信任度和转发意愿。我们先后询问被试在多大程度上同意“这则事实核查是可信的”（1=非常不同意，7=非常同意）、“如果您在浏览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时遇到这则事实核查，您在多大程度上会作出转发的反应”（1=完全不可能，7=非常可能）。
2.自变量
自变量为新闻内容个体态度一致性。该变量的处理方式参照了既有研究中较为成熟的操作化方法（Yan & Pan，2023）。在阅读新闻帖子前，我们询问了被试对转基因生物技术的支持程度，如“我支持转基因技术的研发”（1=非常不同意，7=非常同意）（游淳惠、金兼斌，2020）。四道问题取均值构成了个体初始的转基因态度得分（M=4.34，SD=1.71，α=0.93）。我们随后用原始得分减去量表中位数4，将该变量的取值范围转换至[-3，3]。
最后，我们将支持转基因的新闻编码为1，反对转基因的新闻编码为-1，并将前期测量所得的个体转基因态度与新闻内容相乘，得到“内容态度一致性”变量，数值越大表示个体态度与新闻内容的一致程度越高。
（三）数据分析思路
首先，我们通过配对样本t检验考察人们在接触事实核查前后在辨别和转发假新闻方面呈现的变化。其次，我们借助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三类核查主体的总体核查效果作出比较。最后，我们利用实验数据内嵌的分级结构，通过设立多层次线性模型来估测新闻特征（如新闻内容个体态度的一致程度）与个体特质（如核查主体的属性）对核查效果产生的协同影响。
五、研究结果
（一）随机化检验与操纵检验
在开展假设检验前，我们进行了随机化和操纵检验。首先，三个条件组的被试在人口统计学特征的各个维度、对转基因议题的既有态度以及对事实核查的好感度等方面的组间比较结果均不存在显著差异，本实验的随机化基本成功。其次，操纵检验结果显示，不同实验组的被试能够识别事实核查分别由新闻记者（n=135）、微博平台用户（n=133）和人工智能（n=135）开展（χ2（4，N=403）=806，p<0.001），有关事实核查主体的实验操控有效。
（二）事实核查的总体效果
首先，本研究使用配对样本t检验考察人们接触事实核查前后在新闻准确度评价和转发意愿上出现的变化。结果显示，接触事实核查能够显著降低被试对假新闻的准确度评价（M前=3.30，SD=1.35，M后=2.04，SD=1.00，t（402）=20.45，p<0.001，Cohen's d=1.10）和转发意愿（M前=2.80，SD=1.44，M后=1.96，SD=0.97，t（402）=13.22，p<0.001，Cohen's d=0.73。
其次，本研究进一步比较了三类核查主体的影响效果。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在接触记者、平台用户或人工智能完成的核查后，被试对假新闻的事实准确度评价未呈现显著差异（H1a、H1b不成立，RQ3a得到回应）；但他们对事实核查的信任度却因核查主体而异（F=（2，400）=4.10，p<0.05）。Bonferroni事后成对比较表明，相比人工智能核查，人们更信任记者完成的核查内容（H2b成立），对用户核查的信任度与对记者或人工智能核查的信任度则无显著差异（H2a不成立，RQ4a得到回应）。最后，人们转发假新闻（RQ1a、RQ1b和RQ3b）和事实核查的意愿（RQ2a、RQ2b和RQ4b）未因核查主体的变化而显著不同。
（三）基于多层次线性模型的事实核查效果检验
为进一步明确新闻特征与个体因素对于事实核查效果的共同影响，我们估测了四组多层线性回归模型（Multilevel Linear Modeling），表1模型用于预测被试对新闻的准确度判断和转发意愿，表2模型用来估测人们对事实核查的可信度评价和转发意愿。新闻层次（层次1）的变量为新闻内容与个体态度的一致性，个体层次（层次2）变量为事实核查主体。此外，我们引入核查主体与内容态度一致性之间的交互项，以进一步考察二者在个体接触事实核查后的协同效果。
关于表1中的模型1，分析显示，记者、平台用户与人工智能三类核查主体在影响被试对假新闻的准确度判断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B分别为0.21、0.17和-0.04，ns），即无论事实核查由谁完成，其提供的核查内容均能有效帮助个体识别假新闻，H1a、H1b不成立，RQ3a得到回应。新闻内容与个人态度的一致程度同样未能明显影响人们对新闻准确度的判断，H3a不成立。但从交互效应来看，核查主体能够与内容态度一致性共塑人们对新闻准确度的评价。当假新闻符合个人态度时，记者提供的核查内容比平台用户（B=0.07，SE=0.03，p<0.05）或人工智能完成的核查（B=0.06，SE=0.03，p<0.05）更能显著降低人们对假新闻的误信误判，H5a与H5b得到支持。而随着假新闻与个体态度一致性的增强，用户核查与人工智能核查在影响人们对假新闻的评价方面并无明显差别（RQ5a）。
进一步的简单斜率分析表明（图1），接触记者核查后，人们对假新闻的准确度评价不再因新闻内容与自身态度的一致程度而显著改变（B=-0.01，SE=0.02，p=0.82）。如果核查内容来自平台用户或人工智能，个体对假新闻的准确度判断则随着新闻与个人态度一致性的增强而明显提高（B平台用户=0.07，SE=0.02，p<0.01，B人工智能=0.06，SE=0.02，p<0.05）。换言之，用户核查和人工智能核查在改善人们因立场契合而误信假新闻方面效果有限。
表1中的模型2预测了被试的新闻转发意愿。结果显示，三类事实核查主体在抑制个体转发假新闻方面作用相当（B分别为0.06、0.05和-0.05，ns），RQ1a、RQ1b和RQ3b得到回应。与此同时，新闻内容与个体态度的一致性既不单独影响人们转发假新闻的意愿（H3b不成立），与核查主体之间也不存在交互作用（RQ6a）。
明确事实核查主体对人们的新闻认知和转发意愿所产生的影响后，我们将对核查效果的考察延伸至人们对事实核查新闻的信任度和转发意愿上。首先，表2中的模型1表明，人们对记者和用户核查、用户和人工智能核查的信任度不存在显著差异（B分别为-0.19和-0.11，ns），H2a不成立、RQ4a得到回应。但与人工智能相比，记者所提供的核查更容易获得公众信任（B=0.31，SE=0.11，p<0.05），继单因素方差分析后再次印证了H2b。其次，新闻内容与个人态度的一致程度未对人们就事实核查的信任度产生显著影响（H4a不成立），也不因核查主体的改变而明显变化（H6a和H6b不成立、RQ5b）。最后，在预测事实核查转发意愿方面（模型2），核查主体（B分别为-0.03、-0.22和-0.19，ns）和内容态度一致性（B=-0.03，ns）既未呈现出显著的主效应（RQ2a、RQ2b、RQ4b以及H4b），也不存在交互效应（RQ6b）。
五、研究结果
新闻创新的研究者与实践者寄希望于事实核查能够承担起维护新闻真实性、推动构筑良善新闻业的重任。对于事实核查新闻业而言，一方面，其实践日益呈现出记者主导、网络用户和人工智能共同参与的多元化特征；另一方面，其实践目标业已由识别并遏制错误内容在公共话语空间扩散扩展至提升行业自身的社会公信力和可见度。在这一背景下，本研究的核心关切是，伴随崭新力量的加入，多元化事实核查主体的实践效果及其所依赖的经验条件如何？为了回应这一问题，本研究通过一项在线调查实验在专业核查、用户核查和人工智能核查之间作出比较，并就新闻内容与个人态度的一致性如何与多元主体相互联动、共同作用于事实核查实践展开分析。
从结果来看，无论新闻记者、平台用户还是人工智能展开核查，他们均可有效帮助公众识别假新闻（H1a、H1b和RQ3a）并降低转发意愿（RQ1a、RQ1b和RQ3b）。尽管勘误效果相当，但人们对记者专业核查的信任度显然高过人工智能核查（H2b），基于平台用户众包的事实核查与记者（H2a）或人工智能核查（RQ4a）的可信度则相差无几。人们对事实核查的转发意愿未因核查主体不同而呈现明显差异（RQ2a、RQ2b和RQ4b）。
尽管人们对新闻的准确度评价和分享意愿并未因自身对新闻内容的认可而提升（H3a、H3b），也未曾因事实核查驳斥了符合自身观点的假新闻而降低对核查结果的信任或转发意愿（H4a、H4b），但若有机会从不同主体获得核查验证，他们对新闻内容的认可度或可令其在新闻认知方面表现出程度不一的偏差。专业记者可比普通用户或人工智能更为有效地帮助公众克服因观点一致而被假新闻误导的倾向（H5a和H5b），而无论是用户还是人工智能提供的核查内容，在面对深获人们认同的假新闻时，纠错效果均较为有限（RQ5a）。以上结果促使我们做出若干思考。
首先，用户群体和智能技术实际上的核查表现为事实核查新闻业面向非传统力量适度开放行业边界提供了一定依据。我们乐见二者在专业核查之外，亦可有效识别虚假新闻并遏制其扩散。然而我们注意到，公众对于事实核查的传播意愿并未因核查主体的开放而变得更加积极。结合既有研究发现不难看出，中国公众对事实核查新闻的参与倾向整体较为审慎，即便面对重大争议性议题，公众仍倾向对事实核查新闻采取“阅读不转发”的保守策略（潘文静等，2025）。由此可见，事实核查主体多元化对公众新闻行为的影响及其稳定性仍有待进一步检验。
其次，事实核查是一项高度依赖核查者身份属性的实践，核查主体的可信度在公众认知与判断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Liu et al.，2025）。在中国媒介体制内，主流媒体凭借制度赋权与专业生产机制累积的权威性与公信力（朱鸿军、王涛，2025），在其进入事实核查领域后依旧构成其核心竞争力，也因此，专业记者发布的核查信息在纠正公众认知偏误及提升整体可信度方面均具有明显优势。这些结果提醒我们正视专业媒体所应承担的确证和重塑新闻真实性的责任。
再次，本文结果揭示出中国事实核查新闻业中的认知权威在多元主体的参与下正在发生扩展并出现分层的趋势。一方面，新闻记者凭借其专业性表现与制度性资源的背书，作为认知权威仍然具有相对稳定且难以替代的优势。因此，开放事实核查新闻业离不开专业新闻从业者在其中发挥领航与示范的作用，既为领域内的同行者提供核查行动的范本，同时也凭借专业优势实现为大众创造公共性回报的目标。另一方面，公众与智能技术虽能为事实核查新闻业提供支持，但总体而言扮演着“未被识别之新兴权威”（unrecognized authorities）的角色，在既有的核查行动者网络中大体上处在外围位置。当然，认知权威“未被识别”并非由于公众或智能技术实际的核查能力不足，而在于其身份所承载的可信度尚未获得制度承认，加上二者作为事实核查主体的社会可见度和公众熟知度均较为有限，因此尚未被纳入既有认知权威的认证框架（Bartsch et al.，2025）。
最后，本研究亦为建设开放的事实核查新闻业提供了探索方向。一方面，可在开放事实核查的框架内策略性调用并组合不同的主体力量参与核查报道。就分工而言，在事实判别相对明确的情况下可优先借助平台用户和人工智能核查，复杂议题的假新闻核查则应交由具有权威性的专业媒体。网络平台与新闻机构可尝试推进具体实施。譬如，先借由人工智能系统识别并生成待核查信息清单，并对其虚假程度与风险等级进行标注；随后，将相关信息或具体的核查任务拆分给具有相应兴趣或关注该议题的用户，由其参与核查线索提交、判断并公之于众；若出现重点与争议性显著的信息，可最终交由记者开展深度核查与事实确认。另一方面，鉴于掌握海量用户的网络平台已成为开展与发布事实核查的主要界面，提升用户参与核查的卷入度亦构成实践中的核心关切。对此，可在平台机制与界面设计层面探索相应的实现路径。例如，平台可在用户的信息流中内置轻量化卡片提醒，引导用户关注新闻真实性以激发其认知准确性动机；还可通过为核查参与者设置荣誉徽章标识、提供小额经济回报等方式（Graham & Porter，2025），在精神和物质等多个层面共同构筑用户参与和扩散事实核查的激励机制。
本研究存在两方面局限。其一，本研究虽已尽力还原真实情境中事实核查的样态，但尚未涉及现实中人们可能通过偶遇、选择性接触等方式触及事实核查（Hameleers & Van der Meer，2020；Lin et al.，2025）。未来研究可在更为贴近现实的新闻接触模式的条件下探索事实核查的可操作化路径。本研究结果至少促使我们思考，即便在公众缺少主动获取事实核查动机的情况下，开放核查主体边界也蕴含着可能性，当然也有局限性。其二，本研究仅考察了社交媒体公开转发情境下的假新闻与事实核查转发意愿，并得出核查主体类型或新闻立场均不对其产生显著影响的结论。有研究提示人们倾向于对亲友私下分享的事实核查作出积极回应（Amazeen et al.，2019）。未来研究有必要通过区分公开与私下传播情境考察事实核查行为效果，准确识别形塑其社会可见度的经验条件。
总体而言，本研究通过在记者、用户和人工智能作为主体完成的事实核查之间展开比较，揭示出核查主体的多元化有望缓解专业核查在提升规模和效率方面所处的困境，同时针对外围事实核查主体在具备认知权威客观条件的前提下，如何被识别、承认与开发等新研究议题提出了建议。循此思路，学者需要追问的是，在事实核查的任务场景下，如何识别、描述和解释这些多重主体背后诸多“潜在的”认知权威类型？如何在多重力量之间就辨别和裁定事实的方式展开方法论和价值观层面的有益协商，进而形成领域内共享的标准与规范，以拱卫专业核查者职业威望并将新兴主体的优势更好地嵌入事实核查行动框架？最后，如何推动尚未被识别的核查行动者获得广泛的认可和信任，令事实核查新闻业在开放发展中兼具韧性与效能？这些问题需要学界和业界共同思考，它们没有简易的答案，唯有通过更丰富的实践和更系统的研究来作出检视和回答。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社交平台虚假信息治理模式比较研究”（项目批准号：21BXW065）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引文格式：宋爽、闫文捷：《谁来守卫数字时代的新闻真实？基于三类核查行动者的比较》，全球传媒学刊，2026年第4期，138-15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