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经历了从人本主义批判到政治经济学科学分析的深刻嬗变，这一演进揭示了异化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性特征的本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首次提出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性，但其批判仍囿于抽象哲学人本主义。随着《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异化根源被赋予具体历史形态。《资本论》则通过劳动二重性的分析，将异化劳动彻底纳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框架。具体劳动的自主性被抽象劳动的增殖逻辑压制，从而导致劳动产品、劳动过程、人际关系的全面异化；而私有制与雇佣劳动制度通过分离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商品化，加剧异化再生产。这一理论的发展表明，异化劳动并非偶然现象，而是资本逻辑下价值形式扩张的必然结果，其最终也必然导致人的片面发展与社会矛盾的尖锐化。

【关键词】异化劳动；劳动二重性；政治经济学批判；历史唯物主义

【作者简介】刘勇，武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胡梦，武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肖光恩，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异化劳动理论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核心线索之一，其发展历程不仅反映了马克思思想的科学转向历程，更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对于人的本质的扭曲。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再到《资本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逐渐摆脱人本主义的抽象性，开始深入对资本主义经济本质的探究。本文旨在系统梳理马克思异化劳动思想的嬗变过程，聚焦从“异化劳动四重性”到“劳动二重性”的理论跃迁，揭示其如何从伦理控诉升华为对资本主义内在结构的科学批判。

一、异化理论的演进：哲学预设、历史根源与科学奠基

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并非静态的、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一个伴随着其哲学立场、方法论和经济学研究的深化而不断演进的动态过程。早在他的博士论文里，就对异化问题进行了初步分析。在《手稿》中，马克思正式将批判的目光投向劳动领域，基于人本主义立场对异化现象进行哲学揭露与伦理控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哲学的贫困》等著作中实现历史唯物主义转向后对异化根源进行了深刻的历史化、具体化分析；最后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将异化完全纳入政治经济学解剖的科学框架，揭示其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必然产物的本质，这一发展历程，清晰勾勒出马克思思想从哲学迈向科学批判的轨迹。

（一）基于“类本质”价值悬设的异化四重性

马克思在他的博士论文《德谟克里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首次探讨了异化问题，由于深受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马克思将现象理解为“本质的异化”，这种异化与抽象的自我意识密切关联。随后，马克思将批判的眼光转向政治领域，指出“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自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1]，但国家、政治制度控制着家庭与市民，而国家权力凌驾于家庭和市民之上必然会导致政治的异化。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观点产生怀疑并最终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观点分道扬镳。费尔巴哈对宗教异化的批判，为马克思提供了直接的批判武器和人本主义视角，马克思接受了费尔巴哈关于“人是类存在物”的观点，并将其运用于社会经济领域。

《手稿》是青年马克思思想激荡的产物，是其首次系统运用哲学武器解析政治经济学的尝试。此时异化概念处于批判的核心位置，成为批判资本主义的枢纽，马克思的分析也呈现出鲜明的“哲学伦理”特征。他的批判建立在一个核心的预设之上，那就是人作为“类存在物”具有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本质。这种本质体现为人能够通过自由、有意识的对象化劳动，在改造外在世界以满足自身需要的过程中，确证和发展自身的本质力量，实现与自然、与他人及自身的和谐统一。于是在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的现实状况后，马克思指出异化就是与人的本质相背离的一种状态，具体表现为相互关联的四种异化形式，即：劳动产品异化、劳动活动的异化、类本质的异化以及人际关系的异化。^[2]马克思以预设的、理想状态的“人的本质”为价值尺度，对比衡量资本主义现实，认为后者是对前者的彻底背离、扭曲与否定，但预设的“人的本质”只是一个哲学思辨的抽象概念，缺乏具体的历史规定性。虽然马克思将异化劳动归因于私有制，但对于私有制如何产生、私有制的历史必然性以及特殊历史形式缺乏深入的经济学与历史学分析。因此，超越这一范式，才是异化劳动理论深化的必然要求。

（二）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向与异化根源的具体化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完成，实现了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最伟大的革命性变革，完成了唯物史观的草创。这一转向彻底改变了异化劳动理论的分析框架和解释逻辑，使其从人本主义哲学批判转向基于社会关系的科学历史分析。

从方法论层面来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不再从抽象的“人的本质”出发，而是从具体的、历史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由此产生的社会关系出发去理解异化劳动，异化劳动的根源被更深刻地定位在特定的、历史性的社会生产关系，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马克思认为，“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3]，历史的前提是“现实的个人”，他们的活动与物质生活条件相关，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一切历史活动的基础，不是意识决定物质，而是物质生活过程决定意识的产生。想要理解社会中的异化劳动现象，最重要的不再是通过哲学思辨，而是对物质生产方式的解剖。

基于唯物史观，马克思将异化劳动的根源置于分工的历史发展之中。分工最初是基于性别、体力等自然条件的自然分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脑力与体力劳动的分离，出现了具有专业划分的、强制性的社会分工，这种分工模式是私有制产生与阶级分化的基础。分工造成个人活动范围的固定化和片面化，使个人的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产生矛盾。在分工与私有制条件下，由个人活动相互作用产生的社会力量不再受个人控制，反而成为一种强制性力量支配着个人。个人不仅仅是劳动者，他与产品、劳动活动、类本质的疏离，进一步表现为受到自身活动所创造的社会关系的统治，商品、货币、资本、国家、意识形态等，都是这种异己的社会力量的具体表现形态。

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让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实现了质的飞跃。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进一步运用唯物史观分析经济范畴，指出它们不是永恒的理性观念，而是历史的、暂时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为后来在《资本论》中科学分析商品、价值、货币等范畴的异化本质奠定了方法论基础。这一时期标志着马克思异化理论从哲学人本主义范式向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范式的决定性转变，为《资本论》时期对异化劳动进行彻底的政治经济学解剖铺平了道路。

（三）从经济范畴分析到异化科学形态的形成

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后，马克思并未抛弃异化劳动概念，而是将其彻底纳入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分析框架，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以及不朽巨著《资本论》中，赋予了异化劳动理论前所未有的科学深度和具体性。这一时期的异化劳动理论不再是独立的人本主义批判话语，而是内嵌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的分析中，成为揭示资本逻辑必然结果的关键维度。《资本论》实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融合。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商品的二重性及其根源之劳动二重性的深入分析，揭示了价值形式发展的内在逻辑，即从商品到货币再到资本。这种分析不是描述经济现象的表面联系，而是揭示隐藏其后的、特定的、历史的社会生产关系。异化劳动现象正是这种特定生产关系运行的必然表现与结果。

在《资本论》中，异化劳动的根源被深刻地归结为普遍化的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在商品社会，劳动必须采取价值形式，具体劳动只有转化为抽象劳动才能被社会承认。价值形式的抽象性，使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物的价值，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表现为物之间的关系。这种颠倒是商品拜物教的根源，也是异化劳动在现象层面的普遍表现。资本主义生产将货币转化为资本，劳动力成为商品，资本表现为“自行增殖的价值”，是一种物化的社会关系。在生产过程中，劳动隶属于资本，受资本管控，劳动产品作为资本家的财产，是资本进一步支配劳动的手段，与劳动者相对立。资本关系本身就是一种全面的异化关系，劳动条件作为资本与劳动者异化，劳动活动作为雇佣劳动与劳动者异化，劳动产品作为资本增殖的载体与劳动者异化，资本家本身也受资本逻辑驱使而行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劳动条件与劳动产品具有与工人相异化的形态，随着机器的发展变得完全对立。

异化劳动理论在《资本论》中达到了其科学形态的顶峰。异化完全内化于对价值、货币、资本、积累、剩余价值、再生产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的科学分析中，成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抗性、剥削性和历史暂时性的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又进一步将异化劳动现象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及其表现紧密联系起来，普遍异化既是这一矛盾的产物，又不断激化矛盾。

综上所述，马克思异化劳动思想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早期的哲学抽象，到中期的历史具体，发展到后来的科学批判，其批判对象也从最开始的“人的本质异化”发展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性异化”的分析。具体如图1所示。

图1 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发展历程

二、异化的结构性根源：资本主义劳动、私有制与雇佣关系

异化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概念之一。从《手稿》到《资本论》，马克思从人本主义批判出发，通过政治经济学的解读，揭示了异化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逻辑的必然结果，是其根植于经济基础本身的结构性特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共同塑造了一个普遍异化的社会，使得劳动产品、劳动过程、类本质以及人际关系全面异化，最终导致人的片面发展与社会对抗的出现。

（一）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全面异化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决定了其劳动必然具有异化性质，这并非偶然现象。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是一种外在、被迫的强制劳动。在《资本论》中，他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揭示了资本主义劳动的本质：不仅生产商品，还生产劳动自身的异化现象。

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从生产到社会关系再到人的本质都被打上了异化的烙印。工厂中堆积的劳动产品本应是工人劳动的凝结，却成为资本家压缩工人工资、延长工人工作时间的资本积累。工人在忙碌中陷入了无止境的恶性循环，他们在劳动中耗费的能量越多，从劳动中收获的就越少。^[4]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让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相分离，“自由的一无所有”的劳动者只能依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换取工资维持生活。^[5]表面平等的雇佣关系下，暗含的是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对抗性矛盾关系。劳动过程被分解为碎片化的操作流程，劳动者成为生产线上的附属零件，只要机器不停转动，劳动者就无休止地处于生产过程中，工人的劳动成为“极其片面的、机器般的劳动”^[6]156，就连工人自己也被“当作劳动的动物，当作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6]14。拥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掌握了劳动过程的支配权，将劳动转化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劳动不再是人本质的体现，而是被贬低的维持生存的手段。这种异化不仅扭曲了人与劳动的关系，也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际关系的物化与冷漠化。资本家对工人剩余价值的榨取以及劳动方式的无情化让劳动者加深对于劳动的误会，他们对于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期望值降低，从劳动中感受到的只是无止尽的苦楚。^[7]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完成了对异化劳动的系统化构建。在发达的商品经济与快速发展的机器大工业的双重加持下，雇佣劳动制度成为一种成熟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形式。^[8]资本家雇佣工人进行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得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劳动者在经济上的依附地位决定了其在劳动中也处于被动地位，资本所有者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垄断，建立起“劳动对于资本的实际隶属”关系，这就导致劳动产品的所有权与劳动者相分离，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反过来又以资本的形式统治劳动自身。技术的分工将劳动者的技能抽象化为可替换的劳动要素，自动化的生产条件让劳动过程演变为对机器指令的被动执行。工人成为资本增殖机器上的零件，这种高度组织化、纪律化、碎片化的劳动过程，将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推向极致，工人进入工厂以后，“便并入资本。作为协作的人，作为一个工作机体的肢体，他们本身只不过是资本的一种特殊存在方式”^[9]387。商品经济的发展，让劳动的社会属性被物的自然属性掩盖，价值关系表现为商品之间的交换关系，这种认知颠倒让劳动者无法识别异化劳动的本质，反而将资本统治视为自然秩序，将异化劳动视为自我实现的必经途径。商品的使用价值从属于交换价值，因此资本家只有成功完成商品交换，将劳动产品转变成货币，才能实现产品价值的升值，进而获得丰厚的利润。

（二）资本主义私有制与雇佣劳动关系

对于劳动过程异化的分析，必然需要回归使其得以成立的社会财产关系前提——资本主义私有制。马克思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没有将私有制视为天然的、永恒的制度，而是将其置于历史长河中考察其形态的演变。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到“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的梳理，到《资本论》中对“资本家私有制”的解剖，马克思揭示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态，其核心在于劳动者与劳动客观条件（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以及这种分离条件的再生产。正是这一分离构成了异化劳动得以发生的基石。

前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大多基于生产者对于生产条件的直接占有。农奴依附于土地，手工业者拥有自己的工具，他们的劳动与劳动条件在某种程度上是统一的。尽管存在剥削（如地租），但剥削者与劳动者的关系包裹在政治的、宗法的外衣之下。然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确立，源自“原始积累”的历史过程。大量农民被暴力从土地上驱逐，传统手工业者被剥夺了生产资料，沦为双重意义上的自由人。私有制的性质发生了根本转变，不再是劳动者对自己劳动条件的占有，而是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垄断性占有，并凭借这种占有去支配和购买他人的劳动。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劳动者与资本家相遇，采用了“雇佣劳动关系”这一特定的社会形式。这是异化现象得以实现和呈现的法权与经济纽带。在劳动力市场，资本家是货币所有者，工人是劳动力所有者，双方“彼此作为身份平等的商品占有者发生关系，所不同的只是一个是买者，一个是卖者”^[9]195。交易遵循等价原则，资本家支付工资，工人让渡劳动力在一定时间内的使用权。社会中到处弥漫着“自由”与“平等”的气息，然而一旦进入生产领域，资本便立刻显露出另一副面目。资本家希望实现对劳动者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利用工资，巧妙地掩盖了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界限，使一切劳动都表现为“有酬劳动”。这种剥削关系没有基于欺诈或者不公，而是根植于雇佣劳动制度本身的逻辑结构，是一种温和的、以经济强制为基础的剥削。

更深层次地，雇佣劳动关系建立起一种全面的依附结构。一方面是劳动者对个别资本家的依附。为了获取生活资料，工人必须将自己的劳动力定期出卖，他们的生存状态直接依赖于雇佣关系的持续与工资的支付，另一方面是劳动者对资本的依附。即使工人更换雇主，也只是从一个剥削者跳转到另一个剥削者手中，他无法摆脱出卖劳动力的命运。雇佣劳动与资本互为前提，两者相互生产又相互制约。而不论是哪一种依附，最终都会延伸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工人阶级的生活节奏、社会地位乃至自身的思维方式，都在很大程度上被资本循环与资本增殖的节奏所塑造。雇佣劳动关系的“自由”假象，也恰恰是这种深层依附得以持续的必要条件。阶级统治关系自然化为市场中的平等交换，历史形成的剥削结构神秘化为永恒的契约自由，劳动者被异化的痛苦成为了“经济规律”和“个人选择”所导致的自然结果。

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异化劳动提供了固定的制度基础，雇佣劳动制度像是一个巨大的引擎，驱动着异化劳动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个环节不断运行、深化和扩大。它们共同构成了一种强大的、自我强化的社会结构，致使劳动异化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难以摆脱的宿命。

（三）人的片面发展与社会对抗的尖锐化

内生于资本主义生产结构并通过其私有制与雇佣劳动制度不断强化的普遍异化现象，并没有仅停留于经济领域，而是深刻地形塑着社会成员的存在状态与社会整体的运行模式。这必然导致人的片面、畸形发展与社会对抗的普遍化与尖锐化。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别是机器大工业的出现，在推动生产力巨大发展的同时，也以残酷的方式重塑着劳动者。工人被终生束缚在某一单调的工序上，成为局部机器的附属物，这不仅剥夺了劳动者在劳动中实现全部创造力的可能，还使其成为高度依赖特定资本、特定岗位的“单向度”的人。资本主义生产将科学、知识、管理职能集中于资本及其代理人手中，却将具体执行过程留给工人。劳动过程所需要的智力因素被剥离出来，成为与工人相对立的存在。工人变成了纯粹的体力劳动支出者，发展受到严重抑制。“生产过程的智力同体力劳动相分离，智力转化为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9]487。与此同时，人的需求被扭曲，商品拜物教弥散于整个社会，人的价值与其所拥有的商品数量相等同，对物的占有、对符号性消费的追求取代了丰富的社会交往、精神交往和自由发展等人的真正需要。人被异化为“消费动物”，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精打细算的奴隶”。

资本主义私有制与雇佣劳动制度的长期存在，必然持续地再生产着两大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马克思强调，“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斗争是同资本关系本身一起开始的”^[9]492。资产阶级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并剥削无产阶级生产的剩余劳动，而无产阶级除了出卖劳动力别无所有，这种经济地位的根本对立，构成了社会冲突最深层的根源。普遍的异化状态，特别是劳动过程中的压迫感、经济上的绝对贫困化，不断积累着工人的不满与反抗意识。劳资冲突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常态。异化渗透于社会的各个层面，各种社会制度也成为了服务于异化的力量，服务于特定的利益集团。社会本身的压抑，加上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使社会对抗达到顶点，给广大劳动者带来深重苦难，这也成为了异化社会中不可克服的痼疾。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劳动作为一种结构性特征，从内部摧毁了人作为自由自觉的类存在物的全面发展的可能，将人扭曲为片面、畸形、物化的存在。与此同时，它又从外部不断制造、加剧和激化着各种形式的社会分裂和对抗，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始终处于一种紧张、冲突和潜在的不稳定状态中。

综上所述，异化劳动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特征，从现象层面来看，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全面异化，劳动可替代性增强，人际关系也逐步异化；从制度根源层面来看，私有制与雇佣劳动制度共同构成了异化关系再生产的社会机制；从社会后果层面看，异化劳动导致的最终结果就是人的片面发展以及社会对抗的尖锐化。具体如图2所示。

图2 异化劳动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特征

三、异化的政治经济学内核：

劳动二重性矛盾的展开

《资本论》开篇对于商品的分析，揭示了商品的二重性根源于劳动的二重性，即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这一发现，不仅构成了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更为科学解剖异化劳动现象提供了方法论钥匙。《资本论》完成的革命性突破，不仅在于将异化劳动理论从人本主义批判提升为政治经济学科学解剖，更在于揭示了异化劳动现象与资本主义劳动二重性之间的深刻关联。这种关联绝非外在、偶然的对应，而是根植于资本主义商品形式的内在矛盾之中。对劳动二重性矛盾的理解，正是把握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异化的关键所在。

（一）具体劳动： 劳动产品与劳动过程异化的根源

具体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过程的具体实现，它赋予产品满足人类多样化需要的特定有用性。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普遍化条件下，具体劳动的质的规定性被价值生产的量的要求所压制，劳动的性质与结果发生深刻异化。

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具体劳动的成果被无情剥夺。劳动产品是劳动者本质力量作用于自然对象的成果，私有制与雇佣劳动的存在，让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彻底分离，劳动产品不属于它的创造者，而是被劳动力的购买者——资本家所有，劳动对象化的过程成为了劳动产品异化的过程。产品异化的直接根源，正是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分离，它使具体劳动的对象化成果被他人占有，从而与劳动者相异化。资本主义生产最终目的是完成交换，具体劳动的有用性被迫屈从于抽象劳动创造价值的属性，劳动产品作为价值的承担者与满足人类需要的物的本质相疏离，对于劳动者而言，其产品作为商品的神秘属性正是这种异化的表现。

具体劳动自主性丧失，劳动活动本身发生异化。具体劳动是劳动者生命活动的自由表达，但在雇佣劳动制度下，劳动者丧失了一切自主权。与此同时，劳动者必须将具体劳动转化为能够被市场承认的抽象劳动，这一转化的过程，让劳动者丧失了丰富多样的具体形态，成为价值增殖的手段。马克思指出，劳动二重性的提出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9]55当具体劳动被迫从属于抽象劳动时，劳动者与其劳动活动的感性内容发生深刻的异化，劳动不再是对自身本质力量的确证，而成为服务于价值形式的抽象的强制性活动，成为压制劳动者全面发展的枷锁，劳动的具体形式、内容和意义都被资本逻辑重塑与剥夺。

（二）抽象劳动： 类本质与人际关系异化的基础

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被抽象化为纯粹的价值增殖手段，进而导致人的价值被量化与物化。抽象劳动作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是价值形成的唯一源泉。衡量劳动的标准不再是具体的、创造性的、满足人类丰富需要的能力，而是耗费的、可量化的劳动时间。个人劳动只有转化为抽象劳动，才能获得社会承认，个人的价值被简化为其劳动力商品的价值量。马克思强调，“形成价值实体的劳动是相同的人类劳动，是同一的人类劳动的耗费。”^[10]这种抽象化过程使人的丰富性与个性化被量化为可以计算的劳动时间，人的社会关系被简化为价值量的交换关系。人的丰富本质力量被物化为单一、可交换的工资形式，人作为“类存在物”的丰富潜能也被抽象劳动的统治压抑和扭曲。抽象劳动的这种统治地位，正是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现象的最本质特征，它使人的本质理论从属于冰冷的价值增殖逻辑，活劳动被死劳动所支配。

抽象劳动支配下的人际关系进一步物化。在普遍化的商品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不再直接表现为生产者之间的合作、互助关系，而是必须通过商品的交换、抽象劳动的等同性来建立和实现。人际关系被物化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商品拜物教现象成为抽象劳动统治下人际关系异化的最普遍表现。人与人之间真实且丰富的社会联系被扭曲为冰冷的金钱关系和利益算计，资本为了维持自身的统治，也可以在工人之间制造矛盾，以加剧人与人的疏离、冷漠甚至是敌对。

（三）二重性矛盾的统一： 异化再生产的政治经济学机制

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并非截然分离的两种劳动，而是统一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二重性。正是劳动二重性内在矛盾的统一，构成了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现象持续存在和不断再生产的核心机制。

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与决定性动机是价值增殖，这就决定了抽象劳动必然支配具体劳动，劳动的有用性必然服务于抽象劳动创造交换价值的目的。这种强制性贯穿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全过程，使具体劳动的对象化和活动本身发生异化，同时，抽象劳动对具体劳动的统治，也必然要求将人的丰富本质力量压缩为无差别的抽象劳动力，进而导致人的类本质发生异化。生产者之间的社会联系不再通过直接的社会交往实现，必须以抽象劳动为中介，这种社会联系必然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导致拜物教的出现和异化。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依赖于不断解决但又不断再生产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价值形式持续扩张，进而造成异化劳动的普遍化。劳动二重性矛盾在价值形式的发展中不断深化。从简单的价值形式，到货币形式，再到资本形式，抽象劳动的统治范围不断扩大。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将一切具体劳动彻底抽象化，资本又将抽象劳动纳入自我增殖的无限运动中。价值从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在这个运动过程中永不消失。^[11]正是这种价值形式的自我扩张，使异化劳动成为普遍的社会存在方式，不仅劳动者被异化，资本家也成为资本人格化的傀儡。劳动二重性的矛盾在资本积累过程中不断再生产并强化，构成了异化劳动现象持续存在的政治经济学基础。

综上所述，《手稿》中所阐述的异化劳动四重表现形式与《资本论》第一章分析的劳动二重性密切相关，具体如图3所示。

图3 异化劳动与劳动二重性

四、结语

资本主义私有制与雇佣劳动的长期存在，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全面异化，这些现象并非偶然，而是商品生产普遍化与价值形式抽象化的必然结果。马克思从《手稿》以“类本质”为尺度的伦理控诉，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基于分工与私有制的历史分析，最终在《资本论》中，将异化劳动彻底纳入剩余价值与资本积累的批判框架中。这一历程标志着马克思彻底抛弃了人本主义价值悬设，使异化劳动成为理解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科学范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实现的并非对异化劳动概念的抛弃，而是对其批判内核的科学化。通过劳动二重性这一政治经济学枢纽，早期哲学批判中的异化劳动四重规定性，最终升华为对资本逻辑自我否定的历史辩证法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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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