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数字新闻的生产正呈现“拟人”转向“具身”的发展趋势。具体而言，“空间具身”重构了新闻场景与用户的时空感知，“感官具身”通过多模态协同与情感参数化，深度介入用户的生理与情感体验，“交互具身”在人机协同中建立起意义生成的动态协商关系。具身新闻实践打破了传统行动者网络中“人类-非人类”的二元边界，催生出一种人机深度融合的新型行动者——“混合主体”，从而重构了新闻行动者网络。这一重构以行动者角色的重新定义、技术能动性的深度嵌入和权力网络的系统性位移为核心特征。在此过程中，技术不再是被动的工具，而是演变为能够主动塑造用户感知、参与意义建构的“主体编程者”。具身新闻引领的行动者网络重构，要求我们从混合主体的视角重新审视新闻行动者网络中的人机行动者角色及其协同关系，进而对新闻业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基础进行反思。

关键词：数字新闻/ 具身新闻/ 智能传播/ 行动者网络/ 混合主体

作者简介：徐帅，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广东 广州 510006）。

原文出处：《新闻界》(成都)2025年第11期 第26-35页

一、行动者网络视角下的具身新闻

当下元宇宙、可穿戴设备、生理传感设备、多模态传播等新的具身智能技术与视听理念的出现，催生了大量的创新性新闻实践，数字新闻由“拟人”转向“具身”，具身新闻(embodied journalism)应运而生。具身新闻依托各类传感、交互及沉浸式技术，将受众的身体感知、物理互动与生理反应，直接整合为新闻叙事与意义建构的核心要素，颠覆了传统新闻业“主客二元”的信息传播模式：传统新闻中，受众的身体是认知过程的外在载体，具身新闻则将受众的身体转变为意义生成的内在媒介，通过开辟一个“生理界面”，消弭受众与新闻事件之间的感知距离，让受众从事件的“旁观者”转变为情境的“亲历者”。这一实践通常具备三个关键特征：一是依赖于用户的身体性交互，即将物理姿态和空间位移等转化为有效的叙事指令；二是致力于构建多感官沉浸的环境，打破视觉中心主义，调动包括触觉、空间感在内的多重感官通道；三是追求深度的生理与情感共振，将用户的生理数据作为反馈，动态调整内容，以期将抽象议题转化为可感的具身体验。

为进一步厘清其内涵，必须将具身新闻与当前流行的智能体新闻、虚拟现实新闻等概念进行区分。虚拟现实新闻可被视为具身新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或是一种核心表现形态，二者在技术上高度重叠。然而，虚拟现实新闻等概念更侧重于构建视听维度的“在场感”，其理论焦点是沉浸式体验[1]。本文所探讨的“具身新闻”则是一个更广阔的理论范畴，它不仅包含沉浸感，更强调将用户的完整身体(包括生理数据、物理姿态、空间位移等)视为意义生成的内在媒介与反馈系统，其理论核心也从“在场”深化为“融合”(integration)，即人机在生理与感知层面的深度协同。而智能体新闻主要关注AI等非人类行动者在新闻生产环节的自主性(如算法推荐、AI写作)，其过程往往是离身的、自动化的；具身新闻聚焦于新闻消费环节的人机互动，它探讨的是技术如何作为中介来重塑用户的身体感知与主观体验。简而言之，如果说VR新闻的核心是“视听沉浸”，智能体新闻的核心是“内容生成”，那么具身新闻的核心则是“身体协同”。

数字新闻的具身研究，根植于具身认知理论与数字新闻学的交叉融合。具身认知理论主张认知是身体、大脑与环境动态交互的产物[2]，挑战了将心智视为“独立于身体的计算机器”的传统观点[3]。这一理论提醒我们，当技术开始介入身体、感知与环境交互时，它的作用便不再只是作为简单的信息工具[4]，而是重塑认知本身。尽管具身技术外形与“拟人化新闻”具有相似性，但二者的关键差异在于各自在行动者网络中所扮演的角色及能动性的来源的比较。“拟人”(personification)是一种基于符号模仿的策略，其关键特征是离身的，而“具身”(embodiment)则是一场功能与感知层面的深度融合，其核心在于人机协同与在场性[5][6]。也就是说，具身技术不仅模仿人的外在形态，还将人类的感知与行动模式，以及环境的实时数据，整合进自身的运行逻辑，从而形成一个动态的反馈系统。在此，技术不再是被动的协作者，而是成为一个能够感知环境、与人协同、并主动影响网络意义流动的“情境行动者”[7]。正是这种从拟人到具身的转向，打破了早期数字新闻业的人机平衡，催生了更深层次的融合。

具身新闻的出现，迫使我们重新审视行动者网络理论(Act-Network Theory，ANT)关于“行动者”身份的核心预设。ANT虽打破了人类中心主义，但其分析基础仍倾向于一个相对分明的“人类-非人类”二元边界。这在新闻业的演进中清晰可见：在传统新闻业的行动者网络中，行动者角色分明，且人类行动者(记者、编辑等)对非人类行动者(印刷机、摄像机等)拥有绝对的主导权；其后的数字新闻阶段，这一网络格局初步松动，平台算法、社交机器人等非人类行动者开始具备一定的能动性，但它们与人的互动依然停留在符号层面；而在具身智能引领的一系列新闻具身化的发展态势下，这一平衡再次被打破，具身新闻通过开辟一个全新的“生理界面”，对网络的结构与权力关系进行系统性的重塑。当技术开始深度介入身体、感知与环境的交互时，它便不再是简单的信息工具，而是在对“认知”本身产生影响，这使得我们必须追问：旧有的行动者网络分析框架，是否还足以解释当前正在发生的人机融合现实?

从行业实践来看，各种具身技术与理念，已经广泛应用于新闻传播实践当中。不论是可穿戴设备在新闻呈现[8]与新闻使用模式上的重要突破[9]，还是沉浸式技术在新闻体验[10]与受众情感[11][12]方面的重要影响……一系列具身传播技术与理念，正通过人与技术的融合，将用户具身体验卷入新闻过程[13]。而当我们回归到行动者网络的视野，就会发现，具身传播生态下的核心行动者，已无法再用纯粹的“人类”或孤立的“技术”来界定[14]，而是开始浮现出一大批多元异质的、具有流动性和功能性的混合主体。它们可能由记者与算法协同构成，或是由用户与智能设备融合而成，又或是以某种前所未有的人-技术高度融合的新形态而存在。

在具身新闻的视野中，我们应当如何审视与归纳新闻业的新型行动者网络?尤其是如何理解其中技术与人形成的全新的互动机制、权力关系与融合模式?围绕具身技术产生的关乎新闻业新问题、新现实，厘清具身技术在其中所处的地位，并对其发展与影响形成理论化、系统化的认知，是一项必然而紧迫的任务。基于此，本研究旨在回应以下核心问题：数字新闻的“具身”转向，究竟是如何重塑其行动者网络的?具体而言，这一重塑过程遵循何种内在逻辑?由此形成的新型网络呈现出哪些核心特征与权力动态?更重要的是，在这一网络中，那些模糊了人机边界的新型行动者，扮演着何种角色，并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二、数字新闻的具身机制及其带来的“人-技术”关系流变

具身技术的介入，不仅为新闻生产带来了方法论上的革新，更在认识论层面促成了一次新闻业的“具身”转向——其打破了传统信息流的线性传播模式，构建起一个以具身体验为核心的跨空间、多感官、深度互动的全新认知场域。在这一场域中，技术不仅是实现功能的“执行性”工具，还是具有“能动性”的传播主体，从根本上重塑了行动者网络中人与技术的关系。

为系统剖析这一过程，本研究借鉴具身认知理论的分析路径，从主体与世界的互动模式出发，提出三个关联递进的分析视角。首先，在主体与环境的关系层面，分析指向“空间具身”(spatial embodiment)，指向由技术介导的新闻空间感知重构；其次，在主体内部的感知机制层面，考察指向“感官具身”(sensory embodiment)，涉及多模态交互下的信息感官整合；最终，在主体与他者的互动层面，研究聚焦于“交互具身”(interactive embodiment)，关注人机协同带来的传播主体性变革。

(一)空间具身：新闻场景的感知重构与权力再分配

空间具身，指的是利用技术手段重构新闻事件的发生场景，让受众能够沉浸于虚拟环境，获得“身临其境”的感知体验[15]。其核心在于将新闻设计与人类固有的空间感知能力紧密贴合。数字新闻生产的空间具身，主要体现在技术对场景感知、动态视角、空间切换等元素的建构过程之中，简言之，“空间具身”体现为新闻场景设计对人类空间感知的贴近。

空间具身当前的新闻实践中最为集中和典型地体现在以VR/AR、全景摄影、3D建模、无人机等技术为核心的沉浸式新闻中。这类实践通过重构时空感知[16]，为我们理解具身新闻的运作机理提供了最直观的切入点。它们将新闻空间从物理世界延伸至数字领域[17]，彻底重构了新闻生产的时空边界。这种延伸直接作用于受众的身体，通过技术对身体进行重新编码，进而改变其对新闻现场的感知模式与认知逻辑，从传统基于身体的“观看”模式，发展到基于切身体验的“浸入”模式。头戴设备的追踪技术将头部的转动映射为虚拟场景的视角切换；触觉反馈装置则通过振动、温度模拟等方式，将虚拟环境的参数转化为真实的生理刺激……简言之，用户的物理身体被转化为了“数字身体”。

这样的转变，深刻地消解了传统新闻中“在场”与“缺席”的二元对立。感知是身体与环境动态适应并生成意义的过程[18]，而空间具身技术正是激活了这一过程。它不仅改变了新闻的呈现方式，更将受众的感知过程本身变成了新闻体验的核心。简言之，从“读者”到“参与者”，用户的身体，成为新闻叙事的核心线索。例如，在全景新闻作品中，叙事不再按照固定的时间线展开，而是根据用户在虚拟空间中的探索路径动态生成。这种非线性的、由身体驱动的叙事模式[19]，使得用户的角色从被动的“信息解码者”转变为主动参与意义建构的“体验者”。这一角色转变的背后，是意义生成机制的根本性变革。在传统新闻的行动者网络中，意义是预先凝固在符号文本中的，用户的任务是“解读”这个已完成的作品。而在具身叙事中，意义本身就是流动的、未完成的[20]，它只能在用户身体与技术环境的实时互动中被激活和生成。换言之，用户的每一次注视、每一次行走，都被技术转译为塑造叙事走向的有效指令。这就意味着，用户的身体不再是认知的外在载体，而是直接成为生产意义的媒介本身。

随着身体与媒介的高度同构，具身新闻中物理身体与非物理世界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日益模糊。当用户的身体行动能够毫无违和地转化为数字世界的叙事效果，而数字世界的反馈又实时地影响用户的身体感知时，人与技术便产生了功能性的耦合。其中，技术不再是被动的工具，它提供了一个可供身体“栖居”的感知框架和互动规则；身体也不再是纯粹的生物存在，而是与技术结合成为能够执行指令、触发反馈的“技术化身体”。二者共同构成了一个建构新闻时空感知的、不可分割的能动力量。

空间具身重塑了行动者网络中“主体与环境”的关系。其核心机制在于，技术不仅是呈现新闻空间的媒介，而是成为直接生产感知空间的能动性力量。从接收端来看，受众在使用各式各样的技术与设备的过程中，确实获得前所未有的对信息自由探索的“权力”，但与此同时，生产端也同样获得了更多而隐蔽的“引导权”。从实践来看，这种机制最具代表性的体现，就是沉浸式的VR新闻。例如，《纽约时报》的VR作品《流离失所者》中，作品将用户置于叙利亚难民营中，虽然用户可以自由转动视角，但系统却通过光影、构图和音效等手段，巧妙地引导其注意力。这种视听语言的设计，让用户的“自由探索”实际上是在一条被精心编排的路径上进行。在这里，空间并非中立的容器，而是社会关系与权力结构的产物。在具身新闻中，当技术将观众的感官转化为意义建构的“锚点”时，新闻生产过程已从“告知真相”悄然转向“编程认知”。因此，从具身新闻的视角来看，这个VR作品的价值不仅在于营造了逼真的“在场感”，更关键的是，它将用户的身体(如头部的转动、视线的焦点)直接转化为叙事互动的一部分，用户的物理行为与虚拟空间的意义生成直接挂钩。这正是“空间具身”的核心特征，也体现了具身新闻的理论视角如何能够更深刻地揭示这类实践中人与技术的“融合”关系。

(二)感官具身：从多模态协同到感知参数化

继空间维度的重构之后，具身进一步深入主体内部，其核心机制在于对人类感知模式的干预与重塑。在传统新闻的行动者网络中，信息主要被编码为视觉化的、离身的符号(如文字、图片)，这决定了其感知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遵循视觉中心主义[21]。这种模式将“看”等同于“知”，客观上导致听觉、触觉等其他感官在意义建构中的作用被弱化。而数字新闻的感官具身，则致力于打破这一限制。它根植于具身认知理论的核心观点——认知并非纯粹的大脑运算，而是身体多重感官与环境动态交互的产物。因此，感官具身通过技术手段，将视觉、听觉、触觉等多种感官通道重新整合，进行协同编排，以构建一种更贴近人类自然感知方式的整体性体验。这一机制在以Apple Vision Pro为代表的基于空间计算(spatial computing)技术的可穿戴新闻实践中，有着代表性的体现。在Vision Pro所构建的“空间新闻”场域中，用户的身体不再是被动的接收器，而是成为与机器协同、与环境融合的主动建构者，从而实现了深度的人机协同与在场感。它将用户的眼睛和手势确立为核心交互语言：用户的视线所及之处即为选择，指尖的轻微捏合即为确认。这种将最细微身体动作参数转化为精确指令的设计，实现了用户意图与机器响应之间无缝的、高度直觉化的人机协同。此外，通过音频追踪技术，虚拟声源听起来就像真实存在于用户的物理空间中，并随着用户走动而发生相应变化，这种听觉信息与用户物理位置的动态协同，构建了前所未有的听觉在场感。Vision Pro将数字新闻信息无缝融入现实环境，用户可以将一篇数据新闻的图表“挂”在墙上，或将一个灾难现场的3D模型“放”在房间中央进行审视，实现了用户真实环境与新闻数字内容的深度协同，新闻使用由此成为一种空间化、情境化的在场体验。

感官具身的演化并未止步于对既有感官的协同调用，而是进一步发展为对感知本身的“参数化”。如果说多模态协同仍是在模拟人类的感知结果，那么参数化则是试图在更基础的层面上去解构并重组人类的感知过程。这标志着一个更深刻的本体论转向：人类复杂的、内在的、往往是前语言的感知机制，尤其是情感体验，被从具身的主体中剥离并外化为一系列可计算、可编程、可调控的技术参数。

这一逻辑在集成了情感计算模型的AI主播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此类新闻实践中，播报稿件中的所有词语或句子所蕴含的情感价态(valence)与唤醒度(arousal)，都被量化为一系列具体的参数指令。最终，一个由无数参数精密控制的、看似“自然”的情感表达便被程序化地驱动生成。这不再是对人类主播的简单模仿，而是一种基于数据逻辑的情感合成。上述“参数化”过程，在实践中通常包含三个步骤。首先是情感识别，即通过分析文本、语音或图像，将人类的情感状态进行分类和标记；其次是特征量化，即将这些抽象的情感标签，与具体的、可测量的物理特征进行数据上的关联与量化；最后是程序化生成，即将这些量化后的参数作为指令，驱动技术实体进行精确的、可复制的模拟再现。

(三)交互具身：从协商式对话到程序化体验

从“主体与他者”的关系层面来看，数字新闻的交互具身标志着其具身演进的第三个阶段。交互具身实质上建立了一种双向的、动态的“协商”机制，其核心在于用户的身体行动——无论是符号层面的对话，还是物理层面的操作——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在交互具身中，用户的行动被提升为一种“变量”(variable)，能够实时地、不可预测地改变叙事网络的结构与走向。在此模式下，技术不再是被动的界面或预设的体验容器，而是作为一个能够主动发起、引导和塑造传播过程的行动伙伴。它通过持续读取用户的行动数据，并将其转译为调整自身行为的依据；同时，它又通过不断变化的界面反馈和内容呈现，反过来招募用户参与到下一轮的互动中。

这种人机互动机制，首先，在“对话”层面建立了一种“协商式”关系，并由此催生了一个双向流动的意义生产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意义不再是任何一方可以单方面决定的，而是在人与技术之间持续不断的“提议”与“回应”中被共同建构出来。这一“协商式”关系，在当下的数字新闻实践中，可以通过多种技术形态来实现。以社交机器人为基础的“对话式新闻”(conversational journalism)便是一种代表性实践，其核心在于交互技术的角色，已从被动的“信息应答者”演变为主动的“议程协作者”。例如，在公共事件讨论中，智能对话系统能够根据用户的情感与意图，主动发起追问或推荐相关事实核查报道，从而参与到协商议题、引导观点的过程中。这标志着技术获得了在符号互动层面与人类进行意义协商的能动性。

其次，交互具身通过“程序化体验”的机制，将抽象的新闻议题转化为可感知的具身体验。一种代表性的实践便是“游戏化新闻”，它不仅仅是“讲述”新闻，而是通过设置规则、约束与反馈，让用户在一个模拟的系统中“体验”新闻。通过这种机制，用户从事件的“旁观者”转变为情境的“亲历者”[22]，从而在身体层面完成对复杂议题的深刻理解。例如，《纽约时报》的游戏化新闻《选民压制之旅》，将系统性的制度障碍，转化为玩家在游戏中必须亲身克服的程序性关卡[23]，从而让“投票难”这一议题从一个文本概念，转变为一种令人沮丧的、可感知的具身体验。在此，新闻的意义不再是被单向告知的，而是在用户与技术共同遵守、反抗规则的具身实践中被动态建构起来。

可见，数字新闻的具身发展，为新闻业所带来的是关于意义生产层面的底层逻辑的重塑。可以说，新闻业乃至人类信息传播过程中“意义”的生成机制已然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数字新闻生态中，意义已经不再是由记者单向编码、由受众被动解码的固定包裹，而是在一个由记者、用户、算法、平台等多方构成的“意义之网”中持续流变、动态生成。当AI能理解情感，当用户行为成为核心数据，新闻便不再是某个主体的创造物，而是流动在人机网络中的意义流[24]。在交互具身的新闻实践中，我们正在见证的，正是这样一种共生关系的觉醒与演化。这种人机协同的交互具身，绝不仅仅关乎新闻生产的质量与效率，更通过“技术具身”与“身体实践”的交织，重塑新闻生产的权力结构。

三、混合主体与新型新闻行动者网络

数字新闻的具身发展，正在深刻改写着新闻业“人类-非人类”的二元行动者网络格局。前文所述的具身实践，其最终结果并非简单地增强了人的能力或物的效率，而是从根本上挑战了行动者网络中“人类”与“非人类”的传统边界，催生了一种全新的行动者——“混合主体”。它在本体论上区别于传统网络中作为被动工具的“物”，也区别于普通数字新闻网络中与人功能分离的“算法”。混合主体是一个功能性的共生单元，其内部的人与技术在生理层面形成了不可分割的“感知-调节”闭环。这一新型行动者成为重塑整个行动者网络的起点，并从行动者角色、技术能动性和权力网络三个层面，展现出其独特的构建逻辑。

(一)行动者角色的重新定义：从二元体到混合主体

新型行动者网络正在对传统新闻生产的线性、层级化结构进行深刻的解构。这种解构的根源在于，具身技术动摇了该结构所依附的人类中心主义根基，并通过构建“人-机共生体”来重塑行动者的角色边界。若要厘清这一变革的本体论意涵，则必须精确界定从“人-工具”二元体到混合主体的质变标准。

此种质变的标志并非物理形态的融合，而是源于人机关系在功能与认知维度的结构性重组。混合主体的生成，以下述三个互相关联的机制为核心。一是能动性的生成与转移。传统工具的行动逻辑是固定的、外生的，其能动性是对人类意图的被动反映。混合主体则以技术获得内生的、情境化的能动性为前提，即技术能够为了实现预设目标而自主性地、适应性地采取行动。二是反馈回路的闭合与共演化。传统人机互动是单向、非适应性的。混合主体则建立在一个封闭的反馈回路上，人与技术形成一个相互学习、共同演化的动态系统。三是认知责任的弥散与重置。传统工具作为外置的认知辅助，决策的权责主体始终是人类。在混合主体中，技术的决策逻辑被内化为人类认知框架的一部分，导致认知责任从单一的人类主体弥散至整个人机共同体，甚至产生结构性的认知依赖。

这三个机制并非并列的要素，而是构成新型行动者网络动力系统的三个相互关联的逻辑层面。它们共同作用，将原本界限分明的行动者网络重构为一个流动的生态系统。系统的起点始于能动性的生成与转移，即技术行动者获得自主发起意义生产过程的能力。然而，这种能动性并非完全自主——它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与人类的阐释与干预行为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分布于人机共同体之中的共享式认知责任。系统的核心动力来自反馈回路的闭合与共演化。这一机制扮演着网络“新陈代谢”的角色，它将用户的具身互动转化为可计算的数据流，并以此为基础，对系统内的所有行动者进行持续的调节与重塑。这使得网络并非静态的结构，而是具备学习适应能力的动态系统。系统的最终效应是认知责任的结构性重置。在持续的循环反馈与共演化中，技术的决策逻辑被深度内化为整个网络的“基础设施”，人类的决策行为越来越依赖于这个技术框架。因此，认知责任不只是个体层面的分担，更是结构性地从纯粹的人类领域弥散到整个人机网络之中，形成了难以分割的认知依赖。

综上所述，正是这三大机制的协同运作——以能动性为起点，以反馈回路为动力，以认知责任重置为结果——共同确立了混合主体的本体论地位。它揭示了新型行动者网络的本质：一个超越了“人-技术”二元对立的、以数据和意义的循环流动为基础的共生性结构。

(二)技术的能动性嵌入：从“指令执行者”到“主体编程者”

技术能动性的嵌入，正从根本上重塑行动者网络中的角色与权力配置。尤其是在具身进程中，技术已从被动的“指令执行者”，质变为能动的“主体编程者”。其核心特征在于，它不再仅是“忠实转译”人类的符号化意图，而是在转译过程中，将从用户的具身互动数据中习得的模式，注入自身的价值判断逻辑。这种能力，直接表现为一种对人类感知的“编程”权力。传统工具(如锤子)的能动性是线性的，而具身技术的能动性则是生成性的。它通过实时捕捉用户的生理反馈与空间行为，自主做出情境判断，从而不仅是呈现信息，更是在动态地建构和调度用户的感官体验本身。这使其彻底超越了信息中介的角色，演变为网络中一个能够定义“何为真实感受”的自动化“编程者”。

在新闻实践中，这种权力尤为凸显。一个沉浸式新闻应用，会根据用户的生理反馈指标(如心跳、视线停留等)进行实时优化。在这种机制下，最能激发用户强烈生理与情感反应的内容，会被视为最“优质”的内容，并获得优先推荐。例如，在一个关于难民营的VR报道中，如果系统发现儿童哭泣的特写镜头能显著延长用户的“体验时间”，它就可能自动增强这类能引发强烈情感冲击的感官刺激。技术由此从一个内容呈现的工具，转变为一个决定个体如何感受的“守门人”。它的权力不只是决定个体“看什么”，而是更深层地设计和引导个体的感官体验。

更为关键的是，这种权力在一个技术“黑箱”里运作。它的决策逻辑不仅因为代码复杂而难以捉摸，更因为其直接作用于人类潜意识和本能的生理层面，使其很难被理性地审视和抗拒。这从根本上动摇了由人类编辑及其专业伦理主导的传统新闻业权力格局，催生出一种高效、私密且让身体本能难以抗拒的新型权力。

与此同时，人类自身的主体性也在被深刻地改变[25]。在具身网络中，用户身体被日益转译为一系列可以被量化和优化的数据，包括其情感与生理指标也不再只是纯粹的个人体验，而是变成了可以用来优化新闻生产的数据资源。这种“身体的数据化”，模糊了人类作为生物存在与作为信息的数据之间的界限。用户在获得沉浸体验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让渡了对自身身体感知的最终解释权。当技术比人自己更“懂”其情绪反应时，传统意义上独立、自主的人类主体便面临着被技术重新定义的挑战。

最终，技术的能动性嵌入使其不再是一个被动延伸人类能力的工具，而是一个拥有自身逻辑、能主动塑造网络中感知和意义如何流动的核心行动者。它与人类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技术-社会”结合体，在这里，社会意义的建构，已经成为一个技术设计感知与人类身体体验之间，不断协同、博弈和协商的动态过程。

(三)权力网络重构：从符号界面到生理界面

具身技术对新闻业权力网络的重构，始于一个根本性的变革：人机交互从“符号界面”向“生理界面”的跃迁。在以算法推荐为核心的普通数字新闻网络中，互动依赖于符号转译——用户的意图被编码为点击、输入等离散指令，身体在此过程中仅是意识的延伸工具。然而，具身技术通过传感器开辟了一个前语言的“生理界面”，直接捕获和量化人类的生理数据。这种从“行为数据”到“生理数据”的跃迁，促成了一场深度的技术-身体融合。当技术能够适配人的生理节律时，人类与技术设备在功能上已密不可分，一个能动性共享、不可分割的混合主体便由此诞生。正是这一新型行动者的出现，成为重塑整个权力网络的起点。

这一变革的直接体现，便是权力基础从符号化的“行为数据”向潜意识的“生理数据”的根本性转变。系统的运行逻辑不再仅以用户的外显符号化行为(如点击、分享)为基础，而是转向以其内在的、潜意识的生理状态为核心进行实时分析与调节。例如，由瞳孔扩张、心率变化等指标所表征的情感唤醒度，成为判断内容有效性的新依据。这种新型数据源，从根本上改写了权力的运作机制与行使目标。它使得权力运作，从一种基于历史数据的“预测-推送”机制，转变为一种基于实时生理反馈的“感知-调节”闭环。当一个VR设备能根据用户的眼动变化来调整画面的景深，当一套可穿戴设备能根据用户的视觉焦点来改变画面的节奏时，技术便不再是单向的内容推送者。它变成了一个体验的动态建构者，其目标也从最大化“注意力时长”，深化为优化“沉浸感”与“情感唤醒强度”。

在这种新的权力逻辑下，用户的角色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被动的“数据生产者”转变为主动的“体验共构者”。这种角色的转变，直接导致了旧有权力中心的分散。例如，一个由“用户-设备”构成的混合主体，能通过其生理反应同步影响新闻叙事的走向，从而获得了某种“编辑权”；一个“记者-传感设备”的混合主体，则能建构超人类的感知维度，掌握了定义新闻“看点”的权力。传统编辑乃至平台算法的绝对权威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网络互动从单向的指令下达，转变为多元混合主体之间的持续协商与博弈。

然而，这种权力的分散并非故事的全貌，其更深层的动态是围绕技术平台的“再中心化”。所有混合主体的能动性——无论是用户的沉浸式体验，还是记者的超人类感知——都高度依赖于同一个技术平台所提供的算法、标准与基础设施。因此，那些设计和控制平台的行动者，便掌握了网络中最核心的结构性权力。他们不直接审查内容，却通过制定所有行动者都必须遵守的互动规则(如推荐算法的优化目标、数据采集的标准)，从根本上定义了整个网络的运作逻辑，成为新型网络中真正的“守门人”。

最终，一张由多元混合主体构成、并由技术平台协调的新型网络，其运作模式也发生了质变：从线性的信息传递，转变为循环的、相互塑造的共生关系。用户的具身数据，持续地为平台的算法提供训练素材；而平台输出的具身内容，又反过来规训着用户的感知习惯与互动模式。在这个由平台驱动的闭环中，所有行动者都在相互影响、共同演化。综上所述，具身技术引领的权力网络重构，其核心区别在于，权力不只是意味着控制“看什么”(信息分发权)，更是深化为塑造“如何感受”(体验建构权)。这是一种更深层、更具侵入性，也更难被理性审视的权力形式，它标志着数字新闻业权力格局的一次根本性变革。在具身新闻的行动者网络中，其核心行动者从功能分离的人类、技术，转变为人机深度融合的混合主体；其互动界面从依赖点击、分享的“符号界面”，跃迁至捕获人类切身感知与体验的生理界面。这一基础层面的转变，继而导致了权力基础的位移——从依赖行为数据以争夺“注意力”，转向依赖生理数据以建构“体验”。相应地，作为网络权力中心的平台，其角色也从一种中介性的内容分发机构，演变为一个为所有混合主体提供运行环境、并制定其互动规则的基础设施和规则制定者。

四、反思与讨论：人类与具身的边界

混合主体的诞生，迫使我们在具身新闻中必须重新审视人与技术的关系，并为新闻业在这一全新格局中的使命划定边界。这场变革最深远的影响在于，它动摇了新闻业的认识论基石。传统新闻业以“事实的中介”确立社会价值，致力于在主体与外部世界之间建立一种基于验证、距离与客观性的认知桥梁[26]，为社会提供相对稳定的事实参照系。然而，具身实践正将其重塑为“体验的中介”，其核心逻辑不再是建立认知桥梁，而是致力于消弭主体与事件之间的感知距离。当VR技术的目标从呈现客观“现场”转向建构主观“在场感”[27]，当情感计算能程序化地传递情感共振，当新闻意义在人机互动中动态生成时，新闻的评价标准便已悄然从“事实符合度”滑向“生理-情感响应强度”。前者是基于公共理性的外在标准，后者则是基于个体感官的内在标准。

这便构成了具身带给新闻业的根本性挑战：当新闻的价值越来越多地由“体验时长”“卷入深度”等与平台经济逻辑高度同构的数据指标来衡量时，其追求社会公共利益的传统使命将如何自处?当“好的新闻”被重新定义为“能带来强烈体验的新闻”时，新闻业的根基便面临着被唯数据、感官、体验逻辑所侵蚀的危险。

正是这种根本性的张力，决定了我们的回应必须是：回归新闻业的实践本质。这并非退守传统，而是一种主动的价值锚定。因为当技术将新闻推向极致的个人化、感官化体验时，唯一能够与之抗衡并赋予其合法性的力量，正是其所维系的社会文化公共性。公共性意味着新闻不仅要具备满足个体的体验需求的个体功能，更要服务于构建社会共识、促进公共理性与社会责任、观照边缘群体等社会功能。若失去这些根基，具身的新闻业将不可避免地滑向纯粹的感官娱乐与情感操控的泥潭。技术具身的未来，应被构想为技术以“协商性行动者”身份与人类共同探索更包容的传播可能。所谓“协商”，意味着这不再是人对物的单向命令，也不是人对技术逻辑的被动屈从，而是一个持续的、以公共性为导向的动态协商过程。

这种协商关系具体体现为一系列动态的制衡：承认并利用技术对感知的重构价值，以生产更具洞察力的新闻内容，但同时必须坚守对技术“黑箱”和平台权力垄断的永恒警惕，确保技术权力始终处于公共监督之下；拥抱数据驱动带来的效率提升，以优化信息传播，但同时必须捍卫那些需要智识与伦理投入、促进公共理性的有深度、有阐释性的新闻实践——这才是捍卫公共性根基的实际行动。唯有在这样持续的协商与制衡中，具身的新闻业才能真正成为维系人本主义与文化公共性的重要力量，而非技术霸权下的“人类感知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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