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专业新闻媒体从普通公众那里招致的批评言辞也被称作“世俗媒体批评”，它影响着媒体的公信力与社会角色，是公众参与媒体监督的最普遍形式。数字时代的世俗媒体批评愈发普遍，其中媒体的新闻选择尤其容易受到质疑，但过往研究对其特征与成因尚缺乏深入解释。本文以微博平台82个针对专业媒体的新闻批评案例为分析对象，研究发现，数字公众主要从新闻价值标准、新闻生产规范和价值立场导向三方面展开新闻选择批评，日常新闻公共化背景下新旧新闻价值理念的分歧、数字新闻转型中新闻常规的限制，以及公众的数字包容度不足可能是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新闻从业者应当与数字公众一起，共同促进新闻选择标准不断适应数字时代的新语境。
关键词：新闻选择/ 新闻价值/ 世俗媒体批评/ 数字新闻/
作者简介：陈宏亮，林承志，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原文出处：《未来传播》(杭州)2025年第5期 第44-57页
一、研究缘起
随着新闻机构越来越依赖平台进行新闻内容的生产和分发，平台逻辑和商业逻辑被不断注入新闻生产的理念之中，以至于学者常江和杨惠涵预言，数字新闻“或将不再是回应公众关切、培育知情公民的公共信息档案”，而将逐渐变成“按需订制、提供快感的文化工业产品”。[1]然而，产品化的新闻并不总能博得公众的青睐，许多用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新闻内容下毫不客气地将其并不愉快的新闻消费体验归咎于媒体的新闻选择，并以各种戏谑的方式表达出来：“没有新闻可以不发”“实在没新闻就播天气预报”“通知联合国了吗?”……
从表面上看，数字公众对专业媒体新闻选择的指责只是新闻选题与其需求错位的结果，但实质上，它也反映了数字媒体生态的形成对当前新闻业运作逻辑的革新。[2]Kristensen指出，数字时代的新闻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包括受众在内的新的把关人也被邀请进来，以塑造和决定什么是有价值的新闻。[3]本研究旨在从数字公众对专业媒体的新闻选择批评这一现象出发，分析数字新闻生产实践中新闻选择的特征、困境与挑战，并从“结构—媒体—公众”的视角剖析其背后的深层原因，以深化对数字公众这一新兴的新闻生产行动者及其批评行为的理解，并探索在新闻生产实践中优化新闻选择的路径。
二、文献综述
(一)世俗媒体批评
一直以来，媒介批评都被视作新闻工作者与包括业内人士和受众在内的批评者之间旨在赋能新闻生产实践、优化新闻业态的一种建设性交流。[4][5]通过这种方式，新闻工作者得以与批评者就具体新闻报道案例展开对话与协商，以维系新闻专业的合法性和权威。[6]随着数字媒体生态的日益完善[7]，社交媒体的技术可供性赋予数字公众更多表达新闻批评的机会，即卡尔森(Matt
Carlson)所说的世俗媒体批评(mundane
media
criticism)通过网络表达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可见性。[8]
世俗媒体批评使得数字公众成了监督媒体新闻生产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甚至具有促进新闻从业者工作流程和生产常规更新的潜力。[9]过往研究认为，受立场冲突所限，世俗媒体批评缺乏一定的专业性，这可能会使新闻批评演变为针对相关话题甚至新闻从业者的谩骂与骚扰[10][11]，助长对媒体的污名化，破坏健康的网络空间秩序。[12]诚然，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世俗媒体批评往往只是数字公众的一种情绪发泄方式，代表的仅是个人立场，常常带有偏激且非理性的色彩[13]，但其诉求基本具有合理性[14]，且批评本身对数字媒体生态下的媒体专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此外，世俗媒体批评背后蕴含的多元行动者更加错综复杂的意图、文化偏向和价值追求也对我们理解数字新闻业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15]因此，如果专业媒体在新闻生产中仍然一味地否定受众反馈[16]，那么生产的新闻内容就无法满足用户的情感卷入与信任调适需求，进而可能激化公众的新闻回避倾向，导致传受关系的松动与媒体权威的瓦解。[17]深化对这类批评的理解将有助于发挥其增益新闻实践的价值，因而值得研究者进一步关注。
在考察世俗媒体批评时，过往研究主要聚焦于数字公众就专业媒体如何呈现新闻而提出的质疑。有研究在对数字公众的新闻批评案例进行文本分析后指出，数字公众对新闻媒体“如何表达”新闻事件具有“符号敏感”，专业新闻媒体对新闻事实的不当定性和所涉关系的不当阐释都可能引发数字公众的批评质疑。[18]此外，媒体在报道争议性话题时因信源单一、立场偏颇等失误导致的客观性与真实性缺失也是激化公众批评性言辞的重要原因。[19]
在当前的社交网络平台中，除新闻表达外，数字公众对新闻的批评还集中在新闻选择上，这里公众关心的并不是新闻如何被呈现或在多大程度上进行呈现，而是具体应当报道什么。也就是说，此处公众关注的“新闻选择”指涉的是一个相对狭义的概念，强调媒体就新闻选题做出的决策，即哪些事件或人物值得被报道，适合被置于公共视野之下，赋予足够的可见性。数字公众的新闻选择批评意味着过往被视为接受者的受众对何为新闻给出了自己的定义，反映了世俗观点对原本独属于新闻专业领域的话语展开的解构行动。这种对新闻选择的质疑直接向新闻组织的专业判断和新闻自主权发出了挑战[20]，甚至还会通过诸如“没有新闻可以不发”这样的迷因式讽刺表达来呈现，进而营造出一种对专业媒体不大信任的氛围。相比专业新闻从业者新闻选择的标准，数字公众对新闻选择标准的看法往往是在自身长期的新闻阅读体验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而随着越来越多特性各异的用户涌入数字平台，以及新闻生产的渠道不断向公众开放，影响数字公众看待如何进行新闻选择这一问题的因素也变得愈加复杂。
(二)新闻选择及其影响因素
李普曼曾将新闻媒体比喻成“探照灯”：“它像一道躁动不安的探照灯光束，把一个事件从暗处摆到了明处再去照另一个。”[21]新闻媒体这台“探照灯”探照的过程就是新闻选择的过程，新闻从业者从现实社会的各种事件中选择性地赋予特定的事件或人物以更高的可见性[22]，以向公众设置议程，建构社会现实。新闻选择既是一个认知心理过程，也是一个社会心理过程[23][24]，哪些事件能够被报道取决于记者对其新闻价值的判断以及新闻生产常规和伦理规范的约束。
西方学界关于新闻价值要素的论述主要来源于具体的新闻实践，其中美国学者希伯特和麦克道格尔提出的新闻价值“五要素说”受到国内最为普遍的认可，包括时新性、接近性、显著性、重要性和趣味性。[25]随着新闻价值研究的不断推进，新闻学者也在不断重访“新闻价值”的概念，陆续扩充了后果性、冲突性、戏剧性、怪异性等新的新闻价值要素。[26][27]与此同时，受众视角也开始得到新闻研究的重视，受众对新闻信息内容的满意程度也是衡量新闻价值的重要指标[28]，受众的情绪、认知和体验成为新闻选择不可忽视的参考因素。数字新闻的出现更是再一次对新闻价值的概念展开了革新，“液态”的新闻实践更加强调用户的参与性，平台逻辑下新闻生产的产品化趋势则使得新闻的透明性日益凸显，而数字新闻的情感转向也使得新闻的共情性得到倡导。[29]
如果说在新闻选择的过程中，对新闻价值的考量是其新闻影响力和社会意义的大小，那么对新闻内容是否符合新闻生产常规和新闻伦理的判断则反映了新闻媒体的专业能力与职业操守，关涉的是新闻能否履行作为社会公器的责任义务，以及能否在反映社会现实、服务社会公众和捍卫社会道德等方面起到正向作用。社交媒体平台的技术属性和虚拟情景具有去抑制性，能够给予新闻从业者更强烈的个体自由感知，进而可能会使其忽视新闻报道的客观规范，导致公权力的滥用。[30]此外，“非专业传播者”、替代性媒体甚至全球受众对数字新闻生产的开放性参与也使得数字平台的新闻生产伦理问题更加突出。[31]
总的来说，数字时代新闻选择的标准正随着数字媒介生态的变迁而不断丰富。在这个过程中，尽管公众的视角不断被引入新闻实践与研究[32]，并与新闻从业者的专业选择标准展开对话，但与此同时，两者也将不可避免地形成冲突甚至对立。对于当前数字新闻生态下新闻选择实践中的问题与阻碍，学界尚且鲜少着墨，至于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我们更是知之甚少，而数字公众的新闻选择批评似乎正是一个我们得以窥知一二的入口。有鉴于此，我们提出以下问题以引导进一步的分析：在本研究所关切的新闻选择问题上，数字公众主要从哪些方面对专业媒体的新闻实践展开批评?数字公众对新闻选择标准的看法与专业媒体有何不同?专业媒体的新闻选择招致数字公众批评的深层原因有哪些?应该如何看待这些批评?
三、研究设计
本研究主要通过主题分析法对批评案例的文本材料进行主题编码与归纳，挖掘批评背后的深层逻辑。[33]研究的案例来源为新浪微博平台。相比其他社交媒体平台，微博的公共协商属性更加显著[34]，具有强互动性、内容公开性以及话题公共性等优势。
研究正式开始前，研究者以微博实时话题广场和部分媒体的微博账号主页为田野，对微博平台媒体社交账号发布的新闻内容进行了为期两个月(2024年9月至2024年11月)的田野观察。在此过程中，研究者初步观察了典型媒体账号的运营特点，并验证了数字公众新闻选择批评现象的现实基础及以此为题开展研究的可行性。在记录并分析了相关报道内容及评论用户的主流观点后，研究总结出用户在质疑媒体新闻选择时使用的以下关键词或表达：“没有新闻可以不发”“无聊”“没有意义”“无人关心”“实在没新闻就播天气预报”。
此后，研究者在微博平台通过高级搜索的方式组合搜索了核心关键词“新闻”“报道”以及上述关键词，并在充分考虑案例影响力(点赞和二级评论量)的基础上，梳理出自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数字公众的新闻选择批评案例共计82个，具体案例如表1所示。在本研究中，数字公众指代的是数字平台中主动参与新闻批评的群体，而非全体网民或其他利益团体。为确定批评者作为“积极公众”的身份，研究者对评论用户公开展示的个人主页及近期互动记录进行了人工核查，剔除了疑似非人类实体运作的部分账号。
研究收集的新闻选择批评案例包含了专业媒体的新闻报道文本及其对应的数字公众批评言论文本两部分。在反复阅读82条案例的文本材料后，研究者对微博用户发表的批评文本进行了初始编码，初步提取出“报道缺乏时效性”“侵犯隐私”“宣传意图明显”等核心批评观点，并确保批评观点达到经验饱和。其后，研究者将相似编码归类为潜在主题，经反复审查验证后将三个批评主题命名为“新闻价值标准”“新闻生产规范”和“价值立场导向”，如表2所示。
四、数字公众如何批评专业媒体的新闻选择
研究选取的82个报道案例来自微博平台上性质、影响力、权威性各不相同的多家媒体的官方账号，涉及媒体类型包括中央级官方媒体(11.2％)、地方媒体(39.3％)、市场化网络媒体(21.4％)、广电系媒体(18.0％)、行业垂直媒体(4.5％)以及其他媒体(5.6％)。所涉媒体类型的广泛性表明，无论是受众基础深厚的传统主流媒体还是商业化特点显著的新兴网络媒体，都需要面临数字公众越来越严苛的审视目光，一旦发布的新闻选题未能满足公众期待，就有可能遭到公众毫不留情的质疑。在议题类型上，数字公众批评的报道案例主要涉及四类：公共性议题(41.4％)涉及公共权益，与集体利益相关，但也最容易出现新闻选题不当的问题；个体生活议题(36.6％)聚焦个人体验，展现普通百姓的生活方式，是日常新闻的一种公共化呈现；文化娱乐议题(12.2％)则侧重娱乐化、轻松内容，涉及明星、体育和趣闻等；此外，也有部分新闻聚焦生态、健康和科技议题(9.8％)等科学事实导向的内容。从新闻信息来源来看，案例中分别有近58.6％和13.4％的新闻内容是专业媒体从“社交媒体与用户爆料”这一渠道或通过对二手信源进行采编获取的。相比而言，通过“记者一线采访”的方式以直接接触核心信源并获取新闻信息的情况仅为20.7％，且大部分情况下，记者都不需要亲临现场，而其余报道则主要来源于官方信源(3.7％)、组织机构声明(2.4％)和网络公开信息(1.2％)。
研究发现，数字公众主要从新闻价值标准、新闻生产规范和价值立场导向三个主题对专业媒体的新闻选择进行批评。“新闻价值标准”的批评主题反映了数字公众对新闻从业者的数字新闻生产实践偏离新闻价值标准的质疑，其中也蕴含了公众对“何为新闻”的朴素理解。首先，互联网的即时互动性使得网络用户对新闻的时效性有了更加苛刻的要求，因而在微博讨论过时的话题或将旧闻进行二次报道被视为难以接受的行为。其次，新闻报道主体的显著性也是判断新闻价值的一个指标，公众认为案例中普通的外国游戏玩家和动物不足以成为新闻报道的对象，媒体应该将更多的报道资源放在亟待关注的群体上。此外，部分网民也十分注重新闻的接近性，对与其社会距离较远的国际新闻兴趣不足，甚至对涉及日韩等其他国家公众生活与文化的新闻抱有偏见。在事件重要性方面，尽管名人效应在新闻价值中仍然占据突出地位，但诸如“董宇辉不再担任执行董事”“王楚钦孙颖莎击掌庆祝”等发生在名人身上的琐事已经无法吸引公众的注意力，而其他与普通大众相关的日常小事更是被许多公众视为对公共资源的浪费。最后，媒体与公众在新闻事件的趣味性、冲突性和戏剧性上也出现了分歧，例如“梅雨季节汽车发霉”“28岁女子怀孕”“可升降的火锅”等话题在许多公众看来过于稀松平常，并不能带来预想的新奇体验，因而不必刻意置于公共视野之中。此外，媒体对议题模式化的重复报道也在不断削减用户的阅读兴趣，比如某些媒体会定期曝光奶茶行业的卫生问题。
媒体在“新闻生产规范”上存在的问题也是数字公众判断新闻选择合理性的标准之一。首先，微博用户关注到新闻媒体获取新闻线索的方式，如在“未出月子女子申请离婚”的案例中，网民认为记者没有权利未经允许偷拍他人并将其公之于众，也不应在未进行深入采访的情况下妄自揣测事态经过，因为这是对普通公众的隐私侵犯。其次，微博用户还认为部分新闻选题可能存在客观性、真实性和准确性缺失的问题。新闻记者可能因报道中的逻辑漏洞、主观偏见、举证不足、模糊表达等规范性失误遭到在相关议题中更具经验的公众的质疑，如错转226万元的女子为何能够在未确认收款人姓名的情况下成功完成转账操作?是否真的如记者所说，存在这样的网友对全红婵大哥直播带货发出质疑?网友提出的这些疑问本质上是对记者采编流程规范性的拷问，也反映了数字公众对新闻透明性的呼吁。最后，微博用户还对媒体频繁报道负面议题或选择报道偏离事件焦点的议题表达了不满。媒体的“消极内容选择偏向”可能会营造一种消极沉闷的信息环境，给受众带来不良的情绪体验，并加重其信息处理的负担，而“报道焦点偏移”则可能引发舆论失焦和核心议题边缘化。
微博用户对部分专业媒体报道背后的“价值立场导向”也发出了质疑，认为媒体选取的部分新闻内容本身就已经违背了新闻伦理或公共价值标准。首先，微博用户认为部分涉及商业、房地产等话题的新闻内容带有明显的宣传意图，旨在宣扬某种消费意识或理念，以潜移默化地引导公众行为。其次，微博用户也对报道可能引发的潜在后果表示担忧，如报道性别、贫富等群体立场分化明显的相关议题可能激发冲突对立，曝光野生动物可能助长盗猎行为，而诸如“用桃条抽打自己的父亲”这样的新闻更是可能隐含违背公序良俗的有害思想。最后，部分微博用户的批评也折射出了新闻从业者对公众真实态度与体会的忽视或误解，某些在媒体看来的正面报道所涉及的人物或事件在公众看来可能具有争议性(比如媒体将节假日的“加班工资”报道为“涨工资”)，而一些遭到媒体批判的事件则可能无法得到公众的认同(比如媒体质疑演唱会市场饱和，而公众却担忧演唱会一票难求)。
综合以上可以发现，数字公众与专业媒体的新闻选择标准之间既有共性又有显著差异。数字公众对媒体在新闻价值标准和新闻生产规范方面的要求与行业内的新闻生产准则相对一致，这表明随着专业新闻知识的不断下沉和新闻生产的开放参与，数字公众的新闻素养不断提升，能够甄别出专业媒体在选题策划上的失当与生产环节中的疏漏。然而，相关媒体在生产实践中却未能严格遵守这些准则，这是激发数字公众批评行为的重要因素。相比而言，数字公众在价值立场导向方面的部分诉求则并不在传统新闻选择标准的范畴之中，具有更强的主观性，且在观点上往往十分松散，容易被新闻从业者忽视。尽管部分批评内容的合理性尚待商榷，但依然能够表明，在新闻生产与消费的过程中，数字公众的主体性正在不断被激发。
五、专业媒体的新闻选择何以招致批评
在数字媒介环境深刻改变信息生成与流通方式的背景下，新闻已不再是一种稳定的专业实践，而成为一个复杂的争议场域，不同主体围绕“何为新闻”展开持续博弈，专业媒体的新闻生产实践正遭遇来自新闻边界流变、行业机制变革与数字公众参与的多重挑战。下文将围绕“结构—媒体—公众”这三个由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的递进视角，对案例内容展开分析和讨论，尝试厘清数字时代新闻选择面临的深层张力。
(一)新闻泛化：权力博弈下日常新闻的公共化
过往新闻研究主要从还原主义方法和价值论视野来界定新闻，前者反映了“新闻源流”，而后者则凸显了“新闻需要”，但也有研究将新闻视为“中介”性存在，强调新闻是人开展生活与实践交往的中介。[35]随着“后新闻业时代”的开启，新闻业的权力结构出现变迁，新闻定义权从专业垄断转向多元主体竞争，进而使得新闻的内涵呈现“泛化”的趋势。[36]在此过程中，关注个人生活事实信息的“日常新闻”开始出现，并在不断走向“公共化”的过程中与面向公共生活的非日常新闻共同构成完整的新闻世界，发挥沟通人与事实、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作用。[37]
新闻泛化的现象表明，尽管数字时代的新闻仍然遵循新闻事实的基本要求，但已不再限于传统理念中具有显著新闻价值的事实，转而开始关注日常生活世界中的新闻事实，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对传统新闻价值观念的重构。[38]一方面，不同于非日常新闻生产中的专业主导性质，日常新闻的生产主体是普通民众。因此，日常新闻的报道对象往往不具有影响力和知名度，且个体的角度与广大公众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社会距离，这意味着以其为事件核心的新闻在显著性和接近性上有所不足。然而，相比社会名人，大部分的普通民众有着相似的生活体验和价值理念，彼此之间的心理距离更加接近，这就为具有人情味的日常新闻发挥人与人之间情感连接的作用留出了空间，那些围绕普通民众展开的新闻故事往往更具有共情价值。另一方面，日常新闻展现的是个体的日常生活领域，相比公共性议题在重要性方面有所不足，但在实际报道案例中，专业媒体之所以选择这些关于日常生活的事件展开报道，是因为考虑到新闻价值本身所具有的相对性。在受众日益分化的背景下，新闻的价值总是相对特定受众群体而言的，具有定制性的特点。社交媒体平台的算法分发技术能够帮助类型化的日常新闻触达相应的受众群体，从而发挥其报道价值。此外，由于日常新闻本身并不是急需扩散的重要信息，因而媒体对其时效性也不会作太高的要求。
在报道“个体生活”时，新闻记者对来自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素材进行整合、加工、回应与呈现，以实现日常新闻的间接“公共化”。[39]然而，在82个新闻选择批评案例中，对“个体生活”相关议题的批评达到了总议题数的36.6％。当新闻涉及普通人日常琐事时，微博用户常常以这类话题的事件缺乏重要性、接近性、戏剧冲突性或人物缺乏显著性而否定其作为新闻的价值。事实上，公众对公共化的日常新闻进行的这种新闻选择批评源自其与记者对数字时代新闻价值标准理解的分歧。数字时代的日常新闻具有更显著的情感性和个性化特征，但在传统新闻价值要素方面可能存在缺失。案例16展现了一个普通家庭中孩子和宠物猫之间的互动，面对部分微博用户“没有新闻可以不发”的质疑，许多感受到情感共鸣的用户表示“这种温馨可爱的日常也很有意思”“新闻不是非得报道多灾多难”。这表明数字时代的新闻选择不必囿于传统新闻价值理念的框架，而可以尝试寻找一种与特定受众之间的情感连接，从而实现新闻的价值。部分数字公众以传统的新闻价值概念理解数字新闻，反映了一定的新闻敏感性，对新闻筛选流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也存在新闻价值理念上的迟滞和认知上的偏颇。
然而，大量的日常新闻涌入公共生活领域也使得新闻信息出现了过载，非日常新闻的展演空间被挤压，更多关涉公共利益的事件被遮蔽[40]，并可能会引发公众的新闻倦怠与回避。[41]尽管专业媒体报道日常新闻能够迎合部分受众的新闻需要，促成不同行动者之间意图和理念的广泛协商，但过度的下沉报道也使得有限的公众注意力被稀释，事关公共利益的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议题被淹没在海量的网络信息内容之中，甚至因受众日益软化、娱乐化的新闻阅读习惯而失去对公众的吸引力。
(二)新闻常规：新闻业态的转型与记者身份的调试
新闻常规反映了新闻从业者模式化、重复性的新闻生产实践和习惯[42]，涉及选题、获取线索、核实信息、采访和写作等环节。在新的时间、空间与技术因素的主导下，数字媒体时代的新闻业态开始转型，其制作和发布也出现了极大的改变，衍生出了新的新闻生产路线常规、消息来源常规和时间常规。[43]
新闻记者的跑线路径影响了具体新闻议题的选择，而消息来源则决定了新闻报道能否跟进事实，提供信息增量。随着互联网平台信息交流机制的日益完善，社交媒体平台、搜索引擎和网络论坛成了许多记者获取新闻线索的重要渠道，网络热门事件越来越成为新闻媒体进行新闻选择的新来源。[44]然而，这种基于线上内容的路线常规和消息来源常规的形成也导致新闻媒体对网络平台中既有信息内容的过分依赖。在本研究的案例中，许多新闻故事最初只是当事人或目击者通过自己的手机拍摄并以短视频或帖子的形式发表在个人社交媒体账户中，但最终却成了媒体新闻生产的重要材料。在这个过程中，新闻记者的角色转化为新闻媒体账号的“小编”，新闻产品成了网络热点事件喂养的对象，媒体在发掘新闻事实、发现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所处的位置逐渐边缘化。这种模式化的跑线路径编织出的新闻网络本身也塑造了一个框架，限制了新闻事件发生场域的可能性，使一些地方和群体反复成为新闻选择的结果。新闻选择机制的循环强化，不仅加剧了新闻话题的同质化，也削弱了公众的信息接收体验，甚至可能造成“新闻疲劳”。此外，对网络热点内容的盲目挪用与转载也容易使媒体陷入“流量怪圈”，将价值取向偏颇、充满争议性甚至具有潜在风险的信息内容引入公共视野。比如“网曝女子未出月子抱着孩子离婚”“外卖员吐槽尽量不要点黄焖鸡”“男子因50元打车费向老婆跪下还自扇巴掌”等案例就源自网络用户的爆料，而这些未经严格考证核查的内容不仅会降低新闻产品的质量与格调，引发舆论极化、群体对立、社会风险放大等混乱问题，还会形成专业媒体为低质量内容背书的表象，引发信任危机。
新闻记者的时间常规则建立在“停表文化”的基础之上。新闻工作者需要对时间具有高度的敏感性。[45]这不仅意味着记者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采访、编辑和发布的工作，还要求记者能够准确捕捉新闻事件的时间节点，把握事态发展的节奏。罗萨(Rosa)所说的加速社会概念较好地诠释了因数字技术不断加速演进带来的新闻事业的加速。[46]传统的新闻循环从此被打破，新闻的时效性从及时向实时转变，新闻记者沦为“滚轮仓鼠”，不断为公众生产新闻。这种时间常规的变化带来的直接结果是各大媒体在社交平台中为追赶新闻时效而展开时间竞赛，新闻的更新频次不断增加。[47]研究初期的田野观察结果显示，头条新闻、九派新闻、上游新闻等在案例中主要涉及的媒体账号平均每天发布新闻的数量超过50条，正是这种超负荷的新闻发稿模式使得新闻报道演变成了对网络内容的简单加工和转发，重复且无信息增量的新闻充斥市场[48]，新闻娱乐性增强而公共性式微。更为糟糕的是，新闻生产流程也急剧压缩，作为新闻常规中必要的实地调查与采访环节也可能被省略，进而可能因对失实、片面的信息内容疏于核查而导致新闻报道不客观或与事实不符的情形，尤其是涉及医疗与科技等专业性较强的垂直领域。
总的来说，新闻业态的转型对新闻媒体组织内部的新闻常规进行了重塑，新闻从业者被赋予信息诠释者、信息核查者和数字劳工等新身份，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在不断调试和改变自身以适应这些新身份。因而，公众对记者新闻选择的批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记者身份错位的结果，这导致他们未能在新闻常规的动态变化中履行好自身的义务，确保新闻选择符合受众预期。数字新闻生态下急剧更迭的新闻常规对新闻从业者自我更新、不断精进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更加准确地找到自身的职业定位，并以更加积极的姿态适应新的新闻常规是其当下面临的重要课题。
(三)新闻协商：新闻的可见性与数字包容
“可见性”的概念被用来指涉被他人看见、获得他人注意力的规模，它既是个体或群体的一种权利也是一种稀缺的社会资源。[49][50]在“万众皆媒”时代，普通用户在新媒体的赋权下取得了更多处置自身可见性的权利，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可见性分配不平等的现状，专业媒体机构仍然以其组织化采编实践和庞大的受众资源主导着可见性的支配。[51]媒体赋予事件可见性的过程也是新闻发挥公共性的过程，媒体的责任之一就在于利用好这种资源，赋予鲜为人知的事情以可见性，使其在公众的关注下被揭露和阐明。
新闻报道的可见性因其解蔽与遮蔽的双重属性一直饱受诟病，从某种意义上说，对特定群体或事件的报道也使得其他群体与事件在公众视野中隐身。扩大可见性覆盖的范围是弱化遮蔽的一种途径，这有赖于媒体不断推动日常新闻的公共化与非日常新闻的私人化，全面且充分地报道不同属性的新闻内容，展示不同立场的观点与诉求。数字时代的信息传播效率是前所未有的，这使得新闻媒体有能力营造一个更加开放多元的可见性空间，将新闻搭建成连接人与事实、人与人之间的中介桥梁[52]，并成为各个社会团体寻求合法性的主要场所。[53]因而，一些异质化、边缘性的议题越来越容易被看到，代表不同立场、具有协商价值的新闻内容以策展的形式面向公众，吸取批评与反馈，而不至于在最初的新闻选择阶段就因缺乏普遍的关注度而被排斥在公共视野之外。正如本研究的案例所呈现的那样，“儿子在校一餐花8元妈妈心疼落泪”“女子餐馆就餐遇100元一份白粥刺客”等对于部分公众而言缺乏曝光必要性的话题背后其实是教育公平和公民权益等社会结构性问题，与特定群体利益攸关。将这些现象上升为公共议题，能使其中的矛盾在进一步讨论中被发现并最终化解成为可能。
当下，数字公众群体日趋庞大，个体需求与立场正在变得更加多元，媒体在竭力满足受众需要、丰富社会现实建构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触及不同利益的交叉地带。在具体的社交媒体交往实践中，数字公众在主体性不断增强的同时似乎仍然缺乏对不同需要、不同观念、不同立场与不同态度的包容，所持观点更是日趋“巴尔干化”，难以达成共识。这也是为什么部分数字公众总会对媒体发表的部分内容不合自身“胃口”而深感困惑，进而发出“没有新闻可以不发”的抗议。媒体在极力赋予广大公众与社会以更多可见性的同时也面临着公众对其可见性支配合理性的质疑，从而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当然，新闻记者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警醒的是，选择报道或不报道某一新闻本身就代表了一种价值立场，绝对中立的新闻话题是不存在的，对于一些涉及“隐私侵犯”“挑起对立”“宣扬封建迷信”等可能违背主流价值观、带有潜在社会危害性的话题要尤为谨慎。
在着力强化新闻报道公共性属性的框架下，如何平衡好媒体的可见性赋权和公众的理性参与俨然成了数字新闻时代留给新闻从业者的一大难题。可见性的赋予并非没有限度和准则，数字公众对新闻选择的批评也并不全然合理。这意味着新闻从业者应当开放与数字公众平等交流的渠道，既要从中细心洞悉需要报道的真问题，以守住媒体这台“探照灯”的光束边界，又要在数字新闻的再生产过程中不断引导数字公众拥抱一个越来越开放包容的新闻生态。
六、结论和启示
新闻媒体的数字化转型是一种从质量到创新的锚定实践，新闻机构更加具有开放性和敏锐性，受众思维逐渐被打开[54]，而新闻选择的标准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得到迭代。然而，由于公众对新闻业的存续仍然缺乏规范共识，新闻选择标准的革新也呈现出“新旧之争”，代表传统的专业媒体机构如何适应新兴互联网环境并满足数字公众的复杂需求成为亟待破解的难题。[55]
基于82条微博用户对专业新闻媒体在新闻选择问题上的批评案例，本研究尝试解读了数字公众的主要批评观点，发现公众往往会从新闻内容是否具有新闻价值、新闻的生产流程是否符合职业规范及其对新闻背后的价值导向的理解来衡量新闻选择是否恰当，这对新闻媒体的职业行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专业媒体的新闻选择招致批评是多重因素共同导致的：从宏观层面来看，新闻概念走向泛化，日常新闻日益得到关注，新闻记者在解构传统新闻价值理念的过程中也与部分公众的理解发生冲突；从中观层面来看，新闻从业者在数字化转型与新闻常规重塑的过程中确实出现了规范性的缺失与专业性的疏漏，数字公众的批评具有一定合理性；从微观层面来看，一个包容多元的舆论氛围仍然有待形成，新闻选择的分歧在一定程度上源自公众之间对彼此需求与立场的排斥。
对此，研究认为新闻媒体应当与数字公众共同应对数字媒介生态下新闻选择的实践困局。新闻从业者既要提高数字时代的新闻敏感性，提高专业规范性，不断深入关注公众的真实需要，筛选出更加符合数字公众新闻消费习惯的高质量新闻选题，又要不断革新自身的新闻生产理念，充分发挥阐释者与中介者的角色，在新闻选题方面鼓励公众参与对话和协商，重建新闻媒体的职业权威。与此同时，数字公众则负有监督新闻媒体履行职责的义务。这也要求他们不断提升自身的新闻素养，把握理性交往的尺度，锻炼共通、共情的能力，在充分参与新闻生产的过程中丰富新闻协商的内涵，与新闻媒体共同营造一个具有公共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数字媒体新生态。
参考文献
[1]常江，杨惠涵.数字新闻的产品化：媒介逻辑与价值反思[J].青年记者，2023(3)：21-24.
[2]常江，徐帅.数字媒体生态、流量经济与新闻业的文化再造[J].新闻与写作，2024(3)：38-48.
[3]Kristensen,L.M.& Bro,P.(2024).News values in a digital age-Intra-media,inter-media,and extra-media platforms.Journalism,25(4):819-836.
[4]Cheruiyot,D.(2018).Popular criticism that matters:Journalists' perspectives of "quality" media critique.Journalism Practice,12(8):1008-1018.
[5]Waisbord,S.(2020).Mob censorship:Online harassment of US journalists in times of digital hate and populism.Digital Journalism,8(8):1030-1046.
[6]谢静.媒介批评：专业权威的建构策略——从新闻专业主义解读美国的新闻媒介批评[J].新闻大学，2004(3)：40-44.
[7][15]常江.作为关系的新闻：数字时代新闻的再定义[J].青年记者，2024(1)：76-79.
[8]Carlson,M.(2016).Embedded links,embedded meanings:Social media commentary and news sharing as mundane media criticism.Journalism Studies,17(7):915-924.
[9][13][16]王斌，张雪.用户评论会影响新闻选择吗?——一项基于文化资本视角的考察[J].新闻记者，2023(3)：3-13.
[10]谢静.正在消融的媒介批评[J].青年记者，2021(16)：9-12.
[11]白红义，陈炜漫.“在线骚扰”：一个理解新闻业-公众关系的新面向[J].当代传播，2024(1)：45-53+58.
[12][19]药琦，谢紫怡.“心惊暴”迷思：从刘学州事件看世俗媒体批评[J].新闻记者，2023(4)：3-13+96.
[14][18]张启锐，王辰瑶.“符号敏感”：数字公众的新闻表达批评——基于44起新闻批评案例的文本研究[J].传媒观察，2023(6)：72-81.
[17]田浩.从情感卷入到信任调适：新闻回避的日常文化解析[J].中国出版，2023(14)：18-24.
[20]赵一菲，牛静.数字时代新闻价值研究的审思与展望[J].新闻记者，2023(11)：44-52.
[21]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M].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287.
[22]周葆华.算法、可见性与注意力分配：智能时代舆论基础逻辑的历史转换[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1)：143-152.
[23]方建移.记者新闻选择与价值判断中的认知心理分析[J].国际新闻界，2010(11)：56-60.
[24]方建移.记者新闻选择与价值判断中的社会心理分析[J].国际新闻界，2011(2)：50-54.
[25]李良荣.新闻学概论(第七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309-312.
[26]常江，王润泽，迈克尔·舒德森，等.新闻的基本观念：历史缘起与中西比较[J].新闻记者，2022(8)：3-14+33.
[27]Harcup,T.& O'neill,D.(2017).What is news? News values revisited(again).Journalism Studies,18(12):1470-1488.
[28]郝雨.回归本义的“新闻价值”研究[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69-74.
[29]王润泽，李佳佳.数字时代新闻价值的解构与重构[J].中国出版，2023(16)：3-7.
[30]纪莉，张盼.论记者在微博上的媒介使用行为及其新闻伦理争议[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2(3)：117-121.
[31]陈昌凤，雅畅帕.颠覆与重构：数字时代的新闻伦理[J].新闻记者，2021(8)：39-47.
[32][54]Costera Meijer,I.(2020).Understanding the audience turn in journalism:From quality discourse to innovation discourse as anchoring practices 1995-2020.Journalism Studies,21(16):2326-2342.
[33]Braun,V.& Clarke,V.(2006).Using thematic analysis in psychology.Qualitative Research in Psychology,3(2):77-101.
[34]孙梦如，吴飞.平台具有公共性吗?——平台社会视角下社交媒体公共协商程度的实证研究[J].新闻与写作，2025(2)：5-17.
[35][37][52]杨保军.论作为“中介”的新闻[J].中州学刊，2020(1)：165-172.
[36][38][40]杨保军.再论作为“中介”的新闻[J].新闻记者，2020(8)：3-11.
[39]杨保军，张博.论日常新闻“公共化”的内涵、表现方式及主要影响[J].新闻界，2024(6)：22-31+73.
[41]李彪，张雪，高琳轩.从管理新闻到回避新闻：社交分发环境下新闻消费方式的转向[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9)：23-38+126.
[42]Shoemaker,P.J.& Reese,S.D.(1996).Mediating the message.White Plains:Longman.
[43][44]白红义.冲击与吸纳：互联网环境下的新闻常规[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3(8)：44-50.
[45]Schlesinger,P.(1977).Newsmen and their time-machine.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28(3):336-350.
[46]哈尔特穆特·罗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30.
[47]王海燕.加速的新闻：数字化环境下新闻工作的时间性变化及影响[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10)：36-54+127.
[48]Choi,S.& Kim,J.(2017).Online news flow:Temporal/spatial exploitation and credibility.Journalism,18(9):1184-1205.
[49]Dayan,D.(2013).Conquering visibility,conferring visibility:Visibility seekers and media performanc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7(17):137-153.
[50]潘忠党.作为一种资源的“社会能见度”[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4)：12-14.
[51]刘鹏.“全世界都在说”：新冠疫情中的用户新闻生产研究[J].国际新闻界，2020(9)：62-84.
[53]邓力.传媒研究中的公共性概念辨析[J].国际新闻界，2011(9)：40-46.
[55]周睿鸣.锚定常规：“转型”与新闻创新的时间性[J].新闻记者，2020(2)：2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