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实践过程中，融媒体工作室和新媒体IP作为新闻创新“轻骑兵”，其数量、类型、组织地位均发生跃迁。本文借助资源依赖理论，分析作为媒体、平台、用户接合点的轻量型组织的运行机制，探究平台如何形塑媒体组织形态。研究发现，轻量型组织对媒体、平台、用户存在三重资源依赖。媒体组织将形成共链性组织集群，组织架构趋向由灵活模块构成的扁平式结构。媒体和平台的关系从竞争性互依转向共生性互依，新闻生产被进一步纳入平台逻辑。建立网络生态治理机制，应推动平台流量分配进入法治框架，重建平台的公共逻辑。
关键词：轻量型组织/ 新闻创新/ 组织变革/
作者简介：王佳航，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原文出处：《新闻与写作》(京)2026年第2期 第22-32页
标题注释：本文系中国政法大学2023年科研创新项目“元宇宙媒介域新闻传播方式变革及其数字风险治理研究”(项目编号：23ZFG86001)的研究成果，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用专项资金资助。
在最新一轮媒体系统性变革方案之中，工作室和新媒体IP从幕后走到聚光灯下。例如上海报业集团重点打造逾250个垂类工作室，推行IP主理人等扁平化柔性化机制。①南方报业亦在探索跨媒体、跨部门、跨条线的扁平化管理模式，首批成立15个融媒品牌工作室，同时重点打造20个新媒体IP。②
工作室(Studio)原本是平面设计、游戏设计、艺术创作、摄影等领域由个人或少数成员建立的创意生产组织。融媒体工作室则指在媒体常规组织之外，跨部门或跨工种成立的灵活型创新组织。较早的融媒体工作室如中国青年报的“中青在线融媒工作室”诞生于2014年。人民日报的中央厨房“融媒体工作室”计划于2016年启动，推出了“麻辣财经”等一批有影响力的工作室，此后几年间国内各媒体集团纷纷成立工作室。IP的原意是知识产权，此后概念扩展至覆盖游戏、动漫、影视、文学等多个文化创意产业领域。新媒体IP则是指进行跨平台分发的内容或账号。一般而言，工作室指组织，IP指内容，但是两者在实践中存在概念交叉，一些工作室拥有多个平台账号，同时也是IP。一些新媒体IP以工作室的方式生产内容，在媒体内部却未以工作室命名。从生产层面来看，融媒体工作室和新媒体IP团队同属于灵活的小规模组织，本文统称为轻量型组织。
从媒体融合到系统性变革，轻量型组织的发展进入2.0版，其数量和形式都出现了有阶段性标志意义的变化。平台新闻业生态下，新闻工作不再是职业新闻人的独角戏，而是由处于不同节点的多元异质行动者共同参与的网络化生产。③轻量型组织作为媒体的生产组织和传播渠道，被纳入以平台为中心的产业链重组，其新闻生产和传播直面数字平台用户，进而形成双重身份，既是媒体组织创新的“轻骑兵”，又成为了平台生态系统的外部互补者。
媒体组织变革、机制体制创新的过往目标聚焦于如何提高组织内部的生产效率。随着轻量型组织大规模外化，媒体致力于抢夺用户注意力，建立与数字用户的连接。媒体组织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已成为迫切需要得到关注的因素。故而本研究选择通过质化研究深描并探究这一实践现象的肌理，同时借助资源依赖理论进一步讨论在平台和媒体的共生关系中，平台如何形塑媒体组织形态。
一、理论基础和研究问题的提出
(一)“媒体-平台”组织间关系演化
轻量型组织是媒体与数字平台的接合点。因此对轻量型组织展开研究时，“媒体-平台”的组织间关系这一问题不能被忽视。
全球新闻业创新议题普遍围绕平台介入带来的深刻影响及对策展开。2017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Tow数字新闻中心发布研究报告《平台新闻：硅谷如何重塑新闻业》④，描绘了新闻业与平台公司融合的趋势，提出美国新闻业的发展迎来第三次浪潮这一论断。近十年来，新闻业始终探索在事实核查、数据新闻、受众参与、共享共创、内容分发、商业模式等各个方面进行创新以适应平台新闻业。⑤但是直至2025年，平台对新闻业的冲击仍未中断，并对新闻业公信力和新闻机构可持续发展带来诸多挑战。
国内学者对平台新闻业的讨论始于2018年。⑥鉴于在中国新闻业创新过程中，行政认可是组织发展目标的重要影响因素⑦，2014年(《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颁布)、2020年(《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颁布)、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三个时间节点可被视为为重要观测时间，以探察中国媒体组织与平台的组织间关系。十年间，主流媒体的创新范式业已形成，即先推出政策目标，而后媒体探索一媒一策，先行者作为创新试点，其后全国整体推进，例如“中央厨房”融媒体编辑部模式、县域融媒体中心建设等。
平台生态系统实质是由互联网企业设定规则和技术架构，创作者共同参与的一种结构性安排。自媒体创作者作为平台互补者植入平台生态系统之中，为平台贡献内容。总体而言，媒体组织与平台并未形成深层互嵌关系。媒体创新探索机制体制改革、技术采纳、新闻形态创新，虽因应平台算法做出一些调整，但仍以内部革新为主。在政策驱动、技术赋能和参与国家治理等多个目标下，主流媒体经历了从“相加”到“相融”，从内容生产者到“新闻+政务+服务+商务”的平台转向。媒体与平台及其互补者形成的关系带有竞争性色彩，主流媒体平台探索开发主流媒体算法，既形成对数字平台的模仿性创新，同时也被赋予与数字平台竞争的期待。这一点在主流媒体的创新话语中更为明显。例如强调新型主流媒体要推动主力军全面挺进主战场，占领新兴传播阵地。⑧
(二)基于资源依赖理论的分析视角
新闻生产组织因应技术变革不断调适，学者通常借助组织理论资源围绕媒体组织创新与效率提升进行研究。例如伊俊铭、蔡雯⑨采用民族志研究方法研究主流媒体变革惰性。朱江丽⑩将媒体融合背景下主流媒体的结构归纳为新闻聚合化模式、产品模块化模式与“再集团化”模式等典型模式。这些研究使得近十年媒体组织内部创新受多重驱动力量不断推进的复杂情形得以被清晰呈现。
轻量型组织的规模化跃迁加深了媒体与平台的嵌套关系。伴随平台新闻业的崛起(11)与平台生态系统下新闻生产的网络化演变，轻量型组织与媒体内部其它组织形成群体结构，也同时作为平台内容创作者，与平台生态系统其它内容生产者形成群体结构，其既是媒体组织和平台公司互动的接合点，也是媒体触达网络用户的接合点。因而，对轻量型组织的研究不能采用以往媒体组织变革研究的内部观察视角，本文选择以聚焦组织和外部环境关系的资源依赖理论为基础，对这一新闻生产组织变革现象进行阐释。
组织理论的发展史是管理思想从“以事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再到“人与事并重”，最终扩展到“环境互动”的演变过程。以科层制为代表的古典组织理论把组织看作一部精密的机器，重点研究如何通过结构设计来提高效率。20世纪50年代形成的新古典组织理论(行为科学组织理论)将研究重心转向了“人”和“心理”，以研究组织内部如何激发人的内在动力为核心。古典组织理论和新古典组织理论均将组织视为封闭系统。而现代组织理论认为，组织是一个开放式系统，必须与外部环境互动。1978年普费弗(Jeffrey Pfeffer)与萨兰奇克(Gerald Salancik)提出资源依赖理论(12)，认为组织通常需要其自身难以生产的资源维系生存，资源对组织的重要性、资源的稀缺程度、替代性资源的易得程度决定组织行为。随后，这一理论被广泛应用于各个研究领域，用以解释组织如何减少环境的相互依赖性和不确定性。
资源依赖理论在解释资源控制所带来的权力关系以及组织间权力配置关系的不平等时，常与实证研究相结合，而在阐释企业交易过程中的资源依赖时有量化传统。正如普费弗与萨兰奇克提出由于企业无法减少对更大的社会系统(包括政府)的不确定性和相互依赖性，它们会采取其他手段来减少这些环境偶然性，“组织通过政治机制试图为自己创造一个更有利于其利益的环境”(13)，学者们也经常将资源依赖理论与政治学等其它学科理论结合起来，进行异质性资源依赖相关研究。
作为对资源依赖理论的重要拓展和补充，组织间依赖理论对理解不同组织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具有重要意义。Madhok和Tallman(14)将组织间对资源的依赖分为内生和外生两类。内生依赖是指关系双方拥有内在关联的资源，属于结构依赖。外生依赖则是指交易的对方拥有对组织来说稀缺、不可替代的资源，这种依赖性产生于交易进行过程中，因此被称作过程依赖。组织间依赖理论还将依赖模式分为竞争性互依和共生性互依两类。共生性互依关系强调专业性和互补性，即共生参与者在资源和能力方面的专业化和互补性是共生存在的基础。(15)竞争性互依则是指同一行业内的企业由于相互竞争而形成的依赖关系。邱泽奇(16)对数字时代的组织间依赖关系做了进一步阐释，研究发现，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让组织之间高度互联，在一个由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新型组织网络中，用户通过表达差异化需求改变了组织的信息沟通结构，以资源利益为基础的合作机制成为可能。
在一定意义上，平台通过重构价值链重构了社会分工协作组织形式，重新组织社会资源分配。数字经济学领域学者认为平台经济催生新的企业组织形态。周文、余琦(17)提出数字经济形成了以平台为枢纽、超组织边界的“网络式分工”，企业组织因灵活自组织单元趋向扁平化与微粒化。政治学领域学者同样认为平台能影响网络协调者和形塑政府科层组织。(18)从媒体融合到系统性变革，主流媒体始终强调创新体制机制、调整组织架构以适应新的新闻业生态。在此背景下，平台经济是否也同样形塑着媒体组织成为了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轻量型组织作为媒体组织的创新引擎，其进退是观察媒体系统性变革的窗口，也是洞察新闻生产系统网络化演变的观测点。本文从资源依赖理论出发，意在讨论下述研究问题：
1.如何看待轻量化组织作为媒体组织的创新引擎？
2.平台如何形塑媒体组织？
3.平台和媒体的关系如何演化以及该怎样应对？
二、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深度访谈法开展研究。第一步，研究者梳理了实践界关于融媒体工作室和新媒体IP的自我阐释，以了解其特征和生产方式。研究者在中国知网搜集到作者身份为媒体从业者且主题为融媒体工作室和新媒体IP的业务研究论文共126篇，以此作为经验性材料并进行文本细读，增加关于轻量型组织实践方式的理解。
第二步，2025年6月1日至2026年1月15日期间，研究者选取了12个媒体机构，共涉及14家媒体进行深度访谈，分别为人民日报社、光明日报社、北京日报社(包括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北京广播电视台、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江苏广播电视总台、湖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上海报业集团(包括澎湃新闻、界面新闻)、沈阳日报社、内蒙古兴安盟广播电视台、北京昌平区融媒体中心。研究样本分布较为均衡，在层次上，包含中央级媒体、省级媒体、地市级媒体和县域融媒体中心，在主营媒介类别上，涵盖报社、电视台、广播电台。
本研究的访谈对象为上述14家媒体的21位新闻从业者，其中18人为不同工作室或媒体IP的负责人或成员，另外3人为媒体副总编辑和总编辑，能为解读媒体运行提供全局性视野。半结构性访谈平均时长为50分钟，应访谈对象要求已对其信息做匿名处理，如表1所示。工作室或者媒体IP类型按照内容类别进行划分，其中融合新闻创优是指以短视频、动漫为产品的工作室或媒体IP。名家是指以记者或主持人个人名字命名的工作室或IP。半结构化访谈旨在了解：1.融媒体工作室和新媒体IP的组织架构和运行方式；2.日常新闻生产中融媒体工作室和新媒体IP获得的媒体资源和支持；3.融媒体工作室和新媒体IP与平台的关系；4.从业者的角色认知和未来发展预期。
三、轻量型组织步入2.0时刻
(一)从单点突破到生态型矩阵
平台作为外部环境触发了媒体组织变革，在媒体融合路线由国家进行顶层设计的背景之下，主流媒体的流程再造普遍形成以“中央厨房”和云平台技术为核心的聚合性生产模式。但是采编资源的聚集与统一指挥在实际运行中存在诸多困难，以产品为中心、实施模块化运行的融媒体工作室应运而生。抖音、快手等数字平台出现之后，多平台运营的新媒体IP成为自媒体内容创作者青睐的新形态。以广播电视系MCN组织涌现后出现的融媒体主播账号为代表，部分主流媒体账号也陆续发展成为新媒体IP。
1.0阶段的融媒体工作室和新媒体IP往往单点突进、自主探索，同时期媒体集团以发展微博、微信、抖音官方账号为重点。融媒体工作室和新媒体IP在激烈竞争下经历了优胜劣汰。一些融媒体工作室和新媒体IP运行良好成为媒体优质内容引领者，一些融媒体工作室和新媒体IP因为效果不佳慢慢走向解散，另有一些成功的新媒体IP成为“网红”之后从媒体组织脱离单干。
尽管如此，随着2024年8月后各媒体集团陆续推出系统性变革方案，融媒体工作室和新媒体IP呈生态性整体突进，其数量、类型和在组织中的地位发生跃迁。轻量型组织的发展迈进2.0时刻。
从1.0到2.0阶段，融媒体工作室和新媒体IP经过多年累积，发展出多样化类型。第一类是融合新闻创优工作室，其诞生于媒体探索融合新闻形态的阶段，工程师、数据分析师进入编辑部，打造了数据可视化工作室、短视频工作室、手绘视频工作室等。第二类是主打独特内容的工作室或新媒体IP，例如“团结湖参考”“长安街知事”等一批有风格、有品牌的内容IP。第三类是名家新媒体IP。主流媒体在与平台博弈的过程中经常采纳模仿性创新策略，获得高用户关注度的网红主播出现之后，主流媒体也孵化培育了一批个人IP和账号，例如新华社的张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王冰冰、浙江广电集团的“新闻姐”“小强说”。第四类是运行模式创新的工作室。媒体深度融合转型要求探索“新闻+政务+服务”的平台化运营模式，整合当地政务资源、公共服务资源，产生增量效益。一批带有强烈的改革属性和创新属性的融媒体工作室应运而生。例如，浙江广电集团的“川源蹲点工作室”是全国首个以蹲点报道为主攻方向的工作室，致力于发布记者到基层调查研究的报道。其通过吸纳基层观察员组织开放式生产，目前在浙江省有20个基层观察点，团队规模超过400人。(19)
媒体系统性变革和用户需求多样化是轻量型组织获得跨越式发展的驱动因素。首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重大战略部署，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由此为轻量型组织快速发展提供了制度性驱动力。在这一背景下，推进工作室和新媒体IP成为从中央到地方新闻生产创新的重点。系统性变革的推进重点之一是“主力军进入主战场”，轻量型组织在2.0阶段的探索则是直面数字平台用户，捕获高流量。在受访者L1看来，融媒体工作室和新媒体IP在2.0阶段更注重增效提质：“以前工作室的任务是探索作品创新创优，现在我们强化工作室和IP，更强调做垂类内容，直接以互联网用户为中心。系统性变革之后，我们把之前发展得不好的工作室和IP精简掉了，只做擅长的。”
其次，媒体收入来源转向新媒体渠道也推进了轻量型组织的发展。“我们电视台99%的新媒体流量都来自于数字平台，(而)不是自己的移动新闻客户端。获得平台上的用户，才能被广告市场青睐。”(D2)伴随数字平台用户的圈层化，综合性的官方微博、微信、抖音号难以满足用户的细分需求，媒体转向以建设新媒体账号集群提升全网影响力，例如河南广播电视台、浙江广播电视台都采取了从爆款IP转向IP矩阵的生态化运营策略。
(二)从“轻骑兵”到嵌入日常新闻生产
融媒体工作室和新媒体IP的运行机制由各媒体依据整体运行方案而定，具有较大差异，“轻骑兵”逐步被纳入媒体日常新闻生产实践则是其步入2.0阶段的一项标志性共同特征。
首先，敏捷型小规模团队成为常规设置。轻量型组织团队一般最多十几人，跨部门、跨领域按需组建。敏捷的轻量型组织以内容产品为中心，打破了记者、编辑的传统角色分工。1.0阶段的轻量型组织更具有探索性，往往由媒体从业者自发组建。2.0阶段的轻量型组织也在鼓励员工自发探索，但同时增强了媒体孵化扶持力度，管理机制更为成熟。“我们报社发文件通知各部门，有意愿的记者编辑可以组队申报工作室，由报社统一评审之后批准设立。因为工作室申报有高选拔性，被批准成立工作室就算是获得了报社领导肯定”(A1)
一些工作室在品牌成熟、工作量增加之后会作为独立编辑部被纳入媒体常规组织架构，例如北京日报成立了长安街知事编辑部，北京青年报以IP命名的部门有政知编辑部、深一度编辑部、半两财经编辑部和青流视频编辑部。政知编辑部的9人团队来自时政部，深一度编辑部的6人班底就是原来的深度部，半两财经编辑部的6人团队来自经济新闻中心，青流视频编辑部的班底就是原来的视频部，一共15人左右。4个新媒体IP编辑部囊括了北京青年报采编队伍的半壁江山。
其次，轻量型组织灵活嵌入媒体日常新闻生产。媒体用于组织大规模新闻生产的“中央厨房”追求策采编发一体化，更强调记者、编辑专业分工和协同作业。灵活性轻量型组织则具有可变性组织结构，采用项目制或任务制运行模式，可根据工作任务调整变换。关于轻量型组织如何与主导日常新闻生产的融媒体中心(中央厨房)协作分工，不同媒体形成了不同的组织结构。一些媒体采用中央厨房与融媒体工作室并行的模式。“工作室是独立的，我们做完报社的工作按照自己的兴趣做一些想做的作品。这和报社的中央厨房互不影响。”(A2)一些媒体则转向了以IP集群为终端，反向形塑新闻生产的模式。“报社的收入已经转向了新媒体，我们撤掉了中央厨房。本来我们就没怎么使用中央厨房，(还是)各个部门做自己的。现在我们按照IP来作业，全力经营好自己的账号。”(H1)轻量型组织作为创新引擎，为媒体近年来的创新创优积蓄了经验和力量。
四、轻量型组织的三重资源依赖和创新面向
(一)三重资源依赖
从资源依赖的视角观察轻量型组织的运行，有助于分析网络化新闻生产实践中媒体机构与平台公司的关系变化，为媒体破解数字化转型困境提供参考。本文依照“平台-轻量型组织-媒体-用户”的框架对访谈资料进行处理分析，结果显示，轻量型组织处于三重资源依赖的位置。即轻量型组织必须与其依赖的环境形成良性互动，才能获得生存发展的关键资源。
首先，轻量型组织对媒体组织存在资源依赖。优秀新媒体IP的离开是媒体机构管理者忧虑的问题之一，他们担忧轻量型组织在获得用户的认可，赢得高流量和粉丝后，媒体对其施加的实质性约束就会消失，IP跳槽、单飞可能成为媒体不得不面对的难题。但是，访谈资料表明轻量型组织对媒体机构存在稀缺性资源依赖，媒体能否与新媒体IP保持长期共生关系取决于媒体的管理制度和媒体对轻量型组织的资源投入。
一方面，轻量型组织希望能与媒体换取一般特指采访资源的生产性资源。提供优质内容才有独特性，这就需要有独家的消息源作为保障。受访者L1认为主流媒体的新媒体IP如果能保持专业性，做出比自媒体更专业且独特的内容，就能从数字平台庞大的内容池中突围，获得高流量。“媒体做垂直类内容是有优势的，因为媒体可以采访，自媒体虽然先开始做垂类，但是他们没有采访资源。”(L1)另外一家知名IP负责人也持同样的观点。“很多工作室是记者编辑出于自己的兴趣在探索，没有采访条线，(即)没有明确的采访资源的分配，这限制了内容产品优化。幸好做出品牌之后，报社给了我们一个其它部门都没跑的条线，我们有了自己的信息源之后好作品多了很多。”(B1)
另一方面，轻量型组织也希望能获得媒体的保障性资源，即扶持融媒体工作室和新媒体IP发展的人力和财务资源。不同媒体对轻量型组织给予的扶持和保障不同。“我们申报工作室之后，报社给一笔项目经费，有点像做课题，我们(之后)再去报销，但是财务限制很多，经费很难报销出来。”(R1)“我们电台让我在移动客户端上和抖音上开设了一个个人视频专栏，这已经是鼓励了。”(M1)推进轻量型组织发展成为一些媒体启动系统性变革的重点措施，媒体投入的扶持和保障资源增多。例如南方报业组建由集团总编辑挂帅的“名记服务组”意在培育名记者网红IP，帮助培育对象规划发展方向、解决业务瓶颈问题以及调配资源、宣传推广。(20)此外，也有一些媒体针对新媒体账号的产权归属等法律问题给出了保障。还有媒体用足经济激励手段，对收益分配规则做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其次，轻量型组织对数字平台存在资源依赖。数字平台作为可编程的数字基础设施，通过聚合信息和汇聚用户构建起“发布、传播、交互和共享信息的数字化空间”(21)，重构传播的路径与结构。抖音、快手等数字平台的每日活跃用户数量超过3亿人，平台成为媒体内容分发的重要渠道，由平台算法配置的数据和流量资源成为媒体需要依赖外部环境获得的关键资源。B1是一家有很多粉丝的工作室的主理人，在接受访谈的一小时之中，他不断需要审稿、回复选题，处于持续被手机打扰的焦虑状态。“我有流量焦虑。不同平台的传播规律是我们一点点摸索出来的。但是不可能每一篇文章都有好的流量，如何持续获得流量，我们耗尽心力。”(B1)
平台与媒体机构的依赖关系表现为一种双重非对称关系。数据是平台经济的核心生产资料。一方面，平台组织通过与海量用户形成单边依赖获取流量与数据，另一方面，包括媒体机构在内的内容创作者对平台存在强依赖，需要获取内容流量资源维持内容可见性和传播影响力。在这一资源交换过程中，平台通过控制稀缺的流量资源和算法规则形成不对等关系。传统媒体在向新媒体转型的过程中，对互联网平台的流量资源形成强依赖，轻量型组织呈现“渠道依附”特征。
再次，轻量型组织对用户存在资源依赖。数字技术快速发展，新闻信息极度过载，一个用户注意力极度稀缺的时代已然到来。能否获得用户群体认同是媒体系统性变革举措成败的关键变量。轻量型组织作为创新引擎，最重要的探索在于如何重新连接用户。“如何获得用户是一个特别值得媒体学习的内容。我看很多自媒体大号，也听过他们分享，他们对用户非常理解，因为他们是用户陪伴着发展起来的。多数媒体现在还不具备理解用户的基因。”(N1)对于平台而言，用户仅仅是可计算的数据，但是对于轻量型组织而言，数字媒体平台上的用户是可进行深度连接的新闻使用者。数字平台用户已经从单一的新闻消费者转向传导需求、参与新闻话题、实现内容共创的积极使用者，其不仅是轻量型组织发展所需的外部资源，也是轻量型组织进行新闻生产的驱动力。
(二)双向创新路径
轻量型组织作为媒体组织官方话语中的“轻骑兵”，承担着媒体新闻创新的重任。访谈资料显示，轻量型组织的创新任务呈现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重面向。
一方面，内容创新创优是轻量型组织的主要任务。近十年间，融媒体工作室和新媒体IP创作了类型丰富的优秀作品，这也得益于轻量型组织采取的项目制模式，成员可以不受日常新闻工作的时间束缚而进行精工细作。“我们忙完晚间新闻，就抽时间做一些自己想做的视频，现在想的是把地方的非遗做成好看的短视频。”(R1)融媒体工作室和新媒体IP越来越受媒体和社会认可，新媒体“小编”的称呼也已经转换成为“工作室主理人”。“主理人相当于制片人，多数工作室采用项目制或任务制运行，什么都做，不再是传统编辑记者的角色。所以这叫主理人”。(L1)在新闻创新方面，相对于“中央厨房”等大规模生产线上的记者编辑，主理人对于新闻生产探索的方向拥有更大的主导权。
另一方面，轻量型组织的创新体现出鲜明的经济面向。尽管媒体融合用创新话语替代了危机话语，但是很多媒体事实上仍未走出经营困境。当广告等媒体核心收入转向平台渠道，媒体的内容生产创新在一定意义上与解困紧密相连。轻量型组织在经济效益层面的创新突围有To B和To C两种模式：
To B模式即媒体面向政府、企业等组织提供服务。在“新闻+政务+服务”的平台化建设背景下，媒体已经成为社会信息系统的界面，从单一的新闻生产机构转向综合信息服务机构。一些地方媒体借助本地优势，与政府部门结对子，深度服务政务部门。也有一些地方媒体以全媒体工作室为服务团队，驻守在公安局、城乡建设局等地方政府部门，为其提供政务信息服务、政务新媒体代运营、活动会展等一揽子服务。“这些工作室是有经营任务的，也是报社收入的新增长点。但是，报社的收入规模和黄金时代没有办法比。”(Q1)
图1 三重资源依赖关系
To C模式即媒体面向个人用户提供服务。媒体实现解困和创新必须要重建媒体与新闻使用者的连接关系。在推进系统性变革的背景下，2.0阶段的轻量型组织选择直面互联网用户，加强垂类内容的生产，与自媒体等内容生产者抢夺市场。“管理部门开始对媒体两微一端一抖的流量进行排名，领导开会回来会直接把流量任务的压力转移给我们。”(X1)在管理部门直接促进媒体增加互联网传播力的行动之下，To C模式成为媒体的重点突围方向。但是当轻量型组织挺进数字平台，它们就要与来自数字平台海量的自媒体等多元创作者进行激烈竞争，因而工作室主理人正纷纷积极寻找新闻创新的切入点。
在平台、媒体机构、用户接合点位上的轻量型组织，处于混合媒介系统多重逻辑的碰撞之中，呈现出颇为复杂的图景。部分轻量型组织的创新仅为“上行下效”的集体创新行动之中的一环，显露出同质化趋势，一些轻量型组织的创新处于政策逻辑之下，缺乏明确的创新目标。另一方面，一些轻量型组织的创新同时也被置于商业逻辑之下，担负着媒体经济解困的压力。而困于平台流量逻辑的轻量型组织面临更为复杂的结构性挑战。一些工作室主理人的困惑来自于平台内容生态的乱象，“我没有成名的想象，只有网暴的担忧。我报道某体育明星，不等于就在批评另一个体育明星。但是我发正常新闻，也会在评论区被攻击”。(H1)
五、组织变革：网络化新闻生产实践中的共链式集群
(一)共链集群式组织
作为创新引擎的轻量型组织跃迁到2.0阶段并非独立剧本，而是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之下的普遍性措施。多数受访者都认为随着轻量型组织成批量增加，其规模化推进意味着主流媒体将迎来结构性的组织变革。“当媒体拥有很多账号，媒体就越来越像MCN了。组织管理形式可能会借鉴一些MCN的做法，但是媒体不会MCN化，对公共价值的坚守是主流媒体和商业机构的本质区别。”(N1)随着互联网用户圈层化特征和个性化需求愈发强烈，大而全的综合性官方账号吸引力不足，媒体转而搭建面向数字平台的个性化新媒体IP，以求形成生态型集群，浙江广播电视集团的中国蓝名嘴IP集群已经初露端倪。主流媒体面向数字平台的传播渠道格局也在发生改变，从以两微一抖(微博、微信、抖音官方账号)借船出海，转向融入生态性的传播网络。如果说媒体机构以往的组织变革更注重组织效率的提升，当大量的融媒体工作室和新媒体IP嵌入数字新闻生产，媒体逐渐构建了以批量账号为平台接合点的新型组织结构——共链集群式组织。共链集群式组织是指以共同价值链为基础，在数字平台集聚账号矩阵的媒体组织架构，这一模式具有三个显著特征。
其一是扁平式组织结构。轻量型组织集群的涌现使得媒体集团必须形成扁平式去中心化的结构。轻量型组织之间形成矩阵结构，各自采取“属地管理”，每个账号依据自己的用户群体设计产品，优化内容。鉴于轻量型组织集群需要面向数字平台生产和传播，媒体机构建立起扁平式组织结构有利于形成快速响应机制。
其二是共链式组织集群。共链式是指数十个融媒体工作室和新媒体IP以媒体集团为链，打破传统组织架构的界限，通过构建灵活高效的跨部门、协作机制，开放协同、交流互动。共链意味着需要媒体集团对新媒体IP定位进行统一部署，扮演开放式生产的组织者和协调者角色。例如同属澎湃的各新媒体IP，尽管用户群体不同，内容不同，但是要具备统一的澎湃品质。由此，媒体机构演变为以用户为核心，以新媒体IP链群为渠道，实现用户、工作室链群和平台三个圈层互相支持、融合共生的组织系统。
其三是个性化管理机制。就组织种群生态而言，轻量型组织既互为依托，又因目标用户群体不同而形成了截然不同的风格和运营方式。扁平式组织结构亦应搭配个性化的管理机制。目前，一些媒体机构已经开始应用“一号一策”的个性化扶持、管理策略，具有普遍性的参考价值。例如，在浙江广播电视集团的中国蓝名嘴IP集群中，通过“爆款”获得高流量和可见性的“新闻姐”账号实行的是重点选题管理机制和“爆款”奖励机制，注重长期培育的人格化IP“小强说”则实行年度激励机制，注重对传播力、影响力、创优的考核。
(二)多重逻辑外部环境下的调适
共链式集群组织是否适合于网络化的新闻生产实践？这是衡量媒体组织变革效果的核心标准。在一定意义上，轻量型组织集群化可能带来的媒体机构变革正是媒体机构面对多重逻辑的外部环境变化所采取的调适行为。
媒体机构转向共链集群式组织是平台形塑的结果。依托数字连接带来的虚拟合作、平台中介的数据采集、新闻分发，新闻业产业链群得以进行生态重构。在平台的去中心化特征影响下，分工模式转化为以平台为枢纽的网络式分工，原有组织形式溶解、演变为小微集群的创新型组织。共链集群式组织成为可能，也正是因为平台重置资源分配方式，服务于个体用户的媒体组织从提供全网服务走向制造可互动的网络节点，即媒体面对不同用户的个体需求，选择以小微组织集群进行精准服务，成为服务不同用户群体的网络节点。事实上，平台经济作用下，企业的“组织架构趋向由灵活自组织单元构成的扁平化与微粒化”。(22)相似的情形在其它行业也并非罕见。
值得一提的是，平台不是影响媒体组织变革的单一变量，传媒业经济状况、政策制度等外部环境因素均会对媒体组织变革产生影响。例如，媒体融合十年有余，主流媒体的内容生产和传播能力持续向互联网平台倾斜，传播渠道拓展也以面向互联网的增量变革为主。随着用户需求进一步发生变化，系统性变革在组织创新方面也要求媒体对传统传播渠道进行整合，精简冗余，集中力量实现向互联网主战场的战略性转移。部分广播电视台选择关停部分传统频道，亦有媒体将多个移动新闻客户端进行合并。主流媒体当前所处的环境基本条件正在持续变化，市场条件在变，竞争格局在变，用户媒介接触习惯在变，技术条件在变……媒体组织变革将会作为多重逻辑博弈的结果得到呈现。
六、结语：转向共生性互依的“媒体-平台”关系
轻量型组织是媒体与数字平台的接合点，也是媒体在政策、市场、平台、用户等多重逻辑之下创新突围的实验场域。本文从平台社会平台和媒体的关系演化出发，以组织间资源依赖关系为观察视角，分析轻量型组织的运行机制、生存空间、创新目标和任务，以探究平台如何形塑媒体组织，进而讨论数字新闻业在平台社会的演变趋势，丰富了主流媒体组织变革的研究。
研究发现，主流媒体从专注建设“两微一抖”官方账号，转向以账号矩阵作为传播网络服务个性化垂直用户。形态各异、文化多元且价值诉求丰富的融媒体工作室和新媒体IP的发展正步入2.0阶段，这是媒体机构调适常规、顺应平台逻辑、重新连接用户的探索。当前，媒体机构正进一步被纳入平台生态系统，主流媒体从与平台竞争转向在平台生态系统里寻找生存发展空间。媒体机构也正尝试将平台逻辑纳入新闻创新进程之中，以重新连接用户，在平台新闻业的框架下更新商业模式。
在资源依赖理论视阈下，本文发现主流媒体和平台的关系从竞争性互依转向共生性互依。近十年主流媒体平台的创新想象是成为数字平台的竞争者。但是从学习强国到“全省一个端”，主流媒体自有终端的用户数量仍未达到预期目标。鉴于平台逻辑对新闻生产的深层形塑是轻量型组织快速发展的动因，在一定意义上，主流媒体与平台形成了共生互依关系。
平台公司与媒体机构既共处于一个大的组织生态系统，又各自为独立系统。平台生态系统是由平台所有者和以创作者为核心的平台互补者以及价值创造机制共同组成的相互依赖的系统。(23)媒体生态系统是由大规模新闻生产组织和轻量型组织集群共同组成的系统。主流媒体机构的新媒体IP集群是平台生态系统之中的互补者。在媒体生态系统中，平台是媒体机构高度依赖的外部环境。而将用户纳入组织网络进行考察可知，媒体机构和平台公司对用户有共同的依赖。组织间的共同依赖关系使得双方选择加强合作更易获得利益平衡。多元传播渠道共享共生的生态格局已经形成，媒体和平台的关系演化为共生互依。组织间资源依赖的主流不完全是“外部控制”，而是共同利益和合作。(24)
主流媒体受制于平台数据和流量资源，似乎正进一步妥协于平台逻辑。但是，媒体和平台达成共生性互依关系也正是触发推动社会重思平台逻辑的时机。共生性互依关系的演变意味着平台与新闻业的非对称关系不可持续，虽然可能要经历漫长的博弈，但合作和互补将走向新的框架。平台流量规则主导新闻的可见性，意味着“算法制度与平台治理意志重新界定传播权力与公共价值的过程，导致传播正义在看似中立的技术中被隐性再分配”。(25)这也启示我们，网络内容生态的整体规约，需要规制平台流量分配的权力，通过国家干预并创造公平竞争市场，重建社会公共价值。
注释：
①任彤彤：《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提高舆论引导能力——二○二五媒体融合发展论坛发言摘编》，《人民日报》2025年11月26日第15版。
②徐平：《独家|全面启动！南方报业系统性变革未来三年要干这些大事……》，《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https://gffgga96433a290764f21skv6nnvpx0cw06v5c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s/xiAN18SmcEJDcMfSAZC17Q，2025年7月4日。
③王辰瑶、张启锐：《网络化新闻业：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的核心》，《新闻界》2023年第8期，第24-32页。
④Emily Bell,Taylor Owen,"The Platform Press:How Silicon Valley reengineered journalism",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2017-03-29,https://gffgg2b201ad2b764444askv6nnvpx0cw06v5c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tow_center_reports/platform-press-how-silicon-valley-reengineered-journalism.php.
⑤Sixto-Garc ía,J.,Ló pez-Garc ía,X,"Innovative innovation in journalism",Journalism,vol.26,no.1,2025,pp.65-88.
⑥(11)白红义：《重构传播的权力：平台新闻业的崛起、挑战与省思》，《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第95-104页。
⑦朱江丽、左雯榕：《结构中的创新：媒体融合创新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的扎根研究》，《新闻记者》2024年第3期，第10-26页。
⑧陈辉宗：《以互联网思维推动党媒主力军挺进主战场》，《新闻战线》2024年第12期，第4-7页。
⑨伊俊铭、蔡雯：《组织传统何以适配？媒体从业者的变革惰性与纾解方案——基于Y市主流媒体的田野观察》，《传媒观察》2025年第12期，109-120页。
⑩朱江丽：《媒体融合背景下传统媒体组织结构调整的模式与策略》，《传媒》2020年第5期，73-76页。
(12)(13)Pfeffer,J.,Salancik,G.R,The External Control of Organizations:A Resource Dependence Perspective,New York:Harper & Row,1978,pp.189-190.
(14)Anoop Madhok,Stephen B.Tallman,"Resources,Transactions and Rents:Managing Value Through Inter-firm Collaborative Relationships",Organization Science,vol.9,no.3,1998,pp.326-339.
(15)卢珊、蔡莉、詹天悦、蔡义茹：《组织间共生关系：研究述评与展望》，《外国经济与管理》2021第10期，第68-84页。
(16)(24)邱泽奇、由入文：《差异化需求、信息传递结构与资源依赖中的组织间合作》，《开放时代》2020年第2期，第180-192+9页。
(17)(22)周文，余琦：《数字经济与企业组织形态变革》，《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25年第6期，第63-74页。
(18)陈天祥、苏楚琦、曾欣：《选择性耦合：基层行动者调和数字平台与科层组织关系的行动策略》，《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5期，第137-151+208页。
(19)中国记协网：《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杨川源：改变从说话开始》，2025年11月，https://gffgg5cc34b1d42da4addhkv6nnvpx0cw06v5c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20251113/9748ded862a7462ea786c7cfc8ebf61b/c.html。
(20)郑佳欣、王彪、余秋亮：《打造主流媒体网红IP，牵引推动系统性变革——南方报业培育“南方名记者”的探索与思考》，《南方传媒研究》2025年第4期，第17-21页。
(21)王敏芝：《算法时代传播主体性的虚置与复归》，《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第166-175页。
(23)Hein,A.,Schreieck,M.,Riasanow,T.et al,"Digital platform ecosystems",Electron Markets,vol.30,2020,pp.87-98.
(25)喻国明、李鎏锴：《从中心到节点：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突围与进路》，《现代出版》2025年第8期，第20-3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