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英美霸权更替一直被视为国际霸权和平交割的典范。但从帝国史视角出发，英美之间的权力更替只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秩序两个不同阶段的内部演变。美国对国际秩序及自身根本利益的认识来自英国“第二帝国”时期便开始出现的贸易财富观。这种将贸易财富视为主权核心的认识，与欧洲其他土地帝国形成了重要差异。从土地财富观向贸易财富观的转化，标志着殖民帝国由旧向新的转变，本质上反映的是依赖土地财富的旧封建土地贵族与依赖贸易财富的商业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

20世纪英美霸权更替一直被视为国际霸权和平交割的典范。但从帝国史视角出发，英美之间的权力更替只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秩序两个不同阶段的内部演变。美国对国际秩序及自身根本利益的认识来自英国“第二帝国”时期便开始出现的贸易财富观。1823年美国总统门罗在国情咨文中，明确将贸易利润及支撑贸易活动的一切基础设施的占有权视为主权的核心。这种将贸易财富视为主权核心的认识，与欧洲其他土地帝国形成了重要差异。从土地财富观向贸易财富观的转化，标志着殖民帝国由旧向新的转变，本质上反映的是依赖土地财富的旧封建土地贵族与依赖贸易财富的商业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

帝国史视角下的英美霸权更替

与建立在土地财政基础上的主权秩序不同，建立在贸易财政基础上的秩序空间覆盖面积更为广大，且其共同体内部更为松散。在帝国史研究者看来，以土地财政为基础的帝国是一种“古老的殖民体系”，这种旧的殖民体系从未将殖民地视为平等的主体。与这种殖民现实相伴的是对殖民秩序的道德辩护。18世纪末之后的新兴殖民体系被认为是真正物质与道义上的进步。这种帝国的自我辩护传递着一种道德判断，认为以贸易为基础的帝国秩序较之土地帝国更为优越。19世纪末的英国帝国史学者身处英帝国全球扩张的巅峰时期，看到依靠土地扩张的欧洲帝国相继湮灭，只有大不列颠不断扩张。在这种现实推动下，论证贸易帝国秩序的优越性，成为理论探索背后隐而不宣的目的论动力。

约翰·西利给出的解答被帝国拥趸们广泛接受。他认为英格兰与其美洲殖民地之间建立起了“平等互惠”的关系，强调只有在真正获得政治自主地位之后，一种强大的、联邦式的统一才能出现。在“联邦”中的国家关系比起处在被征服状态中的国家来说，要更加稳定、更为经济，且能促进共同的繁荣。

那么，为何英美霸权能够以一种和平的方式完成更替？这一问题可以转化为英国为何能顺利从“第一帝国”向“第二帝国”过渡的问题。18世纪末期的美国独立被历史学家们视为英国进入第二帝国时期的标志性事件。第一帝国以建立殖民定居点并实施直接统治为特点，而第二帝国主要以建立基地服务贸易为主。英美霸权的和平更替更像是霸权的自我辩护。它帮助这种从欧洲资本主义殖民时代便形成的世界秩序结构，摆脱其土地殖民帝国时期的历史负担，转而以一种推动自由与发展为使命的山巅之城的形象，继续行使主宰世界的帝国使命。

视角的转化与世界市场的不平等结构

正是这种以贸易为财富基础的主权观念塑造了第二帝国时代的英国，也塑造了今天的美国。16世纪中期英国土地高度集中于贵族与教会手中，早期以纺织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出现提供了更高的剩余价值，但也进一步损害了粮食生产。纺织品只有被当作贸易商品后，才能产生可供积累的财富。

作为一个在欧洲殖民进程中形成的年轻国家，美国是一个按照欧洲新兴阶级理想建成的国家。从英格兰殖民者的角度出发，对美洲原住民的屠戮创造了一片所谓“空白”的空间，新到来的清教徒殖民者在最初占领的土地上并未带来旧欧洲的庄园制度。然而，贸易不会凭空产生。伴随清教徒来到美洲的还有17世纪英格兰的生产方式。为了获得劳力，殖民者将黑人当作奴隶贩运进美洲。在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英国人。截至1800年，大约有1000万至1500万非洲黑人被贩卖到美洲，不但改变了北美洲的人口结构，也直接造成了非洲传统社会的彻底崩溃。

从亚非拉殖民地大量输入的财富促使欧洲国家开启了制造业和生产的变革。用马克思的话来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劳动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被组织起来，商品也在全球范围内开始流动，便逐渐形成了世界市场。对亚非拉殖民地而言，资源与劳动力人口的流出，以及大量工业制成品的流入，彻底冲击了亚非拉社会原有的政治经济结构。中心地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高度依赖来自边缘和半边缘地带的劳工、原料以及市场。这种造成势差的不平等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运转的结构基础。

随着19世纪废奴运动的展开，有色人种“自由劳工”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成规模出现，在奴隶制被正式废除之后，迅速替代奴隶劳工，成为资本主义中心国家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生产特别是原料生产的基本劳动力。这些“自由劳工”不具有公民权，社会舆论更将他们塑造为封闭、落后、不道德、充满威胁的他者。这种在全球范围内对有色人种的系统剥削，一方面将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劳资矛盾转化为白人劳工对有色人种的种族矛盾，另一方面也进一步固化了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心—边缘—半边缘”的基本分布。

马克思对劳动力商品化的讨论建立在欧洲工业化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基础上，然而将视野扩展到资本主义中心之外后，我们便能发现，劳动力商品化的进程并不必然伴随着对劳动力的自由出卖。资本主义的霸权恰是通过资产阶级的全球网络才得以真正实现。而在这个全球网络中，自由仅仅象征性地存在于极少数的地区。更多情况下，资产阶级尽可能地通过立法与条约的形式，限制自由竞争与自由交换，以谋求控制生产与交易成本。

从全球南方视角理解英美霸权更替

1942年6月1日，在英属殖民地巴哈马的新普罗维登斯岛，一群黑人劳工走到殖民总督府门前，抗议的诉求是提高工资。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的展开，美国从英帝国手中租下了“西印度”地区的一些小岛，用作战时的生产基地与军事基地。但外来黑人劳工们发现，他们最终获得的工资不仅低于美国雇员，甚至比原先预期还要低许多。新普罗维登斯岛上发生的冲突，仅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进程中许多不被注意的事件之一。在这场战争中，来自前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人民，与世界所有反抗法西斯主义的人民一起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从中国东北的抗日义勇军，到埃塞俄比亚的爱国反法西斯运动；从西班牙的国际纵队，到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从为盟军建设空军基地的巴哈马工人，到苏里南共和国为生产盟军飞机而挖掘铝土矿的非裔和印度裔矿工，再到为盟军运送物资、救助伤员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劳工。他们的努力与牺牲也为今天国际秩序的奠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就在劳工暴动结束后两天，美日在太平洋上爆发了中途岛海战。两场几乎同时发生的事件，一个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叙事中的重要一环；而另一个则至多在劳工运动史、殖民地独立运动、加勒比地区史乃至民间歌谣中留下只言片语。然而，两者在20世纪的绵延中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形成了塑造世界历史的合力，也正是在这种合力之下，世界性的秩序及其结构才得以显现。

在这样一个广大的时空尺度上，一种后现代式的认识论开始对一切普遍性知识进行解构。然而，后现代与后殖民并未真正从认识论层面上超脱西方中心式的普遍性霸权，而仅仅在形式上宣布要跳出“西方”“国家”甚至“人类”的中心主义，去凭空塑造一种否定的哲学。他们声称要恢复被殖民者的主体性，但实际上，那些被“发现”的主体仍旧带着西方启蒙世界观所规定的认识论镣铐，遵循着国家—个人、西方—东方、统治—被统治、现代—古典、工业—农耕的严格二分。

某种程度上，否定多样性的普遍主义与否定一切的相对主义是霸权主义的两个侧面。前者否定的是通往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实践的多样性，后者则否定了人类谋求发展与自由的共同渴求，更淡化了拦阻历史向善发展的结构性力量的存在。为了尝试突破这种认识论的桎梏，我们不妨从人与人在时空中的有机联系出发，考察不同层级共同体形成与演化的原因，将帝国视为一种在广大空间区域中发挥效用的包含类型多样的空间、文化多样的人群的复杂共同体。

构想一个无需霸权的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标志着世界历史从帝国时代进入现代主权国家时代。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我们理解帝国主义问题提供了截然不同的视角，将帝国主义视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世界体系。因此，作为政治实体的帝国也许随着20世纪的大变局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诸如干涉主义、发展主义等当代国际政治观念及其实践，还在承续着帝国政治的基因。

在过去40余年的学术讨论中，“大国兴衰”是讨论世界性霸权问题时常用的范式。这一范式将国际秩序的发展与变革视为“国际体系中的各领先国家”谋求进一步增强其财富与实力并维持其霸权地位行动的结果，世界性霸权被看作国家意志在全球范围内扩张的产物。然而，作为世界市场中的霸权力量，世界性霸权的复杂性在于，其霸权地位并不仅仅依托于正式的政治组织与制度，还建立在生产关系与特定所有制结构所形成的不平等结构上。

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秩序的重大变革为例，虽然随着殖民帝国秩序的瓦解，作为政治实体的英帝国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其用来支撑世界帝国的经济、文化、法律、社会等方面的秩序体系并未随之消失。这种体系以霸权为中心，以霸权对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资源的全面垄断为目标，由精英主导、由大国制定，暴力干涉是其重要的治理手段。这种不平等的体系并未给世界带来和平，相反却将欧洲历史经验中那种霍布斯式的国家间恐怖的互相猜忌以及欧洲历史上反复经历的毁灭性竞争带到了全世界。

只有从被殖民者的视角、从边缘与半边缘这样的世界体系结构性的薄弱地带去审视，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历史转折点的意义。全球化时代各国相互依存的状态并不特殊，无非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劳动分工的结果。这种劳动分工在全球范围内并非均匀分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一定会强化而非削弱不同地区间的不平等。在体系中心的国家霸权会受到挑战，但这种霸权转移式的挑战并不能真正解决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内生性的不平等状态。

中国的世界秩序观则与以霸权为中心的世界观截然不同。从中国历史中产生的秩序观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互助，不但可以让有限的资源发挥其最大的效用，甚至能够改造世界，使之在一个漫长的时间进程中变得更加适宜人与万物的和谐共生。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论影响下，新旧两种国际秩序观也催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国际行动方案：以资源有限性为前提的霸权中心秩序观以竞争为基本原则，将秩序视为一种可以被垄断的政治资源；而另一种秩序观则体现在对大国垄断的反抗实践中，在理念上表现为对实质平等的不断追求。

建设一个实质平等的世界

从霸权主宰者的视角出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标志着霸权从英国向美国的转移，也仿佛开启了一个“美国世纪”。然而，如果从占据世界绝大多数的全球南方视角来看，这更像是帝国秩序从土地财富阶段向贸易财富阶段的演进。真正面向未来的革命性力量并不蕴含在这一霸权更替中，而是在亚非拉世界谋求自主与平等的实践中。

从1955年万隆会议直至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这短暂的20余年间为新独立的亚非拉国家赢得了国家建设与发展的机遇期。对第三世界命运共同体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的关键力量正是中国。作为万隆会议的参与者，中国始终坚持自身作为第三世界一员的立场，积极推动并实践第三世界国家间的团结合作，促进实现世界市场内的多中心交换与生产。20世纪50—70年代，中国以支持亚非拉国家民族独立运动为指导政策，向多个国家提供了大量经济及技术援助，有效支持了各个国家内部世俗民族主义政治势力的建国运动，也增强了这些国家的自主能力。

万隆会议的核心精神是对多样性实践的承认，其希望在一个整体性的人类现代化进程中发现并确立被压迫者、被殖民者、被管理者的主体性。特别是在20世纪中期，以亚非拉团结运动、泛非主义运动为特点的政治实践，开始在哲学层面上对霸权、单极、一元的世界秩序原则进行反思，强调通过亚非拉世界内部的互助合作，尝试建设各自国家的自主能力，并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层面谋求与欧美强国之间的平等。

这一诉求是一种谋求实质平等的诉求。2025年9月1日，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中国的全球治理倡议，包含主权平等、国际法治、多边主义、以人为本以及行动导向等五方面的具体原则。推动全球秩序从形式平等向实质平等发展的核心最直接体现在中国的全球发展倡议中，它强调通过推动多边发展合作，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关注发展中国家特殊需求，解决“国家间和各国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这一倡议本质上接续了在20世纪反霸权和民族独立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平等与和平理想。

在亚非拉地区发生的、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国家诞生与帝国消解的历史进程，并不是对17世纪欧洲民族国家体系的简单重复。其历史意义更体现在一种面向未来的、对新的世界平等秩序的政治创造上。围绕着诸多普遍主义图景进行的政治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20世纪独特的世界秩序。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一种新的国际秩序在诸种普遍主义图景的激烈且富有新意的互动中形成。

来自前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反抗政治实践，通过不断地抗争与联合的形式，自下而上地保卫并推进了《联合国宪章》中的平等权利。新世界的诞生需要在历史的合力中来理解，而旧秩序则是这一合力中不可忽略的重要部分。从全球南方视角出发理解世界秩序的基本特点就是，我们要跳出霸权中心的治理视角。也正是在这种全球南方的视角下，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以及中国不断强调的谋求国际关系实质平等的主张才具有了普遍性与历史性的意义。

殷之光，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

摘自：《世界历史评论》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