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全球南方？中国为何始终宣称自己是全球南方的一部分，或者回溯到20世纪70年代，是第三世界的一部分？全球南方与第三世界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而最重要的是，这些问题与我们有何关联？本文认为，对于全球南方问题的讨论，本质上是对中国发展模式的普遍性的讨论。这种普遍性不在于将中国视为可供复制的蓝图，而是将中国的现代化作为一个实现去依附发展的案例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推进人类整体对现代化理论的探索。
南方问题：一个联通内外的唯物辩证法视角
作为一个概念，“全球南方”这个词诞生于21世纪初期美国后殖民与批判理论学者中间。2007年，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在一本题为《全球南方》（The Global South）刊物的创刊号上刊文，讨论全球南方概念。他认为，“全球南方”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概念，而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不平等结构。造成这种不平等的实质则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之后，全球范围内生产力的不均衡发展，以及在这种不均衡基础上形成的工业化的全球北方对全球南方的剥削性积累。德里克的洞见在于，他注意到，如果不改变既有的生产关系，以及由这种生产关系而催生的全球不平等结构，那么便无法真正解决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如果全球南方国家谋求的现代化仍旧以延续资本主义北方现代化模式为基础，那么崛起的全球南方国家无疑也将变成新的霸权者，并在既有的不平等霸权结构中，重复霸权竞争、权力更替的故事。
今天对于全球南方问题的讨论，是现有世界不平等秩序格局的反题。德里克从整体主义的视角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逻辑出发，对全球南方做出的观察并不仅仅是一种对21世纪当代状态的认识。实际上，自19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者便不断尝试对不同规模的共同体中广泛存在的“不平等”“不均衡”问题进行思考。其目的是希望找到消除这种不平等结构的方法，并推动人类整体的生产力向前发展。这便是今天中国对全球南方问题的讨论所延续的认识论脉络。
南方问题的历史起点是世界市场的形成。全球化不可逆转地将全球构建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而南北问题的存在则反映了世界市场中的不平等现状。南方主体性的发现目的在于消解南方问题，消除这种不平等状况。对于全球南方问题的讨论应当是一种以生产关系为抓手、以共同体整体发展为目标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这种分析的普遍意义在于，它能帮助我们跳出本质主义的局限，对“第三世界”“边缘与半边缘国家”“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等不同理论框架下对同一种现象的命名进行统一的、历史化的阐述，并且帮助我们不依赖身份认同、政治诉求等抽象的、暂时性的范畴展开论述，而将不平等以及由不平等产生的文化歧视与偏见落实到具体的，对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不均衡发展的分析中。
“南方”看似是一个自然地理的概念。但是，在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中，自然地理的意义在于，作为一种人类生产关系发展所依托的物质空间，诸如环境、地貌、气候、地理位置等因素必然会对一个共同体天然形成的生产方式有重要影响。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决定了“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并在此条件基础上，“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这种自然条件是人类活动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人类的生产活动也对自身的物质生活以及自身所处的自然环境造成影响。除了人与自然环境的“交往”（Verkehr）之外，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是生产活动的基本前提。而这种交往也进一步形成了分工，以及“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
随着“日益扩大的”世界市场的形成，不同小规模共同体之间产生了“全面的依存关系”，并且在现阶段人类历史发展中，相互依存的不同共同体之间还存在发展阶段、生产形式等的高度不均衡。这种相互联系但却不均衡的状态出现在不同规模的共同体关系上。因为，引发这种状态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物质交往。这就意味着，我们既可以在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范畴之内，也能超出这一范畴去理解这种相互联系却不均衡的状态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影响。
一个对共同体之间相互联系却不均衡的发展状态在“国家和民族”范畴之内可能造成的影响的讨论来自葛兰西。1920年，意大利内部发展的不平衡已引起都灵共产主义者的关注。以农业生产为主导经济模式的意大利南部，处于北部资产阶级的支配之下，沦为“待剥削的殖民地地位”。尽管同属一国，但“工业化的北部”与“农业化的南部”之间的发展差距，使双方陷入长期对立。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眼中，南部被描绘成社会落后、文化懒惰之地，几乎像一副枷锁，束缚着意大利的整体发展。在南部，社会解体的程度也达到了极致。作为一个群体，南方人“无法将自身的愿望与需求以统一的形式表达出来”。
葛兰西认识到，意大利南部与北部无法相互隔绝，各自独立发展，然而，双方也无法作为一个统一实体达成共识。在葛兰西看来，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实现“大众联合”，即南部的无产阶级与农民群众在有机知识分子群体的支持下形成有机联盟。如今，这种发展不平衡及其引发的社会政治问题已不限于意大利。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背景下，它已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发展不平衡与政治霸权，构成了全球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固有的、难以解决的结构性问题。正如意大利的“南方问题”是在构建统一意大利社群的历史进程中浮现的，正是通过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的形成，“全球南方”问题作为一种世界历史现象才得以显现。此外，这种不平等是一种整体性现象，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维度的不平衡。因此，要克服这种不平等状态，就必须进行全面的社会变革，而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和市场层面。
西方发展理论的困境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
在当今高度全球化的条件下，世界市场相互联系却不均衡的发展催生了全球南方问题。世界市场形成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始终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并且其全方位的霸权影响延续至今。世界应当如何发展？在什么条件下发展？应当遵循怎样的秩序？世界秩序与人类现代化发展的未来图景是什么？这些问题在占据霸权中心地位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看来存在一个确定答案，那就是变得像西方一样。从欧洲历史经验中诞生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对现代化的普遍想象，在20世纪美国社会科学话语的加持下变得更具迷惑性。自20世纪中叶以来，以美国理论家为主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们，更乐意用“大国”（great powers）这一概念来指代诸如英国、法国、西班牙等近代早期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进程中形成的帝国，并以西方“大国”的近代历史变迁为基础，构建了一套充满美好色彩的现代化论述。
在20世纪中叶出现的以社会学为学科背景的经典现代化理论思想家们，将他们对世界秩序的构想聚焦于工业化、城市化和政治民主化的过程。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从系统理论与结构功能主义出发的现代化认识强调，现代化就是一个复杂系统的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相互作用下，向更高级、更具差异化状态发展的复杂过程。罗斯托（Walt Whiteman Rostow）则提出了“经济增长阶段”理论，以美西方的现代化经验为基础，用一种目的论的线性史观，将现代化过程分为“传统社会”“起飞准备阶段”“起飞阶段”“迈向成熟阶段”“高度大众消费时代”五个阶段。此外，这个脉络里还包括诸如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对现代化教育、城市化、收入水平提高等因素促进民主制度建立的研究，以及摩尔（Wilbert E. Moore）对文化因素，特别是价值观和信仰的变化在现代化过程中作用的讨论。
这种现代化通常仅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以及由此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张所引发的全面社会变革相关联。这个全球市场的核心特征体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它意味着生产的全球一体化；其二，它标志着商品在世界范围内的常态化流动。尽管西方经济学倾向于用需求、交换和分工等概念来概括这种流动，但此类概括往往掩盖了这个世界市场的一个关键特征——单向性。
20世纪50年代之前，一种趋势已然显现：劳动力、原材料和初级农产品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向外流动，支撑着殖民国家的经济增长。随着世界进入工业时代，尤其是19世纪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在这一时期，工业制成品和金融资本向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出口不断增加。然而，这种向外流动并未在这些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培育出能够真正与西方工业国家相抗衡的成熟消费市场。相反，商品和资本的这种外流，主要是为西方金融资本的全球流通创造了更多渠道。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刚刚起步的工业发展进程中，买办资产阶级开始出现，这个精英阶层深度依赖帝国主义世界市场体系，在本国积累财富，却颇具讽刺意味地选择到殖民宗主国消费这些财富。
冷战的头三十年，这种世界市场流通存在多样化的可能性。苏联积极推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区域内整合，以及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跨国流通。苏联所倡导的经济模式具有集体主义发展道路、计划经济体制以及强调社会公平的价值取向等特征。贸易和国际经济援助是促进这种流通的主要方式。然而，当苏联走向衰退时，这种旨在使世界市场多样化的尝试宣告失败。当时第三世界国家这一短暂的发展窗口突然关闭，使得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在更大程度上依赖外部资本和市场，且更易受其影响。尽管苏联最终解体，但其存在表明，西方模式并非人类发展的唯一选择。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苏联主导的国际流通模式的理想与实践都开始逐渐衰落，与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模式的迅速崛起形成了呼应。尽管自80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兴起，国际分工格局发生了转变——制造业从北美和欧洲的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但这一变化并未真正瓦解美国在世界市场中的结构性霸权地位。依托美元霸权，美国对全球资本和消费市场的垄断性控制推动其服务贸易在全球广泛扩散。结果是，在这一浪潮中，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发现自己对美国的依赖日益加深，客观上助力了美国金融和文化在全球影响力的扩大。
也正是在这种格局下，美国在这一时期产生了“历史终结论”的信念。这种信念展现了美国对自身在世界市场中绝对主导地位的高度自信。在笔者看来，美国垄断性消费市场的基础是多方面的，依托于几个关键支柱：普遍存在的资本主义消费文化所产生的巨大需求；全球资本和来自全球南方的“热钱”被美国这一中心国家所吸引，为进一步消费注入动力；美元霸权带来的“铸币税”收益，使美国本质上拥有印钞的能力；依托这种能力，政府向美国消费者提供的现金补贴；一小部分超级富豪和高收入专业人士所产生的巨额消费；该体系中固有的浪费性消费模式；社会和宗教组织通过福利分配推动的大规模消费；私有化医疗领域内的巨额支出。
研究者注意到，这种高度依赖资本收益（return）增长的模式催生了深刻的不平等。在皮凯蒂的经典描述中，这表现为金融市场资本收益率大大高于经济增长率的不均衡状态。这种不均衡的经济结构造成的社会后果，就体现为2011年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打出的标语“We are the 99%”。这句标语传达的意涵是：占据人口总数1%的美国巨富，却掌握着99%人口的命运。这种不平等状况同样存在于世界范围内：占据全球人口少数的全球北方国家，却决定着整个世界的命运。
在全球范围内，对大多数人和国家而言，新自由主义所催生的增长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发展。这意味着，经济增长产生的利润并未真正再投资于生产活动，也未投入到能改善广大民众生活的经济事业中。这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实践中对世界造成的最根本性损害。作为对普遍存在的不平等的回应，以捍卫西方文明和民族国家为幌子的白人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在众多欧洲国家演变为强大的政治运动。这些右翼、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情绪，与西方部分泛左翼群体有着隐蔽的共同点：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带来的社会经济后果深感不满。教育、医疗和公共社会服务的无节制私有化，加剧甚至固化了社会不平等。面对这种日益加深的差距，种族敌意常常被当作武器，用以转移公众注意力，回避对深层系统性问题的任何探究。诸如“中国制造业正在取代本土产品”“移民偷走了本地工作”“外国富豪推高了本地房价”等论调，都遵循着同样危险的逻辑——利用民粹主义和排外情绪，掩盖这些国家内部制度化的社会经济不平等。
过去三十年，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导致社会不平等急剧扩大，基本不受监管的金融资本肆意扩张严重侵蚀了普通民众的利益，跨国公司普遍转移利润和合法避税，再加上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这些因素也是如今推动全球南方要求变革的关键结构性要素。
全球南方国家去依附的历史实践及其困难
世界市场的不平等结构是霸权国家实现其霸权需要依赖的基本结构之一。2025年4月2日，特朗普在白宫签署两项关于所谓“对等关税”的行政令，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并表示，世界各国会向美国屈服的重要原因就在于，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恰恰是由于对这个最大市场的需求，所有国家都不得不将它的产品卖给美国。特朗普政府将进入美国市场视为一种“特权”（privilege）而非“权利”（right）。全球南方在发展进程中也清楚地意识到，其对于北方的依附不单纯是经济上的，而是全方位的。
事实上，英国在19世纪就初步建立起了全球循环体系。举例来说，加纳在独立之前是欧洲殖民者眼中的“黄金海岸”，其经济的绝对支柱是可可豆出口。而可可豆的最大消费市场恰恰就是他们的旧殖民主——欧洲。殖民者为了资源，如可可豆，将加纳编制到自身的殖民经济全球循环中，建立起了从生产端到需求端的完整链条。这一循环链条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彻底破坏了“黄金海岸”原有的经济自主循环，并将其转化成具有高度依附性的、无法自给自足的、以欧洲市场需求为锚的殖民全球化循环中的一个齿轮。
正是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带来的严重不平等与等级制的共同认识,使得亚非之间就谋求自主的政治行动产生了基本共鸣。乔治·帕达摩尔(George Padmore)将这种共鸣表示为“有色人种谋求自由、谋求解放斗争的整体性(oneness)”。这种整体性意味着,虽然霸权宰制在亚非世界不同地区展开的形式不同,具体的政策也有巨大差异,但是“泛非主义能够从亚洲国家谋求民族解放的斗争中”获得巨大“启发”。对自主的追求与反对“任何形式的压迫与种族沙文主义”的认识,将亚非世界对未来秩序的想象紧紧连接在了一起。这种共同的秩序构想便是“对普遍的联合、社会正义以及世间所有人民的和平”的渴望。
也正是在对这种由现代化“老路”带来的不平等问题认识的基础上，许多欠发达国家开始意识到，只要继续停留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中，自己“就是软弱无力的”。解决这种情况唯一可能的办法就是团结一致，走出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依附。从20世纪50年代万隆会议开始，“全球南方”的诉求就是希望从多方面摆脱这种依附性，其中包括对生产能力垄断的摆脱，以及对于“全球南方”内循环的诉求。这也是20世纪60、70年代泛非主义政治家、依附理论学者们的一个基本共识。以这一时期的泛非运动为例，在一个全球性的帝国主义霸权结构中，理解非洲所处的困境，谴责、拒绝帝国主义，“谴责资本垄断、富人统治和仅以私人利润为目的的行业”，谋求以“经济民主”为核心的“真正的民主”，成为这一时期泛非运动的主要价值基础与政治目标。
在全球南方谋求现代化发展的历程中，失败几乎是一种常态。除了广泛存在的霸权军事干涉之外，全球南方在全球化时代实现去依附发展的重要掣肘之一就是无法掌控本国货币的主权。全球南方在国内生产循环中所创造出来的价值，无法以资本的形式投入到再生产当中，也就是说，通过生产产品所积累的价值无法进入本国再生产的循环。全球南方通过加入全球北方生产全球化链条而获取的利润，绝大多数重新流入了全球北方，全球南方的精英们成为伦敦、纽约等核心城市昂贵房产、奢侈品、教育与服务市场的消费力量。这种无积累的经济增长实际上制约了过去全球南方的整体性发展，也造成了全球南方国家经济高度买办化的基本现状。
对于全球南方来说，一个历史性的任务是改变造成这种发展不平衡的国际结构，即实现真正的“实质平等”。1974年4月10日，在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上的讲话中，邓小平强调，“第三世界国家过去有着共同的遭遇，今天都面临着反对新老殖民主义和大国霸权主义，发展民族经济，建设各自国家的共同任务”，这种发展的目的是“改变目前这种极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获得政治独立，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市场形成以来的基本国际政治秩序。从国际法层面上，作为政治实体的帝国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然而，在帝国主义扩张进程中形成的全球经济格局、生产关系，以及在这种生产关系基础上形成的一系列文化、法律、社会等秩序体系却并未因为帝国的退场而消失。
全球南方谋求的新秩序就是对这种实质不平等现实的回应。1974年的联大特别会议上通过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强调这种新秩序“将建立在所有国家的公正、主权平等、互相依靠、共同利益和合作的基础上”，其目的是“纠正不平等和现存的非正义，消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并且保障平等和平发展可以在未来代际传承。《宣言》要求，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国家有权通过国有化的方式对资源进行整合开发并确保自己的国民能够从中受益，曾经遭受过殖民与半殖民境遇的国家可以向殖民宗主国要求赔偿，跨国公司的活动需要受到监管，并确保其活动有利于所在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国际货币制度需要有利于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等等。
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出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前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不断谋求自主斗争的结果。这种斗争绝大多数发生在联合国平台之外，以局部的反殖民、反霸权武装斗争的形式，以及区域贸易联合互助等形式展开。在更广大的世界层面，美苏两个阵营及其代表的两种国际秩序方案之间的竞争是这种自主斗争的基本国际政治前提。美苏之间的竞争除了双方的军备竞赛之外，还包含了各自对扩大国际贸易影响力的竞争。
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尝试仅仅是亚非拉国家一系列谋求真正发展的历史尝试之一。从1955年万隆会议的诸多决议中，我们已经能看到许多具有国际法意义的秩序建构尝试。亚非国家之间围绕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所有决议，均体现了互助合作的基本精神，通过团结运动，将碎片化的亚非国家联合在一起，对抗大国压力，增强亚非内部的经济韧性，并通过亚非之间的合作交流，增强亚非人民之间的了解，实现文化教育层面的去殖民解放。《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以“充分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合作”表明了这种只有通过团结互助才能实现真正去殖民化独立的认识。其中，在经济合作方面，公报明确表示，“与会国之间的经济合作的建议，并不排除同这个区域以外的国家合作的适宜性和必要性，这种合作包括外国投资在内”。不难看出，最晚从万隆会议起，南南合作与南北对话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认识就已经明确出现。
英全球南方的回归及其理论潜力
今天我们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上。美国作为世界中心的衰退是这些年最为世人瞩目的事件。随着美国中心地位的衰落，以中国为代表的整个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的进程也是这一历史时期极为重要的事件。从辩证法的视角来看，美国中心地位的衰落，是霸权秩序内部结构性矛盾发展的结果。而中国的崛起则可以被理解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非中心国家实现去依附发展的一个现实案例。
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中国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种双循环意味着中国希望为原本高度依附于全球北方消费能力的全球市场提供一个多样的需求端。具体来说，中国在当前以及未来的几十年中，不仅需要发挥世界生产者的作用，同时还需要在这种生产的带动下，发挥消费者的作用。这意味着向全球南方国家进一步开放市场。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全球南方国家迎来了重新定义自身发展道路的宝贵机遇。
近年来，“全球南方”一词强势回归国际政治经济话语体系。2024年，中国用“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描述这一历史现象。其中“群体性”一词值得进一步的理论关注。尽管“全球南方”国家在社会政治、文化条件上存在巨大差异，但全球南方仍被视为一个历史与政治的连续体。通过对更民主、更公正的世界秩序——一个所有国家都能平等共处的秩序——的共同渴望，全球南方确立了自身的群体性。从全球南方的视角来看，发展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场涉及国家与民众在社会、政治、文化层面全面赋能的综合变革。本文主张以辩证的整体观为透镜，对全球南方的发展实践进行理论化阐释。这种整体观不仅能帮助我们理解全球南方的协同效应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还能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发展认识论。
事实上，若将中国的现代化历程理解为一个“去依附”并追求普遍平等的过程，那么中国的现代化经验中蕴含的理论普遍性便显而易见。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万隆会议60周年纪念活动上发表讲话，通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理念，将新时代的平等与发展问题推向世界。团结合作是通往发展的现实途径。习近平主席强调，“面对新机遇新挑战，亚非国家要坚持安危与共、守望相助，把握机遇、共迎挑战，提高亚非合作水平，继续做休戚与共、同甘共苦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这一理念不仅植根于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的政治革命、国家建设与经济发展经验中，更延续了万隆时代的愿景。当年，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以及世界广大欠发达地区共同渴望通过多边跨国合作建立新的全球秩序：对抗霸权集团、废除垄断利益、缓解国内社会与区域间的不平等、消除欠发达状态。这些愿景将成为团结世界和平力量的动力，也是我们当下讨论全球南方问题最根本的目标。
如何对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以及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进行概念化阐释？这一问题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现有认识论框架构成了理论挑战。事实上，任何关于发展的讨论都必须回答两个超越传统发展研究边界的关键问题：发展的认识论是什么？其目的又是什么？对于那些处于世界市场不平等结构底层的国家、地区和人民而言，发展远不止于世界银行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统计表格中显示的国民收入增长。它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深度交织：意味着有足够的食物、受教育的机会、清洁的饮用水、更长寿且更安全的生活前景，以及从根本上改善的生活质量。而这一切又与能最大程度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社会环境和稳定治理密不可分。社会、政府乃至国家，这些集体范畴并非个体的简单聚合，而是由人际关系编织而成的复杂网络。人类的存在离不开这些复杂的纽带，换言之，人既构成了这些共同体，也被这些共同体所塑造。在特定时空关系中活动的人们形成了共同体。将“共同体”概念引入分析框架后，我们对人类及人类发展的讨论必须纳入时空语境及随之而来的政治权力关系，而非将个体预设为原子化、抽象化、孤立的存在，并赋予其某种不可分割的本质。
一旦我们承认个体与其特定的时空环境之间存在有机联系，那么对发展的分析就转变为探究人类如何在时间与空间维度上演进——这种演进由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和物质环境的合力所推动，同时伴随着以明确目的论为指引的共同发展的积极促进。当今的全球化构成了讨论共同发展的物质与历史前提。其物质性体现在：19世纪的技术进步，以及在此基础上欧洲工业列强随后的全球扩张，以不可逆转且更高效的方式将人类的物质世界连接起来。与此同时，人类在物理空间中的行动效率大幅提升，这反过来又为人类生产关系的全球化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伴随着这种空间连接的是欧洲在生产关系层面对世界的整合——这种整合遵循欧洲的社会发展模式，成为当今全球化的历史前提。物质发展不断塑造着新的空间。如今，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一个真正的虚拟空间已悄然形成，这为进一步思考意识与物质现实之间关系的新发展提供了基础性前提。
这些变革具有历史性，而我们讨论历史时无法脱离人。本质上，历史性是人们在物质空间中的持续活动，以及他们在此过程中对该空间进行的主体性改造。在这一历史轨迹中，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得以形成并不断演变。人类多样社会关系的交织，构成了不同形式和规模的共同体。迄今为止，民族国家仍是这些共同体中最普遍、最突出且影响力最广泛的一种。真正全球性的历史进程，在物质层面上是随着欧洲工业国家的扩张而出现的。
当然，在西方殖民全球扩张之前，广泛的跨区域互动就已存在。然而，仅仅强调秩序在历史上的多样性，却不解释为何这些多样的实践会消失，就无法说明当前的现实：世界的物质、经济乃至文化联系，明显以北半球的西方国家为中心。全球范围内的南北发展差距，正是这种总体不平等状态的地理表现。为了阐释这种不平等，我们可以设想一幅具有不同权力势能的政治地理图景。
这种持续存在的权力势能不平等问题，必须通过全球南方以及所有在现代化进程中处于低势能地位的共同体的共同发展来解决。此外，不同共同体之间权力势能差异的大小，直接影响着不同国家、共同体、群体乃至个人在竞争环境中的战略选择。因此，在考量发展或不发展问题时，不同地区、民族和群体在整体空间结构中的势能地位，必须作为一个关键分析变量纳入其中。与此相关，如果我们将视角转向不发达和被压迫的行动者，广泛的合作与团结就成为抵抗主导权力无节制扩张、确保自身存续的唯一可行手段。这意味着，在讨论发展时，原子化的个体或单一民族国家可能并非唯一的分析单位，必须将主体间的合作、共生与互助等社会现象，作为有机整体的积极生存策略纳入考量。
然而，传统现代化理论将西方先行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尤其是工业革命后的发展路径——定位为世所公认的蓝图，将其发展经验抬高至教条的地位。这在目标设定与路径选择上体现为“趋同论”（convergence thesis）。围绕这一核心观点衍生出诸多思想流派，尽管视角各异，但始终传递两层含义：其一，所有古典现代化理论无论明说还是暗指，都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源于其自身社会的落后；其二，作为上述论断的逻辑延伸，这些国家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是改造乃至彻底摒弃自身传统，遵循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路径以实现现代化。它们宣称，只要遵循这一处方，西方发达国家的现在就是发展中国家的未来。古典现代化理论所描绘的这条看似清晰且诱人的道路，一度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主动采纳或被动受其影响的“标准答案”。
然而，历史已经证明，西方现代化理论所勾勒的美好路径，不仅不能帮助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反而导致许多国家陷入政治动荡、经济衰退与社会分裂的困境。正如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所指出的：“我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了深重苦难。”
结语：中国方案的理论与实践
今年是万隆会议70周年，会议所倡导的文明平等、自主发展、国际关系民主化等原则，至今仍在有力地提醒我们：人类对进步的追求永不停歇，每个文明都有权利探索真正属于自己的道路。正如周恩来在1955年万隆会议的演讲中所阐述的，随着“越来越多的亚非国家已经摆脱或正在摆脱殖民主义的枷锁”，“今天的亚非已不再是昨天的亚非”。亚非各国人民在“经过长期的反殖民主义斗争”后，“掌握自己命运”的意识正稳步增强。这标志着“昨天的亚非”获得了彻底的新生。共同的苦难与斗争经历，在亚非各国间孕育出一种追求“自由独立”和“改变殖民统治造成的落后状态”的“公意”（普遍意志）。在这一漫长的过渡进程中，亚非各国人民培养出“同情与关怀”的情感，使亚非国家得以和平共处、实现友好合作。
回到中国传统的发展观当中。张培刚在20世纪40年代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就已经意识到，中国发展经济学的根本问题意识是要回答如何在经济发展高度不平衡的国家共同体里实现现代化。把视角变换一下，这同样也是中国以及整个全球南方要回答的发展问题：如何在一个发展阶段高度不平衡、不平均的状况下实现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最能给全球南方国家以启迪的中国经验是：在相互关联却高度不平衡的世界市场格局中，一个不发达或欠发达国家如何实现农业现代化与工业现代化的齐头并进。在这个谋求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经验告诉我们，发展是一种整体性的社会与国家自主能力建设的进程。实现这种自主能力的发展需要具有高度组织能力的先锋党的领导，通过国家力量推动形成更大的共同体，并且通过各种政策工具的实施，实现一定程度的资本积累，并确保这种积累能够进入共同体经济再生产循环中。
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思想家们始终保持着极强的中国主体性意识。这恰与全球南方产生了最深层次的知识共鸣。陈其人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指出“历史辩证法最终将会消除南北经济差异”。而消除这种差异的基础来自变革“旧的生产关系”，实现南方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今天中国讨论全球南方，并不是在说全球南方的本质属性到底是什么，由哪些国家或地区组成，需要满足什么条件才能被称作“南方”，而是指出“全球南方”这一现象背后存在的严重的全球发展不平衡问题。并且，更重要的是在承认既有全球化进程高度不平等的情况下，探讨如何通过自主发展来推动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进一步现代化，并且消解全球化发展高度不平等的问题。
在自主基础上的合作是实现去依附发展的外部条件。中国的崛起为全球南方未来发展提供了这种可能的外部条件。习近平主席在2025年9月8日召开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上，以“团结合作砥砺前行”为题，突出了团结合作对国际秩序塑造的积极作用。在讲话中，习近平主席再次强调了中国始终秉持的“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根本精神，用诸如“坚持”“推动”“维护”“构建”“推进”等词汇，以及金砖国家作为“全球南方第一方阵”的表述，清晰地传递了一种全新的建设国际秩序的认识论。这种从中国漫长历史传统中积累总结出来，且经过革命与现代化历史实践检验的国际秩序观强调，国际秩序不应当是极少数国家制定的行动准则，更不是用强权与武器维护的不平等结构。国际秩序是国家间积极互动的动态表现，它应当是所有国家在充分尊重主权平等的基础上，团结互助，协商解决问题，以发展自身社会与国家能力为目标，以人民为中心，朝向真正的人的平等与解放。
来源：《世界社会科学》2025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