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谈论起AI时，我的眼前总会浮现出哈瓦那大学阶梯教室讲台前，那个带着银色假发的人。
2025年初，收到古巴记者联盟的邀请，我第一次来到哈瓦那，参加了第四届“祖国”（Patria）国际对话会。那次会议的总主题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世界信息和传播新秩序。
就在行前半年，中国与古巴开通了北京-哈瓦那直飞航线。作为两国“一带一路”倡议合作的一部分，这条经停马德里的航线将两国之间的交通时间缩减到24小时以内。由于美国的制裁，各国前往古巴的航行必须绕开美国领空。这就使得从东半球前往古巴的旅程更像是场真正的环球旅行。
降落哈瓦那何塞·马蒂机场时，正赶上哈瓦那大停电。自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古巴的经济状况在强硬的制裁之下日趋脆弱。火力发电设备、电力系统的老化，以及燃料供应的不稳定，使得古巴电力徘徊在崩溃的边缘。不单无法保障工业用电，医疗系统、道路交通等公共服务用电也无法得到稳定供应。民众生活用电则更是无从谈起。并且，诸如酒店这种自备柴油发电机的地方，由于设备故障、节省燃料等原因而导致的停电也是日常现象。
而住在哈瓦那城里的老百姓，每天会趁着短暂供电的时间，找一个接线板，三五成群地围坐在街头，给自己的手机充电。阳光明媚的哈瓦那街头，就这样被雪茄烟味、柴油机的废气味、以及无所事事人们偶尔投向路人的空洞眼神笼罩着。
与哈瓦那街头相比，“祖国”对话会的主会场，哈瓦那大学的校园似乎是另一个景象。校园里种满了叶片肥大的热带植物，校园的中心是一组被罗马柱撑起的宏伟门廊围起来的教学楼。罗马柱撑起的门廊顶上，用金字刻着诸如巴斯德（Louris Pasteur）、居维业（Georges Cuvier）、达尔文（Charles Darwin）、牛顿（Isaac Newton）、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等名字，恍惚间仿佛穿越回了19世纪殖民高峰时代，自信满满的欧洲。在门廊围起的庭院中间，露天陈列着一辆老旧的坦克，则又将人们拉回了古巴当代的历史中。坦克据说是1959年革命时期，哈瓦那大学学生们从巴蒂斯塔政府军手中夺下的战利品。
作为大会开幕仪式的一部分，与会者们被引导着经过了罗马柱顶起的门廊，又经过了一个被LED屏、投影撑起的充满未来感的空间，LED屏和投影中仿佛是播放着纪念何塞·马蒂且具有浓厚赛博朋克风格的艺术片。
通过这个空间之后，与会者们最后来到了一个进行主旨演讲的阶梯教室里坐下。不久之后，那位带着银色假发，穿着黑色紧身衣的古巴学者走上了讲台。与其说是传统的学术演讲，她更像是在进行一场沉浸式的表演。而表演的主题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看过的好莱坞科幻片《终结者》。
就在台上的讲者激情地批判着智能机器取代人，杀死人的可能性时，教室里的电又断了一次。在昏暗中，我只能看到银发的她在远处讲台上来回踱步，而没有了话筒后的声音，则听起来又离我遥远了许多。
我从小就是一个科幻迷。每当读到那种技术进步改善人们生活的乌托邦场景时，总忍不住会与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小时候，读到1960年代写的《小灵通漫游未来》时，我总幻想，要是真的有一年四季不断生产的“农厂”，那冬天是不是不用只吃秋天储备下来的白菜和土豆了呢？要是真能有短短几个小时便能飞行数千公里的飞船，那是不是就可以去到更远的地方了呢？要是真能有自动翻译外文的机器人，那是不是就不用费力气背单词了呢？
现在回想起来，小时候科幻小说里许多属于“未来”的科技，现在早已成为日常生活中的现实。但像儿时的我那样，对技术进步抱有热切期望的人，似乎在生活中却越来越少见。就像那位戴着银色假发的古巴人，面临着现实生活中严重物质匮乏的全球南方人们，在面对技术进步的现实时，脑海中浮现的，却是从全球北方文化产品中复刻过来的被替代、被征服、被压迫的恐慌。
技术是不是去政治化、非道德的？这是个老问题。单就这个问题而言，答案显而易见。物理定律不会因为人的政治信念而改变，工具更不会因为人的德行而变得更高效。然而，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假定，一切有关于人的因素都从技术讨论中清除出去。毕竟，在一个全然没有人的世界里，所有自然定理均不会被“发现”，无法被“证明”，更无法转变成“技术”。从驯养动植物喂养人类，到飞翔到星空中的飞船火箭，再到今天正在创造新空间的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在地球自然演化40余亿年晚近40万年前的那一刻才出现的智人，又在更晚近的近百年间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并开始逐步走向星际空间。是人的能动性，才让自然律显现在世人面前；也是人的能动性，才让自然律转化为创造新世界的基本工具。
人是科学技术的发现者、创造者、应用者，也是一切技术的最终目的。也正是在承认了人与科技这种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之后，才能理解我与那位银发古巴学者，在面对同一种技术进步的现实时，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面对技术进步时，我们看见的不仅是技术，而是脑海中对技术作用与人类生活这一社会记忆的抽象。
当我们的生活中看到的技术是马克沁机枪，是无人机投下的炸弹，是“精准识别”后的远距离暗杀时，《终结者》故事中的“天网”要虐杀人类，就不仅是种无关紧要的幻想。相比之下，当中国老百姓们因为超级杂交水稻技术路线而吃饱饭，受灾群众因为无人机的出现而获救，城市居民因为人脸识别技术的发展而享受着安全便利的现代生活，农民因为互联网平台与道路交通网络的发展而能将产品直接卖向远方的时候，技术取代人类、消灭人类的故事就变得像一种杞人忧天。
电影《终结者》发行于1984年。里面构想了一个由人工智能以及人形机器人控制的杀戮世界。由人创造出的战争机器，最终失控，将消灭人类作为塑造“和平”的唯一途径。与其说这是对技术未来的构想，不如将其看成是在新技术条件下，对美国世界秩序观的推演。
1960年代，美国工程师约翰·W.克拉克构想了一种“危险环境下的方法论”。他提出了一种可以“远程操控”的机器，人作为控制这一机器的意识载体可以安全地坐在远处，让机器来代替执行一切危险的任务。这种将脆弱的肉体从危险环境中抽离出来的思路很快就得到了应用。当美国在地球另一边发动对越南的战争时，《新科学家》杂志上便刊载了一篇匿名文章，用关切的语言，构想了一种通往“和平”的技术路线：让美国的士兵们安心在家，发动战争工业，创造遥控武装机器人上战场上冲杀。人类（当然是美国人）只要在家里，看着屏幕上机器人流着机油，代替人类流血丧生。在短短60年后的今天，这一构想几乎已经成为现实。
用技术杀死敌人获得和平，这并非是20世纪60年代的独创。1934年的《自然》杂志上，刊载了一篇评论文章。文章对“科学与战争”的问题展开了讨论，并热切地提出，应当推动一种实现和平的“科学路径”。科学能够让战争变得“更有效率”，将打击变得更加精准，这便能够大大缩减战争时间。而绝对的科学优势则更能带来绝对的战争优势。此外，“研究国际关系与国际经济、种族问题的科学路径”能够帮助理解战争爆发的原因，并进而做到预测战争，发挥及时消除战争威胁的作用。
1985年，在维纳的名著《控制论》的译者序中，龚育之等人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在本书……中……，作者谈到了自动化的社会后果，表示了他对自动控制技术用于帝国主义战争和生产自动化带来的失业威胁的担忧”。译者对此种担忧表示了同情与理解。
但是，译者强调，“社会主义国家总是要利用各种科学技术服务于国内和平建设，来征服自然；同时，也为了全世界人民的利益，用它来制止帝国主义战争，保卫世界和平”。并且，机器的自动化能够“减轻劳动者的繁重劳动”，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切的实现，需要有“广大劳动者参加的群众性的技术革新运动”，以及一个占据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作为基础。
技术为谁服务，为了什么样的事业服务的问题，成为了龚育之等人，在面对电子信息技术大爆炸前期时，思考未来不确定性的确定抓手。
在译者序中，译者们甚至还触及到了今天人工智能出现后广为人们关注的议题——机器是否能够“学习”和“思考”，是否“比人更聪明”。对于此问题，这篇译者序给出了一种转换视角的回应。文章强调，在“资本家看来”，机器和雇佣劳动力可以互相替换，互相竞争。而从劳动者的视角出发，“任何机器都是人手和人脑的劳动的产物，机器永远是人进行劳动的工具”。
这篇41年前完成的文章，写在一个巨大历史变革的初期。此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信息技术革命也才蓄势待发。一切物质的世界似乎都在变化，但似乎又有些东西始终未变。在《控制论》译者序和《小灵通漫游未来》之间，又隔着20余年。不变的是那种面对技术发展而表现出的发自内心的乐观主义。这是建立在改造自身与世界，不断向善而行，以人为本的实践中洋溢出的乐观主义。
在这种乐观主义背后，还潜藏着一种整体主义的思维。技术就像是人类整体发展这株大树上最新生长出的果实。果实离开了滋养其生长的系统就变成了一次性的消费品，而长在树上或是落在树旁，它便成为了生生不息的历史演化进程的一份子。今天作为产业链条最前端的数字网络、人工智能，就像树上鲜艳的果实一样，最为人们关注。但离开了制造、电力、能源、安全、科研、人才……等等环节，技术的果实便无法生存。
美国人工智能的发展路线，遵循了一个精英主义与资本市场驱动的基本逻辑。这使得他们更关心那个最为资本市场瞩目的前端产品，并意图通过不惜代价拉开与其余所有人的技术代差来实现垄断。在这个以垄断为目的的路线驱使下，所有为技术“果实”生存生长而提供条件的因素，都成为了可被剥削、可被替代的消耗品。但也是由于这种态度，技术也随之丧失了其根本的应用场景。技术本身仿佛变成了主体，吞噬着一切周围事物，以供养自己。战争则是吞噬一切者唯一的应用场景与发展方向。一个没有人的世界，一个所有人与物都被消耗殆尽的死寂的世界，便是这种路线下唯一能够出现的反乌托邦。
另一种方向则截然不同。它以人为主体。它不仅注意到技术本身生长的系统性，也注意到了技术作为人类社会生活总体组成部分的基本事实。当火被用来驱寒避难，当电被用来点亮黑暗，当原子被用来驱动探索星际空间，当枪炮被用来保卫人民的和平，当对自然的思考成为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石，我们对技术的讨论才变得持久且有意义。
就在不久前，我带着部分参加复旦国务学院国际暑期学校的部分中外学员前往贵州榕江调研。在这个2020年才正式脱贫的乡村里，学生们感受到了技术与人结合一体的巨大意义。5G互联网技术在国家推动下的普及，大大降低了信息流动的成本，道路交通网络的建设，又使得人与物的快速流通成为可能。因为思想与物质两种信息的流动，人们与更大的共同体连接起来，一个个原本被自然地理与信息壁垒隔绝开来的小农业生产共同体，现在由于这种普惠式的联系，获得了市场，产生了流动，而流动又进一步为人的发展赋予了新的可能。
在与月寨农户的座谈中，一位来自阿根廷的学员联想到了他在尼加拉瓜咖啡小农社区调研的经验。与榕江月寨的百香果种植户一样，尼加拉瓜的小咖啡种植户也面临着与更大市场隔绝的困境。甚至相比之下，尼加拉瓜咖啡小农的压力更为复杂。阻隔他们的除了地理上的屏障之外，还有诸多由大型国际咖啡垄断收购商，各类由欧美主导的咖啡行业标准协会所建立起的经济与政治壁垒。同时，他还提到，倘若小农们想要像榕江农民一样，利用互联网平台零零散散地售卖他们的产品，很有可能也会遭遇同样被欧美垄断的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封杀。
虽然技术本身与政治无干，但让技术与人结合并发挥其社会效应的基本条件确是高度政治化的。从这个意义来看，建设一个不被垄断企业掌控的信息交互平台，一套数据存储体系，一个道路交通系统，以及一种稳定可持续的能源网络，推动一种开源普惠技术的推广，让不同的小共同体打破屏障，既能在本乡本土安居乐业，也能与更大共同体互联互鉴互通，这便是中国基于自身发展经验而生长出的世界秩序理想。从理念上，它亘古未变，但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一带一路”能够联通的空间、能够触及的人群也变得越来越广大，这种联通能够创造的可能影响也越发深远。我们的理想，从来不是让自己抛开乡土到远方去，我们始终不变的希望，是将远方与我们联系起来。
在贵州榕江的侗族寨子里，我看到了远方山谷间，那将两座山峰连接起来公路与铁路桥。桥上高铁与车辆飞驰而过。它将许多人在世间用来跨越屏障而行走的时间，从数月、几年甚至一生，压缩到了须臾之间。那么，地理的、时间的、经济的、心灵的屏障，也在这须臾之间一点点松动。在技术之上，在屏障之后，蕴藏的则是一个更大的世界与这个世界带给我们所有人，带给我们的孩子，以及我们孩子的孩子无限的可能性。
从智人学会用火那一刻起，直至今天，没有一个“我”可以永生，但人始终永生。人从不是机器。人是历史的起点，也是历史的目的。只有如此，技术才能有真正的“具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