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建立在平等基础之上,不结盟,不对抗,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针对第三国,也不受外部环境影响,走出了一条新型大国关系之路。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总理定期会晤狠抓落实,在政治、安全、经贸、金融、科技、人文、多边协作等领域取得一系列重要成就,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并持续向前发展。
但中俄深化战略协作,绝不仅仅是为了双边关系。2026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北京会谈时指出,“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在同普京总统共同会见记者时,习主席进一步强调,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同月,两国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明确指出“某些国家肆意操控国际事务,以殖民时代思维将自身利益强加于全世界,限制其他主权国家发展的做法已彻底失败”,呼吁国际社会“坚持开放包容、互利合作”,“坚持安全平等且不可分割”,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中俄深化协作为什么必须团结和携手全球南方?全球南方又为什么能够成为并正在成为推动国际新秩序的建设性力量?对这些问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现行国际秩序的不合理,根子在于它的实际运转方式。二战后建立的多边体系在形式上确认了各国主权平等,但体系的实际运转,长期由少数帝国主义国家主导。它们凭借货币霸权、金融网络、技术优势、规则制定权和舆论话语权,构筑起一套隐性的等级支配结构。广大发展中国家虽然早已摆脱殖民统治、实现形式上的独立,在联合国享有平等地位,但其经济主权乃至完整意义的国家主权并未真正确立。货币与债务依附于西方金融体系,产业链被锁定在资源出口和低端加工环节,辛苦积累的发展成果随时可能被单边制裁、长臂管辖、关税大棒所剥夺;在国际金融机构、技术标准、气候规则等重大议题上,长期处于“只承担义务、难享权利”的弱势地位。
换言之,压迫的方式变了,但压迫本身没有消失。这就决定了,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秩序是全球南方的根本利益所在,而任何单个国家都无力独自冲破结构性枷锁,联合自强是唯一出路。中俄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具有全球影响的大国,自身同样遭受霸权围堵打压,同全球南方有着天然的立场共鸣和利益汇合。中俄向全球南方提供的发展合作与安全领域的公共产品,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这与霸权国家的掠夺式合作形成鲜明对照。因此,中俄携手全球南方,不是权宜的策略组合,而是被压迫者联合冲破枷锁的历史必然,是推动国际秩序由“少数主宰”走向“多数共治”的必由之路。
当前国际形势的严峻性进一步凸显了这种联合的紧迫性。美国以军事威慑、极限施压、关税讹诈、长臂管辖等方式在拉美、中东、欧洲、亚太多线出击,单边干涉行为密集显现,全球治理赤字持续加重。与此同时,霸权高压也激起了强烈反抗——受打压国家不屈服、不低头,广大全球南方国家拒绝选边站队,自主意识普遍觉醒,依托金砖、上合等平台联合自强的步伐明显加快。谋霸与反霸、控制与反控制、压迫与反压迫的较量,构成了当前国际格局的主线。面对这样的形势,中俄携手全球南方不是可选项,而是必答题。
下一步,中俄协作宜坚持“守底线、搭平台、做实利、聚共识”的思路,团结全球南方稳步推进治理改革,重在凝聚合力、稳步落实。具体可从六个方面发力。
第一,完善重大热点问题的前置协调机制,坚持劝和促谈,守住联合国宪章底线。对乌克兰危机、中东、拉美及其他热点,中俄要保持常态化预案沟通,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协调立场,反对单边军事干涉,反对单方面制裁,反对阵营捆绑,坚持主权平等、安全不可分割。
第二,依托金砖、上合、G20等平台,持续提升全球南方的集体话语权。推动金砖、上合机制扩容提质,把两个机制打造为全球南方核心协商平台。在G20中持续协调立场,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份额改革,改革不合理债务规则,推动建立公平合理的债务重组机制,回应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痛点。扩大本币结算、跨境支付合作,逐步构建多元、韧性的国际支付备选渠道,降低对单一西方支付体系的依赖,尊重各国金融主权。
第三,分头发挥各自优势,开展互补性务实合作,以发展成果凝聚全球南方。中国重点在基建、制造业、数字经济、减贫、公共卫生、绿色转型等领域推进项目落地,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俄罗斯发挥能源、粮食、地区安全合作优势,保障全球南方能源粮食安全,帮助地区国家自主维护安全。双方落实元首会晤、总理公报中关于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共识,建立项目信息沟通机制,避免重复投入,共同提供低成本、无政治附加条件的发展方案,以稳定的产业链、能源和物流合作样板,印证多极化合作模式的现实价值。
第四,在新兴领域治理协同立规,抵制科技霸权与规则垄断。在人工智能、网络空间、外空、气候治理等领域,中俄要联合全球南方共同提出治理方案,反对少数国家垄断技术标准、设置技术壁垒、搞单边技术出口管制,推动气候治理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反对西方把气候议题变成打压发展中国家发展权的工具,维护发展中国家发展空间。
第五,构建常态化沟通对话网络,做好全球南方的共识凝聚工作。中俄可以联合举办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对话论坛,邀请不同区域、不同立场的全球南方国家参与,努力寻求“反对单边干涉、反对集团对抗、坚持主权平等、坚持发展权优先”的最大公约数,在此基础上不断扩大合作面。做好舆论叙事协同,讲好多极化、互利共赢的故事,对冲西方的抹黑分化,尊重部分全球南方国家“不选边、求自主”的立场。
第六,坚持渐进改革,在斗争中稳步推进。推动全球治理改革不是另起炉灶、推翻现有多边体系,而是改革其中不公平、不合理的部分,完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中俄协作始终高举多边主义旗帜,区分”改革不合理规则"和"破坏国际秩序",团结一切愿意走独立自主道路的国家,走渐进、积累式的变革道路,稳步提升国际关系民主化水平。
霸权主义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热点冲突、规则竞争、南北矛盾将持续交织。但时代大势已经转向多极化,全球南方的崛起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中俄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不是组建对抗集团,而是坚守《联合国宪章》的初心,以稳定、理性、务实的大国协作,团结和汇聚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进。这条道路布满荆棘,充满曲折,但它是正确的道路,符合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利益,也是应对动荡变局、守护全球和平繁荣的根本出路。
作者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