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能赢？
1930年，随着“大革命”的失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在面对巨大的国内外以及地方军阀、地主武装的压力下，一种悲观主义情绪开始在革命队伍中蔓延。这种情绪建立在对“客观”形势的分析基础上，强调在强敌面前，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困难重重，这种根据地斗争的策略难以维系。
对刚刚经历了1927年重大挫折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这种悲观主义情绪无疑是毁灭性的。在这一条件下，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运用唯物辩证法，认真分析了国内国际情势。这一分析高度实证，但却与实证主义的庸俗决定论式论调截然不同。他强调，在讨论中国革命力量时，需要将其放在一个革命与反革命，国内斗争与国际争夺的整体且动态的格局中思考。同时，在认识了客观条件的基础上，人的主观能动性，特别是对革命必将胜利的信仰，也将会对历史发展的进程形成不容忽视的影响。
对客观条件清醒且充分的认识，与对团结起来的人所能发挥作用的充分信任，这两者的辩证统一构成了具有社会主义性的赢学。在今天互联网上对“赢学”的讨论中，具有高度文化与时代自觉的网友们自然而然地希望将这种赢学与那种依靠PPT讲漂亮话的赢学区别开来，于是网友们就亲切地叫它“绩效赢学”。
1930年的共产党人几乎面临绝境。在国民党政府全面清剿的压力下，苏区的存亡岌岌可危。国际上，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大萧条产生的连锁反应又开始推动诸如日本等国家的法西斯化。依靠出口而刚刚走上工业化进程不久的日本，在迅速缩减的西方市场需求下，开始将殖民主义扩张，特别是向中国东北资源富足地区的扩张，认作为拯救本国的唯一有效途径。
在这种内外压力下，许多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军事将领也都对革命发展形势产生了悲观甚至怀疑的态度。也正是在这种极度窘迫，革命几乎走上绝境的条件下，毛泽东在高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精神指导下，写下了极具中国“赢学”意味的文本《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毛泽东细致地分析了当时的革命情况。在对国内外不同力量的相互关系、不同力量之间内在的矛盾消长、地缘政治的条件、军阀之间的勾心斗角等情势的分析基础上，毛泽东勾勒了中国革命所面临的基本境遇与世界局势的发展方向，并有力地说明，革命虽然处于低潮，但客观形势证明，当下看上去无比强大的敌人，无比恶劣的局面之下，蕴藏着有利于革命发展的根本条件。革命的进一步推进虽然在当下看来充满着阻碍挑战，但从整个中国革命面向未来的发展进程来看，面对挑战的逆流而上，恰恰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顺势而为。
文章并未终止于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对客观情势的分析，临近结尾，毛泽东描绘了一个极具浪漫主义情怀的图景。虽然对具体的个人来说，没有人能确定知道，他们能否在有限的生命里看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但是作为一个更大共同体的一份子，向着革命胜利而努力的精神意志与实践行动，将这一个个分散孤立的个体集合成了一个具有共同意志的历史主体。在这一历史主体中，孕育着世界的新生。构成这一历史主体的所有实践者们站在今天的困境之中，由于这种对胜利的坚信，其意志可以穿透现实，投向未来。
今天的我们站在困苦的此岸，遥望解放的彼岸，能够看到胜利仿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站在艰险的山巅，能够看到未来宛如“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而出的一轮朝日”。今天我们苦难的身体，孕育着自由的未来。这必将到来的新世界“是躁动于母腹之中，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这便是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践中孕育的赢学。这种以实践为基础，以历史唯物主义对未来的坚信为精神的赢学，将每个人有限的、孤立的生命，集合成了一个永恒的、绵延的、跨越代际、立足当下但却面向未来的赢学主体。用整体的强大超越个体的渺小，用代际的无限超越当下的有限，这也是中国文明传统中诞生的历史精神。
这种历史精神同样也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在一起。毛泽东用“愚公移山”的故事传达了这种通过代际传承而产生的超越性。“智叟”劝说愚公不要尝试移山的理由是高度理性化的。他从个体的得失出发，将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牢牢锁定在现实的牢笼中。在“移山”这个宏大的改造世界的目标面前，每一个个体的人都显得无限渺小。但对个体的不可能，却在个体的代际传承中成为了可能。恰是在对改造世界这个看似不可能的目标的追寻中，愚公将自己与未来那些他那些无可能谋面的“子子孙孙”们链接成了一个无限的、穿越时间的有机体。在这种无穷尽的生命绵延中，人类获得拯救、获得永生的超越性理想，便无需一个超自然力量的怜悯，而成为一种无比现实的、肉身的、实践的必然性。
中国传统中的赢学与马克思主义的赢学一样，都是关于人类自我拯救必然性的赢学。通过解放人类这一共同目标，以及面向这种解放的集体实践，我们所有人便能跨越空间、跨越时间被联系在一起。在这个宏大的解放进程中，人类不单单解放了自己，也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解放了全世界与全世界人类的未来。
代际传承的意义，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肩起黑暗的闸门，让孩子下一代人沿着时间线而延续的这个赢学叙事朝前走。人在代代相传的使命中延续。我们的胜利是代代相传，我们的使命是代代相传。在这个代际传承中，所有人都处在过度时代，所有人的生命都是无限的，所有人都是向着解放、向着人类共同未来的过渡。
在这个宏大的面向未来的解放实践中，无论是个体短暂的胜利还是个体的牺牲都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相反，为了这一解放理想的实践与牺牲，则真正具有跨越空间的现实力量。在《纪念白求恩》中，中国革命并不仅仅与中国人相关，更是一个更具普遍意义，更宏大的人类自由与解放的有机组成部分。白求恩通过参与到这一具体实践进程中，并为之牺牲，便将自身转化为了一个伟大的、不朽的、永无终结的历史运动。
个体的死亡是必然的。也正是这种必然性，构成了西方PPT赢学的末世悲观感。那种赢学就像愚公移山中的“智叟”一样，将个体的得失作为历史的唯一意义。将个体此时此刻的境遇作为衡量历史起伏的唯一标准。在这种对有限性的笼罩下，人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对自身渺小的悲观主义认识，或是对肉身享乐主义的追求中。西方的赢学就是建立在悲观主义与末世情绪中的此世与幻想的赢学。他们将拯救寄托在幻想的救世主，与精神的胜利上。
然而，社会主义的赢学决不以幻想为基础。而是从死亡、代际传承、与集体行动的必然性出发。在这种赢学中，死亡被转化为向着一个共同目标的最大牺牲。
死亡是我们人生当中面临的最具确定性的事件。从个体主义的视角来看，每一个人的死亡都是确定的，它的必然存在让个体的生命仿佛变得无意义。但是如果将个体的死亡通过一个共同的目标与其他所有人的死亡联系在了一起之后，你的死亡就具有了超越性的意义。毛泽东在纪念张思德里面描绘了死亡的超越性意义。一个个体的死亡永远是“轻如鸿毛”的。然而，如果死亡与一个更伟大的所有人的集体的目标绑定在一起，那么个体的死便重如泰山。人们将通过纪念这一死亡而使得死者获得永生。
对死者的纪念建立在对当下实践的胜利基础上。虽然作为一个面向未来的历史进程，解放尚未真正到来，但朝向解放的实践由一个又一个的阶段性的胜利构成。站在一个又一个阶段性胜利的当下，回望过去。所有朝向这一现实的牺牲便都产生了意义。人民必将在实践中解放自己，于是就有了人民英雄纪念碑。
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故事是倒叙的故事。毛主席在1930年革命最艰苦时保证的那个未来，在1949年获得了此刻的确证。在他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中，人民站在此时此刻，向上追溯三年，纪念所有为此刻的实现而死亡的人。再向上追溯30年，我们纪念我们所有为此而死亡的人。再向上追溯，直至1840年，我们纪念所有人为此死亡的人。死亡是最大的确定性。而为了一个共同目标的死亡，却蕴含了超越有限性与宿命论的必然。
中国实践社会主义的赢学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将人生彼岸的超越性与此岸的实践结合起来的问题。在这个结合中，所有会死的人，都将获得意义。这种解放不以一个人、一群人的拯救为彼岸，而是以所有人的解放为彼岸。
今天的中国与处在今天的我们，相比我们的祖辈们俨然面临着截然不同的时代，但是我们与我们的祖辈、我们祖辈的祖辈们，却始终被一个共同的理想连接在一起。这种面向现实的连接也是我们精神共同体的传递。
今天，中国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了，就像我们的祖辈一样，今天的我们同样要回答一个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崛起了之后怎么办？人类未来该怎么办？在这个时代，在我们朝前看的思考当中，中国同样是重要的现实抓手，但它绝不仅仅是唯一的抓手。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这是今天中国现代化建设者的问题意识，也是在历史绵延中所有先锋队的共同问题。在不断回答这个问题的进程中，我们获得了与人类普遍历史的深刻联系。
在一个多世纪之前，处在另一个巨大历史变革之中的毛泽东用“改造中国与世界”传递了同样的问题意识。站在2025年的我们，回望1921年的中国与世界，我们所处的物质世界及其它的政治经济格局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改造自身命运的能动实践中，在对中国这一我们栖息的共同体物质空间的自觉中，在中国与世界命运的辩证关联中，在充满斗争、合作、妥协、彷徨、探索的历史合力中，我们每一个渺小的个体被连接成了一个穿透历史的命运共同体。这个命运共同体，便是造成历史变革变化的动力。
在这个实践的进程中，物质的世界不断变迁。也就是因为这种不断的实践，人的有限的碎片化的生命，变成了一个有机的、穿透时间与空间的整体，并向着人类共同未来的不断过渡。世界历史，在人向着共同且美好的未来的能动实践中成为现实。在这个愚公移山的历程中，有限的人，在面向未来的实践中成为了永恒。
个体能动的物质范围是有限的，个体团结起来形成的共同体则为不断超越个体的有限性提供了可能性。中国是今天我们物之所及最大的组织边界，但不是我们意之所及的最远边界，更不是锁定我们能动性的永恒边界。中国是我们实践的起点与抓手，星辰大海是人类实践的共同未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为我们理解这种历史性运动提供了方法。这用毛泽东1921年的话来说，就是：“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
改造世界的目的在于消除造成不平等发展的结构性力量。在20世纪，改造世界的理想以中国为抓手；在今天，这个抓手更延伸到了全球南方。以中国为抓手，并最终改造世界。这就需要我们向自己与世界说明，中国现代化的理论与经验能否为更大的人类共同体带来福祉？我们所希望建设的是怎样的世界秩序？这种秩序与人类过去两百余年间的所遭遇的秩序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实际上，在过去很长时间里，中国用来理解自身、认识世界、想象未来的知识话语所依赖的认识论都受着明显的欧洲历史经验影响。它更像是欧洲民族国家秩序观的空间延伸。民族国家这一诞生于后罗马时代欧洲分裂竞争历史中的“政治共同体”，其特点便是在其内部形成了有序的“政治共同体”，而其外部则是恐怖的“国际层面的无政府”混乱。这种有序的内部与无序的外部构成的尖锐对立，成为构建霸权的根本理由之一。
沿着这种内外观，少部分人对暴力的垄断被视为是终结无政府状态，达成和平的唯一方式。今天美国世界秩序观中，那些诸如“自由利维坦”、“自由国际秩序”、“自由国际主义”，或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无不是这种反映了欧洲历史经验的内外观的逻辑延伸。
虽然这种秩序观源自西方，但随着西方的全球扩张，其知识霸权也扩展到了地理上的西方之外。因此，与其将其称为“西方中心”的秩序观，我们不妨将这种原子化的、金字塔式的、等级森严的秩序观称作一种霸权中心的秩序观。这种秩序观关心的是霸权者自上而下，维护秩序稳定的能力。
中国现代秩序观的形成，是在接续了中国传统的大一统与民本思想基础上，在遭遇了近代霸权中心世界秩序的物质冲击之后，经历了几代人的迷茫、反思、实践与革命之后形成的能动结果。也是在今天这个时代，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发展而生长出来的必然精神。
从中国现代化历史实践中涌动出来的共同体秩序观以发展为历史必然。这种发展需要以生产以及生产关系的改造为中心，以推动共同体的自主性能力为目标。共同体能够帮助我们在一个更加动态、辩证的关系下，理解秩序的形成与演变，以及不同群体之间交往、交流、融合、冲突所蕴含的历史哲学意义。
一个美好共同体必然是在广大的空间与人群中，在和平与稳定的环境下，公益的持久实现。而这种共同体的塑造，必须建立在对不同规模、不同维度共同体的整合基础上。也需要每一个构成共同体的个体能够在共同体生活中被赋能。这种人人成圣、人人平等、人人富足的理想是“美好共同体”最理想的状态。
建设“美好共同体”可以被视为人们形成权力关系的根本目的，任何一种共同体的解体，则是背离这一保证的政治结果。在这个视角下，国家不再单纯是垄断暴力的机器，而是在谋求“美好共同体”的进程中，一种庞大的复杂制度安排。更进一步，我们也能将国家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而非战争调动的能力，作为一种框架，来理解国家行为以及不同共同体兴衰的原因。公益的边缘，决定了共同体的规模与稳定程度。而所有霸权国家的衰落，是其对美好共同体承诺背叛的最终结果。
与霸权中心的秩序观不同，在中国现代化实践中生长出的秩序观以平等为理想，以普遍联系的人的共同体为中心。在一种真正具有人民性的力量驱动下，不断实践着进一步塑造更好的共同体的目标。在中国，这种力量表现为先锋党。而在更广阔的世界中，也必将是真正代表人民性的力量，在历史中涌动出来，开枝散叶，走向未来。
中国是面向人类解放的第一步，人是人类解放的桥头堡。我们的核武器，我们的这个航空母舰，是为了保护人类解放更远大的利益而建造。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
这是我们的赢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