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历经30多年发展，已构建涵盖贸易、生产、金融、基础设施与政策协调的多维合作框架。双边贸易投资实现跨越式增长，互为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日趋稳固。以中间品贸易为核心的产供链深度融合，驱动区域分工模式从“中国制造”向“区域共造”转型。以交通、能源、数字为代表的“硬联通”与以政策、民心为基础的“软联通”协同并进，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坚实支撑。但一体化进程仍面临多重挑战，多边产业互补性减弱，结构性竞争加剧，非关税壁垒制约贸易潜力释放。展望未来，应以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为引领，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系统性破解非关税壁垒；以产供链网络化协同重塑区域竞合格局，共同应对外部冲击与地缘风险；以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为新引擎，弥合发展鸿沟，培育包容性增长动力；持续深化多维度互联互通，构建更具韧性与效率的经济流动体系。
关键词：中国—东盟 区域经济一体化 产供链 制度型开放
当前全球经济重心“东移”，亚太地区成为全球最具增长活力的地区，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亚太地区发展的重要动力。经过30多年发展，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已成为亚太区域制度创新范本，2025年双边贸易额突破1万亿美元。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签署，使区域经济一体化更上一层楼，迈向以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以及产供链互联互通为标志的规则共建新阶段。
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成就
30多年来，中国与东盟通过市场开放、产业链协作、金融互联与设施联通等方式，推动贸易与投资跨越式增长，促进生产网络深度整合、货币金融顺畅融通和基础设施高效互联，区域经济一体化取得显著成效。
一、贸易投资跨越式增长与结构优化
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日益稳固。中国与东盟贸易额自1991年不足80亿美元跃升至2025年1.05万亿美元，增幅超百倍，占中国外贸总值的16.6%。中国连续17年稳居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东盟成员中，中国的前三大贸易伙伴依次为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截至2025年7月，中国同东盟累计双向投资额已突破4500亿美元，中国企业在东盟区域内累计完成工程承包额超过4800亿美元。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东盟在投资方面的合作从早期资源开发、农业等少数领域逐步扩展到制造业、基础设施、金融服务和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截至2024年底，中国在东盟境内设立的经贸合作区达30多个，入驻企业逾2100家，形成规模化集群效应。
二、生产网络从中国制造迈向区域共造
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原产地累积规则的实施，企业更有动力将多数生产环节留在RCEP覆盖区域内，而非从外部采购中间品，将中间品贸易推至区域一体化重要位置。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在中国面向东盟的出口中，机电产品居绝对主导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2024）》收录的第十六类第84章（机械器具等）和第85章（电机、电气设备等）两项合计占出口份额约40%；塑料及其制品、钢铁、钢铁制品等工业原材料和中间品也是重要出口产品。同样，机电产品也是中国自东盟进口第一大类商品，这些表明中国与东盟在电子和机械制造领域的供应链已经深度融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2024）》收录的第五类第27章所涉产品（矿物燃料、矿物油等）是中国自东盟进口的第二大类商品，凸显东盟作为中国重要能源供应地的角色。可见，中国—东盟产业链具有频繁的产业内贸易、紧密的供应链整合以及显著的资源互补性。大量中国制造的零部件被运往东盟国家（如越南、马来西亚、泰国等）进行加工组装，成品再出口至全球或返销中国市场，形成“中国提供核心零部件/技术密集型中间品+东盟进行加工/组装”的区域分工模式。这种合作模式使双方协作层次从单一贸易向产业生态共建升级。
三、货币融通与金融基础设施互联
截至2025年末，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央行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金额已超人民币9500亿元。本币互换起初是为了应对危机，后被用于双边贸易和投资，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各国对美元的依赖和汇兑成本。2024年，人民币在东盟跨境收付总额达89024.7亿元，同比增长50.74%，并已成为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和菲律宾6个东盟国家的外汇储备货币，功能逐步从贸易结算向投资计价与储备货币拓展。“债券通”“沪深港通”为东盟投资者进入中国金融市场提供很大便利，合格境外投资者投资额度限制也已取消。大华银行、马来西亚银行以及多家新加坡非金融企业在中国注册发行熊猫债超百亿元。截至2024年12月，东盟在华布设银行实体超过35家，中方金融分支机构在东盟落地近40家；东盟境内有150家金融机构接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其中22家成为直接参与者，128家成为间接参与者。由此，通过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中国—东盟实现一笔跨境支付所花费时间由原来的2—3个工作日压缩到6—9秒，效率提升千倍以上。
四、设施互联与政策联通、心联通协同发力
在设施互联方面，标志性项目如中老铁路2025年旅客发送量达1951万人次、货运量飙升至2448万吨，同比增长24.6%，成为东南亚内陆与海运通道连接的关键节点。随着2024年10月“东盟快班”开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与中欧班列实现常态化衔接，运输效率相较于传统海运提升50%以上。截至2025年6月，“东盟快班”已开通越南、老挝和泰国经由重庆到达欧洲的3条线路，运输的货物价值超19亿元人民币。2026年2月，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实现全线贯通，中老两国边境输电线路正式联通。截至2026年3月，中国已建成通达东盟11国的陆地光缆，与十余家东盟运营商实现网络互联。在政策沟通层面，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是最高协调机制，截至2026年5月已召开28次。此外，12个部长级会议以及各个领域的高官磋商发挥重要沟通作用。中国—东盟经济一体化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人文交流更加活跃，双方已成为彼此重要的留学目的地，互派留学生人数逐年递增。截至2026年3月，中国—东盟已结成263对友好城市，中国高校开设了东盟各国官方语言专业，东盟大部分国家已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87所孔子学院和课堂在东盟国家落地。自2008年起，每年在中国贵州省举办的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已经成为双方级别最高、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教育合作平台。
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面临的主要挑战
尽管中国—东盟合作成绩亮眼，但随着合作的深入，一些深层次结构性挑战与外部冲击，如区域内部发展不均衡、外部地缘政治竞争冲击以及产业同质化竞争、非关税壁垒等日益凸显。新旧问题交织，对一体化迈向更高水平造成一定制约。
一、东盟成员国面临发展梯度差异与利益协调难题
东盟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基础设施与制度成熟度等差异较大。新加坡等以服务业为主的国家，服务贸易和数字经济是其致力于推动的重点合作领域。印度尼西亚等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国家，电动汽车、新能源等是其主要意向合作领域。而老挝等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对享受关税优惠、开展跨境物流通道建设有更高需求。诉求不同使谈判难以达成一致，比如关于数字经济、绿色金融标准的谈判，标准过高则使欠发达国家被边缘化，过低则难以吸引外资进入新加坡等高需求国家。东盟长期坚持对冲战略，对“中心地位”的敏感性较高。为避免在与中国交往过程中失去“中心地位”，东盟通常会引入域外国家作为制衡，这往往会显著增加双方制度协调成本。
二、产供链重构与产业同质化引发结构性竞争
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背景下，美西方以“去风险化”为由推动全球产供链重构，催生了“中国+1”的产业转移浪潮。这一趋势背后，是美西方为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占据优势，试图通过“双转移”战略（技术转移与产业转移）来强化产供链管控，进而提高上游行业准入门槛，同时通过发动贸易战等方式对中国制造进行全方位遏制打压，阻碍中国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美西方的这些举措，对中国与东盟形成非对称性冲击：东盟虽然获得承接产业转移的机遇，但是随着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工业化进程加速，其部分领域产业结构与中国日趋重合，双方产业发展竞争加大；而由于主要出口市场集中于美国、欧盟、日本等地区，双方产品在这些市场的竞争也日趋激烈。越南等国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在纺织服装、家具等低端制造业领域对中国构成分流。在机械设备等中游环节，随着东盟本土加工能力提升，与中国在相关产业的产供链重叠度也在增加。尽管中国和东盟的电子产业目前仍相对互补，但随着三星、英特尔等巨头在越南等国加大投资，未来双方在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上的直接竞争压力逐步显现。东盟国家内生的产业升级雄心与西方国家重塑产供链的外部推力叠加，必然加剧区域内产业博弈。
三、非关税壁垒成为贸易的“隐性障碍”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不断深化与RCEP落地生效，关税这类“边境上”壁垒显著降低。然而，要素跨境流动还面临隐蔽性更强、形式更多样的非关税“边境后”壁垒阻碍。技术性贸易壁垒（TBT）和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SPS）是当前居于主导地位、覆盖领域最广的两类非关税壁垒。技术性贸易壁垒主要集中于食品技术、化工技术、医药卫生、道路车辆工程、电信与音视频技术等领域，而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主要涉及动物健康、食品安全、植物保护等领域。例如，东盟国家在检验水果安全时往往制定名目繁多的检验检疫项目并不断提高标准，影响通关效率。2020年泰国提出从中国进口的柑橘类水果包装必须进行ISO 22000认证，大幅增加出口企业成本。而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救济措施，则被大量用于与中国存在较大结构性竞争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如钢铁和化工等。2026年1月，越南决定对中国的木纤维板产品征收反倾销税，使中国相关企业面临的最高税率达39.88%。
四、美国加大对华遏制打压与东盟推行“不选边站”对冲战略
美国对华遏制打压对东南亚地区影响巨大，将东盟推至地缘政治竞争前沿。美国推行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与CAFTA和RCEP在成员构成上有大面积重叠，而在制度规则和标准议题上却各不相同（见表1）。RCEP更具开放性，侧重于传统的关税减让与供应链融合；而“印太经济框架”虽名义上聚焦供应链韧性、清洁经济等议题，实则是美国一手操弄的排他性“小圈子”。归根结底，这是美国试图在亚太另建一套以规则排斥为内核的制度，削弱中国依托产业链整合形成的地区影响力，实质上给东盟“中心地位”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自主性造成强烈冲击，也收窄了中国—东盟合作的延展性。东盟国家长期奉行对冲战略，力求通过约束和制衡调节大国关系，最大程度维护自身利益，这无疑增加了中国—东盟合作的复杂性。中国和东盟连续多年互为最大贸易伙伴，但有的东盟国家依赖美国及其盟友维护自身安全，形成以稳固的军事同盟关系、频繁的联合军演、长期的武器销售为纽带的防务合作。这种现实促使个别东盟国家“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导致中国—东盟关系呈现出明显的“政经分离”特征。
加快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路径
尽管面临诸多挑战，但中国与东盟坚实的合作基础、强烈的合作意愿以及巨大的合作潜力使双方关系长期向好趋势并未改变。中国与东盟正迈向以规则协同、标准互认和价值链位势攀升为核心特征的高质量一体化新阶段，以畅通区域内循环、对冲外部风险。
一、以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破解非关税壁垒，构建一体化合作新框架
面对区域内显著的发展梯度落差与隐性的非关税壁垒，制度型开放是必由之路。制度型开放应充分实施包容性原则，对于一些欠发达国家，允许暂缓实施某些高标准规则，并给予这些国家一定的能力建设援助，帮助其提高满足标准的能力。中国可将产业发展与东盟需求结合起来，让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在生产网络中承担不同任务，实现梯度融合。为此，亟须推动CAFTA3.0版与RCEP的制度性耦合从文本协调走向实质嵌套。在CAFTA3.0版框架下，将双方合作从“边境上”的关税减让深入到“边境后”的规则协调与制度对接，对于应对非关税壁垒和新兴领域面临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在RCEP框架下，原产地规则的累积效应允许增值部分在区域内累加，累计增值达到一定门槛即可享受关税优惠。这一安排正重塑区域内垂直分工，推动形成更具韧性的区域产供链网络。同时，强化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功能，推动标准互认、技术互联、制度对接。例如，在农产品、食品等监管规则较多且特别严格的领域，试点跨境监管等效性认定机制，给予更大通关便利，允许规则执行有一定灵活性，减少无效重复劳动。在海关程序对接层面，推动风险管理制度、查验标准及执法程序协调统一，降低企业因制度差异付出的合规成本。只有将海关合作从技术对接上升到制度互信，才能真正打通中国—东盟要素流动的“最后一公里”，使制度型开放从理念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贸易便利化红利。
二、以产供链网络化协同对冲竞争与地缘风险，重塑区域产业竞合格局
为应对区域内产业贸易竞争与合作博弈，抵御大国地缘政治博弈带来的外部冲击，应着力推动中国与东盟产供链深度嵌合与网络化协同，有效提升区域经济韧性与效率。中国与东盟应致力于构建一种基于异质性禀赋互补、层次递进与功能互补的区域产业生态体系。强化政策制度衔接，避免同质化竞争，引导中低端制造环节沿梯度路径向东盟有序转移。对于容易受到外部制裁冲击的产业如电子元器件等战略依赖型产业，中国与东盟应超越传统双边协作框架，形成制度化的产业发展与防护策略。而对受益于RCEP红利释放的产业如农业、汽车业等，则宜利用关税减免和原产地累积规则加速合作与互嵌，推进中低端制造的协调发展。中国企业可凭借技术优势，利用东盟的地理和成本优势，推动产供链跨境整合，将自身先进管理经验与东盟资源禀赋结合，打造“中国技术+东盟制造+全球市场”的新模式。建立和完善产供链风险预警与应对机制。推动中国—东盟联合贸易救济机制从概念化向制度化落地，通过集体行动的制度化承诺，应对来自第三方的不公正贸易行为。同时，鼓励企业在多国布局生产与采购节点，规避对单一供应来源的过度依赖，确保区域产供链在极端冲击下仍然能够快速恢复。
三、以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弥合发展鸿沟，培育包容性增长新引擎
推动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是弥合区域内发展鸿沟、培育包容性增长新动能的重要举措，需要软硬并举、双轨并行。在数字经济方面，在加强跨境陆地光缆、国际海底光缆、5G网络、云计算中心和智能物流枢纽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推动跨境数据流动、个人信息保护、网络安全、数字知识产权保护等议题沟通。从推动电子签名、电子证书跨境互认入手，逐步探索建立数据安全流动的“白名单”制度或“监管沙盒”，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促进数据要素合理利用。若形成可执行的规则框架，很多制约跨境电商、金融科技、远程医疗等新业态的制度性障碍有望消除，效率将比单点突破高很多。在绿色经济方面，中国与东盟应共同规划清洁能源产业布局，在绿色产品、绿色技术和绿色项目认定标准上，努力走向区域共构。推动建立区域性自愿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探索绿色金融合约创新与风险对冲机制的制度试验。启动一批标志性的绿色合作项目，如在湄公河流域共建“智慧水电+光伏+储能”一体化能源基地，在印尼、马来西亚等地合作发展可持续棕榈油和橡胶产业，使区域经济增长的绿色转型长足发展，进而成为价值创造新引擎。
四、以多维互联互通应对地缘变局与产供链震荡，打造经济韧性共同体
推动多维互联互通，是有效应对地缘变局与产供链震荡、构筑无缝高效的经济流动体系的根本手段，应坚持“硬联通”“软联通”与“金融联通”三管齐下、协同推进。推动“硬联通”应优先保障中泰铁路二期与中越跨境标轨铁路施工进度，同时推动新建线路与既有通道（如中老铁路、雅万高铁）对接与集成。在基础设施保障基础上，依托中老铁路、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关键节点，前瞻性布局跨境经济合作区与产业飞地，让物流通道真正发挥产业聚集的功能。推动“软联通”应将人文交流嵌入产业合作与日常生活，从政府主导向多元主体参与转变。依托“中国—东盟千校携手计划”，与印尼、越南等国合作建设更多“工匠学院”。针对数字经济领域合作，可以从东盟需求出发进一步开展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应用以及跨境电商等专业性培训，使人文交流直接转化为当地“就业红利”。鼓励联合制作短视频、纪录片和新媒体内容，特别是在旅游、美食等具象化领域，打造中国—东盟文化IP。加强与东盟智库的合作，量化各成员国在规则衔接、民意认同等方面的具体进展，为精准施策提供数据支撑。“金融联通”可在现有双边本币互换基础上，推动建立中国—东盟多边本币结算机制，推动人民币与东盟各国货币（如泰铢、印尼卢比、马来西亚林吉特等）直接挂牌交易。推进新加坡—上海、香港—东盟证券交易所互联互通，鼓励境外机构投资A股及债券，支持跨境融资与投资。建立金融风险预警与监管信息共享机制，强化反洗钱、跨境资本流动监测，维护区域金融安全。
【阶段性成果】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大变局加速演进背景下中国与东盟共建命运共同体研究”（项目批准号：23&ZD33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广西财经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二级教授，深圳大学特聘教授
文章原载于《当代世界》2026年第5期，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