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开放带来进步，中国经济近半个世纪的巨大成就得益于持续推进的开放型增长，未来的高质量发展也需要开放经济的内外均衡和优化升级作保证。“十三五”和“十四五”期间中国在发展与安全的双重目标下，通过实施“双循环战略”显著降低了对外依存度，以此来应对“全球化超级周期”大转向的挑战。“十五五”期间宏观政策应加大探索，着力推动“新重商体系”转变，纠正开放中的价格信号扭曲，提高资本流动性和配置效率，稳定预期，维护声誉，提升质量和效益，从而增强开放型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均衡性和可持续性，加快形成一个内外循环顺畅、运行协调高效的可持续开放模式和大国均衡体系。

关键词：“十五五”；开放经济；新重商体系；增长失衡；双循环; 再平衡

本文删节稿发表于《社会科学家》2025年第6期。另一版本收录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编《走向“十五五”的中国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年8月第1版第12章。

在极具挑战的国内外条件下，中国经济在“十四五”期间保持了战略定力，实现了政府预期的稳定增长。2020年GDP突破100万亿元的新起点，2021-2024年实际增速8.4%、3.0%、5.2%、5.0%，2024年经济总量达到约135万亿元。以人均收入（人均GDP）度量的发展状况在2022年达到世界平均水平，2024年底为1.34万美元，已接近世界银行所定义的高收入国家群组的下沿。随着2025年达成“十四五”规划指标，2026年开启新一轮五年计划，中国进入了向着高收入攀升、高质量发展和全面建设现代化的关键阶段。种种情势表明，未来五到十年的全球发展环境并不宽松，可谓动荡和重构并存，有机遇却更富挑战。人工智能（AI）和绿色经济加速发展持续带来技术创新机会，但也引发生产关系调整的“创造性破坏”。从联接合作趋同到脱钩竞争对抗，“全球化超级周期”大转换的困扰和冲击也是巨大的。从发展阶段特征看，增强开放型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均衡性和可持续性，提高质量和效益，都是中国在这一期间最为重要的发展主题。中国应继续延伸半个世纪来的国家进步主线，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持续积极大胆探索，在增加“容错”空间的同时，努力降低制度成本。坚持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坚持高水平开放和深层次改革并举，以开放的主动赢得改革发展的主动，在积极参与全球经济合作与治理的同时，更为注重自身开放经济体系的升级优化，以此形成中国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新优势，加快形成一个内外循环顺畅、运行协调高效的可持续开放模式和大国均衡体系。

文章的内容如下：第一部分简要回顾中国开放型增长所取得的成绩与经验，关注近年的政策转变；第二部分，就经济对外依存度（开放度）做出评估，以理解开放经济的总体位置或格局；第三部分对开放经济的非均衡性质加以剖析，提出“十五五”期间中国开放型增长的再平衡政策方向。“小修小补”的局部调整或许见效不大，只有加快变革“新重商体系”，实现观念、战略与结构的系统性转变才能解决问题，在其中改革出口退税、汇率制度和产业政策，稳定预期，应作为重中之重。

一、中国开放型增长的轨迹、经验和近期转变

中国经济在20世纪后半叶以来的开放型赶超增长，是最重要的世界经济事件之一。1978年年末改革开放启动时中国的商品进出口总量仅206亿美元，到2024年末接近6万亿美元（5.98万亿美元），占全球贸易比重达12.4%，连续八年保持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外贸依存度从当初不足GDP的10%到2008年前后接近GDP的2/3，之后有所下降，2024年仍达GDP的1/3。“引进来”和“走出去”双向增长，2025年6月底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投资头寸表”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余额3.72万亿美元，连续三十五年名列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第一位；同期对外直接投资（ODI）存量接近3.35万亿美元，连续九年排名全球前三，成为名符其实的资本输出大国。外汇储备在1978年前从未超过10亿美元，2007年末突破1.5万亿美元，位列世界第一，2014年最高时逼近4万亿美元，近年稳定在3万亿美元。作为开放的大国，中国的经济增长年均增速接近9%，经济总量（GDP）从1978年的世界第11位跃升至2010年后的第二位，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近25%，人均国民总收入由1978年的200美元提高到2022年超过1.2万美元，达到人均收入世界水平，2024年进一步提升至1.34万美元，几近于高收入国家群组的下限。中国的对外开放，不仅成为本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同时也对世界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走开放型的发展道路，是中国经济崛起最为重要的基本经验之一。

这一开放型增长历程，以四阶段顺次展开，具有明显的渐近性改革和偏向性政策特征：（1）1980年代“起步走”。从沿海开启开放，以招商引资政策和经济特区设立为标志。（2）1990年代“大步走”。期间经历了邓小平南方谈话、汇率体制改革、亚洲金融危机中“GDP保8”和承诺汇率不贬值，外向型经济开始形成。（3）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0）后“快步走”。在WTO框架下推动全方位开放，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FDI和出口成为开放增长的双引擎，经历了汇率升值、国际收支双顺差激增等挑战。（4）2013年以来“稳步走”。进入开放发展新格局，在进行国际收支平衡综合治理的同时，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开放的战略部署，比如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试验, 加快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对外开放高地建设, 依托 “一带一路” 构筑新一轮对外开放的 “一体两翼”, 举办进口博览会, 构建 “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鼓励“走出去”投资、人民币国际化、改革基于国际收支的货币扩张机制等，都是期间的重大事件。而在新冠疫情之后，由于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出口一枝独秀，外贸顺差近年又连续出现了大幅增加的态势。按照海关口径的2024年商品贸易顺差创下历史新高，接近万亿美元（9921亿美元）, 同比增长21%；顺差占GDP的比重超过5%，约为2019年占比水平的两倍（见图1）。在2025年美国发动新一轮关税乱战的大背景下，中国外部失衡的加剧，更加激发国际层面的关注甚至责难，也使得“十五五”期间再平衡的任务越发紧迫。

经济学关于开放与增长的讨论由来已久。理论和经验表明，随着对国际经济的开放，以及本国经济摆脱价格和资源配置扭曲，一国的生产率可以较快增长。麦迪逊《世界经济千年史》总结过去一千年来人口与收入增长的原因，源自三个相互关联的活动驱动：（1）对人烟相对稀少、土地肥沃和有着新资源地区的占领和殖民；（2）开放（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3）技术与制度的创新（麦迪逊，2003）。现代经济增长所依据的假定条件，比如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无摩擦流动、市场足够深广以至于产品能够出清，都隐含说明更高的长期经济增长率与更加开放的经济体制相关。查尔斯·琼斯和保罗·罗默(Jones and Romer，2010)定义了“新卡尔多事实”, 在其中，“全球化”所带来的货物、人员和知识流动以及与之相关的市场范围扩大，成为经济增长的巨大源泉，当然也是改革开放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实现经济赶超的最大经验。中国社会从一个看似“超稳定”实则“长期停滞”的“马尔萨斯陷阱”进入现代经济增长流程，进而实现“起飞”乃至全面崛起，兼而具有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所定义的“斯密式增长”（市场扩展与分工深化）、索洛式增长(要素积累)、“诺斯式增长”（制度激励）、熊彼特增长（创新）等四种增长型式和动力机制。而究其根本，从封闭到开放是其中最为关键之一步，是最为“惊险”的飞跃。1978年改革开放前后经济绩效的显著差异，提供了最有力的史实证明。

开放当然也是高风险的。随着“国门”打开，各种外部负向冲击会引发一国的社会经济不稳定。如果战略与政策不当，就可能催生一系列国际经济危机的并发症，比如 “贸易条件恶化”“过度外资依赖”“国际借贷综合症”以及“国际资本易变性”（资本流动从高涨到骤停的逆转），甚至落入发展经济学所定义的长期宿命——“依附陷阱”而难以摆脱。类似的问题，在早期拉美、东亚等发展中国家经济赶超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出现过。中国的特别之处，是基于总体上的渐近式开放战略，并根据不同的阶段目标和条件而采取有选择的偏向型政策，从而较好平衡了发展和安全（稳定），平衡了增长的速度、开放的力度和社会的可承受程度，平衡了货币独立性、资本流动性、汇率稳定性的经济开放“三难选择”。在经济层面的突出表现，是持续保持了经济高增长的同时，还实现了低通胀的宏观格局。在1990年代中期前，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较大的波动性，同时CPI也是大起大落。而在1990年代中期后，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中国的经济增长基本在高位运行，而CPI却处于较低水平，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1]。

经济增长本质上是一个动态且累积的连续过程，当前的经济状况将是下一阶段增长的初始起点和基础。因此在探讨未来的“十五五”发展目标和方向时，有必要重点关注最近十年来的一些趋势性和结构性重大转变。在“十三五”和“十四五”期间，基于国内外条件变化，中国持续纠正外部失衡，并提出了新发展格局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一是在区域开放政策上，从过去几十年的沿海地区开放为先为主，转变为沿海、沿边、内陆协同开放与整体开放。二是在贸易政策上，从过去几十年的扩大出口为主，转变为鼓励出口和增加进口并重。配合降关税、以及免签等举措，中国可能在2021年已超越美国而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2]。三是在投资政策上，从过去几十年的引进外资为主，转变为既鼓励“引进来”，也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投资。四是在产业政策上，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和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下的货物贸易为主，转变为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共同发展。对服务业、金融业等领域的外资企业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等，实现全方位、宽领域、多渠道开放。五是在继续推动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的同时, 更加注重规则等制度型开放。“十四五”规划进一步对制度型开放进行了扩展, 强调 “持续深化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 稳步拓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 将制度型开放从流动规则的层面扩展到规则、规制、管理等层面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来打造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六是在全球治理方面，从融入和接受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为主，转变为积极参与甚至引领国际投资和贸易规则的制定修订，在双边经贸协定磋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推进、“一带一路” 共建、 WTO等国际组织改革起重要作用。上述政策转变和实践趋向，是对偏向型对外开放过程中的种种失衡所作的纠正，将成为“十五五”期间推动和实现开放增长再平衡的基础和重要趋动力。

二、经济开放度评估

中国作为一个开放经济大国，在外部“逆全球化”阴云密布、内部强调“双循环”战略的大背景下，目前经济开放度（对外依存度）到底如何？只有准确把握中国对外开放总体格局和特征，才能基于问题而更好提出“十五五”的发展对策来。

传统上，外贸依存度（商品与服务进出口总值占GDP的比例）一直被用作衡量一个国家对外开放程度（开放度）的基本指标，它大致反映了一个国家参与国际贸易或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在改革开放启动初期，中国外贸依存度（商品与服务的进出口占GDP）仅有20%左右，本世纪初中国外贸依存度一度超过60%，2007年接近70%的历史高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随着中国增长模式调整，非贸易品部门（如房地产和基建）加速增长，消费和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率在提升，外贸依存度整体趋减，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趋于下降。2015年以来，中国外贸依存度基本稳定在低于40%的水平。2024年中国外贸依存度约为38%，按照支出法核算的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30%，拉动GDP增长1.5个百分点。

然而，贸易只是一国对外交往内容的一部分，它并不能完全反映一国国际交易相对规模的大小。根据这一标准，发展中国家往往要比主要的工业化发达国家开放得多，它们在1995年的贸易份额平均值就达到了45%，而西方七国同期的平均贸易份额只有约25%。这显然与发达国家更开放的一般经济直觉有出入。究其原因，一是国家规模存在差异，发达国家的GDP规模要大得多，这使得其贸易的相对比重要小得多；二是正如理论研究及诸多发达国家经验事实表明的那样，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已经使得资本账户成为一国国际收支的推动力量，资本账户的发展已经支配着经常账户的变化，一国的贸易状况似乎变成了资本账户变化的副产品（约翰·史密斯, 2004）。因此分析经济开放度，应当考虑全部国际收支流动，不仅要把资本流动内容包括进来，并且应当考虑双向的货物、服务流动和资本流动。

图2计算了全部国际收支双向流动的总流量占GDP的相对比重（百分比），比较全面地展示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开放度或对外依存的情况[3]。很明显，这一开放进程深受国内外政治经济重要事件的影响。在1990年代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是全球化高涨、也是中国的国际化最为迅猛的时期（当然期间也有1997-98年亚洲金融风暴、2000年华尔街危机、2001年“9.11”事件等干扰）。在2001年底中国“入世”的带动下，2006年中国开放指数达到了历史最高点94.2%，从一个封闭经济快速蜕变成为一个十足的外向型经济体。此时期由于经常项目顺差规模高达GDP的10%，中国遭遇了来自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关于货币操纵、双顺差（储蓄过剩）导致全球失衡等种种指控，对外关系与宏观管理都面临不少麻烦。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的国际收支综合治理举措，2012年经济进入“新常态”，其后对外依存度明显下降，尤其2015年经济通缩、人民币新一轮汇改、大股灾等多因素叠加，当年开放指数更是创下新低（45.7%）。其后十年间，由于逆全球化之风越吹越烈，2018年中美贸易战、2020年的疫情大流行对中国的对外开放都构成了重大冲击，虽然2021年随着主要国家疫后重启，中国开放度短暂回升至51%，但2022年之后又重现回落，三年来在43%左右徘徊。这一事实，既说明近年中国的外向型经济确实遭遇了相当挑战，同时或也说明中国经济已然处于内需为主、内循环主导的新结构之中。

进一步地，经常项目、资本与金融项目（简称资本项目）的各自开放情况又如何？前已述及，在近半个世纪的对外开放过程中，除了在空间格局上遵循“特区试点－沿海跟进－内地延伸”的开放路径外，中国在部门开放方面也体现了渐近性改革的基本逻辑，严格遵循先贸易品部门后非贸易品部门、先经常账户后金融账户的开放顺序，考虑开放的实际条件，注重先易后难，力求稳妥安全。这里，我们不妨用同一方法度量，考察经常项目、资本账户的相对开放情况（图3）。从中明显看出，以贸易为主导的经常项目的开放程度，要显著高于资本项目的开放程度。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作为“生产型”、“制造型”大国而著称，反映在国际收支上，是经常项目的规模（同前，流量指数，双向流量占GDP之比）一直显著地高于资本项目——或者说金融业的开放要慢于制造业开放。改革开放伊始，经常项目、资本项目与GDP的相对流量规模比重仅相差10个百分点，到1980年代末差值已达到近20个百分点，1990年代两者差距进一步扩大，2000年差值接近30个百分点。2002年后按照WTO的基本框架和我国的金融业开放日程，中国资本项目的开放开始提速，其流量占GDP之比在2007年达到历史最高点（25.6%），但经常项目扩张更快，2006年其流量指数创历史最高点，差值高出资本项目近46个百分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经常账户流量比值、资本账户流量比值出现双降，占GDP之比急剧下降至2009年的50.6%、20.8%。其后更是双双一路下行。最引人注目的是资本流量比值在2015年竟降至1%，为历史最低点，其原因或许与当年宏观背景下管理层采取严格的资本管控举措有关。此后虽有回升，但该资本流量比值始终在9%之下，2022-2024年三年再次回落至2%左右——说明国际资本流动的相对重要性明显弱化，按流量度量的金融开放度（对外依存度）下降，中国金融的独立性上升，这与国际上所谓的中国与全球金融周期不同步（加速脱钩）等说法，是相吻合的。

在经常项目内部，商品和服务进出口也显现出巨大的差异性（见图4），制造能力超强而服务偏弱的特征比较突出。首先，服务贸易份量仍然偏小。2024年中国服务贸易总额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7.5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4%，规模再创历史新高。服务贸易额居全球第二，增速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正处于创新提升发展的重要机遇期。但如图4所示，相对于货物贸易规模，长期以来中国的服务进出口流量占GDP的比重，一直低于10%。服务贸易相较于货物贸易在GDP中的比重差值，仍然高达25个百分点左右。其次，中国仍处于服务净进口国地位。在商品货物巨额顺差的同时，服务长期保持逆差，说明服务业还缺乏国际竞争力。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贸易占比不到服务进出口总额的一半，旅行（含教育）、知识产权使用费和运输服务是服务逆差的主要来源。中国还没没有完全摆脱向发达国家“付学费”的阶段。

三、开放经济的非均衡性质与“十五五”再平衡之道

后发国家“赶超”的实质，就是通过政府采取非均衡的偏向性政策，动员资源并配置到高增长的现代化部门实现经济增长的加速。从经济理论逻辑来看，当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系统性的高收益、高增长部门时，动员资源集中投资在这些部门，就会产生规模扩张效应，即结构配置带来的规模收益递增的赶超增长速度（张平，王宏淼，2010）。对外开放作为中国赶超增长的一个部分，无疑具有非均衡战略的深深烙印。开放型赶超增长中的种种举措，诸如采取沿海开放地区优先发展政策，外贸“奖出限入”、资金“宽进严出”、产业“填平补齐”，或者资本控制下单向的FDI流入便利化，贸易管制逐步放松背景下进出口并重但更强调出口便利化，外贸顺差累积，商品顺差与服务逆差并存，金砖合作，一带一路战略，等等，都是非平衡赶超背景下差异性、偏向性开放政策的具体体现。

结构失衡即源于这种非均衡加速道路和规模扩张机制。中国外向型经济增长的非均衡性质和结构失衡，本质上也是长期赶超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产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关于全球失衡的讨论就一直不断，中国偏向型政策驱动的快速经济崛起，又给发达国家提供了相当口实。2018年中美贸易战、2025年特朗普2.0关税战，其矛头都直指中国。高额外贸顺差势必难以持续，产业补贴和产能过剩也屡遭责难，转变与调整成为必然选择。

展望“十五五”中国的总体发展环境，大概率相对偏“紧”。随着特朗普重回白宫发动新一轮关税战，用所谓“对等关税”计划建立起高关税的市场壁垒，一举将世界经济拖入阴影之中，引发国际间巨大的“政策不确定性”和动荡。若2024-2028 “特朗普2.0”主导期国际局势继续紧张恶化，必然带来巨大不确定性和高风险，从而激发更加分裂的全球贸易投资格局，主要经济体持续分化脱钩，最终使得国际经济活动以“地缘冲突线”而分组划界（王宏淼，2024；2025）。当前国际风行的“去全球化”转变，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去中国化”的代名词，近年一些国家与大媒加大对中国的偏向性、攻击性叙事，甚至把中国再定位为“合作伙伴、经济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三重角色，持续加速采取“软脱钩”“去风险”等举措，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合作与发展。与2000-2019年二十年间平均3.8%的水平相比，当前不到3%的世界经济增速显然相对偏低，尚未恢复到疫前水平，不仅生产率增长缓慢，逆全球化中的“安全溢价”又极大地增加了制度摩擦成本，全球经济或许步入了中低速增长的新阶段和“新常态”，预计大多数二十国集团（G20）经济体未来五年的经济增长预计将减弱，仍将远低于疫情前二十年的通常水平。

面对种种不利的外部条件，“十五五”期间中国更加需要寻求开放经济的再平衡之道，以保证经济的稳定、均衡和可持续增长。宏观政策宜从以下四个方面反思和调整：一是“新重商主义”战略体系的全系统转变，以改观生产过剩、消费不足、拼命出口的偏向结构；二是纠正开放中的价格信号扭曲，以市场化价格及真实利润来趋动开放型增长，重点是逐步取消出口退税和推动弹性汇率改革。三是提高资本流动性和配置效率，放松资本管制，探索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四是稳定预期，着力维护国际声誉，增强开放经济稳定性。

1．加快推动“新重商体系”的全系统转变。早在250年前，面对重商主义的流行，亚当·斯密批判道：“消费是一切生产的唯一目的，而生产者的得益，只在能促进消费者的得益时才应当加以注意，这原则是完全自明的，简直用不着证明。但在重商主义下，消费者的得益，几乎都是为着生产者的得益而被牺牲了，这种主义似乎不把消费看做一切工商业的终极目的，而把生产看做工商业的终极目的。”（亚当·斯密，1776）。亚当·斯密关于生产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消费的观点值得深思。为了实现经济赶超，中国基于改革放开初期的外贸“奖出限入”、资金“宽进严出”和产业“填平补齐”的管理思路和政策框架，在1990年代中期后逐渐形成为一套比较系统的中国式“新重商主义”战略。这一开放模式，通过资本偏向控制、出口导向、税收及准财政激励、固定汇率及强制结售汇为四大支柱的国家干预手段，激励FDI和出口，累积国际收支顺差和外汇储备，集中资源施行产业政策，发展对外贸易和推进工业化，以实现生产者积累和国家积累，达成“强工富国”的目标。事实证明，这一重商体系行之有效，其规模扩张和国家赶超效果极为明显，在此推动下中国很快就跻身成为全球最大贸易国和第二大经济体。但其副作用也极为突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压缩消费者的需求来保护某些垄断企业和出口部门利益的（事实上也是政府利益）。这种系统性扭曲，在经济起飞的初期或有其合理性，但在进入中上收入并向高收入攀升阶段，既不适宜也难以长期坚持，否则对当代消费者的福利损害太大。多年来“消费难”的实质就在于此。所谓“日本病”（重外轻内、产业政策、金融配给、巨额债务、增长停滞、长期通缩、活力不足）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即是政府对国内某些产业的过度保护或干预所致。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与日本和韩国等东亚经济体的基本国情不同，完全有可能以国民福利的改进为目标，兼顾内、外两个市场协调发展，实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

本文的开放度评估已证实，2015年以来中国已经转变成为内循环为导向的开放经济大国。“十五五”期间，应当延续探索，尽快改革调整不利于本国消费者、且容易引发国际争议的、某些较低层次的“新重商主义”做法，将长期结构改革与短期周期政策结合起来，使中国获得更高质量的出口和增长。要把扩大与人口质量相关的公共支出（社会投资）作为“十五五”的重要目标，这是中国“新重商体系”变革的关键环节。经常项目顺差意味着储蓄与投资缺口，供给与内需缺口。面对国内有效需求相对不足，政府需要做的是藏富于民、不与民争利，适当降低政府储蓄和政府支出，着力提高居民收入，扩大本国居民消费；加大社会保障、医疗健康、教育等方面的支出，降低不确定性，提高人口质量。面对当代发达国家以“重融”为特点之一的、更高层次的“新重商主义”，中国宜兼顾本国金融的发展和安全双重目标，有序推进金融业市场化改革，扭转资本项目流动性下降、规模收缩的趋势，加快金融业开放以提高效率，从“卖商品”到“卖服务”和“卖金融”，使中国不仅作为世界制造中心，而且成为国际消费中心，成为国际安全资产提供者。

2．纠正开放中的价格信号扭曲。市场竞争才是生产效率提高的最重要推动力，不能以政府干预替代市场在资源优化配置中的作用，应当逐步弱化要素积累阶段的“直接数量型干预”，向市场化价格调节转变。重点之一是改革出口退税制度。出口退税就内资部门而言是一种政府向生产者、出口商的转移支付；就外资部门而言是本国政府对国际投资者的一种国际支付。在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下，出口退税虽然有助于激励出口，但它最终必须由全体纳税人（特别是消费者）“买单”（2024年全国出口退税接近2万亿元人民币）。因此应当继续降低甚至取消直接的出口退税政策。重点之二是汇率机制改革。汇率是价格之一，虽然走向完全浮动的汇率制度仍可能是一个长期过程，但在“十五五”期间，就应当开始正视并适当纠正人民币汇率的扭曲，这可能是事关宏观全局的关键一招，一招活，全盘活。只有基于市场需求，恢复汇率自主弹性，才能减少在岸市场和离岸市场的制度性货币套利，同时为对外贸易提供更为真实的外汇价格信号，降低宏观管理成本和干预成本。

3．提高资本流动性和配置效率。重点之一探索人民币可兑换，实现汇兑自由，这是高水平开放的最重要特征和基本要求之一。重点之二是继续促进外汇储备结构合理化。集中资源，固然有“容易办大事”的好处，但也可能集中了“风险”。因此要适时改革结售汇制度，“藏汇于民”，降低外汇过多集中于政府的风险。重点之三是放松资本管制，提高资本流动性和配置效率，以增强经济主体的自适自生能力。

4．稳定预期，维护声誉，增强开放经济稳定性。一个经济体的开放，究其实质，就是提高声誉或可信承诺的过程。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发展进程，正是成功把握经济全球化浪潮所带来的历史机遇，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成功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转折，从而赢得了经济主体和国际投资者对国家声誉的正向“估值”和货币“投票”，国际影响力也越来越大。《美国经济评论》的一篇新近文章，基于动态声誉模型，描述总结了“中国式的债券市场国际化”机制和经验，即分阶段引入不同类型的外国投资者进入其国内市场，在降低资本外逃成本的同时，努力树立作为安全发行者的信誉（Clayton et al., 2025）。这方面的“中国经验”值得进一步归纳。

然而，随着这一进程在近年遭遇到不少挑战，以致经济景气、对外贸易、投资与金融流动都出现了相当波动。比如，经济通缩与流动性陷阱，低欲望躺平与内卷式竞争同时出现；近年一些国际投资出于竞争、平衡等多重考虑，开始向外转移；在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等外贸“新三样”扩张迅猛的同时，全国整治“内卷”之下的整体出口行业早已是极其残酷的“逐底竞争”，利润率极其微薄，甚至亏损也得卖货维持；在出口强劲的背后，外贸顺差激增却可能是进口收缩导致的“衰退型顺差”；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错误和遗漏项”某些年份急剧放大，非正常资本流动盛行；海关统计的外贸数据，与外管局的国际收支统计一直存在差异，但近年这种差值相当之大（如2024年两部门关于商品顺差的统计差异高达2200多亿美元，占外管局口径的商品外贸顺差的近30%），已经不能用统计方法差异来解释。其原因或许要从经济景气、内外币值变动、国家声誉与市场预期等方面来作解释。不难理解，经济上升，本币稳定，预期向好，声誉提高，将有助于增强开放经济的稳定性，反之则是经济的易变性。

面对近年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和发展条件的深刻复杂变化，中国一直强调“聚精会神办好自己的事”，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一是，扩大制度型开放，以监管变革推动服务领域更大开放，强化竞争政策审查的刚性约束，提升政府采购的公平性和透明度，建立公平、权威的产权保护制度体系，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深层次市场化改革，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二是推进重点服务业标准与国际对接，以制度型开放来提升服务贸易发展，补齐服务贸易发展的突出短板。三是以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单边开放，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大机遇。比如近年更大范围的入境“免签”，支持国内各自贸试验区开展差异化单边开放探索，2025年底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等等，都是其中的重大举措。四是推动区域贸易合作，维护全球自由贸易。如：“一带一路”合作纵深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已与30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3个自贸协定；主动对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依托《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深度融入和打造全球最大、最公平、最具潜力的自贸区；加快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的同时，争取实现中日韩自贸谈判的重要突破。

凡此种种，人们有理由期望“十五五”期间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随着自主、有序的一系列更大改革开放举措落到实处，从而增强开放型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均衡性和可持续性，未来中国的国际声誉和影响力得到提高，不仅“世界工厂”的地位更加稳固，而且成为“国际消费中心”、“全球创新中心”和“安全资产提供者”，也是可以期待的。

【注释】

[1]作者在系列文章中，详细讨论了其中的机理。见王宏淼（2007，2008）。

 [2] 要客研究院:《2020-2021中国奢侈品报告》, https://www.sh.chinanews.com.cn/chanjing/2022-01-18/95429.shtml

[3]  本文的测度仅基于经济的实际对外交易后果，相对直观和简化。更具体全面的开放度评价，可见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定期发布的“世界开放指数”，其指标体系拥有8个跨境开放政策指标（包括经济开放政策和社会开放政策），21个开放结果测度指标，分别测度经济开放结果、社会开放结果和文化开放结果。

参考文献：

[1] 安格斯.麦迪逊，2003：《世界经济千年史》(精校本)，伍晓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第4页。

[2] Jones and Romer,2010：“The New Kaldor Facts: Ideas, Institutions, Population, and Human Capital”.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vol. 2, no. 1, January 2010 (pp. 224–45)

[3] 王宏淼，2007：《全球失衡下的中国双顺差之谜：基于FDI-贸易和金融关联的一种经济学描述》，中国社科院博士后报告，2012年中国社科出版社出版。

[4] 王宏淼，2008：《中国的新重商主义及其改进思路：对外开放模式的一个审视》，《经济与管理研究》第4期，第38-44页。

[5] 约翰·史密斯，2004: 《货币经济学前沿：论争与反思》，柳永明、王蕾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第142-143页。

[6] 张平、王宏淼，2010：《中国转向“结构均衡增长”的战略要点和政策选择》，《国际经济评论》第5期，第61-86页。

[7] 王宏淼，2024：《分裂的世界与分化的经济：2023年全球宏观经济回顾与2024年展望》，《中国经济报告》第1期。

[8] 王宏淼，2025：《加剧的动荡和加速的重构：2025年全球宏观经济展望与政策挑战》，分上下两部分载于《中国经济研究报告》第1期（第51-58页）、第2期（第66-72页）。

[9] 亚当·斯密，1776：《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27页。

[10] Clayton, Christopher；Amanda Dos Santos；Matteo Maggiori and Jesse Schreger：Internationalizing Like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25, 115(3): 864–902.

王宏淼，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导。兼任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金融与发展中心主任、中国社科院上市公司研究中心副主任。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交办项目“走向‘十五五’的中国经济”（2025YZDJ005）的阶段性成果。

建议引用格式：王宏淼. 中国开放型增长：经验、评估与“十五五”再平衡挑战.《社会科学家》2025年第6期.第10-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