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服务消费的概念与性质解析，进而考察发达国家的经验和规律，文章提出了中国服务消费发展的若干挑战与长效机制对策。消费具有内生性，服务消费的提升是人均收入增长和居民消费升级的自然结果。中国服务消费（及消费型服务业）的空间广阔，但发展相对滞后，总体上面临需求不稳、供给不优、结构失衡以及“鲍莫尔成本病”等多重挑战。“十五五”期间提振消费应改变急于求成的“需求刺激”思路，转向更为根本的“制度变革”，公平与效率并重——以“均等化”为原则促进身份与机会平等，以“市场化”为导向推动服务业转型升级，“以人为本”实施社会投资、发展新消费，多渠道“减负”以增收，真正破除深层体制矛盾束缚，扩展消费选择权和消费可行集，提升消费能力和消费信心，才能达成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和人民美好生活。

关键词：服务消费；提振消费；国际经验；均等化；市场化

本文删节稿发表于《学术前沿》2026年第13期。

【中图分类号】F719 ；【文献标识码】A；【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13.013

提振消费主要在服务消费，“投资于人”也主要在服务消费或消费型服务业的发展。当前我国从实物消费向服务消费升级的趋势符合国际经验规律，有着广阔的提升空间。但服务消费（及消费型服务业）的发展仍然滞后，服务消费占比低于商品消费，服务消费中“生存型”服务消费占比较高，而“发展与享受型”消费比重偏低、可选有限、质量待提升，总体上面临需求不稳、供给不优、结构失衡等多重挑战，同时存在“鲍莫尔成本病”风险隐忧。在外需受制、内需重要性更加凸显的宏观大背景下，明晰服务消费的概念与性质，总结发达国家服务消费发展的相关经验和规律，系统剖析我国服务消费发展面临的挑战，并针对性地提出均等化、市场化为导向的长效机制与对策，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服务、消费与服务消费的性质

理解“服务”与“消费”。服务消费是服务与消费的统一。就“服务”而言，亚当·斯密早在250年前的《国富论》中就区分了“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unproductive labour）（斯密，1776）1，虽未直接定义服务，但将服务视为不物化于物质产品、其价值随生随灭并不可长期储存的活动，君主、官吏、军人、牧师、律师、医师、文人、艺术家以及家仆都被列为非生产性劳动者。另一位古典经济学家萨伊则提出“无形产品”概念，认为服务是人类劳动产生的、满足特定需求的效用，其生产与消费可同时发生，是价值创造的一种形式（萨伊，1803）2。随后马歇尔在其经典著作《经济学原理》明确界定直接或间接满足人类欲望的两类“非物质财货”（non-material goods），强调个人才能及社会关系的效用性和可交换性，这意味着“服务”也属于经济财富范畴（马歇尔，1890）3。20世纪以来，随经济体系的持续演进，经济学家更加注意到服务经济问题。例如，弗里德曼和库兹涅茨研究考察了1929～1936年间五种专业服务业（医学、牙科、法律、会计、工程）的收入情况（Friedman and Kuznets，1945）4。富克斯的《服务经济》被视为系统分析服务业的开山之作，该书从经济学角度全面分析了战后美国从工业经济主导转向服务经济主导的结构转变（Fuchs, 1968）5。富克斯在书中将“服务”定义为一个以提供无形产出、生产与消费紧密相连的活动为主的产业部门集合，其最重要特征是内在的生产率增长滞后性，该特性也成为理解整个现代经济结构、增长动力和挑战的关键。为给全球国民经济核算提供统一、精确的标准，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颁布了《2008年国民账户体系》（SNA 2008），其中将服务定义为：“由一个经济单位为另一经济单位（或自身，前提是该活动类型可被他方执行）提供生产活动，其核心功能在于改变消费单位的状况（包括商品、消费者身体或精神状态等）或便利产品、金融资产的交换。”从这一定义出发可知，服务作为一种无形的经济行为，具有不可分离性、异质性和可变性等典型特征。

与服务“供给”相对应，消费则具有突出的需求导向性，扮演着“价值实现”的角色。消费作为满足物质与精神需求而对商品或服务进行使用与享受的行为，由消费者的偏好和需求所驱动，具有一定的即时性与累积性，在时间上既可即时满足消费者需求，也可随着时间积累形成长期影响，如教育、文化类服务消费可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因此，消费是经济增长的起点，也是生产的目的，它是劳动者进入下一期生产的条件，甚至可视为另一种形式的“准投资”——是劳动者用于维系体能或智力的自我投资，而非狭义的资本品投资。

消费是消费者的自我言说6，受制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内生于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消费与否，消费什么，消费多少，涉及到四个层面的“选择”问题：其一是选择权，由谁来消费，由谁来作出货币选择；其二是消费可行集或消费选择空间，这与供给有关；其三是消费能力，它取决于居民持久收入水平；其四是消费意愿，愿不愿意消费，既与消费哲学有关，也与消费信心有关。从这四个层面“选择”问题来理解，消费可以被外生“刺激”，但不能“被决定”。“不让人干什么”（禁行）容易，但“让人干什么”（怂恿）却更难。有权利买（事关制度），有得可买（事关供给），有能力买（事关收入分配），有意愿买（事关文化、预期、整体环境等），这四件事的改进，都需要通过体制变革才能实现。

服务消费的定义和性质。将服务、消费二者结合，便得到了对于“服务消费”这一概念的完整理解。服务消费即消费者针对各类服务所进行的购买与享用行为。不同于商品消费的有形交换，服务消费更强调体验、参与和互动的过程性。供给层面，服务消费既包含私人付费的消费型服务或生活性服务7，如餐饮、旅游、金融保险、法律、教育、医疗、健身、美容等；也包含由政府或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如公共交通、环境保护、公共安全、社会保障等。

服务消费与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在低层次需求满足之后，人们会形成强烈的服务消费动机。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类存在低层次需求和高层次需求两类不同性质的需求。“服务消费”包括居民全部消费支出中用于支付社会提供的各种非实物性的服务费用总和，涵盖餐饮住宿、家政服务、养老托育、文化旅游、健康服务等众多消费型服务业领域。大部分居民服务消费都具有发展与享受的特征，满足的是一些高层次需求，这部分消费是在低层次需求满足之后才会形成强烈的消费动机。

从服务产品及其消费过程出发，我们可进一步归纳出服务消费（及相关的消费型服务业或生活性服务业）的若干性质。一是“产出无形”。与商品交易中的实物交换不同，服务的生产与消费过程并不产生有形结果。二是“主体不可分割性”。服务与其提供者无法分离。三是“以活动为中心”。服务也是一种生产活动，能够满足特定需求，其价值在交换中实现。四是“生产与消费同步”。服务生产和服务消费同时同地发生，生产完成时服务已经提供给消费者，消费者在体验过程中直接参与服务的生成。五是“无法储存”。“服务”不能如“商品”一般在交易前被持有或储存。由于同步性，服务过程也就是服务结果，过程结束即服务结束，服务无法储存，但体验可被感知与回忆。六是“异质性”或“非标准化”。不同的服务者对不同对象、不同时段的服务不可能完全一致，亦无法完全使用自动化单一模式重复提供服务。七是“主观性”。服务质量高低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消费者的主观体验。服务的异质性或可变性与主观感受息息相关，即使同种服务在不同时间、不同提供者、不同消费者之间的体验与感受都可能存在较大差异，服务质量易受提供的环境、人际互动和服务人员主观因素影响，因此定价拥有较大的浮动空间。八是“非厌足性”。与实物消费存在“饱和”状态相比，消费者对于服务的要求和需求可以是无限的。“每一个人对于食物的欲望，都受限于其胃的狭小容量；然而，对于住宅的便利、衣着的装饰、车马的配备，以及家居的摆设等物品的欲望，似乎没有限度或确定的边界。”（亚当.斯密，1776）8

上述性质，使得消费型服务产业具有经济学意义上的双重特征。一是缺乏规模经济，但更具范围经济（差异性或多样性）；二是技术进步缓慢，但更具有人力资本专用性特征。因此消费型服务业的发展与服务消费的提升，不仅受制于专业化程度及技术进步，也受制于人的发展和制度层面因素（生产关系）。当代西方主要国家服务业低生产率、高成本问题（“鲍莫尔成本病”）的缓解，即源自技术进步与制度变革改变了服务业和消费服务品的特性。由于数字化网络化、全球化推动了服务业革命，消费型服务业变得可贸易化，市场范围扩大，生产率显著提高，边际成本下降而需求大幅扩张，甚至形成无限需求，同时还实现了就业创造效应。因而提升服务消费及发展消费型服务业的关键，在于坚持以人为本，通过“均等化”充分释放创新活力和消费意愿，通过“市场化”放松消费型服务业管制、提高竞争效率，配合社会投资以优化供给，扩展就业，并创造需求等多渠道协同发力。

二、服务消费（消费型服务业）的国际经验与若干规律

梳理主要国家百年消费历程，可得出若干共性经济规律：其一，消费是内生的，各国并不存在一个所谓“最优”的消费比例，外生刺激消费（干预）的效果有限。其二，消费结构演变与人均收入水平及发展阶段相适应，从物质消费到服务消费，持续演进、不断升级。其三，欧美各国服务消费（及消费型服务业）发展模式存在较大差异。美国社会偏重“效率”，消费型服务业的市场化程度更高、技术进步更快，对就业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就业友好）；欧洲社会偏重“公平”，大量服务由政府提供，福利体系更为均等化，技术进步相对缓慢，消费型服务业就业吸纳能力稍低。其四，东亚经验更具参考价值，消费率随赶超阶段推进而呈现“先降后升再趋缓”的特征，在房地产衰退和经济通缩期，部分服务消费表现出比商品消费更强的韧性。

首先，消费具有内生属性，不存在所谓“最优”的消费比例。遍览世界主要经济体发展事实，各国的消费率与自身国情和发展阶段、发展水平、经济结构有关，也与国家文化等有关。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00年～2024年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美国平均约为67.7%，英国63.4%，日本55.5%，欧盟54.1%，德国53.0%，中国38.9%9。中美差距确实明显，但同属于发达国家的美英日德，也存在差异，并无合意比例（程锦锥、王宏淼，2024）10。在支出法GDP的组成结构上，投资率与消费率此消彼长，投资占比下降，消费相对比重自然会上升。但在消费内部，物质消费与服务消费存在一定的演进规律性。当一个国家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后，消费结构通常会发生显著变化，服务消费需求开始明显上升。中国2019年人均GDP首次突破1万美元，当年居民消费中服务消费占比达到45.9%，突破45%的国际经验阈值。但这一消费升级过程受此后三年疫情冲击而回落，直至2023年疫后重启，又恢复至45.2%的水平。这与理论所定义的“高额大众消费阶段”特征（罗斯托，1960）11似乎吻合：当进入成熟阶段之后，社会主要关注点就从供给转至需求，从生产转向消费问题和最广义的福利问题，主导部门转到耐用消费品和服务业。此阶段有三个目标：一是国家追求在国外的势力和影响；二是福利国家；三是提高消费水平，消费者主权起支配作用。

其次，消费升级与人均收入密切相关。为说明问题，这里我们把居民消费分为三个递进层次：消费1，维持生存必需的食品消费，其相对比重为“狭义恩格尔系数”；消费2，除却食品外，保证基本生活要求的服装、居住、交通、通讯消费及相关服务支出（如家政服务、交通服务和通讯服务等），其相对比重不妨称为“广义恩格尔系数”；消费3，提升生命质量要求的文化、教育、休闲娱乐、旅游、金融财务保险、养老、医疗健康等非标准型中高层次服务品消费，属于“发展与享受型支出”。

以美国为例。1930年以来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经济服务化越发明显，消费结构也经历着巨大变迁。如图1所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增长迅速，个人消费结构发生显著变化，高层次服务消费占比大幅提升。1930年美国人均GDP接近750美元，1950年增至约1977美元，1978年突破1万美元大关（1.05万美元），2024年达到8.58万美元。与之相适应，消费1（食品）占比（狭义恩格尔系数）从1930年的21.5%降至2024年的7.6%，持续处于下降过程中（近一百年间只有大萧条、二战初期和2020年疫情大流行期间出现短期上升），下降了近14个百分点。消费2（衣服、住房、交通和通讯等）占比（广义恩格尔系数）从1930年的58.1%持续下降至2024年的43.2%，近百年间同样下降了约15个百分点。消费3（旅游、娱乐、金融财务保险、教育、医疗健康）占比则从1930年的20.5%，增长至2024年的49.2%，增加了近30个百分点。

图1：美国百年消费三层次演进趋势(1930～2024年)

来源：根据BEA数据计算制作

上述趋势，是与因收入水平增长而不断提升的需求层次相适应的。收入越高，需求更多样，“人”的发展越发重要，与生命质量相关的“命价”就愈加金贵。美国经济分析局（BEA）数据显示12，2025年美国个人消费总额21.0万亿美元，占GDP约68%。其中服务项目支出为14.4万亿美元，约占个人消费支出的69%，而商品支出仅为6.5万亿美元，约占31%。服务消费支出中，2025年医疗保健支出3.55万亿美元（占年度个人消费总支出的17%）、金融与保险服务1.69万亿美元、服务于家庭的非营利机构（NPISH）的最终消费支出6082亿美元、教育服务支出为3631亿美元；这四项在当年服务消费支出中的比重分别为24.6%、11.7%、4.2%、2.5%（合计约占43%）；医疗保健在服务消费中的占比增长最为显著，2000年～2025年间增长3.3个百分点。此外，互联网和专业商务服务等领域的消费也在快速上升。这些高附加值服务往往与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投入密切相关，其消费规模的扩大不仅能推动相关行业附加值增长，也会显著改变居民支出的行业结构。值得注意的是，服务价格长期上涨速度明显高于商品价格，这也会推高服务支出的价值份额。总体而言，以健康医疗、教育培训、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因需求持续扩张且价格上升，成为近年来美国居民消费的主要动力。

其三，美、欧的服务消费（消费型服务业）存在较大差异。由于制度或结构的原因，美欧消费服务部门有着系统性差异。在各国中，美国凭借高附加值服务业、最领先的专业服务技术和最大规模的消费市场引领全球经济，市场化程度高，更有竞争力，也更为“就业友好”。欧盟公共服务更为均等化，但对私人消费型服务业形成了某种“替代效应”。表现在：

（1）从服务业份额占比看，美国显著高于欧盟。包括公共服务业在内，美国经济中的服务业比重比欧盟（72%）高出近10个百分点。1990年代，英国、法国、德国、荷兰、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服务份额才接近或甚至低于美国1970年代的水平，以此度量意味着欧洲总体服务业可能滞后美国二十年（Gregory

and Russo,

2007）13。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24年服务业（包括公共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美国（约80%）比英国（73%）、法国（71%）、荷兰（70%）高出约7～10个百分点，比欧盟27国（约66%）高出14个百分点，与德国（64%）的差距更大。

（2）消费在总需求中的占比，美国高于欧盟。最终消费（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都是美、欧总需求的主导部分，2024年美国比重82%，英国82%，法国78%，德国77%，西班牙75%，欧盟27国约74%，荷兰作为小型开放经济体，其最终消费率仅69%。

（3）美国消费型服务业与欧洲相比更具创新性和竞争力。凭借全球规模巨大的消费市场和资本市场，美国消费型服务业是市场化和资本化程度高、吸纳就业能力强且极具韧性的创新领域，常被视为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的“蓄水池”，是“大服务经济”的核心。美国消费型服务业多由私营企业主导，通过市场机制高效配置资源，竞争激烈，催生了丰富多样的商业模式，如大型连锁、小型独立店、共享经济平台等，像极了生物多样性的亚马逊丛林，传统消费服务巨头规模较大且保持长期良好发展态势，新锐品牌层出不穷，消费类上市公司众多且颇具竞争力14。据《上海证券报》于2022年发布的研究报告，在全球范围内，美国消费品上市公司数量排名第四，总市值、总营收、总利润均排名第一。在全球化时代，强劲的服务贸易持续推动经济创新，美国服务贸易长期处于顺差状态，这也成为其竞争力的一大来源。

（4）美、欧在服务与消费的系统差异，根源在于其制度体系对于“效率优先”、“公平优先”的不同价值取舍。欧洲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更重“公平”，强调社会权利与社会投资，福利体系更为均等化，公共服务相对完善，其服务消费领域呈现生活服务与公共服务相对均衡发展的特征，公共资源投入较大，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体系中扮演关键角色。2023年欧盟成员国政府的教育支出、医疗支出分别约占GDP的4.7%、7.3%；社会保障体系提供养老、失业、医疗等多项福利支出，全社会保障福利（social protection benefits）总支出占GDP的比例高达约27%15。一方面，高水平的公共服务投入有效提升居民福利，提高劳动力素质并促进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公共服务投入较大也带来沉重财政负担，可能抑制私人消费型服务业的发展。美国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更重“效率”，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关键生活服务消费领域更加市场化，相关领域的政府支出比例显著少于欧洲，公共保障更多扮演“弥补市场不足”的角色，而非“社会基础福利提供者”的角色。美国是唯一未建立全民医保体系的高收入发达国家，在教育领域也有大量具有竞争力的私立学校。其教育支出的90%来源于州和地方，而非联邦层面，联邦政府直接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非常低（通常远低于1%）。综合各级政府（州、地方和联邦），美国公共教育支出总体约占GDP的4%～5%。从联邦政府支出结构看，美国社会福利保障力度整体低于欧盟。

（5）从就业促进效果来看，美国服务消费（消费型服务业）比欧洲模式更具备“就业友好”特征。美国旺盛的服务需求、高度市场化的的服务业态和大规模的资本化，持续释放强劲就业创造效应，这是造成美欧就业差距的关键因素。欧洲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以高税率、高福利为基本特征，政府包揽大量公共服务供给，进而形成鲜明的居民行为与消费特征：欧洲人的市场工作时间更短，法定假期更多，休闲居家时间充裕，家庭对市场化服务消费的支出偏低。这导致消费型服务业的市场范围和规模受限，效率较低，吸纳就业的能力薄弱。在技术进步层面，欧洲企业面临更严格的预算约束、融资限制和监管规制，无形中制约了服务业的数字化和贸易化进程。

通过市场竞争与创新驱动，美国消费型服务业为劳动力市场提供大量中低技能与高技能岗位机会。岗位基数大，涉及餐饮、零售、客服、办公室行政、医疗保健等，大量入门级工作，适合年轻人（如16岁～24岁）和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群体。岗位多样化，不仅有基层服务岗位，还有管理、专业技术（如金融、医疗）等高技能职位，满足不同教育背景和技能水平劳动力的需求。科技（如电商、金融科技）和模式创新（如健康管理、体验式消费）不断涌现，推动各领域向更专业、更高效的方向发展，也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早期估算表明，若欧洲采用美国式消费模式，英、德、荷就业提升约3%，法国提升约4.5%（Gregory

and Russo, 2007）。

新冠疫情以来的经济韧性和就业弹性也显示出美欧差异。疫情大流行对各国的居民消费普遍形成冲击，英国疫情三年居民消费率平均值为58.9%，比疫情前低了约3个百分点；德国疫情三年居民消费率平均为48.7%，下降了6个百分点；美国经济却更具韧性，这首先体现在“超额储蓄”带来的消费市场繁荣，尤其是疫情后开始修复的服务型消费。美国只在2020年居民消费率略有下降，2021年及2022年居民消费率均超过68%，超过疫情前的平均水平，这与其消费型服务业更高的市场化、更好的就业弹性有很大关系。

其四，具有类似赶超增长传统的东亚经验具有参考价值。日韩等东亚经济体的居民消费在GDP中占比，随着赶超阶段推进而呈现“先降后升再趋缓”的态势。日本的居民消费占比从1950年代战后工业化重建期的64%，下降至1970年代初工业化高峰期的53%，此后开始持续回升。韩国的居民消费占比从1960年代初期的84%，下降至1980年代后期工业化高峰期的49%，此后进入回升区间。中国台湾地区的居民消费占比从1950年代初期的约74%，下降至1980年代中后期工业化高峰期的48%，此后重回上升通道。值得注意的是，房地产衰退和经济下行期，日、韩两国消费在收缩波动中升级。一是在房地产快速调整期，日本和韩国都经历了消费的快速收缩，韩国因房价调整更剧烈、收入下跌速度更快，居民消费受到的冲击也相对更大。二是经济转型降速并未阻挡消费升级的整体趋势，1990年代日本的服务消费表现出比商品消费更强的韧性，即便在消费降速期仍然能够贡献较强的消费增长动能。三是从消费结构上看，日、韩两国居民均率先收缩可选属性较强的耐用品、半耐用品消费，以服装鞋帽、家具和家用器具为代表；但对服务、必选属性较强的非耐用品仍有较强的消费意愿，以医疗保健、水电燃料、交通通讯为代表（杨帆、姜娅、玛西高娃，2024）16。四是在1991年～1994年的房地产快速调整期，日本居民对“精神娱乐型”消费的购买意愿逆势增强，文娱消费增速快速攀升，动漫、游戏、偶像经济等行业均迎来高速发展。 

三、中国服务消费的发展挑战与长效提振对策

参照发达国家百年消费变迁脉络（三浦展，2014）17，当前中国社会大致处于以家庭大件耐用品为中心、追求规模与数量的“第二消费时代”，加速向注重个体需求、崇尚精致多样的“第三消费时代”过渡，同时国内某些群体已显现“第四消费时代”的部分特质，消费取向趋于简约、共享与本真。总体上中国居民消费偏好已变得复杂、多样，其中服务消费目前发展相对滞后，但长期增长空间广阔，其挑战表现在：

基于发展阶段和规模比较，中国居民的服务消费占比相对偏低。2023年中国人均GDP接近1.3万美元，大致对应于1980年的美国、2002年的韩国。但2023年服务消费在中国居民消费中的比重（45.2%）低于相似发展阶段的美国（54.3%）、韩国（56.2%），滞后约10个百分点。若以购买力平价度量，2023年中国人均GDP为2.46万国际元，大致相当于1991年的美国、2004年的韩国，中国居民服务消费比重（45.2%）与美国（62%）、韩国（57.2%）的差距就更大（梁婧，2024）18。

从相对比重看，中国服务消费水平的国际差距更大。中国居民的商品和服务消费总规模已经大于日本、德国、法国、韩国，仅低于美国，但其中的服务消费规模与水平与上述经济体相比仍有差距。在美国居民消费构成中，服务消费与商品消费之比长期约为2:1。中国2023年居民服务消费额约为3.3万亿美元，商品消费额约为4万亿美元，分别为美国的26%、65%，中国服务消费与商品消费之比仅约0.8:1。就人均水平而言，中国商品、服务消费均远低于美、德、法、日、韩等主要经济体，其中服务消费的差距更大，2023年中国人均服务消费约为2317美元，仅为美国的6%，约为其他主要经济体的20%左右。

从结构看，我国餐饮、居住、通信等生活必需的生存型服务消费（生活必需品）占比相对更高，而发展和享受型服务消费比重相对较低。中国的狭义恩格尔系数虽然降至30%以下，但在主要国家中还是偏高；从居住相关细项数据看，中国主要是水电燃料及其他、住房维修及管理的支出较多，2013～2023年在服务消费中占比分别平均约为27.2%、19.7%，要高于同期日本（19.9%、7.9%）、美国（3.9%、1%）。就发展和享受型服务消费的国际比较而论，中国居民的教育支出占服务消费的比重达7.8%，在主要国家中最高；医疗服务支出占比相对较高；而文化娱乐、保险和金融服务消费支出的占比偏低。另外我国的休闲健康、老年养护等产业也有许多短板和不足，难以满足社会需求。

从供给侧看，我国服务消费发展存在优化空间。长期以来，中高端供给总量不足，服务品质待提升，部分品类消费成本偏高。此外，服务消费发展在群体、区域层面显现明显的分化特征。低收入人群、农民工、农村居民的服务消费偏低；地区差距显著，中西部虽有充足的服务消费增长动能，但受基础设施不足、优质资源匮乏的制约，整体消费水平与东部地区存在着较大差距。此外，因工作稳定性、收入、社保等方面的差异，体制外工薪阶层服务消费的水准和信心显著低于体制内平均水平。​

从就业效应看，我国消费型服务业显著弱于发达国家。依据联合国国际标准产业分类（ISIC），服务类15个细分行业里有12个属于消费型服务业（或生活性服务业）。美欧日韩等发达经济体中，生活性服务业就业规模通常约占总就业人数的65%左右，是就业的主要载体。尽管这类行业生产率相对较低，甚至被称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滞后部门”，但在减少失业、拓展就业渠道、稳定就业规模、增进民生福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孙红玲、张富泉、周良荣，2021）19。近年来，中国各地政府发展重心和产业政策偏向于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其中重心又在生产性服务业），殊不知生产性服务业多是制造企业主辅分离拆分形成，新增就业带动作用有限。扩容就业的关键抓手，仍在于发展壮大生活性服务业。目前，我国生活性服务业就业占比不到38%，比发达国家约低27个百分点，存在明显提升空间。

我国服务消费发展相对滞后，存在诸多深层原因。在文化方面，中国传统消费观相对审慎保守。在制度层面，因“身份标签”而机会不均等、公共服务不平衡、福利差异化，部分群体缺乏充分的消费选择权。在发展模式上，偏重于国家积累和生产者积累，高投资、高积累以致消费者剩余有限，居民收入占比偏低。在分配模式上，不同群体收入差距较大，影响消费能力。在经济环境方面，经济下行期就业压力增大、需求弱化而抑制消费，人口转变也带来负面冲击；居民债务杠杆过高，又面临资产缩水压力；近年管制趋严且密集，扩展到部分消费领域。在长期预期方面，社会保障不健全，居民消费信心偏弱，预防性储蓄意愿较强。在可选消费方面，服务业供给不足，尤其是中高层次服务品价高质低，制约了服务消费“可行集”或“选择空间”（王宏淼、程锦锥，2023）20，来自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的巨大负担，被坊间戏称为“四座大山”，其高成本、高价格与要素供给限制和多重管制有很大关系。

一直以来政府以多种手段“刺激”消费，但总体见效有限，提振消费仍困难重重。其症结在于，消费并非一锤子买卖，不能一蹴而就，而是内生的连续过程，其决定权在消费者。我们应当借鉴欧美经验并克服其不足，既要通过“均等化”公共服务来托底构建基本普惠社会安全网，又要通过“市场化”来提升服务业竞争力和就业创造能力。“十五五”时期，政府政策宜转变“急于求成”的刺激思路，转向更深层次的“制度变革”，构建长效机制，才是稳定消费和实现服务消费提质升级的根本之道。

其一，以“均等化”为原则，淡化身份识别与等级差别，推动发展权、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的公平与普惠。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身份、利益、等级甚至阶层固化，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四大收入差距（人群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体制内外差距）是消费不振之源，也是社会不稳定因素。“十五五”期间宜持续深化户籍制度变革，联动推进土地制度等改革，切实保障亿万农民工、新移民享有平等的发展权和城市生活权利，同时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将有助于扩大服务消费群体，夯实消费社会之基。宜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消除医疗和养老保障制度的歧视性结构，改变某些人群享有更高福利“特权”，而另一些人群却缺乏基本医疗和社保的巨大落差状况。养老金体系在扩容第三支柱的同时，可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并探讨优化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的筹资与给付模式。总的看，清理、削减各类特权和特惠，破除依附体制，同时“托底”完善社会保障安全网，实现机会平等和权利均等，进而营造更加开放包容的发展环境，才能稳定长期预期。

其二，以“市场化”为导向，促进消费型服务业转型升级。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是积极主动地获取创新红利补偿，来实现“相对”降成本，从而避免服务业“鲍莫尔成本病”的不二法门（王宏淼、张平等，2017）21。为此宜借鉴欧美国家经验教训，加快促进消费型服务业的市场化改革，通过分工深化、市场范围扩大来释放服务经济的“无限需求”，实现资本化效应和就业创造效应，突破“无就业增长”困境，进而增加居民持久收入和消费意愿。（1）宜推动金融、教育、医疗、文化、体育、商旅、交通等服务领域，从政府主导转向市场驱动，减少行政性垄断和政府包办，降低各类门槛，放松管制，提高效率，满足多样化需求，促进消费服务产业升级，使之更为“就业友好”。（2）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有序竞争，提质增效，提升开放度与多样性，增强国际竞争力。（3）在线医疗、智慧零售、沉浸式文旅等新业态打破了传统服务的时空限制，以个性化、场景化供给满足人们对高品质生活的新期待，制度变革为各种创新提供了保障。为此，应加快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利用数字技术更新传统生活服务的交付模式、体验模式、运营模式，扩充服务消费内容、增大服务消费空间（刘奕，2024）22。（4）通过简化审批流程、完善行业标准、优化要素配置，为创新型服务业企业营造更宽松的发展环境，才能让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服务供给和消费增量。总之，技术赋能与体制保障相辅相成，共同为服务业实现从“量”到“质”的跃升提供重要支撑，而其关键是坚持以“市场化”为导向，以“效率”为基准。

其三，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十五五”期间，宏观政策宜以就业为中心，聚焦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和稳预期。可实施“就业稳定计划”，更加关注“劳动参与率”、“青年失业率”等多种指标。实施“未来社会投资战略”，促使各类要素从对“物”投资更多流向对“人”投资，激活民间资本参与科、教、文、卫、体、环境，以及消费者保护、青年发展、老人康养与幼儿照顾、劳动者职业技能持续培训、社区建设、金融普惠和保障性住房等广泛领域的投资，这些都是“新消费”的组成部分（王宏淼，2025）23。通过发展新消费型服务业，扩展服务消费的“可行集”或“选择空间”，增加“正规的”工作机会，提供社会权利保护，强调“工作与生活平衡”，平滑生命周期内的“波动”，并提供“缓冲”以维护个人与家庭的经济安全，从而实现就业、社会服务和人口质量同步提升的高质量发展。

其四，多渠道“减负”，降低居民总体负债率，增强消费能力和信心。发展型政府偏重于生产者积累与国家积累，长期以来为“赶超”而建设，维持相对较高的宏观税负率，必然制约居民的消费能力。在近年经济下行期，各类非税收入的过快增长尤其值得注意。“十五五”期间，应统筹推进财税体制、政府机构、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的系统性改革，合理优化宏观税负水平，降低财政运行压力和居民各类负担，以此拓宽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空间，激活社会活力和消费能力。过去十年间，中国居民家庭财务经历了无风险收益率趋势性下行、房地产危机引发的家庭资产缩水、金融产品跌值与理财爆雷的“三重冲击”，刚性还本付息支出不减、各类收益下降、财富缩水，持续对消费形成“挤出效应”。“十五五”时期将成为修复资产负债表的关键窗口期。在分配体制调整难以一时见效的情况下，宏观政策可优先聚焦“减负”施策，通过多渠道减负以实现相对增收。可探索创新机制，通过市场化方式平稳处理存量房产，助力部分居民优化资产结构，稳定家庭财富。由于住房交易和持有税不宜频繁调整，利率调整又不能纯由房地产市场决定，因而房地产金融政策成为最为常见的需求提振政策。这方面可借鉴国际经验，财政和金融手段相配合，比如采取财政定向贴息等方式来减轻居民住房还贷压力，防范大规模违约风险。面对潜在的“负资产”（underwater

mortgages）断供危机（资不抵债），可探索推出“住房可偿付再融资计划”（HARP），为资质良好但抵押物贬值的居民置换低息贷款；对于部分深陷债务负担的居民，积极完善、推进个人破产制度，可促使这部分群体完成债务出清，重建家庭资产负债表。通过多维度纾困政策来保障民生，让居民资产负债表重获健康，增强居民的实际购买力，以期实现居民长期消费能力的提升。

参考文献

1 [英]亚当·斯密.1776.《国富论》.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唐日松等译.第242页

2 [法]萨伊.1803.《政治经济学概论：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陈福生、陈振骅译.第126-136页 

3 [英]马歇尔.1890.《经济学原理》上册.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朱志泰译.第74页

4 Milton Friedman and Simon Kuznets. 1945. Income from Independent Professional Practice. NBER.https://www.nber.org/books-and-chapters/income-independent-professional-practice.

5 Fuchs,V. R. 1968. The Service Economy.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BER).

6 哲学家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又译鲍德里亚、布希亚）曾有断言“消费是个神话。也就是它是我们当代社会关于自身的一种言说，是我们社会进行自我表达的方式”。见波德里亚，1970：《消费社会》，2000年中译本（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P226-227.

7 在本文中，我们将Consumer services 译为“消费型服务”（“消费型服务业”），它与中国官方常用的“生活性服务”（生活性服务业）具有同一含义，在文中不加区分。

8 见亚当·斯密《国富论》第一篇第十一章“论地租”结尾。

9 非经说明，本文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bank.worldbank.org）与中国国家统计局。

10 程锦锥、王宏淼.2024. “稳就业”才能“扩消费”——当前刺激消费的误区及稳消费的逻辑.《财经智库》第3期

11 [美]罗斯托.1960.《经济成长的阶段》.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译室译.第86-87页

12 美国经济分析局（https://www.bea.gov） "Table 2.4.5. Person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s by Type of Product"。

13 Mary Gregory and Giovanni Russo, 2007：Do Demand Differences Cause the U.S.-European Employment Gap? in Gregory, Mary; Wiemer Salverda and Ronald Schettkat (eds.): Services and Employment: Explaining the U.S.-European Gap.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Chapter 4. pp.83.

14 比如：零售与电商领域的沃尔玛（Walmart）、亚马逊（Amazon）、好市多（Costco）、塔吉特（Target）、百思买（Best Buy）；食品、饮料与餐饮领域的可口可乐（Coca-Cola）、百事可乐（PepsiCo）、达美乐披萨（Domino's Pizza）、星巴克（Starbucks）；家居与建材中的家得宝（Home Depot）、劳氏（Lowe's）；新能源汽车及相关服务领域的特斯拉（Tesla）；户外休闲领域的普尔（POOL）、德克斯户外（DECK）；科技与消费品融合的苹果（Apple）、谷歌（Google）；社交媒体领域的 Meta（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母公司）、Alphabet（YouTube母公司），X（前身为Twitter，已私有化）。这些公司都是各自全球消费细分市场中的创新先锋与领导者。

15 数据来源：欧盟统计局（https://ec.europa.eu/eurostat/data/database）。

16 杨帆、姜娅、玛西高娃.2024. 东亚消费图鉴：后地产时代的国际经验研究(一).2024年8月8日中信证券研报

17 [日]三浦展.2014.《第四消费时代》.东方出版社.马奈译

18 梁婧.2025.从国际对比看中国服务消费的发展潜力与空间.中银研究院《宏观观察》第22期

19 孙红玲、张富泉、周良荣.2021. 生活性服务业就业问题的国际比较研究.《经济学家》第3期

20王宏淼、程锦锥.2023.“消失”的消费——当前消费收缩的机理与政策应对.《财经智库》第1期

21王宏淼、张平、张小溪、张鹏、程锦锥等.2017.厦门降成本评估与政策研究——探索经济转型与治理之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2刘奕.2024.着力扩大服务消费：趋势特征与政策取向.《人民论坛》第24期

23王宏淼.2025.更加注重“投资于人”提振消费.《中国党政干部论坛》第9期

【建议引文格式】：王宏淼：服务消费的性质、国际经验与提振对策，《学术前沿》2026年第13期.第102-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