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节稿发表于《光明日报》2017年10月10日 11版（理论版），题为“宏观调控近年取得的成绩与经验”
中国经济2011年进入“十二五”以来，遇到了相当大的挑战：一，经济增速换档，稳定增长的压力比较大。二，国际需求萎缩与通缩加剧，出口景气不振。三，房地产持续上涨带来连锁反应，股市从暴涨演变为“大股灾”。四，经济杠杆率提高，潜在债务风险不小。五，随汇率波动而来的外汇储备流失，资本外逃严重。面对经济发展中的种种挑战和压力，中国政府审时度势，把握全球大势和中国现实变化，作出经济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五年来以新发展思路和理念为指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在实践中探索完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和宏观调控手段，稳中求进，防范风险，以期保证经济中高速持续增长。
一、研判形势，作出“新常态”重大论断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以及“两个一百年”的战略要求。在此战略指引下，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国际局势和国内经济发展现实，2013年12月10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新常态”，并对 “新常态”的九大特征作详细阐述。“新常态”是相对于改革开放30年来的“旧常态”（传统赶超模式）而言的，是迈向未来均衡的、内生的经济发展模式之前的一个必经阶段，也可称之为“后赶超阶段”。简而言之它具有如下的三个“中高”特征或要求：
第一，相对于年均10%左右高速增长的传统模式，新常态下的发展是中高速的，并通过“减速治理”实现动力转换和体制变革。
第二，发展不是简单的数量扩张，而应是质量导向的，产品和产业要逐步摆脱长期以来的低质低端状态，向着中高端水平升级，参与国际竞争的不仅仅是中国制造，而更是中国服务、中国智造或中国创造。
第三，人均国民收入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向着1.2万美元以上的中高级收入阶段迈进，居民消费应成为生产的主要目的，并替代传统模式下的投资而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主要需求力量。
除了上述三个“中高”目标特征或要求外，“新常态”相对于“旧常态”（传统模式），同样有着明显的时间跨度，或许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完成。
这一经济“新常态”论断，是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战略研判，确定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定位和结构特性，从而也为下一步的宏观经济政策定下了基调。
二、明晰方向，提出新发展理念
适应经济“新常态”，不是盲从发达国家经验，而是要求从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基本国情、任务、以及当前经济增长的阶段性特征出发，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实行稳中求进的工作方法论。
首先，在发展指导思想上，中国政府提出要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等五大新发展理念，更加强调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强调社会公平正义。
第二，围绕三个“中高”的阶段性发展目标，提出五大政策支柱及其具体要求，即“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产业政策要准、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
第三，围绕上述理念与任务要求，确立清晰的四大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即“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防风险”。这四大任务，囊括了传统宏观经济政策“充分就业、价格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四大总量目标，而且结合中国当前现实和发展要求，强调经济发展、体制改革、结构转型和风险防范等的统一性，在提出总量目标要求的同时，更关注结构性指标的改善。
从上述“新常态”阶段的战略目标、发展理念和政策要求出发，中国在近年宏观经济政策实践中，注重平衡好发展、改革与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坚持把经济发展的速度、改革开放的力度、转型升级的幅度和社会环境的可承受程度统一起来，避免经济大起大落，希望达成“目标-途径-效果-前提”的良性循环和螺旋上升模式，进而走出一条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道路。
三、创新手段，完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
在“新常态”的新条件下，构建新宏观政策框架，以期平滑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等“三期叠加”效应所带来的冲击。它有以下几项内容或特点：
一是“区间管理”。类似但不局限于发达国家的“通胀目标制”，十八大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区间管理”内容更宽泛，对于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新增就业指数等指标均设定了一个上下限，以稳增长、保就业为“下限”，以防通胀、控风险为“上限”，力求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当超过这个区间时政府要干预和托底管理。而依据不同发展时段，上下限是可以动态调整的。因此，近年的宏观调控更具有针对性，更明确。
二是“精准滴灌”，掌握好宏观调控的力度和幅度。政府在市场经济里的干预一般都会有一定的副作用，特别是需求管理的刺激政策带来的副作用是较大的，尤其是 “大水漫灌”（大规模刺激政策）后遗症更大。而滴灌式的微调手段带来的副作用较小。
三是“逆周期管理”和“预期管理”。除了对经济金融“顺周期性”和跨市场“传染”等情形适时出台宏观逆周期对冲措施外，新时期调控的一个特点是更加注重预期管理，通过引导市场行为，预警预防在先。
四是加强宏观审慎评估与监管。“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概念始于20世纪70年代。全球金融海啸爆发后2009年二十国集团（G20）峰会讨论并决定推行宏观审慎政策框架（MPP），它包括了宏观审慎管理的政策目标、评估、工具、传导机制与治理架构等一系列组合。在此背景下中国近年加紧建立了以央行为核心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以推动“从数量型调控到价格型调控”、“从封闭的央行到开放的央行”、“从监管商业银行到监管全市场金融机构”等三方面的政策框架转型，涉及“资本和杠杆情况、资产负债情况、流动性、定价行为、资产质量、外债风险、信贷政策执行”等七大方面。从2016年起央行将已有的“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和“合意贷款管理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acro Prudential Assessment，MPA）。
五是不同宏观政策、调控手段之间的协调与国际合作。在近年的宏观管理中，中国政府始终注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外资政策和金融监管等宏微观调控监管政策（甚至包括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之间的配合，注重国际经济金融合作，以使政策工具发挥合力，提高宏观调控的效率。
四、转换机制，实施“供给侧改革”
以推动产能出清、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为目标，“供给侧改革”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以“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为抓手，化解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问题，推动经济运行状况的改善。
二是针对政府自身的“放、管、服”改革，提出日程表大幅度放宽审批限制，减少不必要的程序，但加强事中、事后的过程监管，提高政府服务效率。
三是实施“双创战略”，引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疏导民间资本，鼓励大学生创业等，提高经济活力和创新能力，面向新一轮产业革命，加快推动经济自主创新和转型升级。
上述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不仅应对目前面临的棘手问题，而且更注重培育长效机制，以期通过引导增量，激活存量，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整体经济效率。
五、重点防控，对重大矛盾问题实施专项治理
经济增长趋势性往往与金融风险伴随而生，长时间较高的经济赶超目标使经济、社会和资源体系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累积了不少负面问题，近年的经济增长减速也导致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甚至风险。对此，中国政府有清醒的认识。201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注重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各类问题，既防范增长速度滑出底线，又理性对待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既强调改善民生工作，又实事求是调整一些过度承诺；既高度关注产能过剩、地方债务、房地产市场、影子银行、群体性事件等风险点，又采取有效措施化解区域性和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局部性问题演变成全局性风险”。五年来，中国针对产能过剩、影子银行、地方政府债务等重大问题进行了专项治理，从中央到地方针对房地产问题实施了多轮严厉调控，2015年针对股市泡沫的打击和股灾维稳，近两年对汇率与外汇储备波动的着力调控等，稳定了经济大局，化解了宏观风险。由此，对于重大矛盾问题的关切，对于关键风险点的消解，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六、五年来宏观调控的经验与成绩
纵观近五年来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实践与探索，可得出几个特点或经验：一是把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有机结合，更强调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基础性作用；二是把总量政策与结构性调控相结合，更强调结构转型和配置优化；三是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改革相结合，在稳定需求的同时，更强调供给侧的提效增质和机制转变。四是微刺激、区间调控与定向调控相结合，更强调托底管理和相机精准调控。五是重大风险防控与逆周期管理相结合，在防控风险、处理隐患的同时，更强调经济金融趋势和问题的逆周期管理、预期引导和预警预防。
由于宏观经济调控行之有效，中共“十八大”以来尽管经济挑战不小，但中国发展与改革仍取得了成绩。一是经济运行比较平稳，综合国力显著提高。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的平均增速达到7.2%，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二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不高，2013年至2016年CPI年均上涨2.0%。生产物价指数（PPI）从负转正，实体经济由通缩转向复苏。三是就业问题解决较好。城镇新增就业每年都超过1200万，城镇调查失业率稳定在4%左右。四是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得到改善，近年来面临的人民币汇率波动风险得到控制，外汇储备水平趋于稳定，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在提高。五是经济结构深刻调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率从2012年的55%大幅提高到2016年的65%。服务业在GDP（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不断提高，2013年达到46%，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5年进一步达到51%，开始占据“半壁江山”。六是“三去一降一补”等供给侧改革取得明显成效，产业升级快速推进，经济发展质量得到改善，环保约束增强。七是我国经济呈现诸多新亮点，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推进，“互联网+”、智能制造为代表的新经济蓬勃发展，掀起了一轮创业创新的热潮，新设工商企业数量持续增加，地方股权市场迅猛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八是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经济、金融危机的底线，避免了大的经济社会动荡。
回顾这五年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可谓风险与机会同在，挑战与机遇并存。由于经济战略得当，对策比较有力，措施取得实效，保障了经济稳中求进、稳中向好，实现了经济社会协调而较快发展，其中的种种探索和积累的经验，必将成为中国下一步改革开放的宝贵财富。展望未来，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升级和体制变革依然值得期待和关注，为此最重要的仍是要依靠市场机制和企业家精神，以及将政府自身的改革落到实处，并妥善处理好债务风险等问题。当然同样不可忽视的，是一个合理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以及它的法制化、稳定性和可预期性。避免“政策超调”，或许亦是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的一种宏观调控艺术。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