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厦门的亲密接触，已经很多年了。
这是一个遥远的海岛，有着许多说不清的神秘感。第一次真正与之亲近是1992年初。那年中国发生了很多大事，小平南巡，改革开放从此大跨步前行。其时厦门站每日仅有七八趟列车通行。身处摩肩接踵的滚滚春运潮中，我攀爬绿皮火车，一路颠簸辗转，历经两日风尘才踏上鹭岛。海风拂面，潮气氤氲，伫立白城滩畔，平生第一次真切“尝到了”海水独有的咸涩滋味。特区标志性的“开山炮”已经响过十一年，湖里工业区的厂房正在拔地而起，到处都贴着五花八门的招工广告。脸带稚气的年轻人熙熙攘攘，在工业园区行色匆匆，岛城处处散发着一种“在路上”的蓬勃感。
其后二十多年里，每次来厦门，都明显感到厦门的快速变化。环岛路修起来了，筼筜湖变清了，跨海大桥一座接一座地通车。明显改变的，还有人的状态——街上的行人不再急促赶路，脸上多了几分从容。
2015年4月厦门获准设立自贸区，2015～2016年我所在的中国社科院经济所课题组连续承担了厦门发展研究课题，一个是自贸区评估与升级，一个是降成本研究。期间我们密集研读厦门的经济数据，走访企业，和厦门政府与智库反复讨论。也正是在那段时间，才真正从数字和政策文本内外，理解了这座城市的肌理。2025年我又参与了厦门“十五五”规划的研究工作。十年间三个课题渐进深入，对厦门的认知也逐步实现了从感性体察到理性审视的转变。
高均值的精致岛城
厦门是五个计划单列市之一。将这五个单列市摆在一起，厦门是那个“最小”的，在五个兄弟里排末位，面积最小，人口最少。如果只看经济总量，深圳GDP已经突破3.8万亿元，厦门似远远“落后”了。但如果换一把尺子，量一下人均呢？厦门在2013年人均GDP达1.3万美元（比全国早十年），一举迈过世界银行划定的高收入经济体门槛。2025年16.8万元（约2.34万美元），达到发达国家的基准线水平，超出面积相当于厦门6～8倍的青岛和大连（单列市），也超过近年发展迅猛的合肥（强省会）。人均可支配收入77762元，排在全国前列。居民平均预期寿命83.6岁，比全国高出近5岁。
把所有数字放到一起，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厦门也许还够不上国内所谓的“大型”城市，但它显然是一座“精致”之城。它不追求在规模上赢过别人，却在很多密度指标上站在前列。
这让人想起一个词——“果核”。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里写过一句台词：“虽然身处果核之中，我仍然以为自己是个无限空间之王。”厦门就像那颗果核。陆地面积1699平方公里，去掉山林、水域和生态保护区，真正的建设用地可能不到600平方公里。在这么狭小的空间里，厦门却产出了近9000亿的GDP，诞生了三家世界500强企业，全球第十五大的集装箱港口。
空间的约束，反而倒逼出一种生存智慧：既然无法“摊大饼”，就在每一寸土地上精耕细作，持续努力提高附加值。
空间的哲学
摊开地图，厦门核心区是一个海岛，四面环水，自成一格。它没有上海那种深入长江流域的经济密网，也没有广州那种辐射珠三角的冲积平原。它背后是福建的崎岖群山，过去交通不便，一度被视为“前线”而不是“前沿”。
但如果放大视线，会看到另一番景象。厦门的东边是台湾海峡，是太平洋，是通往全世界的蔚蓝色海洋。因此它不是一个封闭的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港。
厦门岛自远古就有文明星火，因常有白鹭栖息而被称为鹭岛、鹭门、鹭屿。宋元时期嘉禾屿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被激活，渡口码头初现，明清之际作为渔港、军港、商港而崛起。清代，施琅请设海关，1684年（清康熙二十三年）大开海禁，厦门港成为闽海关所在地。作为全省通洋“正口”，厦门是当时沟通国内外的交通要冲。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根据1843年《南京条约》，五个通商口岸之一的厦门被迫开埠。这是巨大的屈辱，却也成为厦门迈向现代化的先机。之后一百多年的时间里，造船、报关、仓储、结算、融资——这些围绕贸易的服务能力和社会资本，在厦门沉淀了下来，代代相传，形成了一个普通城市很难复制的生态系统。
1980年10月，国家批准在厦门湖里划出2.5平方公里设立经济特区。1984年5月，厦门特区的范围扩大到厦门全岛（包括鼓浪屿），并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特区身份给了厦门“先行先试”的勇气，也给了它“背陆向洋”的发展底气。
研究厦门港口时，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细节：近年中欧厦门班列衔接丝路海运班轮，使厦门成为能够实现“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无缝衔接的城市。一个周边地区或是内陆省份的集装箱，可以在厦门港装船，通过海运发往全球；也可以装上中欧厦门班列，一路向西，穿过中亚，抵达欧洲。过去几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很多外向型城市贸易承压，厦门进出口规模却在2025年创历史新高，展现出强大的活力。这绝非运气，而是地理赋予它的韧性——当用两条腿走路时，就不容易被绊倒。
厦门还有一条更绵长、更坚韧的“金线”。从厦门到金门，坐船只要半小时。厦金航线自2001年初开通，至2026年4月累计客运量已突破2400万人次大关。在两岸关系的潮起潮落中，厦门一直是那条绵长而从未断过的连接线。这道海峡很窄，窄到可以听见对面说话；这道海峡很宽，宽到需要一座城市用四十年来搭建沟通的桥梁。
厦门发展的格局，就是“背陆向洋”——向西，是八闽热土，以及幅员千里的内陆腹地；向东，是太平洋，乃至整个世界。地理与资源是有限的，但其纵深是无限的。
取舍的智慧
在研究区域或城市经济时，常常面对一个灵魂拷问：一个城市应该追求“门类齐全”，还是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
厦门给出的答案，明显是后者。
2025年，厦门第二产业增加值仅3395亿元，在五个计划单列市中排末位，低于绝大多数强省会，在省内也低于泉州和福州。以此就能判定厦门产业乏善良可陈吗？如果走进几家代表性企业，却有完全不同的感受。
天马微电子的无尘车间里，第六代柔性AMOLED面板正在生产线上流转。这些薄如蝉翼的屏幕，将供给国内一线手机品牌。海辰储能的车间里，工人们正在组装锂电池模块——这些“绿色充电宝”将漂洋过海，成为欧洲家庭阳台上的储能设备。特宝生物的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在筛选新药分子。这些企业有一个共同特点：要么在细分赛道上迈向全球前列，要么在核心技术领域建立了自己的壁垒。
2025年，厦门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41.3%，这一比重在五个计划单列市中仅次于深圳，在全国主要城市中也位居前列。在其中，锂电池、液晶显示屏、集成电路和新能源客车的增长尤为突出，它们不是传统的“三来一补”，而是技术密集、资本密集、品牌附加值高的“新赛道”。种种信息显示，厦门工业正加快从“规模扩张”向“技术驱动”转型，增速快，结构更轻，含金量高，而且迈开了从产品出海到技术出海的坚实步伐。
厦门还有一个不太起眼的“隐形冠军”——供应链服务。在变乱交织的国际格局下，供应链服务的战略价值不断凸显。建发、国贸、象屿这三家市属国企，长期深耕这一领域，占据了国内大宗商品供应链企业四巨头的三席。它们不生产商品，却让商品在全球流动；它们不是最出名的中国公司，却是全球贸易中不可或缺的连接器。进口的车厘子、德系汽车、日系家电，背后都有厦门的供应链企业在调度、仓储、结算。
这种“专精”的能力，是厦门在有限的产业规模下，创造无限价值的秘密。它不试图做“全科生”，而是做“特长生”——厦门在供应链管理领域稳居全国龙头地位，在新型显示、新能源商用车、生物医药等赛道也已进入国内第一梯队，开始在全球竞争中崭露头角。
当然，这种模式也有它的短板。最明显的是“链主”缺失。深圳有华为、腾讯，宁波有吉利，厦门的三家世界500强都是贸易和供应链企业，不是制造业。这意味着厦门工业缺少“中流砥柱”，产业链的根植性不如深圳。很多高技术企业的核心部件依然依赖外部供应，本地配套率不够高。在外部冲击面前，这种“缺芯”结构会不会暴露脆弱性？这个问题，眼下还没有明确的答案。
另一组值得留意的信号，是市场主体的活跃度。民营经济占厦门GDP比重不到六成，低于全国和全省，对一个外向型城市而言，这个数据背后的深层结构值得思考。而且近十年，总体上厦门民间投资的增速持续低于固定资产投资整体增速——在房地产超级大周期转换的全国大背景下，这不是厦门独有的现象。但如果民间部门的扩产意愿持续偏弱，对厦门的长期影响将会怎样？目前还看不出明显的转折。
我们在十年前曾建言厦门加快升级为“自由港”，在研究报告中建议厦门打造“区域节点枢纽”“国际消费中心”。疫情之后厦门入境游客和过境免签人数大幅回升，但作为国际消费中心的定位似有弱化，酒吧减少、咖啡馆洗牌、餐饮在总量增长中加速重构、部分消费品门店和奢侈品市场收缩阵线。游客总量创下新高，但其中国内市场以短途休闲和“演艺+文旅”模式为主要增长点。厦门的消费氛围变得更务实，少了些“洋气”，增了“烟火气”。
这是阵痛，也是成长。是“问题”，更是厦门下一步要面对的“考题”。
高质量的追求
研究厦门的经济，有一个感受始终突出：这座城市有一种“不疾不徐”的气质，反映在财政上尤其明显。2025年厦门地方级财政收入961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077亿元，财政自给率约89.3%。也就是说，每花100块钱，有89块是自己赚的。多数地级市做不到这一点——它们需要中央转移支付来填补缺口。
更有意思的是另一组数据。2025年厦门上划中央收入677亿元，占财政总收入的41.3%，对中央和福建省的“净贡献率”约为38.4%。2000年之前，这个数字还是负的——那时候厦门是“被政策哺育”的孩子；2000年之后由负转正，2008年以后稳定在35%以上。它从被政策扶持者，变成了反哺中央财政的“优等生”。
去年做“十五五”规划研究时，我翻阅了厦门财政的长期数据，发现它的债务率、赤字率等指标，在全国同类城市中都算控制得比较好的。这不是说厦门没有财政压力——土地财政退潮、老龄化社保支出上升、国企杠杆率提高，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隐忧。但厦门的财政底子总体较稳健，一直避免寅吃卯粮，没有过度透支未来。
厦门最难绕开的话题，是房价。2025年厦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7762元）居全国前十。但房价收入比也排在全国前列。一套房子，意味着一个中产家庭二十年的积蓄。这是真实的压力。
但令人意外的是，厦门的人口仍在净流入，2025年常住人口达536.5万。人们为什么愿意留在一个高房价的城市？对一些从外地来厦门工作的年轻人访谈，他们的回答大致是：厦门有发展机会，生活也有品质，且未来看好。十六所市属名校跨岛落地，岛外孩子也能上“一双外”（厦门一中、双十中学、外国语学校这三所顶尖中学的简称）的课；从思明到翔安、从集美到同安，厦门高校17所、在校生23.8万人，学府书卷气正悄然向岛外延伸；厦门大学一直是享誉国内外的“双一流”名校，“专”和“精”特色突出；三级甲等医院开到了翔安、海沧，老人家不必再为一张专家号奔波岛内；气候宜居，空气优良，周末可去海边淘沙玩水，去五缘湾湿地公园、山海健康步道漫步。这些听起来很“软”的理由，其实是他们做城市选题时最硬的考量因素。
数据也在支撑这种感受。2025年厦门居民收入增长4.7%，跑赢了国内许多城市。对高技能人才来说，同样的月薪，在厦门能买到的生活品质，比一线城市高得多。更重要的是，厦门提供了全国领先的住房保障体系——保障性租赁房、公共租赁房、人才公寓，累计配租配售超过38万套（间）。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不需要一毕业就背上房贷，可以在保障房里住上几年，攒够首付再考虑买房。
公共服务涉及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厦门政府连年持续加大财政投入，“海、陆、空”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齐头并进。跨岛交通已从“四桥一隧”升级为“五桥两隧三地铁”，地铁网编织起岛内外半小时生活圈，用轨道的延伸重新定义了城市的边界。在大嶝岛的海域上，一座世界级的翔安国际机场正拔节生长，其意义远超航空枢纽本身，它将与厦金航线一道，搭起一座通往未来的空中桥梁。作为全省唯一全域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城市，厦门的24小时便利店密度全国第二。从“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过程中，厦门锐意提升营商环境、数字政务和城市治理水准，“全程网办”和“免申即享”等改革成为典型案例。高质量的公共服务早已融进数字化、生态化和人本化的日常里，政府服务效率各项指标一直稳居全国前列，在很多方面厦门可以自信对标国际上通行的“政府良治”标准。
空气质量也值得一提。2025年厦门空气质量优良率99.2%，全国第二。筼筜湖的治理是城市生态变迁的缩影——三十年前，这里是远近闻名的“臭水湖”，周边居民路过都要掩鼻。经过持续三十年的清淤、截污、活水、美化，如今的筼筜湖已是“城市会客厅”。白鹭重归，人也回来了。
在全球人才流动的版图中，发展机会、环境质量和生活品质正在成为比薪酬更重要的决策因素。“高素质、高颜值”不单是城市硬通货，亦成为厦门的“护城河”。这不是锦上添花的点缀，而是实实在在的城市生产力和竞争力。厦门的真正魅力，或许就藏在这些“不着急”的细节里。
另一种可能
写到这里，回头看了看做课题时留下的笔记。
厦门的外贸依存度常年超过100%，全球经济稍有波动，便会在这座城市激起涟漪。而对台关系更是它绕不开的底色——这道海峡的潮汐，厦门无法左右，只能学会适应。当然两岸交流的持续深化，也会给厦门创造机会和优势。
厦门的人口像潮水一样涨了这么多年，2025年的增速已悄然滑到0.8%。那些刚毕业的年轻人，还能不能在这座城市的烟火气里，被厦门的温润所滋养，过上期待的那种品质生活？
做未来发展测算时，我们反复推演过厦门的增长潜力。在各种情景下，厦门都不太可能在短期内总量上追上宁波、深圳甚至香港和新加坡。但讨论到最后，反而释然了——厦门为什么一定要在规模上追赶别人？
“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无穷”。万物形态对比悬殊，大小是相对的，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体积，而在于其内在的用途与存在的意义。这是《庄子》“小大之辩”给我们的启示。
厦门的GDP不是最大的，但它的人均指标是较高的那一档。它的面积不是最大的，但它的单位产出是较高的那一梯队。工业规模不是最大的，但其高技术占比是较高的那一档。公共资源也肯定不是最多的，但人均公共资源与服务是优质的那一等级。它没有变成新加坡，也不应该变成深圳。它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另一种可能。
在去年厦门“十五五”规划课题的现场调研期间，我们沿着山海健康步道散步，看万家灯火在暮色中渐次亮起。海风温润清爽，远处货轮的汽笛声响亮清澈。想起三十多年前第一次来厦门，从火车站出来时扑面而来的潮湿、略带咸腥的空气。这座城市变了太多，又好像什么都没变——它的节奏，还是那种不急不躁的从容。
厦门的可贵之处，不在于它有多大，而在于它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愿意做什么、不愿意做什么。然后，把能做、愿意做的事情，努力做到极致。
地理是有限的，人口总量是有限的，产业规模是有限的。但这些“有限”并没有困住厦门。它从一颗果核里，长出了连接世界的根系。
这也许就是“在有限中创造无限”最朴素的诠释，也是厦门未来发展的潜力所在。
本文删节稿发表于《厦门宣传》2026年第5期“鹭岛观澜”栏目
王宏淼，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导，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金融与发展中心主任，中国社科院上市公司研究中心副主任。参与中国社科院与厦门市多个合作课题研究，主笔《厦门自贸区政策研究与评估：自贸区改革突破与十三五转型升级战略》（2016）、《厦门降成本评估与政策研究：探索经济转型与治理之路》（2017）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