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杜厚文先生在六十多年学术生涯中，为中国的世界经济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做出了成果卓著的开拓性工作。他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本理论工具，以科学的精神广泛借鉴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思想和方法，撰写发表了大量著述，研究主题广泛涉及世界经济学基础理论、欧洲经济一体化、中美欧经济趋向及东西方经贸关系、世界经济重大问题等多个方面。他对世界经济内在机理、发展趋势和国际经验的洞察与探索，深化了学界对当代资本主义运行规律与矛盾的理论认知，为我国改革开放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借鉴和有力支撑。本文基于学术资料的系统梳理，介绍了杜厚文先生研究生涯的大致线索，重温了他深刻而丰富的学术思想，以此作为对杜先生的纪念。同时，本文也结合现实挑战，述往事，思来者，力图提供未来探索的某些理解。
关键词：世界经济学；杜厚文；思想评介；学术贡献
杜厚文先生在85岁之年去世了，这是我国经济学界的一大损失。我们今天怀着庄敬的心情纪念杜先生，并不仅仅因为他曾经作为中国人民大学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出色行政服务，作为人大国际经济系的创始者、经济学教育者的卓著贡献，还因为他始终是一个学者，在世界经济学研究领域做出的开拓性工作，因为他矢志不渝追求真理的勇气和智识探索方面的灼见。多年来，杜先生在世界经济学领域，既作为讲授者，又作为个人研究的方向，尤其是在欧洲经济研究领域，可谓成果满枝、成绩斐然。
杜先生在年轻时就显示了极高的天赋、独特的判断力和深刻的思考力。在十八岁最好的“读书年华”，他从西南一隅走出，负笈北上顺利考入人民大学求学。不过，面对50年代“学好数理化，建设新国家”时代洪流，他却与众不同地选择了“经济学”专业，期冀从经济知识中找寻国家富强之路。杜先生在人大政治经济学专业求学期间，1957年人大经济系在老一代学者吴大琨先生等人倡导下率先在国内成立第一个世界经济教研室。在此，杜先生不仅接受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训练，也打开了世界经济的视野。1960年杜先生作为优秀毕业生留校，从事世界经济研究和教育工作。此时的杜先生年轻有为，意气奋发，正当准备在新平台、新学科“大干一场”，却不料一系列政治运动接踵而至，所有一切都被冲击，个人研究不得不中断了。文革开始后人民大学停止办学，他被安排转到北京大学经济系任教，担任世界经济教研室主任一职。此后直到改革开放启动，人生已经进入“四十不惑”的年头，他随人民大学复校而重启学术，一系列关于世界经济的研究著述才开始陆续发表。他意识到“世界经济是一门现实性很强的学科，必须经常关注世界经济的变化和发展”，跟踪国际上的风云变幻成为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改革开放初期出国机会极为稀缺的条件下，经由组织推荐并通过层层选拨，杜先生争取到了1981-83年公派留学德国汉堡大学经济系的难得机会。这是他研究生涯的重要转折点。通过深入实地研究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理论与政策问题，他对于当代资本主义有了全新的认识和方法论上的转变。在这之后，他才真正迎来学术生涯的高峰。
究其一生，大部分的岁月是在人大度过的，教学和行政工作占据了他大量时间和精力，但他始终把科研视为自己的基本职责，“无论工作多繁重，一直不敢怠慢”。在六十多年学术生涯中，杜先生的学术成果体现在《杜厚文文集》（以下简称《文集》）以及大量未收入《文集》的论文、散论和采访之中，主题广泛涉及世界经济学基础理论、欧洲经济一体化、中美欧经济走向及东西方经贸关系、世界经济重大问题等多个方面。今天我们梳理这些珍贵史料，重温他深刻而丰富的学术思想，述往事，思来者，从洞察世界经济大势到制定国家发展政策，从理论思辨到经验认知，从研究方法创新到学术精神传承，当可大获禆益。
一、对世界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
“世界经济基础理论，这是研究世界经济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杜厚文先生自始至终把基础理论的研究与拓展放在头等重要位置。他的学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底蕴，经典理论是他得心应手、运用最为娴熟的思考基准和研究工具，但他从未拘囿于此，而是善于从各派学说的纷争中存真去伪、取长补短，不唯书，不唯上，不回避，不偏倚，直面当代世界经济最为重要的现实问题，努力拓展认知的边界以回应个中理论挑战。他孜孜以求的三个基础问题：一是对资本主义的再认识。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世界体系，已经存在几百年，为何二战后能取得较快发展？科技为什么能突飞猛进？生产力有无自身的规律？二是战后世界经济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有何新特点、新趋势？对各国经济有何影响？三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重重，在实际运行中，采取何种措施来解决其社会矛盾？效果如何？对我是否有借鉴作用？
1. 资本主义运行规律与矛盾再认识
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刚刚揭开大幕，“重新认识资本主义”，成了一个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课题。当时国内一种看法来自列宁《帝国主义论》[[1]]，即“帝国主义发展中存在着停滞腐朽和迅速发展两种趋势”，这两种趋势在帝国主义时期时起时伏，而迅速发展是基本趋势。另一种观点来自斯大林1952年《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2]]，认为垄断是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垄断必然引起“停滞腐朽”，即使有“迅速发展”的运动过程，也不改变停滞腐朽的主导趋势。斯大林的观点对国内学者影响很大，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更是成为主流观点，其实质是“唯生产关系论”。杜先生于1985年、1988年发表两篇文章[[3]][[4]]，详尽剖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规律、资本主义国家上层建筑作用、经营管理两重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趋同论”等问题。他认为应当回到列宁、并且与时俱进发展列宁的相关学说。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革命蓬勃兴起和生产力飞速发展的事实表明，两种趋势同时存在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但迅速发展是基本趋势。其原因在于：一，生产力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人们既要看到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更应看到生产力自身的发展规律，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有决定作用。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可以加速或延缓生产力的发展，但不能改变生产力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二，与垄断并存的是竞争，只要有竞争，就会推动资本家去努力改进技术，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非一成不变，随生产力发展，其生产关系也在不断调整和完善中。
杜先生在文章中澄清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垂死性”的论断，认为时代背景与列宁当时已经发生显著变化。当代资本主义的三大矛盾[②]虽然仍存在，但在一系列福利政策、收入调节政策和国际一体化条件下，各种矛盾出现了缓和，资本主义还具有相当的生命力，还能应付矛盾和危机，在新条件尚未出现的情况下，没有理由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垂死阶段。实事求是地做出判断，将关系到发展中国家对时代的估计和战略制定。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上层建筑对经济生活的调节和干预，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市场秩序的完善，因而不应对之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不应只看到资本主义“为掠夺而管理”、“借管理来掠夺”的一面，而看不到其企业、社会和国家管理的“两面性”，对于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积极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而且应当加以借鉴；要以开放和发展的眼光看世界，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某些“趋同”现象，这可以使我们解放思想，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管理方法，加速我国建设步伐。
随着二战以来科技进步、跨国公司发展、股份制度流行以及政府强化反垄断，一些人认为资本主义竞争加剧，同时生产更加集中，但并不一定引起垄断，或者说垄断已经削弱了。杜先生对此问题一直给予密切关注，在1986年《世界经济概论》一书中他与张帆教授共同承担了第二章“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撰写。其后他发表了关于“垄断”的一篇专论[[5]]。他认为，不能把垄断简单理解为市场垄断或垄断价格协议，垄断实质是一种生产关系，是少数资本主义大企业通过协议或战略联盟来操纵市场，目的是为获取高额利润。在剩余价值规律、竞争规律等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支配下，资本家要在价格竞争和非价格竞争中胜出，获得更高的剩余价值，一个途径是不断改进技术，提高生产率，扩大生产规模，这必然造成“生产集中”趋势，另一个途径则是生产组织和管理体制变革，采取股份公司、跨国公司等形式实现“资本集中”。表面上看，当代股份公司的股权是高度分散化的，但它并不意味着“人民的资本主义”，反而是加强了垄断资本的动员和控制能力，即通过“企业参与制”（如法人股东）使得大量中小企业依赖于大型垄断企业，通过发行“小额股票”吸纳中产阶级和其他劳动者“储蓄”，使他们深度依附于少数资本家，资本主义财产占有关系并未因股权分散化而有根本变化，因而少数富有者仍是社会财富的真正主人，少数垄断资本仍然支配整个社会。
分配问题在19世纪的经济分析中居于核心地位。自那之后，经济学家们都忽视了财富分配，部分是由于库兹涅茨的乐观结论，部分是由于对以所谓“代表性行为人”为基础的简单数学模型的过度热情（皮凯蒂，2013）[[6]]。确定的收入分配事实依据，更是相对有限。这也难怪皮凯蒂基于历史数据的实证著作在十年前甫一问世，就在西方世界引起了轰动，使得不平等问题再次回到理论研究和政策辩论的中心。其实早在30年前，杜先生及其学生在一篇长文中[[7]]，就详细考察了当代科技革命带来劳动智力化、进而引发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结构转变问题，量化测算了新结构下收入不平等的大致趋势。他们注意到，服务业的大发展，使得当代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部门已经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扩大到第三产业。这种变化，既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历史过程，也反映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然有越来越多的部门和劳动者脱离直接生产过程的趋势。与物质生产部门的实物产品不同，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产品是“服务”，没有物质形态，劳务产品的有用性（使用价值）成为其价值的载体，它与劳务提供主体“同生同灭，具有“不可分割性”，这正是劳务商品的特点。通过对第三产业的分类和详细剖析，他们认为只有那些具有生产性、属于直接生产过程的延伸部门，其劳动过程不但是价值形成过程，同时也是价值增殖过程的部门，才是剩余价值生产部门。基于1988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等资料，他们测算出，当时美国第三产业的剩余价值生产部门占比为58%，约占全部国民生产总值（GDP）的40%，合并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剩余价值生产部门占GDP的70%，其余则为非生产部门，后者的利润和工资的来源是前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转移支付。
除了理论阐释外，这篇文章的另一大贡献是对二战后美国的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量化估算。结果表明，战后美国剩余价值率起伏不定，但长期趋势是提高的。比如1986年的剩余价值率是120.7%，比1947年的剩余价值率（109.3%）提高了11.4个百分点。剩余价值率提高，是因为剩余价值总量的增长（16.7倍）大于可变资本总量增长速度（15倍）。从利润率看，总体趋势则是下降的。如1946年的利润率为44.6%，而1986年为28.4%。
这篇论文，从剩余价值生产和分配的正统命题出发，将剩余价值的理论研究和量化估算从传统的工业部门拓展到新兴的服务业部门，对于后来者的跟进研究，对于人们理解当代全球服务业大发展条件下的收入不平等矛盾，无疑都有相当的借鉴意义。联合国数据显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亿万富翁的数量增加了一倍多。在2018年创造的所有新财富中，最富的1%人口得到了其中的82%。较穷一半人口则一无所获[③]。随贫富差距问题加剧而来的是不平等程度加深，社会更加撕裂，从2011年“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t）到2018年“黄马甲运动”（Yellow Vests Movement）、再到2020年“黑命贵” 抗议（Black Lives Matters），各种游行示威运动接连不断。近年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冲击下中产阶级无奈沦陷、低收入者无助挣扎，成为“不被代表的人群”（unrepresented），进一步推动“反社会”、政治极化、本土主义和民粹思潮加速升级，全球资本主义矛盾更加激化。当人们面对当代金融、高科技等服务业全球大扩张而来的分配问题更加恶化的种种挑战（在皮凯蒂那里，是“平均资产回报高于经济增长率”铁律），由此理解杜先生他们的先行研究努力，其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2. 寻求世界经济的底层制度基础：市场经济模式及其治理机制
杜厚文、朱立南主编的《世界经济学》[[8]]是一本经典论著，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出版后，很快风靡流行，成为专业研习者的必读书目和各高校的指定教材。它是人民大学国际经济系集体科研成果结晶，当然也凝聚了杜厚文先生作为主创者的智慧和心血，充分体现他对“世界经济学”这门学问的深刻理解。该书高屋见翎，匠心独运，从理论、机制和格局三大视角入手，从市场经济的特征与运行（第一篇）开始讲起，顺次解析了世界经济的运行机制（第二篇）、协调机制（第三篇），最后以当代世界经济格局（第四篇）收尾，层层递进，娓娓道来，条分缕析，引人入胜，构建了一个完整而全新的世界经济学研究体系和分析框架。它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为统领，以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为理论工具，广泛吸纳各学科精华，但又不为种种技术细节所限，而是融合了历史和现实、理论和政策，充分展现了世界经济学的“综合性”特征和理论魅力。读者通过研读这一本书，即可在最短时间内把握世界经济全貌，同时也不失却重要主题和内容。时至今日，学界关于“世界经济学”的著作和教材层出不穷，内容也多有更新，但是比这本杜版《世界经济学》更清晰、更合理的分析框架似不多见，更遑论社会影响力。
该书的亮点非常之多，比如对世界经济“底层根基”的市场经济运行和治理模式的解说，可谓理深言要，纲举目张。“由于西方国家经济运行的基础是市场经济，因此任何西方经济理论，无论它属于哪个学派，处于何种历史时期，侧重于行为研究还是政策研究，都会涉及市场问题”，全书从市场及市场经济的一般功能、限制条件讲起，无疑抓住了经济学的本质或“灵魂”问题，不仅涉及马歇尔开始的“市场均衡理论”，还引介了米塞斯、哈耶克所代表的新奥地利学派“市场过程理论”，不仅从微观层面剖析企业行为，还从宏观层面分析政府行为及体系的内在矛盾。同时，编撰者力求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考察，必须放在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来进行”，既有从运行机制的纵向演化角度，讲述现代市场体制从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到国家与市场结合的三个历史阶段特征，又有从横向的市场经济模式分野角度，区分了传统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计划与市场结合模式以及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这些理论界说，是“基础性”和“整体性”的，为读者理解纷繁复杂的世界提供了最为重要的认识基准和一般性概念。
杜先生在该书“前言”中写道：“进入90年代后，世界经济发展了很大变化，新的教材，不应当是简单的资料更新，而应当有新的体系、内容和结构，以赋予这门学科多视角的、丰富的内涵”。如果我们了解历史背景，或许更能理解杜版《世界经济学》把“市场”作为叙事起点、把整个世界经济学的知识体系建构在“市场经济”之上的原由和深意。当时，随着柏林墙推倒、德国统一、苏东解体、冷战结束，中国1992年后扩大开放，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始融入全球统一市场，关于计划与市场之争似乎可以结束了。但实际上，其时国内对于“市场”的认识，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认知仍然是极为有限的。杜先生敏锐地捕捉到时代要求，推本溯源、持续关注市场和计划问题，1989年文章检讨由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西德“艾哈德计划”和日本“道奇稳定计划”(《文集》163-173页)，1990年撰文分析西方国有化和私有化的逻辑[[9]]，1992-93年连续发表两篇论文[[10]][[11]]，探讨西方国家宏观经济控制的微观基础、发展趋势和具体政策组合。其后于1994年问世的杜版《世界经济学》，在内容体系设计上更是别具一格，首先从“市场”入手，用大篇幅来讲述什么是市场经济，全球市场经济模式如何界定等等，也是为了直面现实，以正视听，增进时人对市场经济的认识。
回溯历史，中国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可谓曲折多难，从传统小农经济到计划经济，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现代市场体系，这经过了多少人的努力，甚至付出血的代价。1993年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自此开启了面向全球市场的开放式增长，三十年间经济总量快速跃升至世界第二位。但期间对市场的质疑和曲解一直不绝于耳，对市场经济的讨伐和反对声音从未停止过，反市场现象比比皆是，在某些时候甚至演变成为国家的扭曲性经济政策。时至今日，遑论普罗大众和各级政策制定者，就是理论界又有多少专家能够自认为完全参透了市场的要义？不懂得“市场”，又怎能理解和研究世界经济？今时重新翻阅这本杜版《世界经济学》当年精心设计的“市场”专篇，不由让人思绪万千。知难，行也难，但首先是知难，得突破认知上的局限。
3. 国际交换、秩序与政策协调
杜厚文先生对于世界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关于国际交换、国际秩序与政策协调方面的文字并不很多，但是精彩观点不少。比如“纵观历史，在世界市场上处于霸权地位的国家通常都主张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一旦霸权地位丧失，经济优势削弱的时候，便往往转向贸易保护主义”。“从贸易保护主义的内容和措施看，从关税发展到更多地采取非关税壁垒，从个别商品和双边贸易摩擦发展到全球性贸易战，从一般传统商品发展到高技术产品，从一般贸易战发展到商品战、投资战和货币战交替使用等”[[12]]。这是杜先生1988年基于美欧贸易战的分析，但其结论却是一般性的。当前现实，映证了杜先生这一论断的预见性。
2001年中国“入世”，中美率先达成双边协议，欧盟等经济体与中国的谈判几乎比照美中协议，一锤定音，快速推进。然而，随着中国经济规模壮大、“东升西降”似乎成为趋势，20年来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对华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一个动因是，处于世界一超的霸权老大美国无法容忍中国的赶超，因此采取断然措施遏制中国发展，这被称为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表现在双边经贸关系上就是保护主义越演越烈。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后，美国单方面对华采取的贸易和非贸易干扰措施一直不断，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发动“贸易战”，黑、围、堵、截、抓各种手段齐上。2021年拜登执政后，中美关系并未有显著缓和。美、欧都通过各种立法，进一步将中国定位为“制度性对手”，在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知识交流和高科技等领域加紧压挤中国，“脱钩”、“去中国化”的威胁和风险成为全球最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因素。今日局势是令人不安的，但对于经历过东西方长期“冷战”以及剧烈社会变动的杜先生那一代人而言，早就是冷眼向洋、惯看风雨了。他在早年教学中常讲：“传统帝国式的霸权思维、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早就非改不可了，需要新协调、新治理和新秩序，但是最终仍要靠‘实力’说话”——这真是要言不繁而意味深长。这是杜先生一贯秉承的“唯物史观”，国际间竞争当然也脱不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辩证规律的支配。后发国家除了通过改革开放来自强图新，提升硬实力和软实力，实现全面发展和进步，难道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一部世界经济史，就是竞争对抗和合作协调的历史，有对立，当然也有联合。国际治理和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在资本主义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内容和形式。进入1980年代，杜先生注意到“发达国家经济政策的协调成为世界经济新现象”，“这一体制出现的基础是国际经济相互依赖的加强，而直接动因则是世界两大失衡（北北失衡与南北失衡），但是对于协调的作用不可估计不足或者估计过高，必须作出科学的、实事求是的估计”[[13]]。他在文章里就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经济政策协调的原因、性质、特点和作用等作出了详细分析。七国集团（G7）始于1970年代的第一次石油危机，但并非基于协议，而只是松散的协调机制。1987年G7签订“卢浮宫协议”，这是一个代表性事件，是1985年“广场协议”的升级版。其意义在于，与过去不同，各国开始重视本国的汇率情况和经济政策对他国的影响，并同意调整各自的国内政策。这就意味着，国际经济协调在内容上不仅包括汇率和国际收支平衡等传统的外部问题，而且越来越多地把各国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纳入协调范围。新体制具有两大特点：（1）兼具松散性和灵活性，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下，国际经济协调是以共同承认的行为准则为基础的，是固定不变的协议，不能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及时作出调整，是一种比较僵硬的制度。而新体制则更多具有“特定性协调”的特征，即根据国际经济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不断进行协调和解决，具有更大的灵活性。（2）从国际协调的组织形式来看，新体制主要采用大国协调体制，并以主要发达国家相互协调为主要组织形式，这就改变了旧体制中以美国霸权为基础，美国各行其是、其他国家处于从属地位的局面。
上述探讨远未终结，但基本判断仍然成立。1990年代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政策协调也日趋重要，90年代末G20(20国集团)开始出现，2008年金融危机后又有BRICs（金砖四国）、以及所谓的G2（美中共治）提法，近年欧洲学者还提出了G7+的倡议[④]。尽管三十年来国际治理结构与宏观协调有了很大的变化，然而正如杜厚文先生在同一文章中指出的：“政策协调只是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和某种程度上缓和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矛盾和冲突，世界并没有进入国际协调的新时代”。他如此论断，并非是悲观预期使然，而是基于逻辑分析。理由有三：其一，根本上说，现实世界中由于民族国家的存在，只有民族国家的利益，不存在世界经济整体利益。各国协调的出发点都是以某些方面最小损失为代价，获取最大限度利益一国，想要得到更多利益，必然使另一国付出更大损失作为代价。因此只要存在民族国家利益，国际经济协调的基础就是脆弱的，不牢固的。其二，各国经济结构不同，经济政策目标差异，对于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效果，导致国际协调困难重重。在经济政策目标的选择上，因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各国间经济政策联系越来越紧密，一国内部各项政策的联系也更加紧密，各种政策的正效应和负效应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都增加了国际协调的困难。任何一项经济政策的选择，不仅引起各国利益的重新分配，而且引起国内各利益集团的矛盾和斗争，从而使国际协调难以实现。其三，政策协调缺乏机构和约束性规则的保证，从而限制了其协调功能的发挥。政策性国际协调有灵活性和协商性的特点，但它缺乏协调机构和约束性的规则或者责任，因此各国对以达成的协议并未承担义务，各国可以在实践中各行其是。总之，国际政策协调的作用是“治标”性质的，它只能暂时缓和一些矛盾和冲突，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各国和全球的固有矛盾。面对当前国际乱局，细细品味杜先生三十年前的上述洞见，实有余音绕梁之感。
二、欧洲、美国、中国经济研究及东西方经济贸易关系
世界经济史和当代国别经济是世界经济学的重要主题和不可或缺的部分。杜厚文先生长期跟踪和探究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中国经济的动态变化，但他并非为研究而研究，而是注重理论联系实践，学以致用，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服务。
1. 欧洲经济研究
杜先生自1970年代末就将西欧经济作为了自己主攻方向，这是他用力最勤，成果也最为丰富的领域。在1980年北大与人大联合编写的《世界经济(概论）》和1986年人大版《世界经济概论》中，他都承担了“西欧经济”部分的撰写任务。在此后二十年间，他持续发表了大量的欧洲经济评估和分析文章，硕博研究生教学中，招生方向也主要定格在“欧洲经济”。相关研究聚焦于三个主题：一是欧洲统一大市场评估；二是欧元运行机理及欧元区经济状况；三是德国经验。
欧洲共同市场从1957年签订罗马条约开始，已经走过了60多年的历史。60多年来欧盟由最初6个发起国发展到现在的27个成员国（不包括2020年脱欧的英国），用同一个声音讲话，已经成为世界上的一支重要力量。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战后几十年里欧洲无战事，与欧盟的存在不无关系。杜先生认为，从煤钢联合体到西欧共同市场，从经货联盟发展到货币一体化的欧洲联盟，这绝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种具有客观必然性的现象，“从根本上来说，是由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激烈冲突所致决定的，是与战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矛盾变化和发展分不开的”。其内部原因，是西欧国家资本和生产国际化趋势的加强，要求进一步打破原有国界，把西欧变成商品、资本和劳动力可以自由流通的统一市场，并在各国之间实行共同的经济政策，这就产生了经济一体化的客观要求和不断发展的重要基础。其外部原因看，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美、苏两大超级集团（帝国）对欧洲和世界霸权的激烈争夺，催生了西欧国家联合起来与美苏分庭抗礼的要求[[14]]。从实践效果看，欧洲联合的努力达到了效果，作为一个整体其经济实力堪比美国，其政治地位也在国际上举足轻重。欧盟实践证明，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这一趋势和各国利益、各国谋求政治上的独立会发生一定的矛盾，从而使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常常发生波折，甚至倒退（见《文集》前言）。2020年英国脱欧事件，就是欧洲一体化前进道路上的一大倒退，映证了杜先生当初的判断。
2002年1月1日，欧元区统一货币——欧元正式流通，这是欧洲一体化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人类货币史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欧盟从经货联盟到一体化货币欧元的诞生，杜先生多有论述，并在2003年出版了专著《欧元的世纪》[[15]]。这本书系统梳理欧盟发展的历史轨迹和运行情况，分析货币一体化的机理，多方面探讨“欧元世纪”的内涵，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欧元研究和货币一体化经验分析。该书透视欧盟内外部矛盾，对欧元未来趋势做出了大致研判，其观点非常具有预见性和启发性。欧元对欧盟成员国而言，其政治意义远远超越欧元运行这一事件的经济含义。欧元的启动打破了美元的一统天下，有望成为世界第二大货币，欧盟内外深层次的合作和竞争已经开始，统一的欧洲已经出现，欧元的世纪并不遥远。但欧元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障碍。除了货币统一而财政不统一的制度缺陷外，欧元区成员国因发展阶段和经济结构不同，GDP增长率、失业率、通货膨胀率、长期证券收益率都存在差异（这被后来的研究者称为“多速欧洲”），在人员和资本等要素流动存在壁垒条件下，将引发制度性套利，而触发经济与金融不稳定；同时，随发展速度和质量差距拉大，将产生出GDP、出口依赖和通胀的“三高”和“三低”两个层面的国家利益集团新组合，而核心大国与小国之间在政治经济利益上也一直会冲突不断。
尽管分歧和摩擦是“常态”，但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的建设并不会停止，欧盟前进的趋势不可逆转。其根本原因在于，区域性一体化、集团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是欧盟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特别是在经济生活国际化高度发展的今天，欧洲一体化的深化与欧盟的东扩，都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更为重要的是，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合作，欧盟各成员国之间实际上已经形成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启动欧元和维护欧元，都需要各成员国相互协作并付出一定代价。而欧元的失败和欧盟的解体，将会给欧洲带来一场任何国家都无法承受的灾难。尽管欧元面临的困难会加大成员国之间的矛盾，但一个统一的、强大的欧洲建立后所带来的巨大政治、经济利益和放弃联合所产生的严重后果是无可比拟的。对其良性效应的预期，将有足够的力量维系欧元区成员国之间的相互合作关系，使之共同维护其统一货币欧元。与纯粹的挺欧派、疑欧派相比，杜先生关于欧元和欧洲一体化的上述观点，显然更为“辩证”，是偏于“谨慎乐观”的。
杜先生在欧洲研究中对德国经验给予了较多关注。这不仅因为德国从战败废墟上站起来并实现欧洲经济奇迹的独特历程，当然也因为杜先生曾经留学德国两年的个人经历所致。他曾深入研究过联邦德国从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经验，研究过德国的对外经济关系。但在我看来，德国经验最有启发意义的是其“社会市场经济”模式。1987年杜先生撰写长文[[16]]，引介了这一模式的背景、理论和政策原则，对其效果作出了评估。社会市场经济的思想源自德国弗莱堡学派——它不是政府管制型经济，也不是放任不管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而是有意识加以指导的，也就是社会指导的市场经济。社会市场经济强调“自由竞争”，每个企业和家庭都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计划和行动；同时也强调“秩序”，在国家和法律保证下完全竞争，以达到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的经济秩序。社会市场经济与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在于，私人没有随意改变经济活动原则、经济过程运行形式、市场形式和货币制度的自由——这些方面是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范围，国家对经济的作用在于促进和维护使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使每个人自由协调的社会经济秩序，因此可称为“秩序自由主义”，同时它通过“经济宪法”来限制政府对市场的侵蚀。弗莱堡学派的创始人瓦尔特.欧根曾有比喻，政府相当于街头的交通警察，他不规定任何人的活动方向，但却严格维护旨在防止事故发生而预先规定的交通规则。
杜先生在多篇文章中还引介了德国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和国家秩序的原则，分析了其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手段、方法和效果，对德国中央银行的经验作了归纳介绍。这些文章，如今都成了极为重要的德国研究资料。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欧经济陷入泥淖，政府赤字高涨，而德国经济却一枝独秀，连续多年保持贸易顺差和财政盈余，这也为应对2020年3月后的新冠疫情大流行等突发事件提供了较为充足的财力保障。在新自由主义遭受质疑之际，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下的秩序与自由、稳定和增长、经济和社会、工作和生活的相对平衡，以及“双元制”教育、注重制造而金融保守、打造中小隐形冠军企业等多方面的经验再次引发了国内的广泛关注[⑤]。相信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德国故事”可以为中国经济提供另外一个参考经验。
2. 美国经济研究
鉴于美国的国际影响力以及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从1992年起杜先生带领学生对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若干美国经济专题展开持续研究，深入探寻其中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和政策含义。主题涉及中美贸易差额、美国贸易与财政双赤字之间的联系、美国次贷危机、美国股市与经济周期等等，十几年间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文（见《文集》美国经济部分）。这些问题，直至今日仍然是研究美国和世界经济最需要求解的经济学谜题。
政治经济学方法，是杜先生一以贯之的研究方法，同样适用于国别研究。比如，对于2000年华尔街泡沫的原因及其后的政策调整，杜先生由表及里，深入制度层面（生产关系）给予了分析[[17]]。美国在1983-1999年经历了大牛市阶段，道琼斯指数和标普500指数均上涨了11倍，纳斯达克指数则上涨了近20倍，上涨动因当然是美国经济在90年代出现了所谓的“新经济”增长。但进入21世纪初年，却迎来了三次股市下跌，史称“2000年华尔街泡沫破灭”。杜文分析了美国是次股市调整的一大原因，是由于新经济创新衰减、股市非理性繁荣以及突发事件冲击。2001年3月的下跌，是人们对投资下降和经济衰退的预期，以及对美联领储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正常反应所致；9月的下跌，来自“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巨大冲击；2002年3月的下跌，则是一系列大企业假账丑闻接连曝光而引发华尔街信任危机所致。但进一步，股市非理性繁荣直至破灭更有深层的制度原因，这与美国企业的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有关。进入1990年代后，美国大企业普遍实行“股票期权制”，高级经理人员的薪酬有60%来自于股票期权。由于股票期权不记入企业成本，从而导致企业盈利被高估。又由于在行权期内，经理人员的期权收入与公司的股价成正比挂钩，这导致经理人就有动机通过虚报利润来推动股价上涨以致过度投机和非理性繁荣。
在危机后，美国实施了较大力度的监管改革，比如以强化独立董事和监督机制为主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包括实施了影响深远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等系列新监管标准，核心是把权力重新交给董事会，强化董事会作用与独立性；加强股东会、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对企业的股票期权计划等分配制度的有效监督。另一个重点是加强对上市公司的内部审计，提高信息披露标准，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这些都是美国资本主义从制度层面的自我重大调整。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这一重大事件的结论性评价：“管制与放松管制，只是两种政策手段，必须看其是否提高了“经济效率”来作为政策有效性的标准，而不能以管制与否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如此定论，可谓一针见血。坚持“效率”基准，这是深得了经济学的精髓与真味。
杜先生对美国有一个评判（见《文集》前言），客观辩证，耐人寻思，有助于人们增进对当代美国的整体认知。他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军事经济科技等方面，可预见若干年内美国仍然会处于领先地位，但是美国毕竟和二战后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了。二战后美国凭借手中的原子弹和美元，曾经称霸世界，在美国的把持下当时的国际秩序，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美国的意志和利益。到了20世纪90年代，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处理国际争端的能力大为降低，盟国也不再处处听他指挥。美国在相当长时期内仍是“一超”，但实力已经趋于衰减。经济上，美国一举一动还将影响全世界。从2008年开始爆发的金融危机将全世界卷入金融风暴，美国实行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也影响到世界金融领域秩序，当前世界范围的金融动荡、金融不稳定的根源均来自于此。
谈到中美关系，杜先生认为，这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不仅因为中美两国互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而且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家，对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中美两国关系不是零和游戏，而应是不冲突、不对抗、合作共赢的关系。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在研究美国经济问题时，一定要抛弃冷战思维，要以全新的角度和视角来对待问题。看美国要一分为二，一方面他是最强大的国家，在军事上、经济上、科技上文化上都影响着全世界，但另一方面我们绝不赞成美国一贯推行的强权政治、霸权主义政策，到处挑起冲突和矛盾，干预别国内政的做法。杜先生的上述观点，在当前中美关系趋于紧张之时，无论对于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都是值得深思的。
3. 中国经济研究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几乎所有的政策出台都有国际背景，例如改革开放政策，新经济和新模式的选择，结构调整，甚至一带一路政策的确定，都是在认真研究国内外形势后确定的。杜先生一直强调，中国是世界最重要的一部分。要研究世界经济，必须了解中国经济，反之要了解中国经济，必须要有国际视野和眼光，要了解中国各种政策出台的国际背景（见《文集》前言）。他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在科研中他非常注意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和国内国际背景来展开对策研究，以求得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答案。这使得他关于中国经济的文章，都非常具有时效性和针对性。
例如，关于股份制的探讨。股份制在西方发展已200多年，至今已建立了完善的资本市场。中国解放前也曾出现过股份制，也有过证券交易所。解放后新中国把股份制和赌搏、娼妓并列为“三毒”而取缔了。直到改革开放年代，股份制才重新进入时人视野。1987年初，杜先生撰文介绍西方股份制度(见《文集》364-370页)，探索对我国的借鉴意义。他考察了西方股份制的历史，分析了二战后小额股票流行、私有化、国家参股制的起落、股份国际化等新动向，提出在我国发展股份制有利于所有制结构调整，有利于发展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有利于促进资源优化配置，“股份制度的推行也许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当时的时代背景，正是承包制流行、人们对股份制颇多存疑之时，杜先生如此论说，既需要眼光，更需要勇气。
在一批理论家和实干家的推动下，当年7月中共“十三大”明确“改革中出现的股份制形式，可以继续试行”，自此股份制才开始允许试点。但完全付诸实施并不容易，伴随着一次又一次的治理整顿，股份制也经历了三起三落。1990年10月上海交易所重新开业，此时经济学界仍有人认为，股份制改革就是私有化，就是把新中国成立30多年发展起来的国有企业变为私有企业。1992年春邓小平“南方谈话”后,1992年“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股份制开始铺开试点。直到1997年“十五大”正式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股份制企业作为一种企业形式能够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统一，这才有了政策定性上的重大突破。自此理论界对股份制性质的质疑才逐渐消失了。改革实践中又创造性地采取了“存量不动、增量先行”的做法，国有大企业才终于走上了股份制改革道路，才有了今日多种所有制共存共享共同发展的局面。回顾历史的点点滴滴，这一道路不可不谓艰难曲折，后人只有深入了解改革过程，才能真正明了当年理论先行者可贵的探索勇气。
又如，杜先生关于我国对外开放的分析。1987年国家计委研究所王建副研究员向中央提出《关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引起决策者重视，促成了1988年“沿海发展战略”的实施。在那之后，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前，国内理论界由于受普雷维什、阿明等发展中国家左翼经济思潮的影响，对于“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开放战略存有很大质疑。当时的中国实际经济运行，内有高通胀，外有发达国家禁运制裁限制，对外开放因此疑虑重重，举步维艰。为了解决实践中的困惑，这时期杜先生发表多篇文章（《文集》371-395页），基于国际经验，阐述了对外开放的必要性和沿海发展战略的科学性，提出了需要注意的相关问题。他写道，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和许多国家经济迅速发展的经验都启迪我们必须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把中国经济置身于世界经济大环境中。只有顺应这一历史大潮流，才能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的宏观纲领。但是必须讲求策略，传统的“大推进”式的发展模式经实践证明并非最佳，优先开放沿海地区，带动全方位开放战略，利用好国内与国际两种资源，才能实现我国经济建设“三步走”战略部署。
文中的观点和分析阐述，作为策论并无高深名词和抽象演绎，但是却暗含了许多经济学原理和逻辑，比如对于我国国情基本条件的分析，就是基于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和斯特劳特在《国外援助和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的“两缺口理论” ，因此才能做到观点鲜明，有理有据，简洁明了，对策可行。中国经济能够实现开放条件下的跨越式赶超增长，正是在这样一些思想探索并形成共识的情况下才取得的。
4. 东西方经济贸易关系
杜厚文先生对于东西方经贸关系的研究可以分为两阶段：80年代主要是关注西方国家（巴黎统筹会）同苏东国家（“经互会”）之间的贸易关系[[18]]；90年代前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又转向了更大范围的亚太经济一体化、太平洋世纪等研究。
早期的“东西方贸易”通常指苏联、东欧国家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1970年后，苏东国家经济战略发生重大转变，改变了过去坚持的“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强调“充分利用国际分工”的必要性，东西方贸易关系由此发展迅速，引发诸多关注。杜先生1984年基于翔实资料和数据，撰文分析了这一现象的背景、现况以及前景。从字里行间的论述中，我们可读出杜先生对这一问题的理解：首先，从新兴工业国来说，发展东西方贸易不仅必须，而且要加快，要利用国际分工来提高经济效率和质量。第二，尽管现实中很难不受政治气候的干扰，但还是要尽量避免经济问题“政治化”。第三，东西方贸易中，由于东西方的经济结构差异和不平等、不平衡的贸易关系，西方国家提高工业制成品价格、压低初级产品价格，使得东方国家处于不利地位，随之出现连年贸易逆差，长期对外贸易条件趋于恶化（陷入“普雷维什-辛格陷阱”）。第四，沉重的债务负担将制约本国经济发展，所以要注意举借巨额贷款所引发的“外债综合症”。杜先生的上述分析，实质提出了至关重大的“开放中的依附问题”，从而给改革初年的中国谋划中西经贸关系时，发出了一个警示。
日本外交官、经济学家大来佐武郎（Saburo Okita）在1987年初举行的“首届日本-东盟会议”上提出了加强亚太经济合作的构想，因时值1947年马歇尔计划提出40周年，故史称“日本版马歇尔计划”（The Japanese Version of Marshall Plan）。杜厚文先生对此给出了自己的看法[[19]]，并作出了“太平洋世纪”已经来临的判断。这不仅由于西太平洋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高速增长，经济富于活力，还因为东太平洋的美国经济重心也已转移到太平洋地区，亚太地区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和内聚力。分析亚太地区的国家可分为四个层次：（1）美国和日本（生产高精尖产品）；（2）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发达工业国）；（3）亚洲四小龙（产业转型和升级中）；（4）东盟等其他国家（从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四个层次显现出经济发展阶段的差距，尽管有竞争，但通过各自比较优势，可形成亚太地区特有的传递型互补经济格局。再加上中国实施了沿海对外开放战略，从地理上把太平洋经济联成了一个整体，中国日益增长的进出口贸易和双向投资将为亚太提供更广阔的市场。
回溯历史，其实早在1964年日本的小岛清教授就提出了建立“太平洋共同体”设想，认为可以效仿欧洲经济共同体，在亚太地区建设“环太平洋经济圈”。杜文认为，从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发展水平等客观现状看，建立一体化的“太平洋共同体”前景渺茫，而“日本版马歇尔计划”更具可行性。此后的现实发展映证了“太平洋时代”并非虚言。1989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成立，亚太一体化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此后中国在其中的上升势头更是为世人瞩目。1996年杜先生再次撰文，进一步阐述了加强亚太一体化、机制化的路径以及关键因素，同时也对个中的困难和挑战作出了估计[[20]]。
三、世界经济若干重大主题研究
除了世界经济基础理论、国别经济研究外，杜厚文先生还密切关注世界经济的新现象、新问题，深入观察各领域的新动向和新趋势，努力探索事关人类发展诸多重大挑战的答案。相关的研究成果是很多的，这里仅举几例。
1. 世界性通货紧缩
人类自进入现代经济增长以来，大部分的时间是与通货膨胀作斗争。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几次典型的通货紧缩，而影响最大的要属1929—1933年“大萧条”。在此期间，美国物价下降了27%，货币数量年均递减10%，银行数目减少了42%，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30%。对大萧条（严重通缩叠加经济衰退）的解释，一直被视为是宏观经济学的“圣杯”。典型的解释有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费雪的“债务—通货紧缩螺旋”理论，以及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理论。刚刚获得202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解释则是以银行恐慌为核心的非货币传播机制[[21]]。通货紧缩不一定出现经济衰退。就长期性通货紧缩来考察，有伴随经济增长率减缓的通货紧缩，也有伴随经济增长率上升的通货紧缩。一般认为，通货紧缩带来的危害甚至比通胀更严重：通货紧缩发生时的物价下降，使价格信号失真，扭曲了经济资源的配置，降低了投资的预期回报率，抑制了资本形成，通常导致经济的衰退与失业增加，不仅造成工农业生产的下降，抑制消费，同时也使真实债务上升，银行资产质量恶化，社会信用链条脱节进而威胁到货币信用制度，引发金融危机。近期的例证是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的长期通货紧缩，导致失去的二十年，物价持续下跌，陷入长期负增长，由于“流动性陷阱”，宏观政策如何刺激经济都难有起色。
1998年东南亚危机期间，杜先生就预见并警告世界性通货紧缩的可能来临，并对通缩的定性、危害、形成机理和应对措施等作了专门研究[[22]]。他结合东南亚、欧盟、日本以及美国的情况，对世界性通货紧缩的可能性作了说明。
（1）东南亚，由于受到国际资本投机冲击而发生货币危机，货币贬值、紧缩的货币财政政策以及生产过剩，都抑制东南亚的需求，尤其是进口需求减少，并引发其他国家的竞争性货币贬值。
（2）日本，1991-1995年年均经济增长率仅0.6%，1996年在大型政策刺激下达到3.6%，1997年政府无力追加财政支出，增长率又掉到1.0%。日本民间投资除信息产业外，其他行业几乎全部停滞，私人消费也趋于恶化，种种信号判断日本实质从1990年始就陷入了通货紧缩和长期萧条状态。
（3）美国，在信息产业投资、消费和出口带动下经济增长3.5%（高于2.25%-2.5%的速度极限），而失业率降至5%以下（低于5.5%-6%的经验区间），进入了大稳健的“新时代”。但“新经济”创新带来的生产率增速已减缓，家庭债务增长也已开始放缓，都将引发投资和消费收缩。
（4）从西欧看，需求疲软，失业问题严重，正值即将实行欧洲单一货币之际，各国都在为达到欧元区的准入“高标准”[⑥]而采取紧缩性政策。而随着独立的欧洲中央银行设立、欧元统一，欧元区可能在长期内出现更大的通缩：欧央行必然采取限制性的货币政策，其严厉程度将超过经济现状所能承受的范围；欧盟国家仍将实行财政紧缩政策，以达到《稳定与增长公约》要求，否则将受经济处罚，各成员还将努力使公共财政平衡；单一货币的实行将加剧欧盟企业间竞争，企业通过大规模裁员方法来降低成本，将使失业问题更为严重。
另外，还有两大影响因素，一是在亚洲廉价商品的冲击下，国际商品价格明显下降。二是作为新统一货币的欧元，须警惕国际资本找其错误而引发货币投机。若1999年或其后几年欧元真的发生危机，那么世界性通缩一定是必然的。
作者回顾美国1866-1896年、1930年代两次通货紧缩和世界性大萧条，发现通货紧缩在货币、金融、价格、消费、投资、供给、技术进步这些经济变量之间有一种“自强化”的内在规律或特性。将1998年情况与上述两次通缩比较，可认为世界经济正处于短期世界性通货紧缩的边缘，但不会发生长期性通货紧缩大萧条[⑦]。理由是世界经济已经经历了此前二十年的调整，正处于“康波”长波上升期的初期，移动电话、个人电脑、因特网等新技术的投资机会正推动着世界经济增长。为此必须制定应对政策，大国和地区必须行动起来，以阻止通货紧缩自强化进程的展开。亚洲国家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作适当的调整，不宜再增税，应简单以平衡预算为目标，应严防货币紧缩，避免从已有的货币危机进一步滑向经济萧条。国际间大国还应采取防止世界性通货紧缩的政策协调，甚至成立相关机制或组织。
中国经济在1998-2002年间，也经历了典型的通货紧缩。零售物价指数在1998年下降了2.28%，1999-2002年分别为-3%、-1.5%、-0.8%、-1.8%。在扩张性政策并配合体制改革的条件下，经济在2003年才走出了通缩状态。国内宏观经济学界直到1999年各种信号非常明显后，才开始密集讨论通货紧缩。杜先生关于世界性通缩及其机理的先行分析，对于当时理论同行和政策制定者的参考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一系列的事实，也证明了他当初预见和判断的正确。
2. 金融全球化及其风险
金融全球化是二战以来世界经济最深刻的变革。早在1988年，杜先生就注意到“当前国际经济关系的一个客观事实是，国际贸易一直以超过各国生产增长的速度发展，而国际资本流动又远远超过国际贸易增长的速度。国际借贷资本以追逐高额垄断利润为目的，它必然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一种巨大冲击力，加剧国际货币市场的动荡”。[[23]]
他的论述和许多观点非常具有启发性。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推动经济全球化其他领域向前发展的催化剂。金融全球化是由发达国家推行的金融创新或金融自由化而促成的。它包括的内容很复杂，概括起来： 一是金融体制的创新。主要是放松金融管制，取消和放松限制金融机构业务的法律法规条例，淡化专业金融机构业务分工界限，发展全能银行，各金融机构业务日益多元化、综合化。二是利率自由化。政府不再规定存款利率的最高限制，而是实行利率市场化，利率由货币在市场中的供求关系而定。三是汇率自由化。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固定汇率制已经不复存在，多数国家相继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也有的国家将本地与某国货币挂钩，实行联系汇率或盯住汇率制度，但后者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固定汇率制。汇率自由化的结果，使各个国家货币和汇率随着国际金融市场对本国货币供求情况的变化而不断波动。四是开放国际金融市场。在1997年底， WTO成员国就开放全球金融市场达成协议，根据这一协议，国际金融市场连成一片，国际游资可以自由进入或撤离各国金融市场。
金融全球化的产生和发展是生产社会化、国际化发展的客观要求。从严格的国别壁垒和分割走向全面的区域联合和一体化，是世界经济必然经历的轨迹。随着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必然要求创新传统的金融管理和运行体制。创新或金融自由化正是适应这一形式而涌现出来的，对全球化有其积极作用，如加快了世界范围内资金的流动，有利于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筹资融资，有利于国际贸易的加速发展。资本作为经济发展的要素之一，率先实现了大范围的国际流动，而资本市场则经历了由分割到融合进而全球化的发展历程。可以说，全球化始终是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指向和最终目标，并将成为21世纪国际资本运动的主要特征。
杜先生注意到，随着新世纪后互联网将广泛应用于金融服务业，金融服务更趋于信息化，更易于实现跨境交易，从则导致更大规模的金融全球化。由于金融产品的交易不需要实物交换，这使金融服务业和互联网天然地结合在一起。互联网对金融服务业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网上透明的定价销售不可避免地带来全行业降价。在21世纪，金融服务业必将向互联网时代迈进，这一变化也必然要求金融业的运动模式一起变革。虽然缩减成本、增加规模效益仍是竞争策略的核心，但这些优势的取得将不是通过传统的模式，而是利用互联网销售、构造良好的服务网站和客户至上的经营理念，为客户提供比较式和拍卖式的交易环境来获得。
如何对待金融全球化？杜先生认为，金融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全球经济增长，封闭市场是不明智的，任何企图远离国际资本市场的政策都意味着放弃经济的增长，最终会付出昂贵的代价。但同时，也要注意防范金融风险。金融风险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包括：货币资金运动与商品运动相脱节；现代货币采取了纸币和信用货币的形式；经济虚拟化；金融市场自身的波动性，以及信用和信用制度的不完善和监管不严[[24]]。当代经济危机现象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最为明显的特征是以金融危机为先导的经济危机更加频繁地周期性发生，经济周期性波动越来越体现为以信贷为主的金融周期性波动，金融危机是金融周期走向极端的表现，往往成为一国甚至世界经济由繁荣转向深度衰退的转折点。例如过去40年，美国的经济波动基本上是由1980年代末的储贷危机与2007年的次贷危机所在的两个金融周期主导的。在金融工具创新方面，金融创新活动不断创造出远离个别生产过程（从而远离个别风险）的各种金融工具，在世界范围内寻求证券投资的多样化，使虚拟资本有日益摆脱个别生产过程，从而日益与整个社会生产和世界经济发生密切关系的趋势，使风险降低到“全球性系统风险”的水平。但投资者在规避个别风险过程的同时，却可能加剧系统性风险，“全球性证券组合”等金融创新工具的出现导致金融冲击的传染性大大增强。金融全球化给世界经济带来不稳定因素，资本流动易变性引发巨大损伤力，甚至直接导致世界金融动荡。事实证明，金融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从我国总体经济的基本情况来看，有限开放和渐进模式是我国参与金融全球化的必然选择。[[25]]
3.“新经济”与经济周期
进入1990年代之后，美国经济维持高速增长，与此同时通货膨胀水平很低，市盈率也保持一个很低的水平，出现了传统经济学无法解释的现象。杜先生对此指出，新经济的核心就是技术革命。新经济与传统经济是不能完全分开的，二者互相融合、互相依赖、互相渗透，催生了经济运行新机制。
他注意到，从90年代中期开始，金融创新已与IT技术创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新的形式出现，将虚拟资本繁荣推向了新阶段。在IT技术密集型企业中，机构投资者手中的资本不是直接投资于股市，而是作为风险基金，以股权的形式投入到创新型企业中。风险基金的投入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加速社会上的剩余资金流向这些创新型企业，从而催生出一批批高科技企业。但同时，风险基金也承担了较高的金融风险。风险型企业较低的成功率，促使风险基金寻求通过企业上市后加紧退出。由于纳斯达克市场允许没有取得第一笔收入但发展前景好的高技术企业挂牌上市，这就更加突出了预期的作用，与主板市场上股票的溢价发行相比，使得作为实际资产占有权象征的这些创新型企业的股票被进一步虚拟化，实际上这就等于将各个企业和投资人承担的个别风险转移到股市上，培育了股市的系统性风险。但在股价高涨时，这种风险被大大低估了。投资者通过对已上市企业股权的占有获得远高于企业真实收益的回报，风险基金经这种虚拟化运作后，实现了价值增值。高科技股，特别是网络公司股票的市盈率高达400倍。随着IT泡沫的破灭，纳斯达克股价必然大幅度下跌。
因而他认为美国“新经济”的实质是[[26]]：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以一种新的形式将技术创新、资本市场、宏观政策结合起来，在网络信息等新技术推动下，创造出一种高速增长且低通货膨胀和低失业率的经济。这种经济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它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随着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变化。这种 “三高两低”（经济增长率高、劳动生产率高、财政盈余高、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低）的新经济是否还能保持下去，依然是一个有待观察的问题。 因为它并没有摆脱商业周期，只是周期的形式可能与以往有所不同。事实证明，美国股市依然存在剧烈震荡，而且实际经济可能由此出现不稳定，甚至难免出现又一次衰退。这些论述是在2000年作出的，这似乎是一个预言，七年后爆发的华尔街金融危机映证了杜先生的判断。新经济无疑具有进步性和创新性，但它也是“创造性毁灭”，其巨大的不稳定性终将美国拖入衰退，而且掀起了史所罕见的全球金融海啸。
4. 世界经济格局与重大趋势研判建言
在人类跨过新千年之际，杜厚文先生满怀激情撰文，放眼展望21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他这样写道：刚刚过去的20世纪是一个多灾多难的世纪——我们经历了两次世界规模的战争、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长达50年的冷战和动荡。但世界经济仍然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在18世纪，全球GDP每年平均增长只有1％，19世纪达到2％，20世纪则为3％。展望21世纪的世界经济，将更加空前繁荣。其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1）科学技术进步及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将大大加快，但世界经济发展仍然不能摆脱经济规律的支配；（2）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阻挡，但反全球化的趋势也同样不可忽视；（3）区域经济一体化、集团化迅猛发展，但集团之间的关系仍需调整；（4）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更要注意促进经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但他念兹在兹的还是国家发展，拳拳之心跃然纸上。他写道，21世纪初是我国发展将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关键阶段，面对国际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以往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发展模式显然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我国的经济发展道路和方式将面临新的战略性抉择。在全面认清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并在充分考虑我国经济加快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信息化、国际化，缩短与发达国家差距的基础上，我国应实施以全面创新为核心，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为重点的经济发展战略，包括：（1）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科技和可持续发展作为提高经济增长效益和质量的根本；（2）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推进本国的经济全球化进程；（3）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制，加快制度创新和改革；（4）立足自身，抓住机遇，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在制定经济政策的过程中不仅要重视共性，借鉴他国成功的经验，而且更要重视个性，将共性融于个性之中，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我国的国内市场非常大，具有典型的大国经济特征，因此从长远看，扩大内需应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之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正确处理内需和外需的关系，即在我们强调外贸对我国经济发展重要性的同时，不能忽略扩大内需[[27]]。
在当前全球化出现逆流，中国确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实施国际与国内“双循环”战略，努力推动高质量转型之时，我们重温杜先生20年前的这些论述，真是倍感其言谆谆，而其知昭昭也。
以上我们大致回顾了杜先生的研究工作，介绍了他主要的学术思想。回望杜先生的一生所处的年代，中国经济社会一直处于剧烈的动荡和大变革之中。他的人生随时代经历曲折，有过无奈，但还是幸运居多，最终也是圆满的。早在青年时期，杜先生就选定了经济学这一高尚的职业，选定了世界经济为专业方向。他追问世界发展之谜的目的，既出于自己的好奇心，更是为了学以致用、服务社会。因而他毕生关照的主题都是“世界怎么样，中国将会怎么样”。他注视当下，也寄望于将来，始终怀着科学的精神来观察世界经济生活事务，探究其性质和运动规律。对于所有的问题，他都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出发，坚持用矛盾论、辩证法以及发展的眼光，以正心诚意、慎重冷静的态度加以考虑，这使得他具有独特的洞察力和预见能力。他对形势和事件发展的判断，要经过一个缓慢的演变和发酿过程才能得到明确的是非判定，而事后结果多证明他是对的。他坚持理论和方法，但也注重常识和事实，比如有时会搞一个突然袭击，在谈话中停下来问学生“这两天美元、欧元汇率都多少啦？”最是ABC的些物凡理，往往也是最难把握和容易被忽略的，杜先生以此来提醒学生要随时关注世界经济动态和关键指标，培养实际“直感”。在他整个研究生涯中，政治经济学框架是最为拿手的分析工具，但他也与同时代的知识人一样，难免不为政治所束囿，以至损耗和浪费了他的创造力。
凯恩斯说，“经济学家们是身上带刺的一群，这不是什么新鲜事”。资深经济学家当然更有资格高高在上、俯视众生。在世界经济学领域，杜先生无疑是具有重要指导力和影响力的教授和智者，无论从他的学术造诣，他曾经肩负的校内外行政职务，以及他长期担当的学术团体领导角色来论，他都有资格“慷慨激昂、指点江山”。但他更多地是埋头苦干，默默用文字来履行作为时代的记录者、预言者和劝说者的经济学家职业角色。他始终谦虚谨严，志气平和，称自己的文章为“学习心得”，“很多看法都比较肤浅”。他宽怀为本，从容大度，从不吝于帮扶他人，提携后进，对青年人总是以激励为主。他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之也亲，与他相处如沐春风，人们很容易为他的睿智风趣所感染。
士志于道，不亦善乎？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杜先生是个人品质与智识力量实现和谐结合的榜样，社会科学研究给他增添不少的困惑，也带来了真正的快乐。斯人已逝去，但其名字依然熠熠生光，给未来留下了思想和精神。后来者只有在那璀璨的文字高处，才能得以瞻仰和回味他饱满的一生。
参考文献：
[①] 王宏淼：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国际宏观经济与金融、经济增长与国家发展研究。
[②] 这“三大矛盾”是：帝国主义的国内矛盾、国家间矛盾，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
[③] https://www.un.org/zh/un75/inequality-bridging-divide
[④] 见O‘Neill, Jim; Alessio Terzi, 2014: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eds a better G20 and a new G7+, Bruegel Policy Contribution 2014/13。该文建议，建立新的G7+机制，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将被一个共同的欧元区代表所取代；加拿大换成巴西；中国和印度加入；其余G7成员国保持不变。
[⑤] 比如“金融四十人论坛”新近针对德国金融作了专项研究——张晓朴、朱鸿鸣等著，2001：《金融的谜题：德国金融体系比较研究》，中信出版社。
[⑥]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了欧盟成员国加入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的四大标准：价格稳定——通货膨胀不超过三个最低成员国平均数的1.5%；财政稳健——预算赤字不超过本国当年GNP的3%，国债累计不超过本国当年GNP的60%；长期低利率——长期利率不超过三个最低成员国平均数的2%；汇率稳定——各国货币汇率稳定在规定的浮动范围内。
[⑦] 像英美两国1814—1849年（长达35年）、美国1866—1896年（长达30年）、英国1873—1896年（长达23年）的通货紧缩，均属长期性。
[[1]]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3]] 杜厚文.关于帝国主义经济发展的两种趋势[J]. 北京：经济研究,1985(12):72-76.
[[4]] 杜厚文.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J]. 北京：世界经济,1988(11):1-3.
[[5]] 杜厚文.垄断仍是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J]. 北京：世界经济与政治,1990(7):1-6.
[[6]] 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7]] 杜厚文,章星.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分配[J].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1991(1):17-32.
[[8]] 杜厚文,朱立南.世界经济学: 理论˙机制˙格局[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9]] 杜厚文.对西方国家“私有化浪潮”的理论思考[M]. 载于《怎样认识当代资本主义》.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
[[10]] 杜厚文,章星.西方宏观经济控制的微观基础及其发展趋势[J]. 北京：世界经济,1992(10):1-5.
[[11]] 杜厚文,章星.论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的宏观经济控制[J]. 长春：社会科学战线,1993(2)31-43.
[[12]] 杜厚文.杜厚文文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63-64.
[[13]] 杜厚文.论发达资主义国家之间经济政策的协调[J]. 北京：世界经济,1990(8):1-27.
[[14]] 杜厚文.西欧共同市场及其反霸斗争[M].载于《北京大学与中国人民大学世界经济教研室编《世界经济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309-346.
[[15]] 杜厚文,王广中.欧元的世纪：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理论与实践[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16]] 杜厚文.论联邦德国宏观经济管理的特点[M]. 载于《世界宏观经济管理(论文集)》.时事出版社,1987.
[[17]] 杜厚文,伞峰.美国股市调整与经济周期的变化[J].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3(6):58-66.
[[18]] 杜厚文.东西方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及其前景[J]. 北京：世界经济,1985(4):40-45.
[[19]] 杜厚文,章星.“太平洋世纪”与我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J]. 保定：日本问题研究, 1988(3):7-13.
[[20]] 杜厚文,高亮.加强机制化，促进亚太目标顺利实现[J]. 北京：国际贸易问题,1996(6):36-39.
[[21]] 伯南克.大萧条[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
[[22]] 杜厚文,陈岩.警惕世界性的通货紧缩[J]. 北京：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4):35-38.
[[23]] 杜厚文.略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资本发展的新趋势[J]. 北京：世界经济,1988(1):7-13.
[[24]] 杜厚文,樊会文.论金融风险的根源[J]. 北京：教学与研究,1997(11):13-18.
[[25]] 杜厚文,王志强.论金融全球化与我国金融改革与开放[J]. 北京：宏观经济研究,2001(9):48-52.
[[26]] 杜厚文,董裕平.对美国 “新经济”的若干思考[J]. 北京：宏观经济研究,2000(7):5-10.
[[27]] 杜厚文.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几个重要趋势[J]. 北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1(6):32-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