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花渐欲迷人眼，乱拳狂将世人扁。我们在年初报告中断言，2025年全球看美，最大的看点和风险点都来自美国（王宏淼，2025）1。重返白宫仅七十天，以“关税人”自诩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果不其然悍然发动关税战，一举将全球拖入巨大的混乱和动荡之中。关税战巨震，叠加地缘冲突、大国竞争、全球债务高企等风险，导致全球经济困扰重重，大概率拖累经济增速普遍放缓。但宏观经济也表现出相当的韧性。全球投资者在经历关税战最初的震惊和适应后，很快就忽略与关税相关的不确定性，维持对经济与资本市场的乐观态度。在政治的巨大摩擦和政策不确定之外，科技创新从未停歇，当前全球AI革命方兴未艾，各类高科技公司竞相“有效加速”，中国的人形机器人等产业也发展迅猛，充分利用了中国的制造优势，也为诸多产业和人口老龄化提供了解决方案。美国企业盈利和经济数据仍然稳健，人工智能应用加快，美元走弱以及“大美丽法案”带来的现金税收减免等，都是个中利好因素，对高科技股票仍有强劲需求和高估值。面对重重压力，欧盟近年一直在寻求从产业到经济、政治到国防等全方位的战略自主，同时通过改革来保持财政稳健性和可持续性，基础设施和国防支出增加或可推动欧元区经济增长，对冲贸易战的不利影响。继众议院的失利后， 7月20日执政联盟进一步失去参议院多数席位，标志着日本政治格局的重大转变，将对日本的政治稳定、财政、货币政策路径等产生深远影响。中国面对内外重重压力，通过各种举措来对冲关税战的重大负面影响，出口在波动中依然保持总体增长态势。

 本报告将讨论关税战及当前全球宏观经济动向。第一部分是关税的性质剖析及简史回顾；第二部分回溯美国关税史与重商主义传统；第三部分解说特朗普关税战进程，探讨其后果；第四部分审视关税战阴云中的全球经济动向与主要国家经济表现。

一、源远流长的关税

关税是一种古老的税种，对进出境货物和物品征收。更广义的，是在一国内陆边界地区设置“关卡”，把过桥、过路费也作为“关税”征管。以关税为核心，人类历史上形成了“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两派思想与经济哲学，它们的对立可谓源远流长，从未间断过。中国古代先贤孟子强调自由贸易，认为“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 2。但经济实践中古今中外几乎没有哪个政权愿意完全放弃这一“来钱”渠道。

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道：“海关（Customs英文本意为惯例），就是按惯例付款”。欧洲的早期关税主要设在内陆桥梁、河道关卡处，因收费不透明而被斥为“勒索税”。英国在1203年建立起国家关税、地方关税体系，1275年开始海关管理，统一出口税率。15世纪以后，随着重商主义在西欧兴起，关税成为重要手段，时人认为国家致富的唯一途径就是出口大于进口、促使金银等贵金属财富流入，而关税或直接限制政策可以将进口降到最低。1660年代法国财政大臣柯尔贝尔提出保护主义思想的系统关税政策3，法国随之提高关税税率，引起英国和荷兰的报复，最终导致荷法战争（荷兰相应禁止进口法国葡萄酒和白兰地，并对法国奢侈品征收高达50%的关税），史称“引发战争的关税体系”。1778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发表后两年，谋得了高薪的爱丁堡海关委员会海关专员之职，负责稽查海上走私，直至1790年去世。但他认为：“海关历时既久，许多弊害，相因而生，而且还被宽容”4，因而大力批判高关税、限制进口的重商主义政策。直至经过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等人论战，1846年英国废除《谷物法》，成为保护政策与自由贸易的分水岭，英国才真正蜕变为最早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国家。

二、关税与美国重商主义传统

在美国，关税从其建国之初就成为治国重器。引发美国独立革命的“波士顿倾茶事件”，起因原是美洲殖民地因反抗英国对殖民地茶叶实行进口差别关税。然而耐人寻味的是，美国因反对关税才起而革命，其建国伊始新政府就在财长汉密尔顿的倡导下，同样以关税大棒为圭臬，视关税为最重要的税源和产业保护工具。1789年7月4日，华盛顿总统签署了美国第一届国会通过的首个实质性立法——《1789年关税法》，对60多种进口商品征收关税，旨在为新联邦政府筹集资金、偿还独立战争债务并保护早期美国工业。此后一个半世纪里，关税一直是美国联邦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两年后的1791年末，汉密尔顿向国会提交《关于制造业的报告》，提出通过加征高关税等政策工具，实施贸易干预，补贴、保护和促进美国北方新兴制造业发展。由此，“美国成为了第一个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布雷斯林，2012）。汉密尔顿这一经济哲学，在半个世纪后，又被德国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李斯特所继承，并诞生了著名的“幼稚产业保护论”，成为许多国家的经济政策基础。5

从建国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关税都是美国经济的常态和支柱，也是财政的主要来源，其对财政收入的贡献高达90%（其后被所得税取代）。美国政府一直通过关税工具来获利和调节经济，如1789年、1790年、1792年、1824年、1828年、1832年、1833年、1850年代、1861年、1897、1913年、1921年、1922年、1930年等年份，都出台过关税法案。1930年大萧条爆发期间，美国胡佛总统制订“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将超过2万种进口商品的关税提高到创纪录水平，上千名经济学家联名反对也无济于事。后世关于大萧条的一些研究认为，由于关税接近60%，导致其他国家报复，从而使美国的进口和出口减少了一半以上，高关税不是挽救而是加剧了大萧条。二战后，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强国，从传统的孤立主义走向国际主义，开始倡导自由贸易。1947年美国主导签署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该协定于1948年1月1日正式生效，减少了关税壁垒以及其他贸易的定量限制和补贴。随着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国际组织的成立以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各种协定的签署，自由主义经济秩序和国际制度得以建构，人类社会终于迈入了以自由贸易为核心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时代。

在2008年之前的近60年间，贸易和投资开放牵引的经济增长高歌猛进，可谓是全球经济的普遍进步时代。然而在整体开放的主旋律中，无论是小范围的贸易摩擦还是涉及面广的贸易战仍然时有发生。比如1980年代美日半导体与制造业冲突，1993-2009年香蕉战，2002-2003年美欧钢铁关税战，可谓屡见不鲜。在理论层面，西方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新贸易理论的基础上，以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为前提，以产业组织理论和市场结构理论为研究工具，进一步提出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以寻求贸易保护主义和产业政策的合理性。但基于国家安全考虑以及日益尖锐的政治经济诉求来使用战略性贸易政策，无疑会破坏基本的贸易环境，加剧竞争，短期内虽为本国厂商赢得了竞争，长期中却极大抬升了贸易成本，增加了自由贸易的门槛和壁垒。

一般公认1990年代克林顿政府时期是美国史上最繁荣、也是最开放时期6，全球化在其新经济增长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财政平衡在此时期也从赤字转而实现了罕见的盈余。但即使这样，贸易政策仍是美国政治冲突和政治困境的主要原因，甚至在很多方面成了唯一的博弈7，对其他国家不公平贸易的指责成为“美国话术”的一部分，成为美国为自己谋取利益的借口。曾任美联储副主席的艾伦·布兰德（Alan Blinder）悲叹道：“尽管克林顿-戈尔政府在自由贸易方面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整个国家却比十年前更加笃信重商主义。自亚当·斯密以来，就没有哪位经济学家能够消除对重商主义的盲目信仰……只有政府强制灌输才是压制自由贸易思想的手段”8。克林顿政府可以说是以坚定支持全球化、实施最为开放的贸易政策而著称的，但另一位著名的国际贸易学家巴格瓦蒂也指出：“声名狼籍的美国汽车纠纷最后演变为克林顿政府的一场闹剧，反映了对不公平贸易的沉迷而且促使不公平贸易恶化......所谓的“公平贸易”像癌细胞一样扩散，已深入美国的政治肌体9。最为主张全球化的克林顿政府尚且如此，其他保守主义政府就可想而知了。只有理解美国政府哲学的这一深层结构，人们才能明白，“假公平之名”的关税等保护主义贸易政策为什么在美国历史上长期传承，并且进入全球化时代后还会卷土重来。

三、特朗普关税战及后果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美国等发达国家国内经济下滑，民众怨言增多，保护主义也开始流行，全球化退潮进入调整期，贸易政策日益成为实现更广泛政治目标的工具。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作为当代政治极化的典型人物，一向迷信关税大棒，并奉被称为“关税侠”、“保护主义的拿破仑”的美国第25任总统麦金莱为偶像。2018年3月22日，特朗普签署备忘录，以美中贸易失衡损害了美国的利益为由，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关税，涉及商品总计约达600亿美元，同时设置其他贸易壁垒，旨在迫使中国改变其“不公平贸易行为”。6月中旬，美国推翻中美双方多轮谈判后达成的“不打贸易战、停止互相加征关税”的共识，又单方面宣布对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25%关税。中国商务部同日作出反制措施，对价值340亿美元的美国输华商品征收25%的额外关税，其中包括美国向中国出口最多的货品大豆。2019年5月5日，美宣布对另外价值约2000亿美元、合共25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征收25%的关税。

贸易战期间经历了两国最高领导人会唔以及谈判团队多次谈判，有进展、也有反复。中美两国最后终于在2020年1月15日于白宫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特朗普称其为“任何人见过的最大协议”，将“彻底改观”美国经济。协定长达96页，包括知识产权、技术转让，金融服务，农业，汇率，扩大贸易，以及争端处理机制等八章。中国承诺，在2017年贸易额的基础上，在未来两年内增购20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和服务，其中500亿为农产品。落实方面，第一年完成购买不少于767亿美元，第二年不少于1233亿美元。关税方面，在双方正式签署协议之前，特朗普政府已宣布把在9月1日对12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税率减少一半，降至7.5％。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的25%的关税将维持不变。中国方面，仍维持对1100亿美元美国商品的关税。历时18个月的中美贸易战就此暂时休兵。

2025年特朗普重返白宫，旋即于4月初公布对全球多国实施对等关税，一举将全球贸易体系拖入了一个动荡和重构的阶段。此后数月，经过多次延期和谈判，特朗普于7月31日签署了针对69个国家的新关税行政命令，即所谓“对等关税2.0”，该行政令于8月7日正式生效。从行政令看，相关协议的特点已初现端倪，也展示出特朗普关税战的一些底牌。各国被分为三个部分：

——行政令附件中未被列明的经济体，统一适用10%的税率。

——被列明的国家则分为两类：一类是已经与美国达成协议，或对美有小额商品贸易逆差的经济体，这类国家的税率为15%。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欧盟、日本、韩国，包括以色列、约旦等，占比较大。另一类则是那些没有与美国达成协议，且对美国有大规模贸易顺差的国家，这些国家将面临更高的税率。最高的国家是叙利亚税率为41%；老挝和缅甸为40%。

亚洲经济体中，中国台湾地区和越南在8月7日生效的对等关税2.0版中税率均为20%，其中越南较4月的46%大幅下调，中国台湾地区较4月2日的32%有所下降，但仍高于日本、韩国的15%；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柬埔寨等国家则面临19%的关税。整体来看，东南亚国家目前面临的关税水平，比4月的“解放日”关税税率有所下降。

在主要经济体中，印度近期因向俄罗斯购买石油等问题，遭到特朗普的严厉批评，在8月7日之前关税被加码到 50%（高于4月2日的25%）；瑞士面临39%的关税（高于4月2日的31%）。

加拿大和墨西哥作为美国最大的前两个贸易伙伴，面临重税。加拿大未纳入《美墨加协定》的部分商品被征收35%的关税；墨西哥则面临25%的关税。

尚未落地的“靴子”，是美国与中国的贸易谈判，这场备受关注的谈判似乎在另一个框架和时间线上推进。

相对于特朗普行政令4月2日公布的“1.0版本”，8月7日正式生效的“对等关税2.0”方案更具系统性和可操作性。表现在：

（1）对关税税率进行了系统性重构，总体区间在10% - 41%之间。各国对等关税税率高低，主要取决于与美国的贸易关系及谈判进展；

（2）大多数协议的税率都高于4月2日建议的10%基准；新的基准似乎是15%。部分国家有所下降。

（3）封堵规避关税的“漏洞”，全面取消适用于所有经济体的800 美元以下小额包裹免税政策，并专门针对转运行为增设了高达40%的惩罚性关税。

表1：美国对部分经济体的“对等关税1.0”与“对等关税2.0”

说明：

1. 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对等关税列为“N/A”，因两国未被纳入对等关税行政令体系，适用的是独立的芬太尼关税机制（IEEPA）。其余“n.a.”表示该来源未提供分国别实征平均关税的可靠数据。

2. 中国台湾地区的实征平均关税：未找到美国从中国台湾地区进口商品的实征平均关税税率数据，故标为“n.a.”。相关讨论多集中于台湾地区对美出口被征收的税率（32%→20%），而非美国实征税率。

3. 印度2024—2025年实征关税：FastBull引用的数据显示印度2024全年为2.4%，2025年5月为5.7%。但印度对美出口商品的名义简单平均关税约16%—17%。实征税率远低于名义税率，因为大量商品享受免税或低税率待遇。

4. 瑞士实征关税：USAFacts数据显示，2024年美国从瑞士进口商品的平均有效关税率为0.6%。2025年5月数据约为4.7%，与USAFacts月度数据中2025年5月的0.0474吻合。

5. 孟加拉国实征关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数据显示，2024年美国从孟加拉国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约为15%。2025年5月数据未单独获得。

6. 南非实征关税：USAFacts显示2024年南非输美商品平均有效关税率为0.26%。2025年5月数据约1.5%，但该月度数据波动较大，不宜作为稳定参照。

7. 加拿大与墨西哥的芬太尼关税：加拿大芬太尼关税于2025年8月1日从25%提高至35%，USMCA合规商品继续豁免。墨西哥芬太尼关税维持25%，USMCA合规商品豁免。

8. 缅甸、老挝、叙利亚的1.0版税率：2025年4月2日“解放日”行政令中，缅甸44%、老挝48%、叙利亚41%。2.0版中缅甸、老挝降至40%，叙利亚维持41%

来源：根据白宫行政令、美国财政部TIC、USAFacts、FastBull、WTO等数据整理

  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根据支出模式调整后认为，当前美国总体有效关税税率已经逼近上个世纪“大萧条”时期的水平，如图所示。 

图1：美国关税涨幅达到历史上最大，接近一个世纪前的水平（%）

来源:白宫；美国经济分析局；IMF

不难看出，特朗普政府基于“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理念，对内减税、对外加税，加征关税是其关键政策工具。关税“重拳”兼具贸易干预、产业保护、财税补偿、外交砝码等多重战略功能，既寄托了特朗普重塑“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企图，也是世界霸主对国内选民和各国“小弟”的一种“压力测试”和“服从性测试”。其对经济和政治等各方面的后续影响确实不容低估：

其一，美国强行获取经济账面上的好处。将继续推高美国的平均关税税率，增加其关税收入，为财政缺口融资；而贸易协定中要求其他国家购买美国商品或能源，对美国增加投资，对美国制造业回流、就业及投资方面的真实影响，还有待观察。由于对国内减税，美国财政赤字在短期内必然扩大，征收关税可以多少弥补些缺口，在缓解公共债务压力的同时，为“大美丽法案”等减税刺激政策创造条件。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2025财年前九个月关税收入达1133亿美元（净额1080亿美元），较上年同期接近翻倍，首度突破千亿美元，创下单一财年历史新高。不过相较于近2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以及超过36万亿美元的国债余额，加征关税带来的有限收入可能难以有效弥补庞大的财政缺口。

其二，“压力测试”和“服从性测试”。发动关税战，迎合了美国国内反对全球化的声音，或可获取更多的选民支持。而完全甩开WTO等国际机构，以一己之私凌驾于国际公利，则彰显了世界霸主威权，让美国再次回到世界中央，并借机划清谁是盟友、谁是敌人。

其三，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双赤字）难有根本改观。双赤字，既源自美国国内储蓄-投资失衡和高消费的经济结构，也与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下生产国和消费国、制造国和创新与金融国的深层次分工、互补关系有关，还与所谓的“特里芬悖论”作用机制有关（货币中心国必然逆差，但可以部分转嫁，“我们的货币，你们的麻烦”10）。不调整美国自身经济结构，只妄图通过贸易关系重塑来纠正失衡，几乎是不可能的。二战以来美国发动的对德、对欧、对日、对韩以及对华的一轮轮贸易战都未能改观美国“双赤字”状态，美国赤字反而如滚雪球似的越堆越大，已是明证。

其四，一厢情愿发动关税战，也会反噬美国的国家信用基础，美国也得自食其果承担相应代价。在美国罔顾各国谴责，不管不顾“掀桌子”推翻二战后自己主导建立的国际经贸秩序、“重置世界”的同时，其国家信用也明显贬损。根据美国财政部发布的国际资本流动报告，2025年4月份关税战启动当月，美国国际资本净流出为142亿美元。上半年美元资产多次出现“股债汇”三杀局面，美元贬值，美国国债收益率曲线上升，股市表现逊于欧洲及许多新兴市场，全球投资者已经对美国关税战投出了不满的货币选票。种种信号显示，“美国例外论”11并不可靠，更不会一直有效。

其五，对世界经济的打击巨大。关税的加征及竞争性对抗，严厉的“转运税”围堵转口贸易，将冲击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的稳定性，推高全球生产与贸易成本，不仅带来物价“涨”的临时性冲击，也必然损害全球经济增长，引发“滞”的普遍效应。

其六，原有的世界经贸关系（美国认定的全球化偏误）必然调整。二战以来以互惠互利为基础的国际经贸秩序将为之改变。未来各国的经济交往，将更强调价值观、国家安全甚至意识形态，保护主义或将以各种明或暗的方式显现。

但我们也不用对当前的贸易与经济乱局过度悲观。人类进步从来不是依靠单枪匹马，而是广泛合作。合作一定会出现矛盾，矛盾大了就会引发冲突。无论代价大小，人们最后总会找到矛盾和冲突的解决办法。历史就是在这样的曲折蜿蜒中不断前进的。

四、阴云笼罩下的全球经济韧性与挑战

当前世界经济存在着诸多隐忧。美国贸易政策转向、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紧张，以及移民、财政和货币政策问题，都构成全球巨大的不确定性。贸易战会推高美国通胀并削弱全球经济增长。美国大幅削减移民数量会给关键行业的劳动力市场带来压力，并加剧通胀压力。美联储独立性面临挑战，包括可能的货币干预，将大幅增加金融风险。财政政策变化，例如大幅削减开支或大规模减税，必然在短期内提高各国债务压力，一些国家的债务脆弱性上升。《法国世界报》的专栏评论一针见血：“当今的世界经济充斥着重商主义的味道，而人工智能时代的2.0版的重商主义，会催生很多的失败者，首先是那些债台高筑的国家。同时那些债台高筑的国家有很多更为紧迫的挑战要应对：能源、教育、卫生、国防，等等，不一而足”（埃斯坎德，2024）12。财政赤字的增加或避险情绪的上升，可能会推高长期利率并造成全球金融环境收紧，再加上人们对全球割裂的担忧，上述情况可能会重新加剧金融市场的波动性。OECD在2025年6月份的《经济展望》预测，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24年的3.3%放缓至2025和2026年的2.9%。预计经济放缓将主要集中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其他经济体的下行调整幅度较小。7月更新的IMF《世界经济展望》上调预测，全球经济增速2025年和2026年预计分别为3.0%和3.1%。全球总体通胀率预计将于2025年降至 4.2%，于2026年降至3.6%。美国的通胀预计仍将高于目标水平，其他大型经济体的通胀则较为低迷。

图2：特朗普贸易战引发全球不确定性骤升

来源：Ahir, H., N. Bloom, and D. Furceri (2022), “World Uncertainty Index”, NBER Working Paper；Global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Index

但也存在一些乐观因素，全球经济似乎比想象的更具韧性。特朗普政府4月发动关税战，市场基于预期早就先行而动，抢出口效应部分补偿了关税战后的抑制效应。关税虽然剧震，但并不是供应链的实质性断裂。关税谈判缓冲期，给了企业更多的时间来调整。在多方博弈的过程中，美国的平均有效关税税率实际上低于其4月宣布的水平。2025年四月份以来陡增的政策波动性正在过去，下半年随着关税政策基本尘埃落定，市场消化一系列政策变化，各国也许会采取一些措施，比如降低非关税壁垒（无形关税），以对冲关税提高带来的负面影响。随着新的国际秩序逐渐重塑，政策预期趋于平稳，经济将逐步企稳。一些主要经济体正在实施财政扩张，有助于推动投资与增长。美元走弱等因素也在推动金融环境改善，货币政策将更加宽松。美国税收法案可能会给美国经济带来一些支撑，另外美国、欧洲和亚洲国家均在扩张军费，国防投资也将促进实物投资增长。德国的财政刺激措施将开始发挥作用，中国消费和出口方面显现一些利好信号。更为重要的是，产业层面的技术进步并未受阻，人工智能（AI）革命是当前世界经济中最重要的技术推动因素。近年来全球股市上涨很大程度上是由AI主题推动的。之前，人们关注AI “计算”或“算力”层面，拥有最强芯片或最快模型的公司获得了高估值。目前市场焦点已转向“推理”或“应用”，随着新技术在越来越多的行业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提升盈利水平，AI的发展空间和后劲仍然巨大。因此综合来看，我们认为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率或将稳定在3.0%左右，还不至于那么悲观。

在主要国家中，美国经济基本面相对稳健。经过多年挣扎，美国走出了2008年以来长期低通胀状态，而且似乎正在形成新一轮的景气周期，甚至可认为美国正处于四大周期叠加状态：技术创新周期，超级制造周期，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扩张周期，以及即将到来的美联储降息周期。

第一，AI革命驱动着美国大型科技公司的资本支出和设备投资率，未来五到十年AI将在众多领域实现垂直化应用和商业化兑现，高投资、高应用、高估值和高回报，将推动美国进入技术创新周期，进而带动全球生产率的提升。

第二，从奥巴马开始，十几年来美国政府一直寻求制造业回流以及加大实物投资。在拜登政府推出基建法案后，美国开启了新一轮实物投资周期，主要是基建项目投资。当前美国还出现了与新能源有关的制造基地，以及与AI相关的超级算力中心，一些研究者认为美国正在进入一个超级制造周期。

第三，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政府大幅度扩张资产负债表，以拯救家庭资产负债表，企业和个人也都主动采取了降杠杆。如今“两个美国”特征明显：政府债务高企，企业和家庭的杠杆率却相对较低。美国企业的基本面仍然稳健，具有较高的利润回报率，美国家庭将继续受益于财富效应的顺风。随着新一轮减税政策落地和年末美联储降息，微观部门将具有较强的资产负债扩展空间。

第四，美联储降息周期即将到来。在2022年激进加息周期时，美联储货币紧缩政策与拜登政府财政宽松政策完美配合。今年以来在更换美联储主席的鼓噪声中，美联储独立性遭到普遍质疑。特朗普一直催促 “必须降息”，但美联储依然坚持“以充分就业和稳定物价为中心”的双重使命，而不是增长本身，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在7月份会议上维持政策利率不变。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强劲，就业数据好转以及高于趋势水平的通胀率，意味着降息远未成定局。尽管美联储维持对劳动力市场“稳固”、通胀“略高”的看法，但语气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美联储现在将2025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描述为“放缓”。这种转变反映出人们对潜在消费者主导的经济放缓、以及就业数据（尤其是私营部门的就业数据）疲软迹象的某种担忧，市场目前预期美联储将在2025年晚些时候恢复降息。预期随着2025年末后美联储进入降息周期，不仅拥有将近4个百分点的降息空间，还腾出了2万多亿美元的购债空间，这将推动资产价格上涨，同时还能为危机时刻的资产价格兜底。

世人对美国的质疑一直不断，但从更大的视角看，美国的实力与优势仍在。虽然现任政府政策多变，一举推翻战后近七十年来的国际贸易秩序，这对美国国家信用造成了“贬损”，投资者对美元计价资产的信心弱化，美国资产的风险溢价目前有所上升，但这并不足以动摇美国根基。美国的根本优势仍在——它是最大的能源超级大国，领先的科技超级大国，掌控着全球金融架构，拥有最深厚、流动性最强的金融市场。美国债券或美元本身并不会出现螺旋式下跌的可能。

从美国宏观经济的其他相关表现看，虽然关税水平相似，但如今的美国经济与上世纪20年代相比已大相径庭。当前美国经济对公共支出和服务支出的依赖程度大幅提升，这意味着其受关税影响的程度要低得多。与大萧条时期相比，其农业更加稳定，占GDP的比重也更小。全球贸易战、政府裁员以及股债市波动，会影响消费者信心和个人支出，但美国失业率仍然较低，接近于充分就业。就业增长虽有所放缓，但劳动力供应也在减少，这有助于保持就业稳定。新推出的《大美丽法案》废除了拜登政府对新能源的补贴以及一系列福利政策，取消拜登时期对富人、大公司的部分税收优惠和特殊利益。转而选择对工薪阶层提供大规模的税收减免，如：对个人收入低于7.5万美元或共同收入低于15万美元的65岁以上老年人减税6000美元。总体上来说，《大美丽法案》将更多的财政资源以减税的方式返还给了市场，与拜登时期无差异发放相比，这一政策更倾向于工薪阶层。2025年第二季度 GDP 预估值显示，环比年化增长率强劲达到 3%，较第一季度-0.5% 的收缩大幅反弹（但这可能蕴含贸易逆差收窄带来的机械性反弹因素）。下半年之后美国应该不仅能够摆脱衰退风险，甚至出现超预期增长。通胀方面，美国6月PCE同比2.6%，核心PCE同比2.8%，这反映了关税政策带来的一部分影响。但整体通胀仍然温和，服务业通胀持续回落。然而，某些商品类别开始出现与关税相关的价格压力。

欧洲经济活动低迷，关税冲击加重困扰，投资力度有所加大。2025年3月德国议会高票通过宪法修正案，决定突破“债务刹车”限制，实施大规模财政扩张，涉及资金总规模达1.2万亿欧元。德国传统的保守主义与财政紧缩哲学为之一变，在国防和基础设施支出方面的财政支持领先于其他国家。此举不仅将提振德国经济，也会给其他欧洲国家带来积极的外溢效应，带动欧洲整体经济水平提升，再辅以欧洲相对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推动投资者对欧洲发展前景信心增强。2025年初以来，欧元、瑞郎等欧洲发达经济体货币强劲升值，匈牙利福林、波兰兹罗提、捷克克朗等中东欧新兴市场货币汇率同样取得显著涨幅。欧盟的积极国防支出计划和德国的经济刺激计划都属于利好，但到2026年才能真正显现效果。欧洲央行（ECB）在连续四次会议降息后，7月末决定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近期数据显示欧元区通胀率目前已达到央行2%的目标。包括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在内的近期增长数据显示经济有所改善，且德国财政支出增加，这意味着欧洲央行可能会在接下来的几次会议中继续保持观望态度。欧盟委员会春季报告预测，受关税影响，2025年欧元区GDP增长率将放缓至0.9%，而年初预测为1.3%。

日本经济仍具韧性。受美国关税政策影响，日本出口下滑，企业设备投资减少，日本内阁府2025年8月7日公布经济预期估算，2025年度实际GDP增长率预计为0.7%，比年初预测下调0.5个百发点。物价飙升导致的消费停滞“已成为拖累日本经济的风险”。2024年底以来日本央行连续加息，日元汇率一度走强，输入型通胀压力阶段性缓解，但2025年4月后日元走势偏弱，重新对通胀形成温和推升。由于汽油补贴恢复，日本6月通胀压力减小。考虑后续日元升值空间、原油价格偏弱运行、政府推出从库存中释放大米等缓解措施后日本超市大米价格有所回落，下半年日本通胀或有所放缓，但仍具有黏性，此外需关注后续财政及关税贸易政策落地情况可能给日本带来的通胀上行风险。当前日本就业市场仍偏紧，2025年日本春斗工资涨幅再次创历史记录，后续若物价平稳，实际薪资增速回暖，或推动日本消费进一步复苏。当前执政联盟失去参众两院多数地位，在野党推动削减消费税的财政扩张倾向预计将增强，市场对日本长期财政可持续性的担忧升温。日本央行虽放缓缩表步伐，但中长期日本货币政策正常化趋势未改，年内仍存在进一步加息的可能性。

关税战使部分新兴经济体面临较大冲击。美国关税政策破坏基于规则的自由贸易体系，部分经济体受到严重负面影响，相关货币面临较大贬值压力。墨西哥在这一轮关税战中首当其冲，早在去年美国大选期间，特朗普就曾在多个场合发出对墨西哥汽车等产品加征高额关税的威胁。鉴于2023年墨西哥跃升为美国最大商品进口国，美国市场占到墨西哥出口逾八成份额，贡献贸易顺差超过2000亿美元，做空墨西哥比索成为去年四季度“特朗普交易”主要策略之一。

在亚太地区，越南对美国市场依赖度较深，2024年越南对美国出口1420亿美元，占GDP近30%。在2025年关税战中，越南面对的“对等关税”税率为46%，并且没有获得钢铝等行业关税豁免。巨大的外贸不确定性，引发越南盾在亚太主要新兴市场货币中跌幅居前，即使美元指数已经自高位回调近10%，越南盾对美元汇率依然不断创下历史新低。

而中国香港地区则成为赢家。2025年以来企业赴港上市火爆，香港IPO募资额持续领跑。根据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脸书个人专页上公布的数据：截至7月中旬，香港市场共52次IPO，同比增加30%；累计集资1240亿港元，同比上升590%，暂列全球第一。恒生指数2025年以来累计上升25.3%。香港2025年IPO募资额预估约1600亿港元，还有多家A股龙头企业筹划赴港上市。

关税也成为部分新兴经济体货币当局调整利率政策的重要变量。泰国、印尼等也实施降息等货币宽松举措，以应对关税冲击和经济压力。凭借对华出口优势，巴西雷亚尔、智利比索、秘鲁新索尔在这一轮关税冲击和不稳定的全球金融形势中表现出较强韧性。巴西央行甚至多次加息以抑制国内通胀，成为套息交易中最具吸引力的新兴市场货币之一。

中国寻求高质量开放来应对关税战。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事关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自特朗普政府实施“对等关税”后，美国对中国征收的关税不断加码，特定商品税率甚至飙涨至245%，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VIX恐慌指数攀升至新冠疫情以来新高。整个2025年二季度（4月1日至6月30日），中国经济几乎都在经受来自美国的关税压力。4月中美互加关税至超过145%的高位。5月虽然取消大部分关税，但因为稀土等问题，贸易关系依然紧张。针对美方举动，中方进行了坚决正当反制。5月12日，《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发布，双方达成休战协议，贸易紧张局势阶段性缓和，市场避险情绪大幅降温。6月两国领导人通话后，双方在伦敦再次会面“去除消极元素”。

在8月12日期限前一天（11日），特朗普再次签署行政令，宣布将美中之间的贸易休战期延长三个月（至2025年11月10日），从而暂时缓解了震动全球经济的关税升级与出口管制带来的威胁。中国也公布了美中7月底于瑞典斯德哥尔摩经贸会谈的联合声明，宣布美国将从8月12日开始，再次暂停实施24％的关税90天，同时保留对中国商品加征的10％关税；中国也将实施同等举措，并根据5月日内瓦联合声明的商定，暂停或取消对美国的非关税反制措施。这是5月之后，美中之间二度延长关税休战期。美中关税战二度休战对于圣诞季的电子产品、服装和玩具等商品进口至关重要，让这些商品可以享有相对较低的关税税率。

无论中美之间最后达成什么样的关税、贸易甚至协定，原先的全球化格局已然不复存在，关税战深刻地“重置”了世界，挑战和困难将是巨大的。中国面对近年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和发展条件的深刻复杂变化，已经采取诸多措施来加以应对，一直强调“聚精会神办好自己的事”，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一是，扩大制度型开放，以监管变革推动服务领域更大开放，强化竞争政策审查的刚性约束，提升政府采购的公平性和透明度，建立公平、权威的产权保护制度体系，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深层次市场化改革，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二是推进重点服务业标准与国际对接，以制度型开放来提升服务贸易发展，补齐服务贸易发展的突出短板。

三是以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单边开放，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大机遇。比如近年更大范围的入境“免签”，支持国内各自贸试验区开展差异化单边开放探索，2025年底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等等，都是其中的重大举措。相较于美国牺牲世界各国正当利益服务美国霸权利益，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始终向全世界开放。譬如，中国已经成为多个拉美国家最大贸易伙伴，稳居巴西、智利、秘鲁第一大出口市场。

四是推动区域贸易合作，维护全球自由贸易。如：“一带一路”合作纵深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已与30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3个自贸协定；主动对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依托《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深度融入和打造全球最大、最公平、最具潜力的自贸区；加快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的同时，争取实现中日韩自贸谈判的重要突破。

注释与参考文献

1 王宏淼：加剧的动荡和加速的重构——2025全球经济形势展望与政策挑战(上) ，《中国经济报告》2025年第1期51-58页。

2 见孟子《孟子·公孙丑章句上》第五节。原文为：“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如此，则无敌于天下。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3 柯尔贝尔的经济思想是“内外有别”。与对外设置关税壁垒明显不同的是，柯尔贝尔试图取消繁多的国内关卡和地方关税，于1664年建立起实行统一税收制的五大包税区，以促进商品的国内自由流通和消除税收的不公正，并将整修道路和桥梁以疏通国内贸易看作是促进对外出口的重要辅助。

4 亚当·斯密，1776：《国富论》第二章“论一般收入或公共收入的源泉”。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5 肖恩·布雷斯林：“中国模式”与全球危机：从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到中国治理模式，《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年第1期（冯瑾编译）。

6 杰弗里·法兰克尔；彼得·奥萨格/编：《美国90年代的经济政策》，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207页。

7 同上，第243页。

8 同上，第269页。

9 同上，第255页。

10 “我们的货币，你们的麻烦”，系美国前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John Connally）在1971年罗马举行的十国集团（G10）会议上对欧洲各国财政部长所说。原文是：“The dollar is our currency, but it is your problem.” 此话可谓“特里芬悖论”（Triffin Dilemma）在政治现实中的直白表达。特里芬悖论揭示：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美国必须通过持续逆差向全球提供美元流动性；但长期逆差又会削弱对美元兑换黄金的信心，最终导致体系崩溃。康纳利的言论恰恰反映了美国在这一结构性矛盾中的立场——美元的特权地位意味着其政策成本可以向外转嫁，而其他国家只能被动接受。

11 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是一种植根于美国历史、宗教和地缘政治的特殊意识形态。该理论认为美国在价值观、制度及国家使命上具有全球独特性，需扮演领导世界的“神圣角色”。 这一观点在2023-2024年得到强化。

12 菲利普·埃斯坎德（Philippe Escande），“世界经济充斥着2.0版的重商主义味道”，《法国世界报》2024年4月10日专栏文章。

王宏淼，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兼任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金融与发展中心主任、中国社科院上市公司研究中心副主任。

本文初稿撰写于2025年8月。其后作为蓝皮书总报告内容之一，刊载于《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24-2025》（社科文献出版社）。

建议引用格式：

王宏淼. 关税重置世界——2025年关税战震荡与韧性考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工作论文. 2025年8月. https://www.aisixiang.com/thinktank/WangHongmiao.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