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绿色低碳转型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核心任务。文章基于“隧穿”逻辑，系统分析了绿色低碳转型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机理：对内着力突破高碳产业结构与粗放用能模式长期锁定的路径依赖；对外全力跨越国际绿色技术垄断与低碳规则霸权构筑的竞争势垒，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五大鲜明特征的实现提供支撑和动能。立足“十五五”发展实际，绿色低碳转型赋能中国式现代化仍面临多重现实约束，突出表现在：能源安全保障与系统调节能力存在短板，转型成本分担与绿色收益共享机制尚不健全，绿色生产力培育受制于成本、技术与市场约束，碳双控背景下协同治理效能亟待提升，绿色技术自主创新与国际规则衔接程度仍显不足。为此，应将绿色低碳转型深度融入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全局系统推进：筑牢安全韧性的绿色能源供给体系，支撑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构建公平转型与区域协同机制，夯实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础；依托绿色科技创新和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健全碳双控与系统治理体系，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升绿色技术自主能力与开放合作水平，拓展和平发展道路。
胡鞍钢：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名誉院长
黄鑫：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成本和认证中心助理研究员，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出站博士后
原文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6年第4期
引用格式：胡鞍钢,黄鑫.“十五五”时期绿色低碳转型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机理与实践路径[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6,(4):1-9+112.
一、引言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超大规模人口、复杂资源禀赋和国际环境深刻变化条件下推进的现代化进程，它既不同于先发国家以高资源消耗、高碳排放和全球资源扩张为支撑的传统工业化道路，也不能简单套用“先增长、后治理”的阶段性发展逻辑。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5个方面的特色（人民日报编辑部，2023)。这5个方面并非彼此割裂的目标集合，而是相互支撑、相互嵌入的整体，对应着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与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在这个意义上，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不仅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促进各文明形态协调发展、提升中国式现代化整体效能的重要支撑。
经过持续的制度设计和政策推进，我国已初步形成以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部署、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重点行业领域专项转型方案及各类制度保障配套的政策体系。进入“十五五”时期，绿色低碳转型所处的发展环境、基础条件与重点任务均发生阶段性变化。一方面，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的时间窗口进一步收窄，碳排放强度控制、能源结构优化和重点行业深度脱碳任务更加紧迫；另一方面，新能源产业规模、绿色技术供给能力和绿色消费市场基础不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已具备从外部约束向内生动力转化的现实条件。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围绕“推动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取得重大突破”作出系统部署，并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确立为“十五五”时期的重大战略任务（中共中央，2025)。绿色低碳转型是贯穿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全方位的基础性支撑和战略性安排。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本质是一条绿色现代化之路（胡鞍钢，2023；胡鞍钢、黄鑫，2024)。围绕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关联，学界已形成较为丰厚的研究成果，大体可从三个方面归纳。第一，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论维度出发，相关研究重点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哲学基础及其文明形态意义。此类研究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发展理念、制度安排和文明形态层面包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追求，绿色转型由此构成现代化范式转换的重要内容（张云飞，2023；周宏春、戴铁军，2023)。第二，从高质量发展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践维度出发，相关研究主要考察绿色低碳转型的经济效应与分配效应。已有研究指出，绿色低碳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鲜明旗帜，只有将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以绿色转型催生发展与保护的良性互动，才能确保发展的质量成色与可持续性（张永生，2021)。也有研究进一步将分析视角拓展至共同富裕领域，关注绿色低碳转型对就业结构、区域协调发展和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赵林等，2025)。第三，从和平发展与全球治理的国际维度出发，相关研究集中讨论绿色低碳转型对国际竞争格局、贸易规则调整和全球气候治理参与的影响。此类研究多从碳关税、绿色贸易壁垒、国际产业分工和气候治理规则等角度展开，揭示绿色低碳转型对中国参与国际规则塑造、提升全球治理能力的重要意义（张中祥，2021；徐昕、吴金昌，2023)。总体来看，既有研究仍留有拓展和深入的空间：其一，绿色低碳转型贯穿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过程的内在机理阐释仍显不足；其二，“十五五”时期绿色低碳转型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约束缺乏深入探讨；其三，绿色低碳转型如何突破既有约束并重塑现代化实现路径的分析有待加强。本文尝试引入“隧穿”逻辑，构建绿色低碳转型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分析框架，在既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相关理论阐释与路径分析。
二、绿色低碳转型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机理
绿色低碳转型何以赋能中国式现代化？量子“隧穿效应”为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理论参照。长期以来，中国式现代化面临高碳路径锁定、产业惯性固化与制度体系黏性等深层制约，构成了常规线性渐进式改革难以逾越的结构性壁垒。在环境和资源的刚性约束下，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隧穿”的可能性：它本质上是一场全方位、深层次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通过对刚性约束的跨越式突破，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一）“隧穿”逻辑的核心内涵
量子力学中的“隧穿效应”，是指微观粒子在自身能量低于势垒高度时，仍有一定概率穿越经典物理意义上难以逾越的势垒并抵达另一侧的现象（郭家兴、熊鹏，2026)。本文借鉴“隧穿”概念，将其引申为阐释经济社会复杂转型过程的分析性框架（胡鞍钢，2012；唐啸、胡鞍钢，2018)。其核心含义在于：当既有发展路径形成较强锁定效应，常规线性积累和渐进调整难以突破结构性约束时，技术、制度、市场与组织等多重力量协同作用，可能改变原有约束条件，推动发展主体从既有路径转向新的增长轨道。
从经济学意义上看，“隧穿”逻辑可理解为对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的突破。传统发展模式一旦形成稳定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基础设施体系和利益分配格局，便会产生较高的转换成本和制度惯性。即使原有路径的边际收益下降，相关主体仍可能因沉没成本、技术依赖、就业结构和地方财政依赖等因素而难以主动退出。这种情形类似于经济系统中的“势垒”：它并非完全阻断转型可能，但会显著提高转型成本、降低转型效率，并使常规政策调整难以产生根本性效果。
绿色低碳转型之所以具有“隧穿”意义，在于它并不是在传统高碳发展模式上进行局部修补，而是通过重构能源供给方式、产业组织方式、技术创新体系和市场激励机制，改变经济增长对高资源消耗、高能源投入和高碳排放的依赖。对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大国而言，既不能简单重复先发国家高消耗、高排放的工业化道路，也不能依靠“先增长、后治理”的传统逻辑应对资源环境约束和国际低碳竞争，必须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的条件下，以绿色低碳转型推动发展方式转换，在新型能源体系、绿色产业体系和低碳技术体系中形成新的竞争优势。由此而言，“隧穿”并不等同于脱离发展阶段的跳跃式推进，也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换道超车”。它强调的是在既有路径受到明显约束时，通过能力积累和制度创新降低转型阻力，利用后发优势、市场规模优势和制度组织优势，推动经济社会系统从高碳锁定状态转向绿色低碳发展。具体而言，“隧穿”逻辑主要包含以下三层意涵。
第一，强调发展方式转换，突破高碳发展路径的惯性约束。传统工业化在相当长时期内主要依赖资源高强度投入、能源大规模消耗和高排放产业扩张实现经济增长。随着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全球气候治理深化以及产业竞争方式变化，这一路径的可持续性明显下降。中国式现代化不能重蹈“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更不能满足于对既有路径的边际调整，必须跳出惯性依赖，以系统性重塑回应结构性挑战。“隧穿”逻辑强调通过能源结构调整、产业体系升级和技术范式转换，改变原有高碳发展路径的运行基础，推动经济增长由资源消耗驱动转向效率提升、技术进步和绿色创新驱动。
第二，强调系统性协同，降低绿色低碳转型的综合转换成本。绿色低碳转型不是单一能源替代或单项技术推广，而是涉及能源结构、产业体系、消费方式、空间布局和治理机制的系统性调整。若仅依靠局部政策或单点技术突破，难以有效改变高碳发展模式所形成的复合性约束。从经济学角度看，转型能否实现，取决于技术成本、制度成本、市场成本和社会成本能否通过系统协同得到有效降低。技术创新能够降低绿色替代成本，制度供给能够稳定长期预期，市场机制能够引导资源配置，组织协调能够缓解利益冲突，社会参与则有助于推动绿色生产和绿色生活方式扩散。只有上述要素形成合力，绿色低碳转型才能从局部调整转向整体性发展方式变革。
第三，强调风险治理与能力积累，提高跨越结构性约束的可行性。绿色低碳转型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高碳资产退出、产业结构调整、就业岗位转换、技术路线选择以及国际绿色规则变化，都可能提高转型成本并放大转型风险。因此，“隧穿”逻辑强调在尊重发展规律、识别风险的基础上，通过优化技术路径、制度安排和政策节奏，切实提高突破约束的可能性。就中国而言，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持续提升的创新能力和较强的组织动员能力，为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重要条件；但这些条件能否转化为现实优势，仍取决于能源安全、产业稳定、就业保障和区域协调等问题能否得到统筹处理。因而，绿色低碳转型既需要主动布局，也需要稳妥推进，其关键在于以可承受的成本实现发展方式的结构性转换。
（二）基于“隧穿”逻辑的绿色低碳转型赋能机制
1.赋能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14亿多人口整体迈入现代化，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也是最艰巨的现实挑战。巨大规模蕴含着广阔空间与强劲动能，同时也伴随着资源需求巨大、转型范围广泛、平衡协调困难等刚性约束。传统高碳模式下，庞大的能源需求与既有就业结构深度捆绑，如果沿袭老路，资源环境承载力根本难以支撑如此大规模人口的持续发展，规模优势反而会转化为难以逾越的转型势垒。
绿色低碳转型的“隧穿”逻辑，关键在于激活超大规模人口与市场的集体势能，把规模压力转化为突破势垒的合力。具体而言，转型不是简单关停传统产业，而是以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为抓手，推动煤电、钢铁等高碳行业绿色转型，稳住就业基本盘，同时引导劳动力有序从高碳岗位向绿色新兴岗位转移。当下，光伏运维、新能源汽车制造、绿色建筑等产业，正成为吸纳就业的新兴高地。与此同时，凭借超大规模市场所具备的规模效应与多样性需求，绿色技术在产业化推进过程中获得了充足的验证场景和迭代契机，推动技术成本持续下降。清洁能源、节能家电等绿色产品逐步从小众细分市场迈向主流消费领域。超大规模人口的消费需求，由此转化为绿色转型的内生驱动力，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循环。这一转型，本质上是全域协同对规模约束的有效突破：以绿色产业布局与就业结构优化，夯实超大规模人口的民生根基；以能源结构与生产方式绿色升级，削减单位产出的资源环境负荷。由此，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从资源环境压力下的被动应对，跃升为绿色动能驱动的主动突围，最终实现以规模优势打破规模约束的路径跨越。
2.赋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共同富裕的核心是让发展成果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传统发展模式让资源收益集中在少数行业与地区，污染成本由全社会承担，区域差距、城乡差距、群体差距的势垒长期存在，成为共同富裕的突出障碍。绿色低碳转型的“隧穿”逻辑，本质是重构发展红利的分配机制，让转型成果真正成为全体人民共享的共富资源。
在区域层面，资源型地区和传统工业基地曾是高碳发展的主力，长期依托高碳产业驱动经济增长，形成强路径依赖，在低碳转型中面临结构调整压力与就业安置难题（徐政、孔儒婧，2025),成为制约共同富裕实现的关键薄弱环节。转型政策通过差异化产业布局和要素倾斜，引导这些地区利用清洁能源资源禀赋和绿色产业承接条件，推动发展模式从资源输出型向绿色价值型转变。以西部新能源基地建设为例，规模化开发不仅为地方财政带来稳定的税收来源和土地使用权收益，还通过产业链延伸创造了大量本地就业机会，使传统资源富集区逐步实现经济动能转换，缩小了区域发展差距。
在城乡层面，绿色低碳转型促进城乡之间要素双向流动格局初步形成。农村地区依托生态资源富集优势，发展光伏农业、生态旅游、有机农业等业态，将生态资本转化为经济产出；城市则通过绿色技术推广、绿色产品下乡和消费帮扶等机制，带动农村产业提质升级，形成城乡绿色收益共享的传导链条，从而助力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在群体层面，转型所催生的新兴就业岗位门槛多元，既覆盖高技能研发与管理岗位人员，也吸纳低技能产业工人，让不同群体在转型中找到发展机会。同时，清洁能源供暖、低碳公共交通体系等绿色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推进，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使绿色转型成果以更加公平可及的方式惠及不同社会群体，为实现全体人民共享发展红利提供了现实路径。
3.赋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物质至上模式的重要特征。传统高碳发展模式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造成资源透支与环境退化，衍生出消费主义膨胀、生态伦理失序等精神层面的失衡，形成物质丰裕与精神贫瘠相互强化的结构性势垒。绿色低碳转型的“隧穿”逻辑，在于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维度的协同突破。
在物质文明层面，绿色低碳转型推动产业体系向绿色化和高端化方向升级，新能源、新型储能、智能电网等绿色新兴产业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这些产业的规模化发展不仅创造了可观的经济产出，更重要的是推动经济增长逐步摆脱对高耗能、高排放传统产业的依赖，使物质财富积累建立在资源效率提升和环境负荷降低的基础上，实现物质文明发展模式的根本性转变。
在精神文明层面，绿色低碳转型本身就是一场深刻的文明变革。转型实践不仅重塑了节约资源、尊重自然、低碳生活的价值取向，更推动绿色发展观念从政策倡导逐步内化为社会日常运行的自觉遵循。企业强化绿色生产责任，公众养成绿色消费习惯，教育培育生态文明意识，共同推动绿色价值观向社会生活各场域渗透，使精神文明的深化获得了可感知、可参与的现实载体。绿色低碳转型打通物质与精神的“隧穿”通道：物质层面的绿色升级为精神层面的文明培育提供现实条件和物质基础，精神层面的绿色发展理念又为物质层面的持续转型提供方向引领和支持。两个维度在转型过程中彼此强化，为实现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相统一的发展目标提供可行路径。
4.赋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底色。传统高碳模式下，大规模资源消耗与环境排放对自然生态系统形成持续性压力，资源耗竭与环境退化相互叠加，构成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结构性势垒。绿色低碳转型的核心在于重构人与自然的关系，推动二者从冲突对立走向共生共荣（王茹，2023),从而保障并持续提升生态系统的服务效能。能源领域，以清洁能源有序替代化石能源，从源头削减温室气体和污染物排放；产业领域，推广清洁生产技术和循环经济模式，降低单位产出的资源消耗和环境负荷；生态领域，实施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提升自然资本存量和生态服务供给能力。人类经济活动逐步嵌入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阈值之内，形成发展与保护相互兼容的运行机制。绿色低碳转型的深层效应，在于推动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生态资源富集地区通过生态旅游、绿色农业、碳汇交易等市场化机制，将生态资本转化为持续性经济收益。绿色产业蓬勃发展，推动企业将生态保护深度融入经营实践并内化为自觉行动，公众逐步将绿色生活方式内化为自主选择。人类以敬畏之心守护自然，自然在科学修复中重获活力，二者在良性互动中拓展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空间，人与自然关系实现从掠夺性对抗向协同性共生的范式跨越。
5.赋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霸权扩张模式的本质特征。在全球绿色产业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技术标准壁垒、知识产权垄断和规则制定权不对称等制度性约束长期存在，后发国家如果沿袭传统技术追赶路径，容易陷入技术依赖和市场依附的被动局面，限制其独立发展空间。绿色低碳转型的“隧穿”逻辑，在于将我国在市场规模、产业配套和应用场景等方面的后发优势，转化为绿色技术和产业领域的竞争优势，并以开放合作的方式突破外部制度性壁垒，走出一条不同于霸权扩张的现代化道路。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与完备的产业体系，我国在绿色转型进程中培育了强大自主创新能力，在新能源、绿色制造等关键领域形成了显著产业优势。这种优势不是为了谋求霸权地位，而是秉持开放合作理念，推动绿色技术与产业成果全球共享，将光伏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广泛惠及全球，助力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绿色转型，既拓展了自身发展空间，又贡献了全球绿色发展的中国方案。绿色低碳转型是我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主动作为—以碳达峰碳中和承诺为引领，以规则共建打破垄断，以合作共赢消解零和博弈。在此基础上，我国将自身的绿色实践转化为全球公共产品，撬动国际社会形成绿色发展共识，进而推动和平发展理念上升为普遍国际共识。这一转型，最终实现从依附式发展、霸权式竞争向共赢式合作、和平式发展的跨越式突破，走出一条与世界互利共赢的现代化道路。
三、“十五五”时期绿色低碳转型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约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的重要部署，绿色低碳转型的总体方向和任务要求已基本明晰，但绿色低碳转型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进程中，仍面临多种现实约束。
（一）能源安全保障与系统调节能力存在短板
作为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能源保障必须兼顾供应充足、成本合理、运行可靠与生态友好等多重目标。从发展成就看，“十四五”期间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成效显著。截至2025年，全国发电装机容量为38.9亿千瓦，较2020年增长76.8%①；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超六成，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有近4度是可再生能源发电②。但必须清楚看到，规模扩张并未同步转化为系统调节能力的提升。一是新能源出力的波动性、间歇性与空间分布不均，导致资源富集区与用电负荷中心之间存在错配。并网后的电网调节、跨区输电、储能配置、需求响应及市场机制能否协同跟上，是绿色电力能否稳定消纳的关键所在。二是煤炭及煤电的兜底保障作用短期内难以替代。2025年煤炭消费占比仍达51.4%,虽较2020年的56.7%下降5.3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编，2026),但高碳基础设施投资体量庞大、资产专用性强、服役周期长，沉淀为巨额沉没资本。若退出节奏失当，不能兼顾能源安全底线与现实承载能力，必将危及电力保供与产业运行。三是人工智能算力需求的爆发式增长，推动数据中心、通信基站等数字基础设施加速扩张，能源消费增量巨大，使节能降碳目标面临更大压力（陈梦根、段重霄、崔文杰，2026)。多重因素叠加，能源系统调节能力不足已成为当前最突出的短板之一。
（二）转型成本分担与绿色收益共享机制尚不健全
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不仅取决于绿色低碳转型能否创造新的发展机会，还取决于转型成本能否在不同区域、行业和群体之间得到合理分担，转型收益能否通过有效机制实现更广泛共享。资源型地区、传统工业基地、能源生产基地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在资源禀赋、产业布局、财政能力、技术条件和就业结构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绿色低碳转型所产生的成本负担与收益分配也呈现明显的非均衡特征（林平等，2024)。对于具备新能源资源、产业基础和创新能力的地区，绿色转型可能带来投资增长、产业集聚和就业扩容等积极效应；而对于产业结构单一、财政承压较大、劳动力技能结构较为固化的地区，高碳产业收缩可能引发就业转型困难、地方财政压力增加和接续产业培育不足等问题。部分生态功能区则面临生态保护任务较重、产业基础薄弱、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不畅等现实约束，其生态保护贡献与发展收益之间尚未充分匹配。鉴于此，绿色低碳转型的成效评判，不应局限于减排总量、能耗强度或产业升级速度等技术性指标，还需充分关注不同区域的承受能力差异和不同群体的利益保障状况。若产业接续机制、技能转型培训、社会保障兜底、生态补偿制度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配套政策不能协同跟进，则绿色低碳转型不仅难以促进共同富裕，反而会加剧区域失衡与群体分化。
（三）绿色生产力培育受制于成本、技术与市场约束
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内在要求经济增长与绿色生产、绿色生活和生态责任意识形成更紧密的协同联动。绿色生产力的培育与提升，是实现这一转变的重要基础。它不仅关系产业体系能否实现绿色化、高端化和智能化升级，也关系绿色发展理念能否转化为企业生产行为、居民消费选择和社会价值共识。但从现实条件看，绿色生产力的培育仍面临成本、技术和市场等多重约束。一是成本与技术约束。在深度脱碳过程中，绿电稳定获取成本、低碳原料供给能力、储能与氢能应用条件、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CCUS)成熟度，仍在不同程度上制约绿色技术的大规模应用，部分关键技术仍处于产业化初期，经济性与可靠性尚待验证。二是市场约束。部分企业虽有意愿开展节能降碳改造，但绿色产品溢价、绿色品牌认同、绿色供应链协同和低碳技术收益回收机制尚不稳定，导致企业绿色投资的长期预期偏弱。绿色生产与绿色消费之间尚未形成有效联动，绿色产品认证体系、绿色采购制度、绿色消费激励政策等仍需进一步健全。特别是中小企业在融资能力、技术服务供给和风险承受能力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参与绿色转型的能力相对不足，容易在绿色产业链重构中处于被动地位。
（四）碳双控背景下的协同治理效能亟待提升
碳中和革命是生态文明范式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整体性协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需以制度创新为牵引，推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治理范式的系统变革。绿色低碳转型广泛渗透于能源、产业、财政、金融、科技、生态、就业、消费及外贸等领域，具有显著的跨部门、跨区域、跨周期特征。部分地区在节能降碳政策落地过程中，已相继暴露出碳减排目标分解不够科学、政策工具协同性不足、地方项目建设趋同化、碳数据基础薄弱及执行行为短期化等突出问题。2024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加快构建碳排放双控制度体系工作方案》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地方碳考核、行业碳管控、企业碳管理、项目碳评价、产品碳足迹等政策制度和管理机制，并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有效衔接。“十五五”时期，实施以强度控制为主、总量控制为辅的碳排放双控制度，对各级政府及相关主体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更为系统且严苛的要求。若央地之间、部门之间、政府与市场之间缺乏顺畅的协调机制，则减排目标与能源安全、产业运转、民生保障之间的内在张力极易激化，甚至会出现“运动式减碳”或“碳冲锋”等政策执行偏差。为此，迫切需要健全目标统一、权责清晰、数据可靠、政策协同和风险可控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将制度约束转化为发展转型的持久势能。
（五）绿色技术自主创新与国际规则衔接程度仍显不足
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全面提速，深刻重塑全球产业格局、技术竞争态势与国际贸易规则体系，叠加国际经济秩序调整、舆论环境复杂多变的外部压力，我国走和平发展道路面临多重外部制约（赵卯生，2024)。从产业基础来看，我国绿色产业发展已形成规模化优势与完整产业链体系，光伏、锂电池、新能源汽车等核心绿色产品的产能与市场份额全球领先。但对标国际高端竞争与规则对接要求，我国绿色技术自主创新、供应链安全保障及国际规则适配能力仍存在明显短板，部分核心领域受制于人。我国绿色产业的部分关键核心技术、高端核心材料、精密制造装备仍依赖外部供给，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不足。近年来，西方大国加速推动关键矿产供应链“去中国化”，通过友岸外包、构建关键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等排他性联盟，围堵我国高端产业链，挤压我国产业发展空间。地缘政治冲突进一步放大了供应链短板。2026年2月以来美伊冲突升级，造成全球能源、矿产资源供应链趋紧，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直接推高国际油价及跨境物流成本。长期来看，这暴露了我国在关键矿产资源跨境获取、战略资源储备体系建设中的薄弱环节，产业供应链抗风险能力亟待提升。在国际规则衔接领域，我国标准话语权与适配能力同样偏弱。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新电池法案等绿色贸易规则落地实施，欧美牢牢掌握全球碳核算、碳认证的标准主导权。我国尚未建成国际互认的本土碳核算数据库与权威认证体系，导致外贸企业出口检测认证重复、合规成本偏高，出口竞争力受损。其中，中小外贸企业问题更为突出，普遍存在碳管理人才短缺、工具不足、体系不完善等问题，难以适配国际规则快速迭代，极易陷入合规成本上涨、海外市场流失等困境。
四、“十五五”时期绿色低碳转型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针对上述现实约束，“十五五”时期绿色低碳转型应深度嵌入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全局，以碳达峰碳中和为总牵引，牢牢把握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的核心主线，充分释放绿色低碳转型的深层势能。
（一）筑牢安全韧性的绿色能源供给体系，支撑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坚持先立后破、安全降碳，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围绕《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和“十五五”规划中提出的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提升、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发展、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等具体目标，稳步实施非化石能源十年倍增行动，统筹推进多元清洁能源发展，增强绿色能源供给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对于新能源资源富集地区，应统筹清洁能源基地、外送通道、储能设施和用能产业布局，推动能源开发、产业转移和先进制造业发展协同推进；对于负荷中心地区，应加强本地非化石能源开发利用、配电网改造和绿色电力消费，提升区域能源保障能力。特别是要加快建设适应高比例新能源接入的新型电力系统，完善跨区域输电、区域电网互济、储能调度、需求侧响应、虚拟电厂和绿电交易机制，提高源网荷储协同水平。加快新型电网建设，发展智能微电网和绿电直连，支持算力中心、出口企业及重点用能行业因地制宜开展绿电直连。同时，应正确处理传统能源有序退出与能源安全保障之间的关系。煤炭、煤电在相当时期内仍具有保供、调峰和应急支撑作用，应推动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节能降碳改造和清洁低碳改造，使其逐步由基础电量供应主体向系统调节和安全保障主体转变。通过形成绿色能源稳定供给、传统能源有序转型和终端用能高效协同的格局，为超大规模人口的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和公共服务提供可靠能源支撑。
（二）构建公平转型与区域协同机制，夯实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础
将公平转型融入绿色低碳转型的制度设计全过程，防止转型成本过度集中于资源型地区、传统工业地区、低收入群体和产业转型中的劳动者，确保降碳目标与民生保障协同并进。针对资源型地区和传统工业基地，应结合当地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就业结构，因地制宜培育新能源、绿色制造、循环经济、现代服务业等接续替代产业，有效对冲高碳产业收缩带来的财政减收、就业萎缩和产业空心化风险。在财政转移支付、产业布局和项目安排上给予倾斜支持，帮助传统老工业基地和资源富集地区平稳渡过结构调整阵痛期。劳动者是转型的主体力量，应将技能重塑与就业保障置于优先位置。围绕新能源制造、绿色建筑、节能服务、循环利用、生态修复等新兴领域岗位需求，完善职业培训体系与公共就业服务，建立与产业转型紧密衔接的职业技能提升和再就业安置机制。当前我国就业环境面临复杂因素交织的挑战，政府相关部门应统筹扩大内需与就业促进政策，通过有效投资和消费提振，提升就业市场整体吸纳能力，切实降低结构性失业风险（庄贵阳、王思博、陈寅岚，2023)。在城乡协调发展方面，推动绿色技术、绿色资本和绿色基础设施向县域和农村合理延伸，积极发展绿色农业、农村清洁能源、生态旅游、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及县域循环经济，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完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生态产品认证体系、绿色金融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确保承担生态保护任务的地区获得稳定合理的发展收益。
（三）依托绿色科技创新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将绿色科技创新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深度融合，推动绿色技术进步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十五五”规划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出部署，明确“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①。围绕高效光伏、先进储能、智能电网、氢能利用、绿色燃料、低碳工业工艺、绿色建筑等重点领域，需加强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示范和规模化应用，畅通从技术研发、装备制造到场景应用、市场推广的转化链条。针对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电力等重点行业，实施差异化、系统化的节能降碳改造，推动设备更新、工艺优化、清洁能源替代、原料替代和资源循环利用，提升行业整体能效和绿色竞争力。绿色产业培育应更加突出核心技术、产业链完整性、产品质量和市场需求导向，防止以项目数量代替产业质量，避免重复建设和低水平同质化竞争。同时，应推动绿色生产与绿色生活方式相互促进。完善绿色产品认证、绿色采购、绿色消费、绿色出行和绿色建筑等制度安排，引导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理性消费成为更加普遍的社会共识与行为习惯（孙博文、边朝阳、豆成龙，2026)。通过绿色产业发展创造优质物质财富，通过绿色价值理念塑造文明生活方式，推动物质富足与精神充实相互支撑。
（四）健全碳双控与系统治理体系，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全面实施碳排放双控制度，需加快构建目标明确、责任清晰、统计科学、评价公正、风险可控的绿色低碳转型治理体系。各地区应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功能定位和发展阶段，科学合理确定碳排放控制目标，避免机械分解任务、层层加码和“一刀切”式的简单执行，确保减排政策与地方实际有效衔接。在制度建设方面，应加快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产品碳足迹管理、企业碳管理、项目碳评价及区域碳预算管理等制度体系，强化能源消费、绿色电力、碳排放与产业运行数据之间的衔接共享，提升数据支撑决策的能力。针对重点行业和重点用能单位，推动建立更加规范、透明的碳排放核算、监测、报告与核查机制，切实提升碳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国际可比性。同时，应建立健全绿色低碳转型风险监测与协调处置机制，重点关注能源供应安全、重点行业平稳运行、地方财政承受能力、就业结构转换、低收入群体生活负担以及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等关键领域，做到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应对。通过强化政策协同、夯实数据基础、完善风险防控，统筹处理好降碳、减污、扩绿与增长之间的辩证关系，使生态保护、资源节约与高质量发展形成稳定统一的制度合力，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坚实治理保障。
（五）提升绿色技术自主能力与开放合作水平，拓展和平发展道路
坚持自主创新与高水平对外开放双向发力，统筹安全与发展、创新与合作，全面提升我国全球绿色产业竞争力与气候治理参与能力，持续夯实我国和平发展的绿色外交。第一，围绕绿色低碳核心技术、高端核心材料等重点领域，加大科研专项投入与产学研协同创新力度，突破“卡脖子”技术瓶颈，摆脱高端领域对外依赖。同步搭建本土化、标准化、可溯源的全国碳足迹与碳核算数据库，构建适配国际标准、具备自主权威的碳认证体系。第二，前瞻布局零碳前沿技术与新兴绿色产业，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规模优势，抢占全球零碳产业发展制高点。针对关键矿产供应链风险，健全锂、镍、钴、稀土等新兴产业矿产勘探开发、战略储备与多元供给体系，重视科技创新赋能，提高产业链高技术含量环节比重（潘家华、廖茂林、陈素梅，2021)。第三，依托政府公共服务平台、行业协会、专业第三方机构，搭建普惠性绿色低碳服务体系，为中小企业提供碳足迹核算、绿色产品认证、环境信息披露、绿色供应链管理等一站式指导服务，开展常态化专业培训与技术赋能，帮助企业快速适配国际绿色规则迭代要求。第四，秉持公平、开放、包容的治理理念，推动构建兼顾各国发展权益、适配全球绿色转型需求的新型绿色治理体系，反对排他性、单边性的绿色贸易壁垒。第五，深化高水平绿色国际开放合作，依托“一带一路”、多边气候合作机制等平台，加强中外绿色技术转移、项目标准互认衔接、专业人才双向交流，推动我国成熟的绿色产业技术、标准体系、发展经验走向国际，为全球气候治理与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公共产品与中国方案，持续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和平发展的外部空间。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下美丽 中 国 建 设 目 标、 重 点 任 务 和 协 同 推 进 路 径 研 究” （ 项 目 编号：２３ＺＤＡ１０４）。
*原文注释及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