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人的全面发展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根本目标。“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确立为指导“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立足新的实际，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认识成果，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内在逻辑。“十五五”时期，我国围绕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作出一系列政策安排，包括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等，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高度的历史担当与历史主动精神，为科学判断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切实做好各领域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也为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价值指引。
关键词：人的全面发展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十五五”时期 经济社会发展 历史主动
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党的十九大对2020年以后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作出分两个阶段来推进的战略安排：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把“十五五”时期定位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夯实基础、全面发力”最终要体现在“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建议》的说明中指出：“《建议》稿在指导思想中突出强调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这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建议》提出“迈出坚实步伐”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总体性要求”，是“促进共同富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高度统一的”科学论断在“十五五”这个“关键时期”的充分呈现。“坚实步伐”之“坚实”，“决定性进展”之“决定性”，“总体性要求”之“总体性”，凸显了人的全面发展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十五五”时期的战略地位，既为我们科学判断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准确领会党和国家治国理政基本思路、切实做好各领域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也为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价值指引。
一、人的全面发展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渊源和历史回顾
人的全面发展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都把这个价值追求作为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各项事业的目标。这是《建议》提出“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作为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的理论依据。
1.人的全面发展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必然性与过程性
马克思从物质生产的角度，指出“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从人类生命活动的丰富性与多样性角度，揭示了人的发展由前资本主义社会低层次全面性到资本主义社会片面性，再到社会主义社会高层次全面性发展的辩证演进逻辑。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资本主义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社会形态。它创造了远超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前所未有的物质基础。“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创造出普遍的产业”与“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或“普遍有用性的体系”。只有立足这一物质基础，“社会全体成员的平等的、合乎人的尊严的发展，才有可能”，而“以前的一切社会形式都太薄弱了”，难以支持人的全面发展。
但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一方面，社会生产以追逐剩余价值为根本目的，人的全面发展缺乏必要的物质支撑；另一方面，强制性社会分工“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把工人固化为“片面的局部工人”。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社会，既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又充分继承资本主义积极成果。在社会主义社会，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社会分工也不再具有强制性质，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充分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两个必然”，内在地规定了人的全面发展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必然性。
作为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型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逐步完善的过程，这就决定了人的全面发展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过程性。人的全面发展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各种主客观条件。主观条件主要指的是人的主观认知，尤其是作为社会主义事业领导力量的共产党对人的地位、作用与发展的认知，对共同富裕的内涵要义、目标任务、战略规划、实现途径等的认知。客观条件主要指的是不同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环境。理想状态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且社会中的人能够科学判断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情况，正确处理对外关系，充分发挥在生产力发展中的革命性作用，在经济社会发展所允许的限度内满足自身发展的实际需要，切实为自身发展创造体制机制等各方面的条件。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理想状态的实现往往要经过艰辛探索。
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人民整体文化素养不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与遏制，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程中面临的普遍难题。以苏联共产党为例，其长期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基本问题存在认识误区，包括对人的发展重视不足、对共同富裕的理解出现偏差等问题。一方面，苏联依托雄厚的工业基础，尤其是军事国防工业和武装军事力量，能与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抗衡。另一方面，苏联消费工业和农业生产长期滞后，人民生活水平长期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且迟迟得不到显著改善与提升。这种经济结构失衡、民生发展滞后的局面，成为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
2.中国共产党对人的全面发展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认识逐步深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深刻总结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1985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时任奥地利总统基希施莱格时谈到开放问题，指出：“我们过去多年搞的是苏联的方式，这是一种僵化的方式，实际上是把整个社会和人民的手脚都捆起来了。”人是生产力中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形成于特定历史环境、曾发挥重大历史作用的苏联模式，被片面地赋予了普遍适用性，束缚了社会发展活力与人民创造历史的主动性，给中国等生产力发展基础薄弱、亟须谋求发展的国家带来了负面影响与现实伤害。对当时的中国来说，“经济虽有发展，但速度很不理想，绝大多数人仍然处于贫困状态”；如果在收入分配上继续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则会造成“共同落后，共同贫穷”。这样的生产力发展、物质财富创造与分配状况，很难有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从突破苏联模式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释放社会与人民活力开始的。
在理论层面，20世纪80年代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主张“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20世纪90年代，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明确提出“人，既有物质的需求，又有精神的需求”，开始系统关注并着力破解为传统观念所桎梏的人的发展问题。进入21世纪，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大命题，持续深化对人的发展与经济、文化等之间的辩证关系的理论认识，强调“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又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也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两个历史过程应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
在方针政策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农村成功实施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赋予人民以全面的经营创业自主权，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劳动创造的积极性、主动性。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由此形成了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的新局面。一个生动的例证是民营经济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历史性发展。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对民营经济的发展成就与贡献进行了概括：“民营经济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本质上是激发作为创业者的人的主体能动性和满足作为消费者的人的需要的结果，是人的全面发展在社会财富创造与物质需要满足两个领域的鲜明体现，同时也是我国消除绝对贫穷、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法宝。
另一个典型例证是我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形势，对财政支出结构进行深刻调整。改革开放前，我国财政投入经济建设领域的支出占总支出比例长期在50%以上，而用于社会发展的支出则长期在百分之十几的低位水平徘徊。1978年至1997年，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发生明显优化：经济建设支出占比从64.1%下降到39.5%，社会发展支出占比从13.1%增长到26.7%。进入21世纪，为破解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等突出民生问题，我国初步建立起覆盖全民的义务教育、公共卫生、住房养老等公共服务制度体系。2006年，经济建设领域的财政支出占比为26.6%，社会发展领域的财政支出占比为26.8%，社会发展领域的财政支出首次超过经济建设领域的财政支出。进入新时代，我国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调整，持续向民生和人的发展倾斜：经济建设支出占比从2015年的30.9%下降到2020年的26.45%，社会发展支出占比则从46.5%提升至48.74%。经济建设侧重于物质生产，社会发展则直接关系到人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领域和社会发展领域财政支出占比的变化充分说明，人的全面发展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问题在党和政府的理论认识与治国理政实践中的战略地位越来越重要。
3.习近平总书记对人的全面发展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高度关注
习近平在地方工作期间就高度关注人的全面发展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福建工作期间，他提出“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三大利益”是一个辩证统一整体，坚持这“三大利益”的有机统一并保障其“全面实现”，“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他还有针对性地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富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因此，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在进一步加快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还要为缩小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和贫富之间的差距而努力，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尽快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在浙江工作期间，他深刻指出，人的全面发展要“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GDP、财政收入、居民收入等等是一些重要指标，但都不是最终目的，其最终目的就是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包括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等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依然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和“最大实际”，强调要“更准确地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变化的特点”。其中，最大的变化体现在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以前我们要解决‘有没有’的问题，现在则要解决‘好不好’的问题。我们要着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多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相较于“有没有”，“好不好”鲜明体现在一系列“更”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这一系列“更”，深刻揭示了人的全面发展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客观要求，成为党与时俱进治国理政的重要现实依据。
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为新时代中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人均GDP在200美元左右，世界排名140余位。2024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3000余美元，世界排名上升到70余位。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已经接近高收入经济体门槛。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推动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基本依据，同时也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出了新的要求。正因如此，在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表述上，“十三五”时期使用的是“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稳步前进”等提法，“十四五”时期要求其“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并将其设定为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远景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建议》的说明中则进一步强调“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并将其视为“一个总体性要求”。从“稳步前进”到取得“实质性进展”，再到“迈出坚实步伐”，要求逐步提升表明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即将在新时代的中国取得更为显著的历史性进展。《建议》就是取得这一显著历史进展的行动指南。
二、人的全面发展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科学理念的完整呈现
《建议》的第一大板块是总论。在这个板块，《建议》阐明“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的历史方位，明晰在这一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利条件、不利因素、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指导思想和主要目标等。人的全面发展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科学理念，在《建议》的总论中得到完整系统呈现。
1.进一步彰显丰富人才资源优势
“十五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丰富人才资源优势更加彰显”等有利条件。关于制度优势、市场优势与产业体系优势的论述，在“十三五”和“十四五”的规划建议中都有不同程度体现，而“丰富人才资源优势”则是首次出现在“十五五”规划建议中。在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理想社会中，实现了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不同领域的人才。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公共资源配置、受教育程度、城乡区域发展差别等客观因素制约，个体之间还存在较大的能力差异。在这种情况下，培养和提升尽可能多的个体的才华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应当聚焦的一个重要内容。《建议》把人才资源确立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势，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以来党对人才培养与人的全面发展认识的逐步深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把人才培养使用等问题置于最后一部分，即党的建设与政治保障部分进行论述。党的二十大报告则把人才培养使用等相关问题从党的建设部分单列出来，把教育从社会建设部分单列出来，把科技从经济建设部分单列出来，统筹整合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的独立篇章，并提出“人才是第一资源”、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等重大论断。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第四部分是“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这一部分提出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对各类别各层次的人才的发现、选拔、培养、使用、激励、流动、保障等进行了全面部署。《建议》总论部分突出“人才资源优势”，既是对党的二十大报告“人才是第一资源”的重申，也指明了“十五五”时期我国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重点包括人的全面发展。
2.继续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建议》把“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放在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的首位。党的十九大在作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的重大判断时，科学界定了“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的内涵——人民“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正因如此，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而“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落脚点，最终要落在“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上。此外，《建议》还指出了“有效需求不足”“农业农村现代化相对滞后”“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压力较大，民生保障存在短板弱项”等问题。这些问题都与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直接相关。也就是说，在党的十九大提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影响现阶段人的全面发展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突出问题的基础上，《建议》所规划的今后五年的经济社会发展，依然是围绕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布局谋篇的。《建议》提出的“以历史主动精神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既是对全党的要求，也是对全体人民的要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全党全国人民历史主动精神的发挥。
3.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建议》关于“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部分落在两个“推动”与一个“确保”上，即“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高度发达的经济既是人类创造性活动的成果，也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物质基础。当代中国处在新一轮科技变革与产业革命浪潮之中，“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成为衡量经济发展状况的基本标志。“质的有效提升”表征为以人才为支撑的科技创新与广大劳动者科技素养的提升。两个“推动”体现了新的时代条件下，人的发展与物质生产的内在紧密关联，同时也构成了“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根本途径与核心指标。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能否在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取得实质性成效，决定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能否取得决定性进展。
4.确立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
《建议》明确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六个坚持”原则，坚持人民至上便是其中之一，要求“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紧紧依靠人民，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注重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推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得益彰，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与“紧紧依靠人民”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性质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决定的。“注重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立足新发展阶段，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民生建设并不具有独立的价值意义，而是服务于经济增长，服务于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逐与攫取。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受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工业化初期战略布局和内外环境的影响，社会资源配置往往向经济建设特别是重工业领域倾斜，民生保障建设则相对滞后。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适应人民群众需求变化，努力办好各项民生事业，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尽管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中心任务，但党和国家的所有工作都要以服务人的发展为价值导向，遵循各领域协调发展的辩证逻辑。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与民生建设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既在理论上突破了传统发展观念，又在实践中为当代中国人的全面发展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开辟了广阔空间。
5.确立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
《建议》明确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居于首位，主要体现为“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主动力作用持续增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新现实作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战略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国际比较看，大国经济的特征都是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制造业第一大国，国内经济循环同国际经济循环的关系客观上早有调整的要求。这是我们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首要考虑。”
《建议》用“主动力”取代过去惯用的“主导”来描述内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在需求与供给、内需与外需两个层面明确了内需在“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根本动力地位。内需作为“主动力”，客观上要求大幅度提高居民消费率，扩大消费规模与市场容量。提高居民消费率，在供给侧方面表现为“形成优质高效多样化的供给体系，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这些产品既包括物质产品，也包括“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的精神文化产品，“满足群众多样化、差异化、个性化健康需求”的医疗卫生产品，以及养老、体育等领域的产品与服务。提高居民消费率，在需求侧方面要求有效提升人民群众的消费能力，激发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消费意愿。收入差距过大、社会保障不健全或低于经济发展水平是提升居民消费意愿与能力的重要障碍。“高质量发展需要高素质劳动者，只有促进共同富裕，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提升人力资本，才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成为明显提高居民消费率、充分发挥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主动力作用的重要环节。
《建议》明确的“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中的第二个目标是“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科技自立自强水平既支撑着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又取决于全民科技素养的整体提升，更离不开高科技人才的培养与使用。因此，《建议》将“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显著提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列为实现该目标的首要任务。
“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与“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这两个发展目标对人的全面发展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出直接要求。“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则是对营造适宜人类生存发展的良好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出的目标要求。经过梳理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建议》提出的“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大部分都是围绕人的全面发展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展开的。
《建议》的总论部分以到2035年“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收尾。“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既是“十五五”时期“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的必然结果，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衡量标准。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作为“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的用意所在。《建议》的分论部分，正是遵循这个“总体性要求”的基本精神展开的。
三、人的全面发展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政策举措的系统安排
《建议》的第二个板块为分论，分领域部署“十五五”时期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包括十二个部分的丰富内容，广泛覆盖了经济建设、农村区域协调发展、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安全保障等重要领域。《建议》提出的“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的“一个总体性要求”，在各个领域的具体政策中得到系统落实。
1.以人才为引领、以内需为主动力、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
《建议》第三部分以“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主题对经济建设进行了科学擘画，明确实体经济是发展着力点，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是发展方向，先进制造业是骨干，一体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完善健全。
把现代化产业体系置于分论的首要位置，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物质生产是人的发展的物质基础，而制造业又在物质生产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对制造业的先进性即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的强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基于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浪潮强劲发展的新现实，引领、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高度自觉。对制造业先进性的重视必然要求“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也是分论的又一重要主题。“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个部分强调，无论原始创新与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还是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归根到底都取决于人才的培养、使用及其相应的体制机制。为此，《建议》提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涵盖人才培养平台搭建、人才选拔协作机制完善、人才结构优化与合理配置、高技术人才移民制度建设等重点内容，旨在充分激发和释放各类人才在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创新动力与发展活力。科学的人才评价与收入分配机制，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深层内在动因。《建议》围绕人才建设作出系列部署，直接将人的发展置于“十五五”时期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位置。
分论的“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部分，强调了国内市场在“十五五”时期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从现象层面看，市场是要素和商品交换的场所；从本质层面看，市场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人的社会化与全面发展必须经过的中介载体。《建议》在这个部分把“扩大内需”定位为发展的“战略基点”，提出要“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进一步诠释了总论“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的新思路。民生是社会事业的基本内容与人的发展的物质保障。供给与需求、投资与消费是经济良性增长的基本环节。受理论认知局限、发展阶段约束等主客观因素影响，部分地区曾一度将投资等同于物质投入，甚至把经济增长与民生等各项社会事业发展对立起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已经完成，“我国长期所处的短缺经济和供给不足的状况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新发展阶段，我们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认识要站在人的全面发展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高度，去理解经济发展与民生、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辩证关系。“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深刻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以全新视野深化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最新成果。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只有切实担负起促进人的发展的使命，才能更好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围绕“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基本思路，《建议》在消费方面提出要“合理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加大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力度”“落实带薪错峰休假”等举措，在投资方面提出要“提高民生类政府投资比重”“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的全面发展投资”等举措。
在“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部分，《建议》强调要“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包括要“发展壮大民营经济”“支持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弘扬企业家精神”等。“支持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解决的是经营者个体生存与发展问题。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民营经济，是吸纳城镇就业的主力军，而充分就业又是居民收入稳步增长的根本前提。“发展壮大民营经济”等政策的落地，为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重要支撑。正如列宁所说，“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正是新的社会生活的基本因素”，而“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充分彰显了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吃苦耐劳精神，集中体现了我国在人的发展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和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培育在于人的全面发展。这既体现为市场主体的经营创新与价值创造，也表现为社会成员作为消费主体的需求释放与权益满足，同时也离不开政府提供的完备社会条件的支撑保障。
2.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区域协调发展
农村及欠发达地区人的发展与共同富裕问题是当代中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一环，也是亟待补强的突出短板。《建议》的分论在“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与“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两部分系统部署了促进农村发展与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举措，旨在从城乡与区域层面集中力量补强短板。
在“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部分，《建议》提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是“十五五”时期党和国家的重要任务。农业农村现代化，在物质层面表现为农民生产生活环境的现代化，在人的发展层面则是农民的现代化。因此，在强调抓好农业生产、提升质量效益的基础上，该部分用较大篇幅部署了推进农民现代化的具体举措。在农户方面，《建议》明确提出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这直接关系农民的财产权；提出要“提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这既是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培养农民成为市场主体的重要举措，也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在农民生产生活环境方面，《建议》提出要“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尤其是强调要以“农村现代生活”为方向、以“乡村优质生活空间”为目标，解决好影响农村人居环境的如厕、垃圾等问题，展现了现代化的新视野、新思路。在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方面，《建议》提出要“保护和调动农民务农种粮积极性”，改变农村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向城市单向流动的局面，推动城乡之间各种要素的双向顺畅流动。
以上举措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可行性，它们的切实贯彻落实，必将改变农业农村农民的面貌，继续缩小城乡之间在经济发展、收入分配、公共服务供给、居住环境等方面的差距，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农村取得切切实实的进展。中国农村与农民的现代化也必将迎来一个质的飞跃。
“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这部分所要解决的实际上是欠发达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人民群众的发展与共同富裕问题。除统筹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促进区域联动发展、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等宏观部署外，《建议》提出要“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突出了我国在新发展阶段推进城镇化的价值导向。其一，新型城镇化“新”在扭转片面追求建设超大特大城市的认识偏差，着力“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以实现“科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其二，新型城镇化“新”在突出“城市内涵式发展”，加快城市更新步伐，“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与“城市内涵式发展”固然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但在城镇化发展空间广阔与发展任务更重的欠发达地区更具现实针对性，是推动乡村及欠发达地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举措。
3.丰富高质量精神产品供给、完善合理的收入分配与健全民生保障
《建议》分论在“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部分，分别集中阐发了以精神生活富裕为核心的文化建设和以民生保障为核心的社会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为人民群众提供高质量的精神产品，是全体人民“精神生活都富裕”的根本途径。文化繁荣发展的主体是全民族，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价值引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议》以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作为文化繁荣发展的动力，明晰了文化通过养心志、育情操以提升人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核心功能，深化了党对文化建设的认识。其中，在文化事业与产业方面，《建议》要求提升文化原创能力，包括政府主导、以惠民为导向的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行动，政府和社会协同推进的书香社会建设，以及顺应数智化、信息化潮流，形式多样的群众性文化活动、新大众文艺与新型文化业态。《建议》集中体现并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共同富裕作出的一系列创新性理论成果与战略擘画，提出“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进行系统的文化繁荣发展部署。这正是“扶贫既要富口袋，也要富脑袋”的深层要义。
《建议》在“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部分直接呼应了总论提出的“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总体性要求”。在就业问题上，《建议》强调要“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强调要“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增强创业带动就业效应”，以及“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在收入分配问题上，《建议》在强调“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同时，提出要完善“促进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的初次分配机制。在教育方面，《建议》提出“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等举措。在公共卫生方面，《建议》提出“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强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习近平总书记一贯重视人的全面发展，作出“教育是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体育在提高人民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激励人民弘扬追求卓越、突破自我的精神等方面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等重要论述。《建议》关于教育、公共卫生、体育等领域的部署举措，便是对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论述的具体贯彻。
除此之外，还有三点值得关注。一是《建议》提出“畅通社会流动渠道”，切实回应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防止社会阶层固化”问题，并提出了“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健全与常住人口相匹配的公共资源配置机制”等遍布就业、教育等领域的具体政策措施。二是《建议》将传统上归属于经济领域的房地产行业，纳入民生事业范围来统筹谋划，并在区分保障性住房与改善性住房的基础上提出差异化供给政策举措，充分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下住房的民生属性，而非单纯商品属性。三是针对人口发展的现实状况与发展趋势，《建议》提出要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包括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落实生育休假制度等措施。
分论的其他部分，有的与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直接相关，有的为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坚实保障。《建议》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的部分提出“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这深刻契合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双重属性，也是“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建议》在“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部分，明确提出要“发挥人民群众主体作用，引导各方有序参与社会治理”，从而“改进各类社会群体服务管理”“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这意味着，新时代的平安中国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要达到“社会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的良性状态，归根到底还得依靠发挥人民的主体力量，高质量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大致勾勒出“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支配“社会总产品”的先后次序：首先是用来补偿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和扩大再生产，其次是扣除“同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与“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最后才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个人消费资料的按劳分配或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按需分配。马克思强调，“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一开始就会显著地增加，并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长”。相应地，《建议》分论各部分依次对经济建设、乡村及欠发达地区发展、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等领域作出兼具鲜明时代特征与现实针对性的政策部署。《建议》通篇贯穿着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这一主线。《建议》作出的各项政策安排，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立足新的实际，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深刻把握与创造性运用，为我国“十五五”时期乃至更长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明晰了工作重点。
结 语
《建议》的文本结构以发挥指引作用的第一板块总论引出部署各个领域重要举措的第二板块分论，并在“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实现‘十五五’规划而奋斗”的第三板块实现收束。第三板块提出要“充分调动全社会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强调要“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激发全社会干事创业、创新创造活力，形成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万众一心、勠力进取的生动局面”。“劳动”“知识”“创造”的主体是人，“创新创造活力”本质上是人的活力，“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则是个体与群体生存发展的活力之源。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更加注重通过人的全面发展充分激发发展活力和创造力”的根本原因。换言之，人的全面发展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归根到底要充分调动与极大发挥全社会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建议》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的“总体性要求”为行动遵循，高度重视人的全面发展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强调激发全社会干事创业、创新创造活力。这揭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内在逻辑。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求把经济建设作为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求围绕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推进经济建设，立足人的全面发展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就此而言，《建议》正是党推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积极作为，彰显了党的高度历史担当与历史主动精神。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2]《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
[4]《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
[5]《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年。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6年第6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