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列宁在多民族帝国中建立组织上集中统一的先锋队政党，并从党的角度看待民族问题，以党为解决民族问题的政治主体，以政党治理机制解决民族问题；又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民族问题，确认民族是发展变化的历史现象，以发展现代生产力消除民族区隔。由此，列宁构建了先锋队政党领导的发展导向的民族政治理论。苏联未能充分贯彻这一理论，故其民族政治实践归于失败。中国共产党把这一理论与中国大一统政治传统相结合，推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列宁民族理论是构建中国自主的民族理论的重要理论资源，其两大要点是党的领导与发展生产力。
关键词：列宁主义；先锋队政党；民族理论；中华民族共同体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始终是以“两个结合”为方法的。一方面，作为扎根于中华文明土壤的先锋队政党，中国共产党自觉汲取中国悠久的大一统国家处理民族边疆宗教问题的理论、智慧与历史经验；另一方面，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新型政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本指导思想，尤其是遵循列宁主义民族理论展开革命，建立新中国过程中又大量借鉴苏联的民族政治制度和政策。苏联解体后，后者的正当性、有效性遭受怀疑甚至否定。然而略加考察即可发现，这些怀疑、否定普遍纠缠于苏联民族政治实践的具体制度、政策，却忽略了列宁主义民族理论与苏联社会主义民族政治模式在现代民族理论与政治史上的范式革命意义。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世界政治史上，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在于，创建先锋队政党，全面思考俄罗斯帝国内部和世界范围内的民族问题，通过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通过社会主义道路推动以工业化为中心的国家全面发展，从而构建了一个能动的解放与发展的总体性理论。唯有把列宁主义民族理论置于这一总体性理论中，才能得其真谛。列宁在俄罗斯多民族帝国中建立组织上集中统一的先锋队政党，马上碰到党内成员的民族隔阂，不能不进入民族问题域，也就自然地从党的角度看待民族问题，以党为解决民族问题的政治主体，以政党治理机制解决民族问题。同时，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列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民族问题，确认民族是历史性现象，确信通过革命和发展生产力，各民族可消除隔阂，走向普遍化共同体。由此，列宁构建了以先锋队政党为能动性领导主体的发展导向的民族政治理论，彻底超越了西方主流民族理论范式，找到了解决民族区隔的正确道路和方法。苏联民族政治实践的失败，恰恰是因为未能全面落实这一理论。列宁民族理论是中国共产党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理论资源，值得我们从理论上予以总结、提炼和思考。
本文拟运用历史政治学方法，对列宁先锋队政党领导的发展导向的民族理论予以抉发、阐述。“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有别于书斋里的理论家，列宁的民族理论具有高度实践品格，这意味着其中不少论述是策略性的，因此，我们不将其具体论述视为“教义”，而把重点放在发掘其处理民族问题的方法上。在建党实践中，列宁把先锋队政党确定为解决民族问题的能动性主体，以党的先进性、组织化克服党内民族主义倾向。在建国过程中，列宁出于策略考虑，在政体上选择联邦制，但党的集中统一确保了联邦制国家的政治一统。苏联党一度延续列宁的辩证的历史的民族观，领导、组织各族人民共同发展现代生产力，通过日益普遍的交换与交往克服民族区隔，共同走向普遍化政治共同体。列宁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两大要点，即党的领导与发展生产力。
一、先进性与高水平组织化：先锋队政党克服民族主义的意志与能力
列宁对民族问题的思考和论述集中在三个历史时期：第一时期是布尔什维克建党时期，始于1903年，党的集中统一组织原则遭到“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反对，促使列宁开始面对帝国内部的民族问题。第二时期是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始于1913年，为了解释帝国主义之间何以爆发战争，西欧社会民主党何以放弃国际主义、转向狂热民族主义，列宁从世界层面思考民族问题。第三时期是建国时期，列宁推动俄罗斯建立联邦制，但党却是维系国家政治一统的首要纽带，又通过发展生产力，为发展导向的社会主义民族政治模式创造条件。我们首先讨论前两个时期。
沙皇俄国是通过持续征服建立的多民族帝国，民族压迫导致严重的民族矛盾。马克思主义传入，各地、各民族的知识分子组成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小组，其中一些非俄罗斯小组希望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反抗民族压迫。这些小组联合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用列宁的话说，党内充满“小组习气”。列宁认识到，这样的党是无力承担革命任务的，俄国需要“一个全俄的集中的组织，即一个能把政治上的反政府态度、抗议和义愤的各种各样的表现都汇合成一个总攻击的组织，一个由职业革命家组成而由全体人民的真正的政治领袖们领导的组织”。列宁走上了创建先锋队政党的道路，其突出特征是采取“集中制”的组织原则。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初期，创始组织之一崩得（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提出党内应当实行联邦制。1901年召开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用民族划分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居住在俄罗斯国家的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的联邦制联合体”。列宁对此提出严厉批评。检视《列宁全集》可见，在此之前，列宁几乎没有关注、讨论过民族问题。以崩得为代表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抵制党的集中统一，促使列宁不得不认真对待民族问题，以克服党内的民族主义。也就是说，列宁是在俄国总体性革命框架中、从党的组织化视角思考民族问题的，这截然不同于一切其他民族理论家与西方民族政治实践者。
实际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以后，长期分合不定。列宁曾在1912年对此有过总结：“波兰人和拉脱维亚人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以来的最初9年（1898-1907年），处于与党完全隔绝的状态；这种隔绝状态在1907-1911年间，实际上仍继续存在着。崩得在1903年脱离了党，直到1906年（确切些说，是1907年）都置身于党外……至于波兰人，1903年他们站在孟什维克方面，1905年又站在布尔什维克方面，1912年他们曾试图同取消派‘和解’，但没有成功。”俄罗斯人、波兰人、拉脱维亚人、犹太人在帝国结构中处在不同地位，政治诉求必有差异，难免产生思想、政治、组织上的分歧。
尽管如此，列宁创建先锋队政党，以其两大根本属性———先进性与高度组织化，保障了各民族社会民主党人在思想和政治上的团结，最终共同建立了大一统的苏联。也就是说，先锋队政党在相当程度上抵御了民族主义对党的侵蚀。与此形成对比，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无力阻止甚至助长了工人阶级的极端民族主义化。
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内核之一。列宁曾分析指出：“在西欧大陆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所包括的是一段相当确定的时期，大致是从1789年到1871年。这个时代恰恰是民族运动以及建立民族国家的时代。这个时代结束后，西欧便形成了资产阶级国家的体系，这些国家通常都是单一民族国家。”现代民族国家形态是在欧洲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罗马帝国解体后，经过近千年演变，欧洲形成一种奇特政治格局：罗马教会进行大一统的宗教统治，世俗权力却是高度碎片化的。进入近代早期，工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对美洲的贸易远征，内在要求建立强大国家，但资产阶级缺乏组织化政治能力，国家构建的历史任务只能由君主承担。君主诉诸古代社会的各种因素，尤其是运用宗派化基督教构建国民认同。新兴的国民意识也就秉有自我神圣化和排他性倾向，形成排他性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推动了国家整合，却在民族国家间造成普遍敌意，这是西欧民族主义的致命缺陷，如列宁所说：“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原则是笼统的民族发展，由此而产生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局限性，由此而产生了难解难分的民族纠纷。”
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坚定反对这种排他性民族主义，基于对客观历史发展趋势的把握，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身在资本主义结构中的工人阶级也必然超越民族性。“现代的工业劳动，现代的资本压迫，无论在英国或法国，无论在美国或德国，都是一样的，都使无产者失去了任何民族性。”基于这一判断，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工人没有祖国”这个重要命题，并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马克思主义把超越民族性的国际主义确定为无产阶级的根本政治价值，西欧工人阶级在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也确实跨越国界联合起来，接连形成两个“国际”。
但马克思恩格斯的预期还是过于乐观，尤其是未能注意到帝国主义对民族意识和民族政治格局的巨大影响。资本倾向于扩张和垄断，需要借助暴力为资本保驾护航，即形成现代帝国主义。列宁的帝国主义、民族与殖民地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民族矛盾必然趋于尖锐化和全面化。首先，西方少数压迫民族与广大非西方被压迫民族之间存在无法克服的矛盾；其次，帝国主义各民族之间为争夺霸权和殖民地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这样，在欧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内形成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在广大非西方世界则形成反殖反帝民族主义。列宁又指出，西欧工人阶级享受到帝国主义支持的世界规模剥削的好处，逐渐丧失革命意识，且倾向于支持帝国主义，接受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社会民主党随之逐渐修正主义化，并在一战前后开始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
这些事实刺激列宁进入密集讨论民族问题的第二个时期，主要围绕两点展开：一方面，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确认为世界革命的一条战线，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并列；另一方面，坚决抵制已经被西欧工人阶级接受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这是两个不可调和的敌对口号，这两个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两大阶级营垒相适应的口号，代表着民族问题上的两种政策（也是两种世界观）。”在实践中，列宁通过布尔什维克领导俄国工人群众抵御极端民族主义，把帝国主义战争转化为国内战争，发动革命，并在夺取政权后又退出帝国主义战争，废除沙俄政府与中国等国家签署的不平等条约。此外，还通过创建共产国际，积极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列宁不仅坚持了国际主义，更发展了国际主义，使之不再局限于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而扩展及于一切受到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压迫、支配的人民和民族。
西欧社会民主党何以沙文主义化？布尔什维克何以能克服狭隘民族主义、坚持和发展国际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两类政党的性质之别。按照列宁的分析，西欧社会民主党是“尾巴主义”政党，追随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建制内形成的自发性意识。列宁尖锐地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类似地，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很容易形成排他性民族主义意识。恩格斯早就注意到，英国工人对殖民政策的想法“和资产者对它的想法一样……工人十分安然地分享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和英国的殖民地垄断权”。卢卡奇的物化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更为具体地揭示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工人的强大归化作用。列宁创造先锋队政党，就是要通过党的两大根本属性———先进性与组织化，领导、组织工人、群众克服其自发性意识的局限，具备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并投身于改变世界的总体性革命。
党的先进性不仅体现为吸纳工人阶级先进分子并坚持理论先进性，还体现为坚持国际主义，批判狭隘民族主义。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目标在于阶级的解放与人类的解放，坚持把阶级立场放在第一位。为此，他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中强调，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首先是无产阶级的事业，因为它不仅能保证劳动的长远根本利益和人类的利益，而且能保证民主派的利益”。因此，各民族的无产阶级必须超越民族隔阂，紧密地团结为一体。“各民族的资产阶级政党由于语言问题以及其他问题而争吵不休，工人民主派则反对这样争吵，要求在一切工人组织中，即在工会组织、合作社组织、消费合作社组织、教育组织以及其他一切组织中，各民族的工人无条件地统一，并且完全打成一片，以对抗各种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
卢卡奇指出：“组织是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中介形式。”先锋队政党高度集中统一的组织提供了用先进理论武装全党和工人群众、从而实现无产阶级跨越民族隔阂、追求共同的政治革命目标的有效机制。在《民族问题提纲》中，列宁强调：“俄国的整个经济和政治状况就是这样无条件地要求社会民主党毫无例外地把一切无产阶级组织（政治组织、工会组织、合作社组织和教育组织等等）中的各民族工人打成一片。”因此，列宁创建先锋队政党，以“集中制”（后来才改为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推动全党集中统一。这样，“党在1898年诞生时就是‘俄国的’党，即俄国各民族无产阶级的党”。这样的党组织提供了无产阶级超越民族隔阂的组织机制。“只要大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工人生活在一个国家里，他们就应该一同通过组织上最紧密的统一和打成一片，维护无产阶级运动共同的文化或各民族共同的文化……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绝对要求。”
作为一个用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高度组织化的先锋队政党，布尔什维克确实基本实现了俄罗斯帝国境内不同民族革命者的思想和政治统一，领导各族工人群众抵御经济主义，坚持政治革命；抵御民族主义，利用帝国主义战争创造的契机发动革命，建立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列宁曾说：“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考虑到俄罗斯帝国的多民族性，我们也可以说，先锋队政党是在多民族政治体内组织、领导超越民族隔阂的先进的政治革命，进而创造克服民族主义的普遍化共同体的唯一有效武器。
二、党的集中制：联盟制国家政治一统的根本政治保障
对于苏联解体事件，学界已从民族制度、政策视角进行了大量反思性研究，普遍认定苏联的民族政治实践是失败的。这当然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但考虑到党在苏联国家构造与运行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我们将从党的角度对此进行解释。经由这一视角转换，我们还可以看到苏联民族政治模式的创新、成功之处，同时也可以更为合理地解释其失败根源。
沙皇俄国处在帝国主义统治体系的薄弱环节，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很快遭遇失败，造成革命契机，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发动革命，建立党所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同时，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在帝国境内其他地区也组织发动革命，建立多个独立的苏维埃政权———这种多中心革命格局是在俄罗斯这样的超大规模国家迅速完成革命的有效策略，类似于辛亥革命爆发后各省宣布独立。
但很快，这些新独立的共和国又宣布合并，形成俄罗斯联邦，进而形成更大规模的苏联。这一历史运动的主要推动力量就是组织上高度集中统一的党。各地革命的领导组织者是统一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地方分支机构，他们新建的共和国也都按照相同的政治纲领建立了类似的苏维埃政治组织形态。《俄国共产党（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1919年）首先指出：“当前乌克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白俄罗斯作为单独的苏维埃共和国存在着，因此就决定了目前关于国家存在形式的问题。”这是革命造成的一个给定事实，“但这绝不意味着俄国共产党也应当在各独立的共产党联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必须有一个统一的、集中的共产党，它有领导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各部分党的工作的统一中央委员会”。党本身是集中统一的，因此，“党的各部门必须无条件地执行俄国共产党及其领导机关的一切决议”。党的集中统一为构建大一统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强大动力。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个大一统国家采取何种组织形态？在这个问题上，列宁的思想经历了一个重大转折，从而与专门负责民族事务的斯大林发生冲突。创建布尔什维克时期，列宁坚持建立和维护一个集中统一的全俄的党，出生在格鲁吉亚的斯大林对此予以坚决支持，赢得列宁的信任。在革命时期，两人都坚决反对党内联邦制。列宁在1913年向拉脱维亚边疆地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提出的纲领草案中明确指出：“在我们党的体制中，我们反对联邦制，我们主张所有民族的社会民主党地方组织（而不仅是中央组织）统一起来。”《民族问题提纲》（1913年）也指出：“在党的体制上不是实行联邦制，也不是成立各民族的社会民主主义团体，而是实现当地各民族的无产者的统一。”斯大林重申了列宁的这个主张，并尖锐地指出党内联邦制的不良后果。“组织上的联邦制包含着瓦解和分离主义的成分”，“工人运动的瓦解，社会民主党队伍中士气的涣散，———这就是崩得联邦制造成的恶果”。
列宁关于未来社会主义国家形态的构想，同样明确反对联邦制，主张中央集权。列宁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1913年）中说：“马克思主义者是反对联邦制和分权制的，原因很简单，资本主义为了自身的发展要求有尽可能大尽可能集中的国家。”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建立尽可能大规模的国家，资产阶级已经做到了这一点，代表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无产阶级必须更加自觉地这样做。“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觉悟的无产阶级将始终坚持建立更大的国家。它将始终反对中世纪的部落制度，始终欢迎各个大地域在经济上尽可能达到紧密的团结，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地域上，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才能广泛地开展起来。”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内在地要求市场一体化，在此历史进程中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必然建立和发展普遍化的政治共同体。联邦制有悖于这一历史发展趋势。“在各种不同的民族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的情况下，并且正是由于这种情况，马克思主义者是决不会主张实行任何联邦制原则，也不会主张实行任何分权制的。”列宁甚至认为，政治大一统是历史为社会主义确定的本质特征。“中央集权制的大国是从中世纪的分散状态向将来全世界社会主义的统一迈出的巨大的历史性的一步，除了通过这样的国家（同资本主义紧密相联的）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资本主义相对于中世纪的一大进步就在于扩张了共同体的规模，社会主义当然要在此基础上建立更为普遍化的共同体，为生产力发展创造更为良好的条件。
列宁基本上把民族自决视为一种革命策略，《民族问题提纲》对此有过清晰论述：社会民主党之所以主张民族自决，固然“是为了执行一般民主的基本原则”，但主要还是因为，俄国是“一个在国家制度方面最落后最反动的国家”，承认各民族的自决权，可动员各民族进行革命，推翻沙皇专制统治。因此，社会民主党并不无条件支持民族自决，而要对每个民族的分离、独立是否适宜的问题予以个别评估，评估的标准是“既要考虑到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和联合起来的各民族的资产阶级对各民族的无产者压迫的情况，又要考虑到总的民主任务，首先是而且主要是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的利益”。民族自决是服务于革命的，而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建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普遍化共同体，革命时期的民族自决必然终结于夺取政权之后的中央集权。
然而，现实比理论复杂。面对革命胜利之初高度复杂的政治局面，列宁改变了看法。1919年通过的《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纲领》完整表述民族政策如下：“（１）把各民族无产者和半无产者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推翻地主和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政策提到首要地位。（２）为了消除被压迫国家的劳动群众对压迫国的无产阶级的不信任，必须取消任何民族集团的一切特权，实行各民族完全平等，承认殖民地和不享有平等权利的民族有国家分离的权利。（３）为了同样的目的，党主张按照苏维埃类型组织起来的各个国家实行联邦制的联合，作为走向完全统一的一种过渡形式。”斯大林则坚持革命时期的主张，提出“自治化”方案，各独立的民族共和国即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降格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列宁严厉批评斯大林，最终按联邦制原则组织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加盟共和国享有相当完整的主权、包括退出权，很多学者把苏联解体归因于此。
略加考察即可发现，在列宁思想中，联邦制也是策略性的，只是一种过渡性国家形态。列宁在为共产国际二大准备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就明确指出过这一点：“联邦制是各民族劳动者走向完全统一的过渡形式。”在过渡阶段，应“力求建立愈来愈密切的联邦制联盟”。
列宁掌握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精髓，把政治制度乃至于国家形态看成历史性的，应当与时俱进、持续变革。然而，列宁之后苏联党的领导层，机械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缺乏辩证思维，没有抓住制定1936年苏联宪法及此后多次出现的机会，与时俱进地推动联邦制向中央集权制转化，而是通过宪法的方式将其固化，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也就是民族共和国组成的联盟制国家。苏联解体的根源是偏离马克思主义方法以及由此导致的政治惰性。
尽管如此，我们仍要看到苏联维系了大半个世纪这个事实，其中主要联结纽带是什么？是高度集中统一的先锋队政党。苏联的国家制度是联盟制，有“分”的倾向，宪法规定的这些加盟共和国甚至拥有美国各州所没有的“退出权”。然而，拥有全面领导权的党却是高度集中统一的，具有“合”的强大组织化力量。党掌握全面覆盖的、自上而下的组织人事权、纪律监察权、宣传教育权等，可以抑制、克服权力的地方化、民族化。党全面领导国家各个部门自上而下地进行资源分配，构建统一大市场。党通过各种群众性组织，对国民进行跨地区、跨民族的组织、整合；党领导进行大一统的宣传教育，克服国民的民族主义意识。最为重要的是，党通过组织体系推动国家政治整合。党吸纳各民族的先进分子为党员，培养民族干部，对其进行普遍化理论和政治教育。苏共建立由共产主义大学及其分校，高等院校、苏维埃和党务干部学校、工农预备学校等构成的党政院校系统对民族干部实行教化，这些院校“从本地人中间培养苏维埃干部、党的干部和有专长的经济干部”，“在培养无产阶级国家所需要的红色专家方面产生了很大的效果”。民族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领会国家发展战略及政策方针，而后被分派到民族地区的不同层级的党政机关中自觉能动地参与建设工作，甚至负责所在地区的领导工作，直接服务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党员、干部一般来说都是各民族的精英，党将其吸纳到高度集中统一的组织体系中，赋予其普遍性党员身份，高于其民族身份，使其作为先锋队政党的具象化存在接受党的教化、执行党的政策，从而实现思想与政治整合。
苏联创造了先锋队政党领导的发展导向的民族政治模式，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全新的。高度集中统一的先锋队政党维护了联邦制的苏联的政治一统，很显然，这种纽带的有效性，取决于党始终保持其本质属性———先进性和组织化。恰恰在这一点，苏联党犯下错误：对于保持党的先进性，俄共（布）、联共（布）、苏共缺乏足够自觉，相关机制也不够完善。党的先进性逐渐流失，干部退化为官僚，也就难以保障组织上的集中统一。戈尔巴乔夫推动所谓“公开化改革”，加深了党的离散化。离散化的党沿着民族断裂线去中心化，地方党组织也就放弃了先进性，转向民族化，最终成为民族分离的组织领导者。苏联民族政治实践的失败是先锋队政党丧失其政治先进性、放弃其组织化优势的结果。
三、辩证的历史的民族观与发展导向的民族政治体制
列宁主义民族理论的另一重要维度是辩证的发展的民族观。依据唯物史观，民族是随着生产力发展及由此推动的社会总体性发展变化而发展的历史性现象。据此党发挥政治能动性，领导、组织各族人民共同发展现代生产力，通过日益普遍的交换与交往，克服民族区隔，共同走向普遍化的政治共同体。
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成熟的标志性文本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创立了改变世界的唯物主义实践辩证法与解释社会变化的唯物史观。唯物史观基本命题是，社会是发展变化的，社会现象是历史性的，民族也不例外。《德意志意识形态》明确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辩证法则提出主体能动地改变世界的政治命题：“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列宁据此形成辩证的发展的民族观，并开启能动的发展主义民族政治实践。
这种民族观的基础是如下命题：民族是持续发展变化的历史性现象。列宁明确指出：“祖国、民族———这是历史的范畴。”民族的历史性意味着其形成于一定时期的特定历史条件，随着生产力发展及以此为基础的社会关系、意识形态、国家形态等领域的发展变化，民族也将走向消失。民族是一个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苏联和中国学者据此提出“民族过程”理论。这个过程的基础性推动力量是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市场扩展带动政治、观念、生活方式等领域广泛变化，促使人们交往日益深化，趋于普遍化，从而逐渐走出民族的束缚，走向普遍化程度更高的共同体。
西欧资产阶级构建民族国家的进程已清楚地显示这一点。“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在民族问题上有两种历史趋势。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这是其一。各民族彼此间各种交往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隔阂的消除……这两种趋势都是资本主义的世界性规律。”这两种趋势分别出现在资本主义不同历史时期：“第一种趋势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是占主导地位的，第二种趋势标志着资本主义已经成熟，正在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化。”列宁正是基于这一历史事实，提出生产力发展推动民族融合的重要命题。“我们亲眼看到，每修筑一俄里铁路，建立一个国际托拉斯，建立一个国际工人协会（就其经济活动来说，以及就其宗旨和意向来说是国际性的），这种融合都在加强。”这种融合最终体现为“同化”。列宁肯定在现代先进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民族同化过程”。“谁没有陷进民族主义偏见，谁就不会不把资本主义的民族同化过程看做是极其伟大的历史进步，看做是对各个偏僻角落的民族保守状态的破坏，对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来说尤其如此。”同化不是民族相互同化，而是各民族沿着历史发展的客观方向共同发展，在发展水平趋近的过程中逐渐一体化，融合为更为普遍化的共同体。唯物史观以发展看待社会，当然支持相互区隔的民族走向更为普遍化的共同体。
基于民族历史性这一基本认识，列宁坚定反对民族文化自治。列宁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1913年）中概括了其批判民族文化自治纲领的核心理念。民族文化自治主张“每一个公民都登记加入某一个民族，每一个民族就是一个法律上的整体，有权强迫自己的成员纳税，有本民族的议会（国会），有本民族的‘国务大臣’（大臣）”，其实质是把民族看成具有清晰、确定、永恒规定性和自觉性的实体，“在某种‘公正’划定的范围内巩固民族主义，‘确立’民族主义，借助于专门的国家机关牢固而长期地隔离一切民族”，拒绝民族的发展变化。唯物史观反对民族及其文化的实体化，反对民族区分的永久化。
资产阶级民族政治进程总体上还是自发的，马克思主义旨在改变世界，当然包括自觉地、能动地推动民族的辩证发展。布尔什维克党通过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运用各种机制，推动各民族发展、融合为更为普遍化的共同体。“无产阶级不能支持任何巩固民族主义的做法，相反，它支持一切有助于消灭民族差别、消除民族隔阂的措施，支持一切促进各民族间日益紧密的联系和促进各民族打成一片的措施。”
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为民族融合创造条件。在经济相对落后的俄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列宁把发展生产力、主要是工业化作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党则发挥全面领导、组织作用。先锋队政党通过自觉组织生产力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包括超越民族区隔，走向普遍化生活。
发展的中心和基础是大力发展生产力。联共（布）十四大上提出实行工业化方针，1928年苏联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面开启工业化进程。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苏共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视为民族问题的根源，为此，在组织工业化过程中，自觉运用资源配置权推动各民族的均衡发展。俄共（布）十二大就筹划边疆民族地区的工业建设，强调：“俄罗斯无产阶级必须采取一切办法在边疆地区、在文化上落后的各共和国（它们落后并不是它们自己的过错，而是人们过去把它们当做原料产地的缘故）内建立工业基地。”党的集中统一转化为经济上的计划体制，为制定和有效执行国家整体发展规划提供了政治保障，这些规划始终致力于各地区、各民族的均衡发展，通过有意安排现代生产力的地理布局，带动各民族共同进入普遍的发展与交往体系。
因此，苏联工业化进程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大量工业区被布置在俄罗斯以外的民族地区、边疆地区。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苏联加大对民族地区的投入，工业资本的增长额在欠发达的民族地区显著增长，如乌拉尔、西伯利亚、中亚和哈萨克斯坦的工业投资份额“从1927／28年度的9.5％上升到1932年的27.8％”。由于国家资本投入驱动，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准，“1940年东部地区的生产能力仅次于南部地区，居全国第二位。从经济增长速度来看，东部地区的工业增长速度亦高于全国的工业增长速度。1940年全国工业总产值比1913年增长了11倍，而乌拉尔、西西伯利亚分别增长了13倍和28倍”。产业联合形成一定规模的人口聚集，新工厂的建立也吸引不同民族人口的跨区域流动，不同民族中工人阶级的占比明显增加。截至1939年，“工人和职员占该民族人口总数的比重已达到：哈萨克人占33.6％，乌兹别克人占16.7％，吉尔吉斯人占12.1％，塔吉克人占14.4％，土库曼人占17.7％，格鲁吉亚人占29.4％，阿塞拜疆人占21.7％，亚美尼亚人占41.3％”。民族成员在这一过程中以工人身份融入区域性、全国性的工业建设，更加普遍地融入城市生活。产业融合发展、人口跨区域流动和聚集是形成区域经济中心的必要环节，而全国性乃至世界性经济体系的构建必然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即“最先形成的将不是一个一切民族共同的、具有一种共同语言的世界经济中心，而是几个各自包括一批民族的、具有这一批民族的共同语言的区域经济中心，只有在这以后，这些中心才会联合为一个共同的、具有一切民族的一种共同语言的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中心”。
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带来社会各领域的全面、深刻变化，最明显的是通用语言的普及。在工业化取得巨大成效的1935年，苏联决定所有民族语言改用基里尔字母，俄语的地位和影响不断提高。1938年苏联颁布《关于民族共和国和民族州的学校必须学俄语》，全面推广俄语作为全国通用语言。工业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城市化等一系列经济社会条件变化带来的必然结果：“苏联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导致了人员流动的加大，非俄语居民涌入城市，为了交流方便，自觉放弃了地位比较低的母语而选择作为民族间交流语言的俄语。”
总之，苏联共产党通过发展生产力，全力推进以工业化为中心和基础的国家发展，并运用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自觉地追求生产力在空间上的均衡布局，把各民族卷入先进生产力发展进程中、统一大市场网络中、普遍化交往体系中，由此推动所有人的普遍化，民族区隔的藩篱逐渐被冲破，其表征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形成对“苏联人”的身份认同。
先锋队政党领导的发展导向的民族政治实践在苏联最后还是失败了。究其原因，与第二国际跌入民族主义、沙文主义陷阱如出一辙，即列宁再三指出的，苏联领导层忘记了“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发展主义首先是一种方法，然后才关乎制度、政策。作为方法，发展主义确认民族是发展变化的历史性现象，与此相适应，民族制度、政策也必须是发展的，必须因应总体性社会关系与民族领域的发展变化而及时变革调整。苏联领导层却把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具体民族制度、政策神圣化，固守联盟制、民族自决、民族“抵偿”等过渡性制度安排，使其逐渐走向反面，反而强化民族区隔。当党丧失先进性、组织解体，整个国家也就沿着民族断裂线解体。因此，苏联的民族政治实践失败及其解体，当然有各种复杂原因，但其中一条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违背先锋队政党领导的发展导向的民族政治理论。
结语
人以族分，这是历史地形成的普遍的重要社会现实。但怎么认识、面对、解决民族问题，则因立场、方法、价值导向不同而异。现代世界主要存在两大民族理论与民族政治实践谱系，即资产阶级民族政治模式与相应的自由主义民族理论，以及列宁主义民族理论与相应的社会主义民族政治模式。
资产阶级的思想贫弱与政治无能导致西欧的现代国家构建只能诉诸古代因素，尤其是以宗派化基督教构建国民认同，排他性民族主义成为最主要的现代意识。同时，西欧各国征服美洲，实现工业化之后征服全世界的进程及其所构建的支配性世界体系，催生出以种族等级制为基础的种族主义。以多党竞争为基本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过程也强化民族区隔。这些现实、实践反映在理论上，形成自由主义民族理论，从早期的原生主义民族理论到晚近的文化多元主义，虽有变化，但始终基于哲学上的唯心主义和实证主义，把民族实体化、永恒化甚至神圣化，也就成为“分”的民族理论。
马克思基于生产力发展推动市场扩展的历史逻辑，构想了无产阶级克服民族区隔的国际主义蓝图。列宁创建的先锋队政党成为实现这一蓝图的政治能动主体。先锋队政党掌握先进理论，对民族问题形成全新认识，即依据唯物史观，把民族看成历史性现象，依据唯物主义发展辩证法，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通过发展生产力消解民族区隔，推动各民族融入普遍化共同体。列宁创造了先锋队政党领导的发展导向的民族理论，这是一种以“合”为目的的民族理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超越民族区隔的普遍共同体构建之道。它塑造了社会主义民族政治实践形态。这一实践在苏联中道而废，中国共产党却循之前行———并通过“两个结合”，取得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伟大成就。
因此，构建中国自主的民族理论应把列宁主义民族理论作为基本的理论资源，把民族看成随着生产力及其所推动的社会各领域发展而历史地形成、演变、消亡的过程，反对把民族实体化、神圣化。相应地，解决民族问题的制度和政策本身也应当与时俱进，反对把基于民族区别的各种制度、政策永久化，而以超越民族区隔、所有民族共同走向普遍化共同体为目 标，随时调整既有制度和政策。两个要点的第一点是党。先锋队政党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能动性主体，这在人类政治史上是一大创新，事实证明其消解民族区隔的能力是十分强大的，因为党拥有政府科层化体系所不具备的优势。与之相对，欧美政党各自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因利益分化甚至对立而相互倾轧，借助自由主义底色的政治体制，不仅缺乏解决民族问题的意志和能力，反而倾向于利用民族区隔进行民族主义政治动员，从而激化、固化民族区隔，造成社会冲突与国家分裂。第二点是发展。中国古代大一统政治是有发展意识的，相信各民族可走向普遍化共同体，但其动力主要是文教。马克思列宁主义则深入一层，认识到生产力 的发展是民族融合的根本动力。先锋队政党在实践中贯彻这一点，通过中央政府的倾斜政策，推动民族边疆地区发展先进生产力、建设统一大市场，形成普遍化分工体系和交往网络，实现民族融合。
姚中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胡书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载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6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