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须爱，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理论及其中国化时代化进程和以“第二个结合”为引领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创新发展，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内在要求。区分经典作家民族理论原理与这一理论原理的具体运用、立足多民族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现实需要以及把握好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的要义，是科学理解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的前提性要求。明确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指导下探索与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过程，实质上就是探索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明确“中华民族”而非“各民族”才是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的核心概念，明确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基本立场和价值取向，明确不同历史时期民族工作的主要目标，才能科学、全面、完整地揭示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及理论创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及创新发展，必须首先深刻理解“第二个结合”在民族领域的重大意义，进而明确基础性、关键性任务，组织动员理论界、学界协同发力。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正本清源；中国化时代化；“第二个结合”；创新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领”； “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下简称“经典作家”）民族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是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源头活水。在探索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过程中，中共坚持将这一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这一理论也因此被不断中国化时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是这一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下简称“铸牢”）则是这一最新成果的核心要义。
在2023年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并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第二个结合”重大命题，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毋庸置疑，“第二个结合”为中共坚持和拓宽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开辟了广阔空间。而如何在民族工作领域正确地推进“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无疑是当前一项重大而紧迫的理论、学术议题。对此，学界目前的研究刚起步，仅有零星成果对“第二个结合”如何在“铸牢”和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中发挥作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创新对“第二个结合”的体现、如何以“第二个结合”为引领增强中国特色民族理论的主体性等问题进行了初步讨论，诸多基本问题尚未触及，亟待开展系统性、专题性研究。本文拟以回应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研究中的不足或问题为导向，就如何在民族领域正确地推进“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三个前提性问题——如何进一步对经典作家民族理论正本清源、如何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历程中的理论探索、如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科学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创新发展等做一分析。
一、科学把握经典作家民族理论
经典作家民族理论作为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源头活水，其核心价值不在于为人们提供现成的答案，而在于提供科学理解民族现象与正确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立场、原则和方法。进一步讲，是否能够科学正确地理解经典作家民族理论，事关我们在民族领域的理论创新是“发展了”还是“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事关我们的民族政策是“遵循了”还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原理，事关我们的民族工作是在“促进”还是在“冲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的局面。因此，进一步对经典作家民族理论正本清源无疑是“铸牢”的内在要求和首要任务。关于这一问题，自中共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以下简称“马工程”），2004年启动以来，学界已发表一些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但研究进展总体上较为滞后，一些重要的基础性问题的讨论还不够深入且尚未形成足够的共识，甚至还有一些重要问题并未得到充分关注。关于如何区分经典作家民族理论原理与它的具体运用、如何立足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解决民族问题的现实需要尤其是立足当前“铸牢”的需要而汲取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精髓、如何理解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的要义，就是其中三个基础性问题。下文就此做一分析。
（一）区分经典作家民族理论原理与这一理论原理的具体运用
经典作家民族理论原理指反映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及具有本质性、规律性的理论表述。这一理论原理的具体运用主要指经典作家之外的马克思主义者运用经典作家民族理论原理分析特定的民族现象、民族问题及人们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与实践的行为，和由此形成的理论观点，以及在经典作家民族理论指导下探索解决本国民族问题的实践和由此形成的理论观点。虽然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发展的体系，人们在运用经典作家民族理论原理过程中产生的新的理论观点在不断丰富与发展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但毕竟经典作家民族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原生形态”。因此，科学把握经典作家民族理论，即做到正本清源，是对其正确运用与守正创新的根本前提。
而且，正确理解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的问题指向与实践目标、“坐标”和作为理论起点的元概念“民族”，又是科学把握经典作家民族理论原理的前提与基本要求。然而，人们以往在提炼经典作家民族理论时，往往程度不同地忽视了这几点。对此，笔者曾撰文分析，但由于这几个问题极端重要，因此还有必要做进一步的分析与澄清：
其一，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的问题指向与实践目标。经典作家民族理论是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共产主义理想服务的，是基于批判、反对一切剥削阶级的民族主义而提出的；经典作家之所以关注民族、研究民族与重视民族，在根本上是为了动员无产阶级借助民族的力量与超越民族的局限性，从而为人类社会迈向共产主义创造条件。在迈向共产主义社会之前，人们以民族的形式聚集、以民族为界共存或发生冲突，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事实，共产主义运动必须直面与应对，所以才有了经典作家对民族现象、民族问题的关注与重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主题是实现民族解放平等团结融合，而非使不同民族闭关自守与孤立发展。以上是对经典作家民族理论正本清源时需要明确的根本性前提、做价值判断的根本标准，绝不应当忽视。
其二，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的方位。经典作家民族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原生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构成，而绝非一个孤立的存在。要科学理解经典作家民族理论，必须首先树立从整体上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意识与思维，否则，就难以实现目标。纵向看，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次级理论，后者对前者具有统摄性；横向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民族理论是与阶级理论、国家理论、政党理论、历史理论、社会交往理论以及意识形态理论等平行的、联系十分密切的次级理论。质言之，要科学完整准确地理解经典作家的民族理论，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着眼，而不能仅仅从“民族”视角加以理解。
其三，经典作家“民族”概念。“民族”是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的元概念，是其展开的逻辑起点。在经典作家民族理论中，“民族”是一个具有广泛指涉的概念，所指的民族具有不同的层次、类型，“国家民族”和国家民族包含的“各民族”是其中基本的两种形态。进一步讲，理解经典作家“民族”概念的复杂性、历史性，是深入把握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的重要前提。
此外，还需科学把握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的研究方法。简言之，唯物史观、辩证法是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的根本方法论，阶级分析、经济分析和历史分析是三种基本的研究方法。要正确运用经典作家民族理论原理，就必须坚持它的根本方法论，同时必须结合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综合运用好阶级分析、经济分析和历史分析等基本研究方法。
（二）立足于多民族国家无产阶级政党解决民族问题的现实需要
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列宁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都要（α）历史地，（β）都要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γ）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因此，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在运用经典作家民族理论认识和分析本国与整体人类社会的民族现象、民族问题以及探索解决民族问题时，既要以能够有效解决面临的具体民族问题为出发点，在实践中坚持将经典作家民族理论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推动这一理论的具体化和本土化，也要坚决避免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原则和方法的做法以及“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做法。
对今天的中国人而言，要科学运用经典作家民族理论，必须从“铸牢”所针对的民族问题及现实需要出发。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首先直面并化解人们以往在以经典作家民族理论为指导而探索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道路时遇到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些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没有赋予“中华民族”应有的理论地位。“中华民族”才是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的核心概念或者说应然性的核心概念，但过去的许多研究在讨论分析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政策时，聚焦于少数民族的平等、权益保护和发展等内容，完全不提中华民族。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各民族的差异性被不断强化，各民族的共同性与中华民族的整体性被不断削弱，进而在客观上虚化中华民族的根源。其二，没有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关系，从而未能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充分的学理依据。许多研究长期以来没有把民族理论放置到其上位理论——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之中加以阐述，没有看到构建以社会主义为实质的理想共同体，进而构建以共产主义为实质的“真正的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及其民族理论的终极目标。这种问题的存在，轻则会使人们曲解“铸牢”的进步性、必要性，重则会人为制造经典作家民族理论与“铸牢”的虚假对立。其三，没有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与国家关系的思想，无法为统一的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建设、作为国家民族的中华民族建设提供理论依据。在经典作家民族理论中，“民族国家”中的“民族”和“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不是同一层次的民族，前者指“国家民族”，后者指国家民族包含的“各民族”。因此，民族国家与多民族国家并不是对立的两种国家形态。但许多研究者把经典作家民族理论所述及的民族国家与多民族国家对立起来，这种问题的存在十分不利于“铸牢”的理论建设和学科建设。
只有确认、正视并化解上述问题，才能进一步科学运用经典作家民族理论原理，进而随时代发展不断从中汲取思想营养。
（三）把握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的要义
从上述两点出发可以发现，经典作家民族理论主要围绕“国家民族”、国家民族包含的“各民族”的演进及其规律，这两个层次的民族间、同一层次民族间的关系及问题，以及它们与阶级、国家的关系及问题展开。相比较而言，经典作家对“国家民族”更为关切，所作论述蕴含的思想更具影响力，其论述主要体现在关于国家民族的形成发展与历史地位、国家民族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与国家民族的关系、国家民族与各民族的关系等方面。他们关于国家民族包含的“各民族”的论述，主要体现在历史上与现实中的民族交往和民族融合，各民族之间以及各民族与国家民族、阶级、国家之间的关系及问题，如何认识与协调双方的关系及化解其中的问题，还有如何实现民族平等与反对狭隘民族主义等方面。
经典作家关于以上方面的论述蕴含的思想，构成了他们民族理论的主体内容，其要义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其一，现代社会的国家民族是民族国家的另一面。“民族国家”和“国民国家”是同义概念，这里的“国民”是相对于封建社会的“臣民”而言的。“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的通例和‘常规’”。相较于欧洲中世纪的专制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历史上民族国家的出现具有重要进步意义。民族国家虽然是资产阶级创造的，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也可以成为无产阶级推进革命的重要依托。其二，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民族解放运动既是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专制、建立民族国家的必然途径，也是无产阶级推进民主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必然要求。对于资产阶级政府以维护本民族利益为“幌子”而压迫、奴役弱小民族的现象，无产阶级必须坚决反对。其三，殖民地人民的阶级解放与民族解放是统一的。民族殖民地问题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帝国主义是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共同敌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才能彻底消灭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其四，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是马克思主义主张民族自决权的根本目的。民族自决是无产阶级在革命时期领导被压迫民族实现自身解放的一种策略、手段，而非根本目的，“这种政治民主要求并不就等于要求分离、分裂、建立小国，它只是反对任何民族压迫的斗争的彻底表现”。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和各民族平等关系已经确立的条件下，一切的民族自决要求都是与社会主义原则相悖的，都必须无条件地坚决反对。其五，民族融合是各民族交往的必然结果与历史进步现象。民族交往是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内在需要，民族融合则是民族交往的必然结果，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大势。“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只是要消灭人类分为许多小国的现象，消灭一切民族隔绝状态，不只是要使各民族接近，而且要使各民族融合”。马克思主义赞成各民族“自由的、自愿的接近和融合”，反对各民族的“闭关自守”，也反对强制实施民族同化政策。其六，文化是民族的内核，文化相通是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向国家民族汇聚的重要基础。多民族国家的无产阶级要实现民族团结与构建多民族共同体，必须以各民族文化相通为基础，必须反对以“民族文化自治”为名的“精致的民族主义”。语言是“共同体的产物”，是民族文化的重要构成与载体，民族要交往必须语言相通，语言相通才能促进各民族向国家民族交融汇聚。其七，必须坚决反对狭隘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是解放全人类与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它与民族主义在根本上是对立的，“无产阶级不能支持任何巩固民族主义的做法”。马克思主义在从一般意义上对民族主义作出批判的同时，也对它的积极性秉持借助和吸纳的态度。大民族的“沙文主义”和小民族的“闭关保守”均是狭隘民族主义的具体表现。其八，主张民族平等的目的是实现不分民族的人的解放平等团结融合。民族平等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核心原则之一，然而主张民族平等不能倒退回“狭隘民族主义”。在国际和一国范围实现民族平等是实现民族团结、社会平等和民族融合的阶梯。不分民族地把无产阶级、人民大众联合起来是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后，必须以社会主义为原则制定实施促进民族平等的政策，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其九，资本主义时代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与建立民族国家的要求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主义在欧洲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斗争与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具有进步性，然而，欧洲率先建立的一批民族国家，受资产阶级本性的驱动，很快在全世界推行殖民掠夺政策，并企图瓜分全世界。为推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要对外来殖民者实行政治自决，实现民族解放与建立民族国家；各民族和各国中的无产阶级、工人兄弟联盟必须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剥削阶级的民族主义。其十，马克思主义历来主张建立统一的民主集中制大国。对于国家的组织形式，“无产阶级只能采取单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国的形式”，联邦制只是“各民族劳动者走向完全统一的过渡形式”，“中央集权制的大国是从中世纪的分散状态向将来全世界社会主义的统一迈出的巨大的历史性的一步，除了通过这样的国家（同资本主义紧密相联的）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二、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
一百多年来，中共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指导下，探索与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不断探索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因此得以不断推进，民族理论也随着时代主题、革命任务、中心工作的转换而不断创新发展。关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学界已有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然而，受前文述及的问题和历史原因影响，绝大多数研究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并不是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视野出发的，也没有把“中华民族”视为中共民族理论的核心概念，因而所反映出的新时代之前的中共民族理论，内容是不完整的，核心内容仅仅是围绕“各民族”，尤其是围绕“少数民族”而展开的。因此，亟待进行深化性、补充性研究。下文就如何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视域理解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做一分析。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基本立场与价值取向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中共百余年来在探索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推进，始终着眼于服务自身的中心工作、全局性工作，根本价值追求始终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理论着眼点首先是“中华民族”，其次才是“各民族”。这与经典作家的民族理论方位、价值追求、主要关切一脉相承。
具体来讲，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基本立场与价值取向主要体现为：其一，始终把服务自身的中心工作与工作全局作为开展民族工作的立足点。由于始终从是否有利于实现自身最高理想和最终奋斗目标——实现共产主义，和是否有利于服务不同历史阶段的革命任务来开展民族工作，推翻民族压迫与实现中华民族解放、建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与重塑中华民族的现代国家形态、摆脱贫困与引领中华民族实现富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引领中华民族迈向强大等成为了新民族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新时代等不同历史时期民族工作的主要目标。其二，始终把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作为开展民族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在百余年来的民族工作实践中，中共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政策主张虽然在不断发展、与时俱进，但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的出发点却始终如一。其三，始终把实现民族平等团结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在百余年的民族工作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着眼点首先是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致力于在实现民族平等团结的同时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二）推翻阶级压迫与引领中华民族实现解放
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中华民族实现解放是各民族、各族人民获得解放的前提条件，引领中华民族实现解放成为这一时期中共民族理论最根本的实践目标。中共在这一时期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识别与性质判定、各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关系、自身与中华民族的关系、中华民族的国家、各民族的解放平等团结等问题的论述，均是基于这一根本目标而产生与展开的。
与之对应，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其一，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根本任务。对外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谋求中华民族的解放与独立；对内消除民族压迫、民族歧视，谋求各民族的平等、团结和进步。其二，马克思主义中华民族观。如何理解“中华民族”是中共理解中国社会和阐释自身政治主张的关键一环。中共在思考、探索救亡图存的出路时并没有也不可能全盘接受此前已经在中国产生广泛影响的维新派、革命党人的中华民族观，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提出了新的中华民族观。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代表中共首次系统阐述了中华民族观，赢得了各民族同胞的广泛认同。其三，解决中国民族问题主体力量的阶级性和民族性。毫无疑问，中共一经诞生，就成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主体力量。但在成立初期，中共强调自己“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代表“工农劳动者和士兵”。随着对中国革命认识的深入，强调自身“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这里的“全民族”即中华民族。“两个先锋队”身份的明确，标志着中共对自身的身份定位实现了阶级性和民族性的辩证统一，这为有效团结各民族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以及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其四，马克思主义民族自决权理论的中国化。在中共建党初期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文本中，“民族自决权”概念被反复提及。延安时期，中共在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过程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自决理论的深化与转化，将“民族自决”的主体，从遭受内外统治阶级压迫的弱小民族明确转换为遭受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包含中国所有民族的中华民族。同时，主张遭受内外统治民族压迫的弱小民族在中共的领导下，通过民族区域自治的方式实现自身的解放，以此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与助推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这种思路在抗战胜利后的人民解放战争中得到了延续。
（三）建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与重构中华民族的现代国家形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纪元，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此时的中华民族能否“站”得稳，还面临着严峻的内外挑战。“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是这一时期中共面临的主要任务，其根本要求是全面建立人民民主政权与重塑中华民族的现代国家形态。在此背景下，中共确立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荣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体系。
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其一，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部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中共以“两个结合”为指导，领导各族人民建立了集中统一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第一次真正实现了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的真正平等和空前团结。中华民族由此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跨入社会主义社会，国家的性质发生质变。其二，以人民性增进中华民族的共同性。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中共通过激发各族群众的“人民”意识，确立各族群众的“人民”身份，保障各族群众的“人民”权利，解决了中国历史上数千年未有的实质性平等问题。人民性超越了各民族的身份界限，打破了各民族成员的阶级属性、地域属性和文化属性，从而前所未有地提升了中华民族的一致性和共同性。其三，实现各民族一律平等。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均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中共在把人民性确立为最根本的立国原则的同时，也把民族平等确立为立国的基本原则之一，从而一方面积极推动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废除旧社会剥削阶级和宗教上层，完成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革命；另一方面，发布一系列的指示和决定，制定了许多具体政策和措施，真正实现和保障了少数民族在政治上享受民族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其四，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全国解放初期，边疆民族地区的分裂势力因受内外敌人蛊惑、暗中操纵，仍然蠢蠢欲动，企图分裂中国。为了有效维护国家统一，也为了在制度、政策层面贯彻民族平等的立国原则，中共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民族区域自治在内蒙古的成功实践及经验，将民族区域自治确立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并于1952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开始全面施行这一政策。其五，建立与维护社会主义民族关系。1954年宪法指出：“我国各民族已经团结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 “国内各民族平等友爱互助的新关系”得到中共中央多次强调。这些规定既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确立的反映，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民族关系调控的目标。总体而言，这一时期，以中共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框架的初步形成为标志，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初步形成，各民族的共同性和对社会主义中国、中国共产党的认同空前增强。
（四）摆脱贫困与引领中华民族实现富裕
改革开放后，中共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把民族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民族工作领域在实现解决民族问题主要思路“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基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要求，明确提出要把“发展”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因素，致力于使各族人民摆脱贫困，引领中华民族实现“富起来”，并以此为基础巩固与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其一，实现解决民族问题主要思路的“拨乱反正”。纠正了过去以“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为立论的解决民族问题的主要思路，对民族问题进行了新的界定，强调“只要有民族存在，就有民族问题存在。民族问题既包括民族自身的发展，又包括民族之间，民族与阶级、国家之间等方面的关系”。其二，把“发展”确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因素。判定各民族发展水平极不平衡、民族地区的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中东部地区是这一时期国内民族问题形成的主要原因。邓小平强调，“要更加发展起来。这是民族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时代的要求”。江泽民强调：“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直接关系到我国整个现代化建设目标的顺利实现。”因此，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任务，贯穿20世纪80至90年代和21世纪头十年的民族工作。胡锦涛强调“新世纪新阶段的民族工作必须把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作为主题”。其三，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调控目标和指导原则。针对一些民族地区的分裂主义问题和一些人不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的言行引发矛盾的问题，江泽民提出了“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即“三个离不开”的民族关系调控指导原则。同时，江泽民强调：“在我们祖国的大家庭里，各个民族的关系是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胡锦涛进一步要求，“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其四，“振兴中华民族”和“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1987年，中共在十三大报告中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振兴”的命题。次年，中共主要领导人直接以“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奋斗”为题在首届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针对民族工作领域的新情况及挑战，国务院有关政策文件明确强调：“建立和发展平等互助、团结合作、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维护祖国统一，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是我们党和国家在民族问题上的基本立场”。自此，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一度成为中国理论界学术热点。2005年，胡锦涛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国各族人民密切交往、相互依存、休戚与共，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共同推动了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这标志着费孝通1988年提出后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正式被中共民族理论话语吸纳。其五，创立系统安排部署民族工作与集中阐述民族理论政策的新机制。首届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1988年召开，首届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在1992年召开，中共由此开创了每隔一段时期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个人进行表彰的制度，同时对民族工作的成功经验进行系统总结，对当前民族工作面临的形势分析研判和安排部署下一阶段民族工作。在上述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均会发表重要讲话，提出新的理论观点。其中在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之后，中共用12条基本观点系统总结和呈现了这一时期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和政策，成为当时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成果的集中体现。
（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引领中华民族迈向强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前景并进入冲刺阶段，但世界也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外部风险挑战骤增，国内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针对新的民族工作形势和民族工作领域前期遗留下来的深层次问题，中共迫切需要构建适应新时代的民族工作指导思想。为此，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正式确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开辟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为推进新时代中共民族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铸牢”则是这一重要思想的核心要义。
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其一，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科学内涵和本质。针对民族问题研究领域的激烈论争与思想混乱，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首次用“八个坚持”深刻阐释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科学内涵。在2024年进一步强调，“实践证明，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其之所以正确，在于始终“着眼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正确把握维护国家统一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关系”，从而揭示了这条正确道路的本质。其二，“铸牢”原创性论断与民族工作、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针对民族工作形势的变化与民族工作领域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上提出“铸牢”原创性论断，并在之后将其确立为新时代中共民族工作、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这是中华民族应对内外挑战的必然战略选择，意味着中共民族工作的思路发生重大调整：从过去强调各民族的差异性、注重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把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决定性力量落在物质层面，转向了强调以增进各民族共同性为主导，同时包容和尊重各民族的差异性、注重维护各民族的共同利益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以及把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决定性力量落在精神层面。其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内涵。针对一些人把中国历史上的汉与非汉民族对立甚至割裂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者辩证统一”。这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内涵，为推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动态平衡与发展夯实理论根基。其四，民族工作成功经验的理论化。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针对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科学内涵提出的“八个坚持”，源于对中共民族工作成功经验的总结与理论提升，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创新。其后在2019年基于总结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共民族工作的成功经验而提出的“九个坚持”以及2021年站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高度、基于总结中共百年民族工作的成功经验而提出的“十二个必须”，是一脉相承的理论创新成果。这一过程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不断实现新的重大突破。其五，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针对长期以来中国民族领域的历史虚无主义蛊惑人心与挑拨我国民族关系、瓦解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中国认同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四个共同”为基本内涵的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其后，在2021年提出了“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的重大命题；在2024年，又把“四个共同”拓展为“五个共同”，即“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从而完善了中华民族历史观。其六，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基本规律。针对社会上一些人把中华民族解读成各民族的“大拼盘”而非民族实体，把各民族与单一族源、传统聚居地以及特定宗教“捆绑”的错误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历史必然”。其中的“五个相”，也是中共在历史上首次对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基本规律的总结，理论指导意义十分突出。其七，中华文化认同的基础作用。针对一些人把中华文化当作汉文化，把本民族文化自外于中华文化，忽视思想文化对于政治认同塑造的基础作用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各族人民的“五个认同”，并强调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是关键，因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文化认同问题解决了，对伟大祖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才能巩固”。其八，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理论。在一些马克思主义政党及其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史上，多民族共同体建设理论基本是空白的，实践多是失败的，其以苏联为代表。新时代以来，中共围绕如何在理论上认识与在实践中“铸牢”、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和命题，如强调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必须正确把握“四对关系”；必须引导各民族树立正确“五观”、坚定“五个认同”、增强“三个意识”，“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等，从而形成了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体系。这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大发展。其九，民族工作体制机制。这一时期，中共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得到加强，民族工作的体制机制得到系统性重塑，形成新的民族工作格局，民族工作实现了从“管理”向“治理”的转变，提升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水平被提上重要议事日程。民族工作被置于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首要位置，“铸牢”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并提出了“健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的新命题。其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宣传话语体系。针对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虽然在实践中取得显著成效但蕴含的学理、道理、哲理尚未充分讲清讲透以及传播力不足的短板，针对美西方反华势力对中共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持续抹黑、攻击的问题，中共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组织专门力量，着力加强对各种错误的民族观、民族领域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大力宣介中共民族工作取得的重大成就，系统阐释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世界意义，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反响。
三、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科学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创新发展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开放的、不断发展的体系，只有坚持本土化时代化，它才能根深干壮、永葆生机。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提出的“第二个结合”重大命题，意味着中共开启了新一次的思想解放之旅，为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创新发展打开了广阔空间。而以“第二个结合”为引领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与创新发展，是中国学人共同的历史任务。下文就其中的两个关键问题，即如何理解“第二个结合”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创新发展的意义、以“第二个结合”为引领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创新发展的历史任务等做一分析。
（一）“第二个结合”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创新发展的重要意义
“第二个结合”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其意义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归纳，其中以下三点十分重要：其一，拓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创新发展的空间。“第二个结合”是从文明中国，而不仅仅是现代中国、主权中国的立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新发展做出的方向指引，标志着中共对人类文明演进规律的认识达到新的理论高度。它使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中国的，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成为现代的，使我们真正突破过去研究中基于单一的阶级观念阐释中国传统民族事务治理理念与实践的局限和路径依赖，使我们能够真正破解中国传统民族事务治理理念与现代民族观念之间的张力，从而前所未有地拓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创新发展的空间。其二，凸显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创新发展的中国主体性。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根脉。只有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结合，我们才有可能不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族事务治理理念及经验转化成作为现代知识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血肉”，我们才有可能成为全球范围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创新发展的主体与引领者。其三，彰显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始终服务理想社会构建的本色。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有机构成，构建“真正的共同体”、实现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追求。以阶级性、人民性统领民族性，主张民族解放、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联合和民族融合，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民族工作要为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以及为迈向共产主义服务，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本色。实现天下大同是中华文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终极社会理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来推崇“天下为公”“大一统”“和而不同”的价值观和“五方之民共天下”“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民族事务治理观。只有以“第二个结合”为引领，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演进，才有可能为国家长治久安、民族团结和中华民族凝聚力巩固提供持久的思想支撑，才能更好地服务中共带领各族人民不断向最高理想迈进的伟大实践。
（二）以“第二个结合”为引领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创新发展的历史任务
以“第二个结合”为引领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创新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学界、理论界共同努力。做好这项工作，应以坚持问题导向、尊崇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落实“马工程”提出的“四个分清”任务）、批判西方中心主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融通中外和反映时代进步等为基本原则，应以丰富和发展立足中国实际、符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目标。
笔者认为，最为基础且当前最为重要的任务有三项：其一，进一步做好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的正本清源，在正确的方向上推进经典作家民族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民族观念、民族事务治理理念的深度结合。“第二个结合”的目的在于创造新的理论，科学、全面乃至准确地理解经典作家民族理论，则是实现经典作家民族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效结合的前提。否则，结合的结果很可能就是“在错误的方向上狂奔”。其二，系统揭示中华文明的传统民族观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契合性。
虽然二者产生的时代、土壤不同，但在终极社会理想、价值追求上高度契合，神髓相通。找准二者的契合点并将共通性揭示出来，进一步实现二者的结合才有基础。其三，从文明、国家民族的双重视域推进传统中国民族事务治理经验的学理化。中华民族是民族的一种，是具有数千年文明史的国家民族，也是与中华文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相统一的民族实体。因此，要立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方法和我们自身的文明传统，系统阐明中华文明“大一统”“和合”的国家制度与理念是中华民族强而不霸、弱而不分的根源，系统阐明中华民族流而不断的连续性、生命力的根源在于其强大的包容性与整合力等事实，并形成学理化表述与新的基本概念、理论观点。同时，从民族事务治理成效中西比较的角度看，中华民族有自身独特的历史与凝聚经验，解析中华民族的历史与团结融合的经验，既不能套用西方民族主义思想，也不能照搬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理论。这些学说连西方自身的民族问题都没能很好地解决，运用到中国出现水土不服便是必然。因此，还要对中国与西方世界的民族发展路径、民族事务治理理念的异同作出比较分析，并形成学理化表述与新的理论观点，以此为基础丰富、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注：原文载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