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列宁最后的三封书信和五篇文章,是一个特殊的文本群,蕴含着他关于落后俄国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特殊道路的最后构想,中心是提出了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系统改革思想。其中,《日记摘录》提出了根本改变俄国文化落后状况的“文化革命” 纲领;《论合作社》则在经济上提出走向“以市场为基础” 的新经济政策道路后,要通过合作制这座桥梁把千百万小农引上社会主义建设大道上来,可以说提出了不同于后来苏联模式的合作社会主义的“列宁模式”;最后构想的重心,是三封书信加上两篇文章《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提出了与新经济政策道路成龙配套的政治制度、党和国家制度的改革构想,中心是把加强党的领导与人民监督制度相结合,为反对官僚腐败筑起新的长城。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尤其是全面深化改革,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史上的重要源头活水; 而从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从 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到 2019 年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制度创新轨迹中,我们更可喜地发现,列宁最后构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发展潮头。
从 1922 年 12 月到 1923 年 3 月, 晚年列宁留下的最后论著, 主要是三封书信、五篇文章。它们构成了一个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一个相对独立的特殊文本群, 通常也被称之为“ 宁遗嘱”。贯穿其中的一条思想红线, 则是列宁对于从十月革命道路到新经济政策道路的最后反思, 由此提出了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系统改革思想,也是列宁对于落后俄国走向社会主义, 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后构想。
2020 年 4 月 22 日, 适逢列宁诞辰 150 周年, 这是一个值得我们郑重纪念的特殊日子。在这个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里, 重温列宁的晚年论著、最后构想、政治遗嘱, 有助于我们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史的长河中, 找到全面深化改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源头活水。
一、文化创新难题的列宁最后思索——文化革命的列宁计划
在列宁的最后五篇论文中, 第一篇《日记摘录》是专门谈论文化问题的。在最终拟定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总体构想的主体部分时,他大体上是按照 “文化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 这样一个内在逻辑顺序展开的。因而, 为了历史地再现列宁的最后创造活动, 展现列宁构想的丰富理论内涵,我们首先考察他在文化建设上的一些重要设想。
为了强调苏维埃俄国在文化上必须上升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和历史形态, 列宁提出了“ 文化革命” 这个独特概念, 赋予它特有的含义。他把新型文明的建设, 也称之为文化革命。因此,列宁的这些设想汇合到一起,可以称之为具有特定含义的 “列宁的文化创新最后构想”。
列宁是以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为广阔历史背景,来看待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问题的。他的文化革命计划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 首当其冲的一个新思想,是提出把工作重心转向“文化主义” ——列宁工作重心转移的两步到位论。
在列宁最后著作中,他提出了一个至今还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的新颖思想: 不仅需要把社会主义的工 作重心从政治斗争转向经济建设, 而且需要把重心进一步转向“文化主义”。列宁对社会主义理解的这种根本转变,活生生地映现在他的最后构想之中。
“文化主义”, 在这里用的是一个十分独特的俄文词: кулътурничество。这个词原本是十月革命前俄国旧知识分子用的词, 旨在强调用文化教育取代实际斗争,改变俄国,改变世界,改变命运,有点近似于旧中国知识分子所讲的“文化救国论” “文化万能论”“文化至上论” “文化决定论”。列宁在十月革命前,是决不赞成这个说法的; 而在最后论著中,却转而借用这个语汇, 意在强调俄国革命、夺取政权之后, 文化教育工作在新形势下的特殊重要性。
长期以来,包括多年流传的中文第一版《列宁全集》《列宁选集》,甚至没有把这个词原样翻译出来, 因而至今许多人也不知道列宁晚年有这个新提法。直至 1987 年出的中文第 2 版《列宁全集》第 43 卷, 1995 年出的中文第 3 版《列宁选集》第 4 卷,才第一次原样翻出列宁这个词,但仍未作出充分解释,因而至今未能引起应有的充分重视。
把重心转向文化主义,首先取决于苏维埃俄国特殊国情下的特殊矛盾,同时也超前反映了科技革命时代的普遍趋势。
在列宁的最后思考中,他是把文化建设问题摆在首要地位的。五篇论文的头一篇, 首先谈的是文化问题。列宁在拟订自己最后的写作计划时,在 2 月 7 日初拟的题目表中, 四个题目中文化问题占了两个。这种摆法也许多少有些出人意料,而在列宁思想中却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列宁把文化落后列为苏维埃俄国特殊国情的基本要素之一, 俄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全局意义的独特矛盾之一。列宁分析俄国国情时, 原先最为注意的是两大特征: (1) 生产力在总体上相当落后而发展又极不平衡,存在着多层阶梯式的经济结构; (2) 小农占人口的大多数,工人阶级只占少数。在最后思索中,他忍着巨大病痛,专门翻阅了刚出版的统计资料《俄国识字状况》, 对俄国国情分析作了重大补充。这个统计资料把俄国分成三大区域——欧俄、北高加索、西伯利亚,统计了每千个居民中识字的人数。即使是最发达的欧俄地区,每一千个居民中识字者也只有 422 人, 其余多数都是文盲;而 1920 年全俄每一千人口中识字者只占 218 人,将近 80%的人都是文盲;最落后的西伯利亚地区,每一千个妇女中识字者只有 134 人,只占 1 / 8。这里谈的只是最初步的读写能力,还谈不上什么文化水平。这个统计资料像一面透镜, 说明缺少文化是俄国国情中影响深远的症结所在: “问题就在于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摆脱半亚洲式的不文明状态。” 俄国历史发展的独特顺序、独特道路,带来了俄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独特矛盾,即比较先进的政治制度与落后的经济文化之间的矛盾: “ ‘ 当前的关键’ (链条的环节)=提出的任务之大不仅与物质贫困,而且与文化贫困之间的脱节。” 俄共十一大是列宁生前亲自参加的最后一次党代表大会,在起草文件时,他极为清晰地揭示着这一矛盾: “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基础的经济和政治手段足够了。缺少什么? 缺少文化,缺少本领。”
在最后之作中,列宁在关于“工作重心转移” 问题上,有了一个引人深思的新提法: “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 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 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 ‘文化’ 组织工作上去了
……只就国内经济关系来说,那么我们现在的工作重心的确在于文化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 关于重心转移问题,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有两个不同提法,前后有一个发展过程: 1918 年春天开始的提法是,由于从“说服俄国” “ 夺取俄国” 转向“ 管理俄国” ,因而需要把经济建设提到首位,“ 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 ;1923 年的最后提法是,“ 应当把重心转移到文化主义” 。这个微妙的变化,特别是“文化主义” 这个最后新提法蕴含的深刻含义,似乎至今还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
生活于 20 世纪科学技术革命酝酿阶段的列宁,以极大的预见性超前反映了这股浪潮发展的趋势。列宁关于重心转移的第二个口号,并没有简单否定第一个口号,并没有否定抓好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 是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而是继续和深化了第一个口号,预示了在新时代里发展生产力的最根本途径,现代化经济起飞的必由之路。发展社会生产力, 从根本上说有两条基本途径: 一条是发展客体生产力、物质生产力, 强化社会生产力的物质基础; 另一条则是发掘主体生产力、精神生产力,强化主体 生产力的文化功能。纵观整个人类历史发展,好像经历着一串螺旋上升的圆圈: 在原始时代,人自身的再生产,最简单的个人的主体生产力,可能曾是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决定因素; 在文明时代,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好像火车头一样,一度在社会生产力系统运动中起着决定作用; 在科技革命的新时代,在科学转化为直接生产力这一新的基础上,开发主体生产力重新成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首要途径。这种历史演化的深刻根据在于: 在科技革命时代, 物质生产固然仍是社会生活的经济基础,但是科学、一般知识日益转化为直接生产力,成为现代社会生产力系统中最为活跃、最有决定意义的新要素,给物质生产注入了巨大活力, “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 。
把重心转向文化建设是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的迫切需要, 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性、整体性的必然趋势。把重心转向文化建设,实现文化革命,也是从初级的不完全的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高级的完全的社会主义的必备历史前提。
列宁提出的 “文化革命” 概念预示了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 它必然发展成为高于以往文明、以往文化的新型文明、新型文化。列宁这个新概念具有双重含义: (1) 社会主义不仅作为一种学说、一种运动、一种社会制度, 而且必将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出现; (2) 社会主义的实质不仅意味着一种新型社会关系, 而且意味着一种高于资本主义发达文明和一切历史文化的新型文明,赋予人以崭新的精神世界。社会主义决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口号上、政治运动上、社会经济制度上,它要深入到人心灵深处, 融化到文化中, 熔铸成新型文明。
由此决定,列宁晚年提出的“文化革命” 构想,还包含以下五条基本原则:
一、从扫除文盲到创造新型文明——文化革命的双重任务; 二、汲取全人类的文化成果——文化创新的必要前提与必由之路; 三、正确开展两条战线上的思想斗争——文化创新的方向; 四、提高教师和知识分子地位——文化创新的基础工程;五、造就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文化创新的最终归宿。
以上五个方面的总和, 构成了列宁“文化革命” 概念的独特理论内涵,列宁文化革命计划的要点,列宁关于文化建设战略构想的骨骼系统。
列宁的文化革命计划实际上是一个长期地、全面地进行文化建设的总体蓝图。它是从阐明小农国家文化建设的特殊意义、特殊任务出发的,头两个要点集中体现了这个出发点;它还进一步指出实现文化革命、建设新型文明的正确途径和思想保证,中间两个要点指示着这条道路; 最后它指出了文化革命的目标和归宿,是造就新型的知识分子队伍和一代全面发展的新人,这正是最后两个要点的思想内容。
列宁的文化革命计划, 触及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最深刻变革、最深层结构。社会主义本质是什么? 这并不是一个先验公式所能包揽无余的,社会主义自身发展的历史愈益深刻地揭示出自身的深刻内蕴。19 世纪中期社会主义首先作为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新学说而问世,接着它表现为无产阶级的社会运动,并在 20 世纪初的俄国十月革命后凝结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制度。但是植根于落后文化背景的官僚主义扭曲了新型社会制度,正是文化落后使新型经济、新型民主难以扎根生长。只有彻底的文化变革,才能真正消化政治变革、经济变革的伟大成果。因而,从更深层次和更深刻的本质上看,社会主义应当是一种新型社会关系,是一种高于以往文化的新型文明。只有实现了这种社会深层结构的变革, 实现了人们心理文化结构的变革,社会主义才能深入到人们的日常意识和日常生活中去, 才能深入到人们的内心世界和心灵深处。
列宁的文化建设构想是对唯物史观的独特贡献。在 19 世纪唯物史观初创时期,理论视线的重心首先集中在社会存在的真正本体,人的劳动实践活动的物质内容与社会形式,以劳动二重性为基本线索、以社会基本矛盾为轴心,初步形成了唯物史观的理论骨架。而人的灵魂、心灵精神现象、心理活动、文化价值世界,还有许多人的内部深层奥秘没有窥破。唯物史观进一步发展的内在逻辑,要求转向更为具体、更为复杂、更为丰富的精神文化领域。列宁的文化探索为之开辟了道路。
列宁的文化革命计划, 为他关于经济建设、政治改革的设想,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更为深沉的文化含义。
当代世界, 语言哲学、符号哲学、心灵哲学的迅速崛起, 乃至成为现代哲学发展的国际主潮、时代潮头, 也证明了列宁构想及其文化观的普遍性、超前性、时代性。
二、新经济政策道路的列宁最后构想——合作社会主义的列宁模式
五篇论文的第二篇《论合作社》, 从文化革命问题转向经济建设的道路问题。在列宁最后的著作中, 集中谈论经济问题的主要是这一篇, 其他论文和书信中只是穿插着这方面内容。从形式上看,在列宁最后思考中, 经济、文化、政治建设问题并不是完全均衡的三足鼎立, 似乎文化革命、政治改革问题比较突出,而经济建设问题略显薄弱。这并不是说列宁认为经济建设问题不那么重要, 而是由于文化革命和政治改革问题是列宁最后著作第一次突出强调的新问题, 而经济改革和建设道路问题已经在 1921 年初走上新经济政策道路之后两三年间基本上逐步解决了。
在理论探讨中,列宁往往是面向未来的, 因而在谈论经济建设构想时, 列宁只是点出了新经济政策道路的基本点, 而把重心放在对合作制问题所做的重要补充上。也可以说, 列宁最后是转向以合作制为中心, 重新阐明自己新经济政策时期以来所探索的建设社会主义新路,提供了不同于以国家垄断制为实质的 “国家社会主义” 的,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多元主体的 “合作社会主义” 的独特模式。
为了窥见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总体设想,我们在这里依据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以来形成的基本思路,对他最后之作中关于经济建设的简要构想做了某些阐发,从中提炼出他最后拟定经济建设道路构想的核心理念与基本原则。
在多层次经济结构中,以什么样的社会形式来建立整个经济结构的内在联系,控制整个经济运行机制,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呢? 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与直接过渡计划相适应,列宁曾把国家的超经济的行政强制作为解决这一难题的杠杆,企图通过国家对生产和消费的集中垄断来解决问题。实践证明,此路不通。从新经济政策时期到列宁最后之作,他选择和开创了一条新路子,就是把有计划地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作为建立这种经济联系的社会形式,通过现代新型宏观调节下的市场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
纵观列宁对整个社会主义社会运行机制的根本理解,似乎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的三个阶段,有三种不同的典型提法: 十月革命前,他把社会主义社会理解为一个高度统一、集中管理、机理简单的大工厂; 1918 年春天,他把社会主义看成一个全民计算、全民监督、直接管理的大公社,认为 “社会主义国家只能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它已经成为一个由许多生产消费公社构成的体系”; 到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最后著作中,他把社会主义社会看成由无数小合作社构成的、存在着商品市场、货币关系、内在机理复杂的大合作社。正是在这里,他提出了一个富于总结性的新命题: “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 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 前两种提法——大工厂和大公社,固然有所不同,但无本质差异; 第三种提法——大合作社,表面看来似乎变化不大,实质上却有微妙深刻的本质差异。从经济联系的社会形式、内部机制来看,这种重大差异就在于: 前二者基本上是“四无社会” ——无商品,无货币,无市场, 无个别经营者的自主权; 后者却是“四有社会” ——有商品, 有货币, 有市场, 有各个经营者的自主权。因而,按照列宁思想的固有逻辑,把上述命题稍加发挥就是: 在公有制基础上文明经商的合作制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下,还有合作社, 还有文明经商,还有商品市场、货币关系。这种发挥是否符合列宁思想自身的逻辑呢? 无独有偶,可以印证这一点的,还有列宁后期另一个重要命题: “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 通过曾被我们鄙视为做买卖的合作社的——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那种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 这个命题稍加引申就是: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是通过合作社,并且仅仅通过合作社买卖机关这条道路,来建成完全社会主义的;通过合作社来发展商品生产的道路,就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就是建成完全社会主义的道路, 而且是唯一可行的历史必由之路。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列宁最后之作《论合作社》,向着肯定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利用市场经济的必要性,又迈出了有重大意义的一步。他在这里所说的 “合作制原则的社会主义意义”, 实质上也就是说的“有计划地利用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意义”。因为在列宁思想中,合作制总是与商品交换相联系的,他总是一再强调“合作社是商店”,是“商品形式”,是“ 买卖机关”。
有计划地利用商品货币关系,意味着不是消极地袖手旁观商品交换、市场经济的自发存在,而是由无产阶级国家通过各种手段和中介,有意识地调节商业,引导市场在推行新经济政策、发展自由贸易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两种倾向:一种是适应无产阶级国家的整体利益,注意把个人、集体、国家利益协调起来的健康倾向;另一种是滥用新经济政策,钻新经济政策的空子,企图摆脱无产阶级国家的控制与规范,为个人或局部谋取暴利的自发倾向。因而,发展自由贸易、市场经济的口号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 没有一定限制、一定规范的。所以列宁提出了一条界限所在的问题,无产阶级国家只要不改变本质,在一定限度内,国家调节(监察、监督、规定形式和规章等等) 私营商业和私人资本主义为条件,是可以容许贸易自由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列宁精心推敲的基本口号是 :“给小农以一定的贸易自由” “ 国家调节的自由贸易” “ 在国家的正确调节( 指导) 下活跃国内商业” 。
综观列宁的整个思想, 他主张无产阶级国家用多种手段去组织市场、调节市场、掌握市场、引导市场。其中可以区分为经济手段和非经济手段。经济手段,实际上也就是无产阶级国家以“看得见的手” 去间接把握“看不见的手”,其中包括银行、税收、信贷、价格等经济杠杆。非经济手段,则是用“看得见的手” 去直接控制“看不见的手”,其中包括国家立法、行政指令、法律监督、财政政策等超经济强制手段。同时还需要采取多种途径去主动地引导市场、组织市场,使自发的市场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的组织性、有序性。列宁当时寄希望的途径主要是两条:一条是借助于国家资本主义原则,把无数自发的、不定形的、难以监督的小商品生产,引上社会化的、易于监督的现代化大商品生产轨道;另一条更重要的途径则是合作制原则,通过小商品之间的经济联合,多种经济成分之间的横向联合,稳固地走上社会主义建设之路。
有计划地利用商品货币关系,还意味着社会主义经济要体现计划性与商品性的统一,要寻求这种对立的二重性的和谐结合。
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列宁后期, 他似乎采取了并行不悖的两手政策:一只手是推行自由贸易原则, 充分地发展市场;另一只手则强化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宏观上建立统一的国家经济计划。初看起来,这两个方面似乎是矛盾的,好像一个人自己的两只手在打架。实际上,在列宁的整体构想中,这两个方面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列宁给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克尔日札诺夫斯基的信,阐明了这种对立面和谐结合的契机所在:“ 新经济政策不是要改变统一的国家经济计划,不是要超出这个计划的范围,而是要改变实现这个计划的办法。” 在最后写成的《论合作社》中,他从另一个新的角度阐发了这一思想 :“我们改行新经济政策时做得过头的地方,并不在于我们过分重视自由工商业的原则;我们改行新经济政策时做得过头的地方,在于我们忘记了合作社。” 看来,在列宁的有计划地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原则中,包含着相辅相成的两个要点:既要有自由贸易原则,又要有国家统一计划的原则;既要放手去搞市场经济,又要有国家的有力调节;既要有市场法则的自发调节,又要有国家计划的自觉规范,合作制的引导作用。
对列宁思想作出进一步概括发挥,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商品性与计划性这种固有的二重性,应寻求二者的和谐结合。一方面要由国家调节市场,即让计划性渗透进市场,使市场成为有组织的市场,有社会主义既定目标的市场,有国家计划规范的市场,有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市场。另一方面则要用市场修正计划,要让价值规律渗透进国家经济计划,使计划是立足于价值规律的计划,是灵活反映市场行情的计划,是根据市场变化不断修正的计划,是适应市场而又引导市场的计划。
新经济政策道路的列宁最后构想,在一定意义上,或许可以称作“ 合作社会主义的列宁模式”,包含着以下七条基本原则:
一、把发展生产力作为首要任务——新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 二、长期保持多层次经济结构——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多种所有制结构; 三、把合作制作为主要桥梁和枢纽——新经济政策的发展方向; 四、利用国家资本主义作为中介和帮手——新经济政策的开放之翼; 五、从国家垄断制走向以市场、商业为基础——新经济政策的核心实质; 六、让企业自己对自己完全负责——新经济政策下的市场主体; 七、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新经济政策下的动力机制。
上面讲的这七条原则,既是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也是列宁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最后构想的基本原则。
这七条基本原则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有机整体。从基本内容来看,可以区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为头一条(把发展生产力作为首要任务),指明了整个原先落后国家经济建设道路构想的根本目标,正是这个内在目的作为规律决定着经济结构和联系形式; 第二个层次为中间三条(选择多层次的经济结构、利用国家资本、注重发展合作制), 分别从总体、特色、重点上, 阐明了小农国家走向和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所应当采取的经济结构, 第三个层次为后三条(国家调节市场、企业实行独立的经济核算制、同个人切身利益相结合), 则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的多重视角, 揭示了在新经济体制下如何有计划地利用商品货币关系。
列宁经济改革计划和新经济政策体制,他所构想的新道路和新模式,从总体上来看有两个最为鲜明的显著特征:一是不采取清一色的、国家垄断制的、纯社会主义经济形式,而是采取以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为主导的、多样化的、多层次的经济结构,并把发展合作制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途径,利用国家资本主义作为特殊的中介;二是不由国家直接组织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 而是 “以市场、商业为基础” ,并且把有计划地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的原则贯穿到国家与企业、企业与个人的经济联系中去。
就其典型特征来说,列宁的最后构想提供了一种 “合作社会主义” 的独特模式:从宏观上看,整个社会机体是一个大合作社;从微观上看,每个社会细胞是一个小合作社。市场经济、商品货币关系是经济联系的主要中介和主要形式;多元化、多层次的经济主体都有自主性——这是列宁合作制社会主义不同于国家垄断制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尤其是最后之作中的经济建设道路构想,固然首先是直接针对过渡时期而言的,但其意义决不局限于过渡时期。实质上,它以巨大的理论超前性,探索着原先落后的小农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并且意味着一种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和经济体制。之所以说它独具特色, 是因为它体现了列宁新颖独特的理论创造,深刻地打上了那个时代和列宁个性的鲜明烙印,既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根据发达西欧作出的社会主义一般设想,也根本有别于后来斯大林时期形成的国家垄 断制的、传统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
三、政治制度改革的列宁晚年构想——政治改革的列宁纲领
五篇论文的最后两篇《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 (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宁肯少些,但要好些》,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探讨的是一个共同主题———政治制度、国家制度的改革。在这个归宿点上,列宁仿佛向最后口授的思想出发点复归;他 1922 年 12 月 23 日最先开始口授的《给代表大会的信》等三封信件,首先谈论的恰恰是政治制度、国家制度改革问题。
正是在这些最后著作和书信中,列宁第一次提出了进行政治制度改革的系统建议,从而为 “全盘改革计划” 增添了一个新的方面。在列宁的最后之作中,至少有两篇论文、三封长信是专门谈论政治制度和国家制度改革的,篇幅大大超过了其他问题。也许可以说,政治制度和国家制度改革设想,既是列宁最后著作的新颖之处,也是它的中心之点。
如果说,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写下一部最重要理论著作——《国家与革命》;那么,十月革命后,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最后论著的画龙点睛之笔,主题就是: 国家与改革。1921 年,列宁首倡“新经济政策”,而 1922 年底、1923 年初的列宁最后构想则首倡“新政治改革”, 旨在通过 “政治制度改革”、国家制度创新,为新经济政策提供政治制度保障。
在这些信件和论文中,理论探讨和众多建议是穿插交错在一起的,列宁思想脉络不是那么易于把握的,因而引起了歧义纷纷的解释。我们在这里则试图清理出列宁思想的主要头绪,从中提炼出其中包含意义重大的六个要点:
一、发展社会主义新型民主——政治制度改革主旨; 二、把官僚主义作为主要危险——政治制度改革的主要矛头所向; 三、寻求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结合点——政治改革的独特道路; 四、民主化改革要从执政党自身做起——政治改革的必要前提; 五、强化人民监督权以反对官僚腐败——政治制度改革的最大制度创新; 六、国家制度的重大创新——政治改革的最后升华。
在政党政治中,在劳动群众通过无产阶级执政党来管理国家,通过国家来管理社会经济生活的间接民主制中,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国家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势必有增强的趋势,而官僚主义、权力集中的社会弊端也是必然随之产生的副产品。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中,如何找到间接民主与直接民主的结合点,有力地制约党和国家中滋长的官僚主义国家体制,逐步地走向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 列宁从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反复实践当中,逐渐摸索到一条现实的途径:在坚持党的思想政治领导权的前提下,着重强化人民参与权和监督权,特别是把人民监督权扩大再扩大,提高再提高。十月革命后,列宁关于强化人民监督权的思想是逐渐深化的,并在最后著作中形成了重大的思想飞跃。
在民主政体中, 如何反对滥用权力,实行权力制衡、权力制约, 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问题, 它在民主发展的圆圈运动中反复出现。亚里士多德根据古希腊雅典城邦民主制的历史经验, 提出了分权论和制衡论的最初思想萌芽; 一切政体都有三个要素——议事机能, 行政机能, 审判(司法) 机能, 一个优良的立法者在创新时,必须考虑到每一要素怎样才能适合其所构成的政体; 倘使三个要素都发育良好的组织,整个政体也就是一个健全的机构。从洛克、孟德斯鸠到杰佛逊,为了防止资产阶级政体向封建专制蜕化,提出了近代意义上的分权论和制衡率。他们提出了权力制衡论的理论基石——“ 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 。他们提出了三权分立、相互制约的基本原则——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相对独立,彼此牵制,协调作用。杰佛逊的特殊贡献在于根据美国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践,提出了“双重分权” 和“ 双重制衡原则” ——既实行横向结构中的三权分立制,又实行纵向结构中中央与地方分权的联邦制。不过,在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走向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中,这种分权制衡论受到现实生活的严峻挑战: 三权分立的重心发生倾斜,行政权僭越于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之上是普遍趋势,实权往往落到政府首脑手中,议会制徒具形式;资产阶级政党成为三种国家权力机关的幕后操纵者,形成以一治三的政治格局;垄断财团又成为两党制、多党制的后台老板,成为真正一体化的向心力量,实际上使民主政 治蜕化为垄断资本的寡头政治。
苏维埃新型民主政体有自身发展的特殊逻辑,当然不会简单重复上述问题。不过,它以新的形式同样遇到了民主政体中的权力制约问题。在苏维埃俄国民主发展的最初阶段,由于经济、政治、文化的落后,不可能马上走上人民自治的直接民主制,势必实行间接民主制,其典型特征不是代议制,而是多层次的代表制: 国家机关代表人民管理经济,无产阶级执政党代表人民管理国家; 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全党实行领导;政治局、书记处等领袖集团代表党中央主持日常工作。这种层层代表的间接民主制,势必产生出一种权力集中的趋势。正如列宁坦率承认的:我们党每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由大会选出 19 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领导全党;而且在莫斯科领导日常工作的是更小的集体,即所谓“组织局” 和“政治局”,每局各 5 人,由中央全会选出中央委员组成;这样一来,就成为最地道的“ 寡头政治” 了。
列宁并没有简单重复资产阶级民主理论中的分权论、制衡论。他汲取了前人民主思想的精华,创造性地指出了一条根本出路,就是强化人民参与权与监督权。如果说,“ 以权力制约权力” 是资产阶级民主中制衡理论的基石的话,那么列宁为社会主义民主中的权力制衡理论,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石:以人民
的力量制约权力,以人民的监督权制约权力。列宁批评了三权分立论的阶级局限性和理论局限性,试图超越“三权分立论” 与“人民主权不可分割论” 的对立,在理论上做出更高的综合。对列宁的独特思想作出再思索和再概括,那就是人民主权的统一论和三权相对独立论的有机结合。列宁这里讲的三权,也具有独特的含义:无产阶级政党在思想政治上的领导权;人民代表苏维埃国家机关的立法执法权;人民群众的监督权。关于人民监督权的思想,集中体现出列宁民主理论中的大胆创新。也就是说,通过强化人民监督权,有效地防止权力的代表者与权力的主人、无产阶级政党领袖人物与人民群众相脱节,防止主客颠倒、反客为主的国家权力异化。
列宁关于强化人民监督权的学说,是在实践中逐步深化的, 在他的最后著作之中, 几乎上升到了社会主义新型民主学说的核心地位。如果我们追索列宁思想的发展轨迹,完全可以窥见其中的内在逻辑。十月革命后的最初阶段,列宁就把实现工人监督权视为走向社会主义的首要步骤之一,不过当时对工人监督权的理解还是比较狭隘片面的。
1918 年春天,他把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从理论上概括为“两步走”:第一步是实行工人监督;第二步是工人调节生产。
1921 年 9 月,就斯大林转来的工作报告,列宁再度阐明了实行人民监督权的广泛权限和根本任务。列宁认为,这份工作报告像一面镜子一样。反映出对工农检查院任务理解的过分狭隘。他为此给斯大林写了一封长信,一再指出:工农检查院的任务,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捕捉” 和“揭发” (这是法院的事,工农检查院虽然和法院密切有关,但绝不等同),而是善于纠正。这里问题的实质在于,对于人民监督权不应当作行政化、国家化的狭隘理解,不应当仅仅把它等同于国家司法机关的检查权、审判权,它应当有更为广阔的职权范围和活动天地,应当善于通过人民监督使党和国家机关纠正错误,避免暗礁。
这一时期,列宁还开始着手建立和强化党的监督系统,贯彻全党群众参与监督的原则。1920 年 9 月的第九次全俄党代表会议根据列宁的提议,开始建立党的监督系统,成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1922 年 8 月,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新党章,要求强化党自身的监督系统,特别是对党领导机关的全党监督:
(1) 从党的六大(1917 年 7 月) 开始建立的中央检察委员会的职能, 原先仅限于定期检查中央委员会的会计处和其他事业, 从此新扩充的首要职能, 是检查党的中央机关是否正确和迅速地处理事务,以及中央书记处是否正常地进行工作;
(2) 从中央到省,普遍建立党的监察委员会;
(3) 各级监察委员会由同级党代表大会直接选举,并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而不隶属于同级党委;
(4) 各级监委会委员有权出席同级党委会的一切会议和本级党组织的一切其他会议,并有发言权;
(5) 各级监委会的决议,本级党委会无权加以撤消,二者不能协调时,提交同级党代表会议或上级监察委员会解决。
列宁在《论 “双重” 领导和法制》一文中鲜明地强调: “ 中央监察委员会,只对党的代表大会负责。”
依靠党外普通群众进行清党的实践经验,加深了列宁的人民监督权的思想。布尔什维克成了执政党以后,各种各样的人都进来了。根据党的十大决议进行的清党,有 17 万人被清理出党,占当时党员总数的 25%,在一定程度上纯洁了党的队伍。经验表明,“ 在揭露 ‘混进党的’ ‘ 摆委员架子的’ ‘官僚化的’ 人的时候,非党无产阶级群众的意见以及在许多场合下非党农民群众的意见是极其宝贵的” 。
在这一阶段,列宁加强人民监督权的思想更具体、更广泛了,但也有一系列重大问题没有解决:如何切实保证人民群众的监督权? 特别是如何保障手中无权的劳动群众去监督权力极大的领袖人物? 党、国家、人民三支监督系统如何协调起来加强职能? ……一系列没有很好解决的尖锐问题,促使他充分发挥了强化人民监督权的学说。
列宁当时在这方面感到最棘手的问题,主要是四个:
(一) 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十分严重,贪污受贿之风相当普遍,而且组织臃肿,效率低下;
(二) 支撑整个俄国革命的主要支点出了问题,官僚主义不仅渗透进国家机关,而且渗透进党的机体,党的领导机关和领袖人物掌握了几乎是无限的权力,却难以约束他们不滥用权力;
(三) 在党和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和权力膨胀面前,人民群众却处于权力萎缩、束手无策的地位, 工农检查院几乎形同虚设、成了附庸, 有的重要领袖人物(如斯大林) 实际上贬低人民监督权,有的(如托洛茨基) 甚至干脆否认工农检查院存在的必要性;
(四) 党、国家、人民三支监察机构很不协调,难以构成统一强大的人民监督系统。
面对这种困境,出路在何方? 列宁经过苦苦思索,把主要希望寄托在党的领导下强化人民监督权上。只有强化人民监督权,才能改变工农群众束手无“权”、参政无道的消极软弱境地,才能对抗官僚主义的流行病毒和强酸腐蚀,才能获得改造党和国家机关的原动力,才能从直接民主中汲取力量的深刻源泉。无论是从列宁思想发展来看,还是整个民主学说史上,从来没有把人民监督权问题提得这么高,这么尖锐,这么迫切!
因而,必须改弦易辙,根本改造人民监督工作。列宁最后提出: “我认为不言而喻的是:工农检查院根据五年的经验立即开始按新的方式安排工作。” 列宁最后之作的核心部分,《给代表大会的信》《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心议题都是强化人民监督权。可以说,这一时期,列宁以新的方式、新的高度,重新提出了强化人民监督权的问题,集中表现为以下五大转变:
(一) 从监督活动的主体来看,要从国家司法机关、监察机关,转向广大人民,实现监督工作的工农化,使党和国家的最高监督权直接属于人民。
(二) 从监督组织的权限来看,要把工农检查院从普通的不起眼的国家机关,提高为党和国家中最有权威的模范机关,体现人民监督权至高无上、包罗万象的原则。
(三) 从监督工作的对象来看,重心要从党和国家的下层机关、一般干部,转向领导机关、领导干部。
(四) 从整个监督体制的建构来看,从党政平行的监督机构,转变到建立统一强大的人民监督系统。
(五) 从人民监督的活动方针来看,从单纯的检查监督,转向与学习管理、参与管理相结合。
由于实现了上述五个方面的重大转变,列宁关于强化人民监督权的学说在后期得到了理论升华。这是列宁建党思想和民主学说发展中的一个重大转变,不愧是独特新颖的理论创造。它扬弃了资产阶级民主学说中的三权分立、权力制衡理论, 为社会主义新型民主提供了特有的权力制约和人民监督理论。它打破了前者 “以权力制约权力” 的狭隘格局,推出了 “以人民监督的强大社会力量制约权力” 的新鲜格局。不过,列宁后期思想转变的重大意义,多年以来远没有得到充分理解和重视。人们往往仅仅根据他早期和中期的思想来解释他的建党学说和民主学说,而忽视了他最后的思想飞跃,忽视了他最后也是最宝贵的重新思索,忽视了他最后的思想升华与理论创新。
列宁的最后思索,意味着对党与群众关系的反思与重新理解,从着重依靠前者的单一支点过渡到二 者并重的双重支点。据说,发现了杠杆原理的古希腊力学的伟大奠基人阿基米德,有一句充满哲理而震惊世界的科学格言: 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把地球翻转过来。而中年列宁则创造性地把这句物理学格言,变成了撼动世界的政治学格言:“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 以职业革命家为核心的无产阶级政党,就是这个唯一的支点,正是以党为支点,布尔什维克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的庞然大物,把俄国翻了个个儿,并且建立起以政党代表制为支点的整个政治体制。但是,新的问题随之出现,布尔什维克成了大权在握的唯一执政党,官僚主义开始在党的机关中盘踞起来,这个支点自身的牢固性产生了严峻问题。晚年列宁最后思索的回答是:再给我们一个新的支点,这就是强大无比的人民监督权;有了人民监督权这个新支点,定能把官僚主义翻个个儿! 过去他主要指靠党来解决人民面临的迫切问题,指望党来领导人民,代表人民;现在,他反过来又指靠人民来解决党面临的尖锐问题,靠人民来监督党, 纯洁党。当然,在苏维埃俄国的国情下,列宁始终没有放弃前一个支点,党的思想政治领导权。问题是在走向社会主义新型民主的历程中,需要用强大的人民监督权这个新的支点,去补充它,加固它,更新它。
晚年列宁的最后思索,还意味着整个社会主义新型民主的政治制度、权力结构和国家体制的重新建 构,从单一的金字塔型结构过渡到双金字塔型结构。列宁历来强调高度集中、高度统一,在恶劣的历史环境下,最后几乎是合乎逻辑地造成了一种金字塔型的权力结构和政治体制。作为塔基的是数量巨大的党和国家的基层组织、普通群众;作为塔身的是数量相当的各级地方组织、地方政权;作为塔顶的是数量较少的党和国家的中央机关。这种权力结构保证了布尔什维克高度的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在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斗争中表现出巨大的历史优越性。然而,这里也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如何避免由于权力过于集中而导致严重的官燎主义? 列宁后期尝试通过新的双重路径来解决这个难题: 一方面,用健全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办法来改变和调整金字塔内部的权力结构;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这个金字塔上面再加上一个倒金字塔,即至高无上的人民监督系统。也就是说,把下层人民群众和工农检查院的监督权扩大再扩大,加强再加强,使它具有巨大无比的监督权,利用全党全国全民的强大社会力量,反过来高屋建瓴地监督整个党和国家机关。让这两个正反金字塔恰当地结合在一起,造成一种新型的权力均衡和权力制约,这是列宁最后构想的社会主义新型民主的崭新格局, 国家制度的重大创新。
列宁的最后思索,还为解决党的领导和官僚主义关系问题提供了一条新路,就是把人民监督权作为 官僚主义的克星。一方面由无产阶级政党代表人民进行管理,另一方面则让把握了巨大监督权的人民群众监督这种管理;一方面承认党和国家机体中必然会产生官僚主义流行病,另一方面则把人民监督权作为解毒剂来防治它。对于落后国家的新型民主来说,注定要走这样一条充满矛盾和曲折的历史必由之路。
上述六个要点的总和,就构成了列宁最后关于政治制度改革的整体构想,指出了实行与新经济政策 相适应的政治改革的基本原则,粗略地勾画出列宁要探索的新型政治制度的大致轮廓,可谓政治改革的列宁最初纲领,国家制度创新的列宁总体构想。
这六个要点不是孤立并存的,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可忽视的内在联系。其中头两点指明了政治制度改革的正副主题——发展社会主义新型民主,克服官僚主义。下面四点则分别阐明了走向这一目标的四个关节点: 要探寻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相结合的特殊道路, 必须从执政党自身的民主化着手做 起,强化人民监督权是动力源泉,最后要落脚到国家机构的改革上。
四、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系统改革——列宁最后构想的思想精髓与现实意义
列宁最后著作篇幅并不长,但理论思维的空间却相当广阔;除上述内容外,还提到了国际关系中相对均势的新变化,需要采取的新战略;在世界新格局下的民族问题,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等等。上述各个方面的总和,特别是其中一切思想凝聚的焦点,构成了我们所说的最后形成的 “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列宁构想”,或者叫 “列宁后期的全盘改革构想”。
列宁最后构想中的重要思想是在长期实践中逐渐沉积起来的,并在他的最后沉思中得到了理论升 华。不应当忽视列宁后期提出的许多闪光的新思想,正是在这里他对自己以往的整个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了深刻反思和大胆革新。其中,实行经济改革、探索经济建设新道路的基本思想,是在 1921 年实行新经济政策以来逐步形成的: 而“文化革命” 与“ 政治制度改革” 这两个方面,则是列宁最后时期形成的新概念和新思想。
列宁的最后构想, 内在蕴含着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整体构想雏形。在这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般规律与小农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规律结合到一起, 电气化计划、合作制计划、文化革命计划连成一片, 文化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的规划熔为一炉。
列宁最后关于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三大构想之间,存在着一以贯之的思想主线。文化建设的中心点是文化革命,经济建设构想的中心点是以市场为基础,政治制度改革的中心点是人民监督、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文化革命” ,这三大支撑点不是孤立的,它们是列宁最后总体构想的真正骨骼,也是实行全面系统改革构想的三个主动轮。
列宁的最后构想,也是“需要一场变革”“ 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 的全盘系统改革构想。这里包含着他对自己走过的道路的理论反思,对整个社会主义的重新理解,对社会主义当时现状的批判性分析,最主要的是构想了开创未来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
列宁的最后构想,是初具轮廓、趋于成熟、独具特色的小农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 “列宁模式”。它具有别开生面的鲜明特征,既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社会主义的一般设想,也从根本上区别于后来斯大林领导时期形成的传统计划经济的“ 苏联模式”。
从 1921 年转向新经济政策道路,到列宁最后论著,一以贯之的一个主题,就是探索落后俄国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问题。这种制度创新,又明显区分为两个主要层面: 一个是最基础的层面,即经济制度发展中的制度创新,起点是从“战时共产主义” 时期的“余粮收集制”,转向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粮食税制度,走向“ 以市场为基础” 的新经济政策制度体系,最后构想还特别提出了合作制的特殊意义问题;另一个最关键的层面,则是党和国家政治制度的创新,主线是把加强党的领导与民主监督、 法治国家结合起来的国家现代化制度创新,旨在根本防治官僚腐败症的滋生蔓延。
今天,我们在纪念列宁诞辰 150 周年的特殊历史时刻,重温列宁生前留下的最后论著、最后构想, 对于我们更好地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努力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走向新阶段,具有 不可替代的特殊重大意义。
正是在列宁的最后论著、最后构想中, 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史的长河中, 为全面深化改革、开 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 找到了重要的源头活水。列宁晚年创新思想至今仍然保持着强大活力, 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 凝聚共识, 让中国改革开放在新时代、新起点, 有更大突破, 更大创新。
也正是在改革开放的中国道路中, 尤其是从 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 到 2019 年十九届四中全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国家制度创新中, 我们看到了马克思 列宁主义, 特别是列宁晚年构想、晚年创新,在 21 世纪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继承发展的最新时代潮头, 引领世界历史发展大势的时代潮头。
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 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4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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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列宁全集》第 43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436 页。
[4]《列宁全集》第 43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399、4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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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 2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