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大一统秩序，是因为客观地存在若干有利条件，又历史地形成了一个自觉构建、维护、重建、发展大一统秩序之能动的思想、政治主体并持续发展壮大。秦汉以来的两千年间，皇帝与士人—士大夫群体是大一统秩序的二元复合能动主体。近世中国被纳入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古代大一统秩序解体；民国时代政治、文化精英普遍依附于西方，无从具备重建大一统秩序的意志和能力。作为先锋队政党，中国共产党既存在先天的大一统理念与组织化优势，又通过“第二个结合”予以完善，成为自觉重建并发展完善大一统秩序的能动主体，经由其创造性实践，悠久的大一统秩序已进入全新的历史阶段。
大一统是中国政治与文明的一个根本传统。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列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包括“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统一性被列为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之一：“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向内凝聚’的统一性追求，是文明连续的前提，也是文明连续的结果”。解释中国何以长期保持政治与文明的大一统是中国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所应面对的最重要课题之一。
近年来，学界对此已有较多讨论，惜乎受制于实证主义认识论，较为重视理念、制度而忽视主体维度，对大一统秩序能动主体的研究相对较少。子曰：“为政在人”；孟子云：“徒法不能以自行”；荀子的论述更为完整：“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马克思在其哲学思想趋于成熟的经典文本《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也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历史是主体在环境约束下的能动性实践进程。两者都指明了研究政治秩序的方法论：从思想政治主体的能动性来理解政治秩序。大一统理念需要人构想、发展，大一统制度需要人建立、运转，才有可能形成大一统秩序。这样的人就是本文将予以讨论的大一统秩序能动主体，尤其具有方法论意义的事实是，历史上的大一统秩序屡遭内、外各种力量冲击而弱化甚至瓦解；若历史是“似自然”的客观进程，那么大一统秩序或已不复存在，比如后罗马时代的欧洲就未能重建一统性帝国。反观中国，每每于大一统秩序危亡之时，总有高度能动性的思想、政治主体起而反对、抵御破坏性力量，从观念、制度等维度上维护、重建乃至发展大一统秩序。这一事实凸显了能动性主体对于大一统秩序存续的决定性作用。
本文拟以历史政治学方法，贯通古今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对在中国缔造、维护、发展大一统秩序的能动性主体之形态与政治行为模式略作探讨：首先，在秦汉以来的古代历史中，我们将辨析维系大一统秩序的二元复合能动主体：皇帝与士人—士大夫群体；其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纳入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而逐渐外围化，大一统秩序解体，而晚清民国时代各种思想、政治主体均受制于其思想资源与政治能力，无力重建大一统秩序；最后，作为先锋队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则通过“第二个结合”，形成重建大一统秩序的坚定意志与强大能力，且创造性地发展了大一统秩序，塑造了“发展型大一统秩序”，推动中国文明进入全新历史的阶段。
一、传统大一统秩序的能动主体：皇帝与士人—士大夫群体
孔子最初提出“大一统”是作为一种政治价值，即在王权崩解、天下离析之际，以一统为大，视重建政教一统为最高根本政治价值。孔子是通过考察此前数千年保持王权一统的历史事实而总结提炼出这一价值的，但其转化为现实的政治与文明形态，则有赖于在孔子之后形成的两个基本思想政治主体之能动性中介：一个是孔子文教培养出的士人群体，另一个是战争制造出的王权—皇权，两者共同构成秦汉以来大一统秩序之能动主体。
比较而言，中国的确存在形成大一统政治与文明秩序的客观有利条件：喜马拉雅山脉与帕米尔高原将亚欧大陆一分为二，中国处于相对封闭的地理空间，其面积足够大，地理多样性带来了资源多样性，文明基本可以自足地发展；在中心区域，即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农耕区广阔，水光热充足，农业发展条件较为优越，这里形成的地方性文明体都以农业解决生计，生产方式的同质性促成政治、文化、生活方式等各个维度的同质性，有利于其在政治上走向联合、统一；相比于边缘地带，中心区域又拥有绝对的生产力优势，进而拥有明显的制度与文化优势，于是在亚欧大陆东端相对封闭的地理空间内就展开了中国的“滚雪球”扩展；赵汀阳称之为“漩涡模式”，大一统也就逐渐成为一个“政治神学概念”。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文明在中国起源之初呈“满天星斗”之态，但又相互影响、紧密互动，形成“中国相互作用圈”。到五帝时代，众多族群终于聚合为一，形成最早的华夏国家。此为大一统秩序之初级形态。首先，迈出疆域一统的第一步；其次，在政治上形成王权“定于一”体制，此为中国文明起源截然不同于广义西方各文明之处：通过颛顼、帝尧连续的“绝地天通”努力，屈神而敬天，杜绝了神权发育、与王权分立抗衡之可能，而由单一王权统合政治权力与教化权力。由此，国家不仅在空间层面，而且在权力结构层面与精神生活层面仅有一个中心，此为大一统最根本的制度，相应地形成一个在各个层级同样兼有政、教之权的排他性治理主体——君子。君子群体普遍接受六艺教育，周期性地参加王室举办的各种礼乐征伐，为此必须使用通用“雅言”，逐渐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推动“诸夏”文明之融通日渐深化，趋于形成统一的华夏—中国文明。
扎根于这一历史经验，当礼崩乐坏之际，志在重建秩序的孔子收集整理尧舜三王之政典，从其缔造国家、治理国家的实践中发现大一统理念，并在《春秋》《论语》《礼记》等文献中予以阐明，系统构建了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对《春秋》公羊学大一统理念，学界已有丰富的研究成果，兹不赘述。在此想要强调的是，孔子以此教育新兴士人，这个士人群体具有自觉的大一统政治意识，也就成为未来构建秦汉大一统秩序的能动性主体。但仅有理念和士人群体，是不足以形成秦汉大一统秩序的，同一时期在政治维度上，现实的历史运动还推动形成秦汉大一统秩序的另一能动主体——享有主权性权力的王，以及大一统的基本政制，即郡县制。这一运动大体就是历史社会学在欧洲早期现代看到的“战争制造国家”，日益紧迫的战争压力推动各国变法，即以富强为宗旨构建新国家。法家应运而生，协助各国君主变法创制，中心诉求是强化王权，将其塑造为压倒一切权力的“主权性权力”。它追求疆域一统，通过科层制官僚，以统一法律直接统治广土众民。这样的王权制国家的政治一统水平远远超过三代。战国时代的各国是裂周而成的，也都以周为典范，以天下一统为奋斗目标，在更高层面上，“战国”的本质是通过战争复归于天下一统。在中国，战争促成了国家的统一，这是截然不同于欧洲的。
可见，在大一统问题上，同时形成的经学—士人群体与王权及其政府殊途同归，不过两者的现实结合仍是复杂曲折的，其间爆发了相当激烈的思想和政治斗争，体现于秦汉之际三场重要的政治论辩与对话：第一次，秦统一之初，朝堂之上爆发封建、郡县之辩；第二次，李斯反对淳于越复封建之议，提议焚书坑儒；第三次，汉武帝与董仲舒的策问—对策。在这些论辩与对话中，“一统”一词频繁出现，表明其为这一时代之根本政治问题，但法家与儒家、皇权与东方士人之间存在明显分歧。通过激烈斗争，到汉武帝复古更化时期，来自两个源头的大一统思想、制度实现了辩证统一，整合为完备的大一统秩序，它包含空间、政治结构、精神与社会、时间等四个维度，体现为疆域一统、政治一统、文教一统、古今一统。分析言之，随着汉武帝以郡县制吸纳儒教、建立皇权与士大夫共治体制，塑造与维护古代大一统秩序的四个构成要件基本成熟。
首先，皇帝与士人—士大夫群体构成大一统秩序的二元复合能动主体。任何权力都倾向于扩大其统治范围、深化其统治幅度，天然厌恶离散化和阻隔性的力量，权力的这一基本逻辑决定了皇帝是大一统秩序的首要守护者。当然，皇帝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制度，牢牢掌握军事权力和政治的最终裁断权，想尽各种办法建立私属性权力集团，即由亲属、秘书、亲信、宦官等人构成的“内朝”或“中朝”。理性而强大的皇帝制度是大一统秩序之根本政治保障，大一统秩序首先是皇权一统秩序。启蒙史学基于西方自由主义政治理念谓之“专制”，殊不知，西欧早期现代国家构建的目的正是建立所谓的“专制”。“大权定于一”实为任何组织存在与正常运转之基本原理，但这不等于皇权是万能的。汉武帝复古更化，即以郡县制国家建制吸纳孔子文教及其培养的士人，形成士大夫，与皇权“共治天下”。士人—士大夫群体由此获得治理权，但不同于封建时代的君子，没有自足的、历史形成的古老权力，而是凭借文教知识、由皇权授予社会地位与政治权力。这就决定了士大夫高度认同皇权大一统政治体制，并凭借国家机器对国民施行普遍教化，也就为大一统秩序奠定了坚实的文化与社会基础。
其次，郡县制与儒教构成大一统的两项基本制度。政治秩序的维护无非政、教两种机制。从政的角度看，三代虽有大一统之意却无大一统之实，由于政治制度发育水平较低，诸侯、大夫阻隔王权下达，形成多中心间接统治格局。郡县制的实质是单一中心的皇权通过科层制官僚对全体民众进行直接统治，将民众现实地抟聚为一，故为大一统秩序之根本政治保障。从教的角度看，同为轴心突破之产物，广义西方各文明普遍形成神教，出世的教义推动其自组织为教会，与世俗政府分立，导致共同体在统治与治理上的二元分裂。孔子所创之儒教则为“文教”，教人以入世的孝亲、忠君之道。汉武帝立儒教为国教，士人政府统合政治与教化权力，形成“文教国家”。政、教交相为用，实现了对超大规模疆域上普遍平等的国民直接而全面的统治与普遍的国家认同教化，这是大一统秩序之根本结构特征。
秦汉以来，大一统秩序日趋稳固，但这并非自发的、自然的，而是依靠二元复合能动主体自觉维护并反复重建两项基本制度，这种能动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自觉地、能动地建立大一统秩序。秦汉之际三场重要辩论所涉之故事表明，大一统秩序不是“自发秩序”，而是自觉性、能动性的产物，即人造秩序。战国时代固然存在王权定于一的政治趋势，但阻碍政治一统的力量非常强大，尽管其动机各不相同；秦扫灭六国之后，此种力量仍十分强大，若非李斯等人具有大一统的高度政治自觉并以暴力压服之，作为大一统基础性制度的郡县制恐将无从全面建立。就此而言，法家对秦汉大一统秩序的建立居功至伟，高度集中的组织化暴力是大一统秩序的终极保证。
第二，自觉地、能动地遏制各种侵蚀，解构大一统秩序的封建化趋势和力量。在三代封建制下，诸侯、大夫之权自足且强大，郡县制将其终结，但各种社会因素仍可构造离散化权力，威胁、梗阻、侵蚀乃至于瓦解大一统郡县制秩序，在形态上类似于复归封建制，可谓之“封建化”。封建化是自然的、自发的社会趋势，最为直接而强大的封建化趋势源于人类存有之前提——生育与血缘，家庭扩展为家族、宗族，人群规模扩大，力量增强，构建自足性权力。其他各种社会、经济、军事力量也都天然倾向于权力扩张，一旦时机成熟就有可能发展成为破坏大一统秩序的现实力量：士人通过选举程序掌握政治权力，可积累财富，构建经济权力；通过门生、故吏之类人际网络，构建、积累社会性权力，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也有可能构建军事权力。商人以财富收买、俘获政治权力从而构建社会性权力。外来宗教或本土新兴宗教亦可以其高水平的组织机制严密控制信众，冲击大一统的国家意识形态，并构建自足的社会性乃至政治性权力。皇帝必然坚决反对封建化，正常情况下士人—士大夫群体同样反对，与之斗争。于是，大一统秩序能动主体反对封建化趋势与势力的斗争，就成为秦汉以来中国政治之基本主题，包括思想斗争、政治斗争、军事斗争。比如与外来佛教、新兴道教进行漫长而复杂的斗争，推动前者的中国化与后者的“清整”，纳入大一统意识形态秩序。可以设想，若非这一斗争，中国极有可能形成广义西方世界广泛存在的教会与世俗政府分立之格局，而这将会终结大一统秩序。
第三，自觉地重建并发展大一统秩序。任何人造秩序都会崩溃，大一统秩序亦然，历史上的治乱循环，究其实质就是大一统秩序之崩溃与重建，重建的能动主体则是皇帝与士人—士大夫群体。拥有最强组织化暴力者通过战争消灭梗阻、颠覆大一统秩序的力量，自立为皇帝，建立新王朝；部分士人—士大夫参与这一“打天下”过程，而后利用其所掌握的历史和制度性知识重建大一统秩序的各种制度、机制，即以郡县制和儒教教化体系为主。士人—士大夫群体还运用“历史政治理性”，辅佐皇帝汲取前朝教训，进行制度变革和创新。因此，大一统秩序不是静态的，始终处在发展过程之中，比如秦汉以来，郡县制各种具体制度都有重大调整、发展，使得中央政府更为有力地控制地方官员，防止其自建权力，从而更为彻底地做到政治一统；科举制取代察举制，选举程序更为开放、公平，更为有效地遏制阶层固化、提高社会流动性，防止知识转化为分立性社会权力，有利于社会的结构性整合。
第四，自觉推动边缘地带统治者的中国化与大一统秩序在空间层面的扩展。亚欧大陆东端疆域广阔且地理环境多样，生活在不同地域、依赖不同生产方式、文明发展各有侧重的族群，持续互动，其中最为重要且反复发生的历史事态是，拥有一定武力优势的北方族群南下夺取中原王朝的统治权。统治庞大农业人口的需要，促使这类统治者接受中国文明，清朝统治者在这方面最为自觉而成功。中原儒家士人—士大夫群体也自觉运用其文化权力和社会权力，推动皇权全面接受其所掌握的“政治与文明知识包”，重建郡县制与儒教教化机制，从而保持中国政治与文明的历史连续性。这两种力量同时推动北方民族建立的王朝，在政治制度与文明属性上中国化，而这些统治性族群通常拥有武力优势，拥有与其生存状态较为接近的“中国弧地带”各民族交往的文化优势，综合运用这两个优势，北方民族建立的王朝反而能够将大一统秩序扩展到更广阔的疆域，清朝在这方面表现最为突出。中华民族共同体也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并加深融合。
由此可见，自秦汉以来，皇帝与士大夫是大一统秩序的自觉维护者、重建者、发展者，两者不懈地共同批判、遏制、打击各种封建化趋势与力量，一次又一次地重建大一统秩序，并在实践中通过历史地学习，持续地改进、创新维护大一统的价值、制度、机制和政策。由此，大一统秩序覆盖范围持续扩展，一统化水平持续提高，中华民族共同体也就逐渐凝定。但到了近世，一个决定性新因素的出现不仅瓦解了大一统秩序，更消解了其能动性主体。于是，大一统秩序能动性主体之重生就成为现代中国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这也是关乎中国文明生死存亡的最大问题。
二、晚清、民国大一统秩序之解体与重建主体之缺位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渐被纳入西方列强主导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其所具有的强大外围化力量穿透中国社会机体，破坏了大一统制度体系，瓦解了大一统主体及其意识形态，塑造了一个高度依附性的权力精英群体，缺乏重建大一统秩序之意志和能力，大一统秩序遭遇史无前例的危机。
在乾隆皇帝以“十全武功”将大一统秩序的覆盖范围推至最大之际，英国悄然启动工业革命并扩展到欧美各国，获得技术、经济和军事优势，并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大一统秩序第一次遇到了一个拥有全面优势的他者，它以资本主义为基础，天然倾向于扩张，又有工业化帝国主义开路护航，两者均包含多种机制，强有力地征服、支配、归化所有民族。这是一种世界范围的大一统秩序——当然是压迫性、剥削性的，西方在其中居于支配地位，中国沦为边缘地带的弱者、被支配者。
处在这一世界体系中的中国大一统秩序无法避免解体的命运，士人—士大夫群体为完善大一统秩序做出各种的努力在体系外围化机制的扭曲下也转化为破坏性力量。清朝构建政治大一统的努力尽管颇为成功，但毕竟存在满汉隔阂，曾国藩等士人—士大夫利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机会扩张权力，成为地方督抚，战后仍保持其在战争中建立起来的相对独立的军事和财政权力，导致大一统秩序的基础——政治一统，开始出现裂痕，国家权力趋于地方化。这些地方督抚普遍具备较高的道德自觉和政治责任意识，对世界格局的变化也存在较为清醒的认识，积极利用自身相对独立的权力追求富强。从技术角度来看，高度地方化的现代化事业颇有成效，但从政治角度来看，反而进一步恶化了国家权力的地方化。尤为严重的是，地方督抚以公开或隐秘的方式借力于西方各国，也就自觉或不自觉地配合其侵略、支配中国的策略，造成地方权力外围化现象，严重削弱中央政府权威，“东南互保”事件清楚表明，定于一的皇权制已摇摇欲坠。在意识形态与文化领域，为寻求富强，士人—士大夫群体积极学习西方知识，为此废书院、废科举，兴办西式教育体系。传统经学体制瓦解，儒教丧失国家意识形态地位，士人—士大夫群体的文化与社会基础坍塌。循此发展，至清王朝覆亡之时，皇权与士人—士大夫群体、儒教与郡县制全面瓦解，大一统秩序也随之崩塌。
世界体系的结构化逻辑压倒并扭曲了中国政治—文明演化的内生逻辑，造成现代中国独特的新型封建化。历史上的治乱循环本质上是封建化瓦解大一统秩序，但能动性主体的再生产机制仍旧存在，就能重建秩序。晚清、民国则不然。在大一统秩序废墟上，晚清民初模仿欧美政治制度，结果迅速劣质化为“军绅政权”。它类似于古代藩镇割据，但更为恶劣，因为各路军阀普遍依赖特定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和财政支持，也就必然服务于其征服或支配策略，从而产生较强的离心力。在科举制被废除、儒教丧失权威后，乡村地主阶级同样劣质化，从“乡绅”退化为“土豪劣绅”。最为重要的是，中国经济逐渐外围化，地主阶级与新兴资产阶级成为资本主义对农民进行世界性剥削的网络末梢。也就是说，这一轮封建化的根本动力是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全面外围化。相应地，封建化权力精英也就具有完全不同的倾向——自我殖民化、体系依附性，在价值、观念、利益层面日益全面地依附于西方，具有“买办”性质。从中共二大开始，中国共产党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社会性质界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理由就在于此。
世界体系外围化机制阻断了大一统秩序能动主体的再生产机制，新兴的思想与政治力量缺乏重构大一统秩序之意志与能力。首先是思想领域。巴黎和会后中国思想领域分化出三大谱系：自由主义、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中国化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民国时期，前两者属于主流，为官方所认可，但自由主义形成于工业化之后的西方各国，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官方意识形态。当英国成为世界体系霸主之时，严复系统翻译介绍英国自由主义理论；一战结束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新的世界体系霸主，胡适等新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转而积极传播美式自由主义。他们认识到世界是一体化的，却轻易相信“世界是平的”，中国与西方只有发展水平上的差距，现代化的唯一方案是“全盘西化”，即全面依附于“文明的”西方，甚至认为帝国主义支配有助于清除现代化的内部障碍。文化保守主义以民族文化托命孤臣自居，但未能认清世界体系的支配性结构，天真地将西方文明理解为科学、民主，幻想以之与中国的心性之学相结合，终究无力发现文明复兴的现实方案。同时，两者都沉溺于所谓文化问题，缺乏政治经济学知识，所以完全没有认识到工业化的绝对重要性。从政治层面看，两者均具有高度精英化特征，虽一度组建政党却十分松散，无从深入民众，组织人民，也就缺乏重建秩序之现实的物质力量，又因为缺乏改变世界的革命实践，关于文化的思考终究十分肤浅，无力在古今中西之争中做出足以解决中国文明危机的选择。
其次是政治领域。依据列宁的帝国主义与民族、殖民地理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转向“东方”，推动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在此战略指导下，苏维埃俄国大力援助国民党，推动其改组，以承担反帝民族运动领导责任。孙中山部分接受了列宁主义，主要是先锋队政党组织形态、帝国主义理论和新经济政策体现的国家资本主义，改造三民主义，将反帝确立为民族主义主要内涵；在组织形态上，改组国民党为以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纲领的“准先锋队政党”。国民党利用新掌握的组织化机制动员群众进行“国民革命”——也就是反帝民族主义革命，并取得巨大成功，消灭多路军阀，初步完成了国家统一。
然而，国民党重建大一统秩序的事业终究半途而废。原因是国民党改组不够彻底，未能在组织上实现集中统一，孙中山去世之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军官团与以汪精卫为首的党组织争夺权力，最终军权压倒了党权。蒋介石集团随即与江浙地主阶级和解，尤其是与口岸买办资本势力结合，并以此为中介，依附于西方帝国主义。军事权力、地主阶级的支持、买办资本与帝国主义的支持，构成了蒋介石政权的三大权力来源，党则被弃之如敝屣，重建大一统秩序的意志和能力也就悬空了。蒋氏本人固然不乏民族主义意识，面对驻华美国军政代表的狂妄也颇多怨愤，但其政权在军事与财政层面严重依附于英美，也就无从反抗帝国主义。党权微弱，也就无从广泛、深入组织人民追求民族解放、实现国家发展。国民党政权以地主与买办阶级为权力基础，当然也就无力、无意遏制国家封建化趋势。它无力推动工业化，不仅因为无力组织动员资源，更主要地是因为国家依附性导致经济体系全面去结构化、外围化，丧失发展的自主权，即使现代经济在中心城市或口岸有局部发展，最终结果却是加深外围化，无从实现自我中心型发展。这个时代的中国是典型的“外围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层面，国民党虽标榜“三民主义”，却弱化了民族主义的反帝实质，也就无法构建国民政治认同，推进国家整合甚至无法做到名义上的政治一统。综合言之，国民党不仅未能重建大一统秩序，反使之更为彻底地瓦解，依附于帝国主义的资本与意识形态，这个时代的封建化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是史无前例的。中国传统史学确立大一统为正统，以是否建立、重建、扩展大一统秩序作为判断一个政权是否具有正统性的主要标准，以此衡量，国民党政权当属“闰统”。
林尚立论及现代中国历史发展基本逻辑，即“面对强大的外部冲突，出于共同体生存与自保的本能，国家转型所需要的变革自然首先从维系既有的政治体系以及大一统的共同体出发的。鸦片战争后中国所经历的变革无不在这两个基本点上展开。到了维系既有的传统政治体系彻底无望的时候，维系大一统的民族与国家共同体存在就成为国家转型的根本立足点；与此相应，变革所要解决的问题，就从如何通过维系既有的政治体系来维系大一统共同体转向如何通过建构新的政治体系来维系大一统共同体”。自由主义与这一根本历史任务背道而驰，文化保守主义见识肤浅、能力低下，国民党半途而废，唯有中国共产党拥有新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组织机制，不仅重建而且极大地发展了大一统秩序。
三、“第二个结合”塑造中国共产党成为超强大一统秩序能动主体
作为先锋队政党，中国共产党先天具有构建和维护大一统秩序的两大根本属性：思想理论优势与组织化优势。中国共产党人又自觉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续提高党的先进性、组织化水平，尤其是自觉地继承大一统政治传统，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约束下重建大一统秩序，并将其创造性地发展为“发展型大一统秩序”。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成立的马列主义先锋队政党，看起来是外源性的，却恰恰具有在中国重建大一统秩序之先天优势。首先是思想优势。现代中国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支配，支配体系是如何形成的，具有哪些支配机制，如何摆脱支配，都超出了中国自身思想资源的认识限度。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列宁的帝国主义、民族与殖民地理论，则全面科学地揭示了世界体系的形成、结构与内在矛盾，阐明了打破体系约束、实现民族解放的方向和方法。依靠这一思想武器，在现代中国各种思想政治力量中，唯有中国共产党准确把握了现代中国的世界处境与社会性质，也找到了重建大一统秩序的方向和道路。这一思想突破主要是在中共二大上完成的，即通过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中国危机的根源在于帝国主义的全面支配，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首要任务就是推翻帝国主义统治。中国共产党又认识到，这一结构性约束使得中国不可能通过资本主义实现自主发展，因而民族民主革命只能通向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非资本主义制度。基于这一理论和政治决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最终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也就消除了重建大一统秩序的根本结构障碍。
在理论层面，马克思虽然批判资本主义，却高度肯定其创造世界市场之功，视之为人类实现普遍解放的一个重要环节，《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再三论及这一点。依据这一历史发展趋势，马克思主义倡导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工人没有祖国。”欧洲的基本政治现实是民族国家林立，马克思主义主张在更大范围内建立统一共同体。马克思、恩格斯积极参与建立跨国的工人阶级政党联盟——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实际上就是建立了跨民族、多民族的政治共同体，具有明确的政治大一统指向。列宁作为革命的实践者，更为清楚地表达了大一统政治理念：“马克思主义者是决不会主张实行任何联邦制原则，也不会主张实行任何分权制的。中央集权制的大国是从中世纪的分散状态向将来全世界社会主义的统一迈出的巨大的历史性的一步，除了通过这样的国家（同资本主义紧密相联的）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可见，大一统理念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政治传统相契相通的一个重要维度，且通过唯物史观阐明了大一统的底层逻辑：生产力发展内在地要求政治一统，进入普遍交往秩序是人类解放的标志。这就为重建和扩展大一统秩序提供了最为坚实的理据。
其次是组织化优势。在政党类型学层面，中国共产党属于列宁所创建的先锋队政党，它具有两大根本属性：先进性与组织化。先进性主要体现为先进理论、包括先进方法，即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指导下，准确把握俄国社会的具体情况，分析基本矛盾，探索和追求先进目标，这包括反对民族分隔，通过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的政治一统。组织化则赋予党实现这一先进目标的强大能力。作为革命的实践者，列宁深刻地认识到：“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他所建立的布尔什维克强调组织性、纪律性以及组织结构上的集中统一，包括空间上的集中统一，即克服党从成立伊始即带有的地方主义倾向，建立“一个全俄的集中的组织”。布尔什维克由此具备了夺取政权的强大政治能力，夺取政权之后则在俄国构建和维护大一统国家秩序，其中有两点最为突出：首先，以党的集中统一机制维系联邦制国家的政治一统。俄罗斯帝国是以武力结合在一起的高度封建化的古代国家，于革命爆发后解体，布尔什维克作为一个全俄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性力量，将其重新聚合为一个国家。在国家制度层面，苏联实行联邦制，加盟共和国甚至拥有美国各州所没有的联盟退出权；但苏共以其组织上的集中统一保障了国家在疆域与政治上的一统。其次，先锋队政党高度重视理论，建立政权之后即建立了健全的国民教育体系，对全体国民进行道德与政治教化，塑造统一的“苏联”认同。正是高度组织化的先锋队政党，将苏联塑造为一个大一统的政治共同体。那么合乎逻辑地，当苏共放弃其理论与政治上的先进性，规模最大的俄罗斯共产党率先放弃组织上的集中统一，苏联也就迅速解体了。苏联兴亡之正反经验教训证明，先锋队政党是缔造和维护大一统国家秩序的最为有效的组织化武器。
在以上两大先天优势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通过“第二个结合”，接续大一统理念、制度、机制，具备了重建、发展大一统秩序的坚定意志与强大能力，既高于传统的皇帝—士大夫群体，也高于布尔什维克（苏共）。
帝国主义的全面支配导致中国陷入严重分裂，中国共产党将实现国家实质性统一确立为自身基本任务，这就在最关键的一点上接续了大一统政治传统。1938年，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报告《论新阶段》中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与实践方法论原则：“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之一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结，我们要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承继遗产，转过来就变为方法，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着重要的帮助的。”中国历史就是大一统秩序兴衰起伏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历史、文化为方法，必然形成大一统意识的自觉，从而构建大一统的理念、制度、机制或政策，如党的一元化领导、统一战线政策，始终追求国家统一、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等等。习近平总书记更为自觉地推动“两个结合”，也就自觉地将“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确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历史底蕴。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两个结合”的每一次深入都坚定了构建和维护大一统秩序的政治意志。
在组织化维度上，中国共产党将郡县制之义转化为党的组织原则，组织化达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最高水平。同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西欧社会民主党孕育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环境中，组织化水平较为低下；虽然列宁提出了集中制的先锋队政党组织原则，但俄罗斯帝国是高度离散的，布尔什维克为其分割而趋于地方化、民族化，党内始终存在严重而顽固的派系之争。中国则自秦汉以来就建立了完备的郡县制，这是一套自上而下的科层化命令—服从体制。于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按照行政的郡县制设立科层化的党组织体系，并将郡县制的组织原则——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创造性地转化为党的组织原则。由此，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上的集中统一程度远超布尔什维克，拥有重构和发展大一统秩序的强大组织化优势。
在组织化的微观层面上，中国共产党继承、转化、发展儒家“学以成人”理念，培养党员、干部具有并保持先进性。马克思、列宁设想的现代革命主体都是现代产业工人阶级，但当时的中国工业化水平低下，在很长时间内党员主体是数量极少的知识分子和数量众多的农民，两者均属于小资产阶级。为解决这一矛盾，中国共产党基于儒家“学以成人”理念，转而高度重视党员、干部的政治教育，以培养其先进政治意识，古田会议首次系统论述了这一方法。党性不是阶级身份的自然属性，而是组织化教化刻意造就的道德和政治品质。到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完整的党员、干部教育培训体系，尤其是以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将儒家的君子修身之道转化为党员、干部党性修养之道。由此，中共党员干部的品质与政治行为逻辑趋近于儒家士人—士大夫群体，但又具有后者所没有的高度组织化。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政治上是先进的，在道德上同样是先进的，党员的组织性不仅依靠外在纪律约束，更依靠内在道德认同，党成为一个高度组织化的伦理性团体。党建立了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中心的政治伦理体系，党的先进性人格化于党员、干部身上，为民众可感、可见，也就广泛赢得了“民心”，更为有效地将人民组织起来。相比于布尔什维克，中国共产党作为大一统秩序能动主体的意志更为坚定，能力更为强大。
以先进性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的高水平组织化，在实践进程中结构化为党的全面领导权，此为大一统秩序构建、维护与发展之基本机制。列宁就曾高度重视党的领导权，但受限于具体历史条件，苏共终究未能建立其全面稳固的领导权。中国革命极为漫长而艰苦，中国共产党反而得以探索建立完整而有效的领导机制：党内严格施行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党的意志贯通所有党员；党对军队建立绝对领导权；党建立覆盖各类人群的群众组织、建立统一战线，把群众组织起来；党对行政、立法、司法等一切权力机构实行一元化领导。党的领导权作为单一中心性权力，高度组织化地弥散于社会、国家各个角落，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两个维度上实现高水平的全面一统。
可见，通过“两个结合”，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思想维度，更在组织维度上具备了建立、维护、发展大一统秩序的坚定意志和强大政治能力，在其所领导的革命与国家构建及发展进程中，大一统秩序得以重建，并发展到全新历史高度。
第一，疆域一统。中国共产党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收回香港、澳门主权，坚决反对各种分裂活动。新中国成立之初设计国家地方行政体制，明确拒绝苏式联邦制，坚持郡县制传统，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没有搞联邦制、邦联制，确立了单一制国家形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顺应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承继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民族自治制度使得地方在行政上虽然有一定自治性，但是党的高度集中统一足以确保国家的政治一统，并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第二，政治一统。中国共产党完整重建了郡县制，又叠加了高度集中统一的党组织体系。党组织构成另一个郡县制统治体系，其政治能力显著强于行政的郡县制。这一党政复合体制全面覆盖、深入穿透社会各个方面，通过社会革命消灭各种封建化势力，对宗教进行全面管理；通过行政体系和群众组织，将所有人纳入统一的党政组织体系，追求共同政治目标。
第三，文教一统。当代文教由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同构成。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完整的党员、干部教育培训体系，由此塑造的先进性团体对国民具有示范引领作用；通过完整的公立学校体系和广泛的国民教化体系，持久地、日常性地对国民进行道德与政治教化，塑造好人与好公民。经由长期教化与其他政治经济措施，各族人民成为大一统秩序自觉的、积极的维护者。
第四，古今一统。中共二大将反帝确认为党的首要政治任务，中国共产党自此时起就已承担起为中国文明“存亡绝续”的历史重任。日军大举入侵、民族危机深重，推动中国共产党明确自身的双重先锋队性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由此，中国共产党自觉认同中国历史文化，1943年明确宣布：“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党将“振兴中华”作为己任；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的政治报告提出如下重大政治命题：“我们党对中华民族的命运担负着崇高的历史责任”，并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界定为“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 2011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再度明确：“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 2018年修订的宪法序言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确定为“国家根本任务”的落脚点。作为这些努力的理论总结，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第二个结合”命题。古与今辩证地统一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文明创造的实践过程中，而大一统秩序的重建与发展就是古今一统的中心环节。
第五，经济一统。以上四点，古已有之，由中国共产党予以发展完善，经济一统则是因应时代变化之重大创新。盖因古今之变，关键在于工业革命。通过历史唯物主义，在现代中国各种思想政治力量中，中国共产党最为深刻地认识到发展生产力，尤其是推动工业化对于大一统秩序的基础性意义，在引入市场机制之后又认识到驾驭资本、市场对于维护大一统秩序的基础性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积极探索建立、完善对经济体系与过程的全面领导权，包括建立和维护土地国有、集体所有制度，做大做强国有经济，党管金融，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等。这些努力推动了经济的一统，它是现代大一统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为其他维度的一统奠定了物质基础，比如工业化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卷入统一大市场和现代交往体系，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由此才取得实质性进展。
总结言之，对于建立和维护大一统秩序，中国共产党是高度自觉且有强大能力的能动主体，依据复杂多变的国际条件和国内经济社会条件，几乎在每个方面都创造性地发展了大一统秩序的结构性要件。首先，在主体维度上，秦汉以来的大一统由皇帝与士人—士大夫群体二元主体共同维护，但两者的权力来源、根本利益终究有别，故常有冲突，这是大一统秩序周期性衰败和瓦解的根源。中国共产党则是高度组织化的统一的先进性政治团体，克服了主体两分困境；党的领导权统合政、教二权，匹配了大一统秩序的内在要求。其次，在制度机制维度上，党的组织体系将人民全面、深入地组织起来，又全面领导国家行政体系，两者叠加，极大强化了大一统秩序的组织化能力。历史地看，中国共产党是构建、维护、发展大一统秩序最强的能动主体。
进一步言之，中国共产党重塑了大一统秩序的性质。传统大一统秩序更多地是一种中心统合性结构，只是推动了道德的提升与政治的完善，即董仲舒所谓：“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马克思主义却以能动地改变世界为己任，中国共产党高度自觉地追求先进的道德和政治目标，也就为大一统秩序内置了持续地发展完善的强大动能。中国共产党领导构建的大一统秩序不是一种静态的结构，而是一个追求持续性、总体性发展的历史进程，形成了“发展型大一统秩序”。它以生产力的发展为物质基础，又为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创造条件；通过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进程，通过统一大市场建设、普遍化交往合作体系的扩展、深化，尤其是通过共同富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持续地凝聚全民的国家认同、文明认同，同时凭借其高度组织化的先进性，中国共产党通过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不断地调整、完善、发展大一统各种制度、机制、政策，强有力地遏制破坏大一统的各种力量之滋生。“发展型大一统”秩序有可能跳出古代治乱循环的历史周期率，将中国文明带入一个全新历史阶段，而其持久生命力则在于党始终自觉保持先进性与高水平组织化。
结 语
大一统秩序是一种普遍性秩序，即“可扩展的一统秩序”，它有利于人的解放与发展，也就构成最高的政治与文明之善。在历史进程中，各世俗政治体均有扩张并深化其统治广度与深度的自然倾向，在西方主要表现为建立帝国；轴心突破时代形成的高级宗教，也普遍形成唯一真神信仰，有强烈的普遍化倾向。但遍观数千年来人类主要文明，现实的大一统秩序仅实现于中国，并持续地发展完善。这部分可归因于中国在地理、资源等方面若干客观有利条件，本文则分析揭示其主体能动性根源：中国历史进程中始终存在着一个守护大一统秩序的能动性思想与政治主体，在虞夏商周时代是“定于一”的王与君子群体，秦汉以来是皇帝与士人—士大夫群体，至现代则是通过“两个结合”发展成熟之先锋队政党——中国共产党。尤其在比较现代史之前后两段可以发现，仅具备客观的地理甚至文化、历史、社会条件，大一统传统仍有可能断裂；唯有依赖中国共产党发挥其能动性，大一统秩序始得存续且实现突破性发展，迈入“发展型大一统秩序”。
据此我们认为，大一统秩序有赖于价值、主体、理论、制度等四要素辩证地生成和扩展。严格来说，大一统是价值观，即肯定一统为最高政治价值，指明共同体政治努力之基本方向：构建一统、维护一统、在一统崩解之后恢复一统，如有可能则发展和扩展一统，但这一价值不可能自然地实现，它的现实化有赖于主体的自觉性、能动性。中国历史上的确存在大一统秩序的能动性主体，这个能动主体与时俱进地再生产关于构建、维护、发展大一统秩序的理论，积累形成人类历史上最为珍贵的政治与文明知识库，同时在具体历史进程中建立、发展、完善大一统的制度与机制，扩展大一统秩序。可见，能动性主体是大一统秩序辩证生成、发展的中心环节，构成了大一统秩序之源头活水。
本文也分析指出，中国共产党革命性地发展了大一统秩序。大一统秩序由尧舜构建最早的统一中国而肇始其端，三代王权封建秩序是其早期形态，秦汉建立的皇权—士大夫郡县制国家秩序是其古代成熟形态，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的当代发展型大一统秩序则是其现代形态，也是其高级形态。姜义华分析指出，清王朝覆灭后，“大一统国家体系从此开始了一个复杂的再造或重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大量新的机构，许多旧的机构也改换了新的名词，承担了新的职能，但大一统的主要核心环节都仍然承续下来”。本文发现，在现代历史进程中，大一统秩序不仅被承续下来，还进行了创造性发展：组织化水平更高、因而更有利于保持先进性的能动性主体——中国共产党，塑造了“发展型大一统秩序”，传统秩序获得了更为强大的生命力。
据此我们认为，当下对于大一统的研究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第一，研究大一统，不仅要研究相关价值、理论、制度，更要研究能动性主体，也就是说，在方法上克服结构中心主义，转向能动者中心主义，中国传统思想与马克思主义都倾向于此，也就足以构成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方法。第二，研究大一统，不仅要考察古代，更要研究现当代。马克思曾提出研究认识人类社会的重要方法：“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的发展型大一统秩序就是“人体”，以之反观古代的“猴体”，可以洞悉历代大一统理念、制度之成败得失与其发展变化的历史逻辑。更为重要的是，唯有弄清当代大一统秩序的构成原理与运作机理，才有可能使之普遍化于当代世界。大一统是政治的应然之理，各民族均有此努力，唯多不得其道而无所成就。本文通过能动者中心主义进路阐明了构建大一统秩序的可操作之道，即形成一个具有一统意识的高度组织化的先进性团体，有合适的能动性主体，才有合宜的行为，才能形成可欲的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