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列宁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史上率先提出“领导权”的概念，并在革命实践中将这一概念从思想、出版物、文学等方面进行阐述，最后升华为文化领导权。列宁对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思想贡献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率先使用“领导权”的概念并赋予其政治意义。二是提出无产阶级应当发展并实现“党的出版物的原则”。三是要求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组织必须在俄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四是强调共产党人“必须努力做到意识清醒地去领导”文化发展。五是率先在党的文化政策中将“党”和“领导权”一体提出。列宁的上述思想贡献，不仅有明确的文本学依据，而且有清晰的发展史脉络，对于新时代新征程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列宁 党的文化领导权 文化建设 社会主义
作者刘旺旺，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教授
文章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26年第2期
2023年6月，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命题。同年10月，党中央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新征程上高举起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旗帜。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居于其首位的重大创新观点。这一观点将“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提升到“文化领导权”的新高度，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之一。依社会主义发展史溯源，最早在无产阶级政党内明确强调和清晰表达文化领导权的是列宁。关于这一点，不仅有明确的文本学依据，而且有清晰的发展史脉络。列宁关于领导权的认识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和政党身份的转变也在不断扩展与深化，由最初从政治上强调到晚年从整体上强调，特别是更加明确提出和要求党要争夺与巩固文化领导权。因此，梳理和阐释列宁对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思想贡献，对于新时代新征程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和现实的启示意义。
一、列宁著作中“领导权”的最早使用及其含义
“领导”和“领导权”是相互密切联系，但内涵又不尽一致的两个概念。“领导”更多是从一般意义上阐述的，指在一定条件下，引领和影响个人或组织以实现某种目标的过程，较少带有阶级性和统治性的色彩。“领导权”则更多是从阶级立场上强调的，指领导者运用多种手段，在实现目标过程中对被领导者施加影响的综合能力，背后是权力的问题。因此，列宁关于领导和领导权的思想认识有一个随着革命事业发展逐步深刻的过程。
列宁开始革命活动是在19世纪80年代末，此时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尚未建立。列宁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在俄国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因此在他早期的著述中，更多使用的是“领导者”概念。如1894年，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文中，他在批判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同时，强调了社会民主党人开展理论工作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艰巨性。他说：“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要做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者，领导无产阶级进行现实斗争，去反对横在一定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道路上的现实的真正敌人”。这里，列宁使用了“思想领导者”的概念，并表示不做研究、宣传、组织的理论工作，就不能当思想领导者，不根据事业发展需要进行这项工作，不在工人中间宣传理论的成果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就不能当思想领导者。列宁之所以强调社会民主党人要当思想领导者，是因为他已认识到工人阶级是推翻沙皇制度和资产阶级统治的决定性力量，但是工人阶级的自发力量只会形成工联主义或经济主义。因此，党要帮助工人阶级掌握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认清历史使命，有效组织起来，把分散的经济斗争变成自觉的阶级斗争。值得注意的是，列宁此处强调的是思想领导者，而不是文化领导者，前者的外延小于后者的外延，或者说思想属于大文化的范畴，同时这里更多强调的是党对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
1901年9月21日至22日，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统一”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使用了“领导权”的概念。这次大会在瑞士苏黎世举行，出席大会的有《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国外组织的6名成员（包括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尔·马尔托夫等）、“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的8名成员（包括劳动解放社的3名成员：格·瓦·普列汉诺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还有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16名成员和斗争社的3名成员，共33人。列宁在发言中指出，我们在此聚会是为了讨论意见的实质，而不是讨论发表意见的自由，这里拿德国人和法国人作榜样是十分不恰当的。因为，“我们还在争取的东西，德国人已经得到了。他们有统一的社会民主党，这个党掌握着政治斗争的领导权。而我国的社会民主党还没有成为各革命团体的领导者”。这是列宁著作中首次提出“领导权”的概念，是从政治斗争角度强调的。随后，在1901年12月6日，列宁在《同经济主义的拥护者商榷》一文中再次使用“领导权”概念。他写道：“在政治方面，力图缩小和分散政治鼓动和政治斗争，不懂得社会民主党如果不把一般民主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就不能够推翻专制制度。”这里，列宁依旧是从政治方面对领导权进行论述，强调党一定要把领导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以此才能实现推翻旧制度的目标。
综上可见，列宁在革命初期多是从政治方面强调领导权对党革命事业发展与理想目标实现的重要性。“领导权”的概念在列宁思想中已经扎根并明确化，即党一定要掌握领导权。这些为列宁在今后的革命事业中，始终强调与奋力争夺党的领导权，不断扩大领导权的内涵和外延奠定了思想根基。
二、提出无产阶级应当发展并实现“党的出版物的原则”
报刊、书籍、杂志等印刷品出版物是传统社会的主流媒介，也是统治阶级进行思想灌输的主要渠道。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揭示了统治阶级、统治地位、物质力量、精神力量四者之间的统一正向关系：“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即是说在一个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在思想领域也是占统治地位的，并且支配着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在十月革命胜利前，俄国社会民主党尚未取得统治地位，党的各种出版物被定为非法出版物。1905年，俄国爆发了十月全俄政治罢工。这次革命扫除了布里根杜马，迫使沙皇政府于10月17日颁布了允诺给予“公民自由”和召开“立宪”杜马的宣言。这次革命还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是，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出版物有十分之九可以成为，甚至可以“合法地”成为党的出版物，即可以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和亮明自己的立场。
作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列宁认为这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此，他强调党要充分利用这次机会立即着手安排新的工作，撕去“非党性”和“无党性”的遮羞布，明确提出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以激起新的革命高潮。于是，他专门写了《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发表在《新生活报》第12号上。文中特别提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出版物的原则，发展这个原则，并且尽可能以完备和完整的形式实现这个原则。”那么，“党的出版物的原则”是什么？对此，列宁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写作事业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这里，列宁非常明确地阐述了党的出版物的原则，具体包括：一是不能成为赚钱工具，二是不能沦为一己之事，三是应当成为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在革命年代，出版工作是文化事业的重要内容，也是党争夺领导权的重要一环。这里也可得出，作为革命家的列宁，丝毫不放弃任何争取党的领导权的机会。当作为党的喉舌的出版物有了公开发表的机会时，他立即提出了党的出版物的原则，旗帜鲜明地表达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立场和态度。
针对可能出现的反对与质疑声音，认为坚持党的出版物的原则会把思想斗争、批评与创作的自由贬低、僵化和官僚化。列宁早有先见地写道，强调党的写作事业，不是要求机械划一，强求一律，而是必须保证有个人的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不是刻板等同于党的其他事业，而是有机统一于党的总事业。那么，如何在具体的工作中落实和贯彻这一原则，列宁指出：“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写作者一定要参加到各个党组织中去。出版社和发行所、书店和阅览室、图书馆和各种书报营业所，都应当成为党的机构，向党报告工作情况。”这里，一是从属性上规定了出版物的领导力量，二是从主体上要求了写作者的身份归属，三是从内容上规定了具体的领导制度。作为务实的革命者，列宁知道，党的出版物的原则不是一下子就能完成，但是作为自觉的革命性政党，应该认识并明确提出这个新任务，并积极着手完成这个新任务。
上述话语中，列宁虽没有明确使用“领导权”和“文化”的概念，但鲜明表达的是党为何以及如何领导文化工作的思想，其重要贡献在于首次将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化工作联系在一起进行专门阐述。因此，《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也成为中国人在学习列宁文化思想时译介较早、较多的重要文献。如1926年12月6日上海出版的《中国青年》第144期就节译了该文，标题是《论党的出版物与文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期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于1942年5月14日专门译出《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供参会者学习。这表明，列宁关于文化发展要坚持党领导的思想已为中国共产党人所关注，并开始内化为中国共产党争夺与巩固文化领导权，构建新民主主义文化体系的重要理论资源。
三、要求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组织必须在俄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政治革命的进程与文化思想的转变在历史发展中往往呈现出不同步的状态。文化上落后的俄国率先在世界上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由此带来的难题是，如何快速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以适应政治变革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关于这一点，列宁有深刻的体悟。因此，他特别强调先进的革命理论要通过灌输的方式教给广大的工人和农民，以提高他们的革命热情与革命觉悟。同时，广大工农群众也渴望获得文化知识，要求创造无产阶级新文化，以革新旧文化。在这种双向需要的背景下，俄国逐步形成了民间自发的无产阶级文化运动，并建立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组织。在属性上，这个组织是一个群众性组织。1917年10月16日至19日，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召开了第一次代表会议。经过3年多的发展，到1920年，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参加人数达40多万，出版了近20种刊物。英国、德国、捷克等其他国家也相继出现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足见其影响之大。对于这样一个组织，列宁起初是拥护的、珍惜的，因为它对于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和普及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对于无产阶级政权的认同与巩固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与支撑作用。为此，列宁经常给协会的代表会议发贺信，参加协会组织的文艺晚会等，帮助他们克服缺点，竭力引导其在正道上进步。但是，当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提出“党管政治领域，工会管经济领域，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管文化领域”的要求时，遭到了列宁的明确反对和坚决制止。
列宁一贯坚持党必须领导文化的原则，并在1920年秋冬和1922年亲自领导了思想文化领域的一系列斗争。1920年10月5日至12日，全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列宁非常重视大会的工作，亲自安排卢那察尔斯基在10月7日去参加大会并讲话，嘱咐他在大会上要明确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必须接受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领导，把自己看成是党组织领导下的一个机构。但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在10月8日的报道中却写道，卢那察尔斯基同志指出，应该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有特殊的地位和最完全的自治。这完全是与列宁的嘱托相反。列宁看到这一消息后，立即在10月8日亲自起草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决议草案，并要求当日必须经中央通过后提交这届大会通过。在这个决议草案中，列宁要求全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代表大会必须通过原则观点，最坚决地反对一切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做法。列宁在列举错误和有害的做法中讲到：“把教育人民委员部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工作范围截然分开，或者在教育人民委员部机构中实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自治’等等。”在列宁看来，绝对不能把党的组织和协会的组织截然分开或平级相待，更不能在党的组织内搞小自治团体，以“特殊性”试图摆脱党的领导。接着，列宁阐述了两者之间的应然关系：“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一切组织必须无条件地把自己完全看做教育人民委员部机关系统中的辅助机构，并且在苏维埃政权（特别是教育人民委员部）和俄国共产党的总的领导下，把自己的任务当做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一部分来完成。”列宁这里明确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在组织上的位置，同时强调“必须无条件地”接受。可见，在列宁思想上，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寻求独立的倾向与做法是错误的，更是行不通的。
上述可见，在十月革命后，列宁在对待群众的文化热情、满足群众的文化渴求、建立群众的文化组织等问题上是关心的、支持的。但是，当这些组织打着特殊的旗号企图脱离党的领导，寻求组织上的独立，或建立与党并立，甚至出现竞争关系时，作为执政党的最高领导人，列宁是坚决反对和决不应允的。
四、强调共产党人“必须努力做到意识清醒地去领导”文化发展
十月革命后，列宁对新文化力量的觉醒和新文化活动的创造表达出积极的支持和热情。因为，这是人民群众从文化上展现出的对新政权的认同与支持。因此，在实践上，列宁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领导人和思想家所提出的理论与行动纲领，如宣传马赫主义、鼓吹创造“纯无产阶级文化”理论、闹宗派主义等错误思想，并没有直接将其解散，而是耐心地与他们辩论，试图将其引导到正确的发展道路上来。列宁也深知，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人民群众是渴望获得文化，学习知识，努力建设新文化，因此不能把协会的领导人同广大群众混为一谈。但从本质来看，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与俄共（布）争夺文化领导权的问题。
新旧社会形态的更替，亦是主导性文化的更替。新的政权欲想获得人民的认同，根本上取决于文化的认同。从文化工作入手提高人民群众对新政权的认同，是党身份转变后巩固地位和增强力量的重要举措。因此，当看到人民群众文化热情高涨，积极学习新文化，主动创造新文艺的时候，列宁表示高度赞赏。关于这一点，克拉拉·蔡特金在《回忆列宁》中有记述。她写道，列宁说：“新的力量的觉醒，以及新兴力量想在苏俄创造一种新的艺术和文化的活动……是好的，是很好的。新兴力量发展的猛烈的速度是可以理解的，并且是有益的。”但同时，列宁也表达出对新文化发展中存在问题的忧虑，如在文化创作中有矫揉造作的时髦形式，在文化学习中有刻意模仿西方的现象。对此，列宁说：“自然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没有权利袖手旁观，听任混乱随意蔓延。我们必须努力做到意识清醒地去领导这一发展，去形成和决定它的结果。在这方面，我们还做得不够，非常不够。”这里，列宁在领导前面使用了“必须”“努力”“做到”“意识清醒”四个定语予以特别强调，足见其重视。列宁在实践的发展中深刻认识到，俄国虽然建立了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政治制度，但是文化的落后是不争的事实和必然要解决的问题。因此，作为领导力量的俄共（布），就要发挥积极能动性和掌握历史主动性，努力清醒地去领导文化的发展，使其朝着预定的轨道运行，进而争得和巩固文化的领导权。
在社会剧烈变革的时代，特别是在西方文化的长期熏染中，人们对于坚持党对文化的领导是否会束缚文化发展的自由心存疑虑。如1919年，学者、诗人A. 加斯捷夫在《论无产阶级文化的趋势》中就指出：“不要认为，‘苏维埃’型的组织为我们揭示无产阶级文化展开了某种新的视野……应当离开这些临时设施到远方，到高处去探索正在升起的无产阶级文化。”这里，流露出他对党和新政权的不信任。作为领导人，列宁对这种不信任不能置若罔闻，更不能不理不睬。为此，他在1920年底亲自领导起草了给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信。信中指出，那些企图在“无产阶级文化”的幌子下，把中央的决议解释为会束缚工人文艺创造自由的观点是反动的。接着，列宁强调：“中央不仅不想束缚工人知识分子在文艺创作方面的主动精神；相反，中央想给他们创造更健康的、正常的环境，使他们能在整个文艺创作上卓有成效地表现出来。”即表明，坚持党对文化的领导不仅不是对文艺创作主动精神的束缚，恰恰相反，而是为了给他们创造更加优良的环境以促进其发展。因此，在国内战争即将结束之际，列宁便强调党必将更多地注意文化建设问题，“中央珍视并且尊重先进工人把更加完美地提高个人精神境界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的愿望”。因为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内心认同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权获得的命门所在。因此，当面对俄国文化落后的现实，当面对群众文化热情的振奋，列宁强调，要通过党对文化的科学领导，一方面保护好、珍惜好群众的文化热情，另一方面努力解决文化落后的问题，开展文化革命。
五、率先在党的文化政策中将“党”和“领导权”一体提出
在上述论述中，党、文化、领导权三个概念在列宁著作中都是分述的。具体而言，一方面，列宁在强调党对文化的领导时，还没有明确上升到“权”的高度。另一方面，列宁在强调领导权的时候更多是从政治意义上阐述的，并没有涉及文化层面。但是，在列宁思想上，党、文化、领导权应该是一体的、统一的。在列宁生前，这三个概念并没有联系在一起进行阐释。在列宁逝世后的1925年2月，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专门开会讨论文学问题。布哈林在《无产阶级和文艺政策问题》的交流发言中指出，领导权问题无疑是存在的，它甚至日益重要了，因为无产阶级通过自己的斗争和直接的革命夺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领导权，然而当我们接触到艺术、科学和其他领域的时候，扪心自问，我们并没有成熟到可以独掌领导权的程度。接着，他说：“既然我们还没有成熟，既然我们正处于虽已取得政权，却尚未成熟到可以掌握文化领导权这样一个时期，那么，同志们，完全清楚的是，我们应该提出取得这一领导权的任务。”意思是说，俄共（布）在政治上取得了领导权，但是在文化上却尚未能够成熟掌握领导权。这里，布哈林从党的领导的高度明确提出了“文化领导权”概念。可见，这一时期建立党的文化领导权在俄共（布）中央已成为一种思想上的共同认识和实践上的迫切任务。
紧接着，1925年6月18日，俄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党的文学政策》的决议。这个决议充分体现了列宁的思想，将党、文化、领导权一体提出，并予以强调。这份文件的突出贡献在于，明确提出了领导思想战线，占领文艺阵地，建立文学领导权等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历久弥新的重大问题。整个文件共16条内容，如第9条写道：“文学方面的领导权是属于拥有其全部物质的和精神的资源的整个工人阶级的。无产阶级作家的领导权现在还没有建立，因而党应当帮助这些作家去赢得领导权这一个历史权力。”这里，明确提出“文学方面的领导权”，宽泛地理解即为文化方面的领导权，而且从阶级性角度强调领导权的归属，应该属于整个工人阶级。同时，这里还指明无产阶级作家的领导权还没有真正建立，因此党要帮助作家去赢得领导权。因为，领导权的真正建立并不是通过一次或两次政治革命就能获得，而是需要久久为功的耐心和持之以恒的努力。正如列宁在1923年3月2日口授的《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所讲，在文化问题上，“只有那些已经深入文化、深入日常生活和成为习惯的东西，才能算做已达到的成就”。那么，就俄国当时的文化现状而言，无疑是没有达到的。再如第15条提出：“党应当精心配备出版部门的干部，以期保证文学事业有一个真正正确的、有益的、有分寸的领导。”为了落实党对文化的真正领导，在党的中央机关和各级党委机关中，设置了不同临时性的或常设性的专门委员会，如全俄自学委员会、图书馆委员会、艺术委员会等。这些专门委员会作为党的机构，直接参与文化政策的制定和文化问题的决议，并做好传达党的思想，动员引导民众，开展文化革命等文化工作。
该决议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重要的历史地位。重大的理论价值体现在，这份文件实事求是、认真科学地总结了俄国自十月革命以来文化工作的成败得失，并指明了今后一个时期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方向与任务，如工作重心的转变，思想战线的新阵地，占领文艺领域的阵地等重要问题。重要的历史地位体现在，这份文件在中国化的进程中深刻影响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选择。如1930年，上海大江书铺出版社出版了冈泽秀虎著，陈雪帆（即陈望道）译的《苏俄文学理论》一书，书中以《关于文艺领域上的党的政策》为题全译了这份文件。1932年5月5日，瞿秋白在《欧化文艺》一文多次提到“文艺革命的领导权”。他写道：“文艺革命运动之中的领导权的斗争，是无产阶级的严重的任务……文艺大众化的问题，就成了无产文艺运动的中心问题，这是争取文艺革命的领导权的具体任务……只有这种斗争能够保证无产阶级在文艺战线上的领导权，也只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能够保证新的文艺革命的胜利”。瞿秋白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擅长于文化工作，较早到俄国学习并见过列宁，他的这一思想深受列宁文化思想的影响。1951年1月28日，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第五版也刊登了这份文件。在“编者按”中写道：“一九二五年六月苏俄共产党（布）中央‘关于党在文艺方面的政策’的决议，在苏联文学发展历史上起了极巨大的指导作用……这个决议中所提出的关于党领导文学活动的基本原则在今天仍有现实的教育的意义。”上述不同时期对《关于党的文学政策》的传播与译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列宁关于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思想的重视与汲取。
六、当代启示
列宁对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思想贡献体现在列宁的经典著作中，与他人的谈话中，主导的决议中，制定的政策中。列宁上述五个方面的思想贡献，相较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思想，体现出更加深刻的实践性，因为他经历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执政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相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思想，体现出更为广泛的应用性，因为他的思想在中国化的进程中深深影响了中国共产党文化道路的选择。因此，学习列宁关于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思想，可为扎实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奋发有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启示。
（一）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基础是掌握思想领导
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国家的有效治理都需要强有力的思想领导。否则，就会陷入凌乱无序而前行受挫。如前所述，列宁在走上革命道路之初就强调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做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者。在十月革命后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列宁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在维护、巩固并日益扩大其领导的同时，应该在思想战线的许多新阵地上占据相应的地位。“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作为一句经典革命话语，激励了无数的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强调的正是科学革命理论在事业发展中的基础与引航作用。中国共产党正是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才从根本上掌握了思想文化的领导权，掌握了历史发展的主动权。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这里，习近平从政权生死存亡的高度强调了思想防线的重要性，并明确提出了“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思想多元，文化多样，但是作为执政党，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基础。任何一个社会的稳步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要有统一的团结奋进的思想基础。因此，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目标在于巩固全党全社会在思想上的团结统一，在文化上筑牢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
（二）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必须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党的文化领导权有一个能否真正反映时代要求、合乎时代特征的问题。如果不能，则领导权将缺乏时代感和时效性，进而失去说服力和感召力。如前所述，列宁关于党的文化领导权的思想认识也经历了一个从思想领导者到党的出版物，从努力清醒地领导文化发展再到党、文化、领导权一体化提出的过程。这启示后人，党对文化工作的指导思想必须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结合时代变化与实践发展，与时俱进地提出自己的文化纲领、文化目标、文化政策，领导文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因此，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要主动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善于聆听时代脚步的声音、积极吸纳时代淬炼的精华，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文化创新，用创新增添文化发展的动力。随着国家综合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文化的品位在提升、文化的需求在蝶变、文化的供给在增多、文化的质量在提高、文化的风格在优化。因此，当前文化供需的主要矛盾已不是缺不缺、够不够的问题，而是好不好、精不精的问题。“文化各领域都要跟上时代发展、把握人民需求，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创作生产出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统一的，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一旦离开人民，党的文化领导权既没有生成与存续的条件，又会失却坚持与巩固的土壤。因此，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本质上在于从文化的动态发展中争得人心、掌握人心，在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中把党的主张和人民心声统一起来。
（三）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关键在于把党的全面领导落到实处
如前所述，列宁对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理论上的错误观点和实践上的错误做法进行了有理有据、切实有效的驳斥。在他的领导下，俄共（布）中央专门通过决议和政策要求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一切组织必须接受党的领导，贯彻党的意志。这启示后人，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不是纸上谈兵，更不是徒托空言，必须把坚持和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落到实处。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全面就要覆盖全方位，系统就要包含各环节，整体就要树立全局观。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扛在肩上，做好干部配备、人才培养、资源投入等工作，确保党中央关于文化建设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具体的文化实践中就是“要加强党中央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完善文化建设领导管理体制机制，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党管互联网，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台、办新闻网站，让党的旗帜在宣传思想文化战线高高飘扬。”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在对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分析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结论，体现了思想自觉与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如果只有政策方针、理念口号，而不能落到实处、见人见事，党的文化领导权将沦为镜中花、水中月、墙上画。因此，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关键在于把党的全面领导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中付诸实践，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在用心、用情、用爱上下功夫。唯有此，人们才能在感知、感受、感悟中真切真实增进政治认同，守正、守住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