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地缘政治竞争持续加剧，美国将高校国际科研合作嵌入国家安全、技术竞争的政策框架。基于安全化理论，从制度、组织与网络三个维度分析其安全化机制发现：在制度维度，美国政府机构作为关键赋权主体，通过风险界定、清单管理和资助约束重塑高校国际科研合作边界；在组织维度，美国高校作为中介机构，通过合规建设与合作策略调整对外部需求作出策略性回应；在网络维度，制度约束、组织适应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推动美国高校国际科研合作网络在对象选择、合作领域与合作通道等方面发生结构性重组，最终表现为部分脱钩。在安全化的高治理成本与知识生产的自身需求下，美国高校通过组织重构与行动主体调整实现有限再耦合。因此，在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的背景下，美国高校国际科研合作并未从开放转向全面封闭，而是转向更加强调安全风险管控、兼具安全约束与合作需求的新模式。

关键词：地缘政治竞争；美国高校；国际科研合作；安全化机制

作者：刘宝存，男，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国际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晨，女，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引用本文：刘宝存,李晨.地缘政治竞争加剧背景下美国高校国际科研合作安全化机制研究[J].比较教育研究,2026,48(9):3-16.

一、问题提出

随着全球战略格局的深度调整，大国关系的核心议题不再局限于传统军事安全与领土争端，而是外溢至科技创新、关键基础设施、人文教育合作等领域。其中，科技创新作为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决定性因素，逐渐构成大国博弈中的核心领域，成为新的竞合空间。在此背景下，各国相继调整科技与创新政策，将科研活动、技术合作和知识流动嵌入国家安全与战略竞争框架。高校国际科研合作的边界、规则与治理逻辑随之发生显著变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简称“经合组织”）在其发布的《经合组织2025年度科技创新展望报告》（OECD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Outlook 2025）中指出，由于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各国不断强化对科研与创新体系战略安全的关注，高校国际科研合作呈现出显著的安全化倾向，重塑了国际科研合作模式。^[1]58在新的国际政治结构下，地缘政治竞争已逐渐成为理解全球高校国际科研合作格局变化、国家科技政策调整与国际科研合作模式变迁的基本背景条件。

在这一总体趋势下，美国的政策实践尤为具有代表性。美国长期处于全球高等教育与科研网络的中心地位，其政策实践对全球高等教育与科研合作治理具有较强的示范与外溢效应。美国高校科研长期与国家利益、科技领导权、经济安全等目标相联结。白宫科技政策将关键与新兴技术直接纳入经济竞争力与国家安全议程，体现出明显的国家利益导向。同时，在美国自身的政策与风险叙事中，美国被认为正处于极高的地缘政治风险环境之中。美联储2025年官方文件指出，自2019年以来，衡量美国经济及金融形势、政策不确定性、地缘政治风险等多项指标攀升至数十年来最高水平。^[2]在这一背景下，自2017年以来，美国围绕科技领导权、研究安全与国际合作风险治理持续推进制度建设。相关政策已对美国高校国际科研合作网络产生显见影响，为考察地缘政治竞争加剧背景下安全化逻辑的传导过程提供了较为典型的经验场景。因此，以美国为研究对象，有助于集中透视地缘政治竞争背景下高校国际科研合作的安全化机制。

长期以来，围绕高校国际科研合作的研究持续推进。近10年来，学界对美国高校国际科研合作的关注度更是不断提升。现有研究主要沿三条路径展开。第一类研究建立在全球化及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理论脉络之上，重点关注人才跨境流动、知识共享、学术互惠及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等议题。例如，菲利普·阿特巴赫（Philip Altbach）与简·奈特（Jane Knight）从国际化动因与政策逻辑出发，指出高等教育国际化受学术、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重因素驱动，其展开方式始终嵌入特定国家战略与制度环境之中。^[3]第二类研究聚焦美国研究安全政策及其制度影响，分析审查、清单等限制性措施如何改变高校国际科研合作的制度边界与外部环境。例如，蒋贵友指出，特朗普2.0时代美国高等教育政策明显强化科研监管、人才流动限制与反全球化取向，反映出国家安全逻辑正持续向高校治理领域延伸，并对高校国际科研合作的运行条件形成新的约束。^[4]第三类研究从合作网络和科研产出角度考察美国国际科研合作的结构变化。例如，北岛健生（Kensei Kitajima）与冈村圭介（Keisuke Okamura）对中美科学合作关系的变化格局进行计量研究，并指出中美科学合作经历了由快速发展到发生分歧的转变。^[5]上述研究为理解美国高校国际科研合作重组提供了重要基础。

然而，已有讨论多集中于联邦政策、国家安全话语及中美合作数量变化。相比之下，对政策压力如何经由美国高校的组织性响应进入具体合作实践，缺乏系统的中观分析。高校作为国家政策的回应者与国际合作的实施者，在外部制度压力增强的情况下，其治理偏好、资源配置和风险管理机制将直接影响高校国际科研合作结构。高校并非安全政策的被动执行者，而是在科研开放需求与合规压力之间进行策略性调适，因而高校是美国科研合作安全化机制中的关键转译环节。仅从国家政策或合作规模变化加以考察，难以全面揭示美国高校国际科研合作安全化传导机制。同时，现有研究多将美国高校国际科研合作安全化的结果简单概括为学术脱钩或合作断裂，对美国高校国际科研合作在安全约束下如何维持有限的连接，讨论仍显不足。事实上，政治与战略因素对高校国际科研合作网络的影响是复杂而非线性的，虽然地缘政治复杂性与相关国家政策可能影响长期合作结构，但国家间合作关系始终保持着深层联系与动态变化。^[6]因此，有必要以制度、组织、网络为线索，构建系统的分析框架，考察地缘政治竞争加剧背景下美国高校国际科研合作的安全化机制。

基于此，本文以安全化理论为基础，构建分析框架，探讨以下研究问题：地缘政治竞争如何推动美国高校国际科研合作走向安全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哪些层面？美国高校国际科研合作最终呈现出何种状态与演化趋势？对这些问题的系统讨论，有助于深化对高校国际科研合作安全化转向的理论理解，也能够为我国构建兼顾国家安全与学术开放的高校国际科研合作治理体系提供参考。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安全化理论（securitization theory）由哥本哈根学派提出。受建构主义影响，该理论强调，“安全”是一种特殊的主体间性政治，是经由政治行为体通过特定话语与制度实践建构而成的社会事实。^[7]巴瑞·布赞（Barry Buzan）认为，某一议题之所以成为“安全问题”，并不主要取决于其内在属性，而是因为政治行为体通过特定话语成功地将其塑造为威胁。由此，治理逻辑就可能从常规政治转入例外政治，进而为非常规、强制性及高强度的政策工具提供正当性基础。在后续的理论发展中，奥利·维夫（Ole Waever）提出“非安全化”（desecuritization）概念。他强调，安全在本质上是一种自我参照的实践，当过多社会议题被持续置于安全话语之下，治理易滑向“泛安全化”，导致治理手段的扩张与政策滥用。因此，非安全化是长时间范围内的最优选项，应尽可能将议题从例外化重新纳入常规治理轨道。^[8]仅从安全话语或言语行为出发，难以充分解释地缘政治竞争下美国高校国际科研合作的复杂变化。相比之下，蒂埃里·巴尔扎克（Thierry Balzacq）提出的实践取向安全化理论更具解释力。他强调，议题安全化过程并非简单的安全话语传播，而是由多种实践构成的组合体。在此基础上，巴尔扎克提出安全化建构的三个核心假设。其一是受众的中心性。巴尔扎克认为，要将某一问题宣布为安全化的实例，必须获得“赋权型受众”的认可。所谓赋权型受众，是既与议题有直接因果关联、又有能力使应对措施得以实施的关键行动者。其二是行动者与情境的共构性。安全化并不是脱离情境而自动成立的。某种风险表述之所以能够被接受，取决于它是否与特定历史背景、政治环境和组织处境相契合。安全化既是行动者主动建构的结果，也受到具体情境的制约。其三是“装置与实践”的结构性力量。巴尔扎克强调，安全化发生于充满竞争与博弈的社会场域之中，为政策工具、治理程序、组织惯习等共同塑造的实践装置所支撑。在这些装置的反复运作中，安全逻辑得以嵌入治理过程，并进一步外化为相对稳定的制度效果。^[9]因此，巴尔扎克理论提供了解释安全化如何从威胁界定进入治理实践，并进一步改变行动关系的过程性视角。基于美国高校国际科研合作的具体实践场景，本研究结合巴尔扎克提出的受众中心性、情境依赖性与装置结构性三重假设，建构制度、组织、网络三维分析框架，揭示地缘政治竞争如何经由各层面的连续传导，推动美国高校国际科研合作走向安全化。首先，受众中心性体现为安全化主张必须获得权威主体认可，才能取得制度效力。美国白宫、国会等联邦机构通过风险界定和规则生产，将原本以知识共享和学术互惠为正当性的国际科研合作重新界定为潜在风险来源，并设定高校合作边界与合规预期。因此，制度构成该分析框架的第一个维度，其核心功能在于完成风险界定与规则生产，为高校行动设定制度边界和合规预期。其次，安全化只有进入具体组织情境才会产生实际影响。美国高校既是联邦科研资助的接受者，也是国际科研合作的实施者，因而成为美国宏观安全规则向日常科研治理转化的关键中介。因此，组织构成该分析框架的第二个维度，其核心功能在于考察高校如何通过合规建设和内部流程调整回应政策压力。最后，实践装置的结构性力量则体现为制度约束与组织响应在长期运行中对合作网络产生的累积性影响。当相似机制在制度与组织层面被反复实施时，分散的决策结果将累积为美国高校国际科研合作网络的结构性变化，如规模收缩、合作伙伴重构等现象。因此，网络构成该分析框架的第三个维度，其核心功能在于以可观察的结构现象呈现制度规则与组织实践的深层后果。制度、组织、网络层面共同构成美国高校国际科研合作安全化的传导机制。制度层面通过重塑合作规则与责任结构，改变高校国际科研合作的规则环境。组织层面则将外部规则转化为内部治理程序，使安全逻辑进入高校国际科研合作的具体过程中。随着相关制度与组织实践持续运行，分散的合作决策逐渐累积为网络层面的结构性变化。因此，安全化并非政策限制直接作用的结果，而是制度压力经由组织中介传导后，最终引致美国高校国际科研合作网络重组的过程。安全化并非单向度、不可逆的过程。过度安全化会带来审批延迟、合作不确定性上升等治理成本，对科研绩效和组织运行形成反向压力。同时，知识生产与科学创新具有开放性和外部性，高校难以完全脱离国际知识网络。因此，高校国际科研合作往往难以彻底断裂，而是出现安全与开放之间的再平衡，即有条件的再耦合。再耦合可理解为在安全治理实践中暴露出其功能性限制后，部分合作领域通过重构合作模式回归相对常规治理轨道的过程。基于上述理论推演，本文构建以下美国高校国际科研合作安全化机制分析框架（见图1）。

三、制度传导：政策层的安全化机制

在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的背景下，美国将高校国际科研合作纳入国家安全的治理框架。联邦政府通过风险界定赋予安全化主张以正当性，并借助审查、清单管理和资助限制等政策工具将其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制度规则，重塑美国高校国际科研合作的制度边界与实施成本。

（一）学术议题风险化

学术议题风险化是制度层面安全化机制得以发生的首要环节。美国政府部门将学术合作重新编码为安全议题，从而改变政府介入高校国际科研合作的正当结构与治理边界。通过外部定义、风险类型划分等途径，风险叙事将高校原本以开放交流为正当性的学术活动重新界定为需要政府介入的风险治理对象，为例外性治理提供合法性依据。

第一，通过强调科技、创新与知识优势的安全属性，美国为国际科研合作的风险化奠定总体战略基调。2017年，特朗普第一届政府发布的《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7）明确将经济、科技与创新能力纳入国家安全范畴，强调美国必须在研究、技术、发明和创新方面保持领先。该文件特别提出要保护国家安全创新基础（national security innovation base），防止竞争对手通过不公平手段、技术转移、知识产权窃取、数据获取以及与大学和创新体系的接触削弱美国优势。^[10]由此，高校国际科研合作被纳入国家安全与战略竞争框架。此后，美国出台系列政策，持续推动研究安全（research security）制度化建设。这种风险表达凸显了高校国际科研合作的潜在安全属性，为后续规则化、制度化治理提供合法性基础。

第二，通过科研风险类型化，美国将高校国际科研合作风险从抽象概念转化为可操作的类型体系。2021年1月14日，特朗普政府发布《第33号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NSPM-33）为美国研究安全治理确立总体政策框架。该文件要求联邦资助科研活动中的关键参与者披露利益冲突与责任冲突的信息，同时专门界定利益冲突、责任冲突以及外国政府资助的人才招募项目等概念内涵。^[11]在该政策框架下，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进一步完成风险类型的细化，将研究风险明确界定为三类核心风险的组合，即研发成果的不当挪用、研究诚信违规、外国政府干预。据此，该基金会配套风险评估与缓释要求，为学术组织的合作开展提供具体的指标与参考。^[12]通过明确风险来源与类型，制度体系获得了对不同领域、主体与合作形式实施分层治理的正当性。

第三，通过明确风险治理主体与责任链条，美国政府将应对风险的责任从个体研究者的伦理自律，扩展为资助机构、高校与研究者等主体的制度义务。2022年的《芯片与科学法》（CHIPS and Science Act ）强调联邦机构的统筹责任，要求国家科学基金会设立研究安全与政策办公室，提升对潜在安全风险的识别与应对能力。同时，该法还通过外国资金披露、恶意外国人才计划限制和研究安全培训等条款，将研究安全要求进一步延伸至高校和科研人员。^[13]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White House 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围绕《第33号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发布的《适用于受覆盖机构的研究安全项目指南》（Guidelines for Research Security Programs at Covered Institutions）则进一步强调高校义务。该指南提出，科研机构应在保持组织开放的同时提升研究安全，并建立研究安全项目认证，推动研究安全从原则诉求转化为组织层面的制度责任。^[14]由此，研究安全责任不再停留于一般性倡议，而是转化为联邦监管、高校认证与个人合规相互衔接的制度化链条。

（二）治理工具制度化

在安全化议程完成议题进入并获得制度正当性之后，美国政府层面的关键任务随即转向风险治理。借助安全审查要求、清单管理与资助限制等政策工具，美国政府将软治理与硬管理相结合，重塑美国高校国际科研合作的启动条件、合法边界与科研资源管理结构。

安全审查重塑高校科研国际合作的启动条件，使美国高校国际科研合作被严格置入国家安全导向的风险评估程序。2024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进一步建立基于保障与透明度的可信研究框架，将国家安全风险评估嵌入资助申请审查过程。该框架包含团队现有成员任职与兼职情况、披露不合规问题和可预见的国家安全考量三项审查内容。^[15]国际科研合作的开展不再仅由其学术价值与研究者个人决定，而被进一步纳入可追踪、可核验的合规审查链条。

清单管理则是政策中的边界性工具。清单将风险判断从分散裁量转化为相对统一的分类标准，以降低治理成本并增强政策一致性。在科研合作领域方面，2024年，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发布《关键和新兴技术更新清单》（Critic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List Update），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先进材料、微电子、定位导航与授时等列为关键与新兴技术，强调这些技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性。^[16]新兴科技领域清单的发布旨在方便研究者开展自我评估，判断研究是否超越安全边界。在国际科研合作对象管理方面，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在《出口管理条例》（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框架下实施实体清单制度。实体清单针对被认为涉及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或存在较高安全风险的实体设置许可要求与限制，其效应逐步外溢至高校科研合作、联合实验室、联合培养项目等学术活动。^[17]美国政府通过清单工具，筛选合作伙伴并限定研究领域，实现了对合作边界与合作对象的限定。

资助限制则通过公共资源配置将研究安全与组织利益直接绑定。已有研究指出，特朗普2.0时代美国政府通过行政权力调整高等教育体系，其中包括利用联邦财政施压、强化司法威慑等措施。公共资源配置正在成为国家安全逻辑进入高校治理的重要通道。^[18]在高校国际科研合作领域，美国政府通过资助资格、经费使用等制度安排，将安全目标嵌入公共科研资源配置，使研究机构与研究者在资源依赖结构中形成稳定的行为响应。美国在《芯片与科学法》中将部分科研资助与国家安全目标绑定，并通过限制与受关注外国实体（foreign entity of concern）的合作，对受资助主体的合作对象和合作形式施加约束。^[13]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明确要求，申请机构应披露全部研究支持来源、外国成分与利益冲突，并将相关信息作为资助决策的重要依据。^[19]在该合规框架下，据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公开数据，截至2026年6月，该机构已收到涉及721名科学家的指控。其中，57起导致相关机构被排除在资助之外，179起导致相关人员被移出资助项目。^[20]由此可见，研究安全已被实质性地纳入美国科研资助决策与项目执行过程。

美国制度层面的安全化议程通过风险化话语与工具化执行，将美国高校国际科研合作从学术治理转换为国家风险治理议题，为高校国际科研合作安全化提供持续的外部压力与制度坐标。安全化的影响通过可操作的规则与工具，改变了美国高校开展国际合作的合法性框架与责任结构。

四、组织转译：高校的合规建设与策略响应

在安全化持续外溢的背景下，美国高校处于制度承接与实践转化的重要位置。一方面，作为公共部门与受资助主体，高校需要将研究安全要求嵌入组织结构与日常治理，以维持科研资源的可获得性。另一方面，高校在全球学术体系中仍需维护其国际声誉与合作能力，需要在遵循安全规则的前提下维持国际科研合作的可持续性。在外部双重压力下，美国高校被迫作出策略性回应，平衡安全与开放的双重需求。

（一）组织体系重建

从组织实践看，组织体系重建表现为高校合规能力的程序建构。美国高校将原本分散于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合作判断逐步纳入行政化制度安排，形成了以审查、合规与责任控制为核心的治理逻辑。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呈现出明显的行政化与合规化倾向，本该由学术人员享有的学术事务决定权被行政人员所掌握，以行政管理方式处理学术事务。

行政化取向首先表现为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和功能单元的重组。美国大学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相关研究指出，在美国国家安全政策框架下，美国各研究型大学已成立全校范围的研究安全工作组，部分高校进一步设立首席研究安全官职位，负责协调和监督保护和保障研究的工作。^[21]例如，斯坦福大学于2019年设立“全球参与审查项目”（Global Engagement Review Progam），用于评估国际合作、外部资助、机构隶属和访问人员等事项中的“不当外国影响风险”，将分散于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合作决策集中于学校层面的程序化审查之中。^[22]同时，高校内部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将科研管理、信息与网络安全、国际合作管理、出口管制与涉外旅行安全等职能更紧密地联动起来，形成统一的沟通渠道与处置流程。^[23]

同时，为规避潜在风险，美国高校推动安全审查流程化建设，确保高校国际科研合作流程公开、透明、可溯源，实现对不确定性的前置管理与持续控制。在合作的前期评估阶段，美国高校强化对合作对象、内容与路径的尽职调查（due diligence）与风险分级管理，将风险评估作为项目立项前的必要环节。在合作实施过程中，合规要求被进一步纳入过程治理中，强调透明、可追溯的运行逻辑。例如，麻省理工学院（MIT）在2024年更新的《研究安全与对外合作指引》（Guidelines on Research Security and Foreign Collaboration）中明确强调，研究人员在研究过程中应遵守学校与联邦的披露要求，确保研究安全，应对不当外国影响风险。^[24]合作安全化并未止于项目执行阶段，而是延伸至合作结束后的成果发布与后续审计和检查环节。例如，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要求项目在结题后提交详细报告，以支持后续审计和合规检查。^[25]

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牵引下，美国高校国际科研合作正逐渐从以大学自治为核心的开放型合作范式，转向以风险识别、合规嵌入为特征的安全化合作。然而，强审查同时也改变了美国高校的行为激励结构。在不确定环境下，美国高校国际科研合作易出现寒蝉效应，即倾向于采取更为谨慎的策略，通过提前调整合作设计、降低国际合作比例等方式规避风险。

（二）组织策略重组

在风险治理框架下，美国高校并不必然选择退出合作，而更倾向于通过合作结构调整，在风险可控的边界内保留合作。具体而言，美国高校围绕合作对象、合作领域与合作形式进行差异化配置，以维持国际合作的可持续性。

在国际合作伙伴选择层面，美国高校通过尽职调查将伙伴筛选前置化、程序化，使“是否可信”成为合作对象选择时的重要考量。在这一逻辑下，伙伴替代表现为美国高校对国际合作网络的边际再配置。美国高校普遍限制或禁止与受关注外国（country of concern）的合作。例如，2024年12月，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宣布设立国际合作审查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Review Committee），其重要职责之一在于审查该校与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古巴和委内瑞拉等国的合作。在此意义上，伙伴替代的实质是可信伙伴的优先选择。当合作必须满足更强的安全审查与举证要求时，美国高校更倾向于选择更容易完成尽职调查、落实合同约束与数据治理条件的伙伴，以降低合作推进过程中的合规风险。

在国际科研合作领域配置层面，美国高校则采取项目分层策略，将项目按风险与价值进行分层管理，以形成不同合作强度与控制措施的组合。2024年11月，美国能源部（U.S. Department of Energy）发布《研究、技术与经济安全框架》（Research,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Security Framework），提出应将风险因素作为评估项目威胁、脆弱性和后果的指导标准，分层进行管理。^[26]相应地，美国高校进一步将风险分级与相应控制过程具体化。如加州大学系统项目批准指南指出，涉及受关注外国与新兴技术的项目需要接受加州大学校长办公室的加强审查与批准（enhanced review and approval），而非敏感合作则由校区按常规或本地研究安全程序处理。^[27]项目分层策略是美国高校将国家安全政策压力转译为具体合作决策的重要机制。通过分级控制，美国高校得以在不完全终止合作的情况下，对国际合作安全风险进行精细化管理，从而实现制度压力下的合作可持续。

在国际科研合作形式层面，美国高校国际科研合作形式开始出现平台迁移与载体重构趋势。美国高校将原本以双边协议为主的合作嵌入至规则标准化、责任边界可界定的多边项目或制度化平台之中，通过平台规则实现资源协调与安全风险治理。以环太平洋大学协会（Association of Pacific Rim Universities）为例，该协会汇聚多所美国研究型大学，通过校长会议、国际事务负责人会议和专题论坛等机制，为美国高校维持跨区域科研合作、参与区域议题协调和拓展政策对话提供制度化平台。^[28]同时，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研究显示，尽管联合研究机构可能关闭，但教师和研究人员仍可持续国际非正式合作，开展安全风险较小的项目，如气候变化研究或基础科学项目。^[29]通过多边平台与非正式合作，美国高校实现了制度约束下的合作重组。

（三）组织合规博弈

美国高校对国家安全政策的组织转译并非单向度的被动服从，而是体现为安全压力、组织自主与政策协商之间的复杂博弈。美国高校国际科研合作安全化事实上扩大了美国政府对高校运行的介入范围，对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等办学传统形成持续压力。因此，部分美国高校及其协会组织反对将研究安全治理进一步推向泛化限制。

这一博弈过程在美国众议院涉华立法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2024年9月，美国众议院集中审议多项涉华法案，内容涉及中国影响力、科研安全、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9月9日，美国教育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代表美国社区学院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mmunity Colleges）、美国州立学院与大学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t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美国大学协会等多个高校协会致信众议院议长与少数党领袖，回应当周将审议的多项涉华法案。信中首先强调安全审查的必要性，并表示美国高校将长期推进研究安全政策。但其同时强调，研究安全治理不应走向国别化、身份化和泛化限制。虽然该信支持针对中国影响力基金（PRC Malign Influence Fund）和恶意外国人才招募（Malign Foreign Talent Recruitment Program）定义澄清的相关法律，但强烈反对《保护美国创新与经济安全免受中共影响法案》和《国土安全部限制孔子学院和中国关注实体法案》，认为此类政策可能被视为种族画像，对研究共同体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同时，该信反对以过宽标准限制美中高校合作关系，指出此类限制可能终止中美学生交流、赴华学习项目以及已经符合研究安全规定的重要研发合作。^[30]

从政府回应看，美国研究安全政策内部存在明显张力。在美国教育理事会致信后，白宫管理与预算办公室（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对相关法案进行重新审查，并在2024年9月10日发布的行政政策声明中明确反对《保护美国创新与经济安全免受中共影响法案》。对于《国土安全部限制孔子学院和中国关注实体法案》，虽然该部门表示支持其政策意图，但仍需与国会进一步完善法案。然而，众议院仍于2024年9月10日通过《国土安全部限制孔子学院和中国关注实体法案》，并于9月11日通过《保护美国创新与经济安全免受中共影响法案》。^[31]虽然美国高校协会并未阻止众议院推进相关涉华安全化立法，但美国政府行政部门对《保护美国创新与经济安全免受中共影响法案》的反对与高校协会立场形成呼应，显示出美国研究安全政策内部各个主体间的博弈与协商。在这一过程中，高校的作用更多体现为安全化框架内的有限抵抗。美国高校及其协会通过政策游说、公开声明等方式表达其利益诉求，在承认研究安全风险的前提下争取治理尺度的调整，从而维护国际科研合作、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的基本空间。

综上所述，美国高校在安全化机制中发挥了关键的中介作用，既需要回应制度对合作边界的重塑，又必须兼顾知识生产等内在发展诉求。在外部约束与内部需求并存的条件下，美国高校逐步形成合规体系建设与合作策略重组的策略性回应。这种回应并非停留于单个高校内部的短期调整，而是在不同高校和科研机构的重复实践中不断扩散、叠加和累积，进而推动合作关系在对象选择、领域分布与连接方式等方面发生持续变化，最终外显为高校国际科研合作网络的结构性调整。

五、网络外显：合作格局的部分脱钩

在制度约束与组织响应的累积作用下，网络层面所呈现的并非合作的全面中断，而是合作网络规模、结构与开放策略的重组。对此，可使用“脱钩”（decoupling）这一概念进行概括，即在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的背景下，美国政府主动重组原有跨境依赖关系的过程。^[32]在泛安全化背景下，美国脱钩逻辑进一步外溢至知识学术领域。在美国高校国际科研合作领域，部分脱钩并不意味着跨国联系的全面断裂，而是指原有合作关系在对象选择、合作通道、研究领域与学科分布等重要组成部分上出现选择性收缩与重新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用“科学脱钩”（Science Decoupling）来概括研究安全政策与地缘政治竞争对科学合作网络所形成的碎片化压力。^[33]

（一）合作网络的总体规模

从全球总体走势看，高校国际科研合作总体仍呈扩张态势。经合组织相关报告基于Scopus数据指出，2013年至2023年间，国际合著论文在全球科研产出中的占比提高了5个百分点，已超过全球总量的1/4，且国际合著论文的平均被引率显著高于单一国家论文。^[1]60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报告中同样指出，全球科学体系的知识生产愈发依赖跨国合作网络，科研活动的国际嵌入程度不断提升。^[34]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科学与工程统计中心基于《科学与工程指标》（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发布的统计显示，美国研究者与国际合作者的国际合著论文数量在过去15年内显著增加。2023年，美国研究者参与的国际论文达到225,565篇，约占全球国际合著论文的32%。^[35]

但在总体扩张背景下，近10年来，受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影响，美国高校国际合作的部分关键双边关系出现明显放缓，甚至回落。美国《芯片与科学法》在半导体制造、关键技术研发等领域，对与“受关注外国”及相关实体的合作设置更严格的限制。^[13]在这一变局中，俄美科研合作变化尤具代表性。美俄科研合作在2022年后出现显著收缩。2022年6月，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发布对俄科技合作指南，要求逐步终止既有的涉及俄罗斯政府关联科研机构和人员的联邦资助项目。^[36]数据显示，俄罗斯国际合著论文中含美国合作者的比例已由2013年的26.46%降至2023年的18.01%，下降了8.45个百分点。^[35]由此可见，当前美国高校国际科研合作网络的演化并非整体性断裂，而是在整体联系延续的背景下，部分关键双边关系的重组。

（二）合作网络结构重组

在安全化政策持续推进的背景下，美国高校在国际科研合作对象选择过程中引入风险筛选机制，推动合作对象选择由学术互补性逻辑转向学术价值与安全风险并行评估的复合逻辑。风险筛选的结果并非合作对象数量简单减少，而是转向合规成本较低的国家与区域伙伴。在这一趋势下，跨圈层合作门槛上升，美国高校科研国际合作网络呈现出集中化与区域化趋势。

美国拜登政府发布的《2022年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2022）报告强调，美国国家技术发展战略将使美国与所谓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共同推进技术发展，体现出明显的伙伴选择可信化倾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明确将澳大利亚、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德国、日本、荷兰、韩国、瑞典、瑞士和英国等国家列为重要合作对象。美国高校国际科研合作网络相应地呈现出这一取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科学与工程统计中心的数据显示，2023年，在美国国际合著论文中，英国合作者占比由 2019年的13.41%升至2023年的14.97%，印度由2019年的3.79%升至2023年的6.31%，韩国由4.35%升至4.83%，日本则基本稳定在5.12%左右。相比之下，与中国的合作则出现缩减趋势。中国合作者占比由2019年的27.06%降至2023年的22.71%。该趋势在自然科学、工程等敏感科学领域尤为明显，甚至部分合作呈现停摆态势。^[35]

同时，美国高校国际科研合作呈现出区域集中化趋势。例如，为加强印太地区合作关系，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依托“四方安全对话”（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机制，推动关键与新兴技术合作。在该政策体系下，四国共同推进“创新赋能下一代农业”（Advancing Innovations for Empowering Next Gen Agriculture Initiative）计划。该计划明确要求联合申报团队至少覆盖四方中的3国，四国全部参与的项目将被优先资助，其目标是围绕关键与新兴技术及农业交叉领域，强化面向印太地区的合作布局。同时，基于“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四国启动STEM奖学金计划，为四国和东盟10国公民提供留学机会。^[37]

（三）合作网络的差异化开放

美国高校依据知识属性、潜在战略价值等维度对项目进行分层管理。这一取向进一步投射至网络层面，导致国际科研合作网络呈现出差异化开放趋势。涉及关键技术、战略产业链等领域的科研合作将遭受更严格的审查，而在人文社科、文化交流及部分低敏感度领域仍保持较高开放度。由此，美国高校国际科研合作呈现出结构性分化趋势。

一方面，在敏感领域与学科合作中，合作安全风险的评估已从项目合规层面上升至高校战略层面。2024年至2025年间，美国部分高校在国会审查与国家安全风险压力下调整或终止与中国高校的联合办学与研究安排。例如，在国会议员压力下，密歇根大学于2025年启动终止与上海交通大学联合研究所的相关程序，并在公告中明确将国家安全作为重要考量。另一方面，在低敏感领域，中美科研合作仍保留较大空间。在2024年底，美国国务院发布关于中美科技合作协定修订与延期的说明。新协定强调，为维护国家安全，中美合作范围将进一步收窄，强调基础研究合作，排除人工智能、量子等关键新兴技术研究合作。^[38]数据显示，自2019年以来，中美合著论文数呈现急剧下降，尤其在机械工程、能源等敏感学科，而人文艺术领域合著论文量却呈现逐年增长态势。^[1]62

网络层面的部分脱钩并不是美国高校国际科研合作安全化的终点。在地缘政治竞争持续加剧的背景下，美国高校国际科研合作将面临更加严密的安全管控。尤其在关键技术和战略敏感领域，合作收缩与关系重组的压力仍将长期存在。然而，高校国际科研合作具有知识互赖性，难以完全脱离全球知识生产网络。因此，安全化并未简单导向合作网络的整体断裂，而是推动合作关系在更严格的合规边界内重新配置，实现新的连接形态。基于此，学术网络的演化应被理解为脱钩、再耦合的动态过程。基于这一判断，下文将进一步讨论在安全化治理背景下，美国高校国际科研合作如何实现再耦合。

六、安全约束下美国高校国际科研合作的有限再耦合

在安全化治理背景下，美国高校国际科研合作面临的是更具结构性的合作范式重构。安全化作为一种例外化治理状态，常伴随着更高强度的审查、规则与合规要求。这一状态显著抬升合作的制度摩擦与组织成本，对科研组织运行与科研绩效造成反向压力。同时，在地缘政治竞争持续的背景下，脱钩可能呈现长期化、分领域化特征。在这一约束组合下，为平衡风险可控与知识生产的需求，美国高校推动合作以更可控、可分级的方式实现有限再耦合（recoupling）。有限再耦合指的是原有高风险联系断裂后，高校为维持知识流动和科研协作，对合作部分领域进行重构，有限再开放后，形成的新连接。^[39]

（一）合作逻辑转向

传统上，美国高校国际科研合作主要遵循开放流动、知识共享与学术互惠的效率逻辑。高校国际科研合作对象与合作形式通常以双边关系与实体流动交流为主导。然而，在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的背景下，美国高校国际科研合作逐渐被纳入国家安全框架。相应地，合作能否持续不再仅取决于学术价值和科研效率，而且还取决于合作的安全风险是否可控。在这一背景下，美国高校国际科研合作逻辑开始由效率优先转向以持续连接为核心。

由此，美国高校国际科研合作开始超越开放与安全间的二元对立，呈现出在风险控制中维持合作连续性的治理取向，其本质是建立在常态化治理中兼具风险防范与开放能力的高校国际科研合作范式。《第33号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实施指南明确提出，其目标是在防范外国政府干预和研发成果不当挪用的同时，维持开放环境，促进有益于美国和世界的研究发现与创新。该指南要求，美国各机构在实施研究安全政策时应保持美国研究体系的开放性和协作性。^[40]由此，美国高校国际科研合作的合作方式与行动主体相应发生重构。美国高校国际科研合作不再单纯追求双边合作扩展与人员流动增长，而是在安全边界、合规规则和风险分级的约束下，转向以风险可控和合作连续性为目标的有条件连接。

（二）合作方式重构

美国高校国际科研合作有限再耦合表现为合作载体的平台化重构。在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传统双边协议更易卷入敏感审查与政治波动的环境中。相较之下，多边平台能通过规则共识、风险共担等方式降低合作对单一双边关系的依赖，成为美国高校国际科研合作再耦合的重要载体。2024年，美国总统行政办公室在《向国会提交的关于国际科技合作的两年期报告》（Biennial Report to Congress on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operation）中明确提出，国际科技合作对于美国利益意义重大。面对国际合作新形势，应深化既有双边联盟与伙伴关系，开拓新关系，并加强多边科技论坛影响力。^[41]

以2023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启动的国际联合资助计划“全球中心”（Global Centers）为例，该计划明确鼓励美国与两个及以上伙伴国开展多边合作，强调许多全球性问题只能通过国际团队和多边机制加以应对。2024年，该计划由美国、加拿大、芬兰、日本、韩国和英国的资助机构共同参与，以生物经济为主题，支持6个中心，总资助额接近8200万美元。^[42]在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美国将高校国际科研合作重新嵌入由规则边界更清晰、责任分配更明确的制度化多边平台，使跨国知识生产在相对可控的制度空间内继续运行。因此，美国高校国际科研合作平台化重构的实质在于借助相对稳定的多边规则降低双边政治关系变化对科研合作的冲击，使国际合作能够在规定的安全边界内持续开展。这一转向具有明显的选择性。美国高校国际科研合作虽然通过多边平台继续开展国际科研合作，但同时也将合作关系更多引向和限制于其盟友和重要伙伴构成的“可信网络”。

（三）行动主体转型

美国高校国际科研合作的再耦合还体现为行动主体的重构。在地缘政治竞争加剧背景下，政府间合作、高敏感机构合作和正式科研安排最先受到冲击。这类合作往往具有较高政治可见度，易受外交关系波动的影响。相比之下，高校、专业协会、学术共同体等非国家行为体议题设置相对灵活、合作方式政治暴露度较低，能够在政府间合作受限时，为高校国际科研合作保留一定空间。

20世纪80年代，在美苏冷战的背景下，威廉·戴维森（William D. Davidson）与约瑟夫·蒙特维尔（Joseph V. Montville）提出“第二轨外交”（Track Two Diplomacy）概念，将其界定为区别于政府间正式外交的非官方、非结构化互动。^[43]当前，第二轨机制已成为安全化背景下，美国高校实现国际科研合作再耦合的重要补充通道。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与布鲁金斯学会在2025年发布的研究报告中指出，当前中美关系已经进入长期战略竞争阶段，官方合作空间明显收缩。非国家行为体则能够在政治高度紧张的环境下，以更低政治暴露度、更强专业性和更灵活的方式，为双方共同利益议题保留有限连接。^[44]在政府间合作和敏感科研合作受到安全化压力限制的情况下，高校、智库和学术共同体仍能够通过第二轨机制维持低政治暴露、问题导向和风险可控的有限学术连接。

综合来看，美国高校国际科研合作的有限再耦合，本质上是部分脱钩之后合作体系得以继续运行的现实途径。这种合作的运行逻辑在于通过重构合作形式、行动主体，在知识生产的开放需求与风险防控间寻求新的平衡。从这一意义上说，有限再耦合是安全约束日益常态化的背景下，美国高校国际科研合作得以持续运行的策略性调适，也是其在地缘政治竞争加剧背景下实现结构重组与功能延续的现实路径。

七、结语

从安全化理论视角看，地缘政治竞争虽然导致了美国高校国际科研合作的安全化趋向，但并未直接导致美国高校国际科研合作的线性收缩或全面中断，而是经由制度、组织与网络三个层面的连续传导，实现其安全化转向。这一过程并非单一政策工具的直接作用结果，而是风险叙事、赋权主体、组织情境与治理装置共同作用的实践过程。与此同时，出于维持知识生产与科研协同的现实需求，美国高校国际科研合作并未停留于线性收缩，而是在个别通道中表现出有限再耦合的趋势。地缘政治竞争加剧背景下美国高校国际科研合作的演化，不应被简单理解为开放与封闭的二元替代，而应被理解为在安全与开放张力中，通过制度重塑、组织调适与网络重构实现的结构性转型。这种安全化转型重塑全球科研合作网络的连接逻辑，显著提高了美国高校国际科研合作的制度成本与不确定性。随着国家安全标准逐步取代单纯的学术互补性，美国高校在选择国际科研合作对象时更倾向于进入由盟友和“可信伙伴”构成的制度化网络。原本依靠知识共享、学术互信形成的全球科研网络被重新切割，这种“有限再耦合”的合作网络加剧了全球高校国际科研合作网络的区域化、阵营化、圈层化趋势。面对这一趋势，中国应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保持并拓展对美科研合作，深化非限制领域协作，并依托多边平台和高校间非官方交流维系合作网络，持续促进知识生产与科研创新。同时，中国应拓展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科研联系，增强合作网络的多元性与韧性，避免对单一国家或合作通道形成过度依赖，在维护科研安全的同时保持知识生产体系的开放性。

（参考文献和注释见原文）

本文刊登于《比较教育研究》2026年9期，若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