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探，男，四川安岳人，重庆邮电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地缘政治、日本外交与安全战略。
来源：《太平洋学报》2026年第5期
摘要：本文通过全面梳理与分析战后日本对外安全合作的演进轨迹指出，日本对国家安全威胁的认知在经历“苏联威胁”与“多样化安全威胁”两大阶段后，已经进入以应对所谓“中国威胁”为主的第三阶段。为此，日本积极打造以日美同盟为核心、以日美印澳为中坚层、以“志同道合国家”为外围的多层网络安全保障体系，企图塑造“日美治下”的印太地区地缘政治新格局。随着这一进程的持续推进，日本对外安全合作的地缘政治色彩愈发浓厚，呈现出日美同盟“轴心化”、印太地区两翼协同联动、“战略伙伴圈”扩容升级等几大态势。日本以权力制衡与地区秩序重构为导向的对外安全合作将带来一系列地缘政治影响，不仅会加剧日益严峻的地区安全困境，加快日本由“和平国家”向“能战国家”转变，也会对我国的和平发展造成一定压力。对此，中国等地区国家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以便更好地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关键词：日本；对外安全合作；地缘政治博弈；权力制衡
根据国内学者对国际军事合作、安全合作、国际安全合作等相关概念的论述和释义，对外安全合作通常是指国际社会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国家集团，为了维护和实现共同的安全利益和安全目标，通过协调、对话、联合、结盟等方式，在安全领域进行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安全安排以及所采取的行动。当前，国际社会仍处于无政府状态，“自助与合作”这两种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手段具体到日本国家安全战略中，主要体现为增强自身防卫力量以及强化与盟国和“志同道合国家”的安全合作。正因为对外安全合作与国家安全战略密不可分，其既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实现国家安全战略所确定的国家利益和安全目标的主要手段之一，决定了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大转向以及安全威胁认知的转变，将会对日本的对外安全合作产生整体性影响，而这种安全合作一旦形成某种态势，又会对地区安全环境产生影响。随着近年来日本谋求军事扩张和“印太秩序”主导权的意识愈发强烈，其对外安全合作实际上已经脱离本国安全需求，成为一个关乎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大安全问题。
目前，国内学界关于日本对外安全合作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对日美同盟的研究。这类研究具有时间跨度大、全面深入、成果丰硕等特点，主要关注同盟的转型、调整以及地缘政治影响等问题。二是对日本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安全合作以及“日美+”的“小多边”安全合作的研究。这类研究近年来受到国内学界较多关注，不仅进一步拓展了关于日本对外安全合作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也促进了研究成果的多元化产出。三是对日本与国际组织的安全合作研究。这类研究的关注度相对较低，主要涉及日本与联合国、东盟、北约等全球性或地区性国际组织在国际维和、海洋安全、军事互动等方面的安全合作。此外，在对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研究中，部分成果涉及日本对外安全合作的论述，但往往过于笼统，未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由此可见，国内学者关于日本对外安全合作的研究存在“碎片化”“条块化”等问题，相关成果多分散于对日本与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开展的双多边安全合作研究中，而未将“日本对外安全合作”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单元进行专门考察，以致难以就日本对外安全合作的历史脉络、体系结构、互动逻辑、实施进程等予以系统性分析，从而无法洞悉其全貌和基本态势。
本文尝试将“日本对外安全合作”作为独立的研究单元，在全面梳理与分析战后日本对外安全合作演进轨迹的基础上，结合近年来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变化，力求揭示战后日本对外安全合作的内在变化规律，并试图回答以下问题：一是当前日本国家安全保障的核心问题是什么；二是日本为应对所谓“核心问题”提出了什么样的战略构想；三是该战略构想的动机以及实施手段如何；四是这一战略转向将带来何种地缘政治风险。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考察和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当前日本对外安全合作的总体情况与发展趋势。
一、战后日本对外安全合作的演进轨迹
二战结束后，在被美国单独占领以及美苏冷战的大环境下，日本通过与美国结成军事同盟来保障国家的安全与发展，并奠定了此后几十年国家安全战略的主基调。整个冷战期间，日本对外安全合作主要围绕如何在日美同盟框架下应对“苏联威胁”展开，这构成了美国在远东地区对苏联遏制战略的重要一环。随着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瓦解与安全威胁的日益多样化，日本对外安全合作的基本思路发生了很大变化，逐渐形成了双多边安全合作协调发展以及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合作统筹发展的新局面。
1.1 以日美安全合作应对“苏联威胁”（1951—1990年）
二战后日本对外安全合作肇始于1951年《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签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及朝鲜战争爆发后，为应对所谓“共产主义扩张”，美国对日政策开始由削弱转为扶持，试图在远东地区构筑对苏联实施战略遏制的“防波堤”。1951年，日美两国签署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正式结成军事同盟关系。自成立之初，日美同盟的非对称性特征就十分明显，日本在国家防卫上依赖美国，同时也服务于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由此决定了冷战时期日美安全合作“美主日从”的基本格局。
随着1954年军事力量完成重建以及在实施第一次“防卫力量发展计划”后自卫能力的不断增强，日本的自主防卫意识开始觉醒，要求改变“保护人”与“被保护人”的不平等关系。为此，1960年日美两国重新修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调整了双方的责任和义务。根据新条约，“在日本施政领域内，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武力攻击”，两国须“采取行动应对共同的危险”，开启了日美共同防卫日本的安全合作局面。但事实上，由于这一时期“日美两国并未就‘日本有事’时采取共同行动的具体内容进行规定，日美共同防卫体系实质上并不存在”。同时，为避免卷入美国在亚洲地区发动的“热战”，日本于1970年提出了“专守防卫”军事战略，规定“只在受到对方武力攻击时才可动用防卫力量”，实际上否定了派兵参与美国对外战争的可能性，为日美安全合作划定了上限。而且，“专守防卫”军事战略对日本防卫力量的行使程度作出了限制，规定“仅限于自卫所需的最小限度”，由此衍生出自卫队与美军在日本遭受武力攻击时如何进行分工协作等需要进一步明确和细化的问题。
20世纪70年代，“苏攻美守”的冷战态势加剧，由于“自卫队与美军之间并未开展实质性合作”，美国希望加强与日本的同盟关系以抗衡苏联，而日本也需要通过充实日美安全合作的内涵来增强同盟关系的可靠性。1978年，日美两国发布了首份《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用于指导两国军事部门在战时以及和平时期的分工与协作。《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出台标志着日美安全合作向更具实质意义的联合作战方向转变，为日美同盟的发展注入了强心剂。此后，日美安全合作开始从松散走向紧密，从务虚走向务实。具体而言，在作战指导思想上，日本积极配合美国对苏联的遏制战略，加强在北海道及关键海峡针对苏联的军事部署，并“提升日本周边海域海上交通线保障能力，强化海洋上空及水面攻击能力”，从而突破了只允许在本土实施防御作战的地理限制，将作战范围由近海扩大至1 000海里航线。为确保自卫队和美军能够在战时顺利进行联合作战，两国不仅广泛开展在共同作战、“有事法制”、海上通道安全等方面的“有事研究”，还致力于推动联合军事演习由单兵种对应训练向诸兵种实战演练方向发展，着力提升双方的战术协同能力。为促进日美军事装备与技术的双向合作，日本于1983年开始将美国列为不受“武器出口三原则”限制的例外国家，允许“作为两国交流的一环，向美国提供武器技术”。由此，日本开始在日美两国的紧密合作下发展防卫力量，日美同盟的内涵发生了根本变化，“不再只是防卫的政治框架，而成为具有明确作战对象的军事同盟”。
纵观整个冷战时期，受美苏两极格局以及本国发展战略制约，日本在对外安全合作方面“只是针对苏联开展防卫合作，完全没有防备其他威胁”，依靠日美同盟应对“苏联威胁”几乎构成了这一阶段日本对外安全合作的全部内容。
1.2 以双多边安全合作应对多样化安全威胁（1991—2013年）
20世纪90年代初，美苏两极对峙格局崩溃，国际安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日美两国面临的“苏联威胁”不复存在，促使日本对后冷战时期所处的安全环境重新进行评估，以朝核问题等“周边事态”为主的多样化安全威胁开始被视为威胁的主要形态。“9·11”事件后，日本将多样化安全威胁扩展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弹道导弹扩散、国际恐怖主义组织活动等新型威胁”范畴。为应对包括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在内的多样化安全威胁，日本开始将国家安全与地区及国际安全视为一个可以相互影响的安全整体，推动日美同盟由保卫日本本土安全向“地区干预”方向转型，并积极参与地区多边安全合作以及各类国际军事行动。
第一，推动日美同盟向“地区干预”方向转型。苏联解体从根本上动摇了日本与美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基础，一度导致日美同盟陷入“漂流”状态。但朝核危机等地区安全问题的出现使日本再度认识到，“日美安保体制将继续对日本的安全及周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发挥重要作用”。1996年，日美两国发布《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重申了日美同盟继续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并强调两国将开展合作，共同应对给日本的和平与安全造成重要影响的“周边事态”。1997年，日美两国修改了《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重点完善在“周边事态”发生时两国开展防卫合作的相关措施，包括自卫队向作战美军提供“后方支援”等具体规定。1999年，日本国会通过《周边事态法案》《自卫队法修正案》《日美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修正案》三项旨在落实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配套法案，以法律形式确认了自卫队协助美军干预地区事务的日美安全合作新架构。至此，日美两国借助所谓“周边事态”，经过一系列政策调整使日美同盟在冷战后得以延续，并进一步拓宽了日美安全合作的领域和范围，铺平了日美联手干预地区事务的道路。
第二，积极参与地区多边安全合作。寻求多边对话与合作以应对地区安全威胁是冷战后日本对外安全合作的重要特征。其中，在倡导以打击海盗为主的海上安全合作方面，日本表现得最为活跃。长期以来，日本将其伸向西南方向的海上航线视为“经济生命线”，并将其作为海洋安全保障的主要目标之一。20世纪90年代，东南亚水域成为全球海盗活动最猖獗的地区之一，严重威胁到国际航运和海上航道的安全。为联合地区各国共同保障海上航线安全，日本希望构建一个地区性的反海盗合作机制。从1999年首次提出地区国家联合打击海盗活动的倡议开始，日本以东盟为突破口，通过东盟“10+1”双边合作框架、主办亚洲反海盗国际会议等方式对地区各国展开外交攻势，力促反海盗合作机制构想的实现。经过多轮协商，2004年包括当时东盟十国在内的十六个国家在东京签署《亚洲地区反海盗及武装劫船合作协定》（ReCAAP），并组建“反海盗信息共享中心”。该协定于2006年正式生效，日本通过持续提供人员、资金和技术等支持事实上主导了这一亚洲多边反海盗机制。除推动反海盗合作机制建设外，日本还加强了与地区国家的安全对话与合作，如在朝核问题上利用六方会谈平台增强对半岛安全事务的话语权，在非传统安全合作领域与中俄韩等国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海上联合搜救演练。
第三，积极参与各类国际军事行动。冷战后，日本不仅赋予自卫队介入地区安全局势的权利，甚至还允许其在“努力为国际和平做出积极贡献”名义下参与过去被严格禁止的国际军事行动。1992年，日本出台《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铺平了实现海外派兵的法律通道。此后，在联合国框架下，日本先后向柬埔寨、莫桑比克、南苏丹等国派遣自卫队，执行停战监督、后勤保障、紧急救援等多种维和任务，足迹遍及亚洲、非洲和美洲。“9·11”事件后，随着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上升，日本扩大了参与国际军事行动的范围，派兵支持美国“反恐战争”以及亚丁湾国际反海盗行动。2001年，日本首次向印度洋派遣自卫队军舰，为美国主导的驻阿富汗联军提供燃料补给和后勤保障服务。2004年，在“支援伊拉克战后重建”名义下，日本自卫队赴伊拉克南部地区，开展人道主义援助以及向美国等他国部队提供补给运输。2009年，日本以打击索马里海盗、维护国际航道安全为由，向亚丁湾及索马里附近海域派出驱逐舰和巡逻机，为在该海域航行的船只提供护航。日本突破海外派兵禁区，派遣自卫队参与各类国际军事行动，既是冷战后多边安全保障理念在对外安全合作中的具体体现，也是其追求“政治军事大国”地位与发展外向型军事力量的必然产物。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由于冷战结束后安全威胁日益多样化，日本对外安全合作的目的、形式、内容等均发生了变化。保障本土安全不再是安全合作的唯一目的，“维护地区稳定”与“促进国际和平”也开始受到重视。合作形式突破了双边同盟的局限，走向了多方参与和多边治理。合作内容不再囿于传统安全议题，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成为安全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地缘博弈下日本多层安全保障体系的构建
进入21世纪，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东西方力量对比与国际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巨大的心理落差使日本一时难以适应历史发展的趋势，遂将中国崛起视为“最大战略挑战”，并将增强自身防卫力量与强化对外安全合作作为主要应对手段，而强化对外安全合作主要围绕构建多层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展开。从结构上看，日本的多层网络安全保障体系由核心层、中坚层和外围层构成，其中核心层倚重日美同盟，中坚层以日美印澳“四方安全对话”为主干，外围层以“志同道合国家”为基本组成单元。近年来，随着国家安全战略与“印太战略”的融合日益加深，日本推进多层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呈现出日美同盟“轴心化”、印太地区两翼协同联动、“战略伙伴圈”扩容升级等态势。
2.1 应对“中国威胁”成为日本国家安全保障的核心问题
二战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日本基于对周边国家实力的综合评估，认为“中国能力有限，对日本构不成直接威胁”，因此并未将中国视为真正意义上的“对手”。冷战结束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随着中日两国经济和军事实力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所谓的“中国威胁论”逐渐在日本盛行起来，并经历了一个从“潜在威胁”到“现实威胁”，再到“最大战略挑战”的演进过程。根据不同等级的威胁认知，日本采取的对策也有所不同，在应对“潜在威胁”时以防范为主，在应对“现实威胁”时力求建立权力制衡架构，在应对“最大战略挑战”时则着眼于战略全局进行整体谋划和系统性布局。
2013年，日本出台了二战后首份《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以及新版《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除继续渲染“中国威胁”外，与以往安保政策文件最大的区别在于对中国军事活动的“战略意图”进行了“定性”。作为日本国家安保层面的顶层战略文件，《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明确指出，全球力量平衡正在因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发生历史性改变，“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等海空领域提出与现行国际法规则相矛盾的主张”，其目的是“以实力改变现状”。在新版《防卫计划大纲》中，日本更是宣称中国“试图以实力改变现状的军事动向”将“危及地区与国际社会的安全”，直接把“中国威胁论”拔高到地区安全和国际安全层面。为应对所谓“中国威胁”，日本提出不仅要增强和扩大自身防卫力量，还要提升日美同盟的遏制力和应对力，积极推进与域内外伙伴国的双多边安全合作。由此可见，日本通过对中国的“战略意图”进行“定性”，将中国由“潜在威胁”上调为“现实威胁”，进而提出构建多层网络安全保障体系以应对“中国威胁”的初步构想，表明其对华战略开始从以防范为主进入以制衡为主的新阶段。
随着战略自主性的增强，日本试图将其地缘政治舞台由亚太地区延伸到印太地区。2016年，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出了涵盖政治、经济、安全等多个领域的“印太战略”。该战略融合了“自由与繁荣之弧”“民主安全菱形”“俯瞰地球仪外交”等战略构想和外交理念，主要目标是谋取地区秩序的主导权，实现手段是联合印太地区国家及西方合作伙伴对中国进行战略制衡。“印太战略”的出台为日本未来开展对外安全合作指明了方向，并推动其国家安全战略作出调整。2018年版日本《防卫计划大纲》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威胁论”的调门，认为中国崛起“增加了现存秩序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其“以形成有利的国际秩序和地区秩序以及扩大国际影响力为目标，正在导致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竞争日趋激烈”，从而将中国“改变现状”的说辞上升到“改变国际秩序”的高度。通过对国际秩序面临的“严峻挑战”进行渲染，大纲认为日本要“立足于自由开放的印太这一愿景，战略性地推进安保合作”，包括“强化日美同盟的遏制力和应对力，加强并扩大两国在各个领域中的合作”，以及“战略性地推进多方位和多层次的安保合作”，特别是要强化日美澳、日美印、日美韩、日欧等安全合作，从整体上勾勒出构建多层网络安全保障体系的地缘空间和基本架构。
面对“在日中关系中日本占据优势的战略环境转变为对华劣势的战略环境这一结构性变化”，日本于2022年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进行了重大修改，明确将应对“中国威胁”上升为日本国家安全保障的核心问题。一是在对华战略定位上，把中国视为“迄今最大的战略挑战”，认为“日本正面临战后最严峻复杂的安全保障环境”；二是将中俄进行捆绑，鼓吹两国“试图通过强化战略合作共同挑战国际秩序”，使“中国威胁论”升级为“中俄威胁论”；三是大肆炒作所谓的“台海问题”，将中国台湾定位为“极为重要的伙伴”，认为“中国在台湾地区周边海空域的军事活动使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正快速引发包括日本在内的印太地区以及整个国际社会担忧”。通过对“中国威胁”的浓墨渲染，日本以和平的“守护者”自居，宣称必须“在印太地区实现新的平衡”，以“防止特定国家轻易地单方面改变现状”。为实现这一目标，日本提出了包括继续加强构建多层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在内的综合性应对方案，更加明确地表示要“以日美同盟为基轴，通过‘四方安全对话’等机制深化与‘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并且“在构筑多层安全合作网络的同时，进一步扩大合作网络的覆盖面并强化其遏制力”。
上述事实表明，自2013年“安保三文件”将中国视为“现实威胁”以来，日本开展对外安全合作的指导思想再次受到对抗性地缘政治法则支配，合作目的开始转向权力制衡，合作形式愈发突出“小多边主义”。面对中国崛起以及国际权力结构变动，日本通过系统性调整国家安全战略，试图“重置”在地区安全合作中的角色，极力将自身塑造成为国际秩序的“守护者”和“建设者”，为此积极构建多层网络安全保障体系，打造排他性和对抗性的区域安全合作架构，以此增强对华战略制衡能力。
2.2 日本多层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建设的战略推进
随着国家安全战略与地缘战略的融合日益加深，日本着眼于权力制衡和地区秩序重构，在对外安全合作领域按照不同等级标准，积极推进多层安全保障体系建设。一是在核心层强化盟友级安全合作，着重提升日美同盟在西太平洋地区对华遏制力、威慑力以及地区事务介入能力。二是在中坚层加速推进准盟友级安全合作，依托日美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联手印度和澳大利亚共同塑造地区秩序，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两侧对中国形成战略牵制。三是在外围层扩大战略伙伴级安全合作，通过建立广泛的安全合作关系，特别是联合具有“相同价值观和共同战略利益”的域内外国家，对中国形成多方多线牵制。由于各层之间还交叉串联着一系列“小多边”安全合作，多层安全保障体系的“网络化”特点十分明显。近年来，日本多层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建设进入“提速期”，并呈现出日美同盟“轴心化”、印太地区两翼协同联动、“战略伙伴圈”扩容升级等几大态势。
（1）日美同盟“轴心化”
日本利用“与美国在地区与国际力量平衡方面共同的威胁认知”这一日美同盟最重要的资产，通过全面强化日美安全合作，着力提升日美同盟对中国的遏制力和应对能力，将过去的“延伸威慑”发展成“同盟威慑”，以实现日美同盟由日本安全保障的基轴向地区安全保障轴心的历史性转变。
首先，日本始终与美国对华战略保持高度一致。2012年以来，美国持续推动其全球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而后扩展为“印太战略”，并将中国确定为“最严重的系统性挑战”。日本2013年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表示，“在美国重视亚太地区的国防战略下”，要“打造层次更加丰富的日美同盟”。为此，2015年日美两国通过修改防卫合作指针，确立起构建“全球化”“立体化”“无缝化”的防卫合作目标，谋求建立共同的威慑态势。2022年，在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文件中，日本首次将中国定位为“迄今最大的战略挑战”，并提出发展“对敌基地反击能力”以及大规模军备扩张计划，以紧密对接美国战略需求。随着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作用持续增强，同盟的性质正从“保护同盟”转变为“向印太地区投射力量的同盟”。
其次，推动日美同盟“转守为攻”。随着日本在对华安全战略上不断向美国靠拢，两国安全合作开始朝着深度介入地区安全事务的方向发展。在东海问题上，中国的钓鱼岛被“纳入”日美防卫合作范围，美军机频繁闯入中国防空识别区，日本持续加强在西南离岛的军事部署。在南海问题上，日美不断强化所谓“航行自由行动”，常态化开展双多边军事演习，提升在南海及其周边海域协同作战的能力。2021年所谓的“台海问题”首次被写入日美联合声明，其后日本加快了前沿军事部署，在邻近台湾地区的岛屿上组建导弹部队。
最后，加快推进日美军事一体化发展。为构建日美联合作战体制，自卫队与美军加快了一体化进程。在共同指挥方面，建立起联合作战协调中心、各军种协调中心等协调机制，以“提高日美同盟的运作效率和协同效应”，并最终实现“在以跨域作战和混合战争为特征的现代战争中并肩作战”。在作战运用方面，日美联合军演不断朝着离岛防御、反潜作战、网电攻防等战术层面发展，呈现出频次高、规模大、领域宽、融合深等新特点。在装备通用化方面，日本大批量采购美式先进主战装备，快速扩充和全面升级武器库，进一步提高日美军事装备的通用性。
日美安全合作的强化升级使美国有意打造以美日为基础的区域“小多边”安全合作架构，力促形成美日澳、美日印、美日菲等“美日+”安全合作网络，为最终建立“亚太版北约”铺平道路。这使日美同盟在美国亚太安全战略中的角色地位发生了根本转变，由“辐辏式”同盟体系中的“辐条”转变成“网络式”同盟体系中的“轴心”，并为日本构建多层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创造了有利条件。
（2）印太地区两翼协同联动
位于印太地区东西两翼的澳大利亚和印度，是日本“印太战略”的重要支撑国家，也是在太平洋和印度洋方向对中国形成战略牵制的“关键国家”。在推进多层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建设的进程中，日本力求将澳大利亚和印度进一步打造成印太地区两翼的“战略支柱”，与两国在安全领域的互动十分频繁，防务合作不断升级。
一方面，日澳间的安全合作自2014年“特殊战略伙伴关系”确立以来驶入快车道，两国相继签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军事情报保护协定》《防卫装备品及技术转移协定》等一系列安全协议，旨在全面加强在联合演习、情报共享、军备研发等方面的合作。2022年，日澳经过多年磋商，签署了允许双方在对方领土部署军事力量的《互惠准入协定》，标志着两国在推进防务合作方面迈出“划时代”的一步，达到仅次于日美同盟的紧密程度。同年，在新版《日澳安全保障联合宣言》中，两国又将“特殊战略伙伴关系”提升至“印太支柱”的高度，大肆鼓吹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宣称要通过强化安全合作形成“有利的战略平衡”，表明双方将共同塑造“印太新秩序”的强烈意愿。
另一方面，日印间的安全合作在莫迪政府提出“东向行动政策”后快速升温，两国于2014年确立了“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在该框架下，日印先后签署《防卫装备品及技术转移协定》《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等安全协定，推动了各层级安全对话与合作走上机制化、常态化的发展轨道。2015年，印度正式接纳日本作为其主导的“马拉巴尔”军事演习永久成员，并将该演习推进至西太平洋。2018年开始，日印将双边联合军演由海上扩大到陆地，在米佐拉姆邦实施了首次陆上联合作战训练。2019年，日印外交安全“2+2”对话被提升至更高层次的部长级，以“强化两国安全与防务战略合作的深度”。
与此同时，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也在“提档升级”，并在2021年首次四国领导人峰会召开后逐渐演变为以首脑峰会为战略引领的多层次、多领域对话合作机制，四国间的战略联动能力进一步提升。为补齐美日印澳四方中的“力量短板”，美日两国还通过“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合作框架帮助澳大利亚获取核潜艇技术等先进军事能力，以增强其对华的遏制能力。
当前，日本与澳大利亚、印度两国在安全与防务领域建立起比较坚实的政治基础和制度保障，“准同盟”关系基本成形，“小多边”安全合作势头强劲，澳大利亚和印度正成为支撑日本多层网络安全保障体系的中坚力量。
（3）“战略伙伴圈”扩容升级
为了从不同地缘方向、不同安全领域对中国形成牵制，日本多层网络安全保障体系的外围层建设主要以相同意识形态和共同战略利益为纽带，致力于打造一个囊括周边国家和域外势力在内的广域“战略伙伴圈”。
首先，提升与东盟国家的安全合作水平。东南亚地处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交汇处，在日本“印太战略”中占据重要位置。为达到对华“规则制衡”和“多点牵制”的双重战略效果，日本与东盟国家的安全合作在不同层面采取的策略有所不同，地区层面主要以推动共同构建“印太秩序”为主，国别层面重点支持南海“声索国”强化海上安保能力。2019年，以东盟提出“东盟印太展望”为契机，日本加强了与东盟国家的安全合作：2023年将日本与东盟的双边关系由“战略伙伴”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试图在“印太框架”下推进与东盟的战略对接，以“尽可能形成新的地区秩序”；2021—2022年，日本先后与印尼、越南以及泰国签署了《防卫装备品与技术转移协定》，扩大对东盟国家的军备出口；继印尼之后于2022年举办了日菲首次外交安全“2+2”会谈，旨在全面提升两国防卫合作关系，深化与“南海支点国家”的海洋安全合作。
其次，扩大日韩“安全关切”范围。日韩安全合作主要由朝鲜半岛问题驱动，但因两国长期存在历史遗留问题和岛屿争端而时常处于不稳定状态。2022年，时任韩国总统尹锡悦奉行亲日政策，日本顺势重启两国首脑“穿梭外交”，恢复了《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司局级外交防务安全对话等安全合作机制，推动日韩安全合作重回正轨。日韩关系的回暖带动了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走向深化，2022年三国举行的外交、国家安全、军事、情报等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三边磋商以及领导人峰会多达40次，安全关切的重点也开始向台海局势、经济安保等半岛以外问题拓展。
最后，拉拢北约等域外势力干预地区事务。2014年，日本与北约签署了所谓的《国别伙伴合作计划》，此后不断强化与北约的安全合作，于2018年开设驻北约总部代表处，2022年加入北约网络防御中心，并频繁参加北约联合军事演习。随着近年来北约加快向印太地区扩张的步伐，日本积极支持其设立东京“据点”，加强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以联手应对所谓的“中俄威胁”。此外，为深化与西方阵营的地缘政治联动，日本还加强了与英国、法国、加拿大等西方主要国家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协调，特别是推动南海、台海等地区争端向所谓的“国际化”方向演变。
多层网络安全保障体系构想在日本提出的最初几年并未形成气候，但随着大国关系进入战略竞争期、世界各主要国家相继出台并推行“印太战略”，以及全球与地区形势出现新的变化，其推进活动开始“借势加速”，并逐渐形成日美同盟向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轴心”转型、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的战略联动能力持续增强、日本的“战略伙伴圈”由域内进一步扩展至域外等几大态势。
三、日本构建多层网络安全保障体系的战略动机
纵观二战后日本对外安全合作的演进轨迹，可以清晰地发现应对“地缘威胁”再度成为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主基调。这种“回归”并不只是日本对地缘政治现实的重新审视，也是对地缘政治环境变动作出的被动反应。由于国际政治格局、中日实力对比、国内政治生态等已发生深刻变化，当日本将“中国威胁”视为国家安全保障的核心问题并致力于构建多层网络安全保障体系时，除应对中国本身外，还隐藏着更深层次的战略诉求和更长远的战略考量。
（1）借力牵制中国
日本明确将中国视为“最大战略挑战”，但“独自遏制中国十分困难”，构建多层网络安全保障体系的直接目的就是要借助外部力量形成对华战略牵制，避免出现“单打独斗”的不利局面。在日本对华制衡战略中，美国因其强大实力与唯一盟国身份成为其最重要的倚重对象。长期以来，中美日三国维持着一种微妙的“非对称性平衡”，日美两国虽为盟友，但中美关系才是主要矛盾，并对中日关系具有一定制约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中美关系的稳定构成了中美日三角关系稳定的前提和基础。但由于中国崛起与美国力图维持“单极霸权”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美国对华战略由“接触为主”调整为“遏制为主”，导致中美日三角关系走向失衡，从而使日本“在地缘政治上处于有利位置”，为其“倚美制华”甚至“促美制华”创造了条件。在美国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后，日本将中国由“潜在威胁”上调为“现实威胁”，并通过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强化日美同盟的遏制力。当美国把中国定位为“最严重的系统性挑战”后，日本开始大肆炒作中国“对西方自由国际秩序的威胁”，宣称中国为“迄今最大战略挑战”，并将日美同盟视为“维护既存国际秩序的顶梁柱”。正是借助美国全球战略布局调整的这股“东风”，全力支持日美同盟朝着“遏华制华”方向发展，日本才敢频频介入地区安全事务，对中国显露出愈发强硬的姿态。
尽管日本以配合美国对华战略调整换取“霸权护体”，但也认识到美国国力和影响力下降且过度依赖单一国家可能存在的风险。为更好地保障国家利益和实现国家安全目标，日本认为必须借助那些与本国拥有共同价值观和战略利益的“志同道合国家”的力量，构建以日美同盟为核心的多层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形成多线多方牵制中国的战略态势。为借助拥有共同价值观的西方国家和政治集团的力量，日本高举“维护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的大旗，利用七国集团、北约峰会、日欧峰会等合作平台操弄涉华议题，加强政策协调，采取“价值观制衡”和“规则制衡”的策略向中国发起外交和舆论攻势。对于在印太地区特别是中国周边地区与本国拥有“共同战略利益”的国家，日本以“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为口号，不断向菲律宾、越南、印尼等国提供军事援助，通过开展战略对话和双多边联合军演强化安全合作，从地缘政治层面对中国形成牵制。对于那些“既拥有共同价值观又共享战略利益的地区关键国家”，由于能够同时在意识形态层面和地缘政治层面发挥其牵制作用，因而成为日本借力的重点对象，如澳大利亚、印度等国，都是按照“准盟友”级别与之发展关系，并被视为支撑多层网络安全保障体系的中坚力量。
（2）谋取地区主导权
如果说借力牵制中国是日本构建多层网络安全保障体系的表层动机，其深层动机则是试图在这一过程中谋取地区主导权。日本一直抱有扩张野心，并在二战时期达到顶峰，但最终以惨败收场。二战后日本确立了经济优先的国家发展战略，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长期保持低调，对军事介入地区安全事务持明确否定立场。冷战结束后，经济大国战略目标的实现以及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激活”了日本的地缘政治野心，时任日本首相的海部俊树直言不讳地向美国提出“必须以美、日、欧三极为主导形成世界新秩序”，妄图再续日本“主宰亚洲”的历史迷梦，但终因与美国的“单极霸权”战略目标相冲突而被迫放弃。进入21世纪，日本相继提出“自由与繁荣之弧”“民主安全菱形”“价值观外交”“积极和平主义”等外交和安全理念，企图扩大国际政治和军事影响力。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并取得显著成效后，日本对地区主导权的渴望更加强烈而推出了“印太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根植于欧亚大陆不同，日本的“印太战略”以海洋为纽带，旨在强化与印太地区海洋国家的合作与联结，围绕海洋秩序的主导权“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体现出明显的“以海制陆”地缘战略思想。日本的“印太战略”以经济合作、安全保障以及规则塑造为核心支柱，表明其地缘野心并不止于地缘经济主导权，还想谋求地缘政治主导权和地缘秩序主导权，即“致力于将印太地区发展成为囊括防卫、经济、外交等全面合作且提供丰富国际公共产品的地区”。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日本需要通过加强与传统盟友和域内外合作伙伴的安全合作谋求更多地区主导权，以及将西方“价值观和规则”扩展到整个印太地区。
日本构建多层网络安全保障体系是其国家安全战略和“印太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主要围绕应对地缘政治挑战和地区安全问题展开，同时也服务于地缘秩序主导权争夺和地缘经济竞争两大战略目标，在凝聚价值共识、推进战略对接、编织伙伴关系网络等方面提供支持，以及将经济安保相关议题深度植入“小多边”安全合作进程。这反映出日本构建多层网络安全保障体系背后隐藏着很深的权力动机，即通过削弱和限制中国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以及地缘秩序变动中的现实和潜在影响力，主导印太地区事务。
（3）撬动“战后体制”
“战后体制”是指二战后日本在美国主导下所确立的政治、经济以及安全保障的模式和制度，旨在将日本重塑为不再对地区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的国家。其中，“和平宪法”是日本“战后体制”的灵魂与核心，基于其内在的和平主义精神，形成了“专守防卫”原则、禁止海外派兵、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武器出口三原则”等一系列军事自我约束机制。这些机制共同构成了日本的“和平宪法”体制。“和平宪法”体制是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根本制度保障，也是日本谋求政治军事大国地位的最大制度障碍。在难以直接修改“和平宪法”的现实面前，利用对外安全合作之名订立新规，以逐步蛀空“和平宪法”根基成为冷战后日本撬动“战后体制”的惯常做法，如《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的出台突破了海外派兵的禁区，“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大幅放宽了对武器装备出口的限制，“新安保法案”的通过使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成为可能。
在推进多层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建设的进程中，日本将拥有“共同价值观和战略利益”的国家纳入“志同道合国家”的范畴，通过渲染所谓的“地缘政治挑战”，为其进一步突破“军事限制”打开了便利之门。当前，日本正通过加强与“志同道合国家”的防务与安全合作不断冲击“战后体制”。在军事力量合作方面，继日澳、日英、日菲签署《互惠准入协定》后，积极推进与法国的相关谈判，谋求自卫队海外部署的常态化和多点化，以及将更多域外势力引入本地区。在对外援助方面，突破“和平宪法”对军事援助的刚性约束，建立向“志同道合国家”特别是印太地区国家提供军事支持的“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机制，以“从多个方向形成对中国的战略牵制与围堵”。在军备研发方面，加入“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这一新组建的军事联盟，支持澳大利亚发展“先进作战能力”，增强其在南太平洋地区对中国的遏制能力。
随着多层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建设的持续推进，日本将最大限度地利用与美国及“志同道合国家”的防务与安全合作，消解基于“和平宪法”精神所形成的军事自我约束机制，不断扩大地区军事影响力，进而彻底摆脱“战后体制”对自身军事发展的限制。
四、当前日本对外安全合作的地缘政治影响
历史经验表明，建立在对抗与遏制逻辑上的权力平衡极不稳定，为追求本国利益而无视周边国家安全的行为不但无益于改善自身安全环境，还会激化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在世界军事斗争与国际安全形势剧烈动荡之际，日本不断强化以战略制衡为导向的对外安全合作，谋求建立多层网络安全保障体系，无疑将给地区安全稳定、中国和平发展以及日本未来走向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
（1）加剧东亚地区安全困境
东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环境复杂敏感，加之近年来中美战略博弈、北约持续东扩等因素引发的地缘政治对抗与冲突，地区安全格局分裂趋势愈发明显，安全困境问题十分突出。缓解和摆脱安全困境应当通过协商对话增进政治和战略互信，构建建设性安全互动关系，特别是需要对潜在危机进行有效管控，防止因“擦枪走火”导致局势失控甚至开启战端。但日本反其道而行，将应对“地缘威胁”视为国家安全保障的核心问题，把构建多层网络安全保障体系作为主要应对手段，使东亚合作与地区安全面临新的挑战。
一是基于敌我对立与零和博弈底层逻辑的安全理念将推高地区冲突风险。日本大肆炒作中俄等“地缘威胁”，特别是将中国定位为“迄今最大战略挑战”，表明其国家安全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敌我二元对立的思维所主导。一旦将本国安全与周边国家安全生硬割裂，国家就会掉入零和博弈的陷阱，为追求自身安全利益最大化，忽视甚至损害他国安全利益。在这种安全理念指引下，日本采取对抗性手段来应对所谓“地缘威胁”，将进一步增加地区国家间战略互疑和战略误判，推高地区冲突风险。
二是“同盟泛化”及排他性“小多边”安全合作将加剧东亚安全格局分裂与阵营对立。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安全合作一度呈现出多元化发展势头，形成了东盟地区论坛、上海合作组织等各类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机制，对增进成员国政治互信、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日本为了构建多层网络安全保障体系，最大限度地整合其战略资源，在强化日美同盟关系的同时，不断升级与澳大利亚、印度、菲律宾、英国等战略伙伴的外交关系与军事合作，打造以日美为核心的“小多边”安全合作体系，导致东亚地区“正在形成日本与俄罗斯、中国和朝鲜三国军事安全对峙的局面”。由于这类同盟关系与“小多边”合作在战略诉求上以遏制“战略对手”为根本目的，议题设置聚焦海洋安全等地缘政治问题，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和针对性，这对建设以普遍、平等与包容理念为指导的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构成极大威胁，将进一步加剧东亚安全结构的失衡状态。
（2）加大中国和平发展的外部压力
日本对华采取制衡战略，构建具有针对性的安全合作机制，将给中国在周边安全环境塑造、国际合作空间拓展、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等方面带来挑战，使中国和平发展面临一定压力。
一是恶化了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睦邻友好的周边外交方针，积极营造有利于地区稳定的周边安全环境，通过共享发展机遇与红利消除周边国家的担忧和疑虑。而日本将中国视为“最大战略挑战”，对华实施战略围堵。在南海加强与菲律宾、越南等国的海洋安全合作，导致南海局势愈发紧张；在台海协助美军将所谓的“第一岛链”打造成“导弹链”，意图“对可能来自大陆的武力攻击形成威慑”；在中印边境地区不断深化日印陆上和空中军事力量合作，强化从内陆方向对中国的牵制。日本在中国周边地区开展具有针对性的军事安全合作，已经对中国的周边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二是增加了中国拓展国际合作空间的阻力。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发展需要广阔的国际合作空间，为此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把本国发展与世界发展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日本针对“一带一路”倡议出台“印太战略”，从经济合作、海洋安全和秩序构建三个层面与中国展开地缘竞争，这将加大中国在东南亚、南亚、非洲等地区拓展国际合作空间的阻力，甚至被迫卷入激烈的地缘战略竞争。与此同时，日本通过与盟国、“准盟国”、战略伙伴等进行利益捆绑，打造具有对抗性和排他性的区域安全合作架构，也将使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和地区面临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挑战。
三是加大了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阻力。当前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中国作为推动该体系变革的重要力量提出了“四大全球倡议”，为处于十字路口的全球治理指明了前进方向。日本利用国际秩序动荡调整之机，使国际力量朝着符合其自身利益的方向分化重组，以大国竞争为契机在国际社会上颠倒黑白，大肆渲染中国等新兴国家崛起导致“日美欧的压倒性优势正在瓦解”，刻意制造“秩序破坏者”和“秩序维护者”二元对立叙事，自认为在当前国际秩序中“肩负着前所未有的重大使命”，积极联合美西方国家构建所谓“新的世界秩序”，意图挣脱二战后国际秩序束缚。这不仅对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造成严峻挑战，也使中国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过程中面临更大阻力。
（3）加快日本由“和平国家”向“能战国家”转变
受以“和平宪法”为核心的“战后体制”约束，二战后日本军事力量的发展遵循“专守防卫”原则，其军备规模和军费支出总体上保持在一定范围内。冷战结束后，为服务政治大国战略的现实需要，日本开始对国家安全战略进行调整，不断扩大防御体系的边界范围，突破“海外派兵”的政策禁区。当前，日本构建以日美同盟为核心的多层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势必加速其扩军备战的步伐，尤其是发展进攻性军事力量，力图使“自卫队未来能够发挥某种程度的‘矛’的功能”，推动日美同盟形成“攻守兼备”的战略态势。在应对“地缘威胁”的叙事逻辑下，日本对其国家安全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2022年出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三份安保文件中，日本对未来十年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原则、总体目标、实施路径等作出规划部署，确立起新的政策框架。新安全战略基于现实主义权力观，着眼于全球力量对比发生的历史性变化以及日趋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在战略导向上突出“以海制陆”思想，通过加强与盟国和“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以“实现印太地区新的平衡”，重塑地缘政治秩序。在防卫支出上突破GDP1%的上限设定，追求防卫费用的跨越式增长，主要用于大批量采购美式先进武器装备以及尖端军事技术研发。在军备发展导向上主张拥有“对敌基地反击能力”，积极打造以中远程导弹为核心的进攻性军事力量，着力提升在区域威慑力量格局中的地位。
日本新一轮国家安全战略调整突破了“战后体制”对日本军事力量发展规模和基本性质的规约，其实质是以“保障国家安全”和“维护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之名掏空“专守防卫”基本原则并颠覆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彻底摆脱“二战枷锁”，使日本成为“‘能战’的军事强国”。
五、结 语
本文通过全面梳理与分析二战后日本对外安全合作的演进轨迹发现，从冷战时期应对“苏联威胁”到冷战结束后应对“多样化安全威胁”，再到当前应对所谓“中国威胁”，日本对国家安全威胁的认知再度受到以地缘政治对抗为导向的现实主义权力逻辑的支配。在不同历史时期，日本在地区安全合作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冷战时期为美国对苏联遏制战略的“被动接受者”，冷战结束后转变为地区安全治理的“主动参与者”，当前则标榜为地区秩序的“积极建设者”。为塑造有利的地区安全环境，日本通过全方位调动与整合资源，积极打造以日美同盟为核心、以美日印澳为中坚层、以“志同道合国家”为外围的多层网络安全保障体系。随着国家安全战略与“印太战略”的融合日益加深，日本推进多层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建设既突出对华权力制衡，也重视对地区秩序的“重塑”，由此呈现出日美同盟“轴心化”、印太地区两翼协同联动、“战略伙伴圈”扩容升级等态势。
与冷战时期应对“苏联威胁”所处的国际环境不同，日本再次将“地缘威胁”视为国家安全保障的核心问题时，绝非仅仅是一种对外部安全环境变化的被动反应，其主动参与地区大国权力角逐的地缘政治野心十分强烈。日本构建多层网络安全保障体系除应对所谓“中国威胁”外，背后还隐藏着谋取地区主导权、撬动“战后体制”等深层次战略动机，企图利用大国博弈长期化以及新旧国际秩序转换之机塑造“日美治下”的印太地区地缘政治新格局。日本这一战略调整无疑将给地区和平与稳定带来一系列复杂的地缘政治影响，不仅会加快本国由“和平国家”向“能战国家”转变，还会加剧日益严峻的地区安全困境，同时也会给中国的和平发展进程造成一定压力。
日本推进多层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建设是其在安全领域追求战略自主性的集中体现，但其能否成为一个真正具有强大自主行动能力的“战略性参与者”受到内外多种因素的制约，其中美日同盟是最主要的外部制约因素。当前阶段美日同盟仍然是日本外交和安保政策的基轴，日本追求战略自主性还无法完全脱离美国的全球战略轨道，而美国的全球战略又受到国内政治周期影响，例如特朗普政府推行的单边主义和“美国优先”外交政策使日美同盟的运作机制有所放缓，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日本推进多层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可资借助的外部动能。但从长期来看，美国亚太同盟架构网络化转型与日本构建多层网络安全保障体系正处于同一历史进程和地缘政治场域，彼此间存在较强的战略合作黏性。由于日美两国在应对“地缘威胁”方面具有“共同利益”，日本充当美国遏制中国的“马前卒”既有基于自身安全利益的现实考量，也有着眼于未来日美同盟权力关系调整等深远的战略谋划，即如何与美国“共享地区权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尽管日本与美国在构建地区安全保障体系方面具有共同的战略对手，但战略动机却不尽相同。美国推动地区同盟关系网络化转型本质上是服务于其维护全球霸权的战略需要，而日本构建多层网络安全保障体系更多是出于对美国霸权衰落的担忧，即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以及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优势正在衰减。采取“两面下注”的战略设计可以应对地缘政治层面的这种不确定性。一方面，强化日美同盟不仅可以增加被盟友“抛弃”的成本，还能够借力推动“日美+”的“小多边”安全合作，扩大同盟的地区辐射力及自身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另一方面，加强与“志同道合国家”特别是域内外中等强国的安全合作并使之网络化，能够填补“特朗普主义”可能造成的国际秩序混乱以及由此产生的权力真空，提前做好应对未来美国霸权衰落等地缘政治的重大不确定性准备。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构建多层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可视为主动应对世界或将进入“后霸权时代”的地缘战略布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