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曲文轶，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教授；贾鹏悦，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2025 级博士研究生

来源：《国际论坛》2026年第4期

【内容提要】 1991 年苏联解体引发欧亚地缘版图重构，哈萨克斯坦由此开启国家身份建构进程。在三十余年转型历程中，哈萨克斯坦既要剥离“苏联人”的旧有认同，又须重塑具有主体性的民族国家身份。基于批判地缘政治视角，文章考察了哈萨克斯坦精英如何工具化地运用地缘思想，将国家战略诉求转化为特定的身份建构叙事。研究发现，哈政权在不同时期先后调用独联体、欧亚主义及突厥世界地缘观，并进行“空间化”战略延展与“历史化”叙事重构：独立初期，依托独联体框架，通过“协调式空间化”与“节制式历史化”平稳应对了转型冲击；在欧亚主义为核心的文化重构期，通过“包容式空间化”与“互构式历史化”达成了哈俄族群的认同妥协；在回归突厥世界的民族强化期，凭借“战略式空间化”与“溯源式历史化”完成了对传统依附格局的解构。这一过程深刻反映了哈萨克斯坦新兴主权意识与后苏联历史遗存间的复杂博弈。俄乌冲突爆发后，哈萨克斯坦加速“去俄化”与“去中心化”进程，确立“突厥摇篮”的文明中心地位，将突厥地缘建设与多元外交结合，拓展战略斡旋空间并嵌入全球供应链，以巩固国家主体性并提升国际地位。

【关键词】 哈萨克斯坦；国家身份建构；批判地缘政治；空间化；历史化

现代国家是人类社会最有效的政治组织形式，也是情感共同体的制度载体。自 19 世纪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形成以来，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国家形态完成了从帝国向民族国家的深刻转型。二战后，民族国家逐步成为国际秩序的主导单元；1991 年苏联解体催生了最后一批新独立国家，民族主义思潮再度兴起。三十余年来，后苏联国家转型始终伴随未竟命题——如何在现代主权与历史遗产间真正完成国家身份建构。俄乌冲突是后苏联空间身份问题的极端体现。危机表明，若国家的独立叙事无法与历史影响划定清晰的边界，认同模糊与地缘摇摆极易转变为不稳定因素，故重新审视区域内国家身份建构进程具有现实意义。

作为中亚地缘枢纽，哈萨克斯坦的国家转型尤具代表性。受制于身份遗存、人口结构及地理属性，哈国身份建构始终深嵌于地缘政治转型变局中。地缘政治思想成为哈国应对外部生存压力的战略工具及整合内部认同的理论资源。本文系统考察了哈国政府在工具理性下采用的三种地缘政治思想，揭示了其在哈国身份建构中的运作机制与演进逻辑。基于批判地缘政治学对地缘政治想象的审视，本文认为哈国身份重塑是政权运用地理话语对国家身份的再定义，并围绕空间与时间两个维度建构国家主体性的过程。据此，本文将建构实践凝练为“空间化”与“历史化”两条路径，以为理解后苏联国家转型提供新的解释视角，并展望其未来身份走向。

一、地缘政治思想与身份建构的内在逻辑

国家身份建构与地缘政治思想之间存在内在关联。批判地缘政治学认为，地理空间并非中立存在，而是在政治话语中被持续想象与重构。由此，哈萨克斯坦国家身份建构可被理解为“空间化”与“历史化”相互交织的过程。

（一）国际关系中的身份认同本体论

身份是个体对自我的感知过程及内在自我领悟的产物，亦依赖于他者的认知与再现，因此，身份是由内在和外在建构而成的。温特（Alexander Wendt）认为，国家拥有个体性与团体性、类属性、角色性及集体性四种身份，其中“集体身份”尤为关键，它将自我和他者关系引向逻辑终点——认同。作为一种认知过程，认同在群体内部模糊了自我—他者界限，在交界处产生完全的超越，以此确立群体内外的新边界。因自我—他者的二元划界，国家认同天然内含排斥与包容：若身份建构仅依赖对他者的差异化界定，被认同者独特特征与他性维度被强调，共性被遮蔽后极易引发认同冲突；身份建构在内化被认同者价值观的同时，必然伴随对他者其他身份的消除与抑制。国家建构的核心命题之一，便是“如何和平、平稳地实现这种必要的排斥”。为解答该命题，应认识到国家认同是内外互动中持续生成的动态变量，它映射了国家自我形象与外部形象的协调，更体现了特定文化政治在权力、空间上的超越与延展。

基于对“包容与排斥”张力的不同处理方式，现代国家身份建构衍生出三条实践路径：一是民族认同路径，依托共享的历史记忆与血缘文化资本进行情感动员；二是国家认同路径，基于法律制度与公民责任确立政治合法性。然而，在现实政治建构中，单纯的排斥或包容往往难以维系。库齐奥（T. Kuzio）指出，东西方国家都建立在坚实的民族基础上，公民制度与民族实践高度交织，由此出现第三条路径——混合认同，即现代国家建构包含民族认同建构和国家认同建构双进程。二者在权力平衡、政治参与和资源配置等多维博弈中并行演进。无论国民构成如何，国家合法性最终都建立在公民对政治权威的服从与基于文化归属的集体认同之上。

（二）地缘政治想象中的身份重塑

对国家这一“团体自我”而言，身份存续依赖内部自我定义与外部他者承认间的互动，国家身份认同确立于他者差异性与历史延续性的辩证中。为了使政治共识转化为国际合法性，国家必然会将观念投射于特定地缘政治场域中，并将其具象化，即在特定地缘政治空间中界定自身利益和优先事项，将观念与利益相结合，塑造与其他行为体的互动模式，并通过行使给予或拒绝“承认”的权力划定主体边界。从外部审视，温特认为日益增强的相互依存及共同他者的存在是催生集体认同的关键动力。对于后苏联国家而言，在身份重构过程中，俄罗斯就是无法回避的“他者”：一是苏联行政区划形成嵌套的民族结构；二是俄语作为深度社会资本制约了本土文化替代；三是俄主导的多边组织限制了主权伸张空间。从内部审视，国家在协调“民族认同”与“公民认同”时，通常采取内外并举的整合策略：对内经由中央强化、区域自治与文化政策以凝聚身份共识；对外则借助地缘政治叙事与国际制度参与以重塑国家形象。由此，地缘政治绝不仅是物理边界的构筑，更是区分自我与他者的意识形态构建过程。

进一步地，地缘政治想象正是植根于地缘政治概念之上，后者通过赋予意义与组织逻辑，将原本不相关的愿景整合进统一体系。具体而言，地缘政治想象由正式地缘政治、实用地缘政治、大众地缘政治共同编织而成，其超越了传统地理战略竞争范式，深入至观念动力与思想根源，成为形塑公众认知与集体认同的关键要素。鉴于地理位置的不可更改性，国家往往借由重塑地缘政治想象打破“地理宿命论”，为独立自主与现代化进程提供合法性辩护。一旦某种身份得以确立，便会生成自我合法化的叙事与共同体概念，递归地巩固这一想象。相较共和主义等传统概念，地缘政治思想凭借对时空秩序、自我与他者边界及安全议题的统摄力，在身份塑造与政治动员等方面展现出更卓越的解释效力与预测潜能。

（三）批判地缘政治学与国家身份建构的双重路径：空间化与历史化

批判地缘政治学旨在解构政治文化中的刻板观念，祛除特定权力叙事的表象，还原政治动机；其建构主义取向揭示了地理作为社会建构物与历史、身份的同源性。该视角下，国家身份建构是借助地理位置寻找自身在物理空间中的坐标与在文明流变中的根源。基于此，本文从空间、时间两个维度，研究哈国国家身份建构中地缘政治思想的工具化路径。“空间化”指对地理权力实施横向改造，因“对空间的拥有权、管理权和控制权争夺是当代全球政治动态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历史化”指对文明脉络实施纵向赋权，因“历史是族群强大而灵活的资源”。

哈萨克斯坦身份建构的“空间化”，是指为国家提供多重覆盖的、基于关键空间价值的公民自豪感，以稀释来自传统中心——俄罗斯的“他者”压力；“历史化”则指通过挖掘独立于沙俄及苏联叙事的本土文明符号，证明国家主权是深厚历史积淀的必然结果，回击“他者”对自身合法性的质疑，在历史延续性中弥合民族认同张力。

二、哈萨克斯坦地缘政治思想的工具化实践与身份建构演进

哈国身份建构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主权巩固期（1991—1995），基于独联体框架维持与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制度连续性，倚重公民身份缓解多民族社会身份张力，为国家转型赢得缓冲时间。二是文化重构期（1995—2013），随着政权巩固，哈政府依托欧亚主义思想转向公民与民族并重策略，对外强调哈俄历史文化联系以弱化身份对立，对内利用欧亚跨文化符号塑造民族文化共生格局与自主性认同。三是民族强化期（2014 年后），确立民族身份优先导向，借由突厥世界地缘观摆脱“俄罗斯中心”历史叙事，为本体安全提供深层保障。

（一）独联体框架下的主权巩固与身份维护（1991—1995 年）

1991 年，哈国新生政权面临双重结构性挑战：对内，脆弱的人口平衡及苏联认同的骤然坍塌，引发了“认同断裂”与族群分裂焦虑；对外，亟须在后苏联空间权力真空期应对系统性转型冲击与外部干预风险。面对生存挑战，哈政府将“独联体地缘观”作为国家建构的主导策略，承认苏联政治遗产，以换取政权过渡期至关重要的安全与经济保障，实现主权维护与认同断裂可控化。

1. 独联体地缘观的思想根源与特点

1991 年 12 月 8 日，俄、白、乌三国宣布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同月 21 日，11 个原苏联加盟共和国领导人正式宣告苏联停止存在，明确独联体基于主权平等、互不干涉内政、尊重领土完整与边界不可侵犯等原则运作。成立初期，独联体处于“独”与“联”的张力之中，成员国强调法律与政治上的独立与主权，但俄罗斯仍在文化、制度乃至大众心理层面对各国施加着密切影响。这种“有限主权让渡”模式在 1993 年的《独联体章程》中被制度化，规定“成员国协调国防政策，保障集体安全”“致力于建立共同经济空间”。章程的实质是确认俄罗斯在独联体中的核心协调者角色，为其继承苏联国际地位、主导区域事务奠定基础。2000 年前后，独联体在“独—联”问题上基本消除分歧，各国形成“保护性一体化”机制，旨在应对转型危机、稳定政治秩序并巩固政权安全。但区域内俄方的主导地位与各国对主权的审慎态度相互牵制，西方采取分化策略，加剧独联体离心化趋势。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及全球地缘变局一度促使莫斯科重置独联体在俄外交中的优先地位，但2010年后俄“排他性主导力”衰退，独联体逐渐从俄外交核心议程中滑落，其地缘凝聚力显著弱化。

2. 独联体地缘观的工具化实践与运用

哈政权以推动独联体一体化为战略支撑，借由“协调式空间化”与“节制式历史化”路径，实现国家身份的平稳过渡。

（1）协调式空间化：公民共同体初建。面对苏联解体带来的身份崩塌，哈国精英将政权深度嵌入独联体框架，以“协调共治”的地缘姿态应对外部危机，巩固国家主权与国际承认。

经济上，实施“再一体化”对冲转型风险。围绕实现独立与稳定这一目标，总统纳扎尔巴耶夫（Нурсултан Назарбаев）明确指出：“鉴于历史联系，首要任务是扩大与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的合作，成立经济联盟将为恢复独联体国家间联系、建立有效合作创造有利条件。”一方面，因深度依赖苏联物流网络与资源配置，哈政府将俄罗斯定位为通往全球市场的战略转运枢纽，选择性融入独联体合作框架推动资本主义转型；另一方面，保留卢布作为过渡货币，利用制度连续性为国家治理争取时间，直至经济企稳。

政治上，确认国际法律地位和政权合法性。一方面，哈政府嵌入区域与全球治理体系，借助《阿拉木图宣言》《独联体宣言》与《集体安全条约》等区域性多边法律与制度框架，获得主权承认与安全背书，有效化解了地缘真空期的安全威胁；另一方面，哈政府对接国际规范获取更广泛的外部承诺，如坚决推行弃核政策、加入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参与裁军委员会框架内工作等；还融入国际组织，坚持国际公认准则，履行国家义务。这种多边主义空间实践，构筑了去族裔化的模糊叙事，淡化了国内各族群对孤立主权的恐惧，更通过引入西方规范抵御极端主义思想，在俄罗斯辐射之外开辟了身份生存的弹性空间。

（2）节制式历史化：缓解民族身份焦虑。1991 年，哈国境内俄族占比 37.3%，哈族占比 43.1%，二者旗鼓相当。苏联身份断裂后，独立早期的“哈萨克化”语言动员与资源分配动向引发了俄族及其他俄语族群的身份防御与跨族群紧张。面对脆弱的族群结构，哈政府采取了审慎节制的历史叙事策略，以缓解民族身份焦虑。

一是以族际共享记忆实现对非主体民族的安抚。众多哈萨克精英与俄语群体出于对苏联社会资本的路径依赖，主张维持后苏联时期的文化现状，这一主张转化为积极推动独联体一体化的倾向。哈政府高度重视俄语社会地位、俄罗斯文化的既有影响及哈俄间共同的历史渊源。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对极端“哈萨克化”政策提出批评，将加强与俄、中亚各国及其他独联体国家协作作为战略重心。利用独联体文化共性，政府为俄语族群提供了必要的归属感延续，降低了外部干预风险，防止内部社会认同的强势统一。

二是通过宪制与叙事适度回应主体民族的诉求。1992 年纳扎尔巴耶夫在《哈萨克斯坦主权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战略》中明确论证：“恢复哈萨克族的利益是完全正当的，包括复兴民族文化、语言，为被迫离开的人们创造返回条件。”该论断将“恢复民族利益”界定为国家主权构建的必然路径，为哈萨克民族振兴提供了历史正当性。1993 年宪法确认哈语为国语，同时保留俄语作为族际交流语言。此举既确立了哈萨克族的政治主体地位，又实现了对俄语群体的制度包容，体现了平衡逻辑。

3. 独联体地缘观的淡出

独联体地缘观在消解苏式制度惰性、规避哈俄对抗、获取外部合法性方面功不可没。然而，支撑该叙事的现实基础随时间推移而日趋脆弱。经济层面，独联体各国原本的“透明边界”迅速消失，各国经济改革差异化引发商品、资源无序流动，关税壁垒重现，俄方被迫重塑卢布主权，1995 年“卢布区”彻底瓦解标志着旧有经济一体化路径的终结。政治层面，独联体安全协调与经济整合的实际效能持续走低，“维系族际平衡”与“巩固国家主权”间的矛盾渗透进哈国对超国家机制的审慎态度中。1995 年 6 月哈国家政策委员会发布了《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历史意识的形成构想》，批评将哈萨克斯坦历史“明确导向苏联时期的线性单维进化论”，提出“重新思考苏联时期的历史”“有必要更新概念体系，摒弃过时的意识形态术语”。这表明，带有封闭与依附特征的独联体身份已难以承载哈萨克斯坦日益增长的发展诉求。独联体框架虽在形式上保留至今，但其作为哈国身份建构核心范式的时代已不可逆转地走向终结。

（二）“欧亚主义”话语下的平衡博弈（1995—2013 年）

1995 年底哈政府考虑制定长期发展战略，1996 年经济实现正增长，标志着国家走出生存危机，发展逻辑出现根本转向。一方面，在全球化与大国竞争加速的背景下，单向依赖俄罗斯为中心的独联体已无法满足哈国对多边外交与地缘均势的诉求。另一方面，哈萨克族民族意识日益觉醒，但俄语族群仍占相当大比重。面对这一张力，哈政府将经过本土化改造的“欧亚主义”作为国家建构的核心叙事，借由“包容式空间化”与“互构式历史化”双重路径，在斯拉夫与游牧文明间搭建起桥梁，实现了国家身份的文化重构与对外战略的动态平衡。

1. 欧亚主义地缘观的思想根源与特点

“欧亚主义”发端于 19 世纪的俄罗斯，主张反对盲目模仿西方文明。20 世纪 30 年代，欧亚主义理论进一步将欧亚大陆理解为独特的地理—文明综合体，并将俄罗斯定位为其中具有独立历史轨迹、文化价值观和地缘政治利益的文明主体。在这一意义上，欧亚主义既是俄罗斯国家身份建构的重要思想来源，也为其倡导多极化全球秩序、挑战西方霸权提供了理论依据。古米廖夫（Лев Гумилев）特别强调了欧亚主义思想中俄罗斯人与非俄罗斯人在广阔草原长久共生的特点。苏联时期欧亚主义思想一度式微，但苏联解体后，在叶利钦（Борис Ельцин）自由主义改革的震荡下，旧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迅速崩塌，俄罗斯民族自尊心受到严重打击。亚历山大·杜金（Александр Дугин）融合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地缘政治学与东正教传统，倡导以俄罗斯为核心的“欧亚帝国”构想，以多中心大空间联合对冲大西洋主义。该学说有效整合了俄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但其内含的俄罗斯中心论与扩张色彩，引发了新独立国家的警惕。哈精英则在欧亚主义重新兴起的背景下，借用古米廖夫关于“文明共同体”的论述，将其转化为塑造本国欧亚身份与维持战略平衡的思想资源。

2. 欧亚主义地缘观的工具化实践与运用

哈政府将“欧亚主义”地缘观转化为国家建构的空间资源与身份话语，借由“包容式空间化”与“互构式历史化”整合国内多民族社会、平衡对外关系。

（1）包容式空间化：“欧亚桥梁”想象下的公民认同。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哈政府借用“欧亚主义”话语，突出哈萨克斯坦作为连通东西方文明的“欧亚桥梁”地缘角色，积极参与区域空间整合。

经济奉行实用主义，确立平等的国家主体性。1994 年纳扎尔巴耶夫率先提出“经济欧亚主义”以取代效率低下的独联体，减轻莫斯科政治一体化压力。1997 年《哈萨克斯坦 2030》战略确定了哈国“欧亚十字路口”的地缘定位，主张将地理优势转化为联通俄、中、伊斯兰世界及中亚地区的贸易辐射能力。2000 年组建的欧亚经济共同体是 1994 年构想的首次落地。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区域抱团需求增加。2010 年俄白哈关税同盟启动，此举促成了 2014 年《欧亚经济联盟条约》签署。新欧亚统一经济空间的形成是苏联解体后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显示哈国致力于强化与俄罗斯等传统盟国的经济联系，并将其作为地缘经济的优先方向。与此同时，哈方明确否决了俄方提出的超国家政治机构与单一货币提议，纳扎尔巴耶夫公开宣告“正在建立的联盟的政治化是不可接受的”。“欧亚经济主义”之下，哈政权保证了一体化作为服务国家现代化的经济支柱而非政治枷锁，并成功确立了其作为俄罗斯平等合作伙伴而非从属、附庸的国家地位。

外交走向包容主义，夯实公民认同基础。纳扎尔巴耶夫融合欧亚大陆文明叙事，表达了哈萨克斯坦作为“欧亚心脏”与东西方文明对话桥梁的地缘政治愿景。该叙事重点调用草原文明与森林文明长期共生、互动形成的复杂生态，强调文明间的深度渗透对国家建构的积极意义；哈国形象不再是单一排他的族裔家园，而是秉持开放与包容精神，愿意接纳、感知他人，创造独特文明的公民国家。通过将欧亚主义改造为适应全球化挑战的理论工具，哈政府巧妙地回应了国内多民族社会的诉求，为不同族群提供了共享的“欧亚人”归属感，为多方位外交提供了理论支撑。

（2）互构式历史化：构建多民族共生逻辑。面对复杂的人口结构，哈精英摒弃了非此即彼的划分，将哈萨克游牧文明的本土主体性与斯拉夫文化的历史印记视为互构交融的演进历程。

叙事策略上，融合“游牧文明”与“斯拉夫印记”。纳扎尔巴耶夫在 1999 年出版的著作《在历史的长河中》中主张对殖民时期与苏联时期进行辩证再思考，在承认俄罗斯文化影响的同时，强调哈萨克民族的主体性形成于数百年历史演进，而非殖民征服。哈政府策略性使用古米廖夫欧亚论为哈俄文化共生提供支撑，以“游牧文明”重塑历史定位，摆脱苏联史学中“落后亚洲”的刻板印象，避免激进的排他性转向。

认同逻辑上，构建多民族文化共生框架。1995 年发布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历史意识的形成构想》提出，“须克服欧洲—单中心主义史观，将本国历史置于世界历史、欧亚史、游牧文明史、突厥民族史以及中亚国家史的宏观语境中审视”，确立哈萨克斯坦历来作为连接不同文明“桥梁”的定位。在这一历史叙事的指引下，1995 年后哈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框架下高频举办阿拜、杜拉提等文化巨擘周年纪念，以及塔拉兹、突厥斯坦等古城的千年庆典，推动草原传统与现代公民意识在国家象征、节庆及教育体系中深度融合，实现“去殖民化”与“再民族化”。随着欧亚叙事日趋系统化，政府的高频宣介话语成为推动民族和谐与平等的核心工具。

综上，凭借欧亚地缘观，哈精英将国家定位转化为“连接桥梁”，辅以跨文明的历史叙事，成功完成了对空间权力的枢纽化重组与对历史脉络的共生化挖掘，促使哈萨克斯坦在话语与心理层面摆脱依附性的“后苏联”框架，确立了具有主体性的欧亚国家身份。

3. 欧亚主义地缘观的淡出

欧亚主义在安抚俄语族群、延缓莫斯科整合压力方面成效显著。然而，国内民族主义者忧虑哈俄经贸一体化或诱发路径依赖，侵蚀哈国主权根基与文化主体性。2012年秋季，受制于精英阶层与知识分子的主权防御诉求，哈政府在组建欧亚经济联盟的博弈中转向了更为审慎的立场，拒绝建立“欧亚议会”，纳扎尔巴耶夫在 2013 年初严肃表示不会回归苏联，联盟纯粹是经济性质。克里米亚危机彻底改变了哈国的“地缘心理”，欧亚主义也随之异化为俄罗斯构建多极秩序及重塑大国地位的意识形态工具，这与哈国秉持的开放、平衡及主权至上原则产生了根本冲突。2014 年后，欧亚主义不可避免地走向式微，其在哈国身份建构中完成功能性降级，从塑造国家宏大愿景的地缘观转变为维护经济与发展的实用性工具。

（三）“突厥世界”下的民族强化与历史化转向（2014 年至今）

作为俄化程度最深的国家，哈国长期面临俄族人口庞大与俄语高频使用的现实。2014 年 3 月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外部舆论场随即出现了将克里米亚与俄语人口密集的北哈萨克斯坦州进行类比的言论。这种带有潜在领土收复主义色彩的叙事，引发了哈国的安全焦虑，也暴露了其高度依赖俄语信息空间的脆弱性。哈政府迅速转向突厥世界，依托突厥文明的历史渊源，重塑独立于俄罗斯的地缘坐标，强化哈萨克民族的历史主体性。

1. 突厥世界地缘观的思想根源与特点

1991 年前，土耳其是唯一受国际承认的突厥语国家。苏联解体后，土耳其率先承认哈国并与其建交，随后以突厥语国家一体化推进者的身份，将“泛突厥主义”作为联合突厥民族的重要理念工具。突厥语国家合作始于 1992 年，1998 年《突厥语国家条例》的通过标志着其合作框架初步形成。但出于维护新获主权及稳定周边关系的考虑，哈精英并未完全接纳带有激进民族联合色彩的早期“泛突厥主义”。2005 年中亚“颜色革命”后，土耳其作为“西方代理人”的嫌疑进一步增加了中亚各国的政治疑虑，突厥语国家合作进程缓慢。近年来，世界多极化与欧亚秩序转型为土耳其重返中亚提供了新的区域空间和外部契机，也使哈土两国实现了战略利益的高度契合，突厥世界一体化步伐加快。2021 年，原“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正式更名并升级为突厥国家组织（OTS），成员国强调在共同历史文化根基上，就共同关切的区域与国际问题形成统一立场。

2. 突厥世界地缘观的工具化实践与运用

面对新地缘格局，哈政府将“突厥世界地缘观”工具化为重塑国家主体性的思想武器，借由“战略式空间化”与“溯源式历史化”完成了同“俄罗斯中心”认同的脱钩，确立了具备高度自主性的中等强国身份。

（1）战略式空间化：突厥世界与去中心化公民身份。克里米亚危机及随后的大国阵营化对抗将哈推入新一轮安全困境：对内，随着哈族获得人口优势，社会对确立精神主权的诉求高涨；对外，传统欧亚平衡战略在俄罗斯进取性话语下效用衰退，哈国亟须寻找突破“非对称依赖”的新纵深。

内部空间上，实现文化编码。2017年苏维埃革命百年之际，纳扎尔巴耶夫发表了《展望未来：社会意识现代化》一文，指出“20世纪对哈萨克民族很大程度上是悲剧性的”“哈萨克语言和文化几乎失传”；他强调“社会意识的现代化”是政治和经济现代化的核心，为此部署了“家园”“神圣地理”等意识形态建设项目。该战略成为哈国“第三次现代化”的组成部分，旨在实现精神复兴与突厥认同强化，适应时代挑战。

外部空间上，拓展地缘连接。2014 年 6 月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上，纳扎尔巴耶夫强调建设信息空间与竞争性媒体的重要性，显示其借突厥世界巩固区域自主性、平衡外部影响的战略意图。2018 年 9 月，哈国起草并促成通过《突厥语国家一体化构想》决议。2021 年 11 月，由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更名而来的突厥国家组织，其峰会文件《突厥世界愿景 2040》强调成员国应以共同历史文化根基为纽带，在共同关切的区域与国际问题上加强立场协调，标志着突厥国家合作由文化联结进一步迈向战略协同。在突厥国家组织框架下，哈引入土耳其等域外力量拓展空间网络，有效制衡大国压力；并推动建立数字化中心，深化成员国间数字经济协同；积极参与“中间走廊”建设，扩大能源合作，将自身嵌入关键供应链。

（2）溯源式历史化：去殖民化与民族主体性复归。为消解“殖民叙事”下的历史虚无主义，哈政府将国家法理与民族精神的源头锚定于古代突厥汗国与金帐汗国等帝国，通过确立本民族在欧亚大陆“文明发源地”地位，完成“伟大游牧帝国继承人”的身份复归，为现代主权独立提供深厚的历史合法性。

时空维度上，确立文明中心地位。2018 年纳扎尔巴耶夫在《伟大草原的七个侧面》中指出，“欧洲中心主义无法正视塞种人、匈奴人及原始突厥族群构成我民族起源的历史现实”，申明“草原居民为世界贡献了诸多技术革新，成为诸多沿用至今的发明之开创者”。借由历史源头与技术发源地相结合的叙事，哈国“突厥世界摇篮”的文明中心地位得以确立。突厥世界地缘观还巧妙融合宗教信仰，并将其转化为强化民族认同的复合工具。托卡耶夫（Қасым-Жомарт Тоқаев）政府进一步将法理基础锚定于 13 世纪金帐汗国，通过纪念金帐汗国建立 750 周年等象征性举措，与苏联史学叙事脱钩，将精神主权作为国家独立与安全的根基。

叙事逻辑上，再现反殖民与抗争史观。20 世纪前，哈族认同从游牧文化中汲取力量，游牧主义衰退后，血统观念和共同起源神话成为早期身份认同核心概念。在纳扎尔巴耶夫的推动下，哈政府早期构建了反殖民抗争的统一叙事，将后殖民主权、突厥遗产与苏联历史紧密联结。在《独立五周年纪念》演讲中，纳扎尔巴耶夫便系统串联了 18 至 19 世纪反抗沙俄殖民的起义、20 世纪初知识分子运动、1916 年中亚起义、1929 至 1931 年农民暴动及 1986 年哈萨克青年抗争等历史事件。2017 年，他又专门就精神主权问题撰文指出，苏联时期的民族历史“被强加了异质的社会制度”，并隐晦批判俄罗斯垄断对苏联历史的解读，直言“任何人都无权将他们主观的历史观强加于我们”。1991 年哈国家独立成为古代主权历经磨难后恢复的必然结果，赋予了政权高度历史合法性。

综上，哈政府对突厥世界地缘观的运用超越了文化认同维度，实质是应对区域地缘震荡的身份自救策略。其从历史叙事上解构了“哈萨克斯坦主权系赠予”的逻辑，确立了古代汗国的法统地位，在本体安全层面回击了“他者”对自身主权合法性的怀疑与侵蚀。

三、俄乌冲突后哈萨克斯坦民族国家认同与战略自主

俄乌冲突从两个维度挑战了哈国身份预设：其一，外部压力引发认同危机。哈国三十年来打造的“枢纽”身份建立在完整联通的全球化空间之上，而地缘阵营化与制裁长期化人为切断了欧亚大陆的有机联系，迫使哈方重新审视与所有主要经济参与者的关系。冲突后俄罗斯人口的流入进一步使本土社会生态复杂化，亲俄群体将疏远莫斯科视为背叛，民族主义群体则将任何对俄妥协视为软弱，地缘周旋极易转化为国内政治张力。其二，社会撕裂与叙事危机。冲突激化了关于殖民历史的公开讨论，促使安全与身份议题重回政策中心，增加了族群政治极化风险。哈精英阶层的地缘认知随之转变：第一，冲突削弱了俄罗斯作为区域“安全公共产品”提供者的形象；第二，以俄为中心的经贸网络成为制约发展的阻力，寻求替代性联通通道从政策选项上升为生存前提；第三，“一月事件”后哈国新精英倾向在精神文化层面切断对俄依附，策略性默许“去殖民化”诉求以回应民意。尽管在官方辞令上维持外交克制，哈国在实践层面已启动相关部署，将资源倒向突厥世界连接全球的路径。

“空间化”上，将多元外交与突厥世界地缘建设相结合。一方面，哈政府深化全球伙伴关系对冲非对称依赖。把对美关系提升至“增强型战略伙伴关系”，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和平委员会”及“关键矿产联盟”等机制，以更积极姿态融入西方的全球安全框架，抢占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枢纽节点。另一方面，推动突厥世界扩展合作。对外推进突厥国家组织文化融合，以文化、教育等低敏感议题切入，逐步进入制度化政治合作阶段。过去三年的突厥国家峰会将议题拓展延伸至“区域和平与安全”，表明该组织迈向高维协作，成为对冲外部地缘压力的关键平台。以“中间走廊”为核心的多式联运网络成为跨里海战略替代，通过物流一体化实现与中、土及欧盟绑定。此外，中亚五国元首磋商机制强化地区团结，“C5+1”模式成为中亚参与全球进程的重要手段。2025 年 11 月阿塞拜疆加入后，合作机制扩员为“C6”。托卡耶夫评价中亚合作机制扩员具有历史意义，认为中亚如今正处于“大转型阶段”（Период масштабной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封闭边界与孤立的时代已经过去”“区域内部团结”正在为所有域内国家“打开广阔的发展与国际合作空间”。

“历史化”上，更积极推进“去俄化”进程。哈政府实施加速推广哈语、重述国家历史，高等教育支撑民族认同塑造等措施，系统性更改苏联时期地名，对接独立后民族记忆。2024 年哈官方俄语报纸《哈萨克斯坦真理报》强调“精神主权是国家独立和安全的基础”。2026 年哈国新宪法将俄语地位由“与哈语同等使用”修改为“同时使用”，从象征层面降低了俄语地位。2026 年 5 月，托卡耶夫在阿斯塔纳举行的金帐汗国国际研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对于哈萨克斯坦而言，金帐汗国时代既是国家历史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文明演进的时期。因这一历史时期俄罗斯与游牧政权间存在复杂的从属关系，该表述在俄舆论中引发讨论。但其核心并非指向现实对抗，而是借助金帐汗国记忆重塑哈萨克斯坦历史正统性与文明主体地位。

反观独联体与欧亚经济联盟，前者因影响力下降、成员国频繁缺席会议而走向边缘化；后者虽展现出贸易韧性，但日益让位于俄罗斯“经济优先”逻辑。面对欧亚区域失衡现状，哈国正塑造“复合型国家身份”：在经济与安全层面维持实用主义合作，表现出对欧亚集体合作的一贯支持，同时积极融入美国主导的相关机制；在政治与文化层面深度联结突厥世界，并尝试联通经济与安全合作，从突厥世界渠道真正迈进全球中等强国队列。

四、结论

从批判地缘政治视角出发，国家身份建构是政治精英基于地缘政治思想进行工具性筛选与社会化规范的过程。纵观哈萨克斯坦独立以来的国家建构历程，哈政权在不同时期先后调用独联体、欧亚主义及突厥世界地缘观，并进行“空间化”战略延展与“历史化”叙事重构：独联体时期以“协调式空间化”与“节制式历史化”应对转轨冲击；欧亚主义阶段借“包容式空间化”与“互构式历史化”在哈俄民族中达成认同妥协；在向突厥世界回归时期凭借“战略式空间化”与“溯源式历史化”解构传统依附格局。这一过程深刻反映了哈国新兴的主权国家意识与后苏联历史遗存之间的复杂博弈。2022 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哈国加速了“去俄化”“去中心化”身份转型，确立自身作为“突厥摇篮”的文明中心地位，将突厥世界地缘建设与多元外交相结合，积极拓展战略斡旋空间并广泛嵌入全球供应链，以巩固国家主体性并提升国际地位。

以批判地缘政治视角审视哈国身份建构逻辑，仍存在张力与限度。第一，全球地缘阵营极化正剧烈挤压其周旋空间，“空间化”策略引入的域外力量往往表现为依赖对象的替换或叠加，未能根本改变其地缘枢纽的被动性特征。第二，将金帐汗国与古突厥汗国奉为正统源头时，主体民族历史扩张必然遮蔽苏联时期跨民族认同，边缘化了少数族裔文化贡献。面对上述张力，托卡耶夫在 2026 年初表示，爱国主义应平衡多元文化与民族和谐，避免极端立场；国民应全面认识民族历史，历史应成为凝聚社会的价值。2026 年 3 月，哈新宪法重申政教分离原则，强调以民族传统为根基，拥抱普适人权，在“对世界开放”与“同历史相连”间寻找平衡。长期来看，哈萨克斯坦将继续在多重认同要素中寻求平衡，并借助突厥世界合作框架拓展其连接全球南方与西方的桥梁角色，进一步巩固兼具文化根基与战略自主性的中等强国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