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李雅，通讯作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6年第3期
【内容提要】在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加剧背景下，中俄经贸合作呈现出新的特征。本文基于安全化和相互依赖理论的交叉分析框架，对地缘政治冲突背景下的中俄经贸合作进行研究。在俄乌冲突加剧全球贸易政治化转向的趋势下，以产业供需的结构性匹配、梯度技术差异下的产业链嵌套为主的经济性互补根基，以及政治机制的制度创新和战略协同导向的机制升级，共同构成两国经贸合作的经济基础与制度保障。在此背景下，俄乌冲突导致俄罗斯经济呈现出新特点，中国对俄经贸主体发生变化，一定程度上促使中俄经贸合作呈现市场驱动与制度保障并行的机制特征；同时，两国依托多元策略、顶层设计与优势领域资源互补等，形成非对称的制度化合作。然而，双方经贸合作仍面临贸易结构单一、制度壁垒仍未消除、外部制裁传导以及西方强加的“破坏国际秩序”叙事策略等多重挑战。未来，中俄应推动双边经贸合作从危机应对向可持续发展转型，合作重心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扩展，合作方式从政府主导向多元主体参与演进，在保障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构建更具韧性的合作新模式。本文为理解地缘政治冲突背景下国际经济合作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分析思路。
【关键词】中俄经贸合作 安全化理论 相互依赖理论 地缘政治冲突 全球贸易格局
【基金信息】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注意力经济视域下中俄贸易模式创新与实现路径研究”（21CGJ04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引 言
当前地缘政治冲突已超出传统安全范围，非传统安全问题需要借助更多理论范式予以解释。哥本哈根学派在冷战后提出的安全化理论，为非传统安全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安全化作为哥本哈根学派的核心概念，是指通过言语行为对威胁进行社会建构的过程，继而对安全问题进行形塑。安全实践化所需的重要条件包括安全行为、安全化主体及其地位、安全化指涉对象、语境以及受众。其中，特定领域问题安全化的主体及其地位是实现安全化行为实践的关键。在俄乌冲突延宕背景下，处于主导地位的美国等西方国家将俄罗斯能源出口视为威胁国际安全的武器，将中俄科技合作也视为安全威胁。类似的安全化实践将经济议程转为政治安全议程，为国际经贸的发展带来诸多挑战。
安全问题是全球化深入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议题，而全球化被理解为相互依赖在程度与范围方面的深化和拓展。安全化理论与相互依赖理论之间存在耦合关系，这种关系主要体现在：（1）相互依赖理论中的依赖结构和依赖程度是确定国家行为体间依赖属性的重要因素，而根据依赖属性可以判断安全化的来源；（2）安全化对国家行为体相互依赖关系具有反作用。通过分析国家行为的安全化实践，可以揭示行为体如何通过安全化重塑行为体间的依赖关系。基欧汉和奈提出的敏感性和脆弱性是相互依赖理论的重要概念，前者指一国在另一国变化的情况下，发生有代价变化的速度，后者指一国针对另一国发生变化作出政策调整和改变的能力和难度。基于上述理论的内在关联，构建安全化理论和相互依赖理论的交叉分析框架，有助于突破理论壁垒、深入分析复杂的国际关系。
中俄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态势、结构特征与互动模式，不仅关乎两国的经济安全与发展，也对全球能源市场格局、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以及国际经贸规则演进产生着显著的结构性与外溢性影响。学术界基于不同视角对该议题进行过研究。其一是基于双边经贸合作的历史、特点、问题和阻碍因素等提出建议，推动双边经贸发展。二是基于区域组织合作机制视角的研究，具体包括“一带一盟”“一带一路”倡议、中俄蒙经济走廊、“冰上丝绸之路”等。三是基于国际经贸环境视角的研究，具体包括国际经贸环境变化、反全球化、西方制裁、疫情、世界经济转型、欧亚一体化等因素对中俄经贸合作的影响。四是基于区域经济或经贸领域的研究，具体包括中俄跨境电商合作、中俄远东地区开发合作路径和具体合作项目、“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美欧对俄制裁、中俄中亚合作对中俄经贸的影响等。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鲜有基于双重理论视角对中俄经贸合作展开分析的研究。本研究基于安全化理论和相互依赖理论的交叉分析框架，遵循安全化动因—依赖结构调整—经贸关系重塑的分析路径，探究地缘政治冲突对中俄经贸合作产生的影响。地缘政治冲突作为中俄经贸合作中不可忽视的外部挑战，其复杂性和多维度性不容忽视。俄乌冲突未来局势的不明朗对双边经贸关系带来重大影响。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和系统分析地缘政治冲突对双边经贸合作的具体影响，对于有效应对风险、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 地缘政治冲突下全球贸易的政治化转向
（一）全球贸易格局的历史演进动力机制
1.冷战两极格局下的意识形态贸易壁垒（1947~1991年）
冷战时期全球贸易格局的“阵营化”，源于美苏之间深刻的政治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对峙。这种根本性的对立催生并固化了服务于各自阵营战略利益的贸易对立机制，将抽象的政治对抗转化为具体的、可操作的经济封锁与壁垒。
两大阵营通过“建立并依托贸易对立机制 → 系统化实施封锁与管制以强化意识形态贸易壁垒 → 反哺并巩固阵营力量”的逻辑，在经济战线展开角逐。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签订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推动以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为核心的体系；苏联则牵头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旨在实现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计划性经济协作与一体化。此外，美国还频繁运用单边制裁与出口管制（如针对高科技产品的巴统协定），在科技、能源、金融等关键领域构筑起系统性的意识形态贸易壁垒。在能源领域，西方国家通过能源价格战损害长期依赖石油出口的苏联经济利益。在货币金融领域，为建立美元霸权，美国建立以美元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后续为促进美欧贸易实施的马歇尔计划。此外，一些金融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均将苏联排除在外，为苏联开展国际贸易结算业务、融资业务带来阻碍。在境外投资领域，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基本上没有往来。
意识形态贸易壁垒对强化两大阵营力量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贸易的过度意识形态化使全球贸易发展偏离经济规律，有悖于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最终两极格局瓦解，全球贸易格局进入重塑期。
2.新自由主义时期的效率优先悖论（1992~2016年）
20世纪90年代，基于贸易自由化、市场化、金融自由化和放松市场管制的“华盛顿共识”，是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开启的标志。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效率优先成为推动全球贸易格局重构的核心动力，使全球贸易从冷战时期的两元格局向全球价值链主导的一体化格局转变。发达国家是新自由主义效率的主导者和核心受益者。发展中国家在新自由主义浪潮的影响下，通过在金融、工业、农业和对外贸易领域开展市场化改革和贸易自由化政策而融入到全球价值链中。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一方面迫使一些原社会主义国家将目光转向新自由主义经济，另一方面也为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发展提供了契机。
尽管新自由主义推动了全球经济发展，但其过度追求效率优先，在经济实践中忽视社会公平、政府干预和生态利益要素，最终因追求短期经济利益而损害长期利益，导致实践结果与追求效率的初衷相悖。过度推崇新自由主义为全球贸易发展带来诸多问题和挑战。全球价值链的分工结构使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而发展中国家仅参与商品低附加值环节。这扩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使贸易失衡问题凸显。美国特朗普政府废除奥巴马执政期间成立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实际上是发达国家对新自由主义效率逻辑悖论下贸易格局失衡的修正，也预示全球价值链主导的贸易格局走向终结。
3.战略竞争加剧背景下的供应链武器化趋势（2017~2025年）
近年来，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冲击全球政治秩序，深刻重塑全球贸易格局。价值观贸易的“友岸化”和“近岸化”，逐渐成为全球贸易格局演变的主导力量。“友岸化”指各国倾向于同与其具有相似政治体制、价值观以及地缘政治利益的国家进行贸易往来与经济合作；“近岸化”则表现为企业将供应链向距离本国较近的地区转移，以降低运输成本，缩短运输时间，增强供应链的安全性与可控性。
在此背景下，全球供应链成为大国间的战略竞争武器，供应链的武器化趋势促使全球贸易格局呈现出阵营分化和区域集聚的特点。一是区域内的贸易占比增加，阵营化贸易特征凸显。俄乌冲突爆发后，西方国家对俄金融、能源和贸易等多个关键领域实施多轮经济制裁，同时加强与盟友之间的贸易联系，构建“价值观一致”的贸易圈子。例如，在能源领域，美欧国家对俄制裁割裂了欧洲原本的能源供应链，强化了欧盟与跨大西洋区域的贸易联系。二是近岸外包趋势不断加强，全球价值链更加区域化。为减少对亚洲供应链的依赖，降低潜在风险，不少美国企业开始将生产线转移至墨西哥和加拿大等北美地区国家。还有部分发达国家加大对本土芯片制造、新能源汽车核心部件生产等产业的扶持力度，吸引相关企业回归。美国对华战略进一步加剧全球贸易格局的区域分化，导致全球产业链变动，反映战略竞争加剧背景下供应链武器化趋势对全球贸易格局演进的影响。中国加快自主产业链建设与升级的步伐，发展中国家对产业链的安全重视程度越来越高。
（二）贸易政治化的三层重塑逻辑
贸易政治化指贸易行为体将贸易领域相关问题转移至国际政治领域，并将其视为竞争和博弈的途径。贸易政治化基于三个层面的重构逻辑而形成。
1.安全重构：战略物资供应链弹性建设
基于价值观贸易的“友岸化”和“近岸化”供应链构建，打破了以往以经济效益为核心的布局逻辑。各国在贸易伙伴选择与供应链布局上更加注重政治因素与安全考量，而非单纯追求成本效益最大化。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问题愈发受到重视。供应链越来越成为国家维护自身安全的理由。一些国家借此扰乱全球供应链稳定，进而达到其在某领域维护自身全球主导地位的目的。
能源是美欧国家进行反俄制裁的重点领域。俄罗斯将目光转向亚太地区，通过扩大能源出口，完善能源基础设施，以解决能源供应链压力。作为能源产业链上游核心原料，包括镍、钯、铂、钛等多种矿产在内的关键矿产同样是美欧国家展开制裁的重点战略物资。俄罗斯于2024年12月起正式限制高浓缩铀产品、钛合金及纯度高于99.9%的镍的出口，并于2025年实施贵金属废料、镀贵金属废料及其他含贵金属或贵金属化合物废料的出口管制，以达到反制和解决矿产原料供应问题的目的。各国从动荡的地缘政治冲突中认识到供应链安全的重要性，纷纷开始构建多元的供应链。围绕战略物资的供应链弹性建设，已经成为贸易政治化的安全重构逻辑。
2.权力重构：经济相互依赖的非对称博弈
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因不同资源禀赋差异而产生了经济领域的相互依赖。新自由主义认为，非对称性的相互依赖往往被视为行为体的权力来源。这也使得国家间经济相互依赖的非对称博弈成为贸易政治化的权力重构逻辑，这在地缘政治冲突背景下的国际贸易格局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敏感性和脆弱性作为相互依赖的特性，不仅是非对称博弈的具体表现，也是判断权力大小的指标。欧洲在能源领域表现出高敏感性和高脆弱性，表现在与俄罗斯能源脱钩后，其能源价格产生了剧烈波动，且无法在短时期内寻找新的能源替代供应国。因此，俄罗斯在俄欧能源博弈中具有更多话语权。相反，在科技领域，因西方在半导体、航空航天等领域实施核心技术对俄出口管制，导致其在军工、科技等相关领域被断供，俄罗斯表现出高敏感性。经济相互依赖的非对称性博弈，使贸易发展更加政治化。
3.制度重构：世贸组织边缘化与区域规则竞争
政治化包括某领域主体、议题和规则的政治化。规则政治化为贸易政治化提供了制度层面的重构逻辑与动力。作为重要的多边贸易治理机制，世界贸易组织在全球贸易自由化和贸易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及其区域化集聚特征不断凸显，数字贸易和服务贸易等新兴领域持续发展，推动国际贸易格局重构。在此背景下，一方面，世贸组织不管是在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方面，还是在履行其解决贸易争端、推动经贸谈判和制定监督机制的功能方面，都具有一定局限性；另一方面，世贸组织还需要适应新的国际贸易形势，制定新规则和变革贸易争端解决机制，规范和促进相关贸易领域发展。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世贸组织在国际贸易治理中发挥作用的期待值不高，转而推进大型区域自贸协定的发展。世贸组织的边缘化和区域规则竞争使占据主导地位的大国运用“制度性权力”，通过制定各种规则展开博弈和维护自身利益。“印太经济框架”（IPEF）、“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建立都是西方国家推动制定区域规则的具体表现。
二 地缘政治冲突下中俄经贸合作的经济基础与制度保障
（一）经济互补性的现实根基
1.产业供需的结构性匹配
能源领域作为中俄双边经贸合作的重点，其供需的结构性匹配夯实了双边贸易互补性的现实基础。在西方制裁的严峻形势下，俄罗斯对美欧日韩市场的石油日出口量减少将近220万桶，同时对中国、印度和土耳其的能源出口实现大幅增长，加之本国的季节性能源需求，上述情况极大缓解了其能源出口危机。随着新欧美能源供应链、亚太“菱形”能源供应链的发展，美国的能源主导地位得到进一步强化。与此同时，俄罗斯加紧进行战略调整，将目光转向东方，加大对中国的能源出口力度。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2022~2025年，俄罗斯向中国出口石油共计约40 244.98万吨，自2023年起便取代沙特阿拉伯成为中国最大的原油供应国；在天然气出口方面，2024年俄罗斯向中国输送天然气超300亿立方米，2025年首次超过对欧洲的供应量，达388亿立方米。此外，两国还积极推进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如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LNG-3项目及天然气过境蒙古国运输项目等，扩大双边能源合作。
同时，中俄两国持续拓展绿色能源领域的合作。推动绿色能源发展既有利于缓解两国减排压力，又有助于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和西方制裁风险，符合两国利益。中俄于20世纪90年代便开启核能领域的合作，发展至今已取得重大成果。截至2025年4月，中国在建和核准建设的核电机组共102台，装机容量达到1.13亿千瓦。同时，双边氢能领域合作也在持续深化，2022年9月，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子公司与中国国际能源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签署谅解备忘录，计划共建低碳氢工厂；海卓动力（青岛）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俄罗斯开展燃料电池领域的合作。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年发电总量持续增长，两国在电力领域合作的潜能还将进一步释放。国家电网黑龙江电力积极推动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联邦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重点合作项目目录》，以响应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助力东北亚能源互联网建设。预计到2050年，东北亚能源互联网建设投资将达到2.7万亿美元，跨国电力贸易达5 500亿千瓦时。在双边战略协同下，两国将继续加强在可再生能源、低碳能源和储能等新兴领域的合作。
基于各自资源禀赋、产业优势形成的刚性互补，中俄在农业领域的供需呈现显著的结构性匹配特征。俄罗斯谷物、油料、肉类等大宗农产品产能充裕且出口潜力大，而中国的大豆、小麦、玉米、油料作物、肉类等农产品自给率不足，存在结构性自给缺口。这种供需的结构性匹配，成为推动双边贸易规模稳定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2025年1~11月，农产品已经成为中国自俄进口的前三大产品类别之一。同时，中国对俄出口的蔬菜、水果和水海产品等特色农产品保持增长态势，2025年1~10月，蔬菜、食用菌及制品出口额同比增长17.2%，水果及制品同比增长28.2%，出口水海产品及制品同比增长8%。这种“俄罗斯大宗农产品输入+中国特色农产品输出”的结构格局是中俄农业供需结构性匹配的直观体现，也为两国经贸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梯度技术差异下的产业链嵌套
梯度理论源于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弗农（R.Veron）提出的工业产品生产周期循环理论。不同区域在技术、经济和适宜性等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的技术被称为梯度技术，这种差异可引起不同空间内的技术转移。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为梯度技术转移提供了更多契机。中俄在多个领域表现出的技术差异，使两国在能源、制造业、航空航天等领域都形成产业链嵌套模式。例如，在能源领域，两国在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项目、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中分别承担了能源供应和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开发、能源销售的产业分工。在制造业领域，中国煤炭科工集团与俄罗斯西伯利亚商业联盟贸易有限公司展开合作，中方为其提供专业的煤炭领域全产业链技术与服务，推动俄罗斯煤炭开采更加精细化和标准化；湖南瑞莱斯卡科技有限公司与俄罗斯新能源汽车供应链巨头在2025年签署20万套涡旋压缩机零部件采购协议，为湖南装备制造业与俄罗斯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嵌套的表现；新疆昆仑汽车有限公司与俄罗斯企业联合研发重卡项目，体现了两国“整合国内零部件供应链资源与俄OTTC认证对接与销售渠道”的产业嵌套。两国在通信与人工智能领域也表现出产业嵌套模式的发展趋势：在通信领域，中国拥有5G通信设备制造的芯片研发、设备组装和系统集成的完整产业链，能为俄罗斯提供全方位产品与服务。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本土5G基站产能严重不足，其计划在俄不同区域同时部署中国和本土的5G设备，而此前已有中国5G基站进入俄罗斯开展测试。此外，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领先水平，根据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数据，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专利数量中的比例达60%，两国在人工智能、数字经济领域都存在产业嵌套潜力。
（二）制度保障机制的创新
1.基于共同立场的反制裁法律协同
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单边经济制裁严重阻碍了国际贸易的顺利开展。中国历来是美国单边经济制裁的主要对象，如美国通过出台一系列法案遏制中国芯片、半导体、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的发展。而俄罗斯在俄乌冲突后遭到了西方国家史无前例的制裁，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也受到西方国家的次级制裁，美国针对第三国采取“长臂管辖”政策，在2023年将与俄罗斯在军事领域、制造业、电子、技术、航空航天和国防等重点领域有合作关系的国家列入SDN（Specially Designated Nationals and Blocked Persons List）清单中，中国便被列入其中。为此，中俄两国为推动双边贸易发展，通过国内立法以及政策协同共同对抗单边经济制裁，如俄罗斯出台的《关于不友好行为的反制裁措施》《俄罗斯联邦制裁保护法》都涉及反制措施；中国对反制裁与合规体系进行强化，如制定并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
2.跨部门协调机制升级
在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生态问题日益突出的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中俄两国原有的经贸合作协调机制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为保障合作的高效性、安全性与可持续性，两国跨部门协调层级提升，范围拓展，原有的部委和地方政府间协调已上升至更高层级的战略统筹。例如，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框架不仅涵盖能源、经贸等传统领域，金融安全、供应链稳定、过境运输保障等议题的重要性也不断凸显，涉及部门扩展到外交、安全、金融监管及边防检查等多个系统。双方建立了更有效的信息沟通与应急响应渠道，以应对支付结算、物流中断等突发风险。
此外，为规避第三方制裁风险，两国央行、财政部及商业银行间协调日益紧密，推动本币结算体系的构建与优化，并探讨数字货币和双边金融基础设施对接。例如，2025年11月举行的第十一次中俄财长对话进一步确定金融领域的协同方案，明确将积极推进财政政策和金融监管领域的合作与交流，深化在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领域的合作，此外，还将深化在上合组织、金砖合作机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框架以及世界银行集团、新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的协调合作，以应对地缘政治与经济碎片化带来的风险。
（三）战略协同导向的机制升级
在复杂的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影响下，双边关系的战略协作色彩显著加强。两国更加充分地利用原有高层对话与合作机制，以及为应对新挑战而在既有框架内拓展新议题。一方面，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各分委会等既有机制的战略引领与危机协调功能被提到更高位置。两国以此为核心磋商平台，加速商签和落实了一系列聚焦应对共同外部压力的合作协议与战略声明。例如，在宏观框架层面，两国签署、《中俄关于进一步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等，为能源、金融、数字经济和地方合作等多领域双边合作提供顶层设计。在具体领域协议的落地层面，双方签署了包括国际治理与协作、能源等领域的合作协议，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合作维护国际法权威的联合声明》、《中俄东线天然气购销协议》相关补充协议以及“西伯利亚力量”管道供气量协议等，推动顶层规划向可执行项目的转化。
另一方面，合作议程在传统机制框架下实现了快速更新与拓展。这主要表现为，两国在双边传统机制下，将新兴领域和前沿议题纳入制度化协商轨道。在科技、航空航天、投资和金融等领域的双边协议中，不少都是对俄乌冲突前已达成合作意向或框架协议的具体化、加速执行与条件更新。例如，在中俄总理第三十次定期会晤期间，双方签署《中俄科技创新合作路线图（2026~2030年）》，鼓励落实《中国国家航天局和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公司2023~2027年航天合作大纲》、《中国国家航天局与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公司关于合作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月球电站的谅解备忘录》等，以加强该领域科研项目的推进；此外，双方推动落实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推动双边投资合作。
此外，多边合作机制框架下的合作将进一步拓展与深化，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合作机制等未来有望推动第三方市场合作。例如，双方将继续推进二十国集团财金渠道下的合作；继续利用金砖国家财长央行行长机制推动金砖国家在宏观经济政策、金融治理、基础设施建设、智库网络、海关和税收领域的合作；继续深化多边开发银行领域合作。上合组织于2025年9月签署的《天津宣言》将进一步激发各成员国开展金融、农业、电子商务和清洁能源领域合作的潜力。双边和多边的战略主导机制有助于不断深化双边合作，促进两国产业链深度融合，从而巩固双边经贸关系，提高抗风险能力。
三 地缘政治冲突下中俄经贸合作的特点与难点
地缘政治冲突的持续演进构成了一种结构性的外部约束条件，深刻重塑着中俄经贸合作的内在逻辑与演进路径。基于安全化理论与相互依赖理论的交叉分析框架，当前中俄经贸关系呈现出显著的“压力—反应”式演进特征，其机遇与挑战均深深植根于全球贸易政治化转向的宏观制度环境之中。这种演进特征具体表现为国家战略保障与企业市场驱动并行的双轨驱动机制与非对称依赖关系的制度化对冲机制，同时面临结构性制约、制度性障碍与外部风险传导等多重挑战。
（一）地缘政治冲突下中俄经贸合作的特点
1.国家战略保障与企业市场驱动的双轨并行
俄乌冲突长期延宕，使中俄经贸合作的背景呈现出两个鲜明的结构性特征：一是俄罗斯经济转入服务于特别军事行动状态，并呈现出非和平时期特征。该特征的核心表现是国家干预强化、经济优先事项转向军工综合体及相关产业链、进口替代成为压倒性战略，导致俄罗斯市场需求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在维持能源、矿产等传统出口能力的同时，对满足其工业生产与民生保障的机械设备、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产生刚性且急迫的需求，如2026年第一季度，俄罗斯从中国进口的汽车轮胎较去年同期增长了32%；在电子产品方面，俄罗斯RuStore移动应用商店发布的2026年前两个月的数据显示，中国智能手机占据俄罗斯市场份额高达66%，其中，小米手机以27%的份额占据俄罗斯智能手机销售榜首 ；另一方面，民用消费品和中间品供应在西方企业撤离后出现巨大空缺。例如，2025年前8个月，俄罗斯自华进口果蔬产品总量达67.15万吨，同比增长46%，进口大白菜总量达3.24万吨，同比增长66.2%；2024年中国对俄罗斯出口肉类产品提升2.9倍，以5.6%的市场占比成为继白俄罗斯和巴西的俄罗斯第三大肉类产品供应国。这一由特殊时期催生的供需结构，为中国商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二是中国对俄经贸参与主体从国有企业为主转向民营企业为主。面对复杂的制裁环境与次级制裁风险，中国企业采取差异化风险应对策略。为规避风险，许多大型国有企业显著收缩或退出在俄高风险业务，采取更为审慎的合规策略，如中石油、中海油暂停俄罗斯天然气项目。而数量众多、机制灵活的民营企业凭借其快速的市场反应能力、更强的风险耐受度以及对利润机会的敏锐捕捉，迅速填补了俄市场空白。例如，大量西方汽车企业在俄乌冲突后退出俄罗斯市场，中国汽车企业则凭借自身优势在俄市场份额不断扩大。截至2025年1月，包括哈弗、奇瑞、吉利和长安等在内的中国一线车企进入俄市场销量前十名，市场份额同比增长2%，达62.4%。参与主体的转换意味着，推动近年来中俄贸易额快速增长的重要力量，源于广大民营企业对俄罗斯市场结构转变作出自发性的以利润为导向的市场化调整。
俄罗斯特殊时期经济及中国对俄经贸主体的结构性变化，不仅是双边经贸合作的背景，也是塑造中俄经贸合作双轨并行动力机制的核心动因。这并非简单的从市场驱动到战略主导的线性转换，而是在不同层面、由不同主体主导的差异化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双轨并行中的一轨是以国家为主导的战略保障与协同。在能源安全、金融安全、核心基础设施及高科技等具有高度战略敏感性、投资规模巨大或面临直接制裁风险的领域，两国政府通过顶层设计、协议对接和机制化合作（如总理定期会晤、能源分委会、本币结算协议等）提供政治保障与框架支持。例如，“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管道保障俄能源出口与中国能源安全，核能领域合作筑牢两国能源互补根基，两国支付系统的对接化解金融制裁风险与保障双边经贸顺利开展等，均是安全需求与战略利益在国家层面高度协同的体现，其推进高度依赖政府间的政治互信与制度安排。
另一轨是以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为主导的市场填补与驱动。这一轨正是俄经济供需缺口扩大与中国民企补位结构变化的双向匹配结果。在广大的一般贸易、消费品、工业制成品及部分服务贸易领域，驱动力主要来自于俄罗斯市场因制裁产生的供给缺口和卢布汇率波动带来的贸易套利机会。中国民营企业敏锐捕捉到俄罗斯特殊时期的刚性需求，在汽车、电子产品、机械设备、日常消费品等领域快速填补市场空白。这一轨道的运行遵循典型的市场规律，其核心动力是利润与市场份额，而非直接的国家战略指令。国家在此轨道的作用更多体现在维持贸易渠道总体畅通、提供基础性的外交与法律服务，而非直接干预企业决策。
因此，在当前中俄经贸合作中，顶层战略协同发挥保障作用，而市场力量在广阔的贸易领域发挥着基础性和主导性作用，两者共同构成当前双边经贸关系复杂而务实的动力图景。
2.非对称依赖下的对冲策略与平衡结构
经贸体量、产业结构与发展阶段的差异性自然形成了非对称的相互依赖格局，而地缘政治冲突进一步强化了这种非对称性。值得关注的是，双方在实践中发展出系统的对冲机制，有助于防止经济依赖转化为单方面的权力工具。
多元化策略构成这一机制的核心内容：尽管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但双方在关键领域都避免形成唯一性的依赖结构。在能源领域，中国在扩大自俄能源进口的同时，仍保持与中东、中亚等国家的多元化供应战略合作，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2024年中国进口俄罗斯原油10 846.9万吨，管道天然气超310亿立方米，2025年进口原油规模达10 072.4万吨，管道天然气达388亿立方米；与此同时，2024年进口沙特原油7 863.9万吨，2025年1~9月，进口原油规模已达5 952.7万吨；在天然气方面，澳大利亚、土库曼斯坦、卡塔尔、马来西亚均是中国主要的进口来源国。这种多方供应的多元体系，能够有效对冲单一供应来源风险。俄罗斯在接纳中国商品与投资的同时，也积极拓展与印度、土耳其等新兴市场的经贸联系。例如，2024年俄罗斯出口至印度原油达2.3亿吨，较2023年增长了2.3%。据俄《消息报》报道，印度在2025年11月进口俄石油已经达到连续五个月的最高水平。此外，俄罗斯与印度在2025年签署SJ-100客机联合协议，推动两国制造业领域合作；俄印两国于2025年就稀土和关键矿产领域合作进行探讨。这种多元化策略体现了两国在深度合作中保持必要自主空间的理性考量。
此外，依托2024年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等顶层设计与常设性合作机制，双方将非对称依赖关系纳入制度化治理框架。在2025年中俄总理第三十次定期会晤期间，能源合作分委会和数字经济合作工作组进一步明确能源、金融、科技等领域的合作方案与风险，防止非对称关系导致的合作风险。在能源领域，两国达成价格浮动区间和长期供货条款，既有助于保障俄罗斯能源出口和收入，又有利于克服价格波动给中国带来的风险。在金融领域，两国通过后续互换展期、机制细化与系统对接持续优化原有中俄本币结算协议，不断明确两国跨境贸易结算流程与汇率，使这些机制成为防范双边贸易汇率风险的有效对冲工具。而本币结算机制的优化有助于控制卢布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程度。这些顶层设计通过建立稳定的规则体系与明确的预期管理，有效降低了因权力结构失衡可能引发的治理风险，为合作关系的长期稳定提供了制度保障。
两国还通过不同领域的资源优势互补深化对冲机制，而更深层次的机制在于双边优势领域的利益平衡，通过在能源、制造业、数字经济等不同优势领域深化合作，最终实现双边经贸关系的互利共赢。以能源领域和制造业装备出口为例，俄罗斯对华供应能源的同时，也进口中国电力设备，引进炼化技术。中国在2024年对俄罗斯出口机械电子和运输设备类商品占对俄出口总额的60.3%。在科技领域，俄罗斯借鉴中国在5G基站建设与数字支付方面的成功经验，俄罗斯企业与中国企业就蜂窝通信技术开展合作。俄罗斯曾计划在2025年计划建成1 000个5G基站，截至2025年11月，俄罗斯已经进行了71次5G专网通信测试。这种跨领域合作将基于单一需求的依赖模式转化为基于双边需求的多维相互依赖，实现了非对称依赖关系下的动态平衡。
（二）地缘政治冲突下中俄经贸合作的难点
1.结构性制约的深层矛盾
地缘政治冲突背景下的中俄经贸合作仍面临深刻的结构性矛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结构的单一化构成、结构的缓慢优化进程和跨境贸易的制度性壁垒。贸易结构单一化是首要挑战，如能源与原材料在双边贸易中占比过高。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数据，2022~2024年中国自俄进口的原油、天然气、煤炭能源产品占俄对中出口总额60%以上，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更提升至70%。虽然俄罗斯能源出口的转向和价格因素在短期内推高了双边贸易规模，但也导致双边贸易更容易受到国际大宗商品市场波动影响。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2024年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影响，中国自俄罗斯进口原油总量为10 846.9万吨（较2023年增长1.36%），进口额为624.25 亿美元（较2023年仅增长0.8%），而在2025年进口规模和进口额均有所下降，进口原油总量为10 072.4万吨，进口额为498亿美元，量价增速背离，压低双边贸易的整体增速，这表现出中俄贸易规模对大宗商品价格的依赖性。中俄经贸的单一化结构特征，反映出高附加值产品贸易与双向投资比重偏低的发展瓶颈，经贸关系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的转型面临制约。
中国和俄罗斯贸易结构的相互优化进程相对缓慢。在进出口贸易中，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11月，俄罗斯对中国出口的航空器、航天器及其零件、光学和医疗设备及其零件等高附加值产品仅占出口贸易总额的0.25%。反观中国对俄罗斯的出口结构，高附加值产品在对俄出口贸易总额中合计占比仅为3.51%，中国对俄出口也主要以劳动密集型或中低端制造产品为主。而在双边投资中同样呈现出优化进程缓慢的特征，主要体现为双边投资领域的集中化：中国对俄投资仍主要集中在能源、农业等传统领域，如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管道、远东大豆种植基地项目等。在2024年的中国对俄罗斯投资结构中，大宗商品行业占据主导地位，占投资41.2%，包括农业的初级行业占据21.6%；制造业急剧下降，从2014年的30%以上降至2024年的12.2%；服务业和高科技领域投资占比最低，仅为20%~30%。相较而言，制造业升级与服务业等新兴领域的投资潜力尚未充分释放。
即便存在梯度技术差异提供的理论互补空间，实现深度的产业链、供应链融合仍面临标准、认证、法规等制度性壁垒。这种制度性壁垒体现在多个领域中，阻碍着双边贸易结构的优化升级。在制造业领域，以汽车行业为例，中国和俄罗斯的技术标准仍存在较大差异。导致中国新能源汽车进入俄罗斯市场的成本和周期延长，削弱产品价格竞争力。在农业贸易领域，两国在检验检疫标准上也存在较大差异，这影响农产品流通运输时效，增加农产品贸易出口风险。例如，中国对俄罗斯出口果蔬的农残检测指标为22项，而俄罗斯对进口农产品的微生物指标检测标准比中国严格3~5倍，2023年由中国出口至俄罗斯的果蔬类产品检测不符合俄罗斯标准，导致部分退回，造成经济损失。在数字经济领域，规制体系差异为两国合作发展带来困难和阻碍。尤为显著的是，两国在跨境数据传输方面存在审核程序、数据分类标准的差异，如俄罗斯跨境数据必须经联邦数据保护局审批，禁止敏感数据出境，而中国对跨境流动数据重在评估。此外，两国制度规则不同导致中国企业在俄开展业务受限，在俄罗斯云计算服务商以Yandex Cloud、VK Cloud等本土服务商为主，即便是海外服务商也集中于亚马逊AWS厂商，中国云企业几乎未参与俄罗斯市场。上述事实表明，双方在技术标准、海关程序、检验检疫等规制体系的差异显著增加了制度性交易成本，“软联通”建设滞后于实体联通需求的现象较为突出。
2.制度性障碍的叠加效应
制度性障碍的叠加效应进一步制约着合作潜能的释放。为应对制裁压力，俄罗斯在外汇管制、外资审查等领域采取的一系列监管调整，在维护经济安全的同时也增加了外国投资者的政策适应成本，对俄罗斯本国企业开展对外合作带来一些阻碍。中方企业需要应对这种快速变化的监管环境，而俄方对中国大规模投资也存在复杂的社会心理预期。2022年底，俄罗斯通过一项法律，旨在加强对外国资本在俄罗斯开展业务的审查，覆盖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2025年俄政府向国家杜马提交了加强对矿产资源利用和水产品生产领域的外国投资监管的法案。在此背景下，中方企业不得不频繁调整合规流程，以应对来自俄方的动态变化。这反映了俄罗斯对外资企业进入本国市场的“产业安全担忧”，反过来将会进一步推动俄方制定更加严苛的监管政策，导致由安全化诉求形成的制度收紧削弱中方企业开展对俄合作。
在金融合作领域，本币结算的推进面临现实挑战，主要体现在双方内部制度衔接的不顺畅和外部制裁压力。俄乌冲突爆发后，两国本币结算规模和范围有所扩大，从2022年的15%提升至2025年的95%以上，但在制度上仍存在难以突破的瓶颈。首先，人民币与卢布直接汇率形成机制尚不完善，建立基于市场供求的弹性定价机制体系相对薄弱，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公告数据，2024年人民币对卢布汇率波动区间为 11.5~15.6，年度振幅约 35.7%，高于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波动率。与此同时，两国在金融领域缺乏汇率风险管理工具，导致风险管理可覆盖的范围小，难以降低中国企业开展对俄贸易过程中的汇率损失风险。其次，俄罗斯金融信息传输系统（SPFS）与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已经实现部分业务互联互通，重点需要解决跨境结算时效低、跨境结算费用高的问题。此外，较高的清算费用增加了企业交易成本。受次级制裁风险影响，中资金融机构对涉及俄罗斯业务的审慎态度形成了一种隐性的“金融阻尼效应”。这种效应体现为由制裁风险引起的连锁反应：制裁风险→隐性制度约束→中方金融机构制度收缩→抑制合作需求，如2024年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在次级制裁压力下，停止接受俄金融机构付款，收缩对俄业务。
最后，在拓展第三方市场合作中，中俄经贸合作还面临西方主导的国际规则、“一带一路”合作理念与俄罗斯传统区域影响力的三重制度叠加张力。在这一方面，以中俄在中亚地区开展的能源合作尤为明显。例如，中俄在参与哈萨克斯坦的风电项目过程中，便遇到了三种制度叠加性障碍：俄罗斯以独联体电力技术标准为主，中国采用国际电工委员会（IEC）标准，而哈萨克斯坦则需要满足欧盟碳足迹认证（EU ETS）的标准要求。三方在电力技术标准、环保评估和并网接入条件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此外，在传统能源合作方面，欧亚经济联盟能源一体化协议与“一带一路”倡议倡导的市场化合作理念也存在制度张力，增加了第三方合作的协调成本与周期。中亚一直是俄罗斯极力通过制度维护其影响力的区域，西方通过技术标准进行制度制约，而中国历来倡导开放、包容的市场合作。未来，中俄应共同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合作范式，促使第三方市场合作形成合力。
3.外部风险的传导压力
外部风险的传导机制持续对中俄双边合作构成压力。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断扩展的制裁范围与日益严格的执法行动，对参与中俄经贸合作的企业产生了显著的合规威慑效应。这种非正式的约束机制虽未形成明文禁令，却通过增加合规成本与不确定性，实质性地抑制了双边合作在多个领域的空间拓展。能源作为中俄经贸合作关键领域，最先受到外部压力的影响。2024年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的制裁名单上新增了300多家实体和个人。在2025年美国新出台的制裁政策中，32家中国企业因参与北极液化天然气2号项目被牵扯其中。合规成本为企业带来沉重负担。2025年俄罗斯对外国企业的财务透明度要求提高，据俄罗斯联邦审计院数据，2024年提交审计的外资主体同比增长27%，合规延期罚款均值上涨至18万卢布，未使用权威机构出具报告的驳回率高达22%。此外，2025年俄罗斯出台了对医疗器械、敏感技术领域的监管政策，强化监管力度，如一家中国光伏企业因未按时完成设备的本地注册、认证，未明确本地化率，被处以投资额10%的罚款。
此外，中方参与主体的结构性变化也带来新的风险与管理挑战。大量中小企业面临更为严峻的合规能力瓶颈。相较于国有企业，它们在建立完善的国际制裁合规体系、获取专业的法律与咨询服务、应对俄方频繁变动的外汇与贸易管制政策方面，资源和能力都更为有限。这可能导致两个后果：一是企业个体更容易因无意违规而遭受损失或制裁；二是在宏观上可能加剧国际贸易的“灰色地带”操作（如通过第三国转运），从而在整体上增加双边贸易的系统性合规与声誉风险。如何引导和支持庞大的民营贸易主体建立合规能力，成为中方管理对俄经贸关系的新课题。
与此同时，西方将中俄正常经贸关系污名化为“破坏国际秩序”，借助国际舆论影响中国企业的全球声誉。欧盟在多轮对俄罗斯制裁中对中国企业进行污名化，为中国企业带来严重影响：欧盟在2024年12月采取的第15轮制裁中，将4家对俄罗斯出口无人机和微电子零部件的中国核心企业纳入制裁名单，并称这些企业积极支持俄罗斯军工综合体。中俄经贸多次在G7联合声明中被提及。除西方官方渠道之外，西方媒体也是污名化中国企业为“国际秩序破坏者”的重要力量。
这种“破坏国际秩序”的叙事策略对第三方市场合作拓展也产生间接负面影响，为中俄两国在第三方市场国家开拓能源、金融领域合作带来阻力。在中俄蒙三国“西伯利亚力量-2”项目中，蒙古国政府曾迫于美国制裁压力，暂停项目的环评流程，导致项目延期，而该项目也被媒体歪曲为“破坏蒙古生态环境”的项目。中国在中亚地区开展的第三方合作被指为对抗西方制裁的贸易走廊。在金融领域，据俄《消息报》报道，哈萨克斯坦开始更加严格审查俄罗斯交易方，该国的“自由银行”已停止俄罗斯银行卡业务，而此前乌兹别克斯坦所有银行都已停止俄罗斯银行卡业务。
上述案例表明，西方国家打着安全化旗号，通过“制裁+叙事”的双重外部压力手段，试图切断中俄两国与全球供应链、资金链的联系。同时，西方国家企图通过降低中俄双边合作的声誉资本，使双方进一步与全球经济“脱钩”。未来，中俄两国在深化相互依赖的过程中，应构建针对企业合规、舆论反制、第三方合作保障的风险对冲机制，以防止外部风险渗透到双边合作中。
结论：迈向战略化发展的新阶段
地缘政治冲突作为重要的外部变量，已将中俄经贸合作推向一个以战略安全为优先考量的特殊发展阶段。俄罗斯是中国重要的战略协作伙伴，但并非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根据中国海关数据，东盟、欧盟、美国、韩国长期位居中国前四大贸易伙伴之列，俄罗斯作为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其双边贸易额在中国外贸总额中占比相对有限。然而，双方在能源、粮食、部分关键矿产及金融结算等特定战略性领域的深度协作，为中国提供了多元化的供应来源和替代性的合作渠道，从而增强了中国在这些领域应对外部单一性风险的能力。这一过程体现了双方为应对共同外部压力而进行的依赖结构战略性重组。随着应急性措施的逐步落实与外部压力的常态化，中俄经贸合作的内在动力机制正在发生深刻转变，战略安全驱动模式的边际效应逐渐显现，合作将进入一个更加注重市场经济规律、强调精细化治理的新阶段。
未来，中俄两国应在保持战略共识的基础上，着力破解结构性矛盾与制度性障碍，推动经贸关系深化发展。这要求双方加强制度协调，推动合作理念从危机应对向可持续发展转型，合作重心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扩展，合作方式从政府主导向多元主体参与演进。双方特别需要建立系统性的风险管理体系，通过制度创新、技术手段与金融工具的综合运用，有效管控地缘政治风险与非对称依赖风险。综上所述，地缘政治冲突在提升中俄经贸合作战略重要性的同时，也为其设定了新的发展阈值。未来，双方合作能否超越短期的危机应对模式，在保障彼此核心关切的同时，成功实现向基于市场规律、可持续、高质量的发展轨道转型，将决定中俄经贸关系能否行稳致远，从而为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供持续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