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地缘政治经济变化和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背景下，中欧产业关系经过半个世纪演变，已由早期以单向垂直互补为主的产业分工，逐步转向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新阶段。这主要体现在：其一，双向投资布局持续调整，中国对欧投资由技术获取型并购更多转向绿地投资和本地化布局，欧洲企业在华投资则更加重视研发、制造与产业生态嵌入；其二，双方产业结构趋同程度不断上升，在机械设备、运输设备、化学品及相关中高端制造领域的竞争明显加深；其三，产业政策与市场规制同步强化，竞争越来越多地借助外资审查、绿色准入和数字治理等制度工具展开。究其原因，既与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持续提升、比较优势加快重构有关，也有欧洲战略自主取向强化和外部冲击持续叠加的影响。展望未来，中欧产业竞合仍将向新能源、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延伸。总体而言，双方关系固然面临规则摩擦上升和制度约束趋严的压力，但在一些领域，仍保留着有限的合作空间。
一、中欧产业竞合阶段与特征演变
回顾中欧建交半个世纪以来的产业关系演进可以发现，其核心变化并不只是双边贸易规模的持续扩大，更在于分工关系、资本布局和竞争方式的调整。随着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中欧之间逐步突破早期主要基于要素禀赋差异的分工格局，双边产业关系也由以产业间分工为主的垂直互补，逐步转向高附加值领域竞争与产业内分工并存的结构性竞合。总体来看，这一演进过程大体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一）垂直分工与单向互补阶段
20世纪70年代中叶至20世纪末，中欧双边产业关系总体建立在发展阶段差异和资源禀赋差异的基础之上。此时，双方尚未形成产业链内部的深度协同，表现为较为典型的垂直分工和单向互补。
从贸易结构看，这一时期的中欧贸易规模总体有限，且具有明显的不对称性。受制于当时的工业化水平和技术积累，中国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GVC）较低环节，对欧出口主要集中于农产品、纺织品和其他劳动密集型制成品，而欧洲则凭借技术和产业先发优势，向中国出口机械设备、运输工具及精密仪器等资本品。就分工形态而言，这一时期中欧之间的互补关系，主要表现为中国承接劳动密集产业和加工装配环节，欧洲则占据资本、技术和设备供给环节。
从投资布局看，早期中欧产业关系主要表现为欧洲资本单向进入中国。随着改革开放推进，欧洲跨国企业开始通过合资和绿地投资进入中国市场。1978年以后，随着沿海地区对外开放逐步推进，“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三来一补”）迅速发展，并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中国承接境外订单、扩大出口和吸纳就业的重要方式。1984年沿海开放城市范围扩大后，这一外向型加工贸易模式进一步铺开，使中国能够以较低成本嵌入国际分工体系。在这一阶段，中国的比较优势主要体现为劳动力成本较低、土地供给相对充裕、环境约束标准较低及各级政府具有争相引资的激励，因此更适合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加工装配环节。
这一时期，汽车产业的发展较为集中地体现了中欧垂直分工与单向互补的基本特征。1984年10月，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正式签约成立，成为中国最早的中外合资轿车企业之一，也被普遍视为中国汽车工业对外开放的重要标志。其后，大众桑塔纳在上海安亭实现规模化生产，并带动零部件配套体系、生产标准和管理方式在本地加快形成。这一案例表明，当时的产业组织方式主要是：欧方提供车型平台、制造技术、关键设备和管理经验，中方提供市场、场地、劳动力和地方配套支持，双方由此形成了技术与市场相结合的垂直分工结构。这种以市场换技术的发展方式，既为欧洲企业带来了可观的市场收益，也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工业体系的技术引进、管理经验积累和供应链启蒙。
就此而言，这一阶段中欧产业关系的核心仍是基于发展阶段差异形成的分工互补，这一点也可以从欧盟在华投资的早期变化中得到印证。如图1所示，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后期，欧盟在华实际投资金额虽然基数较低，但总体增长较快，反映出欧洲资本开始持续进入中国市场，并与中国工业化起步阶段的要素承接过程相互结合。
（二）价值链融合与产业内分工发展阶段
伴随中国于2001年正式加入WTO，中欧产业关系开始由早期以单向互补为主的格局，逐步转向更深层次的价值链融合。这一阶段的关键变化在于，中欧产业关系已不再只是商品交换规模的扩大，而是表现为贸易结构升级、资本双向流动和产业内分工扩展的同步推进。
从贸易结构看，加入WTO之后，中国更全面地嵌入多边贸易体系，不仅进一步巩固了“世界工厂”的地位，也在承接全球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加快完善本土产业链和供应链网络。与20世纪90年代主要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加工装配不同，进入21世纪后，中国出口结构明显升级，机电产品和高技术产品比重持续提高，并在中等技术和中高端技术领域形成对欧出口扩张。从双边贸易规模看，2000年代以来中欧贸易呈现出高速增长态势。欧盟对华出口由2000年前后的约260亿欧元增长至2010年的约1130亿欧元，而欧盟自华进口同期增长更为迅速，2001年至2008年间，欧盟自中国进口规模接近增长三倍。这种变化表明，中欧贸易已突破传统的产业间分工，逐步转向更高程度的产业内分工。
从投资布局看，这一阶段中欧产业关系开始由单向资本流动转向双向互动。一方面，欧盟对华直接投资继续增加，欧洲跨国企业不再仅将中国视为低成本加工基地，而是逐步将其纳入全球研发、制造和供应链网络，在汽车、化工、装备制造等领域形成较为完整的本地布局，空中客车在华布局即具有较强代表性。另一方面，随着中国推进“走出去”战略，中国企业开始系统开展海外投资。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及随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欧洲部分资产价格回调，为中国资本进入欧洲市场提供了现实窗口。此后，中国企业对欧投资由此前零散的项目尝试，逐步转向对基础设施、能源和高端制造业的实质性布局。
从典型案例来看，这一时期的中欧产业关系在商品贸易的摩擦与资本价值链的融合中交织前行。2005年中欧纺织品争端是双边价值链融合初期的典型摩擦。随着WTO《纺织品与服装协定》配额管理体制的终结，中国纺织品对欧出口短期内激增，引发了欧盟的“特保调查”与紧急设限，最终双方经过多轮拉锯谈判才达成平稳过渡机制。这一案例表明，伴随中国全面嵌入全球分工，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规模化输出已经开始引发欧洲的防御性反应。在资本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层面，空中客车天津总装线和比雷埃夫斯港项目较为集中地反映了中欧价值链融合和资本双向流动的特征。2008年，空中客车天津A320总装线正式投产，这是空客在欧洲以外设立的第一条民用飞机总装线，标志着欧洲高端制造企业已不再只是将中国作为产品销售市场，而是将其纳入全球生产体系和产业协作网络之中。同样是在这一时期，中远太平洋于2008年签署希腊比雷埃夫斯港2号和3号码头特许经营协议，相关经营权于2009年10月正式生效，期限长达35年。前者反映的是欧资深度嵌入中国制造业网络，后者反映的则是中资开始进入欧洲基础设施和物流节点。
因而，这一时期的中欧产业关系已经超出简单商品交换的范畴，呈现出贸易扩张、投资互动和价值链交织同步推进的特征，互补性依然存在，但竞争因素也开始在更高层次上积累和显现。与此相对应，图1显示，进入21世纪后欧盟在华投资总体进入稳定扩张阶段，且欧洲资本已不再停留于早期市场进入，而是更深地嵌入中国的制造业升级和全球价值链重组过程之中。
（三）比较优势跃升与双向竞争深化阶段
进入2010年代中后期以后，随着中国产业升级战略持续推进，中欧产业关系进一步由价值链融合转向高附加值领域的竞争深化。与前一阶段相比，这一时期的关键变化不在于双方联系是否继续扩大，而在于原有互补关系开始更多让位于同一产业赛道上的直接竞争。
从贸易结构看，中国制造业由被动承接逐步转向主动提升，并在全球价值链中实现了较为明显的中高端攀升。尤其是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光伏装备、电气设备等领域的技术积累和规模优势持续显现，使中国在若干关键制造业部门开始直接触及欧洲的传统优势。在这一背景下，中欧之间的竞争越来越集中于高附加值制造领域，并更多表现为同一产业赛道上的正面竞争。
从投资布局看，2016年前后成为一个重要转折点，此时，中国对欧直接投资快速增长，并首次明显超过欧洲对华投资，且中国围绕技术获取、品牌并购和产业进入的资本活动显著增加。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欧盟对中国资本进入高端制造领域的警惕明显上升：欧盟外资审查框架逐步建立并收紧，在政策上也给予中国“合作伙伴、经济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的“三重定位”。到2023年，欧盟发布了《欧洲经济安全战略》，进一步将“去风险”确立为对华经贸政策的重要原则。此后，在外资审查趋严和“去风险”政策推进的背景下，中国对欧投资方式开始由并购主导逐步转向绿地投资主导。就方向而言，中方对欧资本联系并未中断，但其展开方式已由早期更强调技术获取，逐步转向围绕本地化生产和产业链嵌入展开。
从典型案例来看，这一时期中欧在不同产业维度的博弈与合作事件，集中反映了中国的比较优势跃升带来的双向同维竞争与欧洲的防御性收紧。
第一，在传统重资产制造领域，钢铝产能摩擦成为双边竞争加剧的早期缩影。欧盟曾多次以“产能过剩”或市场扭曲为由，对中国钢铁及铝制品等产品采取严厉的反倾销调查。这标志着双方在工业基础原材料层面的同构性竞争，已引发欧盟高频常态化的贸易防御。
第二，在新兴绿色产业领域，中欧光伏“双反”调查构成了政策博弈的标志性转折。2012年，欧盟对中国光伏产品发起涉案金额巨大的反倾销与反补贴调查，虽最终达成价格承诺，但这预示着欧洲的产业安全防范已由传统工业向绿色低碳科技领域延伸。
第三，在资本与高端装备领域，2016年，美的集团收购德国工业机器人企业库卡（KUKA），迅速引发欧洲关于核心技术外流、关键制造能力削弱以及产业安全风险的集中讨论。库卡长期被看作德国“工业4.0”体系中的代表性企业，因此该项收购很快超出一般商业并购的范畴，演变为欧洲围绕核心技术、制造能力与产业安全的公共讨论议题。
第四，在新能源汽车赛道，贸易壁垒与属地化建厂双线并行。随着中国电动汽车优势凸显，欧盟于2024年公布对华电动汽车加征反补贴税的终裁结果，试图通过高昂关税重塑竞争条件。然而竞争加深并未切断联系，反而倒逼中国企业加速在欧绿地投资。中欧之间的合作更多转向新能源等新兴产业链条中的本地化布局。这一点在新能源汽车和动力电池等产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2022年，宁德时代宣布投资73.4亿欧元在匈牙利德布勒森建设年产100GWh的电池工厂，这是中国动力电池企业在欧洲布局中的标志性项目之一。与此同时，华友钴业于2023年宣布推进匈牙利高镍三元正极材料项目，进一步向欧洲动力电池上游材料环节延伸。这类投资表明，面对贸易约束趋严，对中国来说，对欧产业关系正在由单纯的出口和技术获取，转向竞争深化背景下的属地化合作。
综合来看，这一阶段中欧产业关系已由早期的互补，逐步转向高附加值领域的同维竞争，产业互动也由单纯强调效率，转向更加重视安全与效率之间的平衡。需要看到的是，尽管地缘政治摩擦上升，但双方在电子设备、机械制造和交通设备等领域的价值链联系仍然较深，短期内并不存在简单脱钩的现实基础。正因如此，“竞争性共存”正在成为当前中欧产业关系的一个基本特征，经贸合作仍将在双边关系中发挥重要的稳定作用，但这种合作已经不再建立在早期单向互补的基础上，而是在更强竞争和更严安全约束条件下展开。从图1看，2016年以来欧盟在华投资虽仍保持一定规模，但波动性明显增强。这表明中欧产业关系中的资本联系并未中断，但其运行环境和作用方式已发生明显变化。
前述讨论主要着眼于中欧产业关系的阶段转换及其长期演进，如表1所示。
二、中欧产业竞合现状
本文所讨论的中欧产业竞合“现状”，主要指2010年代后期以来，特别是2019年欧盟提出对华“三重定位”之后逐步定型的产业互动格局。这一时期，欧盟对华经贸政策调整明显加快，外资审查、绿色规制、补贴调查和数字安全治理等政策工具相继推进，中欧产业关系也由以往较多表现为市场互补和贸易摩擦，进一步转向投资布局调整、产业结构趋同和政策约束上升并行展开的新态势。下文将从投资布局、贸易结构和政策工具三个方面，对当前中欧产业竞合的现实表现作具体分析。
（一）中欧双向投资布局调整
当前中欧双向投资最明显的变化，不只是进入方式的转换，更在于投资的产业载体和空间布局都在发生重组。对中国企业而言，对欧投资已由早期以并购获取技术、品牌和渠道为主，逐步转向以绿地投资带动本地化生产和市场嵌入为主。
如图2所示，中国对欧投资结构在2016年前后出现明显分化。早期的中国企业对欧投资主要由并购驱动，2016年达到高点后快速回落；与此相对，绿地投资特别是电动汽车相关绿地投资逐步上升，并在近年成为中国企业进入欧洲市场的重要方式。2024年绿地投资达到59亿欧元，占总投资的59%，其中83%集中于电动汽车相关领域。由此可见，在欧盟外资审查趋严和技术获取型并购空间收缩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对欧投资已由以产权控制和资产获取为主，转向以本地设厂、产能布局和供应链嵌入为主。
这种投资结构变化，反映出中国企业对欧洲贸易壁垒和政策环境的主动适应。如图3所示，2020年至2023年，中国电动汽车对欧出口和在欧盟新增电动车市场中的份额一度快速上升；但随着欧盟反补贴调查等政策措施出台，2024年相关出口和市场份额均出现回落。为了稳定市场预期并降低关税和政策风险，中国车企更倾向于通过在欧洲本地设厂来实现市场进入和供应链优化。
即便受到“去风险”政策影响，欧洲企业在华布局仍表现出较强韧性，2023年欧盟对华FDI流量约为101亿欧元。据统计，2019年至2023年间，欧盟对华绿地投资年均约60亿欧元。特别是在新能源与高端制造领域，欧洲企业的投资逻辑正发生着深刻的结构性调整：面对中国完备的产业链与激烈的市场竞争，其战略重心已由以往侧重于利用中国制造成本优势的“在中国为全球”，实质性地转向了深耕本地创新生态的“在中国为中国”。他们正在通过在华建设高端产线和研发中心，更深地嵌入中国新能源转型和数字化发展中的产业链条。
在这一过程中，区域层面的地方合作经验与企业层面的标志性项目，构成了当前中欧产业深度竞合的代表性案例。在区域层面，江苏太仓的“中德中小企业集聚模式”与无锡的中欧产业创新合作已成为双边价值链融合的标杆。这些地方实践突破了早期单一的招商引资模式，通过共建绿色零碳园区、引入欧洲“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以及完善本地上下游供应链，推动形成了中欧企业产业生态协同格局。在企业层面，大众汽车与中国本土新能源车企的联合研发，则典型地反映了欧洲跨国巨头为了应对同构竞争，正主动将研发重心与中国本土创新链深度绑定。这种从产能转移向技术、人才与生态全方位嵌入的变化表明，欧洲对华投资已由单向输出资本和技术，逐步转向更强调生态嵌入和共同创新。
综合来看，当前中欧双向投资并未明显收缩，而是呈现出更强的选择性和更明显的属地化特征。对中国企业而言，关键变化在于由并购主导转向绿地投资主导；对欧洲企业而言，关键变化则在于由一般性市场进入转向更深层次的产业生态嵌入。
（二）中欧产业结构趋同与竞争加剧
当前中欧产业竞合的另一重要表现是，双方在贸易结构上的趋同程度持续提高，竞争愈发集中于中高端制造领域。为了更准确地把握这一变化，有必要突破单纯观察贸易总量的做法，进一步从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出发，对双边贸易的产品结构进行细化分析。
首先，从第三方市场的出口重叠度看，如图4所示，2010—2023年间，中国与欧元区、美国、英国的出口相似度指数总体均呈上升趋势，其中中欧之间的出口相似度始终处于较高水平，且增幅最为明显。中欧出口相似度指数由2010年的46.71升至2023年的56.33，增幅明显高于同期的中美和中英。这表明中欧在全球市场中的分工角色正在趋于接近，双方之间的关系更多表现为水平竞争而非简单互补。
图5进一步分解了2010—2023年中国与主要经济体分行业出口相似度指数的变化。结果显示，中国与欧元区出口相似度的总增量达到9.62个百分点，明显高于中美和中英。分行业看，SITC 7类（机械及运输设备）是推动中欧出口相似度上升的最主要因素，该类增幅达到4.67个百分点，贡献了总增量的近一半。这表明，中欧竞争的重心已经明显转向机动车、电气设备及相关制造业等高附加值部门。换言之，当前中欧之间的产业竞争，已不主要体现为低端加工产品的替代，而更多体现为中高端制造领域的正面相遇。这种变化在双边贸易结构中也得到印证。如图6和图7所示，当前中欧双边贸易已经高度集中于工业制成品（SITC 5—8类）。
2025年，欧盟自华进口工业制成品约5435亿欧元，而初级产品仅约133亿欧元；欧盟对华出口中，工业制成品约1719亿欧元，同样占据绝对主导。这意味着，中欧竞争的基础，已不再只是贸易规模扩大，而是工业制成品高度集聚和核心制造门类重叠加深所带来的结构变化。
进一步细化到SITC大类可以看到，中欧在核心制造业领域的重合度尤其突出。其中，SITC 7类（机械及运输设备）是当前双方竞争最集中的领域。2025年，SITC 7类仍是欧盟对华出口的第一大门类，出口规模约996.8亿欧元；与此同时，它也是中国对欧出口规模最大、增长最明显的门类，对欧出口额达到3040.5亿欧元。这一门类涵盖机动车、电气设备以及绿色转型相关技术，其竞争态势已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贸易竞争，而是直接关系中欧在关键制造业和未来产业中的相对位置。中国在动力电池、整车电动化等方面的积累，不仅增强了对欧洲市场的出口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欧洲企业原有的竞争优势。
除SITC 7类外，SITC 5类（未列名化学品及有关产品）和SITC 6类（主要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同样反映出竞争加深的趋势。SITC 5类长期是欧洲对华出口的重要优势门类，但是受能源成本上升和产业转移等因素影响，2025年该类产品对华出口额回落至约324.3亿欧元，由此可见，中欧产业竞合正处于双方在若干关键制造门类上已形成较强结构重叠的状态，这也是中欧产业关系由互补走向竞争的重要原因。
这种结构性竞争还可以从双边贸易份额变化中得到直观体现。如图8所示，过去二十余年间，欧盟工业制成品对华进口比重由2002年的10.95%上升至2022年的32.87%，即使在2025年仍维持在30.38%的较高水平。相比之下，欧盟工业制成品对华出口比重虽在2018年达到11.03%的高点，但随后有所回落，2025年降至7.86%。这一剪刀差变化，反映出中国工业制成品在欧洲市场中的渗透率持续提高。
（三）中欧产业政策的博弈
当前，对中欧产业竞合的讨论已经由传统的贸易互补视角，逐步转向产业政策与国家干预的视角。这种竞争的底层逻辑正在发生深刻演变，即中欧产业博弈的焦点，已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产品、产能、技术与市场份额之争，而是日益上升为对全球产业治理规则、标准制定权以及合规体系主导权的实质性争夺。随着双边竞争加深，产业政策越来越成为双方塑造竞争优势、保障关键产业链安全的重要工具。中欧之间的博弈，也逐渐通过产业政策与规则输出这一渠道表现出来。
理解当前中欧产业关系的变化，首先需要把握中国产业发展路径的调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升级并非单纯依赖成本优势，而是在长期工业化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将规划引导、技术积累、基础设施改善和市场扩张相结合的发展路径。如表2所示，进入21世纪以后，这一路径在五年规划框架下进一步制度化，由早期偏重工业能力扩张和结构调整，逐步转向以技术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和制造强国建设为核心的政策组合。
特别是自“十二五”规划出台以来，中国围绕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等领域持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推动产业政策由补短板、扩规模逐步转向强链条、提质量和促创新。这一转型以《中国制造2025》的发布为标志，并在“十三五”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制度化与战略升级，中国由此开启了系统性的制造强国建设，重点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等前沿领域的突破，加速本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和高端制造攀升，正是这一极具标志性的产业战略，在客观上加剧了欧洲对中欧在关键制造业赛道上同构竞争的担忧，并成为欧盟后续政策转向的重要催化剂。进入“十四五”时期后，中国的政策取向进一步体现为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科技自立自强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强调。进入“十五五”时期，则更突出新质生产力培育、未来产业布局和产业创新体系完善。就其效果看，中国制造业竞争优势已不再主要建立在低成本要素基础之上，而越来越多地体现为工程化能力、配套能力、产业体系完整性以及新兴产业集群优势的综合提升。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在提升资本密集度、劳动技能水平和产业链上游地位等方面均取得明显进展。
更为重要的是，在绿色转型和数字化发展相互带动的背景下，中国在部分新兴技术领域形成了新的比较优势。这种由人口红利向工程师红利和数据红利的转换，不仅提升了中国的制造业附加值，也推动了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新一轮调整。从企业层面看，这一过程同时伴随着市场出清和产业重组。面对部分行业的重复建设和低水平竞争，中国正在通过将产业政策引导和市场竞争相结合的方式，推动生产要素向研发能力更强、技术壁垒更高的企业集中，从而逐步巩固其在高端制造领域的竞争力。
中国产业政策的上述调整对中欧产业竞合关系产生了直接影响。一方面，中国在若干关键制造业和绿色技术领域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中欧原有分工格局，使中国由传统意义上的产业承接者逐步转向部分高附加值领域的竞争者；另一方面，中国在推动产业自主升级的同时，正依托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主动优化外商投资环境。近年来，随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的全面落实，以及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层面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内容的持续大幅缩减（特别是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中国正以更加透明、公平、开放的市场准入机制，对冲外部的“去风险”压力。这种开放导向的政策安排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相叠加，不仅打破了保护主义的政策壁垒，也为欧洲的资本、技术和市场主体在华深化布局、共享红利提供了新的合作空间与坚实的制度保障。总体而言，中国产业政策的连续出台，既增强了本土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在客观上重塑了中欧产业互动的结构基础。
面对全球供应链重组和外部竞争压力，欧盟产业政策近年来出现了较为明显的防御性转向。从政策理念看，欧盟正在突破过去偏重横向通用政策的做法，重新强化具有选择性的垂直产业政策。这种调整既是对多重危机的回应，也体现出通过公共权力维护关键产业竞争力和战略自主的政策取向。在这一框架下，欧盟的产业干预呈现出双重特征：一方面强调内部市场规则和竞争秩序；另一方面又对特定战略部门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扶持或限制措施。欧盟正在通过内部补贴体系调整和外部经贸规则输出并行的方式，增强其经济与技术自主能力。
在具体政策工具层面，欧盟防御性产业政策的外向化趋势日益明显。这一转向不仅体现在政策表述上，更落实为在投资、贸易、绿色经济和数字产业等多个维度的密集立法。
如表3所示，欧盟正在通过多层级制度安排，加强对关键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控制。特别是随着《外国补贴条例》（FSR）以及《工业加速器法案》（IAA）等工具相继出台，欧盟试图将其内部国家援助和竞争规则延伸到外部主体，并通过技术、本地化和低碳要求影响市场准入。这种做法压缩了外部经济体运用产业政策的空间，也加大了中欧之间的政策摩擦。与此同时，绿色经济已成为欧盟防御性产业政策的重要着力点。面对全球绿色产业补贴竞争的加剧，欧盟通过《绿色协议产业计划》及其配套法规，推动关键绿色产业链的本土化和“去风险”。就效果而言，这类政策在推进其绿色转型的同时，也提高了外部竞争者的市场进入门槛，尤其对在新能源和低碳技术产品方面具有出口优势的经济体构成了更直接的约束。
进一步看，数字安全与技术防范正在成为欧盟产业政策向高技术领域延伸的重要抓手。与投资审查、贸易救济和绿色规制相比，围绕《人工智能法案》、修订中的《网络安全法》以及《数字网络法》提案形成的制度安排，更直接触及数据、算法、网络和关键数字基础设施的治理问题。这类规则表面上旨在降低技术风险和系统脆弱性，实质上则通过提高透明度、责任认定和供应商可信性的要求，重塑数字产业的市场进入条件与竞争秩序。对中国企业来说，这意味着中欧之间的政策竞争，正在由商品、补贴和绿色标准之争，进一步延伸到软件系统、数据流动、算法合规和数字基础设施安全等制度层面。尤其是在智能网联汽车、工业互联网、云服务和金融科技等领域，能否满足欧盟不断提高的安全审查和合规披露要求，正在成为企业能否进入欧洲市场的重要条件。
尽管政策工具层面的摩擦明显增多，但这并不意味着中欧经贸关系会走向全面脱钩。相反，在资本货物、高端制造、绿色转型和部分数字应用领域，双方仍保有较强的利益交集和合作需求。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欧盟的安全关切，中欧更需要在互补、竞争和安全之间寻求新的平衡，通过分类、分领域的合作方式，保持彼此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基本稳定。中欧作为全球重要市场，其产业关系正在由传统互补走向更复杂的竞合关系，而越是在竞争加深的背景下，双方在气候变化、绿色转型和全球治理等领域开展合作的现实需求反而越突出。
三、中欧产业竞合演变的动因
中欧产业竞合由早期的单向合作走向当前的双向同维竞合，其深层原因在于双方制造业实力对比的持续变化。一方面，中国产业体系在过去十余年中不断向中高端迈进；另一方面，欧洲在新一轮技术变革和产业调整过程中出现了一定的结构性迟滞。再加上新冠疫情和地缘政治冲击对全球供应链的扰动，这一变化被进一步放大。
（一）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升级
中欧产业竞合格局发生变化，一个基础性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持续提升。这里所说的提升，并不只是中国的制造业规模扩大或出口份额上升，而是其比较优势的来源、产业组织方式以及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都在发生变化。这一过程中，中国逐步由全球价值链中偏重加工装配的参与者，转向若干中高端制造领域的重要竞争者。
1.比较优势来源发生变化。过去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更多建立在劳动力成本低廉和土地要素供给充足的基础之上。随着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工资水平上升，这一优势固然有所减弱，但并未消失，而是逐步转化为以工程师群体、职业技术人才和大规模产业工人为支撑的人力资本优势。与早期主要依赖低成本投入不同，当前中国制造业更突出的特点，在于技术吸收、工艺改进和工程化应用能力不断增强。这种能力并不完全体现为原始创新指标的显著跃升，而更多表现为对既有技术的快速迭代、规模化应用和系统集成，从而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高。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上升的关键，并不是“成本优势”被“技术优势”的简单替代，而是比较优势的形成基础正在发生变化。
2.形成了若干产业集群。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并不主要依赖单个龙头企业的孤立突破，而是建立在长三角、珠三角以及若干专业化区域集群基础之上。集群内部上下游企业密集分布，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完成零部件配套、生产调度和工艺调整，从而显著降低物流成本、交易成本和组织成本。与此同时，超大规模市场需求又为企业提供了技术商业化和产品迭代的现实场景，使其能够在更大产量基础上分摊研发投入成本并加快市场筛选。新能源汽车、光伏装备等产业的发展，较为明显地体现了产业集聚、市场规模和规模经济相互强化的过程。与欧洲相较，中国制造业的优势并不单纯在于某一项核心技术领先，而在于能够更快地把技术转化为产品，把产品扩展为产业，并进一步形成配套完整、响应迅速的产业组织体系。
3.拥有全产业链配套的支持。较为完整的工业门类和较强的内部配套能力，提升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自主性和韧性。从产业链与供应链的宏观表现来看，中国不仅是目前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涵盖41个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的国家，且能够将这种国内全产业链的完整性转化为出口端的全谱系竞争力。在2001年加入WTO初期，中国对欧盟实际发生出口的HS六位产品约为4000种左右，存在一定的产品门类空白，且出口结构高度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到2023年，中国对欧出口的产品种类已扩展至5000种以上，覆盖绝大多数HS六位编码，显示出从传统低端制造向涵盖基础零部件、关键中间品乃至成套装备的全谱系扩张。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欧洲对华出口的门类覆盖度正呈现出相对收缩的态势。受制于部分产业链的外迁与空心化，欧盟对华出口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几种高端机械设备、精密仪器和特定化学品上。这种在工业门类覆盖度上的“此消彼长”，印证了中国在全球供应链网络中不可替代的核心节点地位，也解释了欧盟当前强烈的产业焦虑。正如产业视角所揭示的，底层供应链能力的逆转必然会传导至贸易端，进而引发技术和规则端的连锁反应。欧盟日益频繁的贸易防御与技术封锁，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应对其全产业链优势丧失后，在众多细分工业门类上面临的全面竞争压力。此外，全产业体系优势意味着在参与全球分工的同时，国内产业体系能够承担更多中间环节和关键环节的组织功能。如图9所示，2010—2021年间，中国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度由0.149降至约0.117，而且与一些欧洲国家相比，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总体参与度长期处于相对较低水平。这一变化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对外部中间品的依赖正在下降，国产替代能力不断增强。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中国在面对外部技术限制和供应链中断时，表现出更强的韧性，也从客观上改变了中欧之间原有的垂直分工关系。
（二）欧洲竞争力弱化与政策转向
中欧产业竞合逻辑的变化，不仅源于要素禀赋调整，也与双方产业政策和国家干预方式的分化密切相关。就欧洲而言，其相对优势的减弱以及对华经贸态度的变化，与其在中等技术领域形成路径依赖有关。尽管欧洲仍拥有较强的基础科研能力，但在科技成果转化为商业生产力方面存在较明显的结构性短板。近年来，欧洲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中等技术陷阱”，欧盟研发投入较多集中于传统汽车工业等中等技术领域，而在人工智能、先进芯片等前沿领域则相对薄弱，再加上内部市场碎片化，其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的优势有所减弱。
1.创新转化不足。尽管欧洲在基础研究、工程传统和高端制造方面仍具有较强积累，但在科技成果快速产业化、规模化和市场化方面存在较为明显的短板。近年来，欧盟研发活动仍有相当部分集中于传统优势产业，特别是汽车、化工和部分高端装备等中等技术领域，而在人工智能、先进芯片、平台型数字技术等前沿部门的产业扩张能力相对不足。问题并不在于是否具备技术储备，而在于能否将技术及时转化为新的产业优势。在这一过程中，原有产业路径的惯性反而构成了一定约束，使欧洲较难像新兴经济体那样迅速完成从技术突破到市场扩张的衔接。
2.内部市场分割。欧盟虽然拥有统一市场框架，但在资本市场、能源体系、财政能力和产业政策协调机制上仍存在明显分割，不同成员国在产业扶持、技术路线和财政承受能力上差异较大。即便欧洲在部分关键技术领域具备较强研发能力，也往往难以在全欧范围内迅速形成统一的产业发展推进机制。与中国依托超大规模市场和较强政策动员能力加快技术商业化不同，欧洲在产业发展推进过程中更容易受到规则协调成本高、产业链布局分散和内部利益平衡困难等因素制约。由此带来的后果是，欧洲的科研优势并不能稳定转化为产业扩张优势，其部分产业部门反而在新一轮竞争中表现相对迟滞。
3.外部竞争压力。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国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上的政策推进能力较强。依托国家战略引导与市场机制结合的制度安排，中国通过财政支持、产业基金等工具，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高技术产业化初期面临的市场失灵问题。这种政策支持能够依托国内较完整的产业体系迅速向下游传导，使上游技术进步较快转化为新能源汽车、绿色家电等终端产品的规模和成本优势。正是在这种对照之下，欧洲在绿色制造、数字产业和其他关键技术领域的焦虑明显上升，其对外经贸态度也由以往侧重开放竞争，逐步转向兼顾产业安全与战略自主。
4.防御性产业政策的转向。欧盟产业政策的防御性转向，正是在上述压力之下形成的政策回应。长期以来，欧盟较多依赖市场调节、竞争规则和横向政策工具来维持产业秩序，但在内部增长放缓和外部竞争加剧的双重作用下，这一模式正在发生调整，并逐步转向更具选择性、保护性和外向约束特征的垂直干预。其防御性转向在政策工具层面表现得尤为明显。继《净零工业法案》之后，欧盟委员会于2026年提出《工业加速器法案》草案，进一步强化了对关键产业的保护和扶持。该法案将全球相关产能占比超过40%的第三国作为重点针对对象，实际上具有明显的对华指向。在电池、电动汽车、光伏和关键原材料等领域，欧盟正通过技术、本地化和市场准入要求，增强对产业链布局的政策影响力。欧盟当前的政策取向并不只是单纯排斥外部竞争，而是在降低外部依赖、维护本土产业优势和推进绿色转型之间寻求平衡。对欧盟而言，“去风险”并不意味着与外部经济体全面切断联系，而是希望在关键原材料、核心技术和重要产业环节上降低脆弱性。与此同时，面对本土产业升级压力和绿色转型成本上升，欧盟又难以完全放弃外部资本、技术和生产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欧盟当前的政策选择实际上表现为既要“去风险”，又要吸纳优势产能，还要获取核心技术。在这一框架下，欧盟并未一概排斥外国企业、外国产品和外部资本进入欧洲市场，而是通过本地化要求、信息披露、安全审查和合规标准，抬高其市场进入门槛。也正因为如此，欧盟的防御性产业政策并不表现为简单封闭，而更多体现为在保持开放外观的同时，重新塑造竞争条件和准入规则。整体而言，欧盟产业政策的防御性转向，反映的是其在新兴技术和关键产业竞争中所面临的现实压力。这一以战略自主和“去风险”为导向的政策框架，压缩了中国企业在欧洲市场的制度回旋空间，也使中欧摩擦由传统的市场份额之争，进一步转向产业链主导权、技术标准和治理规则层面的竞争。
（三）外部冲击
外部冲击，尤其是新冠疫情、能源危机以及围绕绿色产业和关键技术展开的外部政策竞争，是推动中欧产业关系加快调整的重要因素。其影响并不只是短期性的市场波动，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双方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跨境合作和产业政策的认知，也使中欧之间原有的分工关系在冲击中进一步出现变化。
1.疫情冲击。新冠疫情期间，全球物流受阻以及医疗物资、关键零部件短缺，暴露出过去长期拉长的全球供应链在安全性和韧性方面的不足。对欧洲而言，这一冲击直接改变了其对跨境分工的认识重点，即由长期偏重效率、成本和即时供给，逐步转向更加重视产业链安全、供应稳定和风险分散。在这一背景下，供应链韧性开始从企业经营问题上升为公共政策问题，并逐步进入欧盟对外经贸和产业政策框架。
2.能源危机。俄乌冲突及其引发的能源危机，进一步削弱了欧洲制造业的成本竞争力。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下半年欧盟居民用电和天然气价格均达到有记录以来最高水平，其中天然气均价由2021年同期的每100千瓦时7.8欧元升至11.4欧元。此后，尽管价格在2023年和2024年有所回落，但整体水平仍明显高于危机前。对欧洲制造业而言，这种冲击并非一般性的短期波动，而是直接抬高了化工、金属冶炼、建材等高能耗行业的生产成本。欧盟化学品产量在2023年同比下降13%，消费量也下降14%。能源价格上升已经由外部冲击转化为制造业部门的现实压力。这一压力并未随着俄乌冲突的阶段性缓和而完全消退。2026年3月，美国、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运输风险，再次加重了国际能源市场的不确定性。国际能源署资料显示，2025年平均每天约有2000万桶石油和石油产品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约占全球海运石油贸易的四分之一；与此同时，卡塔尔和阿联酋经该海峡输出的液化天然气约占全球液化天然气贸易的近20%。从直接依赖程度看，欧洲经霍尔木兹海峡获得的原油和液化天然气占比并不算最高，但该海峡一旦出现持续扰动，首先推高的就是全球油气价格和液化天然气现货采购成本，而欧洲作为高能耗的资源进口区，往往更容易受到能源价格外溢效应的直接冲击。在此背景下，相较于欧洲在高能耗制造业上承受的成本上升压力，中国凭借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更强的生产组织能力以及相对稳定的制造业供给，在部分工业门类上的成本优势和供货能力反而得到强化。由此带来的结果是，欧洲传统工业部门的盈利空间和投资能力受到挤压，而中国企业在部分制造业领域的成本与供给优势则进一步凸显。
3.外部补贴竞争。除了疫情和能源冲击之外，美国《通胀削减法案》也对欧洲形成了新的外部压力。该法案通过税收抵免和本地化激励，增强了美国对绿色产业资本、项目和技术的吸引力，也使欧洲面临部分产业外流的现实风险。欧盟在2023年提出《绿色协议产业计划》，一个重要背景正是需要回应美国补贴竞争对欧洲产业造成的外部挤压。欧盟理事会在授权与美国就关键矿产协议开展谈判时也明确指出，该协议有助于减轻美国的这一法案对欧盟产业的不利影响。就此而言，欧盟产业政策的调整并不只是针对中国，也与其在跨大西洋产业竞争中所处的被动位置密切相关。
4.中欧力量变化。此外，这些外部冲击并不是均匀作用于中欧双方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双方的相对位置。一方面，欧洲在能源成本上升、内部协调成本偏高和外部补贴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制造业承压明显；另一方面，中国凭借较完整的产业体系和较强的供给组织能力，在部分关键制造门类中的市场渗透率继续上升。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欧盟自中国进口商品总额为5178亿欧元，而对华出口为2133亿欧元，贸易逆差达到3045亿欧元。从2014年至2024年，欧盟自华进口增长了101.9%，而对华出口仅增长47.0%。在高技术产品领域，2023年中国占欧盟高技术产品进口的32%，为欧盟最大的高技术进口来源地。这些变化说明，在外部冲击持续叠加的背景下，中欧并非只是共同面对风险，而是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力量变化：欧洲的脆弱性上升，中国在若干产业链环节中的支撑能力和出口影响力则进一步增强。
总体来看，疫情、能源危机和外部补贴竞争共同推动了欧盟政策取向的安全化。对欧盟而言，“去风险”不只是对外部不确定性的回应，也是对自身竞争压力上升的政策反应；对中欧关系而言，这种变化则意味着双方产业竞合已越来越多地嵌入安全、韧性和规则约束之中。
四、中欧产业竞合的前瞻
展望未来，中欧产业竞合的重心仍将继续上移。早期建立在要素互补、市场扩张和单向技术转移基础上的互动方式，已经难以概括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双方产业关系的主要特征。随着绿色转型、数字化变革和关键技术竞争同步推进，中欧竞合关系将越来越多地由传统制造业领域向新能源、高端制造、人工智能、半导体等新兴和前沿部门延伸。
（一）竞合重心向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延伸
从未来发展看，中欧产业竞合的重点将继续由传统机械和一般制造业，向新兴产业和前沿技术领域扩展。这种扩展并不是对既有竞争关系的简单替代，而是在原有制造业竞争基础上的进一步外溢。未来值得重点关注的，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向。
1.新能源与高端制造仍将是产业竞合的重点。就制造业而言，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储能设备、光伏装备、高端数控设备和工业软件等门类，已经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出口产业，而且直接关系制造业升级、绿色转型、产业安全和未来市场空间。在这些领域，中欧关系已不再是早期那种以单向互补为主的分工格局，而更多表现为在同一产业链条不同环节上的相互依赖与直接竞争并存。对欧洲而言，这些产业既关系到再工业化进程，也关系到绿色转型能否在本土形成稳定的产业支撑；对中国而言，则关系到制造业优势能否由规模扩张进一步转化为技术、品牌和国际布局优势。正因如此，未来中欧在新能源和高端制造领域的摩擦大概率仍会持续，特别是在本地化生产、供应链布局、关键材料来源和市场准入条件方面，制度竞争和产业竞争将进一步交织。
2.人工智能与数字技术成为新焦点。人工智能、半导体、量子技术和数据科学等前沿领域，将越来越多地进入中欧产业竞合的核心议程。其中，人工智能尤其值得关注。与传统制造业相比，人工智能的意义不仅在于单一技术突破，而且在于它正在加快进入智能制造、自动驾驶、工业互联网、医疗影像、智慧能源和城市治理等现实场景，并由此改变生产方式、产业组织和市场竞争条件。从现状较量来看，中欧在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领域的博弈，实质上是“治理驱动”与“应用驱动”两种创新路线的交锋。对欧盟而言，人工智能的发展更多与数字治理、算力基础设施、数据规则和产业安全相联系。欧盟正试图通过《人工智能法案》等密集立法增强规则塑造能力，其优势并不主要体现在大模型商业化扩张速度上，而更多体现在规则塑造、可信治理和制度安排能力上。然而，从其实际的创新激励机制与绩效评估来看，这种强规制路径也暴露出一定短板：高昂的合规成本和严苛的风险分级在一定程度上迟滞了本土初创企业的商业化步伐，使其在与中美的大规模商业竞逐中面临应用转化不足的隐患。相比之下，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则更紧密地嵌入大规模应用场景和制造业体系。尽管在高端算力芯片等关键环节面临着外部环境的持续压力，但中国企业并未停留于被动应对，而是开始通过算法优化、架构调整、开源生态和场景落地来维持技术推进。以DeepSeek等本土开源模型为代表，中国企业在降低训练和推理成本、提升应用适配能力方面已显示出一定潜力。中国正在通过将庞大的数据红利与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等落地场景的结合，展现出极高的工程化落地效率与产业赋能韧性。从前景展望来看，人工智能不会替代既有产业竞争，而是会进一步放大原有制造业竞争的外溢效应。人工智能的发展与芯片、算力、电力设备、通信网络以及高端制造深度联动，因此它既是数字技术问题，也是产业问题。未来中欧在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领域的较量，将不再局限于单一的产品或技术之争，而是向底层技术攻关、产业链配套和行业规则制定等多个维度全面延伸。一方面，欧盟将继续向外输出其“布鲁塞尔效应”，即利用庞大的单一市场准入作为筹码，迫使外部人工智能服务商接受其合规标准与伦理框架；另一方面，中国则需要在保持前端应用场景和市场规模优势的同时，进一步补齐底层的算力基础设施和基础模型研发短板。未来的竞合前景在于，双方虽然在数据跨境流动、人工智能伦理及开源生态建设等具体领域仍保留着对话与合作的空间，但在核心算法主导权、行业标准制定权以及关键硬件供应链上的竞争将持续加剧，最终依然要回归到谁能更好地实现技术落地、产业配套和规则引领的较量上来。
（二）中欧产业竞合的未来走势
1.制度摩擦加深的消极情形是不可避免的。从消极的方向看，未来中欧产业关系有可能在制度摩擦加深的背景下进一步趋于紧张。欧盟“去风险”政策并非短期姿态，而更可能成为未来一个时期内影响中欧产业关系的重要背景。无论是外资审查、外国补贴规制，还是绿色准入、数字安全和关键原材料方面的政策，都说明欧盟正在把产业竞争、安全关切和制度规则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未来在电动汽车、动力电池、芯片、人工智能和关键原材料等领域，欧盟仍可能继续提高市场准入门槛，加强本地化要求，并通过标准、规则和审查机制重塑竞争条件。如果这一趋势持续强化，中欧产业关系中的竞争就可能越来越多地体现为规则竞争、制度竞争和安全竞争，而不再只是市场份额和价格优势之争。其结果，一方面将提高中国企业进入欧洲市场的制度成本和合规成本，另一方面也可能加大双方在高技术、绿色产业和关键基础设施领域的政策摩擦。在这种情况下，中欧关系中的产业合作空间不会完全消失，但会被不断压缩，合作范围也会更多限于低敏感度、低风险的领域。
2.选择性合作延续的积极情形同样存在。从积极的方向看，竞争加深并不意味着合作空间完全消失。特别是在绿色转型、高端制造、基础科研和部分数字应用领域，中欧仍有较强的合作基础。就产业层面而言，欧洲在高端装备、工业软件、材料工艺、基础科研和标准体系方面仍具有深厚积累，中国则在制造规模、工程化能力、应用场景和产业配套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双方关系虽然已不再是早期的单向互补，但在不少产业链环节上仍存在较强的相互依赖。更现实的前景是，合作由过去相对宽松的市场进入，转向更强调边界、条件和合规要求的选择性合作。也就是说，在敏感技术、关键基础设施和高风险数据领域，制度约束会继续收紧；而在绿色产业、部分高端制造、基础科研和低敏感度数字应用领域，双方仍可能维持有限合作。未来中欧之间更可能出现的，不是全面合作或全面脱钩，而是在高门槛条件下延续有限合作。
3.双方的政策倡导非常重要。面对双边产业竞合的新格局，泛化经济安全概念与滥用产业保护政策，在客观上可能会反向加剧欧洲本土供应链的脆弱性，并非提升产业韧性的有效路径。例如，针对欧盟提出的《工业加速器法案》草案，中国商务部已明确表达关切，指出以绿色转型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只会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真正的产业韧性无法通过封闭和排他性法案来提升，而是要在开放的市场竞争中经由淬炼而得。
因此，欧洲不应将中国的发展视为威胁，而应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将中国市场视为提升自身竞争力的“健身房”。在这方面，中欧已经积累了大量深度融合的成功典范。在区域层面，“德企之乡”江苏太仓已经形成中欧地方产业深度集聚与协同发展的标杆，而无锡的“中欧产业创新区”则探索出了以“零碳生态”与“高新技术协同”为特征的新模式；在企业层面，大众汽车与中国本土车企的联合研发，以及巴斯夫等化工巨头在华的大规模一体化基地建设，均表明欧洲跨国企业完全可以通过深耕中国创新生态、开展联合研发来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将太仓的地方合作模式以及大众、巴斯夫的联合创新作为可参照经验，通过双向投资、供应链嵌入和产业协同，在竞争中推进合作，求同存异、聚同化异，以确定性对冲不确定性，才是欧洲应对产业挑战、维持中欧可持续合作的理性选择。
整体而言，未来中欧产业关系可能演变为竞争继续加深，规则约束持续增强，但合作需求仍然存在的状态。对欧洲而言，真正提升产业韧性和竞争力，仍有赖于提高创新转化效率、消除内部市场分割和增强本土产业竞争能力，而不能单纯依靠不断加码的防御性工具；对中国而言，未来更重要的则是在继续推进制造业升级和技术出海的同时，提高属地化经营、规则适应和长期合作的能力。只有如此，中欧产业关系才可能在竞争加深的背景下维持基本稳定，并在有限合作中保持相对可控的互动格局。
原文刊发于《学术界》2026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