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全球治理语境下，国家话语传播已不再只是立场表达问题，而是具有知识属性的国家话语能否进入国际公共空间、实现可理解与可接受传播的现实问题。立足其知识属性，借助知识社会学理论视角，可对其传播逻辑加以重构。作为嵌入特定社会结构、认知框架与媒介环境的复杂建构过程，国家话语传播呈现三重相互嵌合的逻辑：第一重为“结构预设”逻辑，体现为国家话语的意识形态面向及其结构性力量，为其传播赋予了合法性框架与正当化情境意义；第二重为“意义联结”逻辑，表明国家话语传播是一种与多元受众的符号互动及文化协商的意义生成过程，其传播效果取决于话语参与者之间知识图式与意义资源的共享程度及互惠意义的重合度；第三重为“媒介化型构”逻辑，揭示了国家话语传播是基于主题框架、行动者网络、媒介技术与平台机制共同作用下动态展开的过程性实践。三重进路交织构成了国家话语传播的基本逻辑，为全球治理中国家话语的有效传播奠定了知识视角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全球治理；国家话语；知识社会学；意义联结；媒介化型构
一、引言
“全球治理的核心价值是国际社会在缺少强制性公共权威的条件下协调多元行为体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全球治理有效性的实现往往依赖以主体间手段建立的共识性权威。”随着世界秩序的深刻调整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持续变化，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到的：“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方案”正在经济、科技、安全、环境等多个关键领域积极推动全球治理的发展。
在这一背景下，全球治理已不再只是国家间围绕具体事务展开协调合作的制度安排，而是一个涉及规则建构、议题设置、认知协商与价值竞争的复合过程。各国不仅通过制度参与、政策行动和治理方案影响全球事务，也通过话语表达塑造自身在国际公共空间中的角色定位、价值主张与治理理念。国家话语是“一种以传播国家信息、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解决国际国内问题为目的”的话语实践，更是以“主体间手段建立共识性权威”的重要媒介，在塑造全球认知结构与构建国际话语权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尤其在中国从全球治理的参与者向引领者转变的新阶段，国家话语的生产与传播效果，直接影响中国全球治理的国际认同与国际影响力。
然而，国家话语进入全球治理场域之后，并不天然具有可理解性与可接受性，在跨文化、跨制度、跨媒介的国际传播空间之中，往往会面临识别不足、理解偏差与接受落差等问题。由此，国家话语传播的关键在于如何将自身的治理主张转化为国际社会可识别、可理解、可协商的公共表达。尤其对于中国而言，这一问题更集中体现为：国家话语既要承载自身制度与文化资源所形成的价值内核，又要回应国际传播环境中的多元理解差异。如何更有效地进入全球治理公共话语空间，已然成为国家话语传播研究必须回应的重要课题。
国家话语的知识属性正是在这一语境下受到研究者关注，并逐渐成为传播学、政治学、语言学等交叉学科领域的重要议题。这一研究的兴起，实质上反映了学者们对于国家话语传播面临困境的深刻反思与理论超越。胡范铸指出：“‘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根本目标应该是向全人类文明体系贡献中国知识、中国思想、中国智慧，与‘各国话语体系’合作，‘共同说明’整个世界”。在此基础上，陈薇进一步提出，可“将国家话语视作一种特定形式的知识生产，以知识社会学作为整体性分析框架，探索基于知识生产、知识共享和知识对话的国家话语国际传播新路径”。姬德强等则基于“知识”层面对中国式现代化与国际传播知识创新实践进行了多角度探索。这些研究为理解国家话语的知识属性、现实功能及其国际传播价值提供了重要基础。
但总体来看，现有研究仍有推进空间。相关讨论多侧重国家话语的概念界定、内容建构与传播策略，对其作为一种国家性知识表达系统的内部结构揭示仍显不足；同时，既有研究或偏重宏观政治传播逻辑，或偏重具体文本分析，对于国家话语在全球治理中如何通过意义协商、受众解读与跨文化互动进入公共理解层面，关注依然不够充分；特别是在网络、平台与算法不断加深的传播环境中，媒介条件对国家话语传播方式与呈现逻辑的塑造仍需进一步揭示。因此，有必要将国家话语视为一种多重知识系统，并从结构条件、意义机制与媒介逻辑三个层面加以分析。
本文所讨论的国家话语，是国家围绕自身历史经验、价值理念与治理主张所形成的系统性表达，承担着国家参与全球议题、争取公共认同的功能。就中国而言，面向全球治理的国家话语——如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共同构成了中国治理理念走向国际公共空间的重要话语形态。基于此，本文试图回答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全球治理中的国家话语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表达系统，其结构内涵和功能边界何在；第二，国家话语在全球治理中为何会出现表达、理解与接受之间的落差，其意义联结的机制何以形成；第三，在数字传播条件下，结构预设、意义联结与媒介化型构三重逻辑如何共同塑造国家话语的传播过程及其效果。
这三个问题并非彼此分离，而是分别触及国家话语传播的结构根据、意义机制与媒介条件。换言之，国家话语何以可能、如何被理解以及如何在数字传播环境中被重塑，构成了全球治理语境中的国家话语传播逻辑的三个基本面向。据此，本文将从知识社会学的三条理论路径出发，对全球治理语境中的国家话语传播展开全景式考察，以便更清晰把握国家话语在全球治理中的基本传播逻辑，并为解读中国国家话语的全球传播实践提供一个理论工具性的分析框架。
二、知识社会学视角下的国家话语传播：理论入口与分析路径
从全球治理语境出发，对国家话语传播的分析显然不能仅停留于文本内容或传播策略层面，而需要进一步进入其背后的知识生产机制。知识社会学所关注的，正是知识如何在特定社会结构、意义关系与历史过程中得以形成、流通与接受，这为理解国家话语在全球治理语境中的传播逻辑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与分析视角。
就其理论脉络而言，知识社会学在长期发展中逐步形成了关于知识与社会结构、主体理解及关系过程的多重分析路径。知识社会学这一概念由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正式提出，其核心议题是探讨形成和影响知识生产和传播的社会过程，或者更宽泛地理解为“研究人类思想与作为其源头的社会背景之间的关系，故而它也可以被视为针对思想的‘存在决定论’”。从思想源头来看其发展直接受到卡尔·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的影响，马克思强调人们的思想和信仰并非由抽象的哲学或道德原则决定，而是由他们的物质和社会生存条件形成，即社会经济和社会结构从根本上决定了人们的思想、信仰和价值观。沿着这一思路，知识与存在基础之间的关系成为知识社会学讨论的核心。默顿曾将知识社会学的相关讨论概括为两种主要面向，即研究“因果关系或功能关系，象征关系或有机关系或意义关系”，而对这两类关系的进一步理解，则需回到与知识社会学发端关系密切的另外两位古典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迪尔凯姆坚持社会唯实论与方法论层面上的集体主义观点，反对一切将社会现象还原为个体层次的心理或生理现象，认为作为整体的社会从结构上制约和决定着个体。即支配人们实践的“预断观念”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并非来自个体的心理过程，而是社会和文化结构的产物。与之相反，韦伯则为知识社会学提供了另外一种重要的传统。他在方法论上秉持个体主义和社会唯名论观点，认为除了从外部理解人类行为的表现形式，更重要的是理解其主观意义维度，即理解行动者行为的主观意义，这根据行动者对其所处境地的理解而有所不同。
这两种分析取径在知识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分别产生了深远影响：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延续了结构决定传统，对社会存在与知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作了系统阐释，同样强调没有脱离群体的所谓个人思想，个体只能通过运用其所在群体的语言和思维方式开展思考与行动。而二战后知识社会学研究追随韦伯的倾向则逐渐明确了起来，彼得·伯格（Peter L.Berger）和托马斯·卢克曼（Thomas Luckmamn）受到米德和符号互动论的深刻影响，进一步强化了现实的社会建构与日常意义生成的问题。
提出知识社会学第三条路径的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则籍由“型构”（figuration）概念突破了静态结构与孤立个体之间的二分，强调知识、社会关系与历史过程之间的连续性与生成性，提出了过程社会学。21世纪以来，北欧媒介研究学者在“型构”概念基础上提出“交往型构”，进一步凸显了媒介在当代社会结构中的“元资本”地位，也拓展了这一概念对行动者、媒介技术与传播过程之间动态关联的解释力。
经由辨析马克思开创的“结构决定”路径，源于韦伯的微观解释路径，以及埃利亚斯提出的“交往型构”路径，可进一步把握全球治理语境中国家话语知识属性的多维度及其传播的复杂性：首先，从结构层面看，国家话语是以国家为主体进行生产与传播的知识形式，“国家”这一主体本身就意味着特定制度结构、价值立场与意识形态边界的在场，国家话语的意义边界及其意义竞争立场，首先由其所依托的社会存在所规定。其次，从意义层面看，国家话语同所有其他知识形式一样，在触达多元受众的过程中都会面临个体层次的主观意义解释过程，主体的主观意义解释与国家话语的生产者意图的衔接是这一维度考察的关注焦点。第三，从过程性与关系性层面看，国家话语在全球治理环境中总是在国家、社会、个体与媒介等多重关系的交织中动态生成；尤其在网络、平台、算法不断深化的传播环境中，媒介机制已成为影响国家话语流通路径、呈现方式与接受效果的重要变量。
基于此，本文将全球治理语境中的国家话语传播概括为三重彼此关联的逻辑：一是“结构预设”逻辑，主要揭示国家话语的意识形态基础、生成边界与合法性框架；二是“意义联结”逻辑，着重考察国家话语如何在多元受众的解释、协商与互动中获得公共可理解性；三是“媒介化型构”逻辑，进一步分析平台机制、行动者网络与技术环境如何塑造国家话语的传播过程与实践形态。由此，国家话语传播不再被理解为静止的话语呈现，而被视为全球治理语境中一种具有结构基础、意义张力与媒介条件的动态知识实践。下文即根据这三重逻辑，分别对全球治理中国家话语传播的结构基础、意义机制与媒介化型构过程展开具体分析。
三、结构预设逻辑：意识形态基础、生成边界与合法性框架
在全球治理知识生产机制趋于多元化的背景下，国家在参与全球治理议题时往往基于符合其价值立场与制度逻辑的话语系统。全球治理中的国家话语除了承载信息功能，更体现了国家在知识标准建构与认知导向上的主导能力。从知识社会学“结构预设”路径的核心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知识生产——来看，由于“国家本身是由其调集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和政治信息的能力来定义的”，这些能力皆外显为国家对话语结构及内容的建构与支配力，直接决定国家话语的意义边界、议程选择与价值取向。
在这一意义层面，国家话语天然带有意识形态属性：“国家话语是一种含蕴价值取向的意识形态话语，也是一种‘范畴话语’，以‘国家’命名、表征的话语形式，已经先在地限制了言说主体的身份、角色及隐藏的意向、动机”，它通过将国家的价值取向与制度逻辑嵌入对国际问题的诠释中，生成具有合法性建构功能的言说体系。在全球议题中建构和传播自身立场的国家话语，实质上就是国家在全球认知结构中争取意义主导权的实践活动。由此可见，意识形态并非国家话语的附属部分，而是其得以生成并发挥作用的深层前提。这一点在批评话语分析与意识形态相关讨论中得到了更为具体的阐释。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指出国家话语可以通过再现现有的社会结构并使其合法化来发挥意识形态的作用。意识形态这一重要属性在认识论意义上已经天然地为国家话语这一知识形式设定了可能范围的意义土壤。正如齐泽克（Slavoj Žižek）所言，意识形态“向所有其他概念‘赋予意义’，并因此集聚成（意识形态的）意义的领域。这一因素在言语结构中，代表着它自身的阐明过程的内在性，它被体验为某种先验的保证”。
进一步来说，国家话语的意识形态属性深刻地嵌入其所赖以生成的社会结构中。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社会存在的结构因素——种族和亲缘关系、政治权力结构、经济生产关系、地理和地缘政治因素等，共同构成国家话语生成的“真实因素”，以合法性陈述结构式的需求规定着国家话语的价值立场和生产逻辑。这种深层结构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国家话语的价值基础和意识形态取向上，也体现在国家参与全球议题时采取的认知视角和问题框架设定，并进一步影响其在具体议题阐释时对内容、修辞等的选择方式。
一方面，社会（存在）“作为选择性动因，用以扩大或缩小潜在的观念找到真实表现形式的程度”通过“思想条件”——即曼海姆所说的认知发展过程中存在许多具有存在性特征的超理论因素——影响知识的内容和形式，也影响着看待事物的视角。对于国家话语而言，这些“思想条件”会进一步转化为其生产的思想图示环境，既影响话语生产主体对意义图示的选择，也限制其对思想内容的裁剪与取舍。换言之，国家话语的意识形态面向预设了其话语内容的意义与价值指向，国家话语的生产主体则在社会存在的框定与指引下形成了特定的话语生产的思维图示，为所有涉及国家话语的对象元素建立起系列内在假设与价值判断，从而完成了结构对国家话语的意义投射和象征的规定。该结构性限定为国家话语生产提供了明确的合法性框架，使其语义表征建构过程处于一个稳定的意义框架中，这对于意识形态面向的国家话语而言是必然且必须，有助于塑造国家话语正当化意义情境的感知厚度。
另一方面，这种结构性规定，并不只停留于国家话语的思维图示、价值基础和意义框架层面，还进一步影响国家话语生产的具体内容选取与修辞组织。由前述“真实因素”所决定的视角将通过国家话语主体进行修辞处理，将国家话语的具体内容与表现形式、修辞偏向进行匹配。换言之，结构并不只是预先规定国家话语可以说什么，也深刻影响其如何说、以何种方式以及以何种立场说。范·迪克揭示了这类话语策略主要是“通常强调我们的‘好’和他们的‘坏’，同时弱化我们的‘坏’和他们的‘好’。这种普遍性策略可以在话语的各个层面上被贯彻。”在全球治理竞争中，这种修辞策略被广泛应用于国家形象建构、危机议题解释、国际责任分配等话语场域。
综上，作为以国家为主体进行生产与传播的知识形式，国家话语不仅是国家对其政治、经济、社会等关系的总体叙述，更是在全球治理中将自身治理理念嵌入全球议题，参与国际认知竞争的重要表达。国家话语这一结构逻辑提供了其在全球治理中建构正当性和意义合法性的稳定框架，其框定的思维图示范围既限定了国家话语所能覆盖的意义疆域，也决定了其参与全球治理话语竞争时所选取的立场、议程与修辞。
立足于此，可更为清晰地从结构面向理解中国国家话语的生成与传播。不同社会结构限定的国家话语呈现为具有显著差异的思维图示：中国倾向将世界视为相互依存的关系网络，强调矛盾的对立统一与相互转化，以及历史的延续性与长期发展过程；西方主流思维图示则倾向于将世界视为个体组成的原子式集合，更强调形式逻辑、二元对立和线性进步的世界观。由此，全球治理语境中，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总是首先需要面对既有结构的先在限定，以及不同国家间思维图示、意义投射和象征世界范畴界限差异所带来的挑战。
也正是这种结构性限定，使中国国家话语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成与传播呈现出鲜明的特征，并伴随不同的传播困境。例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国家话语框架强调国家发展与现代化、经济全球化、发展权利等议题，但这一时期话语内容选取偏向政策成就，修辞方式多采用直接宣传式，在全球治理语境中常出现治理理念难以被理解或接受的困境。进入新千年，随着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地位逐渐提升，国家话语更加注重全球议题的参与和治理理念的呈现，如“和平发展”“构建和谐世界”，话题覆盖领域有所扩展，不过随之出现的挑战是跨文化解读差异加大以及多边场域中国家利益与全球公共认同的平衡问题。
在新时代的全球议题中，中国的国家话语一方面需要建构自身立场，在全球认知结构中争取意义主导权，另一方面也必须尽可能消解由不同意识形态结构、认知框架与叙事立场先在限定所引发的传播困境，以及不同的国家话语在内容选取、修辞策略倾向方面带来的影响。有研究者指出，受“‘欧洲中心论’的历史惯性和“冷战思维”残余的影响，欧盟媒体话语中的中国全球治理形象“被形塑为一个挑战欧洲、颠覆’国际规则、推动另类治理模式的系统性竞争对手。欧盟媒体借助于分类标签、互文用典、国别化、集体化、异化等一系列手法，将中国‘他者化’”。这种基于“我们—他们”修辞策略所组织的话语内容，在跨文化语境中容易被简化为身份和立场的对立，进而影响国家话语的跨文化传播及全球治理效能。
在面向全球治理的话语体系中，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构建是在结构层面突破困境的典范。“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体现的“和合共生”观念，是中国在既有价值立场与治理理念基础上，对国际关系、责任结构与秩序想象进行重新组织的话语实践。“共同体”思维为国际社会理解国际关系与全球治理责任提供了一个由利益相关的“利益共同体”权责共担的“责任共同体”发展到命运相连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框架。“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因此在全球治理中由价值取向、治理理念与秩序主张转化为公共言说。这是中国国家意识形态赢得在国际事务中的道义性、号召力和话语权的有力表征。
此外，近年来中国的国家话语在全球治理议题领域的广度与深度的拓展也是国家话语在结构层面突围的重要体现。在经济议题上，中国话语将全球经济问题置于互利共赢与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强调“共同繁荣”与“责任共担”；在科技议题上，将技术发展与全球公共利益相结合，体现“创新共赢”；在安全议题上，以和平、合作和共同安全为核心框架，突出“反恐与和平维护”，兼顾制度逻辑与国际合法性。总体来看，中国国家话语通过认知视角、问题框架、内容选择与修辞组织来体现制度经验、价值立场与治理理念的整合，实现国家决策及行为正当性、价值主张与全球合作的有机统一。在全球多元文化交汇与多边治理机制频繁互动的今天，国家话语的结构之力日益成为一个国家如何被全球理解、如何在国际规则竞争中发声的重要战略资源。
然而结构面向并不能穷尽国家话语传播的全部逻辑，无法应对全球治理国家话语传播中的所有问题，特别是在数字化的网络平台传播环境下，中国国家话语在国际传播中所面临的信息过载、解读偏差和传播策略适配性不足等问题。需要更加关注多过程、多受众群体的复杂文化情境，关注异质化的受众与不同的媒介技术与传播环境。正如意义建构取径的知识社会学所揭示的：“人们对各种意见、陈述、命题以及观念体系并不是根据它们的表面价值来理解它们，而是依据表达它们的人的生活情境来解释的”。因此，从知识社会学微观解释面向出发，考量多元受众与国家话语如何实现意义联结，是全球治理语境中国家话语生产与传播研究需要关注的另一重要逻辑进路
四、意义联结逻辑：针对多元异质受众的解释、协商与互动
在全球治理框架中，国家话语的生产与传播日益嵌入复杂的全球议题与跨文化语境中，面临多元价值体系、复杂传播情境和受众异质化的挑战。借助知识社会学微观解释路径，以及文化研究和符号互动论的理论资源，可以清晰地揭示国家话语传播中的“意义联结”机制——话语如何在传播过程中被理解、协商、反馈和再生产。
文化研究、符号互动论及直接受其影响的当代知识社会学皆强调话语的建构性与接受者的能动性。英国文化研究代表人物斯图亚特·霍尔（Stuant Hall）基于建构主义立场，强调相对于外在政治经济结构、组织模式和主体实践，表征体系的内在结构和运作逻辑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并指出意义生产的复杂性、循环性和开放性。这一视角提示我们，全球治理中的国家话语生产、传播与接受并非是一种简单的意识形态单向投射，它不仅体现了结构性设定，更在微观传播层面根植于具体传播语境主体间的意义协商，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交互过程。因而“传播理论由此从关于信息或意识形态效果的模式化解释转化为关于语境、情势或社会力量组合关系的分析”。对于国家话语传播而言，意味着其效果不仅涉及话语的符号编码，更取决于受众的解码行为与互动反馈，因此始终处于主观建构性的解释过程中。
彼得·伯格与托马斯·卢克曼指出，主观意义的对接来自于“内化的任何一种复杂形式中，我不仅理解'他人短暂的主观过程，也理解他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他和我以一种持久的方式和一种全面的视角来共享时光，这种方式和视角将一系列情境互为主观地联结到一起”。这说明在符号互动过程中，国家话语须在主客体之间建立共享的“交互知识”，才能成为可被受众内化与再阐释的社会符号。在具体传播实践中，符号化过程通常表现为官方文件、领导人讲话、主流媒体报道等话语符号表达形式。这些话语形式虽源自受到社会结构及意识形态制约的国家利益与立场的思维图示，但其传播成效依赖于受众是否能在主观意义结构中与其产生联结。知识社会学强调理解对方“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重要性，这种“情境共享”的过程正是实现国家话语传播效果的关键机制。因此，在理论层面，只有回归国家话语具体的生产与传播实践中多重因素交织的意义互动的解释模型，基于互动关系关注自下而上话语的意义编织与衔接，考察国家话语的传播效果，才能更全面地揭示其复杂的意义建构类型；在实践层面，国家话语实践微观解释的展开则需要关注诸多环节，从国家话语的实践情境定义，到话语解释方式的选择，直至国家话语生产者与接受者的意义联结。
首先，全球治理中的任何国家话语传播实践都始终嵌入特定的情境之中。威廉·托马斯（William Isaac Thomas）指出，情境定义是人们行动的前提，而情境定义则是由客观的情境和主观的情境感知所共同决定的。对于国家话语传播而言，不同受众总是从自身经验、文化背景与现实处境出发，对国家话语所进入的具体情境作出定义，并据此判断其正当性与可理解性，进而对国家话语所传递的意义进行重构。换言之，国家话语能否与受众建立意义联结，首先取决于双方能否在具体情境中形成某种最低限度的“合法性逻辑”共识。这种情境定义交互知识，是国家话语意义联结的第一环节。
共识基础的错位往往是全球治理中中国话语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顾忆青在讨论“绿色中国”国际传播时指出，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生态观与西方“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观存在底层思维逻辑上的根本差异，易引发文化误读和认知偏差；同时，中国所提出的“绿色发展”倡议强调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全面协调，而西方话语中的“绿色”概念通常与环保行为直接挂钩，从而导致国际社会低估“绿色中国”相关治理方案的普适性和有效性，忽视中国在全球生态治理中的角色和独特贡献。由此可见，国家话语传播中的困难并不只在于概念是否被准确翻译，更在于国家话语进人不同受众的情境定义之后，能否被放入相近的合法性逻辑中加以理解。若这一前提无法成立，国家话语即便完成了符号表达，也难以实现真正的意义联结。
其次，全球治理语境下，国家话语的传播实践关涉受众解读的多样性及其高能动性。国家话语的受众并非由全然异质或者全然同质的个体或群体组成的，事实上在全然异质与全然同质这两个极端类型的受众群体中存在着连续过渡的类型，即不同程度的部分同质（异质）受众。作为现实情境分化程度很高的混合类型组合，其对国家话语的意义解释必然会呈现出异质性，这使国家话语的意义建构过程受到更为复杂因素的影响，同时也放大了国家话语意义传播的不确定性。不仅如此，受众在意义解读中的能动性发挥，也是国家话语传播的重要环节。霍尔曾指出：“编码者和文本虽然采取了不同的符号化策略但也难以保证成功，必须面对不同受众有组织地接受、协商甚至抗争。”受众可能采取主控式、协商式和对抗式三种解码方式进行意义解读。对于国家话语而言，这意味着其传播并不是沿着单一通道抵达受众，而是在不同解读方式的竞争中不断生成具体意义。受众既可能接受国家话语既有的意义设定，也可能在自身经验、立场与情境判断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协商、修正乃至抵触。即国家话语进入传播过程之后，意义并不会被一次性固定，而总是在解释、反馈与再解读中保持开放状态。由此，国家话语的传播不再只是“编码—解码”的线性过程，而是在解释、反馈与再传播的循环中不断被重写；解码结果也会反过来影响国家话语的再编码、再表达与再传播。
面对受众解读的多样性与高度能动性，为实现国家话语与多元受众之间的有效意义联结，有必要探索兼具多元灵活性、互动共享性、低对抗性与可参与性的传播路径。例如，可以借助“日常可见性”概念，将国家话语经具体符号化路径嵌入全球日常生活场景，使其转化为“可感知”“易参与”“促理解”的文化资源。在全球治理的文化议题中，这种基于日常情境的符号传播，作为一种低对抗性、高黏性的国家话语传播模式，将有助于从微观维度建立起跨文化的意义认同基础，实现多元主体间的意义联结。“借助地方文化，实现世界文化的联动，以及由本土到国际的辩证、双向的创新互动，促动中国故事在全球传播中的‘双向传播’”和‘双向互鉴’”。
再次，全球治理中国家话语的传播实质是生产者与受众之间对共享意义结构的持续建构与调解。“高效的国家话语传播往往擅长于发掘本国和目标受众国的知识重合区间，或者将本国的文化观念建构成具有共享价值的知识话语，进而为理解的达成创设基础。”而互惠意义的达成也依然面临着意义结构两端的调解过程，即霍尔所言“在意义维度上的互惠关系和相互确认”。也就是说，国家话语要实现意义联结，要在互动中不断寻找可以共享的知识区间，并据此调整表达方式，促成受众对其意义的理解、回应与确认。如同陈卫星所言：“传播的表现要义是在社会转型当中寻求新的调解形式，重新定义政治与经济、国家与社会、个人与社会共同体的关系”，“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和多元化的信息需求是对应的”，而“调解的本性，是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把既定社会的公共空间加以结构，建立一个传播体制，也就意味着在传播活动的参与者之间培育一种相互理解的主体间性。”发生在更为广阔国际公共空间中的国家话语传播，同样必须经过这一意义调解过程。换言之，国家话语传播并不是生产者将现成意义直接“交付”给受众，而是在具体话语实践中，通过不断搭建共享意义结构、回应受众解释框架、缩小意义差距，逐步实现互惠意义的生成。
在国际传播中，中国的“全球文明倡议”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展开的——基于人类对安全、健康的重视，对平等、自由的追求，对和平、秩序的需求，对发展、进步的渴望等能引发共鸣的价值或认知，发掘我国与其他国家受众的知识重合区间，进而将我国本土文化观念建构成具有共享价值的知识话语，搭建共享意义结构。故而“全球文明倡议”更容易在不同文明主体之间形成霍尔所说的“在意义维度上的互惠关系和相互确认”，并进一步为国际社会处理文明间关系提供新的规范资源，推动世界多元文明的共生共荣与平等对话。这也正体现了“中华文明以整体性为导向蕴含的‘对话’内涵”。
最后，在全球治理国家话语微观互动中，主体间意义传递与吸纳的关键要素是互惠意义的重合度。重合度越高，生产者与受众越容易实现有效的意义联结。最广泛的互惠意义通常源自双方共同认可的公约知识或跨文化价值观。这一衔接过程发生在具体情境中的微观互动里，国家话语所包含的文本、音视频或象征性意向，在接触过程中受众个体会迅速分析其信息，筛选可被自身意义结构整合的内容，同时剥离或回避无关部分。受众群体的意义结构组合与具体解读情境有无数可能，个体调用意义框架进行比照的能力也存在巨大差异。国家话语能否进人受众的意义世界，并不完全取决于表达内容本身的完整性，而是取决于其能否与受众既有的意义结构形成足够的重合。同时，与解读普通信息需调动的社会化过程中内化的意义标准不同，受众在解读国家话语时调用的是以国家形象为核心的既定评估框架。语言搭建起意义的语义场，通过不同的语义场与不同的知识库进行匹配，从而形成了总体知识库，使得所有经验领域都得到了有意义的安排。国家话语作为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话语，其语义场往往绑定特定知识库。要实现其跨文化的广泛传播，需要建立起与广泛异质群体基于最大共识基础的意义结构，拓展最大面积的意义衔接范围，实现跨群体、跨国界的有效沟通。
在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中，作为环保与科技类国家话语，新能源汽车话语或可作为中国国家话语微观互动互惠意义的载体。从共时层面来看，新能源汽车话语的核心语义特征包括环保、可持续发展、科技创新与经济收益，这些均可作为全球受众普遍认同的知识或价值框架。中国话语通过将这些框架与品牌、技术、国际参与相结合，建立共识性意义结构，使话语在跨文化语境中获得较高的互惠意义重合度，从而更容易实现异质群体传播的目标。从历时层面来看，中国新能源汽车话语从“对接国际环保标准”“治理大气污染”到“可持续发展”的语义框架变迁，体现了中国话语从“对环境问题的被动应对”转向“对生态与经济融合主动推动”的意义表达，这既回应了国外公众关注的环境问题，同时增加了国内外公众议题期待的重合度，拓展了意义衔接的范围。此外，新能源汽车话语还可以在文本与视觉的呈现中，以文字、技术图示、产品展示及音视频多种模态，使受众能够迅速捕捉“环保、经济、技术领先”等核心信息，实现信息的高整合性与不同群体间的意义取舍与调适，进而提高微观意义传播的有效性。
在全球治理日益复杂的语境中，国家话语传播的微观逻辑不仅体现在传统所关注的语言形式与表达策略上，更是关键在于如何实现意义在不同受众间的有效衔接。理解国家话语的“意义联结”过程，需要关注传播情境的嵌入性、受众解码的多元性与互惠意义的建构过程。唯有如此，国家话语才能在全球多元认知体系中建立更强的共识基础，提升传播影响力。
五、媒介化型构逻辑：媒介技术、平台机制与行动者网络
当从知识社会学的结构维度与意义联结维度分别对全球治理语境下的国家话语传播加以考察，其复杂机制便逐层呈现：在全球治理语境中，国家话语既是结构决定的可能性集合，又是呈现在个体端的主观意义解释与互动双方的意义联结过程。由此，国家话语传播既不能脱离结构条件来理解，也不能脱离具体互动与意义协商来考量。循着知识社会学重要学者埃利亚斯过程性与关系性的理论线索，回到结构决定与微观解释路径的交汇处，对国家话语的全球传播进行再思考，则可进一步把握全球治理语境中国家话语传播的实践逻辑。
埃利亚斯反对传统知识论中的主客体对立，认为其忽略了人类知识发生在流变的关系网络中的事实，而将孤立的个体视为认识主体。“型构”（figuration）是他用来解决结构与个体间二元对立的社会联结形式而提出的概念，意指互为指向与依赖的群体所创设形成的动态化结构，并指出“被我们称作社会的东西，既不是从脱离社会而存在的个人特征中抽象出来的，也不是一种脱离个人的‘体系’和‘整体’，而是由许多个人所组成的互相依存关系的本身”。这体现了埃利亚斯“一切实践都在个体与群体的关系间得以显现”的深刻洞察。同时，埃利亚斯始终反对结构功能主义将社会发展进程简化为静止的状态，从而彻底忽略了社会发展动态过程的观点，认为包含知识在内的符号发展是漫长的社会过程。从这一“长过程”视角来看，在全球治理语境下国家话语的生产与传播，可理解为一个长期动态的、不断变化的社会基础所生成的过程性产物，是一个复杂的连续生产与交换过程。
北欧的传媒学者库尔德利与赫普进一步发展了埃利亚斯的“型构”理论，将其扩展为加入传播媒介的“交往型构”，强调传播媒介在当代社会结构中的“元资本”地位。他们将“交往型构”定义为“使用各种媒介并有一个‘主题框架’（thematic framing）来面向交往行为的、交织在一起的过程性的传播模式”，凸显媒介对关系组织与交往过程的塑造作用。库尔德利与赫普还进一步发展出了“交往型构”三个构成维度——相关性框架（relevance-frames）、行动者群组（actor-constellations）和交往实践（communicative practices）。据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将国家话语传播看作是在媒介基础设施支撑下，由多重行动者围绕特定主题框架共同参与并持续展开的过程性传播模式。
当下国家话语生产与传播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新时代，现代媒介社会所带来的“脱域”效应，不仅使社会关系网络更加复杂，也创造了意义解释资源竞争的新场景。在这种背景下，以媒介技术为特点的网络为复杂社会关系提供了广泛的物质基础，标志着个体始终处于开放且动态变化的意义解释网络之中。因此对国家话语传播的过程性考察要真正契合当下全球传播现实，就须纳人媒介技术的作用。在这一意义层面，国家话语传播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媒介化型构，即在媒介技术、平台机制和行动者网络的共同塑造下，被持续组织、反馈、扩散与重构的实践过程。
其中，相关性框架维度体现了在媒介技术的持续介入下，国家话语如何由多重行动者共同生成了具有开放竞争性与局部耦合的动态意义结构。在这个维度，媒介不仅是信息承载者，更是意义建构的核心工具，是通过可供性差异塑造意义联结的基础。媒介技术决定了哪些框架更容易获得可见性，哪些话语元素更易被关联与重组。国家话语传播的实践，实质上是进人一个已被媒介预先结构化的相关性场域，国家话语的传播需在其中推动自有框架与其他框架的竞合。在这个意义层面，国家话语的传播，不再是针对目标受众的单向发送，而是需要经由媒介化组织的行动者网络，在关系性联结中实现其扩散与转化。
从行动者群组这一维度来看，在国家话语传播中，媒介平台的联结机制将不同行动者进行关联，形成了复杂的群组结构，其中既包括国家话语生产者与接受者之间的互动群组，也包括生产者互动群组，以及接受者互动群组。媒介将原本分散的国家话语生产者，集成具有关联性的单元，通过推荐、算法、引用等机制分发至不同的受众，从而形成差异化信息互动群组，实现国家话语的精准传播。与此同时，多元受众又由于其兴趣、关注点不同，在媒介的作用机制下进入不同的行动群组，通过分享、评论与转发等行动进一步增大或削弱国家话语的传播力度与广度。在媒介化型构的国家话语传播中，一方面，在国际传播中不同行动者可能因媒介资本的差异而处于非对称关系之中，另一方面，行动者的主观能动也会反过来塑造国家话语的传播态势。在这一意义层面，媒介从传播渠道上升为行动者之间关系协作的关键节点，塑造着国家话语的互动模式和受众参与方式。
在交往实践维度，国家话语的传播突出呈现为一个通过多样化媒介技术进行持续组织、反馈与重构的过程。网络媒介所创造的即时互动空间，使行动者的交往被纳入国家话语传播环节，意义再生产成为传播本身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元、异质受众的解读也不再停留于各圈层内部，而是通过平台互动被即时外显，并同时向后续受众开放，产生递归效应。这一效应意味着每一次交往实践在传递话语内容的同时，通过改写媒介环境的可感知结构，包括话题热度、算法权重、推荐生态位等，塑造后续交往的条件与可能性。例如一则外交短视频的病毒式传播可能会由于相关行动者群组不断临时重组，而改变该议题的相关性框架，将议题从官方声明转为情绪化叙事。
在深度媒介化条件下，媒介技术已成为全球治理语境下国家话语传播实践中不可忽视的塑形力量。一方面，新的媒介关系网络正在重组传统公共话语空间，为不同主体围绕国家话语形成共识性认知提供新的可能，传统大众传媒公共话语逐渐被新的媒介与公众之间建立的由源文本和流文本构成的“超语篇”结构这一新型话语关系网络与知识体系所消解、平衡，这种极具交往互动特征的文本结构为交互双方取得共识性认知拓展出更大的可能性空间。另一方面，国与国之间技术权力矩阵的竞争，已从单一信息操控发展为涵盖计算宣传、检测与反制技术的系统性对抗，在媒介技术的张力下，国家话语的传播除重视文本内容的互惠意义的生产外，还需了解文本与故事“是在何种技术偏向和技术耦合中被建构、被推送和被认同的”，在“了解符号世界背后的媒介世界的运作机制”之上完成“媒介化型构”中国家话语的有效传播。以TikTok、起点国际、米哈游、SHEIN等为代表的媒体平台掀起的“数字华流”为例以“融合共生”的文化互构理念生产和推送内容产品，打破既往国际传播中根深蒂固的“全球/本土”“传统/现代”“东方/西方”等二元对立的类别区隔和认知定势，不但有效遏制西方媒介技术无处不在的可计算性深度伪造的信息，更通过既是此在的，又是共通的，动态、多维度、具有创设性的全新“数字生态系统”，为国家话语跨文化的意义联结打造坚实的媒介物质性基石，以此推动国家话语的有效传播。
六、结语
语言对现实具有强大的生成能力。语言有能力将流变的经验转化为融贯的秩序，从而将世界客观化。在这个过程中，语言实现了世界，即一方面理解世界，一方面创造世界。
全球治理语境下，国家话语的生产与传播既受到社会存在的限定与引导，承担着稳定生产意识形态意义、保障国家形象合法性等功能，又需要在异质性的环境与受众中寻求互惠意义的有效缝合。同时，在深度媒介化条件下，国家话语的传播实践还越来越深地嵌入平台机制、技术环境与行动者网络的共同塑造之中。因此，全球治理语境中国家话语的意义建构，最终都将在更为具象的媒介化型构中展开。对国家话语的生产与传播的全景考察不是要在结构决定取向与微观解释取向中辨别优劣，而是要在关系性与过程性以及媒介化的话语交往实践中进行深层理解与揭示，从而洞悉国家话语生产与传播的内核逻辑与底层逻辑。也只有在这一整体性视野下，才能更准确地理解国家话语在全球治理动态关系网络中如何嵌人、生成并完成意义再生产，并为中国更深层次参与全球治理提供更为坚实的理论认知基础与话语实践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