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南方正在从政治概念加速转化为重塑世界格局的现实力量，但其崛起仍受认知、文明、发展、治理与数字五重鸿沟制约。经济学家陈文玲在北京对话“洞察（Insights from Insiders）”系列讲座中，深度分析南方国家需要以战略自主为前提、产业筑基为支撑、治理强化为保障、科技赋能为动力，并通过深化南南合作打破发展依附。陈文玲指出，中国既是全球南方崛起的重要参与者，也应以自身现代化实践和开放合作，为南方国家探索多元现代化道路提供新的选择。本文根据陈文玲主讲内容整理，转自北京对话。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今天，“全球南方”崛起已成为地缘政治经济格局演化的现实。然而，从概念到现实的跨越，仍面临深刻的结构性障碍。认知、文明、发展、治理与数字五大鸿沟，共同构成了南方国家崛起的现实瓶颈，也为我们审视中国在全球南方国家中扮演的新角色提供了新的视角。

首先，在南北关系上存在五大“鸿沟”。

第一，认知鸿沟。“全球南方”不是一个国际组织或政治集团，也没有明确的成员构成，在很多学者的研究中，通常用全球南方来指称发达国家之外的一些国家群体。当前，国际社会并未就全球南方所包括的国家范围形成共识，谁是南方国家界定范围本身模糊，有的说是160国，有的说是130国。中国始终是全球南方的一员，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但美国已将中国等38个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行列中剔除，个别发展中国家也对中国南方国家地位存疑，因为中国已经是发达国家。在特朗普对等关税等事件中，虽然大部南方国家不满意，尚没有一个南方国家敢于公开支持中国，对西方的深层恐惧和顺从仍根深蒂固。

第二，文明鸿沟。全球南方内部还存在深刻的文明鸿沟，构成南方国家集体行动的隐性约束。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归纳出21种成熟文明形态，除去西方文明之外，其余绝大多数文明母体都扎根、分布于全球南方国家。各南方国家分属迥异的文明脉络，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记忆、宗教传统、族群伦理与本土社会结构。经济诉求、发展权益可以通过利益协商形成共识，但文明认知、价值底色、社会治理范式的差异天然更难弥合，这使得全球南方要塑造统一、有凝聚力的“共同叙事”，难度远高于经贸、资源、金融领域的短期合作。

第三，发展鸿沟。全球南方国家普遍存在发展鸿沟，集中体现为基础设施短缺、人才短板、产业低端锁定、资源魔咒四重约束。联合国2026可持续发展融资报告测算，南方国家可持续发展年度基础设施融资缺口达4万亿美元，水、能源、交通、数字基建短板最为突出；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产业体系不完整，产业配套能力薄弱，优势产业高度集中在资源开发、初级产品生产、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等领域，产业链条短，产品附加值低，产业升级缺乏支撑；既无法彻底摆脱对发达国家的技术、资本、产业支撑依赖，也难以通过自身产业积累，推动社会层面的现代化转型。多数资源型南方国家高度依赖初级品出口，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显示近半数非洲国家60%以上出口收入来自油气、矿产，长期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附加值环节，制造业体系薄弱，深陷资源魔咒（资源诅咒），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直接冲击财政与增长，难以自主推进工业化转型，持续固化中心—外围的不对称分工格局。

第四，治理鸿沟。现代化进程对国家的宏观治理能力、资源动员能力、社会管理能力、公共服务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但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治理体系，无法支撑这一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表现为政党对立、社会分裂、政府腐败严重、公共政策缺乏长期一致性，国家无法集中资源推进长期的现代化建设，难以凝聚起推进现代化的社会共识。更关键的是，部分发展中国家在独立后，被动接受了西方移植的制度体系，没有形成基于本国历史传统、社会文化、现实国情的有效治理架构；制度体系与社会基础的适配性不足，导致国家行政效率低下、社会公平机制缺位、发展战略规划缺乏连续性，无法为现代化进程提供稳定的制度和环境保障。涉及国家能力、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系统性差距，部分非洲国家甚至没有本国货币或军队。

第五，数字鸿沟。全球南方存在多层次数字鸿沟，已从单纯“有无网络”的接入差距，演变为覆盖资费、网络代际、算力、数字技能的复合型差距。国际电信联盟（ITU，2025）数据显示，高收入国家互联网普及率达94%，低收入南方国家仅23%；全球22亿离线人口中，96%集中在中低收入南方国家。5G布局分化尤为突出，高收入国家5G人口覆盖率84%，低收入国家仅4%。南方国家宽带资费负担显著更高，低收入国家移动数据资费占人均收入比重为高收入国家22倍，大量群体难以负担有效接入成本。除基础网络外，高端算力、本土数据中心、数字人才供给短板突出，多数南方国家缺少自主可控算力底座，AI、工业数字化能力依附外部平台。城乡、性别数字差距叠加放大排斥效应，制约南方国家承接数字经济红利，固化全球中心—外围分工格局，成为新质生产力扩散的重要障碍。

其次，全球南方正从抽象政治概念转化为地缘政治经济事实。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全球南方 GDP 占比达 60%，对世界增量贡献 80%，新兴经济体增速持续高于发达国家。金砖国家人口占全球 48.5%，领土占 35%，PPP 计算的 GDP 占 38%，农业、制造业、能源和大宗商品交易超 40%。全球南方整体崛起，当前呈现三大标志性变化。一是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路径选择，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单一叙事，证明后发国家可立足本土条件自主推进工业化转型，为广大南方国家跳出依附型发展陷阱提供现实参照，拓展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多元选项。二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重塑全球互联互通格局，截至2025年中国已同150多个国家签署合作文件，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1万列、丝路海运航线达133条，落地雅万高铁、中老铁路等一批骨干工程，补齐南方国家长期存在的基建短板，构建区别于传统中心—外围体系的全球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南公共产品供给网络 。三是去美元化形成潮流，全球南方国家普遍不同程度参与。IMF（COFER，2025年末）数据显示，美元全球外汇储备占比降至56.77%，创近三十年低位；金砖机制、区域本币结算、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等机制扩容，南方国家主动降低对单一霸权货币依赖，对冲美元武器化风险，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渐进迈向多极化。虽然特朗普第二任期内重新出现的“再美元化”现象，美国财长贝森特明确表示，美国当前所有战略均服务于保住美元霸权地位。另一方面，中国是全球移动支付普及率最高的国家，却未能打通与世界的支付联系，境外移动支付普及程度依然有待提高。毫无疑问，由于美国国家信用的极速下降，靠信用支撑的美元，绝不可能永远独步天下。

全球南方的崛起，既是中国的战略机遇，又有对中国的战略挑战，还有对既有国际秩序的结构性重塑。中国在这一进程中，要充分把握机遇，与全球南方国家坚定站在一起。尽管面临重重约束，但从2025-2026年的实践效果来看，部分发展中国家已经探索出一套具有共性的、行之有效的现代化破局策略——这些策略的核心逻辑，是拒绝被动复刻西方发展模式、拒绝单一依附西方的发展路径，通过“内生发展+多方赋能”的组合路径，突破发展瓶颈，实现现代化的自主、可持续发展。这一组合式破局路径由五大核心战略支撑。

一是战略自主。立足本国国情，探索差异化、特色化的现代化道路。这是发展中国家破局的核心前提。现代化的实现路径是多元的，没有固定的、通用的模式；发展中国家只有根据自身历史文化传统、资源禀赋条件、国民经济发展基础、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制定符合本国实际情况的发展战略，才能真正破解发展难题。从实践来看，越南通过修订《投资法》、推出产业升级配套政策，全面推进制造业升级，依托外向型制造业的发展，支撑国内经济的现代化转型；印尼推出“8+4+5”经济刺激计划，大力发展下游工业化，通过政府牵头整合国内产业资源，协调多部门联动解决产业发展瓶颈，推动建立自主的工业化体系；肯尼亚通过出台专项农业、能源、基础设施发展规划，聚焦绿色能源和农业现代化，挖掘自身资源禀赋潜力，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坦桑尼亚、卢旺达、埃塞俄比亚等东非国家，通过强化政府的战略引导作用、持续完善国内营商环境、积极吸引外部投资、重点发展特色产业，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这些选择没有照搬西方模式，完全基于本国实际情况，证明了现代化路径的多元性和可行性。

二是产业筑基。推进结构性改革，构建内生性、支撑型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经济发展是现代化的基础，而产业体系则是经济发展的核心支撑。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现代化，必须改变过去单一依赖资源出口、低附加值产业的发展模式，把工业化、产业升级作为核心抓手，制定靶向性产业政策，集中资源发展具有比较优势、长远发展潜力的产业，延伸产业链条，推动产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通过产业发展，积累发展资金、培育高端人才、增加居民收入、壮大国内消费市场，构建“产业发展-收入提升-内需扩大-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为整个现代化进程提供坚实的经济支撑。

三是治理强化。提高政府的战略规划执行力，推进现代化治理能力建设。作为现代化进程的直接组织者、推动者，政府的治理能力是决定现代化进程成败的关键——没有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就没有持续的现代化发展。从实践来看，发展中国家要提升治理能力，需聚焦三个维度的改革：首先是强化政府的战略规划执行能力，制定清晰、稳定、长期的现代化发展战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持续推进落地；其次是完善公共治理体系，加大反腐败力度，提高行政效率，建立公平的市场环境，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为现代化进程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最后是平衡好市场与政府的作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市场失灵的领域，通过政府的精准干预，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保护，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凝聚起推进现代化的社会共识 。

四是科技赋能。深化南南合作，依托集体力量突破发展瓶颈，这是发展中国家破局的关键外部支撑。面对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贸易保护主义、国际规则压制，发展中国家单打独斗无法突破发展瓶颈，必须通过加强南南合作，联合自强，共同构建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国际环境，集体破解发展难题。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南南合作，协同一致地对抗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出共同的声音，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为自身发展争取公平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南南合作，优势互补，共同突破发展瓶颈——在技术领域，合作推进技术研发、标准体系建设，共同破解技术难题；中国通过技术转让、联合研发、技术培训，共建低成本技术开放平台，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推广普惠性技术应用，帮助发展中国家突破技术瓶颈。

五是打破霸权。培育自主发展能力，加快产业升级进程在贸易领域，相互开放市场，建立自由贸易区，用南南贸易的增长，抵消发达国家市场萎缩的负面影响；在金融领域，合作建立共同的金融基础设施，多边支付体系和储备货币pool，减少对西方金融机构和西方主权货币的依赖，降低跨境融资成本；在基础设施领域，联合推进跨境交通、能源、通信骨干网络建设，提升区域互联互通水平；在产业领域，协同推进产业集群发展、联合招商引资、共同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整体竞争力。推动对南方国家的培训，帮助其形成自主知识体系、话语体系和政治主张。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下缺乏对于南方国家的核心价值理念、现代化路径和人工智能时代机遇的系统阐释。鼓励各国立足国情探索差异化现代化道路。尊重文明多样性是探索差异化现代化道路的前提。每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不同，决定了其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全球南方国家有权利也有能力基于自身国情，探索各具特色的现代化之路。

中国更需要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要在新一轮南方国家崛起中继续探索并成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做好成为世界强国的思想准备、理论准备、知识储备、产业准备和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