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全球南方是第三世界的新形态，从第三世界向全球南方的转变同百年大变局密切相关。百年大变局不仅为全球南方展现其战略自主提供了历史机遇，也为全球南方成长为世界政治中至关重要的战略力量创造了条件。中国是全球南方的重要构成力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全球南方兴起之间存在共生关系。全球南方的兴起表达着现代世界体系发生结构性转变这一深刻意涵：一方面，作为现代世界体系组成部分的全球南方正发生深刻变化，以中国为代表的金砖国家发展成新兴世界大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发挥着关键作用；另一方面，作为整体的现代世界体系也已发生深刻变化，西方国家主导的等级性结构开始解体，全球治理体系朝着多中心网络方向重构，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正在形成，文明多样性和文明交流互鉴将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占据突出位置。现代世界体系发生结构性转变说明其等级性结构对全球南方的限制效应是有限的，全球南方能够在战略自主引导下突破现代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强制。

关 键 词：全球南方/第三世界/现代世界体系/人类文明新形态/全球治理

作者简介：汪仕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许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433)。

原发信息：《世界经济与政治》(京)2026年第20264期 第3-27页

一、引言

作为现代世界体系的组成部分，全球南方的前身一般被认为是第三世界。从第三世界到全球南方这一演变的发生及其蕴藏的新内涵同百年大变局存在本质上的联系，全球南方的兴起既是百年大变局的核心内容与重要动力，又彰显出现代世界体系在百年大变局中发生的关键变化，长期以来由西方国家主导的等级性结构以及根源于此的现代世界体系对于广大边缘/半边缘国家的结构性强制开始瓦解，现代世界体系出现结构性转变。

毫无疑问，全球南方并非新鲜事物。就话语而言，早在1970年就有评论家针对美国侵略越南就使用了“全球南方”一词，并深刻地认识到全球南方是现代世界体系的等级性结构的集中体现。①就经验事实而论，全球南方是指由广大的亚非拉国家组成的群体，即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亚非拉国家。②这些国家曾经由于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掀起的反帝反殖浪潮中经过民族解放运动成为主权国家，在现代世界体系中作为第三世界存在。③就实质内涵而言，全球南方是第三世界的新形态，尽管它本身也是一个构成复杂、内部分化的国家群体，但仍作为整体性概念而非个别国家而存在。可以说，全球南方是现代世界体系中被支配和剥削的那一部分。④

尽管全球南方由第三世界发展而来，但并非其简单翻版，而是第三世界在特定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的新形态。首先，全球南方的兴起是经济发展的产物，经济全球化给全球南方的部分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提供了重要发展机遇。其次，全球南方的兴起同世界大国竞争密切相关，大国战略博弈日趋激烈既突出了全球南方的战略价值，又为全球南方确立战略自主创造了条件。作为全球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主体，全球南方对于全球事务的立场和价值偏好成为世界大国战略竞争必须考虑的因素。最后，全球南方的兴起是对现代世界体系的确认：一方面，全球南方仍然是现代世界体系的一部分，其兴起是现代世界体系变化的产物；另一方面，全球南方的兴起意味着现代世界体系已发生结构性转变，由发达国家主导的等级性国际结构开始走向解体。

全球南方作为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国家群体，不仅意味着必须将全球南方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也说明全球南方具有多重内涵。全球南方是“复调的全球南方”：⑤首先，在政治层面，全球南方是已经取得政治独立却仍然长期受制于等级性结构、在百年大变局中谋求战略自主的国家群体。其次，在经济层面，全球南方是已开启现代化进程且在不同程度上取得现代化成就但仍然遭受西方国家压制的国家群体，往往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着种种困难，孜孜以求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规则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⑥最后，在文化层面，全球南方虽然置身于发达国家的“文明等级”叙事逻辑中，但坚持反帝反殖民从而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发生文化觉醒，这种文化觉醒集中体现为一种对抗发达国家文化霸权、重新定义全球正义的“集体意志”。⑦

从第三世界到全球南方的转变是现代世界体系内部矛盾运动长期发展的结果，这一转变如何影响现代世界体系是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本文的基本结论是全球南方的兴起意味着现代世界体系发生了结构性转变。全球南方是现代世界体系中的第三世界经由发展中国家这一中间形态转化而来的新形态，也是现代世界体系的关键构成部分。中国是全球南方的重要构成力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全球南方兴起之间存在共生关系，这种共生关系是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形成的，也是推动现代世界体系变化的重要条件。全球南方兴起于现代世界体系中，也将推动现代世界体系发生结构性转变。这种结构性转变的核心包含两方面内容：其一，作为现代世界体系组成部分的全球南方发生深刻变化，以中国为代表的金砖国家发展成新兴世界大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二，作为整体的现代世界体系已发生深刻变化，发达国家主导的等级性结构开始解体，全球治理体系朝着多中心网络方向重构。

二、全球南方前史

全球南方是第三世界的新形态，发展中国家是变化的必要过渡阶段。全球南方脱胎于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以第三世界身份在现代世界体系中获得结构性位置，在新一轮全球化浪潮高歌猛进的历史时期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寻求自身现代化的新机遇，最后在百年大变局的背景下借助已取得的现代化成就和世界大国战略博弈的历史契机正式登场。

(一)前身

第三世界是全球南方的前身。西方国家率先完成现代国家建构，为资本主义和工业化准备了至关重要的支撑条件，同时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不断为全球殖民扩张积蓄力量。⑧作为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的结果，全球主要商品的生产被纳入统一的劳动分工体系，但全球劳动分工体系的分布高度不均衡，西方国家占据着显著优势，亚非拉地区则处于劣势。这种源自经济并且同政治紧密关联的历史过程造就一种等级性的结构，其中西方国家成为中心地带，亚非拉地区则成为边缘地带，这就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M.Wallerstein)描述的中心—边缘结构的现代世界体系。⑨第三世界是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处于边缘地带受中心地带支配和剥削的亚非拉地区。

最早使用“第三世界”一词指称亚非拉地区的是法国经济史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Alfred Sauvy)，其思想来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第三等级，“第三”往往和等而下之、被奴役、被压迫联系在一起，因此第三世界主要表达的意涵在于亚非拉是被中心地带支配和剥削的落后地区。⑩第三世界涵盖的范围广大，其内部差异性显著，因此始终被质疑是否具有同质性乃至是否真实存在。实际上，第三世界不仅真实存在，而且是具有同质性的整体，因为第三世界在现代世界体系中从来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处于边缘地位且被中心地带支配和剥削的那一部分。勒芬·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Stavrianos)指出，第三世界“既不是一组国家，也不是一组统计标准，而是一组关系——一种支配的宗主国与依附的外围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这些地区在过去是殖民地，今天是新殖民地式的‘独立国’”。(11)第三世界聚焦了现代世界体系中心—边缘结构的等级性质和不公正特征，西方国家的支配和剥削对第三世界而言是一种结构性强制，导致第三世界的落后、停滞和衰败，“结构的强制是全部问题的缘由和关键”。(12)第三世界的不发达和西方国家的发达具有本质上的因果关系，“不发达并非发达的一个阶段，它是发达的后果”。(13)因为抓住了现代世界体系的要害，所以相对于与之竞争的“不发达”“欠发达”等概念来说，“第三世界”直到20世纪80年代一直都是被广泛接受的概念。

西方左翼学者对第三世界的理论解释忽视了第三世界的战略自主问题。既然第三世界受制于中心—边缘的等级性结构，因而不堪忍受西方国家的支配和剥削时必然形成反帝反霸的要求，于是如何有效地进行反帝反霸斗争就是其根本所在，但等级性结构的强制过于强大，第三世界挣脱结构性强制困难重重，也就无从谈及从战略上思考如何自主发展从而改变等级性结构等重大问题。(14)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为第三世界的战略自主提供了重要思考：首先，现代世界体系是由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构成，“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15)亚非拉是第三世界。其次，第三世界虽然经济上落后，但人口多，团结起来就有力量；第二世界是中间派，同第一世界也有矛盾，第三世界要争取第二世界，壮大自己的力量；唯有如此，第三世界才能在反帝反霸中抓住机遇、取得成效。最后，第一世界才是斗争的对象，反帝反霸主要是反对第一世界，第三世界自身的团结和争取第二世界都是在孤立敌人，这既是对敌人力量的削弱，又是对敌人非正义性的证明。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和对第三世界能动性的思考揭示了第三世界的战略自主。既然西方国家支配和剥削第三世界，那么第三世界就必须反抗这种剥削和支配，中国认同第三世界，站在世界上弱小国家的一方，与这些国家一起为争取真正的国际平等地位和公平的国际秩序而奋斗。(16)于是第三世界不再是基于客观条件而归纳的“政治中立”力量，而是“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并能够团结起来发挥巨大作用的战略力量。(17)第三世界国家对于战略自主的理解程度很大程度上塑造着第三世界的发展轨迹，因而对全球南方的兴起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中间形态

第三世界不是直接演变成全球南方的，而是经历了发展中国家这一过渡阶段，(18)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向全球南方转变的中间形态。同第三世界一样，发展中国家涵盖的范围仍是亚非拉地区。相对于第三世界来说，发展中国家是一个经济色彩更浓而政治色彩更淡的概念。第三世界虽然揭示了现代世界体系的等级性结构和西方国家对第三世界的支配和剥削，但也在逻辑上将自身置于一种困境中：由于等级性结构限制着第三世界的发展，因而必须改变等级性结构，但如果不发展就不可能积累足以改变等级性结构的力量。(19)发展中国家一定程度上纾解了上述困境，因为这一概念对现代世界体系的等级性结构进行了模糊化处理。将亚非拉国家定义为发展中国家意味着它们能够实现发展并正处于发展中，只要抓紧机遇努力发展，亚非拉国家就能够跻身发达国家之列。

现代化理论常被作为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理论基础。从现代化理论的逻辑来讲，发展中国家的中心任务是将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作为模板努力实现现代化。罗斯托(W.W.Rostow)在《经济增长的阶段》一书中论述了发展中国家背后的理论预设：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必须经过传统社会、为经济起飞准备条件的时期、起飞、走向成熟以及大众消费时代五个阶段，其中大众消费时代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归宿，即发达国家所处的阶段。(20)实际上，现代化理论并不能改变现代世界体系的等级性结构，它只不过是对亚非拉国家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结构性位置进行去政治化处理，从而引导亚非拉国家“适应现实而非重新安排现实”。(21)究其本质，便是在诱导亚非拉国家同西方国家合作、通过承认中心地带的支配地位换取援助，从而在遵守“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条件下实现一定程度的发展。

既然发展中国家能够在同西方国家合作的过程中实现现代化，那么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制度必然具有公共性且能够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指出国际制度是被操纵的，资本主义的掠夺性和经济全球化给跨国公司和中心地带国家的统治精英提供了特权，使西方国家从中获得不成比例的利益。(22)从经验上看，赋予亚非拉国家以发展中国家地位是一项具有普遍性的国际规则，但不同国际组织关于发展中国家及其享有差别待遇的设置具有显著差异，发达国家甚至凭借其主导权不断重新制定“门槛”，意图将一些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行列排挤出去，进而模糊乃至否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区分。(23)原因在于，现代世界体系的等级性结构本身服务于发达国家利益，它留给亚非拉国家的发展机会极为有限，现代化理论所允诺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和援助都含有特定意图，事实上既不可信又不可靠。(24)

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中国家逐渐取代第三世界成为指称亚非拉地区的关键概念，但经过几十年的现代化进程之后，“大多数国家倒在了现代化的门槛前”。(25)尽管如此，发展中国家同现代世界体系的合作仍然产生了意义重大的成果，从发展中国家中分化出一小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它们争取到发展机遇，在现代化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中国等国更是在快速发展的基础上成为新兴世界大国。这些事实说明，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必然是多样化的，发展中国家能够走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实现发展。(26)在同现代世界体系合作寻求发展时，一个国家的战略自主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坚持独立自主、坚定不移地走符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才能真正实现发展。由中国等国的现代化经验彰显的战略自主不仅为亚非拉国家实现现代化指明了方向，也为发展中国家以全球南方这一新形态兴起奠定了关键基础。

(三)登场

全球南方的兴起体现在一系列标志性事件上，包括金砖国家组织的形成和发展壮大、二十国集团重要性和影响力的突显、新型多边金融机构的建立和有效运转以及地缘政治冲突中的独立主张等，这深刻说明了全球南方政治经济实力的增长及其战略自主性的提升。百年大变局不仅为全球南方展现其战略自主提供了历史机遇，也为全球南方成长为世界政治中至关重要的战略力量创造了条件，这可以解释为何全球南方的兴起发生在21世纪初。

全球南方是第三世界的新形态，全球南方的兴起是第三世界在现代世界体系中长期曲折发展的产物。尽管现代世界体系的等级性结构具有自我巩固的特征，但现代世界体系同样有着内在的“反体系运动”，即边缘地带始终存在突破等级性结构限制的强劲动力。亚非拉的民族独立运动和现代化运动都是“反体系运动”的重要内容，这些运动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制造了分化，为边缘地带的部分国家创造了实现发展的机会。(27)新兴市场国家从发展中国家中分化出来并取得现代化重大成就一定程度上是现代世界体系中“反体系运动”的结果，同时新兴市场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示范效应，会进一步强化“反体系运动”，进而为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赢得发展空间。

经济发展与现代化成就是全球南方兴起的物质基础。根据世界银行2023年发布的数据，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为58.3％，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86.1％。(28)不过，徒有经济发展并不足以决定全球南方兴起，因为全球南方兴起意味着现代世界体系的中心地带(发达国家)与边缘地带(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发生了关键性变化。(29)全球南方不是单纯的经济概念，它超越了发展中国家主要以经济内涵界定自身的局限性，是一个政治内涵与经济内涵并重的概念，(30)而且在百年大变局中，全球南方的政治内涵更加突出。全球南方兴起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已经具备了不容小觑的政治和经济实力，它们“不再是欠发达的象征，而是前景广阔的代名词”。(31)

全球南方兴起的政治内涵集中表现为战略自主性的确立和发展。首先，在国家内部治理上，一些全球南方国家在经历政治转型造成的治理困局后清醒地意识到西方国家推广的自由民主体制存在局限性，它们先后“脱离西方民主话语的束缚”，(32)将实现良好的国家治理摆在首位，并注重探索同本国实际相契合的政治发展道路和民主政治制度。其次，在全球事务中，许多全球南方国家并没有盲从西方国家的全球战略介入世界大国的战略竞争，而是根据自身发展利益采取“选项不选边”的外交政策，进而在同世界大国都保持不同程度合作的过程中成为“缓冲与平衡发生全球大分裂、大对抗的力量”，(33)同时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逐步推进增加全球南方代表权和话语权的主张，以积少成多的方式实现国际制度和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最后，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全球南方国家从新兴市场国家现代化经验中形成政治自信，国际体系的等级性结构不再是牢不可破的神话。在抓住机遇实现发展的同时，推动等级性结构的改变被世界多极化证明是完全可行的战略路径，深化全球南方的团结合作将有助于其更加充分地发挥全球南方在世界格局多极化发展中的战略作用。

三、全球南方对第三世界的承续和改变

第三世界是全球南方的前身，因而全球南方一定承续着第三世界的基本特征。与此同时，全球南方是第三世界的新形态，因而全球南方必然在关键方面相较于第三世界有所改变。

(一)全球南方对第三世界的承续

首先，全球南方承续了第三世界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结构性位置。第三世界是现代世界体系的边缘/半边缘地带，西方国家则构成现代世界体系的中心地带。全球南方虽然兴起，但同中心地带仍存在差异。现代世界体系的中心地带是由少数发达国家组成的小集团，它们遵循“最小获胜联盟原则”，(34)即只要它们的力量足以控制世界市场和主导国际事务就不再扩大其成员范围，因此其他国家很难跻身中心地带国家俱乐部。虽然全球南方的兴起冲击了中心地带国家对于国际事务的主导权，但处理国际事务的国际制度依然由中心地带国家制定，国际制度赋予中心地带的制度性权力使它们能够继续在世界市场上享有优势地位，进而为其在生产剩余国际分配中获得更大份额提供保障。(35)全球南方仍然处在“反帝、反殖、反霸及寻求经济社会变革的整个历史”的延长线上，尚未完全挣脱历史结构的束缚。(36)

其次，全球南方的群体构成同第三世界的群体构成基本一致。在经过数十年的现代化之后，第三世界内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更趋明显，少数几个国家在经济上完成了现代化，在政治上一部分国家同西方国家建立了联盟，因而不再属于全球南方。但第三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仍然在经济上尚未完成现代化，在政治上坚持独立自主、奉行不结盟政策，正是它们构成了全球南方。(37)当前学界和政策界在划定全球南方的群体范围时存在不同观点。但无论是认为全球南方涵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还是认为全球南方涵盖“七十七国集团”和中国，都说明全球南方和第三世界的主体构成是相同的。而且，这些主体的基本共识是超越意识形态的分歧和社会制度的不同、共同反对现代世界体系的等级性结构。

最后，全球南方承继了第三世界融入经济全球化实现发展的强烈导向。(38)第三世界是全球发展不平衡的集中体现，虽然全球南方兴起彰显出世界经济中心加速向南方转移以及亚洲、非洲和拉美等发展中地区不断扩大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39)但南北问题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解决，南北之间的发展鸿沟不仅没有消除，反而进一步扩大，同时金砖国家的快速发展也使全球南方内部的分化进一步加深。(40)对于全球南方而言，发展诚然导致一些问题，但同样是解决问题的条件。事实上，全球南方兴起本来就是经济增长和现代化成就积累的结果，所以发展对于全球南方的重要性更为突出。(41)当然，发展离不开经济全球化，全球南方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既实现了发展又成为推动这一进程的重要力量，在发展的同时改变经济全球化的条件是全球南方兴起的一条重要经验。例如，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启改革开放进程，在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寻求发展机遇的同时量力而行参与全球治理，在求同存异基础上同西方国家开展合作的同时坚持核心利益主张、推动国际制度改革，在国际组织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于条件成熟的基础上推动建立新的国际组织。

(二)全球南方对第三世界的改变

首先，全球南方已具备较强经济实力以及根源于经济实力的全球市场影响力。第三世界在其兴起后一个历史时期里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影响力，但经济影响力十分有限，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第三世界没有经济大国，更没有经济强国，所以相对于中心地带而言第三世界在经济上处于劣势，只能凭借政治影响力“抱团取暖”。全球南方的兴起则使第三世界缺乏经济实力和全球市场影响力的局面得到改观，虽然从整体上看，全球南方的大多数国家还未完全实现现代化、经济上落后于中心地带国家，但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和现代化成就改变了世界经济版图，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总量以及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超过了中心地带国家，全球南方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42)

其次，全球南方不仅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且已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是否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能否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从而有效驾驭全球化浪潮是第三世界内部出现经济分化的重要因素，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部分国家能够快速发展起来进而带动整个全球南方兴起，正是积极适应全球化浪潮的结果。经济全球化对于经济落后的国家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中心地带只有将第三世界纳入全球化进程，才能更好地通过生产剩余国际分配完成对第三世界的剥削。在此过程中，第三世界必须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自主才能对冲中心地带的经济剥削，从而把握经济全球化提供的发展机遇。削弱第三世界国家在宏观经济政策上的自主性由此成为中心地带在经济全球化中企图解决的问题。为此，中心地带不遗余力地向第三世界兜售以新自由主义为底色的“好制度”“好政策”，即便它们是中心地带国家在其现代化过程中拒绝和摒弃并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阶段相矛盾的。可以说，中心地带国家在其现代化过程中恰恰推行的是“坏制度”“坏政策”，因而本质是要“踢开发展中国家赖以发展的梯子”。(43)以中国为代表的金砖国家没有盲从所谓“好制度”“好政策”，而是在掌握宏观经济政策自主性的前提下，结合经济发展的实际有选择地进行制度变革，从而积极主动地融入经济全球化，变经济全球化为发展机遇，进而扩大自身在生产剩余国际分配中的份额并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金砖国家的崛起为落后国家开辟了一条融入全球化发展的新路径，当中心地带国家的保守势力掀起逆全球化浪潮时，全球南方成为支持经济全球化的中流砥柱。

再次，全球南方不仅深度介入全球治理，还成为支持全球治理和改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关键行动者。经济全球化进程和全球治理体系相辅相成，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主要是由中心地带国家建立的，存在利益代表的不对称性、决策过程的不透明性以及规则适用的选择性等突出问题，强化了发达国家的主导地位，没有充分保障全球南方的正当权益。(44)全球南方要保障发展权益并更加有效地利用经济全球化提供的发展机遇，就必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这一过程中改革全球治理体系，通过改革全球治理体系提升全球治理水平。以中国为代表的金砖国家开展了一系列改革国际制度的行动，既包括在现有国际组织中改变议题设置和运行规则，还体现在创建能够满足全球治理需要的新国际制度，这些将对全球治理体系未来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45)

最后，全球南方具有明显的战略自主意识和重要的战略地位。现代世界体系的等级性结构不仅对边缘地带的国家进行经济剥削还进行政治支配，中心地带国家根据自身的利益建构国际规则和世界秩序，同时依靠一套意识形态对国际规则和世界秩序进行合理性论证，以实现让边缘地带国家在全球事务中屈从于中心地带国家的目的。(46)然而，全球南方兴起意味着战略自主意识的突显，全球南方不再是屈从于中心地带国家战略意图的“小跟班”，而是有着“反建制派的身份标识”即反自由主义霸权的战略性力量。(47)全球南方国家的战略自主意识不仅表现为其在地缘政治冲突中坚持选择客观公正立场，而且表现为全球南方在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上具备丰富的政治经验，灵活务实地利用多边制度推进国家治理，并形成改革国际制度的系统政治主张。(48)全球南方战略自主的形成彰显了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世界大国战略竞争的加剧进一步强化全球南方战略价值。(49)对全球南方而言，失去战略自主性意味着战略地位将不复存在，全球南方国家的政治经验也说明只有加强彼此之间的合作、实现更进一步的发展，才能更好地发挥战略地位的重要作用。

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全球南方兴起的共生

中国是全球南方的天然一员，全球南方也是界定中国在现代世界体系中身份的基本标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全球南方兴起两个历史进程有着紧密联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球南方兴起的关键推动力量，全球南方兴起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条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全球南方兴起之间存在共生效应。

(一)共生关系的内涵和发展

在全球化深度发展的时代，现代世界体系已经发展出不同于对抗的共生关系。(50)苏长和认为：“共生是当代国际关系的一种存在形式，它有别于‘有你无我，有我无你’的对抗式、零和性冷战思维，也不同于赢者通吃、互害的实践模式。共生是中国大国外交理论的底色，其实也是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体系以及世界上一切追求和平的国家能够寻找最大合作交集的一种价值原则。”(51)从这一定义出发，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共生是指国家之间联系日益紧密、共同利益越来越多、相互依存程度越来越高，从而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

国家之间的共生关系是经济全球化深度发展的产物，当一个国家开始同外部世界产生联系、逐渐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后，该国就不再局限于特定领土疆域思考自身的利益以及同外部的关系，而是会超越特定领土疆域、以时空分离的方式重新理解本国利益以及同外部的关系。(52)尤其是对世界大国而言，其国家利益遍布全球，并且具有主导世界秩序的能力。但要维护国家利益、构建良好的世界秩序，已经无法仅仅依靠单个世界大国的力量就能完成，而是越来越依赖于世界各国共同合作推进全球治理，于是世界大国日益认识到共生关系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重要性、世界各国处于共生的关系网络中。

强调现代世界体系中发展出共生关系，并不是说共生关系已经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事实上，共生关系并未改变现代世界体系的等级性结构。共生关系也没有均匀地分布在双边关系或多边关系中，而是参差不齐地分布在全球事务中。共生关系同经济全球化进程密切联系在一起，经济全球化依赖共生关系而得以向纵深发展，同时也推动共生关系进一步发展，逆全球化则会损害共生关系。与此同时，深厚的共生关系能够缓解逆全球化的冲击力、调控经济全球化逆潮的节奏，从而将经济全球化逆潮约束在一定范围内。

虽然共生关系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尚未占据主导地位，但就中国和全球南方之间的关系而言，共生关系已经是重要特质，中国在同第三世界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开展经济合作时就把共生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邓小平在论述中国外交政策时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主要是两句话。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句话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现在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53)中国和全球南方之间的共生关系是在历史中形成的，既是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产物，又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有意识地塑造的结果。

百年大变局是全球南方兴起的历史契机，也是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全球南方兴起之间共生关系的基础。中国的快速发展已经改变并将继续改变世界力量的对比，是百年大变局的重要推动力量，百年大变局也同时意味着世界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日益激烈，这产生了两方面影响：一是世界大国出于战略利益考虑而加强同全球南方的联系，从而使全球南方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世界大国战略竞争的“中间地带”；二是世界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释放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事务的空间，使全球南方国家能够更多地根据自身利益选择立场和开展行动，从而展现出明显的战略自主性。当然，中国既是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又是世界大国战略博弈的参与方，因此中国在同全球南方的关系上“处在一个相对独特的位置”。(54)中国作为新兴世界大国体现的不仅是独立自主地实现现代化的成功经验，而且集中体现着全球南方的共同利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全球南方兴起之间的共生关系将在百年大变局中进一步增强，并且支撑中国和全球南方共同克服百年大变局带来的挑战。

(二)全球南方视角下的共生关系

首先，全球南方是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兴起的，也必然受制于等级性国际结构，而中国为全球南方兴起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战略支持。全球南方兴起冲击了中心地带国家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特别是其战略自主性的增强对国际制度改革产生了巨大压力，但西方国家同样具有维护其主导地位的强烈意愿。实际上，在第三世界向全球南方演化的历史过程中，西方国家从未置身事外，而是竭力分化第三世界、阻挠全球南方的兴起。(55)自全球南方兴起以来，西方国家更是强化了同全球南方的联系以达到分化和拉拢部分国家的目的，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对印度的支持。西方国家着力推动印度成为全球南方的“领袖”，以削弱中国在全球南方的影响力，这与印度的“大国雄心”高度契合；(56)印度则将自身定位为“西南大国”，试图充当南北合作的桥梁，实现“两头取利”的目标。(57)在全球南方内部分化、受西方国家影响而可能出现纷争的情况下，中国能够成为全球南方的“压舱石”，发挥团结全球南方、冲破等级性结构障碍的战略支撑作用。

其次，中国独立自主实现现代化为全球南方实现战略自主提供了条件。战略自主性的增强是全球南方兴起的显著标志，但全球南方的战略自主发轫于世界大国战略竞争激烈化的背景下，且多数全球南方国家长期屈从于西方国家主导的等级性结构，缺乏独立自主的经验。因此全球南方的战略自主带有明显的脆弱性。中国是全球南方中少有的具备长期、丰富的独立自主经验的国家，不仅具有坚实的战略自主性，而且对战略自主性具有以丰富实践经验为基础的深刻理解。“中国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人民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这对中国好，对世界也好。中国的发展成就，是中国人民几十年含辛茹苦、流血流汗干出来的。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素以吃苦耐劳闻名于世。中国人民深知，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中国是一个有着十三亿多人口的大国，想发展就要靠自己苦干实干，不能寄托于别人的恩赐，世界上也没有谁有这样的能力。”(58)中国独立自主实现现代化的经验和成就不仅是中国战略自主性的体现，也构成了全球南方思考战略自主性的历史基础，全球南方对于自身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地位的思考必须置于以美国为支撑的“新帝国主义全球化”和以新兴经济体为支撑的“反霸权全球化”并行的语境中展开。(59)由此可见，在建构和发展战略自主性上，中国为全球南方贡献了重要经验。

最后，全球南方兴起突显出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迫切性，全球南方国家的进一步发展离不开中国的带动。资金、技术与经验的缺乏一直是制约全球南方发展的关键因素，而西方国家作为资金、技术与经验的富有者，在为全球南方提供支持时始终将保障自己的战略利益作为根本考量。因此受制于西方国家提出的各种条件，全球南方国家很难获得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充足资金、技术以及经验。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是能够为其他全球南方国家提供资金、技术以及经验的更好伙伴，以中国为代表的金砖国家组建的多边金融机构和国际合作组织不仅实行更加符合全球南方国家实际情况的金融支持政策，而且更加尊重全球南方国家自身的政治法律系统。(60)与此同时，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实际上是为全球南方提供的公共产品，既有助于推进全球南方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也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将中国与全球南方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以其发展成就惠及全球南方、为全球南方的发展提供机遇，这不仅能够推动中国与全球南方之间的共生关系进一步发展，而且能够弱化西方国家对于南南合作的干扰。(61)

(三)中国视角下的共生关系

首先，在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团结全球南方有助于更好推进世界多极化。为从战略上遏制中国，美国竭力分化中国与全球南方之间的共生关系，试图将中国排挤出全球南方，从而达到利用全球南方服务自身战略意图的目的。约翰·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认为，现代世界体系并不是由中心地带、半边缘地带、边缘地带构成，而是由全球北方、全球南方、全球东方构成，其中俄罗斯和中国属于全球东方。(62)必须高度警惕这种将中国与全球南方分离的观点，实际上中国始终坚定地同全球南方站在一起，代表全球南方的共同利益参与全球治理，并使中国发展更好地惠及全球南方。中国是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和重要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全球南方成为中国“新的战略纵深”，(63)因此有必要优先发展同全球南方尤其是同周边国家的合作。进入21世纪以来，大国竞争激烈化、欧亚大陆多极力量均势化正在成为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新常态”，中国面对国际环境日益增加的不确定性和大国认同窄化的挑战，更需要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包容、共存精神，积极构建全球南方对中国的认同，从价值观念上深入发展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共生关系，进而更紧密地团结全球南方。(64)

其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终实现同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紧密相连，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建立需要中国和全球南方密切合作、共同努力。虽然改革不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中国和全球南方共同的诉求，但西方国家目前仍然是全球治理体系的主导者，要建立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既要尊重全球南方国家的基本关切、扩大全球南方的代表权和话语权，也要照顾到西方国家的核心利益以减少改革的阻力，这就意味着改革全球治理体系必须在保证世界秩序稳定的前提下以协商方式稳步推进“体系内变革”。(65)毋庸讳言，以协商方式推进“体系内变革”从而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一个长期艰难的过程，改革方不仅需要具备政治智慧和战略耐力，还要做到力量壮大、团结一致。中国是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力量，应当同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团结起来，形成足以支撑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力量，中国和其他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共生关系在此过程中将进一步增强。

最后，中国的发展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只有团结全球南方国家才能维护世界和平。大国战略竞争的激烈化意味着世界大国更加注重在“竞争中获得战略优势”，(66)安全问题由此在全球事务中占据突出位置，一些国家推行的“泛安全化”、过度安全化政策进一步增强了世界大国战略博弈的不确定性。守成大国在战略竞争中尽显“零和思维”乃至“负和思维”，(67)局部地区的战乱给和平蒙上阴影，维护世界和平的根本条件在于和平的力量强于动乱的力量，由于西方国家赖以生存的等级性结构开始解体，其不负责任的行动危害世界和平的可能性在增加，全球南方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更显重要。中国和其他全球南方国家都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才能实现发展，应紧密团结起来，才能形成强于动乱力量的和平力量。

五、现代世界体系的结构性转变

全球南方是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兴起的，意味着现代世界体系发生了结构性转变。所谓结构性转变具体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作为现代世界体系组成部分的全球南方发生了深刻变化，以中国为代表的金砖国家发展成新兴世界大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发挥着关键作用；二是作为整体的现代世界体系已经发生深刻变化，西方国家主导的等级性结构开始解体，全球治理体系朝着多中心网络方向重构，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正在形成，文明多样性和文明交流互鉴将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占据突出位置。

(一)现代世界体系在经济层面的结构性转变

现代世界体系建立在资本主义全球劳动分工的基础上，然而现代世界体系并不单纯是一个经济体系，而是包含经济、政治和文明三个层次的复合体系，但现代世界体系内部的发展和变化往往在经济创新与国家兴衰两种标签下发生。(68)经济层面的变化易于被观察到，经济创新带来了全球产业布局和商品价值链重组，一些国家抓住机遇实现了快速发展，另一些国家则落于下风，于是世界经济版图出现大调整。(69)

全球南方国家经济实力增长带来的世界经济版图变化的背后蕴含着更为实质性的内容，即不同于西方的新型现代化道路的形成。全球南方长期以来被视为现代化的后来者，只能模仿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不少国家赶超失败掉进现代化的陷阱。然而，中国的发展成功走出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的“新”不只是体现在与西方国家现代化的不同上，而且体现在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密切联系上。以智能科技为牵引，大规模使用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突出特点。第四次工业革命是贯穿在中国式现代化之中的一条主线，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动力。中国的高端产业自2010年开始快速升级，逐渐对西方国家长期占据的产业链上游形成挑战，中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上已经取得显著成就。(70)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实际上是科技进步的结果，尽管遭到西方国家的封锁，部分关键技术遭遇的“卡脖子”问题尚未完全克服，但中国在各层次科技领域都展现出强劲的国际竞争力。(71)

中国式现代化同第四次工业革命之间存在紧密联系，科技创新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充分说明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实践中得到检验且能够取得巨大成就的现代化模式。中国式现代化是现代世界体系在经济层面发生结构性转变的标志性事件。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为全球南方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方案；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证明世界各国的现代化道路是多样的，全球南方国家能够根据自身条件并借鉴其他国家现代化的经验开创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也影响到中国和全球南方其他国家对于全球化的态度，当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从全球化立场退缩甚至策动全球化逆潮时，中国和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则坚定自信地拥抱全球化。中国不仅坚持推进高水平改革开放，以自身发展为世界发展提供机遇，而且同其他全球南方国家一起通过创建新型国际金融组织、合作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等行动捍卫真正的多边主义。这也是现代世界体系在经济层面发生结构性转变的一个侧面。

新型现代化不仅是一个国家内部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也体现了人类社会整体的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72)当世界各国相信只有一条被实践证明可行的现代化道路时，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将受到限定，在现代世界体系中体现为西方主导的等级性结构导致其他国家不得不模仿西方现代化道路，而中国式现代化突破了现代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强制。新型现代化不是简单模仿西方国家创造的现代文明，而是要在对其进行扬弃的基础上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同人类文明新形态相契合的世界秩序即人类命运共同体。由此可见，中国式现代化以及由其带动的全球南方对于新型现代化的探索实践不仅构成现代世界体系在经济层面发生结构性转变的深刻内容，而且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推动现代世界体系在政治层面和文明层面发生结构性转变。

(二)现代世界体系在政治层面的结构性转变

全球治理体系由单一中心向多中心发展的深刻变革是现代世界体系在政治层面结构性转变的基本内容。以西方国家在政治上支配、经济上剥削广大亚非拉国家为核心内容的等级性结构是现代世界体系的本质特征。虽然联合国建立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基础上，一种主权平等的普遍主义观念在形式上得到接受，但等级性结构并未动摇。全球南方兴起对等级性结构成巨大冲击，中心地带国家再也不能只从自身狭隘利益出发、仅凭自身意志任意处理国际事务和安排世界秩序。如巴里·布赞(Barry Buzan)认为，随着新兴力量的崛起(或回归)，现代世界体系中将存在多个世界大国，而超级大国将失去其支配地位甚至不复存在。(73)换言之，全球南方的兴起使发达国家主导的等级性结构开始瓦解。

取代等级性结构的新结构将是去中心化的国际结构和多中心的全球治理体系，原因主要包括三方面：首先，无论自身意愿如何，美国难以维系单中心的全球治理体系，有学者认为“美国霸权崩溃后，世界将分裂成多个区域性的权力集团”。(74)其次，全球南方并未置身现代世界体系发展和变化之外，全球南方的兴起意味着它已经从一种“边缘反抗的力量”发展为“结构性重塑的力量”，(75)集中体现为全球南方以其战略自主行动“改变了大国兴衰的历史条件，使大国兴衰的历史进程超越了西方世界的历史框架”，(76)所以等级性结构的解体不再是新霸权取代旧霸权的过程。最后，伴随着美国霸权衰落，世界多极化发展更为深入，中等强国在塑造新的国际结构和改革全球治理体系上展现出很强的战略自主性，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世界大国事实上已经成为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一极，世界大国也必须适应“一个被中等强国行动主义重塑的世界”。(77)

其实，全球南方也是一种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兴起的“政治思潮”，而政治思潮是理解世界政治变迁的一种重要路径或研究单元。(78)无论是全球南方国家的战略自主，还是中等强国的战略自主，都是这种政治思潮的核心内容和发展源泉。全球南方国家和中等强国的战略自主同作为一种政治思潮的全球南方在现代世界体系的结构性转变过程中持续相互作用，同作为一种历史运动的全球南方兴起在现代世界体系的结构性转变过程中深度融合，从而成为解释现代世界体系结构性转变的关键变量。去中心化的国际结构与多中心的全球治理体系背后的实质内容便是全球南方国家和中等强国的战略自主，这种战略自主既是形塑去中心化的国际结构和多中心的全球治理体系的推动力，也通过去中心化的国际结构和多中心的全球治理体系将意愿变成实践，进而推动现代世界体系进一步发生更为深入的转变。

去中心化的国际结构意味着全球权力的分散，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单独占据主导地位。去中心化意味着现代化不再局限于一小部分国家而是向全球扩散，作为现代化结果的现代性也不再由西方垄断。(79)同去中心化相伴而生的是地区性秩序的发展和强化。由于缺乏单一的主导性力量，世界大国倾向于立足地区的合作和整合，发展强化地区性的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因为地区性制度不仅更加贴近地区的实际需求，能够更好地应对地区内的挑战和问题，而且能够弥补全球性制度的失灵，为地区治理提供更加有效的解决方案。(80)当然，地区性秩序的发展和强化并不意味着世界将重新变成一个相互隔离、封闭的碎片化世界，地区是同其他政治行为体有着多种联系的“多孔化的地区”，(81)经济全球化进程塑造的全球多边机制仍在发挥作用，不同地区性秩序之间是开放的，在全球多边机制的作用下发生广泛互动，整个世界依然是相互联系的。(82)地区性秩序仍然深嵌于全球网络，它是在现代世界体系去中心化的过程中顺应多极化发展的产物。

多中心的全球治理体系是由多极化支撑的更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现代世界体系的去中心化不等于无中心，单一国家的霸权和主导地位不复存在，多个中心崛起意味着各国必须共同承担全球治理的责任。实际上，全球治理的任务已经非常繁重，全球治理的困境实际上说明单一中心的全球治理体系无法满足全球治理的需要，只有世界大国共同承担起全球治理的责任才能克服全球治理的困境、有效推进全球治理。全球南方兴起使多中心的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性更为突出，因为全球南方兴起不只是说全球南方作为具有战略自主的力量参与全球治理即“南方全球化”，而且是说全球南方存在的治理难题也成为全球事务中的关键议题、构成全球治理的严重挑战即“全球南方化”。(83)在现代世界体系出现多极化与全球治理困境制约世界共同发展的作用下，以多极化为支撑形成多中心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必然。多中心的全球治理体系的有效运转取决于多中心即世界大国之间的合作，而实现大国合作的机制只能是协商，即依托联合国并在《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上，以协商达成共识、通过协商实现领导、用协商重塑国际关系。(84)

(三)现代世界体系在文明层面的结构性转变

非西方文明的复兴以及文明的多样性共存是现代世界体系在文明层面结构性转变的基本内容。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文明层面上的变化是政治层面上变化的接续，比政治上变化更为深刻。全球南方兴起带来的文明层面的变化更加显现出现代世界体系结构性转变的深度和重要性。

文明多样性共存一直都是人类文明的常态。中心地带的国家却依靠其在现代世界体系的主导地位，试图以西方文明为标准改造其他文明、抹杀文明多样性。全球南方兴起则为世界多样性共存奠定了根本基础，中华文明与印度文明等非西方文明都在现代化上取得重大成就，并且都在独立自主地将文化传统同现代化进程有机结合起来。

中心地带国家率先形成现代文明即西方文明，但西方文明只是一种特殊的文明。在西方国家强势地位的支撑下，西方文明获得了一种“普遍文明”的假象。“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随后几个世纪向全球的扩展以及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征服，这种被西欧核心区国家创造的‘特殊文明’逐渐被普遍化，并越来越被认为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文明’”。(85)其实，西方文明尽管以“普遍文明”自居，但其核心要义更在于垄断优越地位。从表面来看，西方文明为世界上其他文明提供了现代化的示范，但它实际上并不相信世界上其他文明能够通过学习西方文明从而成为其中的一员，现代世界体系的等级性结构将落后国家锁定在原位置上则确保了这一点。如果有国家通过模仿西方实现了现代化，西方国家就将文明的内涵缩小到宗教和人种上，即只有信仰基督教的白人国家才是文明的。(86)换言之，西方文明不仅要建立一种固化的等级性秩序，而且要在其中垄断性地占据优先地位。

虽然从实质上讲西方文明并不相信世界上其他文明能够变成西方文明，但却积极干涉改造其他文明，以西方文明作为定义标准，剥夺其他文明的主体性，将文明划分成不同等级，最终将其纳入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秩序。西方文明大肆干涉与改造其他文明恰恰是维持其优越地位的条件。西方文明的扩张严重损害了世界多样性文明的共存。沃勒斯坦指出，第三世界如果抵制西方文明则难以获得现代文明的利好，如果接纳西方文明就会放弃自己以前的文明且无法真正被西方文明接纳，于是处于一种无论是拒绝还是接受西方文明都会遭受损失的两难境地。(87)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西方文明在过去几百年里一直占据优势地位，但“基于西方中心的文明等级观既无视文明多样性的客观事实，也不理解多元文明的价值意义，更无法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正确指引”。(88)当然，西方文明的扩张不可能消除多样性文明之间的差异性，更不可能消灭多样性文明，以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兴起为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存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强大的政治支撑。

中国不仅以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而且在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一种新方案的同时也鼓舞着它们独立自主地创造同自身文化传统相契合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文明是历史的产物，虽然文明有兴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出现占据优势地位的文明，但“从文明的角度出发，会发现这个世界一直是个‘多’的世界，没有一种文明能够凌驾于其他文明之上，没有一种原生文明不是在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成长扩大的，没有一种文明可以自大到以自己的价值体系取代其他文明的价值体系”。(89)世界是由多样性文明构成的，历史的发展能够为其他文明提供机会，强势的西方文明纵使能够一时压制其他文明，却不可能长期不变，全球南方的兴起就预示着西方中心主义的单一文明和普遍主义价值的去中心化，(90)从而使世界重新回到多样性文明共存的正常状态。

现代世界体系在全球南方兴起的基础上已是多样性文明共存的现代世界体系。在多样性文明共存的现代世界体系中，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实现多样性文明共同繁荣的根本途径：“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91)对全球南方而言，文明交流互鉴至关重要，只有文明交流互鉴才能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从而推动人类文明向更高层次发展。文明交流互鉴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是“文明交流互鉴应该是对等的、平等的，应该是多元的、多向的，而不应该是强制的、强迫的，不应该是单一的、单向的”。(92)中国在文明交流互鉴中肩负重大责任，现代世界体系在文明层面发生的结构性转变不只是形成多样性文明共存的状态，而且要使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成为世界潮流。

“‘世界大国’是引领时代潮流的国家，它们开启新时代，成为被模仿的榜样……而新的‘世界大国’最主要的特征一定是引领了新的潮流。换句话说，新出现的‘世界大国’体现出新的世界潮流所带来的新的世界变化的特点，而这些特点恰恰是新时代的标志。”(93)中华文明以延续性、包容性、创新性、统一性与和平性为突出特点，其中兼容并蓄、在和平演进中创新是中华文明能够绵延至今的重要原因。(94)中华文明的特点与文明交流互鉴、文明多样性共存是高度契合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顺应世界新的潮流，中国将在引领世界潮流中占据关键位置，从而完成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使命。与此同时，现代世界体系在文明层面的结构性转变将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巩固，并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引领的文明交流互鉴中走向更深刻的变化。

六、结论

全球南方是现代世界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它并非内涵不明、轮廓不清的群体，第三世界是全球南方的前身，全球南方是第三世界的新形态，只有从现代世界体系出发才能获得对于全球南方的完整准确解释。全球南方兴起是现代世界体系演化的产物，以中国为代表的一部分国家在现代化上取得重大成功是全球南方兴起的现实基础，而百年大变局下世界大国战略竞争的加剧是全球南方兴起的历史契机，全球南方兴起是现代世界体系发生结构性转变的重要内容，现代世界体系发生结构性转变则是全球南方兴起的突出意义。

全球南方是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兴起的。一方面，现代世界体系因为全球南方兴起而发生了关键变化，西方国家主导的等级性结构开始瓦解；另一方面，现代世界体系通过自身的变化得以延续，文明多样性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将成为现代世界体系演化的历史动力。现代世界体系所具有的结构性强制在效果上是有限的，全球南方在战略自主性引导下能够突破现代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强制，从而以结构性转变的方式推动现代世界体系进一步演化。

在全球南方兴起、现代世界体系发生结构性转变的时代条件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全球南方兴起之间的共生关系对于全球事务和世界秩序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多中心的全球治理网络必须以两者间的共生关系为重要支撑，世界文明多样性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有赖于两者间共生关系的深入发展。中国作为新兴世界大国的历史责任在此过程中愈加彰显，中华文明将以其现代化成就惠及全球南方，并推动现代世界体系的结构性转变向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方向深化。

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注释：

①参见"After Vietnam-What?" Worldview,Vol.13,No.1,1970,pp.3-4。

②当然，全球南方中的确存在着特殊国家，本文对于全球南方的理解以及由此形成的理论解释并不足以涵盖特殊国家；但整体而言，特殊国家对本文提供的理论解释挑战有限，绝大多数亚非拉国家的历史经验符合本文的理论解释。

③Sebastian Haug,Jacqueline Braveboy-Wagner and Gunther Maihold,"The 'Global South'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Examining a Meta Category," Third World Quarterly,Vol.42,No.9,2021,pp.1923-1944.

④当然，现代世界体系中的支配和剥削不同于现代国家内部以正式法律确定的支配和剥削，前者具有更多的间接性、隐蔽性和迂回特点，既在形式上适应了各国之间主权平等的国际原则，又不会影响到现代世界体系的等级性结构。参见戴维·莱克著，刘丰译：《间接统治：美国国际等级制的缔造》，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第8-11页。

⑤Laura Trajber Waisbich,Roychoudhury Supriya and Sebastian Haug,"Beyond the Single Story:'Global South' Polyphonies," Third World Quarterly,Vol.42,No.9,2021,pp.2086-2095.

⑥Kevin Gray and Barry K.Gills,"South-South Cooper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Global South," Third World Quarterly,Vol.37,No.4,2016,pp.557-574.

⑦马立明：《“全球南方”的历史传播：“南方元话语”与阐释共同体的建构》，载《云南社会科学》，2025年第2期，第169页。

⑧事实上，向全球进行殖民扩张本身就构成西方国家最终完成工业革命的条件。

⑨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尤来寅等译：《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62—463页。

⑩Alfred Sauvy,"Trois mondes,une planète," L'Observateur,August 14,1952; Ted C.Lewellen,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ird World,Bergin & Garvey,1995,p.3.

(11)勒芬·斯塔夫里阿诺斯著，迟越等译：《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7页。

(12)陈明明：《“不发达”与“欠发达”：历史与结构》，载《复旦政治学评论》，2007年第5辑，第112页。

(13)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著，王玫等译：《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27页。

(14)部分持依附论的学者提出“脱钩”的主张，其核心思想是第三世界要想摆脱中心地带支配和剥削的命运，只有同中心地带“脱钩”即脱离现代世界体系。显而易见，脱离现代世界体系谋求发展是不切实际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置身全球化浪潮之外实现发展和自主。因此，“脱钩”论不能视作对第三世界战略自主的理性思考。

(15)《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1—442页。

(16)俞沂暄：《关于中国发展中国家身份的探讨》，载《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13年第12辑，第88页。

(17)姜安：《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政治考量与时代价值》，载《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第4—26页。

(18)所谓“过渡阶段”是指发展中国家本质上仍然是第三世界，同样是现代世界体系中被中心地带支配和剥削的国家群体，但是第三世界通过转变成发展中国家奠定了全球南方兴起的一些关键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上取得了重大成就，经济实力大为增强。

(19)费海汀：《“全球南方”概念历史溯源与俄罗斯应用》，载《俄罗斯研究》，2024年第6期，第71页。

(20)W.W.罗斯托著，郭熙保、王松茂译：《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11页。

(21)Robert O.Keohane,"Lilliputians' Dilemmas:Small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23,No.2,1969,pp.291-310.

(22)Robert O.Keohane,"Understanding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in Easy and Hard Time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Vol.23,2020,p.13.

(23)沈陈：《南北之间：发展中国家地位的政治经济逻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5年第8期，第96—120页。

(24)Arif Dirlik,"Global South:Predicament and Promise," The Global South,Vol.1,No.1,2007,pp.12-13.

(25)吕新雨：《作为第三世界的“延安道路”与新的世界史》，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2年第7期，第62页。

(26)殷之光：《全球秩序研究的理论贫困与现代化多样性的实践——一个全球南方的视角》，载《社会科学》，2024年第8期，第99—113页。

(27)Immanuel Wallerstein,The Decline of American Power:The U.S.in a Chaotic World,New Press,2003,p.269.

(28)World Bank Group,"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Washington,D.C.:World Bank,June 2023.

(29)Siddharth Tripathi,"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Global South':From Epistemic Hierarchies to Dialogic Encounters," Third World Quarterly,Vol.42,No.9,2021,pp.2039-2054.

(30)黄超：《国际政治经济学视域下“全球南方”的时代内涵——兼论中国的战略应对》，载《世界经济研究》，2023年第9期，第5页。

(31)门洪华：《“全球南方”的兴起与国际博弈的新图景》，载《教学与研究》，2024年第1期，第106页。

(32)Walter D.Mignolo,"The Global South and World Dis/Order,"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Vol.67,No.2,2011,pp.165-188.

(33)张蕴岭、张丽娟：《百年大变局下“全球南方”国家的战略选择》，载《国际问题研究》，2024年第5期，第51页。

(34)William H.Riker,The Theory of Political Coalitions,Yale University Press,1962,pp.32-33.

(35)汪仕凯：《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剩余国际分配与政治转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4期，第143—149页。

(36)Ruth E.Gordan,Development Disrupted:The Global South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22,p.70.

(37)赵可金：《全球南方与中国外交的新议程》，载《国际政治研究》，2023年第6期，第100页。

(38)需要说明的是，在全球南方中的确存在疏离于全球化进程的特殊国家，但不等于说这些特殊国家完全隔离于全球化，而只是表明它们隔离于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并且这种隔离恰是由现代世界体系的等级性结构或者说是由西方国家的行为导致的。

(39)徐秀军、沈陈：《“全球南方”崛起与世界格局演变》，载《国际问题研究》，2023年第4期，第65页。

(40)杨慧：《“全球南方”的兴起、分化与中国的选择》，载《外交评论》，2024年第2期，第8页。

(41)Eduardo Gudynas,"Beyond Varieties of Development:Disputes and Alternatives," Third World Quarterly,Vol.37,No.4,2016,pp.721-732.

(42)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数据，至2025年，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是已经占到全球的60.9％；进入21世纪以来，除去新冠疫情期间，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率明显高于发达国家，并且这种趋势有望继续保持。参见"IMF Data:World Economic Outlook(WEO)," http://gfffydc248c2b5048428cs6fxf5w66fnb06x9w.fffy.dali.zssgdsb-85176920tsgjnz.com/en/Data％20Explorer? datasetUrn=IMF.RES:WEO(9.0.0) &dataPresentation=H_WEO_PROJECTIONS。此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中日益扮演着关键角色，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数据显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制造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经从2000年的20％升至2024年的45％，其在全球中间产品中所占的份额也从2002年的26％升至2022年的约50％。参见Global South Research Center,"Global South Development Acheivements and Challenges," http://gfffy099be039992f4ea1s6fxf5w66fnb06x9w.fffy.dali.zssgdsb-85176920tsgjnz.com/wp-content/uploads/2025/09/2_GS-Report％E6％9C％80％E7％BB％88％E8％B0％83％E6％95％B4％E7％89％88。

(43)张夏准著，蔡佳译：《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71—178页。

(44)Michael Zürn,"The Politicization of World Polities and Its Effects:Eight Propositions," 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6,No.1,2014,p.63.

(45)John W.McArthur and Eric Werker,"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11,No.2,2016,p.161.

(46)G.John Ikenberry,Liberal Leviathan:The Orgins,Crisis and Transi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pp.35-47.

(47)Alfred Lopez,"Introduction:The(Post) Global South," The Global South,Vol.1,No.1,2007,pp.1-11.

(48)王明国：《“全球南方”与国际制度改革》，载《国外理论动态》，2024年第4期，第125—126页。

(49)相关论述可参见门洪华：《“全球南方”的兴起与国际博弈的新图景——兼论中国的战略应对》，载《教学与研究》，2024年第1期，第104—113页；门洪华、俞燕芳：《“全球南方”框架下的新时代中国—发展中国家关系》，载《国际观察》，2024年第1期，第67—93页；门洪华、徐博雅：《应对“全球南方”崛起的大国战略比较：以美日印俄为例》，载《国外理论动态》，2024年第4期，第131—143页；门洪华、王文琦：《争取“中间地带”：理论探索、战略实践与中国取向》，载《社会科学》，2024年第9期，第116—134页；赵可金：《全球南方与中国外交的新议程》，载《国际政治研究》，2023年第6期，第92—111页；陈积敏、王寅鸽：《美国等西方国家“全球南方”战略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载《国外理论动态》，2024年第4期，第144—154页；陈积敏、王寅鸽：《美西方对“全球南方”的认知与反应》，载《现代国际关系》，2024年第8期，第121—140页；王明进、钟文韬：《欧洲与“全球南方”关系的历史演进与现实期待》，载《国外理论动态》，2024年第4期，第155—163页；李小云、徐进：《全球南方能否成为中国新的战略纵深？》，载《文化纵横》，2023年第2期，第38—46页；张佳：《美西方对“全球南方”的政治操弄与中国应对》，载《国际关系研究》，2024年第6期，第47—67页；许子健：《日本对“全球南方”国家崛起的反应及政策取向》，载《国际关系研究》，2025年第2期，第23—41页。

(50)共生是一个源于生物学的概念，有学者将其引入国际关系研究中来表述不同行动者之间的特定关系状态，但对于共生的具体内涵则存在着多种解释。从广义角度来说，共生既包括以主体平等为主要特征的“互利共生”，又包括以不平等为主要特征的“偏利共生”和“寄生”；而从狭义角度来说，共生指的是以主体平等为主要特征的“互利共生”。当然，在国际关系现实中，以平等为主要特征的共生和以不平等为主要特征的共生多以混合的状态存在。本文采用狭义角度，即以主体平等为主要特征的“互利共生”，因为“互利共生”符合中国与全球南方之间关系的实际。

(51)苏长和：《从关系到共生——中国大国外交理论的文化和制度阐释》，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期，第24页。

(52)苏长和：《从关系到共生——中国大国外交理论的文化和制度阐释》，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期，第10页。

(5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54)陈岳等：《百年大变局下的“全球南方”》，载《拉丁美洲研究》，2024年第6期，第13页。

(55)汪仕凯：《第三世界的政治主题转换及其对世界政治的影响》，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2期，第4—37页。

(56)王健、邹小婧：《大国战略竞争背景下印度在“全球南方”的进取态势和现实制约》，载《国际关系研究》，2025年第2期，第3—22页。

(57)Andrew F.Cooper,"Between Rewards and Risks:India as Host of the 2023 G20 Summit," India Quarterly: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79,No.4,2023,pp.476-487.

(58)《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9页。

(59)M.D.Litonjua,"The 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Is the Term Still Meaningful and Useful?" Journal of Third World Studies,Vol.31,No.1,2014,pp.101-127.

(60)Kevin Gallagher and Fei Yuan,"Standardiz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A Comparison of Development Banks in the Americas," Journal of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Vol.26,No.3,2017,pp.243-271.

(61)Kishore Mahbubani."Asia's Third Way:How ASEAN Survives and Thrives amid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Foreign Affairs,Vol.102,No.2,2023,pp.130-141.

(62)G.John Ikenberry,"Three Worlds:The West,East and South and the Competition to Shape Global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100,No.1,2024,pp.121-138.

(63)李小云、徐进：《全球南方能否成为中国新的战略纵深？》，载《文化纵横》，2023年第2期，第38—46页。

(64)刘德斌：《战后80年：世界历史的转折与回归》，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5年第8期，第3—24页。

(65)周桂银：《全球南方崛起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以国际规则和制度为例》，载《国际观察》，2024年第2期，第97—129页。

(66)Tanja A.Borzel and Michael Zürn,"Contestations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From Liberal International Multilateralism to Postnational Liber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75,No.2,2021,pp.228-305.

(67)钟飞腾：《“泛安全化”世界的生成与“全球南方”的战略选择》，载《外交评论》，2025年第2期，第92—121页。

(68)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24年版，第93页。

(69)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2024年七国集团经济总量约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28.387％，金砖11国的经济总量占比已超过七国集团，约为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39.843％，这体现出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持续提高。参见"GDP,PPP(Current International ＄)," http://gfffy313ba93c5eb741des6fxf5w66fnb06x9w.fffy.dali.zssgdsb-85176920tsgjnz.com/indicator/NY.GDP.MKTP.PP.CD。

(70)李怀印：《中国的现代化：1850年以来的历史轨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第17页。

(71)高柏：《把脉：全球巨变与中国经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年版，第117页。

(7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2025年版，第18页。

(73)Barry Buzan,"A World Order Without Superpowers:Decentred Globalis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5,No.1,2011,pp.3-25.

(74)理查德·拉克曼著，郦菁、张昕译：《国家与权力》，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62页。

(75)王明国：《从边缘性反抗到结构性重塑：“全球南方”与国际秩序转型》，载《太平洋学报》，2024年第5期，第15—30页。

(76)刘德斌、李东琪：《“全球南方”研究的兴起及其重要意义》，载《思想理论战线》，2023年第1期，第90页。

(77)Ivan Krastev,"Middle Powers Are Reshaping Geopolitics," Financial Times,November 18,2022.

(78)杨光斌：《政治思潮：世界政治变迁的一种研究单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9期，第24—40页。

(79)巴里·布赞、乔治·劳森著，崔顺姬译：《全球转型：历史、现代性与国际关系的形成》，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50—251页。

(80)杨慧：《“全球南方”的兴起、分化与中国的选择》，载《外交评论》，2024年第2期，第15页。

(81)彼得·卡赞斯坦著，秦亚青、魏玲译：《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和欧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

(82)阿米塔·阿查亚著，姚远、叶晓静译：《建构全球秩序：世界政治中的施动性与变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84页。

(83)耿协峰：《比较地区主义视角下“全球南方”崛起的实践逻辑》，载《太平洋学报》，2025年第2期，第1—13页。

(84)汪仕凯：《新中心国家与世界秩序转型：中国复兴的世界政治意义》，载《社会科学》，2022年第3期，第3—19页。

(85)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修订本)，第190页。

(86)Cemil Aydin,The Politics of Anti-Westernism in Asia:Visions of World Order in Pan-Islamic and Pan-Asian Thought,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7,pp.40-41.

(87)Immanuel Wallerstein,Geopolitics and Geoculture:Essays on the Changing World-Syste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217.

(88)吴志成：《全球文明倡议的核心要义与推进路径》，载《国际问题研究》，2023年第4期，第18页。

(89)苏长和：《共生型国际体系的可能——在一个多极世界中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9期，第13页。

(90)杨娜、万雪妮：《以金砖机制助推“全球南方”发展的可行性分析》，载《东北亚论坛》，2024年第4期，第111页。

(91)《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97页。

(92)《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二卷)，第197页。

(93)钱乘旦：《风起云飞扬：钱乘旦讲大国崛起》，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392页。

(94)邢广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建的国际视野——以中华文明突出性为视点》，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4年第5期，第3—24页。